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年來學界在“春秋末年肯定有孫武存在”的慣性思維下，對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的竹簡《吳問》，一直缺乏透徹的考證。如果以大量的先秦史料為依據，對《吳問》進行全面考證，足以證明《吳問》是一件戰國最末年才出現的贗品。

　　關鍵詞：先秦；趙氏；田制；商鞅；秦國

　　作者簡介：河南科技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一）緣起

　　1972年出土的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里，有九枚《吳問》殘簡，內容是“吳王”問晉國的“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為之次？’‘智是（氏）為次’‘孰為之次？’‘韓、巍（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原因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為婉（畹），以百六十步為畛，而伍稅之。其□田陜（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曰先〔亡〕。智是（氏）制田，以九十步為婉（畹），以百八十步為畛，其□田陜（狹）,其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范、中行是（氏）次。韓、巍（魏）置田，以百步為婉（畹），二百步為畛，而伍稅〔之〕。其□田陜（狹），其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為智是（氏）次。趙是（氏）制田，以百廿步為婉（畹），以二百卌步為畛，公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僉（斂）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吳王曰：‘善！王者之道，□□厚愛其民者也。”[1]。

　　這樣的分析與“將軍孫武”的身份完全不符合，而且，《孫子兵法》文本里也沒有以田制分析戰爭的思路。如果我們把“孫武”當作“圣人”，把司馬遷的“孫武傳奇”當作不可討論的“絕對存在”，《吳問》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寶貝”。可是，當我們把先秦史料都“嚼碎”時，就會發現戰國最末年“編造”《吳問》的作者，對歷史一知半解，卻“創造”了一個誤導了我們幾十年的“偽劣贗品”。

（二）對先秦時期田制的考察

　　在此首先應回顧一下先秦田制的變化，而先秦田制的變化又多與賦稅制度合在一起。如：公元前685年齊國管仲首先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的新稅法；公元前645年《左傳》載晉國“作爰田”，《國語·晉語三》記之為“作轅田”，可知“爰”“轅”乃一音之轉；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公元前590年魯國又“作丘甲”；公元前563年鄭國“為田洫”；公元前548年楚國“書土田”；公元前538年鄭國子產“作丘賦”；公元前408年秦國實行“初租禾”。在這些平淡的記載下，表述了中國幾千年農業社會里非常重要的土地、賦稅變革的過程。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土地變革，卻缺失了最基礎的史料：“地”“田”“畝”“丘”的面積單位是多少——平方“步”？

　　離先秦最近的兩漢人物的記載如下：西漢中期的《鹽鐵論·未通》有：“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班固的《漢書·地理志》有：“孝公用商君，制爰田。”《食貨志》有：“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許慎《說文解字》有：“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田二百四十步為畝。”。離先秦稍遠的唐代，《一行算法》有：“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通阡陌；以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杜佑《通典》有：“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盡，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矣。”

　　請注意：一畝地的面積是多少平方步，就成了判別史料的關鍵環節。

　　1980年四川青川縣出土了幾支極為寶貴的秦簡——《更修田律》，也稱《為田律》，簡文道：“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戊（茂）、內史匽：民臂更修為田律，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百（陌）道；百畝為頃，一千（阡）道。道廣三步，封高四尺，大稱其高；捋高尺，下厚二尺。”[2]這是迄今為止，我們能夠得到的先秦時期關于田畝面積的第一手史料，的確無比寶貴。再參考湖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田律》有：“田廣一步，袤二百卌步為畛，畝二畛，一佰（陌）道；百畝為頃，十頃一千（阡）道，道廣二丈。”[3]。青川秦簡所載的是秦武王初年之事，張家山漢簡是西漢初年的法律，按“漢承秦制”來分析，秦武王時期定下的田制，西漢初年仍在一些地區實行。

　　當今學界對青川秦簡所表示的田畝面積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依據大多數史料的記載，認為秦國的田畝面積從商鞅以后就是以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畛”是田間的小道，而不是半畝的代稱，每畝地必須修出兩條田間小道。第二種觀點認為秦國的田畝面積是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半畝——“畛”，“畛”就是半畝的代稱，一畝地等于二“畛”。

