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薩訶是活動于東晉末至南北朝時期的一位高僧，記載他的籍貫、名號、事跡及傳說的佛典和史籍很多，主要集中在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廣弘明集》、《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釋迦方志》、《道宣律師感通錄》，道世《法苑珠林》，宋釋志磬《佛祖統紀》，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以及敦煌遺書P.3570、P.2680、P.3727《劉薩訶和尚因緣記》和1979年在武威發現的唐天寶元年（742）《涼州御山石佛像因緣記》等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物中。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學者們運用這些資料進行劉薩訶研究，產生了一批有價值的成果。其中陳祚龍《劉薩訶研究——敦煌佛教文獻解析之一》為開山之作，校錄了當時所能見到的有關劉薩訶的重要資料，為劉薩訶研究提供了線索，奠定了文獻學基礎；同時也進行了考證，對敦煌本《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的創作時間、材料來源及文獻價值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見。[1]孫修身、史葦湘等先生則運用傳世文獻和敦煌遺書及新發現的《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石碑等資料對以莫高窟第72窟和斯坦因《千佛圖錄》之十三絹畫為代表的佛教史跡故事畫進行了詳實的考釋，并進而將敦煌壁畫和文獻資料結合起來，考證、梳理了劉薩訶的事跡和傳說，拓寬了劉薩訶研究的領域，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近幾年來，在這方面用力最勤、厥功最著的學者則是山西大學的尚麗新博士。她考察了有關劉薩訶事跡和傳說中姓名籍貫、地獄巡游、江東巡禮、稽胡崇拜、番禾瑞像、感現佛缽、酒泉遷化等各節產生的時間、地域，記錄的佛典和史籍，及其所貫穿的民間佛教信仰的各種母題。[2]在史料分析的基礎上，又進而分析論證民間如何創造劉薩訶這一神佛的過程、原因，把劉薩訶信仰的傳播方式歸納概括為傳聞、講唱、造像與壁畫三種主要途徑，使劉薩訶研究跳出敦煌學的視域限制，在更為廣闊的背景上揭示出劉薩訶傳說“所展示的由凡而圣、不斷神化的過程典型地折射出公元四世紀到十世紀民眾的佛教信仰”這一“巨大的隱秘”，并“使這個和尚閃爍出一種卓然不群的光輝”[3]。從她所發表的系列專文看，對相關資料的搜羅運用似乎已到“竭澤而漁”的程度，如在《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解讀》一文中論及劉薩訶遷化酒泉時甚至引用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張玿美修纂的《五涼全志》中的《永昌縣志》。但其中卻缺少了一般典籍所不載，而為酒泉本地所獨有的一些資料。

　　為說明問題，這里不避重復，再引錄一些資料。《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以正始九年十月廿六日，卻至秦州敷化。返西州，游至酒泉遷化，于今塔見在。焚身之所，有舍利，至心求者皆得，形色數般。”[4]《續高僧傳》卷二五：“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澗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為業。’”[5]《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下：“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礪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今彼俗有災障者，就礪覓之，得之兇亡，不得吉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世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像手。故土俗以此尚之。”[6]《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二“酒泉縣”條：“劉師祠，在縣南。師姓劉，字薩訶。沮渠時西求仙，回至此死，骨化為珠，血化為丹。門人因立廟于此，至今人誠心者謁之，往往獲珠丹焉。”[7]

　　關于劉薩訶的事跡傳說，諸本所記多有歧異，然其中“酒泉遷化”一節，卻是驚人地一致。這充分說明，雖然劉薩訶“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關隴東西”[8]，事多歧見，但最后遷化酒泉，卻是無可懷疑的。而這樣一位充滿了神秘靈異色彩、在民間被廣為傳頌的高僧，在其遷化地自然不可能沒有留下遺跡。筆者既為酒泉土著，近年又對地方文史頗有幾分興趣，機緣所在，讀到有關劉薩訶研究的著作，自然想到了曾經寓目的相關資料，在此匯輯羅列并作簡略說明，以供專家采摭。

　　其一、關于手跡崖

　　《肅鎮華夷志·古跡》：“手跡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為古跡奇異。俗妄言乃佛見討來河水盛，恐沒其城，以手推崖，腳登河崖，故水不能淹城。”[9]《重修肅州新志·肅州·古跡》：“手跡崖：城西二里周家寺后沙崖上有手印，人以為古跡。俗傳佛見討來河水盛，恐沒城，以手推崖，腳登河岸，故水不能淹城云。”[10]

　　《肅鎮華夷志》4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肅州兵備道副使張愚創稿，萬歷四十四年（1617）肅州兵備副使李應魁續修完稿，順治十四年（1657）肅州監收臨洮府通判高彌高重刊。[11]是酒泉地區現存最早的體例完備定型的一部舊志。[乾隆]《重修肅州新志》30卷，清肅州分巡道黃文煒、軍需觀察沈青崖纂修，于乾隆二年（1737）成書。兩志對手跡崖的記述，文字略有出入，但主要資料相同，只是前者對所采錄傳說有“俗妄言”、“恐難憑信”等考評文字。兩志均未明說為肅州救水難的是哪位神祇，只以“佛”籠統言之。但兩志中關于“西峰寶寺”的記載，又透露了相關信息，說明是僧慧達；而“慧達”乃劉薩訶之法號。

