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發白帝城》是李白寫的一首有名的七絕。自問世以來，一方面以它那輕快的筆調和秀美的詩句激起了無數唐詩愛好者的極大興趣，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寫作時間、地點的不明引起了一些研究者持續的爭論。

　　一、白帝城的歷史變遷

　　船過奉節，順流而下，遙望瞿塘峽口，可遙見長江北岸高聳的山頭上，有一幢幢飛檐樓閣，掩映在郁郁蔥蔥的綠樹叢中，這就是三峽的著名游覽勝地白帝城。白帝城位于重慶奉節縣瞿塘峽口的長江北岸，距奉節城東8公里。它一面靠山，三面環水，背倚高峽，前臨長江，氣勢十分雄偉壯觀，是個風景絕佳之地。歷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蘇軾、黃庭堅、范成大、陸游等都曾登白帝，游夔門，留下大量詩篇，因此白帝城又有“詩城”之美譽。

　　白帝城原名子陽城，為西漢末年割據蜀地的公孫所建。王莽篡漢時，公孫述割據了四川。見瞿塘峽口子陽城一代地勢險要，難攻易守，便擴修城壘，屯兵嚴防。后來公孫述聽說城中有口白鶴井，井中常冒出一股白色的霧氣，其形狀宛如一條龍，直沖九宵。傳說是“白龍出井”，是他日后必然登基成龍的征兆。于是，他在公元25年自稱白帝，所建城池取名“白帝城”，此山亦改名“白帝山”。公元37年，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發兵攻蜀，公孫述不敵，戰死。蜀人為紀念為位“白帝”，特地在白帝山上修建了一座廟宇，并供奉“白帝像”，這就是現在的白帝廟。三國時，劉備兵敗退至白帝城，無顏會見群臣，于是在白帝城修建了永安宮安居，不久郁悶而死，臨死前劉備把政權和兒子劉禪托付給丞相諸葛亮，史稱“劉備托孤”。明正德七年（1512年）四川巡撫認為公孫述稱帝系僭越，不應祭祀，毀公孫述像，改祀江神、土神和馬援像，改稱“三功祠”。明嘉靖二十年（1533年）又改祀劉備、諸葛亮像，名“正義祠”，以后又添供關羽、張飛像，逐形成“白帝城內無白帝，白帝廟祭劉先帝”的格局，但“白帝廟”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現白帝城內的白帝廟中塑有劉備托孤的彩色群像，其藝術再現了當時劉備托孤之情景。白帝廟內，歷代的詩文、碑刻甚多，展出的文物及工藝品就有1000余件。其中有著名的春秋戰國之交的巴蜀銅劍，其形如柳葉，工藝精湛，游人觀賞之際，深深在心底贊美古代巴人的智慧及手藝。東、西兩處碑林，陳列著70多塊完好的石碑，其中隋代碑刻距今已有一千三四百年的歷史了。在東碑林，《鳳凰碑》和《竹葉碑》最引人注目。

　　白帝城三面環水，一面傍山，孤山獨峙，氣象蕭森，在雄偉險峻的夔門山水中，顯得格外秀麗。從山腳下拾級而上，要攀登近千級石階，才到達山頂的白帝端門前。在這里可觀賞夔門的雄壯氣勢。繞至廟后，可見蜿蜒秀麗的草堂河從白帝山下入江。三峽工水利工程竣工后，水位抬高。白帝城將四面為湖水環繞，成為天然的小島，游船可直駛城中，完全改變了一面靠山、三面環水、背倚高峽、前臨長江的氣勢和風貌。

　　二、《早發白帝城》的寫作時間

　　（一）是認為寫于開元十三年，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出蜀途中離開白帝城到江陵時作”。【1】

　　（二）是認為寫于開元十五或十六年，此時李白在湖北安陸娶了許圉師的孫女并以安陸為中心開始第一次漫游時。如楊慎《升庵詩話》云：“太白娶江陵許氏，以江陵為還，蓋家室所在”。唐懷遠在《早發白帝城>寫作時間質疑》一文中，還進一步推測大概是二十六、七歲時李白出外漫游，從白帝城返回江陵許宅時所作。【2】