　　我們相信大多數史料的記載：商鞅推行的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的土地改革確有歷史依據；我們更相信青川秦簡記錄了秦武王時期真實的土地制度，其價值無可估量；我們尤其相信張家山漢簡做為出土文物，可以和青川秦簡相互印證。剩下的就是今人如何分析研究這些史料，以及能得出什么結論的問題了。

　　我認為必須把所有出土的有關田畝面積的先秦簡文，進行綜合研究，單從“畛”的本意——“田間小道”的角度，來孤立地看待青川秦簡、來理解“畛”，思路有些狹窄。青川秦簡的“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的意思應該是：“寬一步，長八則（每則等于三十步）為半畝——‘畛’，每畝地等于兩個半畝。”張家山漢簡的“田廣一步，袤二百卌步為畛”的“畛”，就是把“畛”做為土地的面積單位來使用，《吳問》竹簡里也是把“畛”做為土地的面積單位來使用。這三件先秦簡牘史料證明，在先秦時期“畛”的確曾經做為土地的面積單位被使用過。其它先秦文獻也可以證明“畛”曾經是田畝面積的計算單位，如：《戰國策·楚策一·二十》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楚辭·大招》有：“田邑千畛。”

　　而且，青川秦簡里的“畛”如果是田間小道，那么，簡文里主要說的就是“田廣一步，袤八則”要修一條小路，每畝地必須要修兩條小路，而不是規定每畝地到底有多少平方步。然而，每畝地是多少平方步是青川秦簡全文的基礎，否則，修建“畛”“百（陌）道”“千（阡）道”“封”“捋”就缺少了基準。也就是說按照“畛”是田間小道來理解，“田廣一步，袤八則”和“畝”之間沒有直接的對應關系，缺乏語言方面的邏輯性。因為，做為國家的法令、法規而頒布的這兩件秦、漢簡牘的語言必須非常清晰，邏輯性必須非常明確，不能使用含混的語言，從而造成基層實際操作方面的歧義。所以，如果“畛”是田間小道，準確的表述應該是“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畝，畝二畛。”這樣表述既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每畝地的面積，又把每畝地必須修兩條小路的意思表達清楚了。因此，“畛”在這里不應該做為田間小道來理解。

　　如果我們的學者們把自己當作土地丈量人員來執行青川秦簡，就可以發現，盡管秦國的法律極其嚴酷，但是，由于每塊地的形狀、所處的地勢不同，國家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硬性規定：不論地塊的形狀和地勢如何，每畝地必須修兩條田間小道。更何況商鞅的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的面積，計算下來大約是邊長為二十一米多一點兒的正方形，在那么小的一畝地里，國家硬性規定必須修兩條田間小道，實在不合情理，也沒有生產方面的必要。再說，實際生活中許多地塊是狹窄的長條狀，這叫如何修兩條田間小道呢？尤其是，秦國的關中地區和四川青川地區，多為丘陵山地，地塊多為不規則的梯田，在實際操作中，田間小路隨著生產和生活的實際需要而自然形成，國家根本沒有必要強行規定。“袤八則為畛”的“畛”，本意既然是田間小道，那么，由它所引申出來的的“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的面積與“畝”的關系，就必須有明確的規定：“畝二畛”。

　　這樣理解下來，在每畝地都是“寬一步”的條件下，青川秦簡和張家山漢簡所規定的每畝地的面積是歷史文獻記載的“秦田二百四十步為畝”的兩倍，對這種矛盾現象該如何解釋呢？楊寬先生經過對《后漢書·南蠻傳》和《華陽國志·巴志》的研究，認為：“從秦國這樣寬待西南少數部族的辦法，可以看到秦國對待本土農民是既要征收田租，又要征收口賦的。”[4]按照楊寬先生的提示，應該這樣看待秦國田畝面積的變化：先秦的田畝面積必然是一個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在商鞅以前是以寬一步，長百步為畝。商鞅變法后，在秦國本土擴大為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這樣做，一是為了滿足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能力；二是給農民讓利，使農民擁護變法。在商鞅以后的秦國新占領區，也即秦武王前后，在秦國統治的中心區域，仍以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在急劇擴張的人少地多的新占領區，如：包括四川青川縣在內的巴蜀地區，為了減少反抗的力量，就以寬一步，長四百八十步為“畝”。張家山漢簡的出土地域——現今湖北一帶，在秦昭王時期被秦國占領，也開始推行寬一步，長四百八十步為“畝”的土地制度。漢朝建立后，在現今的湖北一帶繼承秦朝的土地制度，一如既往，這就是張家山漢簡記錄下的實況。

