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備覽》簡介

　　中華民族承載著五千年的文明歷史，正在以開放的態(tài)度走向現(xiàn)代化，普及國學已經(jīng)成為我們的重要職責。梁啟超早在1920年就曾說過：“將來必有一派學者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粹，存其真，續(xù)清儒未竟之緒，而益加以精研，使后之學者既節(jié)省精力，而亦不墜其先業(yè)，世界人治‘中華國學’者,亦得有藉焉。”

　　《國學備覽》正是出于這樣的思考，精選了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中國文化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名著81部，按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排，涉及文學、藝術(shù)、歷史、地理、科技、蒙學等，既有《大學》、《心經(jīng)》等短篇名作，也有《史記》、《聊齋志異》等宏章巨制，所收均為足本善本，并經(jīng)海內(nèi)外81位名家整理審定。

　　它既是廣大文史愛好者的必讀書目，也是每個當代中國人都應(yīng)該了解的國學最低限度書目。

《國學備覽》九宮格

　　01.《大學》提要

　　《大學》是《禮記》的篇目之一，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相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前434）所作。唐代韓愈、李翱等把《大學》、《中庸》看作與《孟子》、《易經(jīng)》同等重要的“經(jīng)書”；宋代“二程”、朱熹祖述這種觀點，竭力推崇其在經(jīng)書中的地位，旨在弘揚理學。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并稱“四書”，于南宋紹熙元年（1190）刊刻成《四書章句集注》，因《論語》記載孔子言行，《大學》為曾子所作，《中庸》為子思所作，《孟子》記載孟子言行，故又稱“四子書”。元延祐年間，以《四書章句集注》試士子，懸為令甲，從此，“四書”成為蕓蕓士子干祿之必讀經(jīng)典。

　　朱熹認為《大學》是“為學綱目”，且“四書”中以《大學》為最易曉，故讀“四書”要“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著重討論個人修養(yǎng)與社會治亂的關(guān)系，以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為修養(yǎng)的目標，后人稱之為“三綱領(lǐng)”；又提出實現(xiàn)天下大治的八個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后人稱之為“八條目”。為進一步服務(wù)于理學思想，朱熹加了“格物致知”一章，為《大學》原文所無。

　　今天讀《大學》，我們大可拋開理學家之莊嚴面目與經(jīng)學家之道德衣冠，想象古人或正襟危坐，或顛倒衣裳，嚴肅而真誠地反省自己，并不厭其煩地記錄自身感受，以示同儕后輩，用心可謂良苦。我們也可以嘗試走近古人，關(guān)注自己內(nèi)心所想，畢竟，無論在多么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中，注重自我修養(yǎng)，帶來的終歸是件愉快的事。

　　《大學》歷代注本很多，主要有宋朱熹的《大學章句》、《大學或問》，宋真德秀的《大學衍義》，明王守仁的《大學問》，清陳確的《大學辨》，清李塨的《大學傳注》等。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393個
　　審定者：龐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02.《中庸》提要

　　《中庸》是《禮記》的篇目之一，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相傳為戰(zhàn)國時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宋代朱熹將其與《大學》、《論語》、《孟子》并稱“四書”。“中庸”主張?zhí)幚硎虑椴黄灰校J為過猶不及，是儒家核心觀念之一。全書集中講述性情與封建道德修養(yǎng)，肯定“中庸”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準則，“至誠無息”，將“誠”看作是世界的本體，并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過程和認知方法。

　　“中庸之道”在現(xiàn)代人心目中幾乎成了迂腐、缺乏個性、走中間路線、不思進取的代名詞，細讀《中庸》，你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觀點有失偏頗。《中庸》通篇都在告誡我們要至誠至性，率性而為，行乎當行，止乎當止，并且不厭其煩地列舉各種例子，感情充沛地贊美“圣人之道”。書中“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等成為習見的成語，足見本篇有豐富的思想內(nèi)容。

　　《中庸》歷代注本很多，重要的有宋程顥的《中庸義》、程頤的《中庸解義》、朱熹的《中庸章句》，清李塨的《中庸傳注》、戴震的《中庸補注》等，近代康有為的《中庸注》、馬其昶的《中庸誼詁》、胡懷琛的《中庸淺說》等。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640個
　　審定者：曹先擢（教育部語言文字應(yīng)用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

　　03.《論語》提要

　　《論語》是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追記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今本《論語》系東漢鄭玄綜合多種版本而成，凡二十篇，約成書于戰(zhàn)國初期。《論語》全文采用語錄體，章節(jié)簡短，每事一段，語句多警句形式，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的前二三字，并無實際意義。

　　《論語》內(nèi)容廣博，涉及到政治、教育、禮儀、經(jīng)濟、文學、天道觀、認識論等等，反映了孔子倫理體系最基本的思想，這個體系的核心是“仁”，實施“仁”的手段和途徑是“禮”。

　　《論語》一書，對后世的思想和學術(shù)影響至深，在漢代已被視為輔翼《五經(jīng)》的傳或記，漢文帝時列于學官，東漢時被尊為經(jīng)，從此，《論語》受到歷代統(tǒng)治者的推崇，成為言行是非的標準，甚至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贊譽。《論語》在中華民族的道德、文化、心理狀態(tài)和民族性格的鑄造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許多警語箴言都出自《論語》，如“三人行則必有我?guī)煛保爸疄橹恢獮椴恢侵病保凹核挥鹗┯谌恕钡鹊取Ｃ孔x至此，我們不能不感嘆古人的智慧與眼界。司馬遷有言：“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馀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布衣而成圣，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孔子早已蜚聲海內(nèi)外，兩千多年后，我們?nèi)匀豢梢酝ㄟ^閱讀《論語》，感受我們身體中從古圣先賢流淌至今的熱血脈動。

　　《論語》注本眾多，重要的有三國何晏《論語集解》、南朝皇侃《論語義疏》、北宋邢昺《論語注疏》、南宋朱熹《論語集注》、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等。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1344個
　　審定者：白化文（北京大學教授）

　　04.《孟子》提要

　　《孟子》系語錄體著作，十四卷，孟子與其弟子萬章等編著，約成書于戰(zhàn)國中后期。孟子名軻，戰(zhàn)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受業(yè)于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以孔門傳人自任，后世尊稱為“亞圣”。孟子主張實行“仁政”而成“王道”，認為人性本善，強調(diào)個人人格完善的作用，其學說與孔子學說一起，稱為“孔孟之道”。《孟子》一書，《史記》本傳中稱有七篇，東漢學者趙岐作《孟子章句》，將每一篇分為上下，成七篇十四卷，各篇名均系采擷每篇首若干字詞而成。至宋代，《孟子》入“十三經(jīng)”。

　　讀《孟子》，想見其為人。孟子之文氣勢磅礴，如滔滔泉涌，不擇地而出，橫行無阻。據(jù)說孟子本人自傲自負，鋒芒畢露，好辯而且善辯，動輒與人言辭交鋒，必欲爭勝，這也許是胸中“浩然之氣”與“萬物皆備于我”的豪放襟懷所致。加之喜用層層疊疊的排比句式，善用形象說理，行文磊落舒暢，喜笑怒罵，絕不滯澀生硬，“筆鋒中常帶感情”，對后世散文影響至深。其中關(guān)于個人修養(yǎng)與古詩理解的一些看法，對后世的文學批評也建功甚偉。當孟子之時，諸國爭霸，孟子鼓吹以德為王，言仁義而不言利，被認為是“迂闊而遠于事情”，終不見用，甚至在鄒國絕糧，于是退而著書，在文字的王國馳騁自己的理想，認為天降大任，必當經(jīng)受一番痛苦，這段話為我們耳熟能詳。這讓我們知道，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圣人，但是，每個人都要做好成圣之前苦心志、勞筋骨等準備，享受“簞食豆羹”之樂。孟子還告訴我們，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其真大丈夫歟！靜下心來，高聲誦讀《孟子》，感受山高水長的坦蕩之風，天地會更加廣闊。

　　《孟子》注本主要有東漢趙岐《孟子章句》、南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義》等。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1894個
　　審定者：周文德（四川外語學院教授）

　　05.《詩經(jīng)》提要

　　《詩經(jīng)》是商周時代的詩歌選集，收入春秋中葉以前的作品三百零五篇。《詩經(jīng)》中的作品是在歌唱中創(chuàng)作的，并在歌唱中流傳。它們與音樂相伴生。因此，古人在搜集、整理時，還保留它的音樂性特點，將這三百零五篇作品按著不同的音樂劃分為“風”、“雅”、“頌”三類。“風”為十五個不同地域的歌詩；“雅”為朝廷的樂歌，又分為《大雅》、《小雅》； “頌”為祭祀祖先和自然神的樂歌，分為《周頌》、《魯頌》、《商頌》。

　　這些作品生動表現(xiàn)了人們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內(nèi)心世界——他們的個性與思想感情，他們的歡樂與苦惱，他們與外在環(huán)境的和諧、矛盾與沖突，他們對人生與社會理想的追求。這些作品在表現(xiàn)周人感情的豐富性方面，在展現(xiàn)周人個性的歷史性內(nèi)涵方面，在表現(xiàn)當時人們對生活、對人生的審美感受方面，都達到了相當?shù)母叨龋〉昧藰O其可貴的成就，是古人留下的最寶貴的文學遺產(chǎn)和精神財富。同時，也確立了中國古代詩歌的民族傳統(tǒng)。從它產(chǎn)生以后，歷代詩人、文學家乃至普通大眾，無不直接、間接地受到它的哺育和影響。這是永遠值得我們珍視，值得引以為榮的文學藝術(shù)精品。

　　這些詩在先秦時統(tǒng)稱為《詩》或《詩三百》，孔子曾對其進行整理，用以教授弟子，儒家后學尊之為“經(jīng)”，成為儒家經(jīng)典之一。漢代傳授《詩經(jīng)》分為不同的學派，只有毛詩學派的解說流傳至今，其注本主要有孔穎達《毛詩正義》、朱熹《詩集傳》、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及王先謙《三家詩義集疏》等。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2806個
　　審定者：許志剛（遼寧大學教授）

　　06.《尚書》提要

　　《尚書》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記言體史書，是關(guān)于上古時代的政事史料匯編。《尚書》按朝代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按文體分為誥、訓、謨、誓、命、典六種。主要記載了上古帝王有關(guān)政事和治國的言論，也保存了古代經(jīng)濟、地理及社會性質(zhì)等方面的珍貴史料。

　　《尚書》原稱《書》，系上古各朝史官記錄，非成于一人之手，后由孔子編訂，戰(zhàn)國時已有很高的地位，在《荀子》一書中已把它稱之為“經(jīng)”，漢代改稱《尚書》。尚者，上也。“尚書”意即上古之書，是漢人對它的尊稱，也可見古人對它的重視。

　　《尚書》有珍貴的上古文獻價值，也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內(nèi)中如周公諸篇，對中國后世政治思想影響巨大，堪稱儒家思想的淵藪。《尚書》也有較高的文學成就，語言生動，有渾厚古雅的氣勢和質(zhì)樸的美感，漢代《尚書大傳》引子夏語，謂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不過，由于時代久遠，對于今人而言，《尚書》文字佶屈聱牙，艱深晦澀，讓人望而卻步，差不多是十三經(jīng)里最缺乏“親和力”的了。但是，我們不能要求兩千多年前的史官用我們今天的文字。不知古無以論今，看看古代名君圣主如何“協(xié)和萬邦”，農(nóng)業(yè)如何發(fā)展，盤庚如何遷都，武王如何伐紂，至少，看看古代的王侯將相如何說話，也不失為一件快事！

　　《尚書》版本很多，有宋刊巾箱《八經(jīng)》本等。注本中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較為完備。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1917個
　　審定者：廖名春（清華大學教授）

　　07.《儀禮》提要

　　《儀禮》原名《禮》，系記載古代禮制的著作，今本通行十七篇。漢人以其所講為士所必習的禮節(jié)，稱為《士禮》；相對《禮記》而言，又叫《禮經(jīng)》；晉人認為其所講的并非禮的意義，而是具體的禮節(jié)形式，故稱之為《儀禮》，與《禮記》、《周禮》合稱“三禮”。歷朝禮典的制定，大多以《儀禮》為重要依據(jù)，對后世社會生活影響至深。

　　《儀禮》主要記載古代貴族（包括國君、諸侯、卿、大夫、士）從成人、結(jié)婚到喪葬的各種禮節(jié)，以及其交往、燕饗、朝聘、鄉(xiāng)射、大射等各種政治和社會活動中的禮儀規(guī)范。按儒家的說法，人類之初，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人和人就要生出爭斗。于是圣人制出禮來維持社會秩序，教人節(jié)制，教人平和，教人追念本源，感懷恩德，教人互敬互愛。這分別是制度之禮，宗教之禮，風俗之禮。可見，禮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標志。中華民族被稱為禮儀之邦，“禮儀文化”是文化中國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

　　《儀禮》開篇即是《士冠禮》，一個人成人，就意味著他開始獨立地承擔自己的責任，參與社會的各項事務(wù)。儀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每一個細節(jié)都承載著不同的功能，在看似繁瑣的各項程序中，先民們表達對神明、對社會、對生活的尊重與熱愛。據(jù)《史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shè)禮容。”圣人兒時的游戲都是制禮作樂，可見禮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其實在今天，禮同樣非常重要。我們常說人要講文明禮貌，一個人的言行舉止是否合“禮”，就是他的精神文明水平高低的標志。所以，了解古代禮儀制度，對于今天來講照樣是有重要意義的。

　　《儀禮》版本甚多，有東漢鄭玄《儀禮注》、唐賈公彥《儀禮注疏》、清胡培翚《儀禮正義》等。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1498個
　　審定者：王志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08.《周易》提要

　　周者，周代也；易者，變易，簡易，不易也。《周易》乃群經(jīng)之首，原為古代占筮之書及其解說，后被列入儒家經(jīng)典。《周易》包括經(jīng)、傳兩部分。經(jīng)有時稱為《易經(jīng)》或《古經(jīng)》，是在專門從事卜筮的巫史們長期經(jīng)驗和記錄的基礎(chǔ)上逐漸形成的；傳是戰(zhàn)國時人對經(jīng)的解釋說明，又稱《易傳》。《易經(jīng)》分為六十四卦，《易傳》分為七種十篇，漢代學者稱之為“十翼”，“翼”即輔翼經(jīng)文之意。

　　《周易》是中國哲學思想的淵藪，奠定了中國哲學的一些基本范疇和基本觀念，如“陰陽”，對立統(tǒng)一的思想等等，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極為深遠。至今，上至鴻儒碩學，皓首窮經(jīng)，下至街頭卜者，研讀謀生，無不奉為圭臬，淺人淺解之，深人深究之，可謂是十三經(jīng)中最深奧、最神秘的一部書了。“閑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作為中國人，此書不可不讀！

　　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周易》、安徽阜陽漢墓出土竹簡《周易》為目前所知最早文本。其傳世經(jīng)文刊本有宋巾箱《八經(jīng)》本、明弘治九年莊刻本。舊注有北京圖書館藏三國魏王弼《周易注》宋刻本、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本等。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1353個
　　審定者：張濤（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09.《春秋左傳》提要

