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徐浩是盛、中唐著名的楷書書家，他對唐代楷書的成形，貢獻突出。然而，因徐浩書跡存世不多，對其書法的相關研究不夠充分，歷代對其評價褒貶不一。近年徐浩書跡《陳尚仙墓志》、《李峴妻獨孤峻墓志》、《李峴墓志》等，相繼面世。這樣，使對徐浩書法的取法進行更詳細的分析進而對其書法創作作初步分期成為可能，這也使我們有了對徐浩書法（尤其是楷書）的歷史地位進行重新認識的機會。本文從新材料的分析入手，結合文獻和原有史料考察了徐浩書法的取法，對徐浩楷書創作進行了初步分期，進而嘗試對徐浩楷書在書法史上的地位作了粗淺探討，認為與具開創性的顏真卿比較而言，徐浩是盛、中唐楷書風氣的開拓者。

　　在對徐浩楷書定位的基礎上，本文更進一步，對徐浩和顏真卿楷書風格形成問題進行了分析和研究，發現在全盛的開元、天寶時期唐代楷書并沒完全形成與時代風氣相應的宏大氣象，開元、天寶時期的楷書具有明顯的過渡性特征，直到徐浩和顏真卿楷書風格成熟的盛唐末至中唐初，唐代楷書才真正達到最高峰，由此唐代楷書形成了兩個相互關聯的發展方向：徐浩風格和顏體風格。這兩種風格到晚唐柳公權時，有了一個合流性的完滿總結，從而形成唐代楷書的最后輝煌。

　　關鍵詞：徐浩；顏真卿；《陳尚仙墓志》；《李峴夫婦墓志》；《不空和尚碑》；盛、中唐楷書；開拓者

一、選題緣由

　　正如大家認識的那樣，書法史研究是藝術史的一個分支，或者說是一種專門史。隨著歷史學研究方法的進步，書法史的研究已發展到將已有史料與考古學等學科研究的新成果相結合，進行分析闡釋的研究層面。書法史研究的角度已拓展到政治、經濟、文化、區域等領域。書法史的研究逐漸擺脫了自言自語的境地，開始能與其他相關學科如考古學、人類學、藝術社會學、美學、文字學、文學史等進行一定程度的交流了。就其本身的研究而言，它也進入了具體而微的階段。所以，對某一具體書家或群體的研究，就可能成為深入了解特定時代書法發展情形的關樞。

　　徐浩（703-782）生活的時代，唐代楷書書風逐漸確立。他是從盛唐[1]書法通向中唐書法的一位中間人物。因此，研究徐浩的書法，特別是他的楷書，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可以為了解盛、中唐楷書的轉變狀況提供一條途徑。

　　近年有徐浩書跡《陳尚仙墓志》（736年）、《李峴妻獨孤峻墓志》（754年）、《李峴墓志》（767年）[2]等相繼面世，它們分別是徐浩三十三歲、五十一歲和六十四歲時的作品。這些書跡的出土，彌補了徐浩早期書法無存的缺憾。這樣一來，徐浩現存的書法作品就能基本反映他各時期的書法風貌，更重要的是，這些書跡的現世，不啻對徐浩書法的取法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從而對其書法創作進行初步分期成為可能，也使我們對徐浩書法的歷史地位有了重新認識的機會。

　　另外，2003年秋，河南洛陽龍門鎮張溝村又出土了顏真卿（709-785）于玄宗開元廿九年辛巳（741年）書寫的墓志《王琳墓志》[3]。《王琳墓志》也是迄今發現的顏真卿最早的書法作品，為顏真卿三十三歲時所書。將徐浩楷書書跡與顏真卿有關作品對比分析，可豐富和深化徐浩楷書地位的研究。徐浩和顏真卿早期楷書作品的面世，使我們有了重新認識他們書法風格形成過程的契機，由此我們可以重新審視八世紀楷書風氣轉換的問題。本選題正是著眼于此課題的個案。

　　通過徐浩楷書的歷史定位這樣的個案研究，從一個關鍵的角度來探究盛唐至中唐楷書轉換的趨勢和特點，才是本課題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二、研究現狀

　　文獻回顧是對所選課題進行研究的前提。它不應是簡單羅列相關研究成果，而應是對大量微觀的個案研究的分析和總結。微觀的個案只有放到宏觀的史學研究中去考察和研究，才不致出現太大的偏差。