　　秦始皇統治時期，僅出現了少數六國貴族如張良一類的個人行刺活動，卻不見成規模的農民反抗，尤其是向新占領區大量地、長距離地遷徙人口——犯法的貧民和富豪也不見有反抗活動，可見和六國相比，秦國在新占領區的土地政策，對農民還是有許多寬松之處。

　　我們把青川秦簡、張家山漢簡和《吳問》竹簡以后的《鹽鐵論·未通》、《漢書·地理志》、《漢書·食貨志》、《說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的有關記載做一個綜合性的分析后，可以說，如果春秋末年晉國的趙氏就已經以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了，如此大的“動靜”，也就根本輪不到商鞅在歷史上獨領土地改革的“風騷”了。西漢以后的史料無一例外地證明：春秋時期晉國“爰田”的改革精神，由戰國時期的魏國而商鞅，由商鞅而秦國，一脈相承。沒有一件正規史料提及“二百四十步為畝”的說法，與春秋末年晉國的趙氏有關，證明《吳問》的可靠性需要推敲。而且，更改田制——擴大田畝面積，涉及到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會引起較大的社會震動，如果沒有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機遇，春秋末年的趙氏不可能默默無聞的就改革了田制，商鞅綜合性的變法可以為證。

　　青川秦簡和張家山漢簡是國家的法律文書，遠比《吳問》這樣僅有的一件、漏洞百出的孤證可靠得多。趙氏在春秋末年就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的觀點，只有《吳問》這個孤證，缺乏旁證，難以成立，不可做為立論的依據。

（三）為什么說《吳問》是贗品

　　《吳問》的作者顯然是個只認得幾個字，卻缺乏土地實際操作常識便來造假的“新手”。因為，按照《吳問》作者提供的數據，無法計算出六卿的田畝面積是大是小，如“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為畹，以百六十步為畝。”長度是八十步就等于半畝嗎？長度是一百六十步就等于一畝嗎？不給提供寬度，也只有“鬼”才知道這面積是多少。青川秦簡和張家山漢簡是能夠進行準確操作的嚴肅的國家法律文書，它們講的“田廣一步”的“廣”，就是寬度，“袤”是長度，有了長度和寬度，才能計算、比較面積的大小。若不然，你說句“一百米是半畝，二百米是一畝”的話，讓一百個農民聽到后，就會有一百個農民笑你是“神經病”。只有迂腐的書生，才會把有長度沒寬度的“書生史料”當寶貝。

　　和青川秦簡相一致的是，眾多可靠的先秦文獻里的史料不會如此“粗糙”，例如：戰國初期成書的《論語·先進》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再如：戰國中期的張儀欺騙楚懷王，說：楚國只要和齊國斷交“臣請使秦王獻商于之地，方六百里。”當楚國正式和齊國斷交后，張儀卻說“從某至某，廣從（縱）六里”[5]。戰國晚期才成書的《商君書·徠民》有“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方”和“廣從（縱）”，再加上青川秦簡和張家山漢簡里的“廣”“袤”才是先秦時期生活里談到土地面積時真實的語言狀況。

　　以《論語·先進》、張儀、青川秦簡、張家山漢簡，乃至眾多可靠的先秦文獻里談及土地面積時的語言習慣為標準，從《吳問》竹簡以后的《鹽鐵論·未通》、《漢書·地理志》、《漢書·食貨志》、《說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等文獻里不給提供寬度，只有長度的“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盡，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矣。”的語言格式，就應該理解為西周時期是“方”（邊長）一百步為一畝，商鞅在秦國是以“方”（邊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只要認真計算一下，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根據出土文物可知，秦國每尺的長度約等于當今的0.23米，每步等于1.38米。據此計算如下：

　　A.西周時期每畝地的面積:

　　　a.按“百步”（邊長）為畝=1.38米×100（步）=138米（邊長）×138米（邊長）=19044㎡（每畝）.

　　　b.若按1.38米（寬一步）×138米（長百步）=190.44㎡（每畝）.