　　《春秋》是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傳為孔子所作。“春秋”一詞，本是東周列國史官所撰編年史的通稱。古人之所以重視寫史，是因為歷史不僅是祖先的生活記錄，還可以從中學習各種知識，指導(dǎo)現(xiàn)世人生。傳說孔子寫《春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終，見盛知衰，懲惡揚善，撥亂反正。為達此目的，孔子在寫作時非常講究遣詞造句，這就是后人說的微言大義，以一字寓褒貶。古人特別重視《春秋》，漢代為《春秋》立官學，列為“五經(jīng)”之一。闡述《春秋》經(jīng)最著名的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至隋代，盛行《左傳》，其馀二傳漸衰。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漢班固時才改稱《春秋左氏傳》。相傳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約成書于戰(zhàn)國初期。全書六十卷，以《春秋》為綱，并仿照春秋體例，按照魯國君主的次序，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shù)抗哪觊g春秋霸主遞嬗的歷史，保存了許多當時社會文化、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珍貴史料，在史學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梁啟超稱《左傳》的出現(xiàn)是“商周以來史界之革命”。

　　《左傳》除了闡釋《春秋》思想之外，藝術(shù)成就也很高，是我國古代文學與史學完美結(jié)合的典范，對后世史書、小說、戲劇的寫作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左傳》語言精煉，文辭優(yōu)美，其敘事手法歷來為人稱道。唐劉知幾評曰：“或腴詞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春秋之際，戰(zhàn)爭頻仍，《左傳》對戰(zhàn)爭的記敘尤其令人稱道，善于通過側(cè)面描寫烘托戰(zhàn)場氛圍，不聞刀劍之聲，卻如親歷沙場，扣人心弦。并且，人物成為《左傳》的主角，將歷史從神的陰影下解放出來。遙想當年周王室衰微，諸侯崛起，齊桓晉文爭霸，楚莊王也要問鼎中原，禮崩樂壞，同時又在外交場合吟詩作樂，說古論今，也足見古人風致。

　　現(xiàn)存最早的《左傳》注本為晉杜預(yù)《春秋經(jīng)傳集解》，傳世有宋刻本；清代有顧炎武《左傳杜注補正》、惠棟《左傳補注》、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等；現(xiàn)代有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3191個
　　審定者：曲德來（遼寧大學教授）

　　10.《爾雅》提要

　　爾，近也；雅，正也。《爾雅》即指解釋詞義近于雅正，合于規(guī)范，是我國最早的訓解詞義專著，也是最早的名物百科辭典。國學大師章太炎稱其為“厘正故訓，綱維群籍之書”。

　　《爾雅》乃由漢初學者綴輯舊文故注，遞增而成，原為訓解經(jīng)書所作，故經(jīng)書以外之字，不作訓解。《漢書·藝文志》列入“孝經(jīng)類”，著錄為三卷二十篇；唐代以后列入“十三經(jīng)”；后列入“小學類”，存十九篇。前三篇解釋一般詞語，類似后世的語文詞典；后十六篇根據(jù)事物的類別解釋其名稱，類似今天的百科辭典。全書用字量居十三經(jīng)之首，達三千三百多個，古奧難解，令人望而生畏，加之年代更迭，世事變遷，歷史的煙塵掩蓋了這些曾經(jīng)令古人親近的名物，使其愈加微茫難曉。

　　《爾雅》注本甚多，有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清邵晉涵《爾雅正義》，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個別訛字據(jù)宋監(jiān)本或郝懿行本校改。

　　用字量：3354個
　　審定者：鄭張尚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11.《孝經(jīng)》提要

　　《孝經(jīng)》是專論“孝道”之書，今文本十八章，一般認為成書于先秦。書名來自于“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也”。全書以“孝”為中心，將“孝”作為所有德行的根本，集中論述了儒家“孝道”，唐代入“十二經(jīng)”，是中國倫理思想的殿軍之作。

　　《孝經(jīng)》從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別論述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之孝”，將“親親”之孝推衍為“忠君”、“順長”的行為準則，進而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主張；接著論述了居家事親、為官事君及喪親居哀等具體孝道；但是，“孝”并非盲目地服從君主長輩，對于上之不義，要勇于直諫，為此，提出了以“諍”盡孝的思想。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數(shù)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雖然過去，愛人之心與為人之子的孝敬當是萬世不變的法則。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道”給今人的啟示是對一切懷有尊敬之心。敬事父母，勤勉工作，立身成仁，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茲事體大，然細大不捐，養(yǎng)生送死為孝，端茶送水亦為孝，不妨從翻開這本《孝經(jīng)》開始。古人尚且行孝道如是，況今人乎！

　　《孝經(jīng)》的版本有唐玄宗注、北宋邢昺疏《孝經(jīng)》。今據(jù)清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校刻本整理。

　　用字量：385個
　　審定者：湯一介（北京大學教授）

　　12.《山海經(jīng)》提要

　　《山海經(jīng)》系古代地理類史書，十八卷，撰者不詳。西漢劉歆校書時，有三十四篇，歆并為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十三篇；今本為十八卷，計山經(jīng)五，海經(jīng)十三。記大小名山五千三百七十，河流大澤三百馀，動物一百二十七種，異國九十五，所載地理、博物、故事、巫術(shù)、神話極為豐富，自古號稱奇書，影響深遠。近代玄奇小說《鏡花緣》，大部分素材即取自《山海經(jīng)》。

　　《山海經(jīng)》所描繪的世界，似乎是以《中山經(jīng)》所在區(qū)域為中心，四周由南、西、北、東山經(jīng)所在區(qū)域構(gòu)成的大陸，大陸被海包圍著，四海之外又有大陸，再外還有荒遠之地。這反映了周秦時期的地理觀，是研究地理學思想史的珍貴材料。

　　《山海經(jīng)》一直受到人們的喜愛，從好仙術(shù)士郭璞到文學旗手魯迅，都愛不釋手，大詩人陶淵明還寫了傳誦千古的《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聰明的人都十分好奇，并且想象力極為豐富。《山海經(jīng)》是為聰明人寫的，給聰明人看的。其中記載的縹緲的仙山與瑞獸，常常為后世所引用，如宋楊億據(jù)《山海經(jīng)》中關(guān)于昆侖之西有群玉之山，是為帝王藏書之府的傳說，詩集題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無標榜之意。

　　《山海經(jīng)》是中華文化中的一部奇書，內(nèi)中有無數(shù)的奧秘需要我們?nèi)ヌ接懀苍S有些是永遠也解不開的謎。唯其如此，才使這部書顯得特別神秘。讀《山海經(jīng)》，也越會激發(fā)我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山海經(jīng)》傳本較多，除各種單行本外，收入?yún)矔哂小兜啦亍繁尽ⅰ端膸烊珪繁尽ⅰ陡裰聟矔繁尽ⅰ抖印繁尽ⅰ栋僮尤珪繁尽ⅰ端牟總湟繁尽ⅰ洱埾釁矔繁镜取，F(xiàn)存最早的注本是晉郭璞《山海經(jīng)注》。清郝懿行采前人注釋之長，撰《山海經(jīng)箋疏》十八卷，別為《訂論》一卷，貢獻甚大。今人袁珂《山海經(jīng)校注》集諸家之長而又時有發(f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今據(jù)《四部叢刊》明成化刻本整理。

　　用字量：1973個
　　審定者：張巖（北京藝術(shù)研究所研究員）

　　13.《穆天子傳》提要

　　《穆天子傳》又名《周穆王游行記》，撰者不詳，是西晉咸寧五年（279）在今汲縣西戰(zhàn)國墓中發(fā)現(xiàn)的竹書之一。西晉荀勖為之作序，分五篇；東晉郭璞為之作注，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六卷，是為古本；今本乃宋人修編，相較古本有所殘缺。《隋書·經(jīng)籍志》將其歸入史部起居注類；也有論者因其多虛構(gòu)與想象，認為是傳聞故事；明代胡應(yīng)麟稱之為“小說濫觴”，《四庫全書總目》亦歸入小說家。

　　《穆天子傳》以日月為序，詳細記載了周穆王（約公元前九世紀）駕八駿西巡天下之事，行程九萬里，會見西王母。其周游路線自洛陽渡黃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門，抵包頭，過賀蘭山，穿鄂爾圖期沙漠，經(jīng)涼州至天山東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至新疆和田河、葉爾羌河一帶；又北行二千馀里，至“飛鳥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曠原”，即中亞地區(qū)；回國時走天山北路。沿途與各民族頻繁往來贈答，如：珠澤人“獻白玉石……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賜“黃金環(huán)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等。這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旅行活動。周穆王可稱是我國最早的旅行家。

　　書中記述了大量神話故事，常被后世詩人用作典故，對小說和戲劇影響甚深。如李商隱《瑤池》一詩：“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飛天入地，日行三萬，見美人，飲甘泉，聞仙樂，跟隨穆王作天子之巡，可謂盡善盡美矣！然《四庫全書總目》竟有言：所謂西王母者，不過西方一國之軍；所謂縣圃者，不過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為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不禁讓人從云端跌回現(xiàn)實，足見所謂正史與學問之途，徒教人耳目向下，少情寡志。

　　《穆天子傳》傳世版本較多，主要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天一閣本、《道藏》本、《漢魏叢書》本、《四部備要》本、《四庫全書》本、《碧琳瑯館叢書》等，其中清人洪頤煊校注本較為完備，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又有王貽梁、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今據(jù)《四部叢刊》影印明天一閣本整理。

　　用字量：1572個
　　審定者：唐曉峰（北京大學教授）

　　14.《國語》提要

　　《國語》是我國第一部記言體國別史，二十一卷，大致成書于戰(zhàn)國初年，相傳為左丘明所作，又稱之為《春秋外傳》，和作為《春秋內(nèi)傳》的《左傳》并列，兩書互為表里，互相參證。

　　《國語》以國分類，各自成章，分別記載了上起周穆王，下至魯?shù)抗s五百年間，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歷史。各國史事詳略不同，文風迥異，非出自一人之手，應(yīng)屬歷史文獻匯編，至西漢劉向考校始定型。

　　《國語》以記言為主，記事為輔。劉熙《釋名·釋典藝》曰：“《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通過人物的言論反映春秋各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活動，探討興衰治亂之根源，史論結(jié)合，在史學思想上是一個進步。其結(jié)構(gòu)基本上是一事一議和夾敘夾議的形式，多由短小的故事構(gòu)成相對獨立的單元，有些描寫開始向細微化方向發(fā)展，同《尚書》相比，敘述更加周密，也更貼近生活，更富有趣味性、戲劇性和幽默感。

　　關(guān)于《國語》的評價，較為復(fù)雜。在先秦典籍中受責難最多的就是此書，直至清代，崔述仍在批評其“荒唐誣妄，自相矛盾”，“文詞支蔓，冗弱無骨”。其原因一是在于其對各國歷史分別敘述，難成體系；二是在于其有較濃重的神秘色彩，遇事求神問卜；三是在于其所述情節(jié)每多虛構(gòu)，一直受人詬病。這里，有必要為《國語》“伸冤”。首先，這是一本史料匯編，各國史官難免風格不同，不能苛求；其次，在神與人的關(guān)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對天命的崇拜，轉(zhuǎn)向?qū)θ耸碌闹匾暎匾暼嗣裨诮缴琊⒅械淖饔茫蛔詈笠稽c，實際上是《國語》最具特色的部分，虛構(gòu)的章節(jié)往往是全書的點睛之筆，如驪姬夜半而泣進讒言（《晉語一》），非第三者能知，顯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虛構(gòu)，但卻成功刻畫出一個口蜜腹劍、陰險狠毒的人物形象，這正是《國語》值得為之喝彩之處。

　　《國語》的語言古樸曉暢，具有通俗化、口語化的傾向，但各個部分的語言風格又不盡統(tǒng)一，《吳語》、《越語》、《楚語》宏放疏宕，《周語》、《魯語》莊重典雅，《晉語》則生動活潑，多有幽默風趣之筆。

　　《國語》現(xiàn)存的版本，有宋代刻印的兩種本子，一為昭道本，一為公序本。《四部備要》本即是據(jù)清士禮居翻刻的昭道本排印的，而《四部叢刊》本則是據(jù)明代翻刻的公序本影印的。今據(jù)《四部備要》本排印，參校《四部叢刊》本，以供參考。

　　用字量：2590個
　　審定者：張希清（北京大學教授）

　　15.《戰(zhàn)國策》提要

　　《戰(zhàn)國策》者，戰(zhàn)國游士輔佐所用之國，為之策謀，故名之，為戰(zhàn)國時期的史料匯編，三十三篇，四百九十章。非一時一人之作，最初也沒有統(tǒng)一的名字，“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劉向在整理編訂為一書之后，才確立了現(xiàn)在的書名。《戰(zhàn)國策》為敘事體，記言為主，因國分類，各自成策，反映了各諸侯國之間尖銳復(fù)雜的兼并斗爭和謀臣策士往來游說的言行，開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之先河。

　　《戰(zhàn)國策》對歷史記敘的忠實性不敢恭維，記敘史實簡略，又有頗多失實之處，不似《左傳》。但這里活動的主角是戰(zhàn)國的辯士、處士、隱士，拋開了道德善惡的評判，反映士的獨特價值，從人格力量上予以肯定，可以說，《戰(zhàn)國策》反映了另外一種真實，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心態(tài)真實，作者往往對自己的人物過分偏愛，傾慕非常，不惜以犧牲史實為代價。

　　戰(zhàn)國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翻開《戰(zhàn)國策》，一個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向你敞開，這是一個“辯麗橫肆”、鋪張揚厲、氣勢縱橫而又從容不迫的世界，別出心裁的寓言、風趣形象的比喻，或體驗衣錦還鄉(xiāng)、指點江山、易水送別之豪邁慷慨，或深味落魄江湖、功敗垂成、寄人籬下之炎涼無奈，你可以游走于“戰(zhàn)國七雄”之間，仿佛時間與空間尚未腐蝕掉舌尖的鋒芒與力量，男兒不配劍，同樣可以笑傲人間。

　　最早為《戰(zhàn)國策》作注的是東漢的高誘，至北宋曾鞏合諸家之本作了訂補。南宋時，在曾鞏補編本的基礎(chǔ)上又出現(xiàn)了兩家注本：一為剡川姚宏注本，頗忠于原作，對原本的訛文異字和殘缺之處也能闕疑待證，成于高宗紹興十六年（1146），不久即有刻本行世，后經(jīng)清代黃丕烈影寫復(fù)刻，收入《士禮居叢書》，流傳極廣，今通稱姚本，其中包括高誘殘注和姚宏續(xù)注。另一為縉云鮑彪注本，對原書作了重新編次，按國別分為十卷，章次也有調(diào)整，各國之下，按《史記》標出君王世次，分隸策文于其后，隱含編年之意，所作之注遠較高誘為詳，缺點是有時改易舊文，不免武斷。有鑒于此，元吳師道復(fù)據(jù)鮑本作《戰(zhàn)國策校注》，對鮑本之誤有所更正，有元順帝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四庫總目提要》稱：“古來注是書者，固當以師道為最善矣。”商務(wù)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戰(zhàn)國策》即據(jù)此影印，今通稱鮑本。1987年巴蜀書社出版的繆文遠著《戰(zhàn)國策新校注》，在前人校注的基礎(chǔ)上，參考新出土的竹簡、帛書、銅器、石刻等，是目前較好的注本。通行本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和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折校點本。今據(jù)《四部叢刊》影印元至正十五年刊本整理。

　　用字量：2737個
　　審定者：欒保群（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總編）

　　16.《史記》提要

　　《史記》系紀傳體通史，一百三十卷，西漢司馬遷著，約成書于西漢武帝征和年間。“史記”一詞，東漢之前乃一切史書之統(tǒng)稱，后始為司馬遷史書之專稱，原書最初被稱作《太史公書》，到東漢桓帝才改稱為《史記》。此書體例為紀傳體之濫觴，分為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以紀和列傳為主體，故名紀傳體，記載了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歷史。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博學多聞， 遍游名山大川，曾從當時著名學者孔安國學過《尚書》等，其父司馬談立志要寫一部全面系統(tǒng)的史書，無奈生年有限，遺命司馬遷完成。元封三年，遷為太史令，主管文史資料和天文歷法，五年后，著手撰寫《史記》。然世事難測，天漢二年，漢將李陵投降匈奴，遷向武帝表示應(yīng)客觀評價李陵功過，因而身陷囹圄，慘遭宮刑。這不僅是肉體上的摧殘，更是精神上的凌辱，司馬遷不堪此冤，甚至想離開人世，但想到自己的史書“草創(chuàng)未就”，不甘心半途而廢，權(quán)衡之后，決心忍辱茍活也要完成自己的事業(yè)，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史記》的寫作，直至臨終才擱筆。