　　（三）是認為寫于乾元二年李白長流夜郎中途退赦，從白帝城返回江陵時所作。專家學者持此觀點者甚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編選的《李白詩選注》：“這首有名的七絕，是李白在白帝城遇赦回江陵時作。”葛杰《絕句三百首》；“公元七五九年春，李白在流放途中到達白帝城時遇赦，便乘船回到江陵一帶。”

　　我以為這首詩應寫于開元十三年，李白首次離蜀，辭親遠游之時。具體的寫作地點則應是舟達江陵之后，反過來回味從白帝城乘舟東下的情形。下面試對這一看法作些闡述：

　　（一）、從詩的感情色彩來看，不可能是作于長流夜郎、中途遇赦之時。

　　《早發白帝城》這首詩節奏輕快流暢，調子悠揚開闊，感情樂觀向上，充滿一種青春的蓮蓬勃勃的朝氣和一往無前的精神，這中間沒有歷盡世途艱難、嘗夠人生苦果的那種精神刨傷，也看不出遇赦后絕處逢生的傷感和喟嘆。而這種精神創傷，在李白的后期詩歌中，即使是遇赦后的詩作中也是處處可見其痕跡的。

　　肅宗至德元年，李白從永王李磷“東巡”，盡管各家對此舉的評價不同，但就李白自己來說，確是懷著“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報國平亂目的的。所以李璘一但敗績，李白也頓時成了“世人皆欲殺”的罪人，又是下獄，又是流放。這時他的心情是異常悲憤而且哀傷的。悲憤的是自己一片志誠卻遭此不白之冤，所謂“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吳”【3】。哀傷的是不但自己受縲紲，被流放，而且也給自己的親人帶來了災難，所謂“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4】。這時的詩作，以《萬憤詞投魏郎中》、《上崔相百憂草》為代表，集中反映了這種思想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悲憤哀傷之感，不但表現于下獄時、流放中，也一直殘留在遇赦以后的詩作之中。如在流放路上，突遇恩赦放還時寫的《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黃口為人羅，自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鯨未翦滅，豺狼屢翻復。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遭逢二明主，前后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盡管是中途遇到金雞報赦的好消息，又加上洛陽克復的大喜訊，但詩人的白怨自艾情緒，對忠而遭逐的不公正待遇仍耿歇于懷。詩的開頭說自已由于幼稚、愚蠢而陷網目，這當中是有微詞的。一個“陷”字就說明了自己的無辜，所以“得罪豈怨天”也就成了一句帶抱怨語意的反語。而“悲作楚地因”以下四旬更是直接表白自己對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不平。這首詞結尾的調子，也是既低沉又憤慨：“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意思是我要學冥鴻，避居深山修真養性了，這下你們的網羅夠不著了吧!

　　還必須指出的是，不但在歸途中是如此，而且在離開荊楚一帶，盤桓于當涂、南陵之后，仍對長流夜郎耿耿于懷，時常提及。我們在《懷秋浦桃花舊游時竄夜郎》、《江上贈竇長史》、《江夏贈韋南陵冰》、《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都可以聽到“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夜郎遷客帶霜寒”這類憤慨而又低沉的調子。如果拿這些詩同《早發白帝城》一比，可明顯看到屬于不同的心境、不同的節奏、不同的感情色彩。當然，也只能是不同時期的作品。

　　與此相反，《早發白帝城》的感情色彩與李白初次離蜀、辭家遠游時的心境和胸懷倒是很相類的。開元十三年（725）【5】，二十五歲的太白懷著“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四方之志”，【6】從家鄉東下辭親遠游。此時的李白豪邁而自信，認為自己可以“一飛沖天，一鳴驚人”。在他看來，夔門以東似乎有一個錦繡前程正在等著他的來臨。我們從他當時寫的《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上韓荊州書》、《安州應城玉女湯》等詩文中都可以感受到那種意氣豪宕、慷慨激昂的情懷，出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朝氣蓬勃、樂觀向上的浪漫主義詩人形象。而在《早發白帝城》一詩中那清晨白帝城瑰麗的五彩云霞，那“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銳不可擋的氣勢，也都映照出了這一形象的影子。至于巴東三峽凄厲的猿啼，本來是很容易使離家遠游的游子“沮沾裳”的，結果詩人卻用“輕舟已過萬重山”作答，不僅毫無哀戚之感，反倒充滿輕松愉悅之情，這也只有洋溢著青春豪氣、準備鵬途大展的青年李白才能具有這樣的心境。因此從詩的感情色彩上來看，這詩似應寫于李白初次離蜀之際，不應是長流遇赦之時。

