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魏晉六朝社會的動蕩、政治的松弛，導致了思想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由，主體價值得到肯定。魏晉六朝“人生的主題”成為文藝的時尚，人物品藻為文藝批評提供了參照。魏晉六朝文學藝術追求“形式美”，使個性得到展示，書法品評方為可能并具有意義。魏晉六朝文藝繁榮，文藝批評也隨之活躍。

　　【關鍵詞】六朝文化；書法批評

一

　　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這樣一個事實：六朝之前，中國書法史上還沒有一篇完全的書法品鑒批評文章。后漢趙壹的《非草書》，間有對當時書家的評論，但在嚴格的意義上，它只是一篇從儒家“尚用”正統思想角度，否定“非所以弘道興世”之草書的“書體論”，而且由于它實際上對書法的發展起著阻撓的作用，使它走向了藝術的反動。之后，書法文章多為文字論、書體論、書勢論、技法論，一直與批評無緣。稍稍具有批評意味的文章是王羲之的《自論書》，然而，不只是因為這篇文章被疑為偽托，更為遺憾的是，似乎為了顯示那種“不激不厲”的儒雅，王氏把自己與鍾繇、張芝作了含蓄的優劣比較，準確地說，這種比較的批評性格顯得太弱了。我們也曾驚奇地發現葛洪《抱樸子》中有評中州書家“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云”，很有品評的風味在，然而，片言只語僅僅是表示出一個哲人對書法的光顧。

　　——但這或許就是“胎動”，它昭示著新生命的即將誕生。

　　南朝，書法批評終于出現了，而且在出現伊始便神采飛揚，令今天的人們讀來也會欣賞不已。晉宋之際羊欣的《采古來能書人名》、宋朝虞和的《論書表》和王僧虔的《論書》等，皆有評述書家的精彩內容；其中更具有經典意義的是梁朝袁昂的《古今書評》、蕭衍的《古今書人優劣評》和庾肩吾的《書品》，直可視為書法批評的專著。

　　六朝書法品評的出現無疑是一個值得重視又頗能玩味的現象，研究這一現象的發生，應該是極有意義的。當代學者陳振濂教授認為，“品評方法的出現是書法批評史上最值得一談的內容，因為它作為方法的意義幾乎影響了幾千年歷史的全過程”，⑴盡管我們常常認為這種影響并不都是正面肯定的。

　　本文擬就六朝書法品評產生的相關文化立體背景，略作一二陳述。有必要說明的是，我們的討論不得不把對歷史的回顧逆溯到魏晉時期，這不光是從歷史自然延續發展上所作的考慮，同時，南朝歷史之短暫和政權更迭之頻繁，表明了這一時期不過是魏晉歷史發展的接續；尤為重要的是，中國的思想和文化，發展到魏晉時期，曾經閃爍出奪目的異彩，稍微留心后世文化史的研究，就可以看到，人們徜徉于歷史長河，每每行至這個不同尋常的時期，總要留步沉緬一番，流連一番。我們對六朝文化的考察，無疑要將魏晉放在前提位置上。

二

　　然而，回顧魏晉六朝的歷史，卻讓我們的感情經受了一次尷尬。我們或許情愿從秦皇的威武中領略“刻石”的莊嚴，從漢帝的雄強中欣賞“碑碣”的輝煌。而魏晉六朝卻是這樣的一個特別的時代：政治混亂，民族紛爭，戰亂頻仍，豪強割據，內訌疊起，三百六十余年內江山數易其主，社會的秩序顯示著混亂和潰散。但出人意料的是，恰恰由于政權更替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政局的動蕩，竟導致了意識形態呈現著我們今天所愿意看到的情景——沒有標準的制約，沒有權威的統轄，漢代統治者尊為“官學”的儒家思想，無奈地失去了“獨尊”的地位，經學和讖諱受到致命的沖擊，道、佛哲學吸收進來，“無為”、“自然”、“虛淡”的“老莊”思想適應著當時的精神需求，受到崇奉，中國哲學中最具有誘惑力的“玄學” 應運而生；被壓抑的先秦諸子學說有再起之勢，撰文著書、評議論辯之風盛行天下，思想界呈現著自由開放的局面。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和晉人的美》一文中寫道，這是一個“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的大自由”的時期，是“中國周秦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學時代”。（2）