　　以個人力量編寫縱貫中國整個上古時代的通史，幾千年來，無出其右者。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為抑揚的標準。例如對于失敗者項羽，司馬遷賦予了種種悲劇英雄人格力量，寫項羽之神勇，諸侯將“莫敢仰視”，寫虞姬項羽之別，悲歌和應(yīng)，更是千古離別之冠，賺盡詩人才子筆墨，蕩盡失意之人哀腸。這使《史記》不僅成為史書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學名著，魯迅先生贊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整部《史記》，帝王將相無數(shù)，英雄豪杰無數(shù)，鴻儒碩學無數(shù)，司馬遷“想見其為人”的，唯有孔子與屈原，司馬遷欣賞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魄；屈原的遭遇，與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憐，其恢宏之辭章，也為司馬遷所向往，融入歷史的寫作中，使其成為一幅瑰麗雄渾、蕩氣回腸、悲天憫人的歷史畫卷。

　　《史記》原為完帙，但在流傳過程中卻有殘缺。《漢書·司馬遷傳》云《史記》“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元帝、成帝時，褚少孫補作的部分，均冠有“褚先生曰”字樣，頗易區(qū)別。今本《史記》一百三十篇亦非全出自司馬遷之手，但絕大部分是司馬遷的手筆，基本上保留了《史記》的原貌。現(xiàn)存《史記》有三家注，即南朝劉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馬貞的《索隱》和張守節(jié)的《正義》。三家注原先各自單行，自北宋始將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為一編。中華書局1959年出版有點校本。今據(jù)百衲本整理。

　　用字量：4708個
　　審定者：楊樹增（曲阜師范大學教授）

　　17.《水經(jīng)注》提要

　　《水經(jīng)注》是注釋《水經(jīng)》并記述全國河道水系的歷史地理專著，四十卷，北魏酈道元注，成書年代尚無定論，當在延昌四年（515）至孝昌三年（527）之間。酈道元（？～527），字善長，范陽涿縣人，出身官宦世家，后入仕途。少年好學，博覽群書。晚年因遭讒言，為雍州刺史殺害。

　　《水經(jīng)注》沿用《水經(jīng)》因水證地之法，以河水（黃河）和江水（長江）為主線，依自然地理特點，由南向北分述南北朝時期遍布我國甚至域外的大小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條，囊括了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和歷史資料三方面的內(nèi)容，引用古文獻四百三十余種，采錄了許多今已失傳的金石碑刻、民間傳說、詩詞歌賦，注文比原書多出二十倍，自成一體，具有極高的學術(shù)價值。

　　據(jù)說酈道元做官期間，以執(zhí)法嚴峻著稱，甚至曾經(jīng)因“嚴酷”免職，以這樣的態(tài)度治學，其嚴謹可想而知，此書既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的學術(shù)巨著，也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散文佳作，其文筆優(yōu)美簡潔，清麗雋永，在實事求是地記述歷史地理之際，也穿插了多姿多彩的傳說故事和風土人情，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許多成為膾炙人口、傳誦一時的名篇。唐代李白、柳宗元以及宋代的蘇軾，都對其十分推崇。蘇軾曾說過，“嗟我樂何深，水經(jīng)亦屢讀。”蘇子尚且如此喜愛，不妨親自驗證一番。

　　此書注本，明代以趙琦美本和朱謀瑋本為代表。清代全祖望的《七校水經(jīng)注》指出原本注中有注，后人混寫不明；趙一清的《水經(jīng)注釋》重加厘定，并考補了宋代所佚五卷中的二十一條水道；戴震借參加編修《四庫全書》之機，據(jù)《永樂大典》本作詳細校勘，補正了七千二百九十一字；王先謙又綜合全、趙、戴三家校本，匯編成《合校水經(jīng)注》。近人楊守敬、熊會貞的《水經(jīng)注疏》和《水經(jīng)注圖》，以及王國維的《水經(jīng)注校》亦是著名的注本。今據(jù)武英殿聚珍本整理。

　　用字量：4470個
　　審定者：華林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18.《洛陽伽藍記》提要

　　《洛陽伽藍記》是記述北魏洛陽佛寺的地理著作，北魏楊衒之撰，成書于東魏武定五年（547）。“伽藍”即梵語“僧伽藍摩”之略稱，意為“眾園”或“僧院”，乃佛寺之統(tǒng)稱。楊衒之，生卒不詳，北平人，博學多才，以文章傳家，與佛界人士多往還，親睹洛陽佛寺興衰，感慨系之，乃撰此記。

　　全書共五卷，按地域分為城內(nèi)、城東、城南、城西、城北，記述佛寺七十馀處。其體例為先寫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風格，再寫相關(guān)人物、史事、傳說、逸聞等，在對諸多佛寺形制規(guī)模的描摹和始末興廢的勾勒中，反映了廣闊的政治經(jīng)濟背景和社會風俗人情，如尒朱榮之亂，皇室諸王的奢侈貪婪，南北朝間的交往，北魏全盛時期洛陽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繁盛，民間藝人的卓越技藝和演出盛況等，深受歷代史學家的重視。其文筆散中帶駢，“秾麗秀逸，煩而不厭”，風格與《世說新語》相類，亦是上品文章。如寫永寧寺的佛塔，僅用“至于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馀里”等語，其巍峨莊嚴之狀便歷歷在目。更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條中所載之田僧超吹茄、陳白墮釀酒、孫巖娶狐女等，情節(jié)雖不復(fù)雜，但寫得生動具體，形象鮮明，引人入勝，表現(xiàn)了作者高超的駕馭語言能力。

　　北魏之際，佛教盛行，寺塔林立，僧尼遍布，楊衒之著此書之目的一為存史，二為勸誡資政，借古諷今，臧否人物。使今人得以流連忘返于青燈古佛之際，夢回洛陽古都，察其風俗，觀其人物，增廣逸聞，陶冶情致，世代興廢，繁華不過一瞬，幸賴才人之筆，斯時可存，敢不趨而讀之？

　　此書版本以明嘉靖如隱堂本最善，另有《四部備要》本、《漢魏叢書》本、《學津討原》本等，各有長短。校注本重要的有張宗祥《洛陽伽藍記合校》（商務(wù)印書館，1930年），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中華書局，1963年），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等。今據(jù)明嘉靖如隱堂本整理。

　　用字量：2666個
　　審定者：陶禮天（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19.《貞觀政要》提要

　　《貞觀政要》，政論類史書，十卷，唐吳兢撰，約成書于唐開元五至十三年（717~725）。吳兢，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著述很多，現(xiàn)除零散詩文外，僅存《貞觀政要》一書流傳于世。

　　吳兢著此書旨在歌頌“貞觀之治”，總結(jié)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來君主以為借鑒。書中所記基本為貞觀年間唐太宗與魏征等大臣的問答，以及皇帝的詔書、大臣的諫議奏疏等，內(nèi)容廣泛，涉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社會、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討論君臣關(guān)系、君民關(guān)系、求諫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jié)用、居安思危為其重點。雖然書中在史實上有所失誤，但由于敘事詳贍，文字明暢，論述的又是統(tǒng)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歷代統(tǒng)治者的重視，甚至流傳到日本和朝鮮半島。

　　此書現(xiàn)存最早刻本是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刻本；最通行的是元代戈直集各古本加以校釋刊行、明成化元年（1465）又重刻之本（簡稱“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據(jù)涵芬樓藏“戈本”校點刊行，稱“上古本”）；最好的本子是中華書局2003年出版的謝保成集校本。此次印行采用“上古本”，但對其中的個別文字，以及標點錯誤處作了改正。

　　用字量：2857個
　　審定者：黃正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20.《史通》提要

　　《史通》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系統(tǒng)的史學評論著作，唐劉知己撰，前后歷經(jīng)九年，成書于景龍四年（710）。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曾“三為臣史”，“再入東觀”，修史二十余年，生平著述甚多，為唐初著名史學家。

　　全書凡二十卷，分內(nèi)外篇，內(nèi)篇三十九，外篇十三，今存四十九篇。內(nèi)篇著重論述史書體例、史料采集、史學方法、史家修養(yǎng)；外篇著重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雜評諸史得失，見解中肯，多所貢獻。《史通》總結(jié)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chǔ)上的斷代史則是今后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就整體而言，《史通》確實是經(jīng)過“區(qū)分類聚，編而次之”的一部結(jié)構(gòu)完整的史學論著。《史通》成書后不久，即引起社會上的強烈反響。唐代史學家徐堅見而嘆曰：“夫為史者宜置于座右也。”其后，因書不見重于時，雖至南宋始有刻本，但博學如朱熹“猶以未獲見《史通》為恨”。

　　現(xiàn)今所見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陸深刻本，脫訛頗多。明萬歷五年（1577）張之象得見宋刻本，校而刊之，較為完善，1961年中華書局影印刊行。清代有浦起龍的《史通通釋》，吸收前人成果，最為詳密。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浦起龍的《史通通釋》，由王煦華校點，書末附有陳漢章的《史通補釋》、楊明照的《史通通釋補》和羅常培的《史通增釋序》，便于檢閱參考。1980年，中華書局出版程千帆校箋的《史通箋記》，在歷代各家舊注之外，別著《箋記》以申述，糾正諸家之未及或疏失，新義迭見，是研究《史通》不可缺少的參考書。1990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的趙呂甫校注的《史通新校注》，廣泛吸收已有成果，詳參現(xiàn)存《史通》諸版本，細為校勘，并加注釋說明以疏解諸篇，是目前整理《史通》的較新成果。今據(jù)浦起龍《史通通釋》本整理，并參考了諸家版本。

　　用字量：3168個
　　審定者：陳飛（廣州外語外貿(mào)大學教授）

　　21.《文史通義》提要

　　《文史通義》，史學評論名著，八卷，清章學誠撰。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少年時苦讀經(jīng)史，且能舉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內(nèi)閣學士朱筠之門，得以遍覽群書，并與錢大昕、邵晉涵、戴震諸名流往還甚密，討論學術(shù)源流及異同。曾建議朱筠搜診遺書，各疏原委，朱筠遂上書乾隆帝，四庫自此開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進士，歷主保定蓮池、歸德文正等書院講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受知于湖廣總督畢沅，入其幕參與《續(xù)資治通鑒》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著有《史籍考》、《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等。

　　《文史通義》分內(nèi)外篇，內(nèi)篇五卷，外篇三卷。內(nèi)篇涉及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等領(lǐng)域，外篇為方志論文集。書中提出了“六經(jīng)皆史”的觀點，此實倡自明代王守仁，章學誠加以發(fā)展，認為經(jīng)亦是史，史先于經(jīng)，應(yīng)據(jù)史以談經(jīng)，“切合當時人事”，將經(jīng)學建立在史學的基礎(chǔ)之上。在史書編纂方面，章氏注重史德，言“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在史書體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認為通史具有“六便”（即免重復(fù)、均類例、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和“二長”（即具剪裁、主家法）的特點；對于紀事本末體，亦備加贊許，認為“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兼有紀傳體和編年體所不具備的優(yōu)點。在為學態(tài)度方面，章氏主張“言學術(shù)功力，必兼性情”，提倡經(jīng)世，反對空談。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于婦女的看法。在《婦學》篇里，他闡述了自己的婦女觀，也可以說是一部“婦學”史，認為上天給予男女的聰明智慧是相同的，婦女也可以明詩禮。故此，他批判了才子佳人小說一番，“男必纖佻輕薄，而美其名曰才子風流；女必冶蕩多情，而美其名曰佳人絕世”。批評小說傳奇的同時，也批評了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不過，章氏率性臧否人物，倒是足見真性情之風致，非道貌岸然之講經(jīng)論史，其暢行于世，亦不足怪。《文史通義》寫作時，部分文章傳出，段玉裁便為之嘆絕，近人更將其與《史通》并稱史學論著中之雙璧。

　　此書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章學誠之子華紱首刻于大梁，是為流傳至今的最早版本。咸豐元年的《粵雅堂叢書》為較早之翻刻本。《叢書集成初編》、《四部備要》亦都收入《文史通義》。195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劉公純標點本，但未收入大梁本的外篇三卷。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有葉瑛的《文史通義校注》，注釋詞義，撮舉大意，頗便閱讀。今以《粵雅堂叢書》本為底本，并參閱諸家校注整理。

　　用字量：3346個
　　審定者：沈文凡（吉林大學教授）

　　22.《書目答問》提要

　　《書目答問》系指導(dǎo)治學門徑的舉要目錄，五卷，清張之洞著。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晚號抱冰，直隸南皮人，同治進士，為后期洋務(wù)派代表人物之一。其任四川學政時，委托繆荃孫為成都尊經(jīng)書院學生開列閱讀書目，遂成《書目答問》一書，初刊于光緒二年（1876）。

　　此書馭繁就簡，慎擇約取，選錄了歷代流傳至今的重要典籍二千二百馀種，在傳統(tǒng)的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之外，另設(shè)叢書、別錄兩部，是對傳統(tǒng)分類法的突破。其中，《四庫全書》所未收者占十之三四，重要書目下作按語，附有初學讀本，方便讀者略識門徑。張之洞在給王懿榮的書札中談及此書說：“其去取分類，即偶加注記，頗有深意，即是無數(shù)語言，非僅止開一書單也。”

　　《書目答問》問世后很快就風行海內(nèi)，數(shù)次印行，并且出現(xiàn)了多種翻刻本。李元度說，當時的讀書人家中幾乎是“家置一編”；陳垣晚年回憶，自己之所以對四書五經(jīng)之外的學問產(chǎn)生興趣，便得力于《書目答問》；胡適于1923年應(yīng)清華學校學生之請開列《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書目答問》列在首位。其時正值西學東漸的風潮，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即將發(fā)生轉(zhuǎn)型，張之洞欲力挽狂瀾，別尋出路，主張“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屬于“清流”一派。其《書目答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導(dǎo)引、規(guī)范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群體在傳統(tǒng)知識世界轟毀前夜的讀書生活和思想塑造，使得以傳統(tǒng)經(jīng)學為主體構(gòu)筑起的學術(shù)世界，在晚清仍然相對穩(wěn)固地運行著它的軌跡，從而也使得《書目答問》在社會性與學術(shù)性這兩方面達成了完美的一致。

　　該書最早于光緒二年（1876）在四川成都大字寫刻初印，光緒三年（1877）原刻本經(jīng)作者勘定，增補二十馀處，于是有了原刻初印本和后印改定本的區(qū)別。以后五十年間各地翻刻重印大率不出這兩個版本。光緒五年（1879）在貴陽刊印的王秉恩校刻本，即據(jù)后印改定本校正凡二百八十馀處。光緒二十三年（1897）河北蓮池書院刊印的盧靖《慎始基齋叢書》本，則據(jù)原刻初印本重刊，校補七十馀條。此外還有張振佩眉批的光緒二十三年新化三味堂校刊本，江人度的《書目答問箋補》，葉德輝的《書目答問斠補》等。1931年南京國學圖書館排印出版了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補錄圖書一千二百種左右，還補足或糾正了《答問》漏略或訛誤的書名、卷數(shù)、作者姓氏、刻書年代近百處，大大提高了原著的學術(shù)參考價值。《補正》有196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柴德賡校本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鵬校本。今據(jù)范希曾本整理。