　　B.秦國每畝地的面積：

　　　a.若按“秦田二百四十步為畝”（邊長）的說法，就是：1.38米×240（步）=331.2米（邊長）×331.2米（邊長）=109693.44㎡（每畝）.

　　　b.若按商鞅是以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的說法，就是：1.38米（寬一步）×1.38米×240（長二百四十步）=457.056㎡（每畝）.

　　　c.按青川秦簡規定的1.38米×240步＝331.2米（“袤八則”）×1.38米（寬一步）=457.056㎡（半畝或“畛”）×2（“畝二畛”）=914.112㎡（每畝）.

　　經過計算可以確定，按照先秦人士的用語習慣，從《吳問》和《鹽鐵論》以后的文獻里，對秦國田畝面積的記載，如果只有一個長度數據，就應該理解為“方”或“廣縱”——即：這個長度數據（邊長）乘這個長度數據（邊長）。這樣計算下來的田畝面積，遠非一個家庭的人力和畜力所能耕種，這樣的一畝地的面積比“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或半畝”的面積要大得多。這并不是在“抬杠”，因為，在青川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出土之前，還從來沒有人把《吳問》、《鹽鐵論·未通》、《漢書·地理志》、《漢書·食貨志》、《說文解字》、《一行算法》、《通典》等文獻里提供的田畝面積，理解為“寬一步，長……步”的。也從沒有人對《吳問》竹簡缺少寬度，只有長度的“以百廿步為婉（畹），以二百卌步為畛”的說法提出過質疑。“田廣一步”就成了我們研究先秦時期田畝面積時，基礎里的基礎，關鍵里的關鍵。

　　青川秦簡、張家山漢簡、《論語》、張儀的話，以及眾多先秦文獻里“田廣”的“廣”，“袤八則”的“袤”，“方六七十”的“方”，“廣從（縱）六里”的“廣從（縱）”是最可靠最直接的先秦史料，以這些史料為基準，可以看出從《吳問》《鹽鐵論》以后，眾多文獻談及先秦田畝面積時，只有長度而沒有寬度的語言格式是一種脫離土地操作的實際狀況，閉門著書的書生們的共同缺陷，它們在表述習慣上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吳問》的這個缺陷，再加上它比比皆是的錯誤，危害更甚。而這種有缺陷的表示方法，至今為止，《吳問》是始作俑者，確實應當“其無后乎”。

（四）商鞅擴大田畝面積背后的歷史信息

　　對先秦時期的田畝面積考證清楚了，我們再來研究為什么說春秋末年晉國的趙氏不可能以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

　　《戰國策·趙策一·十一》載：長平大戰（公元前262年——260年）之前，趙國的趙豹分析秦國的優勢時說：“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可知到長平大戰時，秦國早已經普及用牛耕田了，而趙國在這一點上遠遠比不上秦國。孔夫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他的弟子中有位叫冉耕，字伯牛的；還有一位弟子叫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注曰：“牛，宋人，弟子司馬犁。”這表現出春秋末年，夫子門下的這些年輕的知識精英們，以滿腔熱情對待用牛拉犁耕地這一新生事物。也說明用牛拉犁耕地是春秋末年剛產生不久的新技術，還沒有普及。

　　對比商鞅時期和西周時期的農夫所能耕種的田畝面積，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錯誤”結論：（1）西周時期的農夫力氣太小了，商鞅時期秦國的農夫力氣就大了許多。（2）西周時期的統治者太愚蠢，壓制生產力，竟然看不透“一夫力余，地利不盡”的現象。從周武王開始，直到大約五六百年后，才出現了商鞅這么個“聰明人”。（3）用牛耕田這一項新技術操作難度似乎太大了，這項新技術從春秋末年產生直到二百多年后的長平大戰之前，趙國還沒有普及“以牛田”，只能眼巴巴地羨慕秦國“以牛田”。