　　在這個思想解放的過程中，我們越來越看出先賢們對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的關懷，他們留下的文學作品中，一脈相承的憂生之嗟愈演愈烈。《古詩十九首》和“蘇李詩”，因創作年代的不確姑且不論，從“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賢”，直至王羲之、陶淵明、謝靈運，無不對生命之短暫、人生之多舛而大發感慨。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詠出了他們共同的喟嘆。郭沫若先生提出，這是一種“達觀”主義,它“建立在對于宇宙及人生透徹了解的基礎之上”；（3）魯迅先生把這種表現稱之為“尚通脫”，他滿懷景仰地說：“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么便說甚么的文章”。（4）我們說這是一種哲學精神，它“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反省到人生的究竟”。（5）在這些通常被人們視作消極甚至頹廢的感嘆中，我們真切地讀到其中蘊藏的對人生的留戀和對人性的思索。余英時先生指出，這種“對個體自我之生命與精神之珍視”，觀照了魏晉“士大夫內心之自覺”。（6）

　　生命意識覺醒中的感喟詠嘆，表現了對個體的注視和關切，個體存在具有了價值。這讓我們記起一個大家都曾經注意到的現象——書法史上對魏晉之前書家記載極少，可謂寥寥無幾。而到了魏晉六朝，竟是書家潮涌，“眾美森然，往哲來賢”，特別是千古供奉的“書圣”王羲之的出現，使我們總是把這一時期的書法藝術視為文化史巡禮的一個大站，“唐詩晉字漢文章”便是這一現象的現成說法。究其原因，魏晉六朝書家輩出亦為實在，但更主要的是，魏晉之前，人們僅僅注意書寫內容所要表達的意義，并不關心作為書寫者的“書法家”，流傳下來的碑刻簡牘多不記書寫者之名，實用的書寫導致了書法創作主體價值的喪失。書家被忽略了，躋身于工匠之列。這一現象，是在魏晉“人的覺醒”中主體地位得到提高后發生改變的。

　　思想開放，精神自由，人格獨立，由此而帶來的主體價值的確立，使魏晉六朝在中國文化史上，成為極有分量的一頁，也是我們的討論不可省略的基礎背景。

三

　　“人的覺醒”的外在表現形式是文學和藝術的自覺。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提出：“用近代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魏晉六朝的文學藝術，突出地表現了一種自覺精神，于是，中國文化史上一系列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事件發生了——

　　首先，我們可以覺察到“人生的主題”成為文學和藝術的時尚。正始年間，晉謀代魏、政局險惡，士人崇尚“老莊”虛無、任誕、放達，尋找精神的寄托，金聲玉振的“正始之音”，成為“玄學”思潮的揭幕式。“清議”之士目擊衰亂，轉為“清談”，從議論政事轉向品鑒人物。“個性之自覺又可征之于其時之人物評論”。（7）以魏劉劭《人物志》為先啟，晉皇甫謐《高士傳》、裴啟《語林》、郭澄之《郭子》等，開始擺脫了人物評議的倫理禮法的限定，注意到品評對象的儀容、精神、風度，從審美的角度肯定人格，欣賞個性人格之美。生命的涵義在這里得到解讀，個性的價值得到尊重。而劉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則將新的文學體裁——“清言小說”推土了頂峰，《世說》中對魏晉名士綽約風采的描述，語言簡約玄淡，雋永傳神。“清言小說”品藻人物的“人格形容”方式和“比況”語言，“風骨”、“形神”等美學概念，成為當時文藝批評不可缺少的參照。以致宗白華先生要大發感慨，“中國美學竟是出發于‘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范疇、形容詞，發源于人格美的評賞”。（8）試比較《世說》與同時代的幾種文藝批評著述語言現象，便能覺察出其中的淵源。“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把人與自然物象聯系，擬物化地表達人的面貌品格；“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詩品》），以物象喻詩作，完成詩的欣賞；“鐘繇書如云鵠游天，群鴻戲海”、“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古今書人優劣評》）、“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古今書評》），在這里，自然、人與書法互相感應著，渾為一體，這種“通感”式品鑒，意味著品評者對書法美感的理解，肯定了審美主體的接受意識；同時，以具象形容闡釋書法意象美，確實具有著非凡的概括力，在把握了風格個性的基礎上，借助現象描述，啟發欣賞者的感覺和想象，為書法的抒情欣賞提供了方法；尤其是《古今書評》，多把書法喻人，從人的形象和精神中尋找書法的意境美，賦予書法生命涵義和審美色彩，比《世說》等文學理論作品中的物象模擬又明顯的前進了一步。