　　用字量：2168個
　　審定者：朱玉麒（新疆師范大學教授）

　　23.《老子》提要

　　《老子》又名《道德經(jīng)》，是道家學派的經(jīng)典著作，約成書于戰(zhàn)國初期。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時期楚國人，曾做過周朝管理圖書的史官，及周室衰，西出函谷退隱。道教興起后，封老子為教主，奉為“太上老君”，唐高宗追封其為“太上玄元皇帝”。

　　今本《老子》全書共五千馀言，故又稱《老子五千文》。西漢河上公曾作《老子章句》，將《老子》分為八十一章，稱前三十七章為《道經(jīng)》，后四十四章為《德經(jīng)》，名之曰《道德經(jīng)》。《老子》的哲學系統(tǒng)，由宇宙論而人生論，再由人生論而政治論。“道”是最高范疇，也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含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其社會政治觀集中體現(xiàn)為“無為而治”。此書語言簡約而幽深，多有對偶，以古音讀之，大致合韻，今音讀來亦有詩歌之節(jié)奏韻味。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代表的道文化與孔子所代表的儒文化構(gòu)成了中國文化中互補而又對立的兩極，影響之深，無人能夠超越，姑且讓我們翻開這震撼世界的五千言吧！

　　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是最古的本子。三國魏王弼的《老子注》最為通行。另外較重要的注本還有宋林希逸的《道德真經(jīng)口義》，元吳澄的《道德真經(jīng)注》，明焦竑的《老子翼》，清畢沅的《老子道德經(jīng)考異》、魏源的《老子本義》，近人馬敘倫的《老子校詁》、高亨的《老子正詁》、張松如的《老子說解》和朱謙之的《老子校釋》等。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

　　用字量：788個
　　審定者：陳鼓應(yīng)（臺灣大學教授）

　　24.《莊子》提要

　　《莊子》又稱《南華經(jīng)》，莊周及其后學撰。莊子，名周，曾受號南華仙人，戰(zhàn)國時期睢陽蒙縣（今河南商丘東北）人。曾做過漆園吏，后厭惡仕途，隱居著述。《莊子》約成書于先秦時期，《漢書·藝文志》著錄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三篇。其中內(nèi)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全書以內(nèi)篇為核心，內(nèi)篇的《齊物論》、《逍遙游》和《大宗師》集中反映了莊子的哲學思想。以“寓言”、“重言”、“卮言”為主要表現(xiàn)形式，繼承和發(fā)揚了老子的學說，后世并稱“老莊”，指稱道家。行文汪洋恣肆，瑰麗詭譎，意出塵外，乃先秦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

　　文人墨客，在現(xiàn)實中受了挫折，往往痛讀莊子，幻想虛靜無為，放浪形骸，做“逍遙游”，生云外之志，且中國的文人，大都在現(xiàn)實的紛爭中以孔子思想自勵，又在內(nèi)心世界以莊子自譴，所以，幾千年來，莊子給人們提供了在現(xiàn)世心靈安頓的場所，因終其書，“游”始終是莊子眼中的最高境界。

　　《莊子》現(xiàn)存最早的注本是晉郭象的《莊子注》。清王先謙的《莊子集解》博采眾長，是較好的注本。清郭慶藩撰 《莊子集釋》，吸取了晉至清注解《莊子》的成果，可謂集其大成。今人陳鼓應(yīng)的《莊子今注今譯》，在注釋和譯文方面，亦頗為用力。今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并參考諸家校注整理。

　　用字量：2890個
　　審定者：丁原植（臺灣輔仁大學教授）

　　25.《公孫龍子》提要

　　《公孫龍子》又名《守白論》，三卷，公孫龍撰。《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四篇，列為名家，現(xiàn)存六篇。公孫龍，字子秉，戰(zhàn)國時期趙國人，他的哲學理論以“白馬非馬”論著稱，常常與孔子后人孔穿及鄒衍等人辯論。

　　《公孫龍子》首篇《跡府》是后人編輯的有關(guān)公孫龍的簡介，其馀五篇是公孫龍的作品 。其中《白馬論》所提出的“白馬非馬”的命題，以及《堅白論》所提出的“離堅白”的命題，是公孫龍名辨思想的中心。該書針對社會上名不符實的現(xiàn)象，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個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論，強調(diào)“名”必須具有確定性，著重探討了概念的內(nèi)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個性的關(guān)系，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學說體系。

　　《公孫龍子》自唐代以來，注說者有十馀家，主要有宋謝希深的《公孫龍子注》、今人譚戒甫的《公孫龍子形名發(fā)微》、王啟湘的《公孫龍子校詮》、伍非百的《公孫龍子發(fā)微》、欒星的《公孫龍子長箋》、龐樸的《公孫龍子研究》等。今據(jù)正統(tǒng)道藏本整理。

　　用字量：339個
　　審定者：陳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26.《韓非子》提要

　　《韓非子》是法家學派的代表著作，二十卷，韓非撰。韓非，戰(zhàn)國時期韓國人，為韓國公子，與李斯同學于荀子，然喜好刑名法術(shù)之學。

　　全書由五十五篇獨立的論文集輯而成，大都出自韓非之手，除個別文章外，篇名均表示該文主旨。主要闡述了韓非以君主專制為基礎(chǔ)的法、術(shù)、勢相結(jié)合的法治理論，以及其社會遞變的歷史觀和講求實際的哲學觀，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重要情況。其中，《解老》、《喻老》是現(xiàn)存中國最早注釋和解說《老子》的著述。該書善用寓言，并曾分門別類地整理編輯為各種寓言故事集，《內(nèi)外儲說》、《說林》、《喻老》、《十過》等篇即是。

　　史載，韓非口吃，不善言談，長于著書，使秦之時，被同學李斯等讒言所害，入獄，后服毒自殺。司馬遷說“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雖口不善辯，然下筆洶涌，鞭辟入里；語言簡潔，又不乏生動活潑之態(tài)。韓非寡言少語之際，遭同窗暗算之時，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對社會進行冷峻犀利的觀察，個中滋味，豈足為外人道！觀此書，明司馬之意，知韓子之文，暢“無情”之法治，有所本矣！

　　《韓非子》注本中，重要的有清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近人梁啟雄的《韓子淺解》，以及今人陳奇猷《韓非子集釋》等。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

　　用字量：2671個
　　審定者：鄭杰文（山東大學教授）

　　27.《淮南子》提要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鴻，廣大也，烈，光明也，意即包含了光明宏大之理，二十一卷，西漢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在其主持下編著。成書年代大約在景、武之間。劉安，漢高祖劉邦少子淮南厲王劉長之子，劉長死后，襲父爵為淮南王。此書為漢初黃老學派著作，《漢書·藝文志》列為雜家，載《淮南子》內(nèi)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今只流傳內(nèi)二十一篇。全書博奧深宏，融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于一體，但主要是發(fā)揮先秦道家思想，是漢代學者對漢以前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規(guī)模的匯集與融合。《淮南子》之通篇主題為“道”，既講自然之道，也講治世之道，提出了“漠然無為而無不為”，“漠然無治而無不治”的政治理想。在最后一篇《要略》中，概括全書以闡明宗旨，“言道”與“言事”，即掌握自然界的規(guī)律與考究社會歷史變化規(guī)律，此外，還綜述了各家思想及其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淵源，具有很高的價值。

　　《淮南子》內(nèi)容龐雜，近乎一部“先漢學術(shù)史”，但又并非憑虛蹈空，而是處處緊密聯(lián)系現(xiàn)實，并多用歷史、神話、傳說、故事來說理，文風新異瑰奇，繁富有序。劉熙載說：“《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zhèn)ズ旮唬帜茏杂闷洳牛m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淮南子》注本主要有漢代高誘注本和許慎注本，又有近人劉文典集諸家之精華所作的《淮南鴻烈集解》，以及今人何寧的《淮南子集釋》等。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

　　用字量：3899個
　　審定者：趙宗乙（泉州師范學院教授）

　　28.《列子》提要

　　《列子》，道家學派著作，相傳為列子所撰。列子，生卒不詳，名御寇，戰(zhàn)國時期鄭國人，主張?zhí)撿o無為，獨立處世，善于修身養(yǎng)性。《莊子》中有很多關(guān)于他的傳說，西漢劉向《列子傳》謂“其學本于黃帝老子”，屬道家學派。

　　《列子》共八卷，《漢書·藝文志》有著錄，今本已非原書，約成于晉太康二年后。內(nèi)容形式多為神話、傳說、寓言，如“愚公移山”、“歧路亡羊”等成語便均出自其中。《列子》把“道”融匯于故事之中，入乎其內(nèi)，出乎其外，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并包含深刻的哲學思想，以《天瑞》、《力命》、《楊朱》三者為最。主旨為萬物生于無形，變化不居，人要掌握并利用自然規(guī)律。

　　《列子》有晉人張湛作注。唐天寶年間詔號為《沖虛真經(jīng)》。北宋景德年間加封“至德”，號曰《沖虛至德真經(jīng)》，列為道教重要經(jīng)典之一。近人有楊伯峻的《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

　　用字量：2270個
　　審定者：王乙（云南師范大學教授）

　　29.《墨子》提要

　　《墨子》是先秦時期墨家學派的著作總集，《漢書·藝文志》著錄七十一篇，現(xiàn)僅存十五卷，五十三篇，一般認為是由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學在不同時期記述編纂而成。

　　墨子，姓墨，名翟，相傳早年受孔子的儒家教育，后棄儒學而開創(chuàng)與儒學相對獨立的墨家學派，這是一個組織嚴密的學派性政治團體，其宗旨是推行墨子的主張。墨家的政治主張，都是以解救時弊為目的，倡導(dǎo)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宣傳天志、明鬼，針對當時流行的命定論，墨家又主張“非命”。在真理的原則上，主張經(jīng)驗論。倫理思想上，墨家的根本觀念是“義”，“義”的觀念來源于“天”，在此基礎(chǔ)上，建立了義利統(tǒng)一的道德觀。《墨子》確立了“三表法”作為立論說理的準則，在中國哲學史和邏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體裁雖保留了對話的形式，但基本上已具論說文的雛形。

　　今本《墨子》為漢代劉向所校定，著于《別錄》。劉歆《七略》與班固《漢書·藝文志》均據(jù)此。晉惠帝時，魯勝曾作《墨辯注》，早已失傳，僅存其《敘》。清以前以明嘉靖唐堯臣刻本為善本。清亁、嘉年間，《墨子》研究興起，陸續(xù)涌現(xiàn)出許多注釋或闡發(fā)墨學的著作，有清畢沅的《墨子注》、孫詒讓的《墨子閒詁》，近人吳毓江的《墨子校注》、梁啟超的《墨子學案》、陳柱的《墨學十論》、方授楚的《墨學源流》等。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

　　用字量：2466個
　　審定者：武振玉（吉林大學教授）

　　30.《荀子》提要

　　《荀子》是戰(zhàn)國后期儒家學派最重要的著作。荀子（約前313～前238），名況，戰(zhàn)國后期趙國人，時人尊稱為荀卿，漢時稱為孫卿。年五十，始游學于齊國，曾在齊國首都臨淄（今山東淄博市）的稷下學宮任祭酒。因遭讒而適楚國，任蘭陵（今山東蒼山縣）令。以后失官家居，著書立說，死后葬于蘭陵。著名學者韓非、李斯均是他的學生。

　　荀子是一位儒學大師，在吸收法家學說的同時發(fā)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稱霸力；崇禮義，又講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時，又主張“法后王”。孟子創(chuàng)“性善”論，強調(diào)養(yǎng)性；荀子主“性惡”論，強調(diào)后天的學習。這些都說明他與嫡傳的儒學有所不同。他還提出了人定勝天，反對宿命論，萬物都循著自然規(guī)律運行變化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

　　《荀子》一書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數(shù)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寫。他的文章擅長說理，組織嚴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強議論的氣勢，語言富贍警煉，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荀子》的注本除唐楊倞的《荀子注》外，清王先謙的《荀子集解》，匯集清代學者的訓詁考訂成就，內(nèi)容翔實；梁啟雄的《荀子簡釋》綜合諸家校釋成果，尤重“簡易、簡明、簡要”；另有章詩同的《荀子簡注》、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釋》等。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

　　用字量：2631個
　　審定者：鄧球柏（長沙學院教授）

　　31.《孫子兵法》提要

　　《孫子兵法》又稱《吳孫子兵法》、《孫子》、《孫武兵法》，孫武撰。孫武，生卒不詳，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人，從齊國流亡到吳國，輔助吳王經(jīng)國治軍，顯名諸侯，被尊為“兵圣”。

　　《孫子兵法》是現(xiàn)存最早的兵書，凡十三篇，每篇皆以“孫子曰”開頭，按專題論說，有中心，有層次，邏輯嚴謹，語言簡練，文風質(zhì)樸，善用排比鋪陳敘說，比喻生動具體，如寫軍隊的行動：“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軍爭篇》），既貼切又形象，且音韻鏗鏘，氣勢不凡，故劉勰稱“孫武兵經(jīng)，辭如珠玉”（《文心雕龍·程器》）。想來以作戰(zhàn)的縝密思維為文章謀篇布局，對孫武而言如烹小鮮矣。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繼承和發(fā)展了前人的軍事理論 ，把政治作為決定戰(zhàn)爭勝敗的首要因素，歸納出戰(zhàn)爭的原理原則，舉凡戰(zhàn)前之準備，策略之運用，作戰(zhàn)之布署，敵情之研判等，無不詳加說明，巨細靡遺，周嚴完備，具有樸素的唯物辯證思想，二千年多來一直被視為兵家之經(jīng)典，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毛澤東對《孫子兵法》推崇備至，而孫子所主張的智、信、仁、勇、嚴則成為中國軍人的“武德”。

　　該書迄今最早的傳世本為1972年山東銀雀山出土的漢墓竹書《孫子兵法》，惜為殘簡，不能窺其全貌，經(jīng)漢簡專家整理小組整理，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現(xiàn)存最早的刻本為南宋孝宗、光宗年間的《十一家注孫子》本；又有《武經(jīng)七書》本《孫子》，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印。其注本以曹操注最早，《平津館叢書》所收影宋本《孫吳司馬法》中有《魏武帝孫子》。此后注家頗多，如清孫星衍的《孫子十家注》、朱墉的《武經(jīng)七書·匯解》、夏振翼的《武經(jīng)體注大全會解·孫子》，近人楊炳安的《孫子會箋》，今人吳九龍的《孫子校釋》、吳如嵩的《孫子兵法新論》等。今據(jù)宋刻《十一家注孫子》本整理。

　　用字量：770個
　　審定者：李零（北京大學教授）

　　32.《呂氏春秋》提要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是呂不韋召集門下賓客，“兼儒墨，合名法”，集體編纂而成的一部書。呂不韋，生卒不詳，戰(zhàn)國后期衛(wèi)國人。本是陽翟富商，在邯鄲經(jīng)商時，結(jié)識了在趙國做人質(zhì)的秦公子嬴楚，他深知奇貨可居，設(shè)法使嬴楚成為秦國的太子，待嬴楚登位，他亦被拜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由此棄商從政。秦始皇執(zhí)政后，尊其為相國，號仲父，但不久即被免職，遷往蜀郡，憂懼自殺。

