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帝駕崩，寶親王弘歷（圖1）繼位，改元乾?。▓D2），在位長達64年（包括太上皇4年訓政）。這64年間（1736～1799年），在康、雍兩朝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有效治理，出現了“太平盛世”的堅固基礎之上，經濟更加發展，城市工商業進一步繁榮（圖3），皇權鞏固，內帑富足，國力強大，達到了清代的極盛時期。當然，由于吏治腐敗，貪官污吏損公肥私的問題進一步惡化，土地高度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被迫涌向城市，構成潛在的社會危機，最終釀成了白蓮教起義。這次起義聲勢浩大，波及全國大部地區，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乾隆朝時國內各民族尚能友好相處，與朝廷保持著良好關系。康、雍兩朝遺留下來的準部分裂活動的難題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徹底解決。接著又于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回部敵對分子大、小和卓木的叛亂。從此準部、回部歸服，土地、牧場納入清朝版圖，邊疆其他地區的隱患也徹底鏟除，其經濟、文化遂得到相應的發展。

　　長達60年的乾隆朝美術在太平盛世的大好形勢下亦呈現出巨大的發展。當然，各美術專業發展提高的幅度并不一致，速度也不相同，但從整體上看，大致在乾隆二十至三十年代（1755>1775年）的20年間為其極盛期，此后便走向下坡路，皇家美術和民間美術隨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粗制濫造或偷工減料的現象，藝術質量有所下降。
　　
　　一、地方大中城市經濟繁榮，為地方美術的繁榮打下物質基礎并創造了有利條件，形成了地方美術中心
　　
　　各地經過了順、康兩朝70余年的休養生息，經濟有所恢復，生產力較明末、清初有了較大的提高，庶民安居樂業。乾隆年間，經濟空前繁榮，美術亦得到同步發展，如京師、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福州及廣州等城市的美術呈現百花盛開、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蘇州“四王”、吳、惲之傳派依然雄踞畫壇，絲織、刺繡、玉器、漆器、雕刻、家具等工藝以及園林也異常發達，聞名全國，成為江南地區的一處極為重要的傳統文化和美術中心。又如揚州鑲嵌、漆器、玉器、掐絲琺瑯、竹木牙雕等工藝美術獨具一格，同時“揚州八怪”以賣畫為生，廣交上流社會，活躍于乾隆朝。屹立于江北的揚州是一與蘇州爭輝并耀的士庶美術中心。廣州地處南國，憑借海運港口之利（圖4），輸入了西歐的油畫、版畫、金屬、琺瑯、鐘表、玻璃、毛織、煙草等商品，還進口了東南亞的犀角、玳瑁、珊瑚、寶石、硬木等珍貴材料，并將其貢進內廷或轉運至各大城市。同時，廣州的美術家、工藝家接受或移植了西歐的油畫、版畫、鏨胎琺瑯、畫琺瑯、硬透明琺瑯、玻璃等美術工藝技法，并使其地方化，豐富了本地美術，也使廣州成為乾隆朝引進西歐美術的橋梁，同時又成為乾隆朝的第三個富有異國情趣的美術中心。江寧的云錦、杭州的絹綾、福州的漳絨、成都的蜀錦等都是十分名貴的絲織物。景德鎮的瓷器、宜興紫砂、博山玻璃、肇慶端石、婺源龍尾石、福州田黃、青田凍石、昌化雞血石等等都是名物珍材，均名揚寰宇。特別要指出的是，乾隆朝這三大美術中心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互相競爭，互相交流，揚長避短，共同繁榮，并帶動全國美術普遍提高，還為內廷提供了各業的優秀工匠及地方的名優產品。

　　上述美術中心至乾隆中期先后走向衰勢，質量下降，產量也減少了。惟獨玉器碾琢業的情況有所不同，由于康、雍及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前玉路杜絕，玉料進入內地主要靠私運，其數量甚少，嚴重地阻礙了清代前期玉業的正常發展。自乾隆二十五年西北戰事結束，打通了玉路，和田玉通過玉貢和私運方源源不斷地被運至內廷和京、津、蘇、揚、寧、杭等玉器制造地，故玉業的盛期晚于其他各工藝行業大約20年。
　　
　　二、在全國安定繁榮的局面下，各少數民族美術也得到相應的發展和提高
　　
　　清朝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的集權制的封建帝國，經歷了努爾哈赤、皇太極、福臨、玄燁、胤禛等五代皇帝的經營，到乾隆朝，終于徹底地平定了準、回兩部，疆土達1300萬平方公里，容納了蒙、藏、維、僮（壯）、回、苗、彝等50多個少數民族，他們都有著自己民族的悠久歷史和文化藝術。