　　莫高窟至今留有中唐及其以后所繪劉薩訶在酒泉郡開山暢流、留跡山崖的瑞像故事。可惜酒泉城西手跡崖遺跡在近年城市擴張中已被夷為平地，難以尋考了。

　　其二、關于西峰寶寺

　　《肅鎮華夷志·祠祀》：“西峰寶寺：城西三里。據《神僧傳》云：昔蒙遜時，有僧人名慧遠，游居武威，一旦云，肅州人有水難，吾當速救。于是，寅時起身，巳時至肅，正見討來河水勢侵城，用手一指，水即回波，后圓寂于此，遂建浮屠，以藏其骨，人遂以手助崖為右跡，后人因此遂充拓為寺。而西峰今將平矣。有重修碑記云。”[12]《重修肅州新志·肅州·祠廟》：“西峰寶寺：在肅城西三里，今名西古寺。《神僧傳》云：沮渠蒙遜時，僧慧達居武威，忽一日云：酒泉人有水厄，吾當往救。寅時發，巳時至郡，正見討來河侵城，以手揮之，水退。隨圓寂，瘞骨于此。后世遂拓為寺。天順間，僧公澄修之。正德十一年，毀于回虜。嘉靖十二年，僧相至又鼎新之。太常寺卿趙玉芝、學官陳杰，皆有碑記其事。趙碑今號透靈碑云。”[13]

　　前志記為僧慧遠，而該志《仙釋》目也有《慧遠傳》：“慧遠，本衛人。姓劉，自幼出家為僧。洪武間游至涼州，閉關靜坐。一日，謂涼州人曰：‘明日肅州遭水災，吾當速救可也。’明寅西向，巳時至肅，討來河水漲泛，勢將逼城。慧達至西峰，離城一里許，用手一指，水向北潰，遂不進城。人以手跡崖為古跡，因遂圓寂于此，遂建寺塔，以傳云。”[14]此“慧遠”顯系“慧達”之誤。對此，《重修肅州新志·凡例》已有訂正說明：“舊志誤謬頗多，亥豕魯魚，難以枚舉……及慧達，沮渠蒙遜時僧，而或為明初。此等俱已訂正。”[15]而《重修肅州新志·肅州·仙釋》正有《慧達傳》：“慧達，肅州人。姓劉，名窣和，自幼出家為僧。洪武間游至涼州，閉關靜坐。一日，謂涼州人曰：‘明日肅州遭水患，吾當救之。’明寅西向，巳時至肅，討來河水漲泛，勢將逼城。慧達至西峰，離城一里許，用手一指，水向北潰，遂不近城。后圓寂于此，建有寺塔，人以手跡崖為古跡。按：此條出舊志，與《神僧傳》不合，今姑存之。余見《古跡》、《祠廟》內。舊志誤為明洪武間事，應從《神僧傳》云，為沮渠蒙遜時人。”[16]陳祚龍也曾考證劉薩訶姓名和法號：“自彼出家之初，初號慧達，蓋以古人信彼乃系菩薩之‘化身’，且系‘假形化俗’，因以為號焉。”在這句話中“慧”后括注：“此字因為與‘惠’通，故亦嘗作‘惠’。”在“達”字后括注：“凡作‘遠’者，大謬。”[17]可見，誤“慧達”為“慧遠”在典籍中是普遍的，不僅《肅鎮華夷志》如此。

　　關于劉薩訶的籍貫，《冥祥記》、《高僧傳》等說他是并州西河離石（今山西離石）人；《續高僧傳》、《劉薩訶和尚因緣記》載其為定陽（今陜西宜川）人；《續高僧傳》、《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釋迦方志》又說是慈州（今山西吉縣）人。而上引兩部肅州舊志卻都以慧達為肅州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肅州民間劉薩訶信仰的一些情況。

　　兩志所記西峰寶寺，多次重建、補修[18]，至建國初尚存，“氣魄宏大，建筑雄偉，林木繁茂，風景甚幽。院后并有大、小兩座寶塔，據傳，大塔為神僧劉窣和（又名劉薩訶）之瘞葬，小塔約為海峰大師之留跡”[19]。可惜于1958年之后被拆毀，遺址在原酒泉城西一公里處酒泉西峰鄉西峰寺村八組居民點以北500米處道路西側農田中。近年酒泉市區開發擴建，居民點拆遷，據寺廟旁原住居民指認，遺址處在312國道出酒泉市區西北拐彎處（西側）和正在開工建設的消防局（東南角）之間。