　　事實是：渭河流域的周、秦故人，古往今來，個人力氣變化并不大；也不是西周時期的統治者太愚蠢；更不是牛耕技術太復雜。歷史掩蓋的秘密應該是：商鞅在秦國推廣了牛耕技術，所以，秦國的農夫耕種的土地面積，才能比西周時期的農夫耕種的土地面積成倍地增加。商鞅推行的小農經濟，在當時是很先進的農業體制。可是，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如果還是單憑人力去耕種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的“大畝”，就絕非人力所能及的事情，這就必須利用畜力。在農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中，馬和牛無疑最為貴重，而馬和牛又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擁有。于是，商鞅在擴大農民耕種面積的同時，一定要解決耕地用的馬和牛這一大問題，否則，“盡地力之教”就成了一句空話。

　　我在“‘弩’‘機’考”一文里認為：《周禮》一書是戰國晚期秦國的儒者所為。從國家飼養馬和牛的角度進行分析，也可以證明我的觀點。如：《周禮·地官司徒》有：“牛人：掌養國之公牛。”這些“公牛”——國家的牛，除了用于祭祀、犒餉外，還用在“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牛可以用來拉車，搞運輸。《周禮·夏官司馬》有：“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弩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價）。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這里已經把養馬的機構、管理者的職責、馬的分類、使用馬匹時的手續交割、使用過程中馬匹死掉后的賠償與否等許多問題，規定得非常清楚。其中的“田馬”一類，就是國家用來耕地的馬。《夏官司馬》里還有：“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田馬一物……”

　　湖北云夢出土的秦簡有：“乘馬服牛稟，過二月弗稟、弗致者，皆止，勿稟、致。稟大田而毋（無）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稟之，勿深致。”“其乘服公馬牛，亡馬者而死縣，縣診而雜買（賣）其肉，即入其筋、革、角、及索入其賈（價）錢。錢少律者，令其人備之而告官，官告馬牛縣出之。”[6]《周禮》中的“田馬”是耕地的馬；云夢秦簡《廄苑律》中的“公馬牛”是國家所有的借給農民耕地的馬牛。《尚書·盤庚上》有：“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服田”者，耕作、耕田也。

　　戰國末年的《韓非子·解老》有：“上不事馬于戰斗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于田疇，必且糞灌。”韓非的至理名言，對于戰國最末年的山東六國的統治者來說，為時已晚。舉國的馬牛，應付秦軍的進攻還顧不過來，哪能顧及耕田呢？反過來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說二》記載：“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秦昭王知道后，馬上命令懲罰殺牛的人，他說：“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可知秦國有不許亂殺牛的法令。而且，出土的張家山漢墓竹簡《田律》里也規定：“殺傷馬牛，與盜同法。”[7]西漢繼承秦朝的法律，對盜殺牛馬也要處以重罪。

　　現在可以回到我們討論的主題：商鞅推行的以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的新田制；以及秦國在新占領區推行的以寬一步，長四百八十步為一畝的新田制，必然以推廣馬牛耕田為前提。在國家制度的設計方面，有專門的飼養馬牛的機構；還有嚴格的法律與之配套。如果農民買不起馬牛，農忙時就可以到政府機構——“廄苑”領取“公馬牛”“公牛”“田馬”來耕田。這樣做在管理方面增加了許多麻煩，然而，就擴大耕種面積、增加收獲來說還是值得的。秦國的這些舉措并不是什么秘密，趙國之所以在長平大戰之前還沒有普及“以牛田”，原因是缺乏配套的國家機構和法律。

　　經過上述論證，“趙氏”在春秋末年沒有先推廣“以牛田”，沒有技術進步，仍然單憑人的力氣來耕田，就率先推廣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的大畝田制，這也只能是“夢話”了，講這樣“夢話”的《吳問》竹簡，毫無疑問是一件“假冒偽劣”的所謂“史料”了。