　　藏族長期以來信奉佛教，形成了政教合一的西南邊疆地方政權。到了清代，藏族信奉黃教，以達賴喇嘛為其最高的宗教領袖，同時他又掌握著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多種最高統治權力。藏傳佛教的建筑、壁畫、造像、唐卡、金屬工藝等都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自從元代尊藏傳佛教為國教、封巴思巴為國師以來，西藏歸入元代版圖，與朝廷關系十分密切。元代建梵像提舉司，總管皇家佛教的造像和皇家美術等工作。明廷仍設藏經廠并造藏傳佛教造像封賞烏斯藏王和法師。后金汗王引進藏傳佛教，皇家建筑有著明顯的西藏寺院建筑的影響。清代紫禁城內中正殿主管黃教造像事宜。乾隆朝在承德避暑山莊之外建廟弘揚佛法，稱“外八廟”，其中最大的廟宇普陀宗乘廟是仿拉薩布達拉宮建造的；另一座較大的須彌福壽廟是仿后藏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建造的。還有青海湟中、內蒙古呼和浩特、山西五臺山等地亦建有佛寺，兼取漢、藏的建筑藝術及其裝飾手法。在西藏、內蒙古、青海和承德等地建造的寺廟往往采用營造法式中的廡殿頂、懸山頂上鋪鍍金銅瓦。紫禁城內建有雨華閣、佛日樓、梵華樓及多處佛堂，供奉黃教佛像、唐卡。帝后居住的建筑也都設有佛堂，供奉藏式或漢式的造像?？芍鞑胤鸾堂佬g對內廷及山西、內蒙古、青海等地佛教建筑及造像的影響是非常深廣的。
　　
　　蒙古族曾入主中原97年，之后被迫退至漠北，與明朝對立，時戰時和，構成明代北部邊患。后金政權采取聯合蒙古、封賞通婚的政策，籠絡蒙古各部首領，參加滅明的軍事斗爭。蒙古王公與清皇室關系密切，在政治上、經濟上獲益甚豐。清廷扶持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使其成為蒙古全民族的宗教信仰。蒙古黃教寺院不僅是宗教活動中心，同時又是蒙古文化藝術的廟堂。黃教寺院集中藏、漢建筑藝術精華，造像、唐卡、供器大多出自蒙古喇嘛工匠之手。王府是蒙古世俗領袖們集施政、宗教、生活于一體的建筑，也是漢、滿、藏等多民族建筑的混合形式。由于蒙古王公隨著拜謁皇帝之機進貢特產、佛像、金銀銅等宗教和生活用的工藝品，遂使宮廷內外對蒙古美術有所了解。清帝宗教國師章嘉呼圖克圖均由蒙族擔任，大至內廷宗教活動，小到造像認看工作等，均由章嘉呼圖克圖決策，但造像的鑄造及唐卡的繪制等具體工作均由藏族喇嘛承擔。
　　
　　維吾爾族清稱“回部”，唐時遷居今新疆，多分布于南疆綠洲。維族信仰伊斯蘭教，其寺院建筑形式來自西亞和中亞。比較著名的工藝品產地有喀什，其地工匠擅長絲織、地毯、金銀、寶石鑲嵌、紫銅等手工藝。該地亦出產玉石，但其碾玉工匠的技藝水平一般。絲綢中著名的有阿爾泌壁衍綢、經印染的窄幅絲綢織品以及馬什魯布，其圖案都是幾何紋和拜旦姆紋。用羊毛編織的毯類制品有床毯、壁毯、鞍毯等，絲織地毯多由富裕人家購置，也有貢進內廷者，如“玉堂富貴金絲辮地栽絨絲毯”（長645厘米，寬270厘米）即是用維族技法編織的傳統諧音圖案絲毯。南疆維族采玉（圖5）的歷史已有千年，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命維族伯克每年進貢玉石4000斤，至道光元年（1821年）停止玉貢。同時販玉者私采私運，朝廷屢禁不止，玉販售予蘇州等玉肆的玉料也很多。這些私售玉料為京師和江南的玉器制造業提供了豐富原料。維族碾玉工匠也曾進造辦處效力，但因技術上、審美上不能滿足乾隆帝的需要，不久便被遣返。維族碾玉業工藝水平不高，器型簡單，紋飾較少，多為素器，其制品流入宮廷及內地者甚少。印度莫臥兒王朝玉器通過駐疆大臣、將軍以及伯克貢進內廷，乾隆帝名之為“痕都斯坦玉器”，民間稱為“番作”。這種玉器充滿著西方文化基因和伊斯蘭情趣，有的器體碾琢甚薄，受到乾隆帝的好評，提倡仿制，稱為“仿番作”，其做工尤其圖案對內地玉器影響較為深遠。