　　（二）、從詩中江陵這個地名來看，也不應是乾元二年（759）間的作品。據《舊唐書·地理志》和清《一統志》記載，江陵是在漢代置縣，為南郡的治所。唐天寶元年，改為江陵郡，乾元元年三月改為荊州大都督府。雖說古人詩文中的地名有時沿用舊稱，但查李太白全集，乾元元年以后所寫的詩文，凡涉及江陵者皆稱荊州而不稱江陵。因江陵在乾元初改為荊州大都督府，在平叛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白對這點也是很敏感的，所以凡涉及江陵，在乾元后皆用新稱，不用舊名。如乾元二年，李白投詩贈被貶為荊州長史的宰相張鎬，詩題為《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行至江夏，與張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使車寄羅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贈余詩，余答以此詩》，詩題中稱江陵為荊州；又：在《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一詩的序中，亦稱江陵為荊州。由此可見，假如《早發白帝城》一詩是寫于乾元二年，這時江陵已改稱荊州，詩句就不會再寫成“千里江陵一日還”了。

　　（三）、從乾元二年秋荊州動亂的形勢來看，李白也不可能于此時回到江陵(荊州)。

　　據《唐大詔令集》載：乾元二年三月，因關內大旱，肅宗下令赦“天下現禁囚徒死罪從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7】。因此，赦免李白應在三月之后。那李白什么時候接到詔令，返歸巴東的呢?李白在《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詩中提到赦免的消息：“五色云間鶴，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還。”也提到當時的季節是秋天：“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峨眉雪，川橫三峽流”。在《江夏贈韋南陵冰》一詩中也指出返歸的季節是秋天：“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那末，秋天的荊州社會狀況如何呢?《資治通鑒》曾有記載：乾元二年“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荊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醴、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十一月，甲子，康楚元等眾至萬余人，商州刺史充荊襄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荊、襄皆平。”【8】從上可知，從八月到十一月，荊州一帶皆在戰亂之中，荊州亦為叛軍所據，在這種形勢下如說李白返歸的地點是江陵，而且還帶著輕松愉快的心情返回，恐與事理有悖。事實上，我們從李白長流夜郎遇赦返歸的諸詩作來看，地點多為江夏、岳州、瀟湘一帶，稍后則是豫章、歷陽、宣城等地，根本沒有一首點明是寫于荊州的。可見說李白遇赦后從白帝乘舟往江陵，證據恐不充分。