　　我們的學術研究如果把史料當作沒有生命的死東西，那么，我們就只能被動地、感性地、孤立地接受史料；如果我們把史料當作歷史上曾經活生生的事物而加以復原，那么，我們就能主動地、理性地、綜合性地加以鑒別、研究。正如西周時期的農夫，用耒、耜之類的手工農具憑人力種田，也就是能耕種(寬一步、長一百步為一畝)一百畝地。可是，到了春秋末年晉國的趙氏，仍然用耒、耜之類的手工農具憑人力種田，卻可以讓他領地里的農夫耕種著是西周時期農夫耕種面積的2.4倍的土地，難道趙氏對農夫施加了什么“法術”嗎？

　　不能把擴大耕種面積和生產技術的改進、推廣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其結果就是讓《吳問》之類的“贗品”魚目混珠。

（五）春秋戰國時期君臣稱謂方面的常識

　　《吳問》里描述六卿里的前五卿是：“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趙氏是：“公無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僉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春秋以前，整個天下都歸周王所有，故稱為“天子”；各諸侯國的首領從周天子那里受領土地，建立“國”，首領被稱為“君”“公”；各諸侯國的卿大夫們從“國君”那里受領土地和臣民，建立自己的“家”，“家里”的臣民們稱自己的這些卿大夫們為“主”。所以，“主驕臣奢”“主僉臣收”的“主”，一定是指六卿。但是，“公家富”“公無稅焉”“公家貧”的“公”，《吳問》也用來指六卿則是一個極其明顯的錯誤。

　　“公”在春秋時期特指國君及其代表的國家，如《左傳·昭公三年》載齊國的晏嬰和晉國的叔向的對話，晏嬰說：“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叔向回答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仇。”“公”“公室”“公命”的“公”都指代齊國、晉國的國君。再如《國語·晉語》載：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之軍。”也是把國君的“公室”，與郤至這位卿大夫的“家”對舉。再以《儀禮》《禮記》《論語》等文獻里的君臣稱謂證之，可知《吳問》的作者在此的確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

　　《韓非子·內儲說下六微·說二》載：“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逼公，昭公攻季孫氏……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外儲說左下·說五》載：晉國的趙武給晉平公推薦了“數十”位賢士，叔向稱這些人“公家甚賴之。”《外儲說右上·經一》載：齊景公通過訪問晉國，明白了他的兩個弟弟“家富貴而民說之，擬于公室，此危吾位者也。”韓非做為戰國末年的大思想家、飽學之士，非常尊重歷史的真實狀況，上述史料里的“公”“公家”“國”“公室”都是指代魯國、晉國、齊國的國君，相對應的是卿大夫們的“家”，“家臣”則是屬于卿大夫們的私屬，不受國君指揮。這也可以證明，和韓非相比，《吳問》的作者是一位蹩腳的“淺學之士”，也只能“制造”些粗陋的贗品。

　　卿大夫們的領地是屬于自己的“家”，只是晉國的一部分，那么，趙氏無論采用什么樣的辦法治理好自己的“家”,只能說是“故曰固家”，而不能說是“故曰固國”。因為，這時的“國”是晉國國君的，由六卿共同來掌管。《吳問》的作者缺乏春秋時期典章制度方面的常識，把“公”“國”“公家”“公室”和“主”“家”混同起來，都用來指六卿。無論今人怎樣為粗陋的《吳問》辯護，這個常識性的錯誤卻無法遮掩。顧德融、朱順龍二位先生總結道：“大夫有宗親和家臣為他們管理封邑及族內事務。族內的人則稱其為‘主’或‘宗’。”[8]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典章制度——君臣稱謂有了一些了解，對比《吳問》里的君臣稱謂，再加上銀雀山竹簡《見吳王》殘簡部分里的“……人主也。若夫發令而從，不聽者誅□□□……”的“人主’等結合起來研究,可以說《見吳王》《吳問》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戰國中晚期的君臣稱謂提前到春秋末年就“一勺燴”了，如此神話，哄誰呢？