　　清皇家非常重視絲織業的發展和提高，除了平日生活所用的綢緞之外，更力口注重典章禮儀用的朝服的錦、綾、繡、緙等絲織物。清廷頤和園耕織圖主管內廷所用絲織品的織染等活計，另在蘇州、江寧、杭州設織造衙門為皇家造辦絲織品、刺繡、緙絲和地毯等活計。三織造衙門集中本地最好的絲和染料、最優秀的匠師、最先進的織機與工藝，遵照皇帝諭旨和典章制度，織造帝后、阿哥、公主、親王、福晉等皇族所用之衣料。為了博取皇帝歡心，三織造監督無不用盡全身解數在材料、工藝、色彩上欲壓倒競爭對手。這種三家競爭的局面有利于皇家絲織業的發展和提高。經康、雍二朝近80年的競爭，三織造絲織工藝基礎、技術力量均十分雄厚牢固，織、繡、編、緙的技藝精湛，經驗豐富，為乾隆朝內廷絲織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固的物質基礎，創造了優越的技術條件。至乾隆十年，三織造規模擴大，實力增強，如江寧織造織機600，機匠1780人：蘇州織造織機663臺，機匠1932人：杭州織造織機600臺，機匠1800人。三家織造可謂勢均力敵，但這是表面現象，不能反映三織造技術上的真實對比。這一點乾隆帝是心中有數的，他調度發揮三織造的各自優勢，分工合作完成欽派活計。如乾隆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首領張玉交紅青實地四團龍褂面二件、紅青芝麻地四團龍褂面一件，傳旨：“著海望將紗褂撥回，傳與安寧(按：蘇州織造監督)知之，上用衣服地仗江寧做得好，嗣后寧綢、紗、緞俱在江寧織作，在蘇州繡作。欽此。”在乾隆帝心目中，江寧所織寧綢、紗、緞等絲織物(即“衣服地仗”)滋密光亮，要勝過蘇州所造者，而蘇州的繡作則占有優勢，故一件上用衣褂在江寧織造絲綢紗緞，在蘇州刺繡，二地分工合作，揚長避短，共同完成這件欽派活計。

　　乾隆帝非常喜愛緙絲，在宮內廣泛使用。三織造都承擔欽派緙絲活計，但制造緙絲的質量似以蘇州織造為最佳。乾隆十六年五月，乾隆帝著蘇州織造安寧用寧綢經緯照緙絲二色龍袍看樣。安寧返蘇后查得緙絲是以素生絲為經，熟線緙花紋地仗，其寧綢經緯俱熟絲，“緙絲之法，不能照緙”，也就是寧綢經緯不能成做緙絲。于是安寧挑選高手匠人用上奸緙絲經緯緙得鵝黃地小樣一塊、三藍地小樣一塊，并備緙香色地兩色金小樣一塊，其紋編縫處已將針線勾連，“甚覺粗糙，未敢呈覽”，“將寧綢經緯不能成做緙絲緣由并來樣三塊持進，交太監胡世杰呈覽，奉旨：‘準此三樣，各照樣緙做龍袍一件。欽此?！?乾隆帝所以要安寧用寧綢經緯來做緙絲，是因其地仗好。但經實驗不妥，便奏報乾隆帝，乾隆帝也只能尊重實驗，仍以蘇州傳統的緙絲方法照此三樣各緙做龍袍一件?？芍~絲確為蘇州織造的優勢工藝，江、杭二織造只能望其項背。蘇州絲織貢品中有緙絲片、繡袍、花飾與海獸飾花緞、上用官用蟒緞以及地毯等工藝性、技術性含量較高的絲織物。

　　江寧織造除寧綢、紗、緞等高級衣料之外，最著名的還是云錦。乾隆朝江寧云錦多有仿古之作，但在色彩上有所增加，織法上更加精進，不宜作衣料，仍以墊套之料為主。

　　杭州織造也遵旨織造包括龍袍在內的欽派活計，從《清檔》記載判斷，杭州織造擅長寬幅或極長的絹供皇家畫院使用，如院畫《雪獵》高436厘米，寬348厘米，面積151728平方厘米，這種超長寬的大幅畫絹出自杭州織造，可知杭州織造的平紋素織物工藝是其長處，也是蘇、寧二織造所莫能為者。

來源《收藏》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