　　呂不韋身為秦相國時召集門客撰寫《呂氏春秋》，有很深的用意，實際上是呂不韋提出的一套施政大略，反映了呂不韋對社會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多方位體認。全書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三個部分，共一百六十篇，撮取儒、道、名、法、墨、兵、農(nóng)、陰陽等諸家之說，內(nèi)容涵蓋政治、經(jīng)濟、軍事、農(nóng)業(yè)、外交、倫理、道德、修身等各個方面，同時涉及天文、歷法、地理、樂律、術(shù)數(shù)等等，成為一本體系龐大而復(fù)雜的學術(shù)著作，既有指導(dǎo)實踐之用，又有知識教育之功，且蘊含著耐人深思的哲學意味，可謂先秦諸子百家的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實踐經(jīng)驗以及各種文化觀念、哲學思想的提取和濃縮。而在總體思想構(gòu)架上，則如漢代高誘《呂氏春秋序》所述：“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里也。”是為糅合儒、道、法、墨為骨干，但尚未形成有機貫通的整體思想體系，所以《漢書·藝文志》將之列入“雜家”類。

　　《呂氏春秋》寫成后，相傳呂不韋曾布之于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賞千金，時人無能動一字者。當然，這或許是懾于呂不韋的權(quán)勢，并非真的一字不能改易，但也說明呂不韋對《呂氏春秋》的自重和自信。惜乎呂不韋很快失勢，《呂氏春秋》當時并未大行于世，但其影響卻始終不絕，漢代以后的歷代統(tǒng)治實際上都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互補為用，《呂氏春秋》可謂最早透露了這種統(tǒng)治思想結(jié)構(gòu)的萌芽，對后世具有某種啟迪之功。因此，《呂氏春秋》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資料，同時也是研究先秦文化史的可貴資料。從文章學的角度說，《呂氏春秋》結(jié)構(gòu)比較完備，篇章規(guī)劃整飭，不少文章明朗犀利，將故事、譬喻、議論有機融合在一起，在古代散文史上也有相當?shù)匚弧?/p>

　　最早為《呂氏春秋》作注的是東漢的高誘，近代以許維遹的《呂氏春秋集釋》最有影響，另有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張雙棣、張萬彬、殷國光、陳濤的《呂氏春秋譯注》等。校本流傳最廣和最佳的是清畢沅本和近人蔣維喬、楊寬、沈延國、趙善詒合撰的《呂氏春秋匯校》本。今據(jù)清畢沅本整理。

　　用字量：2965個
　　審定者：李昌集（徐州師范大學教授）

　　33.《尹文子》提要

　　尹文（約前360～前280），戰(zhàn)國時期齊國人。與宋钘齊名，宋尹學派的代表人物。流傳于世者唯《尹文子》一書。

　　《漢書·藝文志》著錄《尹文子》一卷，列為“名家”，已佚。今本《尹文子》分《大道上》和《大道下》兩篇，語錄與故事混雜，各段自成起訖，主要論述法術(shù)和形名。其思想特征以名家為主，綜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啟荀子、韓非。

　　《尹文子》指出：“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shù)也。”然此八者皆具有兩重性，“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欲要得其道而不失其道，便須以法為準，而以法為準的前提則是正名，“名正而法順”。由此出發(fā)，書中對名的邏輯分類提出了一種新的說法：“名有三科，法有四程。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quán)量是也。”這里名法并提，表現(xiàn)了戰(zhàn)國時期形名學的特點。而其對對語言的指稱與內(nèi)涵關(guān)系的思考，頗值得玩味，為研究中國邏輯思想史者所重視。

　　《尹文子》善于運用寓言說理，趣味盎然。如莊里有丈人，名其長子曰盜，少子曰毆。長子外出，他在后追呼其名，吏聞而遽捕盜；他又急呼少子，吏遂毆盜幾致死。此則笑話生動地說明了正名的重要性。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拋開讓人猶如霧里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調(diào)皮之處，也是一得。

　　《尹文子》的主要版本有明《子匯》本、《諸子集成》本。新注本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厲時熙《尹文子簡注》。今據(jù)《諸子集成》本整理。

　　用字量：869個
　　審定者：白奚（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34.《新書》提要

　　《新書》，又稱《賈子》，西漢賈誼撰。賈誼（前200～前168），河南洛陽人。年十八，以文才聞名于郡中。二十馀，漢文帝召為博士，遷太中大夫。數(shù)上疏，言時弊，為大臣所忌，貶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時，作《吊屈原賦》以自傷。后為梁懷王太傅，懷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悒郁以終，僅三十三歲。

　　《新書》是賈誼的政論文集，《漢書·藝文志》列入儒家，今存十卷五十八篇，其中《問孝》、《禮容語上》兩篇有目無文，實為五十六篇。《新書》集中反映了賈誼的政治經(jīng)濟思想，開篇即為著名的《過秦論》，總結(jié)了秦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張；《宗首》、《藩強》、《權(quán)重》等闡述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賈誼的政論散文邏輯嚴密，感情充沛，氣勢非凡，體現(xiàn)了漢初知識分子在漢帝國大一統(tǒng)創(chuàng)始期之積極進取，力圖建功偉業(yè)的豪情壯志，代表漢初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先生說，賈誼文章“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

　　賈誼遭讒被貶，英年早逝，每令后人扼腕嘆惜。據(jù)說其謫居長沙第三年，有一只不祥之鳥飛入宅中，遂寫《鵩鳥賦》，似已預(yù)感到死之將至，“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系之舟”。嗣后懷王墜馬之事更令其悲悔自傷，當年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盡化為一滴清淚。杜甫“傷時哭賈生”，千年之后，這滴淚是否已經(jīng)被風干呢？姑且翻開《新書》，去尋找那個滿腹經(jīng)綸、一身才氣、永遠年輕的賈誼！

　　通行的版本有《四部叢刊》本、《諸子集成》本、盧文弨《抱經(jīng)堂叢書》本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賈誼集》。最新注本有王洲明、徐超《賈誼集校注》，閻振益、鐘夏《新書校注》等。今據(jù)《抱經(jīng)堂叢書》本整理排印。

　　用字量：2430個
　　審定者：劉剛（鞍山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

　　35.《法言》提要

　　《法言》，十三卷，西漢揚雄撰，是擬《論語》體裁采用問答形式而撰寫的哲學著作，成書于漢哀帝元壽元年。其基本宗旨是用禮義、孔孟之道，批判先秦諸子及讖緯、神仙迷信，維護儒家正統(tǒng)觀念，故名之曰“法言”。主張文學應(yīng)當宗經(jīng)、征圣。強調(diào)知識的重要，反對老莊“學無益”之觀點，人性論上主張善惡混合說，承認歷史之進化，肯定改革之必要，且因其對宗教迷信的批判，成為王充唯物主義學說的先導(dǎo)。

　　揚雄，字子云，少壯時喜詞賦，晚年視為“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轉(zhuǎn)而潛心向?qū)W，研究哲理，亦有《太玄經(jīng)》，仿《周易》而作。據(jù)《漢書》載，揚雄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王莽稱帝后，家貧嗜酒，好古而樂道，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故經(jīng)、傳、史、賦皆附會名篇而著。揚子一生未作大官，對屈原投江頗為不然，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表現(xiàn)出澹然。龍蛇于時，亦當有大行之精神， 豈非揚子之愿乎？

　　《法言》有《諸子集成》本、《四部叢刊》本。《法言》的注釋本，晉代有李軌的《揚子法言注》，宋代有司馬光的《法言集注》，清代有汪榮寶的《法言義疏》等，內(nèi)容較為詳備。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排印。

　　用字量：1246個
　　審定者：劉寧（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

　　36.《鬼谷子》提要

　　《鬼谷子》成書于先秦，舊傳鬼谷子著，實為后學者根據(jù)其言論整理而成，共三卷，上中兩卷凡十四篇，其中兩篇有目無文，下卷收有《本經(jīng)陰符七術(shù)》。

　　鬼谷子，戰(zhàn)國時期楚國人，號鬼谷先生，為縱橫家鼻祖，專門研究言談之道和養(yǎng)生之術(shù)，其思想唯見于《鬼谷子》一書。《隋書·經(jīng)籍志》始將《鬼谷子》列為縱橫家，后世兵家以為兵書。該書內(nèi)容十分豐富，涉及政治、軍事、外交等領(lǐng)域，大抵崇尚黃老而側(cè)重“心術(shù)”，以陰陽論為基礎(chǔ)，為縱橫家提供了理論依據(jù)，也含有辯證法思想。該書的前十四篇，專論“縱橫之術(shù)”，有開閉法、反復(fù)法等種種名目，略似于現(xiàn)在的“演講技巧”、“社交方式”之類。兩軍交戰(zhàn)，三寸之舌可抵百萬之師，就看誰的計謀高，口才好了。據(jù)說，張儀、蘇秦、龐涓、孫臏四位戰(zhàn)國風云人物便俱是鬼谷子的學生，則先生的水平可見一斑。

　　《鬼谷子》有晉皇甫謐注本，南朝梁陶弘景注本。又有《四部備要》本，今據(jù)此整理排印。

　　用字量：831個
　　審定者：武天富（第二炮兵指揮學院戰(zhàn)略教研室教授）

　　37.《顏氏家訓》提要

　　《顏氏家訓》，七卷二十篇，南朝顏之推撰，約成書于隋開皇九年文帝滅陳之后，開家訓類作品之先河，“古今家訓，以此為祖”。

　　顏之推（531～590），字介，原籍瑯玡臨沂（今屬山東），歷仕梁、北齊、北周，至隋，召為學士，自稱“三為亡國之人”。他一生迭遭兇險，深懷忐忑之慮，曾著《觀我生賦》敘其生平。

　　此書記述個人經(jīng)歷、思想、學識，旨在以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訓教子弟，述修身、治家、處世、為學之法，辨明時俗之誤，強調(diào)家庭教育，《唐志》、《宋志》都將此書列于“儒家”之類。包含了不少有關(guān)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的細致的觀察和通達的議論，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全書以說理為主，每篇一題，以散體行文，間以故事逸聞，生動親切，乃中國南北朝文學史上的一部散文佳作，可讀性強；此外，在家庭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很多見解都精辟獨到，如家庭教育要及早施行，不可對子女過于溺愛等等，今天，家庭教育問題越來越得到社會的普遍關(guān)注，閱讀顏氏此書，當受益頗多。

　　該書有《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四部備要》七卷本等。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的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亦是較好的版本。今據(jù)《四部叢刊》本整理。

　　用字量：2906個
　　審定者：李偉國（上海人民出版社總編）

　　38.《素問》提要

　　《素問》，原名《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于岐伯也。相傳岐伯乃上古醫(yī)學先知，黃帝當時困惑為何上古之人長壽，于是去請教岐伯，岐伯告訴他要有節(jié)制，不可揮霍無度，并詳細闡述了其中道理。《素問》即是以黃帝與先知問答形式撰寫的綜合性醫(yī)學文獻，舊題黃帝所作，實則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約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原九卷，早佚，后經(jīng)唐王冰訂補，編為二十四卷，計八十一篇，定名為《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該書以天人合一觀、陰陽學說、五行說、臟腑經(jīng)絡(luò)學為主線，論述了攝生、臟腑、經(jīng)絡(luò)、病因、病機、治則、藥物以及養(yǎng)生防病等各方面的關(guān)系，集醫(yī)理、醫(yī)論、醫(yī)方于一體，保存了《五色》、《脈變》、《上經(jīng)》、《下經(jīng)》、《太始天元冊》等二十多種古代醫(yī)籍。

　　《素問》與《靈樞經(jīng)》同為《黃帝內(nèi)經(jīng)》的組成部分，而《黃帝內(nèi)經(jīng)》則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醫(yī)學著作，是中醫(yī)學理論體系形成和奠基之作。

　　今本題《重廣補注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是經(jīng)過宋代林億等校正，《四部叢刊》據(jù)明顧從德翻宋刻本影印，現(xiàn)即據(jù)此整理排印。

　　用字量：2084個
　　審定者：陳福濱（臺灣輔仁大學教授）

　　39.《九章算術(shù)》提要

　　《九章算術(shù)》，簡稱《九章》，作者不詳，是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數(shù)學書，約成書于公元一世紀的東漢初期。書中共列舉了二百四十六道例題，大多與生產(chǎn)實踐相關(guān)，分為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句股凡九章。每題一般由問（問題）、答（答案）、術(shù)（解法）組成，亦有幾題共用一術(shù)，或一術(shù)連綴幾題者。這一方面說明《九章算術(shù)》的重心乃在于術(shù)，而不在于題；另一方面也說明它非一時一人所編寫，而是歷經(jīng)數(shù)世，成于眾人之手。

　　《九章算術(shù)》在中國古代數(shù)學史上擁有崇高的地位，歷來被尊為算經(jīng)之首，與希臘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交相輝映，同為世界數(shù)學發(fā)展之源。書中的今有術(shù)、衰分術(shù)、方程術(shù)、盈不足術(shù)、勾股術(shù)等等已包含了現(xiàn)代數(shù)學的分數(shù)四則運算法，比例和比例分配算法，線性方程組解法，開平方、開立方法，正負數(shù)加減法，以及若干面積、體積算法等等。不僅確立了中國傳統(tǒng)數(shù)學的基本框架，而且許多內(nèi)容傳入印度、阿拉伯，甚至輾轉(zhuǎn)傳入歐洲，曾長期占支配地位。

　　《九章算術(shù)》成書之后，注家蜂起。三國時，曹魏劉徽為《九章算術(shù)》作注，并自撰《重差》一卷附于書末，故《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九章算術(shù)十卷，劉徽撰”，后《重差》又以《海島算經(jīng)》為名單行，是為《算經(jīng)十書》之一。劉徽糾正了《九章算術(shù)》中的某些錯誤或不確之處，并運用極限思想和無窮小分割方法證明了《九章算術(shù)》的圓面積公式和自己提出的劉徽原理，這在世界數(shù)學證明史上還是第一次。唐初，李淳風在劉徽的基礎(chǔ)上再行作注，多所創(chuàng)見。今之《九章算術(shù)》傳本即包括正文、劉徽注和李淳風注三部分。

　　南宋末有楊輝《詳解九章算法》十二卷，現(xiàn)僅存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句股五章和《九章算法纂類》，其所錄之《九章算術(shù)》正文和劉、李二家注文多有脫誤。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戴震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九章算術(shù)》并加校勘，排印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1784年又抄入《四庫全書》。清嘉慶初年，李潢撰《九章算術(shù)細草圖說》九卷，有校勘、補圖、詳草和說明。此次以戴震輯錄本為底本，用武英殿聚珍本和《四庫全書》本對校整理。

　　用字量：1020個
　　審定者：郭書春（中國科學院研究員）

　　40.《近思錄》提要

　　《近思錄》，十四卷，南宋朱熹、呂祖謙合編之理學入門書，成于南宋淳溪二年。近思者，切問而近思之意也，謂之與人倫日用密切相關(guān)。書中依次輯錄北宋新儒家周敦頤（濂溪）、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張載（橫渠）“四君子”語錄622條，從宇宙生成的世界本體到孔顏樂處的圣人氣象，按照宋明理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養(yǎng)程序為標準編排成十四門，對研究北宋理學，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子仲晦，號晦庵，別號考亭、紫陽，徽州婺源人，曾師事李侗，為二程再傳弟子，理學集大成者。生前政治上屢遭排擠，學說也被彈劾為“偽學”，死后九年朝廷才為其恢復(fù)名譽。宋理宗時，以祀孔廟，此后歷代都有追贈，學說被奉為“正學”。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學者稱東萊先生，浙江婺州人，南宋哲學家。為學主“明理躬行”，反對空談，開浙東學派先聲，與朱熹、張栻并稱“東南三賢”。

　　宋明理學受禪宗影響頗深，許多語錄暗含禪機，此書語言平實，與編書者“引領(lǐng)入門”意圖相符，將圣人之道融入日常生活的各個環(huán)節(jié)，簡便易行，其理自現(xiàn)，不妨從身邊事做起？“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圣人。”后進晚學，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口誦讀之，足矣！