　　其三、關于透靈碑

　　如前所引，《重修肅州新志》“西峰寶寺”條稱：“太常寺卿趙玉芝、學官陳杰，皆有碑記其事。趙碑今號透靈碑云。”1958年，寺毀時，碑亦不知去向。至“1987年9月，酒泉市文物普查隊到西峰寺村訪查，當地耆老王福同、王建福等回憶說：當年寺毀之后，碑被村民抬回村中，埋在了地下。經過仔細尋找，終于掘地得碑。老少無不喜慶”[20]。

　　碑為青白色花岡石質。碑體長130厘米，寬85厘米，厚25厘米，正背兩面皆有文字。正面全文773字（其中殘缺52字），背面為功德簿。碑額高67厘米，寬84厘米，厚27厘米，正面浮雕二龍戲珠，篆刻“西峰寶剎碑記”六字，背面雙龍交蟠，中刻楷書“西峰寶剎碑陰”。碑座高40厘米，寬90厘米，厚55厘米，前后蓮花浮雕。據說“當初碑面十分平光明亮，能透入人的影子，故時人有‘透靈碑’之稱”。[21]

　　此碑現藏酒泉市肅州區博物館。據碑文可知，此碑立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為趙玉芝所撰，與《重修肅州新志》所載相合。關于寺的來歷，碑文記載：“肅城之西，舊有浮屠剎宇，古傳慧達神僧飛錫至此，知其地可作寶林，因創以□□，面雪山而背天城，渺黃河而抵流沙，峰巒環峙，林木交翠，即金沙菩提表現之所矣。”[22]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西峰寺正是因劉薩訶而建，是高僧劉薩訶留在酒泉的一處重要遺跡。如此，《西峰寶剎碑記》也是研究劉薩訶行跡不可忽視的文獻資料。

　　尚麗新指出：“劉薩訶的各種傳說不是隨著劉薩訶的去世而終結的，更不是在一時一地產生的，而是經歷了從4世紀末到11世紀漫長的歷史時間在大江南北、關隴東西廣闊歷史空間而逐漸形成的。”“劉薩訶傳說具有極為強大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使之在4世紀末至11世紀全國范圍內產生了極為廣泛深遠的影響。”[23]而上引《肅鎮華夷志》、《重修肅州新志》和《西峰寶剎碑記》等資料則表明，劉薩訶傳說不僅“綿亙在東晉到唐五代漫長的歷史時間里”[24]，而且直至明清時期，還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多民族聚居地”流傳著，并繼續被知識階層和權力階層記錄規約著，由此足見其影響的廣泛深遠。

注釋：

[1]參閱陳祚龍《劉薩訶研究——敦煌佛教文獻解析之一》。見《華岡佛學學報》第三卷第33—56頁，1973年。又見《敦煌資料考屑》上冊第212—252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2]尚麗新《敦煌本〈劉薩訶因緣記〉解讀》。見《文獻》2007年第1期，第65—74頁。

[3]尚麗新《劉薩訶信仰解讀——關于中古民間佛教信仰的一點探索》。見《東方叢刊》2006年第3輯，麥永雄主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版。

[4]敦煌遺書P.3570、P.2680、P.3727《劉薩訶和尚因緣記》。現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

[5]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感通上》。見《大正藏》第50冊，第645頁。

[6]唐釋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見《大正藏》第52冊，第404頁。

[7]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二第十五頁，清光緒八年金陵書局刻本。

[8]尚麗新《高僧劉薩訶的傳說》。見《文史知識》2006年第5期，第102頁。

[9]《肅鎮華夷志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161頁。

[10]《重修肅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館藏。

[11]吳浩軍《酒泉古舊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載《河西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第67—74頁。

[12]《肅鎮華夷志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頁。

[13]《重修肅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館藏。

[14]《肅鎮華夷志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頁。

[15]《重修肅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館藏。

[16]《重修肅州新志》，乾隆二年刻本，酒泉市博物館藏。

[17]陳祚龍《劉薩訶研究——敦煌佛教文獻解析之一》。見《華岡佛學學報》第三卷第53頁，1973年。

[18]參見吳浩軍《〈西峰寶剎碑記〉考釋》對西峰寶寺建修史的考述，待刊。

[19]劉興義《〈重修西峰寶剎碑記〉考察記》，載《酒泉文史資料》第一輯，政協酒泉市委員會1988年5月印行，第100頁。

[20]劉興義《〈重修西峰寶剎碑記〉考察記》，載《酒泉文史資料》第一輯，政協酒泉市委員會1988年5月印行，第100頁。

[21]劉興義《〈重修西峰寶剎碑記〉考察記》，載《酒泉文史資料》第一輯，政協酒泉市委員會1988年5月印行，第101頁。

[22]見吳浩軍《〈西峰寶剎碑記〉考釋》錄文，待刊。

[23]尚麗新《高僧劉薩訶的傳說》。見《文史知識》2006年第5期，第107頁。

[24]尚麗新《劉薩訶信仰解讀——關于中古民間佛教信仰的一點探索》。見《東方叢刊》2006年第3輯，麥永雄主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原載《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