　　我們以《儀禮》《論語》《左傳》《國語》《孟子》《禮記》《管子》《荀子》《呂氏春秋》《戰國策》《韓非子》等眾多先秦文獻里君臣稱謂的演變為基準，就可以確信，《見吳王》《吳問》是在用戰國最末年的君臣稱謂，冒充春秋末年的君臣稱謂。如此拙劣的騙術，竟然能堂而皇之這么多年，實在有一種令人惡心的羞愧。其它暫且不論，先讀一下《韓非子》，里面的“上”“主”“人主”“明主”“賢主”“惛主”“惑主”“君主”“主上”“君上”“明君”“人君”“亡君”等稱謂比比皆是。這種戰國末年的君臣稱謂方面的色彩，無論如何也無法為之辯護。

（六）《吳問》里的其它漏洞

　　（1）到了春秋末年，各國的賦稅、勞役制度已經很完善了。若要管理國家，管理自己的領地，就要有財政收入，無論怎樣愛民的“領導”，也不能“公無稅焉”。不然，沒有財力，怎樣供養管理國家的官吏？怎樣養活軍隊？怎樣對外擴張領土？“無稅”的社會，是春秋末年“趙氏”的獨創？還是后人假造的“烏托邦”？而且，收稅權、收租權和對領地上的人們的勞役占有權，標志著對領地的所有權。放棄收稅權、收租權或對領地上的人們的勞役占有權，在古代松散的社會體制下，怎么體現對領地的所有權？《吳問》給后人“開辟”出一個極有想象空間的“研究課題”。

　　《吳問》對趙氏憑空捏造了無稅的管理模式，美化到了不合邏輯的地步，然而今人卻對《吳問》奉若圭臬。《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載：“趙簡主（趙鞅）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于上，若輕則利歸于民。”趙鞅對自己領地的稅收政策是，稅不要收得太多，收得多上繳給晉國國君的就多；也不能收得太少，收得少就便宜了百姓。也就是說，春秋末年的趙簡子并不想讓“公家”富起來，也不想推廣“王者之道”，更不想“厚愛其民”，只想著自己的利益。如果《吳問》里“孫武”講的是春秋末年的事實，如果《吳問》早已經就流傳開了，為什么在戰國時期林林總總的文獻里不見一個字的記載？直到戰國最末年博學的韓非仍然尊重歷史事實，在他的著作里仍然大談特談趙氏收稅云云，今人怎么就相信起“無稅”的“烏托邦”了呢？這也證明，《吳問》極有可能成文于韓非之后

　　（2）《吳問》最后對“趙氏”稱贊道“吳王曰：‘善！王者之道，□□厚愛其民者也。”趙氏只是周天子下屬的諸侯國——晉國的六卿之一，即使趙氏最后能夠得到整個晉國，也不過是公、侯一級的諸侯。趙氏在六卿相互牽制時，就“提前”打出自己的“王者之道”的大旗，真是“目無王法”，野心勃勃，并且讓千里之外的“孫武”知曉，稍微有一點兒先秦文化常識，也不會被這“史料”“瞇”了眼。

　　如果你仍然堅持《吳問》的“王者之道”是春秋末年真實的史料，那么，晚于《吳問》的黃池爭霸時，晉國統帥趙簡子派使者要求吳王夫差：“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9]這時的華夏諸侯只承認周天子為“王”，別說各國的卿大夫們，就連華夏各諸侯國的國君們，也只敢稱“霸”，不敢稱“王”。春秋末年“正統”的“趙氏”——趙簡子也只敢推行“霸道”，維護周天子的權威。“王道”是戰國時期的儒家推行的治國理念，切不可把這樣的歷史概念超前化。

　　（3）《吳問》要表現的時代，晉國六卿主要的對手是晉國國君，六卿們還不至于“富”到了“主驕臣奢”，忘記了國君是他們的主要威脅的地步。叔向的話反而證明了晉國國君驕奢淫逸，以至于忘記了六卿是他的主要威脅。“主驕臣奢”這句話，應該是從《吳子·料敵》里學來的，文中分析齊國時說：“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在“齊國‘尚武’辨”一文里，我對齊國之“富”多有論證。