　　該書有葉采集解本，明正德十四年（1519）汪偉刊本，明稽古齋刊本，正誼堂本，清康熙中御兒呂氏寶誥堂刊《朱子遺書》本。1990年江蘇廣陵刻印社影印出版江永《近思錄集注》。今據(jù)《朱子遺書》本整理排印。

　　用字量：2042個
　　審定者：姜錫東（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主任）

　　41.《陰符經(jīng)》提要

　　《陰符經(jīng)》，全稱《黃帝陰符經(jīng)》，共四百馀字，年代與作者不可考，大體可信為唐以前道家古籍。陰者，暗也。符者，合也。以其明天道與人道有暗合大理之妙，故謂之陰符焉。此書之意，大抵言天地陰陽運行變化，與人事之間有相生相克的辯證關(guān)系，蘊含無窮機變，圣人應(yīng)當觀天之道，掌握天人暗合之機，隨時應(yīng)物，不拘于古，使其行為舉動皆合乎天道，不違自然。《陰符經(jīng)》包含比較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歷來備受關(guān)注，得到各個階層人士之青睞。在道教史上，往往與老莊之書并列，在哲學史上，影響亦極為深遠。

　　至今，對于該書作者、成書年代、內(nèi)容主旨，仍眾說紛紜，年代與作者之不可考，尚可理解，中國古籍畢竟太多了。然僅四百馀字，卻說不清內(nèi)容，有人認為是談道家之修養(yǎng)方法；有人認為是縱橫家之經(jīng)典，所談為權(quán)謀術(shù)數(shù)；有人認為是兵家之書；有人干脆把它當作百科，如明呂坤稱：“帝王得之以御世，老氏得之以養(yǎng)身，兵家得之以制勝，術(shù)家得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縱橫家得之以鼓掌人群。”真是奇書，究竟這四百字有多大魅力，何妨讀之而后解。

　　此書歷代注本浩繁，見解各異。《通志》著錄達三十九種，《道藏》所收諸家注本也不下二十種。影響較大者有唐李筌、張果的《陰符經(jīng)注》，宋朱熹的《陰符經(jīng)考異》。道教內(nèi)丹家多以《陰符經(jīng)》作為丹經(jīng)之祖，宋代夏元鼎、任照一、黃居真、沈亞夫，金代唐淳、劉處玄、侯善淵，元代王道淵、元陽子等都曾從內(nèi)丹修煉角度為《陰符經(jīng)》作注，也各具面貌。今據(jù)續(xù)知不足齋本整理。

　　用字量：179個
　　審定者：孫家洲（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42.《周易參同契》提要

　　《周易參同契》，道教典籍，簡稱《參同契》。參，三也，即大易、黃老、爐火三事；同，通也；契，符合也。明此書以“三事”言煉丹之事，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丹經(jīng)著作，有“萬古丹經(jīng)王”之稱。三卷，東漢魏伯陽作，約成書于漢順帝、桓帝之際。

　　魏伯陽（126～167），名翱，號云牙子，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豐惠鎮(zhèn)）人。性好道術(shù)，不樂仕進，遂往羅浮山修道，著《參同契》后，服丹而去。

　　《周易參同契》分上、中、下三篇及《周易參同契鼎器歌》一首，共約六千馀字，基本上為四字、五字一句的韻文，也間有長短不一的散文體和離騷體句式，詞韻雅古，隱奧難懂。它借用《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來論述煉丹修仙的方法，將大易、黃老和爐火三者參合，既談外丹爐火，又講內(nèi)養(yǎng)修煉，內(nèi)外兼修，天人合一。上篇易道為多，而次之以內(nèi)養(yǎng)，間及爐火；中篇則內(nèi)養(yǎng)為多，而易道次之，爐火又次；下篇言爐火為多，而內(nèi)養(yǎng)為次，易道更次。

　　《周易參同契》認為萬物的產(chǎn)生和變化，皆由陰（坤、雌）陽（乾、雄）的交媾，相須不離，使精氣得以發(fā)舒。欲求長生，必須掌握陰陽變代規(guī)律，以乾坤兩卦比喻鼎器，以坎離兩卦比喻藥物，以納甲法來解釋火候進退，以十二辟卦法來解釋一日、一月、一年的修煉火候，按六十四卦的運行規(guī)律，從事修煉。該書對后世道教的修煉術(shù)影響甚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后來言爐火者，皆以是書為鼻祖。”由于其對煉丹術(shù)和內(nèi)養(yǎng)術(shù)進行了神秘主義的解說，將理論和實踐結(jié)合起來，對于道教的外丹和內(nèi)丹的發(fā)展有巨大作用。

　　道家為中國本土的宗教，尤其關(guān)注人在現(xiàn)世與自己身體、與自然的和諧。科學昌明如此，尚有許多無法解答的神秘，丹藥之有無尚不可知，但是，“強己益身”之功效，做游仙之想，奮逸世之音，還是可以常備案頭的。

　　明版《道藏》收有《周易參同契》各家注本多種，較著者有后蜀彭曉的《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宋朱熹的《周易參同契考異》、陳顯微的《周易參同契解》，元俞琰的《周易參同契發(fā)揮》、陳致虛的《周易參同契分章注》等，清《四庫全書》所收明蔣一彪的《古文參同契集解》等。今有任法融的《周易參同契釋義》（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現(xiàn)據(jù)《四庫全書》本整理。

　　用字量：1440個
　　審定者：左東嶺（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43.《黃庭內(nèi)景經(jīng)》提要

　　《黃庭內(nèi)景經(jīng)》，又名《太上黃庭內(nèi)景經(jīng)》，黃庭者，天中人中地中與腦中心中脾中。一般認為該書在魏晉之際已有秘藏草本，后由魏夫人撰為定本，傳與后人。全經(jīng)皆七言韻語，共二百三十九句，分作三十六章，每章各取首句二字為題，以七言歌訣的形式講述養(yǎng)生修煉的原理。認為人身丹田有上、中、下之分，三黃庭與之對應(yīng)。上黃庭宮腦中，中黃庭宮心中，下黃庭宮脾中，各有神靈居住其中，并提出以“存思”為主的修煉要訣。其思想系承襲《黃帝內(nèi)經(jīng)》、《老子河上公章句》以及《太平經(jīng)》等書中臟腑學說與養(yǎng)生之論。特別與《太平經(jīng)》“思神”、“守一”等道教神仙思想結(jié)合，以存思身中諸神。自晉代以來流傳很廣，為道教上清派所奉主要經(jīng)典之一。書中將道教內(nèi)丹派的固精煉氣說從理論上推進到了比較完善的程度，為唐宋以來內(nèi)丹說的重要淵源。同時，經(jīng)中繼承了早期道教關(guān)于養(yǎng)生的學說，宣揚人的一切皆由神來主宰的觀點。此后，這種內(nèi)丹派的道教思想逐漸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學說——黃庭學，在道教發(fā)展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

　　該書歷代注本很多，有唐梁丘子白履吉注，蔣國祚注及托名呂祖等諸仙的集注。其中董德寧的《黃庭經(jīng)發(fā)微》釋文曉暢，便于初學。《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入此經(jīng)，另有《道藏輯要》本及《道藏精華錄》本傳世。今據(jù)《道藏》本整理。

　　用字量：838個
　　審定者：王子今（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44.《黃庭外景經(jīng)》提要

　　《黃庭外景經(jīng)》，又名《太上黃庭外景經(jīng)》，大約成于晉魏夫人卒時左右。經(jīng)文不分章，文字較《黃庭內(nèi)景經(jīng)》約少三分之一。均為七言韻語，內(nèi)容結(jié)構(gòu)大體同于《黃庭內(nèi)景經(jīng)》，亦以存思三田之神為中心，只是更為簡略曉暢，次第亦間有不同。《黃庭內(nèi)景經(jīng)》所言身神，此經(jīng)多泛稱為“神”、“七”、“真人”、“童子”等，不詳其名諱，較少神秘色彩。內(nèi)、外二經(jīng)的文字頗多相同、相近之處。其意象的運用頗為隱晦，但其比喻與象征手法則又增加了作品的生動性。

　　《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收入此經(jīng)，為無注本；張君房《云笈七簽》卷十二所收，為務(wù)成子所注；《修真十書》所收，為梁丘子所注；《道藏輯要》所收，為蔣國祚所注。今據(jù)《道藏》本整理。

　　用字量：474個
　　審定者：傅剛（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45.《太上感應(yīng)篇》提要

　　《太上感應(yīng)篇》，簡稱《感應(yīng)篇》，道教勸善之作，約成書于北宋末南宋初。“太上”為最上之意，“感應(yīng)”即人的行為與自然界、神界相互作用所帶來的因果聯(lián)系。全文一千二百七十四字，以開篇十六字為綱，即“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列舉的善舉有二十六條，惡事凡一百七十，宣揚天人感應(yīng)，強調(diào)因果循環(huán)，勸善懲惡。宋陳奐子序稱：“推本道德之旨，發(fā)明禍福之端，究誥天下之證，嚴于訓誡，以警悟人心者矣。”本書是道教修真者闡述太上之宗旨及其實踐的重要著作，顯微闡幽，將道教修養(yǎng)化為世俗生活之種種具體行為，易于掌握，成為當時人們修身立本之書，流傳極廣。

　　本書所宣揚的行為規(guī)范與準則，也符合儒家的綱常倫理及道教、佛教戒規(guī)，看來在做人的原則問題上，不管是入世、超世、棄世、游世，都是相通的，且善惡之界，古今一理，中外攸同，至少不要損人利己，甚至損人不利己，所以，一千多字的文章，用來時時檢省，無論哪個教，都不會拒絕自己了。

　　明《道藏》“太清部”收有《太上感應(yīng)篇》八卷，又有《粵雅堂叢書》本、《道藏精華錄》本等。宋元以降，歷代都有注釋，較著者有元陳堅、清惠棟、俞樾等的注本。今據(jù)《道藏》本整理。

　　用字量：566個
　　審定者：劉海燕（福建師范大學副教授）

　　46.《金剛經(jīng)》提要

　　《金剛經(jīng)》， 全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一卷，印度大乘佛教般若系經(jīng)典，后秦鳩摩羅什譯。般若，梵語，意為智慧；波羅蜜，梵語，意為到彼岸。以金剛比喻智慧之銳利、頑強、堅固，能斷一切煩惱，故名。此經(jīng)采用對話體形式，說一切世間事物空幻不實，實相者即是非相；主張認識離一切諸相而無所住，即放棄對現(xiàn)實世界的認知和追求，以般若智慧契證空性，破除一切名相，從而達到不執(zhí)著于任何一物而體認諸法實相的境地。《金剛經(jīng)》是中國禪宗所依據(jù)的重要經(jīng)典之一。

　　唐玄宗為推行三教并重的政策，從三教中各選一典籍，親自加以注釋，刊布流行。儒教選《孝經(jīng)》，道教選《道德經(jīng)》，佛教選《金剛經(jīng)》。《金剛經(jīng)》不似大小品般若類經(jīng)典之浩瀚，又不似《心經(jīng)》之簡略，又宣說般若的空慧佛理，所以弘傳很廣。《金剛經(jīng)》最后一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yīng)作如是觀。”被看作是全經(jīng)的精髓。

　　原經(jīng)譯文沒有分段，傳說南朝梁武帝之子昭明太子蕭統(tǒng)將全經(jīng)分為三十二段，稱三十二分，且各加上標題。后世流通本多襲用之，本書因之。

　　漢文譯本中通行的有北魏菩提流支、南朝陳真諦之同名譯本；另有隋達摩笈多《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jīng)》，唐玄奘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義凈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今據(jù)鳩摩羅什譯本整理。

　　用字量：441個
　　審定者：楊曾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47.《四十二章經(jīng)》提要

　　《四十二章經(jīng)》，亦名《孝明皇帝四十二章》，中國所譯最早的佛教經(jīng)典，傳為漢明帝時竺法蘭、迦葉摩騰譯，成書于漢永平十一年。一卷，共四十二章，攝集大、小乘而成。其宗旨在于獎勵梵行，明沙門二百五十戒，離惡行之過失，教人克伐愛欲，證成阿羅漢果。

　　佛經(jīng)因從外文譯入，大多難解，本經(jīng)為中國所譯最早的佛典，取自諸經(jīng)，條分縷析，可算是“修行速成”之書，多用譬喻，以人間之事告誡世人遠離人間之欲，戒除人間之愛。想從佛處借來慧眼，且來讀此經(jīng)。

　　現(xiàn)存版本大致可分三類：高麗本、宋真宗注本、宋守遂注本，今流傳者多為宋守遂注本。高麗本近于原本，宋真宗注本及守遂注本俱失真，而守遂本篡改尤甚。高麗本文字質(zhì)樸，內(nèi)容雖然簡單，但條理清晰，自成體系，可見原本當來自印度。今據(jù)丁福保《四十二章經(jīng)箋注》整理。

　　用字量：574個
　　審定者：朱慶之（北京大學教授）

　　48.《心經(jīng)》提要

　　《心經(jīng)》，佛教經(jīng)典，又名《大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心”喻為核心、綱要之意，為般若類的精要之作。內(nèi)容為闡述以般若智慧觀察萬物性空、諸法皆空的佛理。全文僅二百馀字，便于持誦，所以流傳很廣。歷代漢譯本有七種，通行的為唐玄奘的譯本。玄奘的譯本闡述五蘊、三科、四諦、十二因緣等皆空的佛教義理，而歸于“無所得”。認為般若能度一切苦，證得菩提果。

　　即使是對佛教一無所知的人，也會知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對于喜愛佛經(jīng)而又覺得大部頭難以下咽的人，吟誦短小而又瑯瑯上口的《心經(jīng)》，倒是方便法門。

　　此經(jīng)現(xiàn)存梵本有尼泊爾發(fā)現(xiàn)的廣本和日本保存的多種傳寫摩刻小本兩種。其中廣本與藏文大藏經(jīng)所錄相同，與小本不同。注疏本亦很多，最著名的是印度提婆《心經(jīng)注》。中國有唐新羅僧人圓測《心經(jīng)贊》、明曠《心經(jīng)略疏》、慧凈《心經(jīng)疏》。日本有空海《心經(jīng)秘鍵》、宗純《心經(jīng)注》等。今據(jù)《大藏經(jīng)》本整理。

　　用字量：114個
　　審定者：徐俊（中華書局總編）

　　49.《六祖壇經(jīng)》提要

　　《六祖壇經(jīng)》，又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法寶壇經(jīng)》、《壇經(jīng)》，禪宗經(jīng)典，一卷。六祖者，慧能也，壇經(jīng)，設(shè)壇講經(jīng)之謂。此經(jīng)系我國撰述佛典中唯一稱“經(jīng)”者，為禪宗六祖慧能于韶州大梵寺壇上所說之法，弟子法海集錄而成。慧能，俗姓盧，禪宗第六代祖師，禪宗南禪創(chuàng)始人，滅度后被唐憲宗賜號“大鑒禪師”。

　　本書基本以慧能的生平活動為序，述其形跡、說法及與弟子的機鋒對答，共分十品。主旨在宣稱人皆自性清凈、本有佛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心性觀；主張自悟自修、無念無住的修行觀；解脫途徑力倡頓悟說，是禪宗最主要的思想依據(jù)。