　　（一）唐代書法研究

　　對唐代書法的研究，總體而言，自唐代就已開始。其后歷代均有對唐代書法的論述。到上個世紀唐代書法研究才逐漸系統化，逐漸發展到與歷史學中專門史地位相稱的高度。

　　在書法史專著的不斷面世的同時，對唐代書法的一些微觀研究的論文，也紛紛發表。“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4]一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新疆坎曼爾出土《教子詩》及隨著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研究工作的進行，研究者開始注意到唐代書法中‘尚法’問題的文化學含義，圍繞唐人的‘尚法’問題，郭沫若、韓國磐、啟功等學者以不同的視點對唐人尚法及相關問題作出新的解釋。二是對作為唐人尚法的基礎的‘干祿書法’的成因作了深入的探討[5]。三是對作為唐人楷法自啟門戶的關鍵人物褚遂良（596-659）、顏真卿兩位書家均有新論[6]。四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后隨著北京圖書館對所藏佛教寫經的系統整理工作的開展，推進了唐代寫經書法研究的深化。在寫經書法的臨習范本和淵源以及唐代寫經生的身份及抄經情況的研究方面均取得成果。四是對千唐志齋藏志書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7]

　　伴隨唐代文書和碑刻墓志的大量發現和整理，楷書成為唐代書法史研究的重要切入點，上述唐代書法的研究，有很大部分就主要是唐代楷書的研究。

　　唐代和對唐代書法的研究成果為唐代書家的個案研究提供了背景。

　　（二）徐浩書法的研究

　　徐浩，兩《唐書》均有傳。目前能見到的早期品評徐浩書法的有當時人竇臮（大歷初去世）《述書賦》、其兄竇蒙（肅宗時在世）于其去世后的大歷七年（772年）所作[8]的《〈述書賦〉注》及張懷瓘（活躍于玄宗天寶到肅宗乾元年間）的《書斷》（撰于開元、天寶年間）和晚唐呂總（生卒不詳）的《續書評》。其后各代書論亦偶有對徐浩書法進行品評的言辭，但專門論述并不多見。

　　二十世紀沒有專著研究徐浩書法，已有研究多為書法史類著述中旁及而已。涉及徐浩書法研究的著述中，朱關田先生的《唐代書家年譜》和《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較詳盡。在《唐代書家年譜》書中,朱關田先生對徐浩及其祖、父以及其子侄的生平和書法作品系年作了較詳細的考證。在其另一著作《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朱關田先生中將徐浩作為館閣書家代表進行了論述。

　　上個世紀以來，研究徐浩的專論文章也有新見。具代表性的當數殷蓀先生的《論徐浩》[9]。此外亦有介紹性文章《體豐力沉 骨勁氣猛——徐浩及其書法藝術》[10]等發表，也有為數不多的對徐浩某一作品的考評文章見刊，主要篇目為：汪永怡先生《徐浩書〈朱巨川告身〉》（《書法》1984年第三期），簡松村先生《唐代的告身——簡介院藏〈朱巨川告身〉》（1984年四月臺灣《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卷第一期）。近年有徐浩書寫的墓志作品出土，因此又有幾篇考證性研究文章發表：首先是1980年《文物》發表《河南省伊川縣出土徐浩書〈張廷珪墓志〉》[11]，2004年《中國書法》發表徐浩新出土墓志《陳尚仙墓志》，同時刊發趙君平先生考評文章《新出土徐浩書〈陳尚仙墓志〉探微》[12]，2005年《書法叢刊》發表《李峴妻獨孤峻墓志》、《李峴墓志》及樊波、李舉綱兩先生共同署名文章《西安新出土唐徐浩楷書〈李峴墓志〉和〈李峴妻獨孤峻墓志〉》[13]。另外，2007年11月底在香港召開的“第六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上，趙君平先生提交的論文《琳瑯貞珉 鏤鐫書史——略論洛陽出土唐代墓志對唐代書史的貢獻》，對徐浩一門的譜系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亦涉及徐浩和顏真卿近年出土楷書作品的評介和研究。[14]基于新出土文物，筆者也有《面對新材料的思考：論徐浩書法的分期和書史地位》[15]和《新近出土徐浩和顏真卿早期作品引發的問題》[16]等文章，對徐浩書法進行了粗淺探討。

　　目前，有關徐浩書法研究，對史料還缺少深入梳理，因襲陳言者，亦是不少。有些研究，對前人言論不加分析的接受，或者，在對比分析不同書家的作品時，沒有仔細區分作品創作的時期，只簡單將比較對象的作品放到一塊，將不同比較對象不同時期的作品強作比較。這樣的接受態度和研究方法，顯然是存在問題的。采用這樣的方法得到的研究結論自然與存世徐浩書作帶給我們的直接信息或者說與歷史的本來面目存在一定距離。殷蓀先生《論徐浩》一文，約三萬言，對徐浩書法的取法、變革特性、與張旭和顏真卿的書法的關系以及徐浩的書法鑒藏成就等都有論述，亦對徐浩書法作品亦進行了評析并作了簡要分期。該文應該被看作是當時徐浩書法研究的重要文章。然而，因當時相關研究成果不多，加之，其用以論證的某些史料，已被當下學界認為系偽托，一定程度而言，該文存在論據不足的某些問題。白璧微瑕，實為難免；另外，在進行比較分析時，該文將不同書家（徐浩、顏真卿和張旭等）不同時期的作品進行對比，在比較方法上存在某些缺陷。朱關田先生在《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中將徐浩定位為館閣書家，認為其書“盡是書判功夫”，然而，據歷代有關徐浩書法的評述和徐浩傳世書法考察，在當時影響比之顏真卿更勝的徐浩，是否僅為館閣書家確實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時下對唐代各時期的著名書家如顏真卿等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研究涉及到這些書家的各個方面，然而，對徐浩這位盛、中唐十分重要的楷書大家的研究，如上陳述，卻少得讓人難以置信。在當時影響有勝于顏真卿的徐浩，在當下竟遭到如此冷遇，頗耐人尋味，這種現象本身就值得研究。更重要的是，新近有大量唐代書跡面世，其中更有徐浩和顏真卿的早期作品出土，這些為進一步研究徐浩和顏真卿書法及其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史料支持，因此目前有可能也有必要對徐浩書法，尤其是其楷書的歷史地位進行再認識。