　　其次，是“為藝術”觀念傾向中的對形式美的極端追求。曹丕提出了“文章之無窮”，認為文章可以使“聲名自傳于身后”（《典論·論文》），這種文學功用的肯定，實際上具有了一定的哲學意義，意味著文藝作品成為生命的延伸，改變了先前文學附屬于政治，文學家沒有獨立身份的狀況。自此，開始出現刻意為文精心抒寫個人情感的文學家。他們首先從文章形式上尋找反對儒學經典的突破口，這正是“修辭主義”產生的契機。魏晉六朝，文學家“儷采百家之偶，爭價一句之奇”，追求文章辭藻的華麗，向經世致用、附庸功利的經術儒學發起了沖擊。繪畫藝術發展到這一時期，開始注重情趣的把玩。趨于老莊“自然”觀，山水自然美的發現，欣賞自然超然玄遠意趣的發生，使畫家筆下的山水開始脫離附庸于人物的背景而獨立，并開始繪制山水置于壁而“臥以游之”；創白描人物和“一筆畫”，以逸筆草草的簡化形式，追求純粹的“線”的筆墨趣味。這種高于生活的提煉，游離于對自然的機械再現，將繪畫提高了一個層次，畫家所表現的世界已經忽視了自然客觀的物象，創作者開始成為畫中世界的造物者，技巧成為不受物象拘滯的純粹的藝術語匯。這正是“文人畫”發展的起始，它無疑增強了中國畫的藝術生命，成為中國畫的藝術精神。始有士人繪扇，隨手把玩，使繪畫具有了優雅的賞玩性質和獨立的藝術品格，我們仿佛看到魏晉士人超然不群、論道談玄的風貌。

　　而魏晉六朝書法藝術，堪稱“為藝術而藝術”的注腳，“晉人的書法是這個性主義的代表藝術”。（9） 如果說，在漢代的“書，心畫也”（楊雄），“書者，散也”（蔡邕）等理論中，書法的抒情功能初見端倪，那么“把書法作為純粹的藝術看待，充分自覺地追求書法的美，并把這種追求引向主體內在的難于言傳的‘意’的表現，這是晉代書法的重大成就所在”。（10）魏晉時期，“意在筆先”的理論開始確定，主體因素提到了一定的位置，一系列審美原則開始發展成熟，書法走向“唯美”主義。與文學追求文采辭章相對應，書法對筆墨技巧的關注成為風尚，書寫的過程得到重視，“書家把書法技巧提到一個審美的層次，并以技法展現的精巧程度顯示出創作水平的高低”。（11）魏晉人的瀟灑、自由、優美，注定了必然出現最適宜他們表現自己的書體，行草書優雅地登上書法史的舞臺。美學家鄧以蟄先生感嘆：“魏晉人浸潤于老莊思想，入虛出玄，超脫一切形質所在，于是‘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之行草書體，照耀一世”。（12）秦漢的豐碑巨額變為魏晉的簡札尺牘（這當然亦與東漢紙的發明和魏晉禁碑之風有關，不贅），嚴整內斂的秦篆和方正雄渾的漢隸變為流暢、清逸、起伏欹側的行草書，自在的抒情成為可能。妍美的線條、運動的體勢、連貫的筆意，這一切便是表情達意、形其哀樂的符號形式，也正是瀟灑飄逸的“魏晉風度”的藝術表現，是魏晉士大夫風姿神采和內心秩序的展示。“晉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蘊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13）這種“有意味的形式”本身已經開辟了一種新的美學意境，而且，豐富的形式傳達了主體的個性，寄予著主體的情愫，使書法作品作為人的精神的“物態化”而真正具有了“風格”——此前的實用書寫缺乏風格指向，所謂“風格”僅僅是后人對其書寫過程中無意流露的“性格”所作的詮釋。只要我們不否認書法的品鑒批評是對作品風格的揭示和剖析，那么，就可以說，書家迥異風格的出現，是六朝書法品評得以產生的重要條件，沒有作為批評指向的“風格”，品評就無法進行。書家風格的比較才使書法品評成為可能并具有意義。