　　根據(jù)佛教的傳統(tǒng)，只有繼續(xù)佛的言教的著作才能稱“經(jīng)”，佛弟子及其后代佛徒無論如何偉大，其著作都只能稱“論”，唯一一部中國人自造，雖歷經(jīng)坎坷，但最終確定了“經(jīng)”的地位的，就是這部《壇經(jīng)》，況且其作者文化水平極低，字不認得幾個，悟性卻奇高，這說明智慧與“學歷”無關(guān)，佛性更與“學歷”無干，只為這一點，中國人就應(yīng)該讀一讀。況且，禪宗的對話充滿了機鋒與智慧，不妨以這樣的智慧面對現(xiàn)實生活：“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此經(jīng)歷代輾轉(zhuǎn)傳抄，大致有四種版本：一、法海本，又名敦煌寫本，不分品目，題曰“《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六祖惠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jīng)》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是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藏英國博物館，后由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將其分為五十七節(jié)。二、宗寶本，又名流通本，一卷，十品，題名《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前有德異序，《略序》改作《六祖大師緣起外紀》，系宗寶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改編本。因文字經(jīng)過潤色，較流暢，且內(nèi)容又含有某些后期的禪宗思想，故長期來幾乎成為《壇經(jīng)》的唯一流通本。三、惠昕本，又名興圣寺本，二卷，十一門，題名《六祖壇經(jīng)》，是惠昕于唐乾德五年（967）根據(jù)繁本《壇經(jīng)》刪定而成，書前有惠昕序。后傳入日本，由興圣寺再行刻印。四、德異本，又名曹溪原本，一卷，十品，題名《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全稱《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曹溪原本》，系德異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改編。1944年“普慧大藏經(jīng)刊行會”曾刊印以上四版的合編本。日本《大正藏》收錄了敦煌本和流通本二種。金陵刻經(jīng)處有流通本的單刻本。注釋本有近人丁福保的《六祖大師法寶壇經(jīng)箋注》、郭朋的《壇經(jīng)校釋》、鄧文寬的《六祖壇經(jīng)——敦煌〈壇經(jīng)〉讀本》等。今據(jù)敦煌寫本整理。

　　用字量：1304個
　　審定者：李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50.《茶經(jīng)》提要

　　《茶經(jīng)》，最早的茶葉專著，三卷，唐陸羽撰，成書于唐建中元年。陸羽（約733～約804），字鴻漸，自號竟陵子，又號桑苧翁，復(fù)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自幼在僧舍長大，后作伶人，和官宦、文人相往還，唐上元初隱居于苕溪，離當時茶產(chǎn)地宜興極近，愛飲茶，因著是書，遺澤千年，后世尊其為“茶祖”。

　　《茶經(jīng)》共十章，前四章講茶的性狀起源、制茶工具、造茶方法和產(chǎn)區(qū)分布，后六章講煮茶技藝、要領(lǐng)與規(guī)范，兼及歷史上有關(guān)茶的典故逸聞。中國茶文化由來已久，在此書中也有記載，當陸羽之時，飲茶已經(jīng)成為社會風尚，陸羽遂提出“精行儉德”，作為茶道內(nèi)涵。

　　《茶經(jīng)》歷代流傳極廣，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自宋以來，有關(guān)茶的著作不斷問世，如宋周絳的《補茶經(jīng)》、熊蕃的《宣和北苑貢茶錄》、黃儒的《茶品要錄》、蔡襄的《茶錄》，明許次紓的《茶疏》和清陸廷燦的《續(xù)茶經(jīng)》等。

　　此書傳世版本很多，主要有《百川學海》、《格致叢書》、《說郛》、《四庫全書》諸本。今據(jù)《四庫全書》本整理。

　　用字量：1481個《四庫全書》
　　審定者：李根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51.《樂府雜錄》提要

　　樂府者，秦漢所立掌管音樂之機構(gòu)也，后常用來作宮廷音樂機構(gòu)的代稱，唐教坊、梨園皆可概言在樂府之內(nèi)。

　　《樂府雜錄》又名《琵琶記》，乃唐人段安節(jié)為補《教坊記》之不足所著，一卷。段安節(jié)，生平事跡不詳，從《樂府雜錄》中知其曾做過朝議大夫，晚唐人，系唐初名將段文昌之孫、《酉陽雜俎》作者段成式之子，善樂律，能自度曲。

　　《樂府雜錄》是研究唐代音樂文化的專門資料。書中所記雅樂部、云韶樂、清樂部、鼓吹部、驅(qū)儺、熊羆部、鼓架部、龜茲部等制度與兩《唐書》禮樂志有異，可考知唐代樂制之變化；所記開元以后樂部、歌舞、雜戲、樂器、樂曲、樂律、宮調(diào)，兼及一些歌舞藝人小傳，可了解唐代樂舞之風貌。該書曾被《唐書》、《文獻通考》、《樂府詩集》多所采納。后世以書中記琵琶一節(jié)抽出單行，題為《琵琶錄》。

　　此書傳本甚多，以《守山閣叢書》本為佳。今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排印本。另有1959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本，參據(jù)諸本匯校，亦較通行。今據(jù)《守山閣叢書》本整理。

　　用字量：1381個
　　審定者：吳相洲（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52.《洛陽牡丹記》提要

　　《洛陽牡丹記》，一卷，歐陽修撰，作于景佑元年（1034），《歐陽文忠公全集》有所著錄。歐陽修，字永叔，自號醉翁，晚年又號“六一居士”，吉州廬陵人，文學家，史學家，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之領(lǐng)袖，在散文、詩、詞方面皆卓有成就。

　　全書分三篇：一曰花品敘，列舉名重牡丹二十四種，并討論了洛陽牡丹名重天下之緣由；二曰釋花名，闡釋花名的來歷；三曰風俗記，首述游宴所見和貢花，次記洛陽賞花、種花、澆花、養(yǎng)花、醫(yī)花之風習。歐陽公謂“洛陽之俗，大抵好花”，唐詩中也多見“洛陽花”，李商隱有“緣憂武昌柳，遂憶洛陽花”之句（《病中問東公樂營置酒口占寄上》）。以歐陽公之筆，寫洛陽牡丹，乃牡丹之幸也；以牡丹之國色，裝點歐陽公之書冊，亦其幸也，兩者相得益彰，文字優(yōu)美，風格古雅，墨香與花香并逸。何不一睹為快？

　　宋周師厚把歐陽修書中所記二十四種牡丹增為四十六種，簡錄品名、形狀、顏色，可以看作前者的增補，亦名《洛陽牡丹記》，一卷，全書收入《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今據(jù)《百川學海》本整理。

　　用字量：643個
　　審定者：祝尚書（四川大學教授）

　　53.《棋經(jīng)十三篇》提要

　　《棋經(jīng)十三篇》，論棋專著，共十三篇，撰者不詳，有宋張擬、張立青、劉仲甫，元晏天章以及宋以前人等多種說法。

　　明謝肇赫云：“古今之戲，流傳最為久遠者，莫如圍棋。”因圍棋難度較高，用智較深，長期以來基本上是貴族游戲。一般游戲都是為了熱鬧，而圍棋則是“取其寂靜”，這是對心智的考驗與磨練，黃庭堅詩“心似蛛絲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將這一過程描寫殆盡，蛻繭成蠶、苦其心智之后，是悅其靈魂，因此由來好此道者甚眾，至今不衰。

　　《棋經(jīng)十三篇》涉及的問題大致有：規(guī)格等級、品德作用、術(shù)語、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等，理論較為全面，還記載了一些善博弈者的名字，書中常引經(jīng)傳中的句子，來說明博弈之道由來已久，并用經(jīng)典語作為每篇的結(jié)尾，雖小戲，亦歸之于正，且隱藏絕大智慧。

　　此書最初載于宋刻《忘憂清樂集》，今據(jù)此整理。清代《弈學會海》及《弈萃官子》另有節(jié)本，文字有異同。

　　用字量：542個
　　審定者：嚴華（暨南大學教授）

　　54.《林泉高致》提要

　　《林泉高致》，又稱《林泉高致集》，一卷，繪畫論著，宋郭熙撰，其子郭思為其作注并整理成集，約成書于宋政和七年。郭熙，字淳夫，其畫以山水見長，與李成齊名，稱為“李郭”。

　　《林泉高致》現(xiàn)存六節(jié)，其中以“山水訓”影響較大。該書主要論述山水畫，認為山水畫是君子游心游目之消遣，提出了一系列山水畫傳統(tǒng)的觀察和創(chuàng)作方法，如“高遠”、“深遠”、“平遠”的“三遠”透視法。強調(diào)“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畫山水者，對各地山水須飽游飫看，才能使所畫“磊磊落落”。在具體技藝上，主張凡畫山水，須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有所不同，從理論到實踐都達到了一定高度。

　　《林泉高致序》云，郭熙“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畫學，蓋天性得之”，“道家之學”陶冶出煙霞山林之志，“游方外”，方可不拘泥于俗物，且無家學，也使得郭熙能拋開世俗成見，自創(chuàng)一格。郭熙非常看重人格涵養(yǎng)，畫乃人之真性情流露，作畫之前，先須做人。山水畫是中國藝術(shù)中之精品，山水畫所含蘊之精神，集中體現(xiàn)了文人之“游戲山水”精神。此書語言雅致，多用排比對偶，學畫而外，亦是提高藝術(shù)修養(yǎng)的絕佳讀本。

　　通行的有《百川學海》、《畫論叢刊》、《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中國畫論類編》、《中國古代美術(shù)叢書》等版本。今據(jù)《百川學海》本整理。

　　用字量：1205個
　　審定者：崔自默（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員）

　　55.《搜神記》提要

　　《搜神記》，筆記體志怪小說集，晉干寶撰。干寶（？～336），字令升，汝陰新蔡人。勤學博覽，以才氣召為著作郎。平杜韜有功，賜爵關(guān)內(nèi)侯。入東晉，領(lǐng)國史，累遷散騎常侍。著《晉紀》，直而能婉，稱良史。

　　《搜神記》是筆記體志怪小說集，《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為三十卷，今本凡二十卷，四百六十四則，系后人綴輯增益而成。干寶是一個有神論者，他在《自序》中稱，“及其著述，亦足以發(fā)明神道之不誣也”，就是想通過搜集前人著述及傳說故事，證明鬼神確實存在。故《搜神記》所敘多為神靈怪異之事，也有不少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大多篇幅短小，情節(jié)簡單，想象瑰奇，極富浪漫主義色彩。《搜神記》對后世影響深遠，如關(guān)漢卿的《竇娥冤》，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神話戲《天仙配》等許多傳奇、小說、戲曲，都和它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此書最初刊行于《秘冊匯函》中，后收入《津逮秘書》和《學津討源》中，亦見于崇文書局《百子全書》本、《說郛》百卷本。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有汪紹楹校注本。今據(jù)《津逮秘書》本整理。

　　用字量：3012個
　　審定者：寧稼雨（南開大學教授）

　　56.《世說新語》提要

　　《世說新語》是一部志人小說集，南朝宋劉義慶編撰。劉義慶，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劉宋宗室，襲封臨川王，歷官平西將軍，荊州、南兗州、江州刺史。《宋書》本傳說他“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藝”，“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wèi)軍咨議參軍。其馀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并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魏晉時期，人物軼聞瑣事小說盛行。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提出，“《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緝舊聞，非由自造”，認為該書是劉義慶組織門下文人雜采眾書編纂而成。

　　這是一部魏晉南北朝名人軼事小說的集大成之作。全書依內(nèi)容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方正等三十六門，分類系事，生動地記述了自漢末至南朝宋三百年間高門名士的遺聞軼事。所涉及的人物上至帝王卿相，下及士庶僧徒。故事再現(xiàn)了當時士大夫們品藻人物、揮麈清談的生活情景，放誕簡傲、特立獨行的名士風度，以及崇尚老莊之學、重視人倫之鑒的社會思潮。所刻畫的魏晉名士的群體形象，風流百態(tài)，栩栩如生，可謂是一幅色彩斑斕的歷史畫卷。其中許多故事或成為文人口頭筆下的典故，或成為戲劇小說家創(chuàng)作的素材。《世說》藝術(shù)成就很高，其語言精煉含蓄、簡約雋永、生動傳神，頗具特色。魯迅概括為“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世說》是記敘軼聞雋語的筆記小說的先驅(qū)，也是后來小品文的典范，對后世筆記文學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中國魏晉思想史上占在重要地位。

　　南朝梁劉孝標的注，是現(xiàn)存較早且完整地與傳世版本相輔而行的箋注，征引廣博，考據(jù)嚴謹，審定詳明，對正文作了必要的補充、補正和疏解，是閱讀《世說》的得力助手，所引四百馀種典籍今多散佚，其史料價值很高。今傳世最早的刻本是南宋紹興八年董弅刊本，原本存于日本，1956、1962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和中華書局曾據(jù)以影印出版。另有三種依據(jù)陸游翻刻之董弅本而傳刻的版本：明嘉靖年間有袁褧嘉趣堂刻本，商務(wù)印書館曾據(jù)以影印，收入《四部叢刊》；清道光周氏紛欣閣刻本；清王先謙據(jù)袁、周二本校訂重刻本。今有臺灣楊勇《世說新語校箋》，1969年香港大眾書局出版，1997年增補修訂本由臺北正文書局出版；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今以明嘉趣堂本為底本，以唐寫本殘卷及其它版本對校，校改了若干明顯訛誤、影響文意的字。

　　用字量：2971個
　　審定者：劉尚慈（中華書局編審）

　　57.《游仙窟》提要

　　《游仙窟》系唐人小說，張鷟撰。張鷟（約658~730），字文成，自號浮休子，深州陸澤（今河北深縣）人。少年穎悟，上元二年（675）進士及第，八次應(yīng)制舉，均登甲科。時稱其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及遷學士，乃號“青錢學士”。

　　該書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自傳體愛情小說，講述作者奉使至河源，中途迷路入仙窟，遇十娘、五嫂兩仙女，互相以詩酬對舞詠，其夜與十娘共眠，極盡歡娛，翌日依依惜別的故事。通篇以散文敘事，以韻語對話，文辭浮華艷麗，結(jié)構(gòu)謹嚴完整，是最早以駢體文作傳奇者，標志著自六朝志怪向唐傳奇的轉(zhuǎn)變，內(nèi)容亦自志怪轉(zhuǎn)為敘人世之悲歡離合，在小說發(fā)展史上有重要意義，有人稱之為“新體小說”。

　　夜遇神女仙姝，是才子們的一貫愿望；開場時還要引《書》，以表明古已有之，也是才子們的一貫做法。撫琴對弈，暗解香囊，第一人稱，如臨其境，對后世某些人情小說頗有影響。但軟玉溫香，切不可深陷，神仙兮不可得，文字兮以娛心。

　　此書在國內(nèi)早已亡佚，清末楊守敬始著錄于《日本訪書志》。1955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有方詩銘校注本。今據(jù)北新書局本整理。

　　用字量：1641個
　　審定者：沈伯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58.《西游記》提要

　　《西游記》，我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明吳承恩著。吳承恩（約1500～約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先世江蘇漣水人，后徙淮安山陽。科舉屢遭挫折，嘉靖中補貢生，后任浙江長興縣丞，恥為五斗米折腰，拂袖歸，潛心著述，晚年作《西游記》，另有《射陽先生存稿》、《禹鼎志》等。

　　《西游記》講述的是唐僧師徒四人西行取經(jīng)的故事，源出玄奘《大唐西域記》。吳承恩在歷代有關(guān)詩話和雜劇的基礎(chǔ)上，將此傳統(tǒng)題材重新加以改造，再創(chuàng)作而為一部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神話小說。全書共一百回，由眾多獨立的取經(jīng)小故事串連而成，正是“過了這座山，又逢那個洞”，高潮迭起，懸念層出，讓人欲罷不能。小說的主人公雖是唐僧，但最富于魅力和光彩的形象卻無疑是孫悟空，他鬧天宮，闖地府，笑傲世間，斬妖魔，除兇怪，無畏艱險，他的神通廣大，他的反叛不羈，他的忠肝義膽，他的勇往直前，千載之下猶令人神往。豬八戒則是與孫悟空相反互補的另一個生動形象，他又貪又饞又懶又色，幾乎凝聚了所有的人性弱點，每一個人都能從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西游記》融儒釋道于一爐，藉優(yōu)美典雅的文字，展現(xiàn)出一個瑰麗恢宏的世界，天宮，魔域，人間，佛境，交相輝映，有鵝毛飄不起的流沙河，有飛鳥過不去的火焰山，有金剛沖不破的盤絲洞，有男子忘不了的女兒國。如此奇幻，卻又如此親切，只因這本就是世俗凡情。《西游記》不愧為我國古典浪漫主義文學的高峰。