　　（七）《吳問》透漏出的其它歷史信息

　　《吳問》的上述漏洞，都是作者不愿意“漏”的。作者愿意“漏”的是對韓、魏、趙三家滅亡順序的預測。這樣的預測在《左傳》里有許多，只要大致預測對了，留下些許錯誤的預測，反而增加了預測的真實性。然而，在《吳問》的表象下所透漏出的歷史信息，卻是我們的研究必須注意的要點。

　　（1）《吳問》預測韓、魏必然先滅亡，趙氏盡有晉國。這并非是由三國的田畝面積和稅收政策所決定，而是戰國末年的形勢使然。秦始皇親政后，韓國最弱小，擋在秦軍東進的必由之路上，必然是秦國最后的統一戰爭打擊的第一個對象。魏國離韓國很近，地處大平原，四面受敵，秦軍經常攻至首都大梁城下，魏國緊隨韓國滅亡順理成章。趙國雖然在長平大戰中受到重創，可是，趙國有關山之險，面積大，人口多，軍隊善戰。王翦滅趙時，被李牧多次打敗就是明證。所以，趙國理應最后滅亡。事實是，秦國滅亡韓國后，根據形勢轉而攻滅趙國，順勢滅燕，然后才滅魏國。說明《吳問》成書于秦始皇親政以后，韓國滅亡之前。

　　（2）今人高友謙先生在《孫子新傳》[10]一書里，對《吳問》一文進行了深入研究，多有發微之處，他認為《吳問》乃模仿、改編自《左傳》吳公子季扎在齊國和晏子的談話、在晉國和叔向的談話。此說確有見地。

　　在此還應補充一點：《呂氏春秋·先識》有：“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曰:‘孰次之？’………曰：‘孰次之？’……”這種寫法對《見吳王》一文是否也有些影響呢？

　　（3）《吳問》里面對田畝面積稱做“婉（畹）”和“畛”，《離騷》里有：“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戰國策·楚策一·二十》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楚辭·大招》有：“田邑千畛。”另外，所有的正規史料所記載的“二百四十步為畝”的說法，都與秦國有關。把這些史料綜合起來分析，《吳問》的作者和秦國、楚國必定有些內在的聯系。

　　（4）由于晉國的趙氏田畝面積比其它幾家都大許多，所以，“孫子”說趙氏：“故曰固國，晉國歸焉。”《吳問》要告訴人們的歷史發展邏輯是：誰制定的田畝面積大，誰就能最后取得天下。前面我們已經對《吳問》進行了徹底的剖析，無論從哪個方面分析，春秋末年晉國的趙氏絕對不可能率先進行了“土地改革”——推行“以百廿步為婉（畹），以二百卌步為畛”的大畝田制。所有的正規史料都證明了是商鞅的變法，才使秦國首先推廣了“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的大畝田制。秦國不僅對此田畝制度執行的非常徹底，而且，在新占領區還對田畝面積進行了擴大。秦國的田畝制度在戰國時期，是人所盡知的事情，因此，“故曰固國，晉國歸焉。”的潛臺詞是：由于秦國率先推行了“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的大畝田制，所以，秦國理應“故曰固國，天下歸焉。”如果品味不出《吳問》這句話的含義，豈不遺憾？也就是說，《吳問》的寫作目的之一，是要為“天下歸秦”的趨勢張目。

　　經過上述考辨，證明在對出土的簡牘文獻的研究中，任何簡牘文獻都必須先接受理性的檢驗。在瘋狂的喪失理性的年代，政治不讓學者們對史料進行獨立的檢驗，難道幾十年后的新世紀，學者們還不能具有獨立思考的現代理性嗎？

注釋：

[1]《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2]《四川青川縣郝家坪50號秦墓木牘》.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1頁.
[3]《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文物出版社.第166頁
[4]《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8頁.
[5]《戰國策·秦策二·一》
[6]《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廄苑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7]《文物》1985年.第1期.
[8]《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89頁.
[9]《國語·吳語》
[10]高友謙《孫子新傳》.團結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