　　再次，是文藝的發達所帶來的文藝理論的繁榮和文藝批評的提倡。文藝創作在自覺中振興，而評論爭議之風又如此盛行，理論必然會隨之產生，批評也將隨之出現并活躍。曹丕《典論·論文》以“氣”鑒文，分析當代作家氣質與作品之關系;陸機的《文賦》從文體上論風格，其“會意尚巧，遣言貴妍”在一定意義上可稱為其時文學的宣言；劉勰《文心雕龍》體大思精，涉及文體論、創作論和批評論，在批評上則提供了方法和標準；鐘嶸的《詩品》仿“九品官人”之例（魏行“九品中正制”評定人物，依品授官，晉南朝因之），品評詩家，在文藝評鑒的形式上具有方法論意義，對后世影響極大。繪畫理論在這種環境中也誕生了。顧愷之的“傳神寫照”，提出繪畫傳達精神，深化了藝術的審美境界。王廙的“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強調了藝術個性的追求；宗炳的山水畫論開山之作《畫山水序》中所謂“澄懷味象”、“含道映物”，在玄學的影響下以“道”論繪畫之妙理奧趣，成為后世文人畫的遠祖（日本仍稱“畫道”、“書道”，深得其趣）；王微論繪畫“以神明降之”，更是道破藝術中精神意蘊的“天機”，是中國畫論一大發展，它表明了畫家對藝術創作“靈感”的認識；謝赫之《畫品》，是我國最早的繪畫理論專著，創論“六法”并以之品第前賢，而“氣韻生動”之法成為中國繪畫藝術之最高境界。

　　書法理論的歷史也是從這時開始充分展開的。作為書法審美意識的思考和創造規律的歸納，魏晉六朝的書論成為中國書法理論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日本學者中田勇次郎所著《中國書法理論史》，對可考文獻中秦漢魏晉南北朝書論的書作了編排，從中可以看到，秦漢書論不足十篇，而魏晉六朝書論竟多達四十多篇。雖然還有待于甄別和剔除其中的托名偽作，但這一時期書論的發展狀況畢竟是可觀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我們把視點集中到其中的書勢論和技法論，可以看到，這些文章中，已經流露出對漢字造型特點、點畫技法的認識，開始思考琢磨如何表現漢字空間結構，展示漢字形態的美。而且，這些理論中常常以自然現象，生動地概括書法藝術難以直言表達的形式美感，這種注重點畫、線條、結構的狀物功能的方式，為書法的模糊欣賞提供了暗示，對書法批評也必然發生著影響。魏晉六朝書論中，最具有意義的應該是南朝產生的書法品評，這些品評無論是品題語言還是評級方式，都一直影響著中國古代乃至今天的書法批評，在書論發展的歷史中起著一種“模式”作用。即使在現今的人們看來，這種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的產生和發展顯示了它曾經具有的意義和仍將存在的作用。

四

　　作為六朝書法品評產生的背景，我們對魏晉六朝的相關文化歷史作了一次多方位的考察。思想的解放，人的覺醒，文學和藝術的自覺，對書法品評的產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那樣一種強烈的社會文化思潮的氛圍中，書法品評的產生應該說是一個必然，而決不是一個偶然的文化現象。

注釋：

（1）（11） 陳振濂《書法學綜論》，浙江美術出版社，1990年。

（2）（5）（8）（9） 宗白華《美學散步》：《論〈世說〉和晉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新發現的郭沫若書簡》，《文匯報》1993年1月10日。

（4） 《魯迅雜文選》：《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6）（7）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二卷，1987年。

（12） 劉綱紀編《鄧以蟄美術文集》：《書法之欣賞》，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13） 方孝孺《遜志齋集》，商務印書館，1936年。

（14） 中田勇次郎《中國書法理論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

（原刊于《書法研究》1994年第一期，署名葉敏，發表時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