三、資料來源

　　因本選題主要涉及徐浩楷書的研究，研究的資料主要分為古籍史料和書法作品。

　　古籍史料可見歷代有關著述如新、舊《唐書》及其他相關文獻。這些文獻在一般圖書館大多可以覓到。今見唐代楷書的主要載體是碑刻和墓志以及寫經文書，所以書法作品部分的資料則主要來源于唐代傳世楷書作品和新出土碑志和新發現的寫經文書。新出文物對本課題研究的意義尤為重大，研究時將重點考察有關的新資料。作品資料主要來源于各主要專業刊物新發表的墓志拓片和寫經文書。有關唐代碑志的著述甚豐，如《千唐志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隋唐墓志匯編》等，敦煌學研究逐漸深入，敦煌寫經卷子也大量影印出版，這些可為該課題研究的寶貴資料。

　　另有部分資料圖片來自筆者訪問的博物館及田野考察，亦有朋友私人收藏的墓志和拓片，但這兩類資料不是資料的主要來源。[17]

四、方法選擇

　　本文的撰寫過程中，于方法論上主要體現以下特點：

　　1、在研讀文字文獻資料的同時，更加重視碑版圖片資料的研究。注意王國維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證據法”的運用。對徐浩書法分析，首先是基于對徐浩存世碑版的考證，在此基礎上立論。

　　2、討論徐浩書法，特別是他的家學淵源和對其他名家的的繼承，本文主要用比較法。將前人對徐浩的評價與其書作相比照，以期得出中肯結論。

　　3、對書法的評價，本文用文獻還原法，即盡可能地將評價還原到當時的語境中去，以免斷章取義之失。

　　另外，在對徐浩書法接受等問題進行研究時，也運用了統計學的研究方法。

　　希望通過對有關徐浩文獻的梳理，比照徐浩書作，同時考察他所生活的時代，把握唐代轉折時期的盛唐至中唐時代給一位新型士大夫文人（相對于晉代士族文人而言）所創造的生存、書法創作環境，以及這個環境下知識階層的志趣所在。通過對徐浩楷書的考察，為探究盛唐、中唐書風的形成的具體情況研究提供某些線索。

注釋：

[1]關于“四唐（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分期，本文采用1989年版《辭海》中所記明高棅《唐詩品匯》的分法，即從618年到712年為初唐，從713年到766年為盛唐，從766年到827年為中唐，從827到906年為晚唐。

[2]《陳尚仙墓志》，發表于《中國書法》2004年第3期，同時發表趙君平先生的考證文章。《李峴妻獨孤峻墓志》和《李峴墓志》，發表于《書法叢刊》2005年第4期，同時發表樊波、李舉綱二先生共同署名的考證文章。

[3]發表于《書法叢刊》2005年第3期，同時發表何漢儒先生的考證文章。

[4]見《二十世紀唐研究》，胡戟等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5]如王元軍《唐人書法與文化》，臺灣東大圖書，1995年版。

[6]如朱關田《一代教化主褚遂良》，《唐代書法考評》，浙江人美，1992年版。

[7]對唐代書法研究，楊繼龍先生作了深入的考察，該部分借鑒了他的研究成果。

[8]參見（日）中田勇次郎著，盧永璘譯《中國書法理論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41頁。

[9]《書法研究》，1988年第2、3期。

[10]卜祥兵,《青少年書法》，2005年第13期。

[11]《文物》，1980年第3期。

[12]《中國書法》2004年第3期。

[13]《書法叢刊》，2005年，第4期。

[14]《第六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頁184-215。

[15]《書法賞評》，2007年第1期。

[16]《第三屆全國書法研究生學術周論文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17]在本課題研究過程中，我訪問了西安碑林博物館、臨潼博物館、山西省博物館、平遙縣博物館等機構，對這些機構收藏的唐代墓志、碑刻原件進行了實地考察；另外，河南民俗博物館趙君平等先生無私出借相關墓志拓片供我觀察、研究，對本課題研究的推進幫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