　　（四）、從李白的行蹤來看，此詩也不可能是開元十五、六年，李白從白帝城返回江陵許氏家室時所作。

　　從詩的感情色彩來看，可以說是開元十三年離蜀東下時所作，也可以說是以安陸為中心四出漫游時所作。因這段時期，李白對功名事業都充滿了強烈的自信心，詩歌的調子也都是昂揚向上的。但如從李白的游蹤來看，就不可能是在娶了許氏之后。因為從開元十三年李白離蜀到天寶元年應詔去長安，這十五、六年中，他浮洞庭，歷襄漢，上廬山，東至金陵、揚州、剡中，北到龍門、太原、嵩山，又游歷了齊魯一帶，足跡所至，幾乎遍及半個中國【9】，唯獨沒有再入夔門，重返四川。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功名未就，無顏見江東父老吧！李白當時寫的一些文章可作佐證，如《與韓荊州書》云：“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夸云夢之事。云夢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文中提及的游蹤是洞庭，瀟湘以及江浙一帶，未涉足歸、夔等州。在安州寫的《上安州李長史書》云：“寄絕國而何仰，若浮云而無依，南徒莫從，北游失路。遠客汝海，近還鄖城。”也只提到他南徙北游，到過汝海(河南南陽汝水一帶)，又回到鄖城(即安州安陸縣城)，卻沒有提到他游歷白帝城所在的夔州(當時的奉節為夔州州治所在，屬山南東道)。由此可知，說《早發白帝城》是寫于娶許氏之后，從白帝城返回江陵許宅之時，是沒有多少根據的。而從詩的感情色彩、江陵地名的沿革來看，似應寫于李白首次離蜀東游之時。也許有人認為，如果此詩是寫于首次離蜀東下之際，那末“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還”字就解釋不通，因“還”是返回之意，既說成是首次離蜀，又怎么談得上是“還”呢?其實，這種看法未免有些片面。因“還”固然可以解釋成“復”、“返回”之意，但也可以解釋成“速”“立刻”之意。《漢書·董仲舒傳》中就有“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還至”即應解為速至，這與“千里江陵一日還”中的“還”意思很相似，都是“速”或“立刻”之意，是說千里之遙的江陵一日即可速至，并非一定要解釋“返回江陵家室所在”【10】

　　三、關于《早發白帝城》寫作地點

　　也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一是認為在準備返回江陵前，寫于白帝城：“這首詩大約是乾元二年春，李白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遇赦，將還江陵時所作”；

　　二是認為江行途中寫的：“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李白長流夜郎，行至白帝城，遇赦，乘舟東返。這詩是在江行途中所作”；【11】

　　三是認為寫于到達江陵之后；這首詩“明明是遇赦東下，過了三峽，回到了荊州時作的”。【12】

　　我認為是在舟達江陵之后所作，但卻不是“明明是遇赦東下”之時。時間上的問題，上面已作考析，下面專談是在舟達江陵之后所作的理由：

　　首先，它不可能是“將還江陵時作”，因為詩中有“千里江陵一日還”一句。也許有人會說，這旬詩并不是實寫，而只是根據酈道元《水經注》所產生的夸張和聯想。但請注意，下面還有“已過萬重山”五字，這五字不但描繪出小舟在驚濤駭浪中向前急馳的情形，而且還明確告訴了人們小船駛離白帝城的距離，這時再說是寫于“將還江陵”之時，就扦格難通了。

　　另外，此詩也不是寫于“江行途中”，而是描寫一日之間(當然是夸張)，從白帝城到江陵沿途所見的江景和詩人的興奮心情。這從《水經注》的“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的描述中可以得到佐證。詩人李白所寫的情況也正是如此：早發白帝——“朝辭白帝彩云間”，暮至江陵——“千里江菠一日還”。大概詩人在到達江陵之后，回想起乘船急下的情形，那“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的江水，那波濤之上疾若乘奔御風的輕舟，那從耳旁掠過的凄厲的猿啼，深深激蕩著詩人的情懷，與他當時愉悅的心境，闊大的胸襟和蓬勃的朝氣融為一體，終于化為豪宕的詩情，寫下了這首有名的《早發白帝城》，作為對這段難忘生活的懷念和總結。

白帝城地理位置（西北方即是瞿塘峽和夔門，過江對岸山坡即是杜甫在夔州故宅）

白帝城最高處

注釋：

【1】王瑤《李白》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版。

【2】唐懷遠《“早發白帝城”寫作時間質疑》，《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4期。

【3】 《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贈江夏韋太守良宰》，王琦《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567頁（下面引李白詩文均出于此書，不再注明）。

【4】 《萬憤詞投魏郎中》，見王琦《李太白全集》。

【5】 一說開元十四年，這里從王琦《李太白年譜》。

【6】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見王琦《李太白全集》。

【7】 見《唐大詔令集》，卷84。

【8】 《資治通鑒》卷221，《唐紀三十七》，岳麓書社1980年版，第三冊，922頁。

【9】王琦《李太白年譜》，見王琦《李太白全集·附錄》

【10】唐懷遠《“早發白帝城”寫作時間質疑》，《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4期。

【11】 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中編（上），121頁。

【12】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