據說《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來流傳最廣的古琴曲，現存的琴譜就達五十余種。與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無膾炙人口的典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載于明代崇禎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這樣解題《平沙落雁》：

　　“蓋取其秋高氣爽，風靜沙平，云程萬里，天際飛鳴。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通體節奏凡三起三落。初彈似鴻雁來賓，極云霄之縹緲，序雁行以和鳴，倏隱倏顯，若往若來。其欲落也，回環顧盼，空際盤旋；其將落也。息聲斜掠，繞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應，三五成群，飛鳴宿食，得所適情：子母隨而雌雄讓，亦能品焉。”這段解題對雁性的描寫極其深刻生動。全曲委婉流暢，雋永清新。

　　按說崇禎七年的時代，正是明朝飽受內憂外患困擾的時代。朱明王朝王祚將盡，天下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此時刊印《古音正宗》，也許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題文字意趣昂然，并無半點憂天憫地的情緒在內。也許“借鴻鴣之遠志，寫逸士之心胸也”兩句，正是中心點題之句，以示儒家倡導的“貧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隱士，指隱居山林的讀書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從現實急流中退卻下來的文人，在山林、田園中找到了最后的棲身之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的說法。中國歷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國隱逸文化影響甚深。逸士雖“處江湖之遠”，但社會影響力有時并不弱于“居廟堂之高”者。

　　最早的隱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商朝的伊尹曾隱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隱于山野。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隱士層出不窮。漢代以后，隱士的身份已經有了明確的定義，一般指那些不與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響力的人。三國魏晉時代是隱逸最盛行的時代，士人“以高隱為貴”，諸葛亮、陸機、王猛、謝安等歷史名臣都曾有過隱逸的經歷。

　　真正的隱士應該“只釣鱸魚不釣名”，但是，漸漸地，自魏晉以降，隱逸卻有極端化、世俗化的傾向。隱士中的一些人，他們不但“釣名”，而且“釣利”。他們把隱逸做為獲取名譽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當權者，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刻意逢迎隱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隱”充“高隱”。

　　《晉書·列傳第六十九》記載，隆安二年(399年)，東晉權臣桓玄（桓溫之子）發動叛亂，把持了東晉朝政。自魏晉以來歷代都有隱士，偏偏當時卻一個也沒有。桓玄覺得很沒面子。為獲得禮賢下士的名聲，他趕緊派人找來了西晉著名隱士皇甫謐的六世孫皇甫希之。先讓皇甫希之隱居山林，由桓玄資助各種費用。然后桓玄下召將皇甫希之征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辭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為“高士”。此事傳為舉世笑談，時人戲稱這種隱士為“充隱”。

　　另一個極端的例子，見于唐代劉肅編的《大唐新語·隱逸》。唐時的盧藏用考中進士后，特地隱居終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與當時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遺，時人稱之為“隨駕隱士”。另一個隱士司馬承禎嘗被召，將還山，盧藏用指著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司馬承禎慢慢道：“以在下看，這是仕官的捷徑啊。”這就是人們所稱的“終南捷徑”。此時隱逸已成為一條做官捷徑了。

　　士人的隱逸，根據其價值取向，大致可分為儒之隱和道之隱。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則進，天下無道則隱。儒之隱者大都抱有“兼濟天下”的抱負。而道之隱則無任何功利目的，通過遁世來使心靈獲得最徹底的明澈和寧靜。對于那些既有從政經歷又有隱逸經歷的人來說，其隱逸分為仕前隱和仕后隱，即先隱后仕和先仕后隱。《平沙落雁》所表現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雖身處隱逸之地，猶胸懷“鴻鵠之志”，應屬于儒之隱和仕前隱。

　　真正做到徹底的隱逸，談何容易。自古以來，象陶淵明、謝靈運一樣純正的逸士少之又少。古代大多數的逸士，或為世情所困，或因言獲罪，最終歸隱山林，潛居幽廬，也許不過是為世人做出的一種姿態而已。他們表面上超脫，但內心里也許從未平靜過。

　　從這個角度來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對懷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勵志，和對因言獲罪而退隱山林者的慰藉。

　　《平沙落雁》古琴十大名曲之一。明朝此曲稱《雁落平沙》。曲調悠揚流暢，通過時隱時現的雁鳴，描寫雁群降落前在空際盤旋顧盼的情景。最早刊于明代《古音正宗》（1634），又名《雁落平沙》。自其問世以來，刊載的譜集達五十多種，有多種流派傳譜，僅1962年出版的《古琴曲集》第一集收入了六位琴家的演奏譜，關于此曲的作者，有唐代陳立昂之說；宋代毛敏仲、田芝翁之說，又有說是明代朱權所作。因無可靠史料，很難證實究竟出自誰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