　　現(xiàn)存《西游記》最早的刊本是明萬歷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記》，二十卷，一百回。隨后有萬歷三十一年（1603）清白堂揚閩齋刊本（藏日本內(nèi)閣文庫）。又有明崇禎刊刻《李卓吾先生批評西游記》一百回本。清代有康熙丙子（1696）刊本《西游真詮》及乾隆戊辰（1748）晉省書業(yè)公記刊本《新說西游記》等。通行本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所出標點本。

　　59.《水滸傳》提要

　　《水滸傳》，我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明施耐庵著。施耐庵，杭州人，生平不詳。

　　《水滸傳》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宋代說書人采之作為話本素材，篇目有《青面獸》、《花和尚》和《武行者》等。現(xiàn)存最早的寫水滸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遺事》。施耐庵把在不同地區(qū)流傳的故事匯集起來，進行選擇、加工、再創(chuàng)造，寫成了這部史詩般的《水滸傳》。書中圍繞“官逼民反”這一線索展開情節(jié)，表現(xiàn)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壓的“好漢”揭桿而起，聚義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義失敗的全過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歌頌了諸多英雄人物的反抗精神和俠義行為，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

　　《水滸傳》使用的是以口語為基礎(chǔ)，經(jīng)過加工提煉的文學語言，明快、準確、生動，極富性格化和表現(xiàn)力，明代李贄由衷贊嘆《水滸傳》文字妙絕千古，“如魯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劉唐等眾人，都是急性的，刻畫來各有派頭，各有光景，各有家數(shù)，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讀者自有分辨，不必具其姓名，一睹事實，就各某人某人也。”金圣嘆更是將《水滸傳》列為才子必讀書，“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百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零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水滸傳》寫一百零八個人的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

　　天下之樂，第一莫若讀書；讀書之樂，第一莫若讀《水滸》。其線條粗獷，不事雕琢，甚至略有倉猝，但讀來有如深山大澤吹來的一股雄風，使人頓生凜然蕩胸之感。這是農(nóng)民起義的偉大畫卷，一個剛毅、蠻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

　　《水滸傳》版本比較復(fù)雜，大致分為簡本和繁本兩個系統(tǒng)。簡本文字簡略，細節(jié)描寫少；繁本描寫細致生動，文學性較強。一般認為，嘉靖時郭勛刊刻的武定板《水滸傳》比較接近原本。今天所能見到的比較早又比較完整的是天都外臣序本，一百卷。明末金圣嘆“腰斬《水滸》”，將一百二十回本刪去大聚義后的內(nèi)容，改作成七十回本，入清以后最為流行。建國后，陸續(xù)整理出版過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一百回本等繁本，并影印過一百回本和簡本《水滸志傳評林》。

　　60.《三國演義》提要

　　《三國演義》，我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明羅貫中著。羅貫中，名本，字貫中，號湖海散人，生卒不詳，祖籍東原（今山東東平），流寓杭州。著有《三國志通俗演義》、《三遂平妖傳》、《隋唐志傳》、《殘?zhí)莆宕费萘x》等。

　　《三國演義》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小說，代表古代歷史小說的最高成就。全稱《三國志通俗演義》，又稱《三國志》、《三國志傳》等，簡稱《三國演義》。該書繼承了歷史上諸多史書、雜傳、戲劇、小說，如陳壽《三國志》、《殷蕓小說》、《三國志平話》等的故事題材，著重描寫了魏、蜀、吳三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斗爭和興衰過程，始于黃巾起義，終于西晉統(tǒng)一，展現(xiàn)出一幅波瀾壯闊的百年歷史風云畫卷，揭示了東漢末年社會現(xiàn)實的動蕩和黑暗。全書使用淺近的文言，明快流暢，雅俗共賞，筆法富于變化，搖曳多姿，以宏偉的結(jié)構(gòu)，把百年左右頭緒紛繁、錯綜復(fù)雜的事件和眾多的人物，組織得完整嚴密，敘述得有條不紊，人物形象栩栩傳神，劉備之仁，曹操之奸，孔明之智，關(guān)羽之忠，張飛之莽，趙云之勇，孫權(quán)之霸，周瑜之英，無不赫然在目。可以說沒有哪一部小說能像《三國演義》這樣對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尚產(chǎn)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該書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元年刊印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每則一個七言標題。此后新的刊本迭出，卷數(shù)、回目、引用詩詞等均有改動。清康熙時，毛綸、毛宗崗父子對《三國志演義》進行了修訂，遂成為最通行的本子。今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所出標點本。

　　61.《紅樓夢》提要

　　《紅樓夢》，我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清曹雪芹著。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夢阮，號雪芹、芹圃、芹溪。祖籍遼陽，先世原是漢族，后為滿洲正白旗“包衣”。康熙間，曾祖曹璽、祖曹寅、父曹頫相繼任江寧織造。雍正初，因故遭牽連，曹頫被革職抄家，雪芹隨家居北京，晚年移居西郊，貧病而卒。他才華橫溢，金石書畫、詩詞歌賦，無所不精，以十年之力著《紅樓夢》，增刪五次，終未完稿，后由高鶚續(xù)補乃成。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全書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為主線，講述了賈王史薛四大家族興衰榮辱的歷史，揭示出封建社會多方面的深層矛盾。賈府作為封建社會的縮影，表面上是“昌明隆盛之邦，詩書簪纓之族”，實際上已從骨子里腐爛，時時散發(fā)出熏人的臭氣，到處充滿了荒淫和罪惡，只有門口那兩頭石獅子興許還干凈些。《紅樓夢》塑造了一大批鮮明的人物形象，賈寶玉之叛逆，林黛玉之孤高，薛寶釵之溫柔，王熙鳳之狠辣，上至皇親貴戚，下至丫環(huán)奴仆，官吏差役，僧道醫(yī)卜，無不情態(tài)畢現(xiàn)，可謂集古今驀寫人物之大成。

　　《紅樓夢》早期的手抄本保留下來的有：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硯齋抄閱再評本，稱甲戌本，存十六回；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冬脂硯齋四閱評本，稱己卯本，存三十八回；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脂硯齋四閱評本，稱庚辰本，存七十八回。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所影印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以庚辰本為藍本。高鶚續(xù)完《紅樓夢》后，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程偉元第一次活字印刷，稱“程甲本”，一百二十回；第二年又重新排印，稱“程乙本”。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出版的《紅樓夢》即以程乙本為藍本。

　　62.《聊齋志異》提要

　　《聊齋志異》，文言短篇小說集，清蒲松齡著。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號劍臣，又號柳泉，世稱聊齋先生，臨淄人。少時應(yīng)試，為學政施潤章激賞，至康熙五十年始成貢生。久為鄉(xiāng)村塾師，中間一度至寶應(yīng)縣為幕賓，后潛心作《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多寫鬼狐故事，正如魯迅所說，乃是“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其藝術(shù)成就很高，成功地塑造了眾多藝術(shù)典型，人物形象鮮明生動，故事情節(jié)曲折離奇，結(jié)構(gòu)布局嚴謹巧妙，文筆凝練，描寫細膩，堪稱中國古典短篇小說的高峰。書中以批判之筆寫鬼狐世界，既有對腐朽社會、黑暗現(xiàn)實的不滿，又有對懷才不遇、仕途難攀的不平；既有對貪官污吏狼狽為奸的鞭笞，又有對平民百姓勇于反抗的稱贊；而數(shù)量最多、寫得最好的是那些人與鬼狐之間的愛情篇章，如此瑰麗，如此動人，滲透著作者深沉的愛恨悲喜。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說：“集腋為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三百年來，《聊齋》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歷久不衰，先后被譯成十幾種文字，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其版本眾多，現(xiàn)存的主要有：手稿本（建國初發(fā)現(xiàn)，曾影印出版），此乃作者修訂本，可惜僅存二百零三篇；《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1963年發(fā)現(xiàn)，已影印出版）；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由張友鶴輯校的《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編定為十二卷，合共七百九十一篇，是目前較為完備的一個本子。今據(jù)《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整理。

　　用字量：4935個
　　審定者：顧青（中華書局編審）

　　63.《楚辭》提要

　　楚辭者，楚人之歌詩也。前漢劉向集屈原全部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之曰《楚辭》。在原本《楚辭》十六卷中，共收屈原的詩作八卷二十馀篇，其它八卷收的是宋玉、賈誼等的作品。《楚辭》之代表作為《離騷》，因此，楚辭又以“騷”代稱，與以“風”代稱的《詩經(jīng)》一道，構(gòu)成了我國文學中的“風騷”傳統(tǒng)。《詩經(jīng)》篇幅短小，多以四字句為主，風格樸素；《楚辭》則篇章宏闊，汪洋恣肆，參差錯落，富于變化，且感情奔放，想象豐富，文采華美，風格絢爛，代表著我國文學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兩大源頭。

　　屈原，名平，在《離騷》中自稱名正則，字靈均，戰(zhàn)國時期楚國人，曾得楚懷王信任，后遭讒言，為懷王疏遠，繼而又遭流放，幽憤自傷，自沉于汨羅江，成就中國文學史上最值得紀念、最美麗、最詩情畫意的一段死亡，留下“香草美人以配忠貞”的諷喻傳統(tǒng)。

　　后人往往將屈原與莊子并提，兩者都以浪漫主義的寫法述說其生之悲，明清學者認為，“屈原之悲悲一時一事，莊子之悲悲萬時萬世”。屈原以悲寫悲，悲以譴悲；莊子以樂寫悲，悲不勝悲。

　　悲傷擁有比快樂更巨大的力量。屈子之悲，源于對理想的苦苦追求而不得。高聲誦讀《楚辭》，心底久違的執(zhí)著，沉睡的夢想，都會被這些瑰麗的詩篇所喚醒，“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是今存最早的注本。南宋朱熹有《楚辭集注》，清代王夫之有《楚辭通釋》，今人有姜亮夫的《屈原賦校注》、劉永濟的《屈賦通箋》、黃靈庚的《楚辭章句疏證》。今據(jù)《四庫全書》本《楚辭章句》整理。

　　用字量：3098個
　　審定者：黃靈庚（浙江師范大學教授）

　　64.《六朝文絜》提要

　　《六朝文絜》，六朝駢文選集，十二卷，清代許梿編選。文絜，取自劉勰“析詞尚絜”之說。許梿，字叔夏，號珊林，生卒不詳，浙江海寧人，道光進士，于道光五年（1825）刻成此書。

　　駢體文以句式嚴整，多用排比對偶，詞藻華麗著稱。全書選入上起晉宋，下訖陳隋的駢文七十二篇，合為賦、銘、詔、策、令等十八類，收入作家三十六人。名為六朝，實際晉代僅選陸機一人一篇，其馀都是南北朝作家。以全篇構(gòu)思精煉和修辭簡潔為選文標準，所選多為篇幅短小、文筆優(yōu)美、寫景抒情的作品，作為駢文讀本，此集基本上能體現(xiàn)六朝駢文發(fā)展的面貌和該期各家的駢文特點。駢體文選以《文選》和《駢體文鈔》最著名，而《六朝文絜》則以短小精悍得行于世。

　　六朝在文人心目中是煙波浩淼而又華麗奢靡、馀香繚繞的時代，“江山三秋后，風月六朝馀”，風月的六朝一直生活在詩人的夢中，直至近代詩僧蘇曼殊，仍在延續(xù)這樣的夢：“誰知詞客蓬山里，煙雨樓臺夢六朝。”

　　實際上，六朝可謂“亂世”，朝榮夕敗，命不在我，生亦何艱！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使人開始更加關(guān)注自己的內(nèi)心，關(guān)注文字本身給自己帶來的審美享受，文學開始走上自覺，出現(xiàn)了中國文學“緣情而綺靡”的代表——駢體文的高峰時期。“黯然銷魂者”，不僅僅是離別，還有在《文絜》中尋繹遙遠的、活色聲香的六朝。

　　清代有黎經(jīng)誥《六朝文絜箋注》，其注征引詳贍，還作了精密的校讎工作，1962年中華書局據(jù)此排印。本次整理即以光緒間黎氏箋注本為底本。

　　用字量：2840個
　　審定者：劉石（清華大學教授）

　　65.《唐詩三百首》提要

　　《唐詩三百首》，唐詩選集，八卷，清代孫洙、徐蘭英選編，成書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道光、光緒間有陳婉俊、章燮補注本。

　　孫洙（1711～1778），字臨西，號蘅塘退士，江蘇無錫人。徐蘭英，孫洙繼室，曾得過“江南女士”印章。陳婉俊，號上元女史，金陵人。章燮，建德人，號云仙。

　　《唐詩三百首》共選詩三百一十三首，按五、七言古近各體編排。所收作者七十七人，包括帝王、士大夫、僧、歌女、無名氏等，但大多數(shù)是唐代重要詩人，并重點突出了王維、李白、杜甫等人，其內(nèi)容大致反映了唐代的社會生活和詩歌風貌。按體裁分卷，各卷中所錄詩按作者年代編次，七絕選錄李商隱、杜牧多于盛唐之作，不囿于詩必盛唐的成見。此書原是為童蒙學習詩歌而編的家塾課本，編選者自稱，“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實際上也是如此，編者汲取了《千家詩》易于成誦的優(yōu)點，成為雅俗共賞、流行久遠的讀物。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唐詩是中國詩歌發(fā)展不可逾越的高峰，取法乎上，得中足矣！

　　注釋本有今人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等。此據(jù)四藤吟社刊本整理。

　　用字量：2583個
　　審定者：杜曉勤（北京大學副教授）

　　66.《絕妙好詞》提要

　　《絕妙好詞》，宋詞選集，南宋周密編選，以選錄精粹著稱，共七卷，收詞三百八十五首，約成書于元初。

　　周密（1232～1298），字公謹，號草窗，蘋洲等，晚年自署弁陽老人，浙江吳興人，宋亡后隱居杭州，潛心著述。

　　《絕妙好詞》始自張孝祥，終于仇遠，共一百三十二家，包括周密本人的二十二首詞。選錄標準偏重于格律形式，所以只錄清麗婉約、優(yōu)美精巧的詞作；編排上以詞家為經(jīng)、以時代先后為順序，體例嚴整。書中選錄了許多不見史傳的宋末詞人作品，賴此以傳，從中可見當時詞壇不同風格作品的流行情況，為研究宋詞風格流派的演變發(fā)展提供了參考資料。

　　《絕妙好詞》以姜夔為宗，“典雅清空”，其選詞也以此為最高境界，注重詞本身的音節(jié)詞藻之美，不注重詞對現(xiàn)實的反映，也因此受后人詬病。詞本艷科，并非必然是對此的輕蔑，而是對詞審美特性的界定，周密所選之詞美輪美奐，綿逸妙曼，不違詞之本性，鄭文焯贊其“南宋高制，美盡是編”。

　　元、明兩代傳本稀少，康熙間柯熠、高士奇刊本出，始流行于世。清初于錢謙益家發(fā)現(xiàn)抄本，有明汲古閣抄本。乾隆初，查為仁、厲鶚二人各自為《絕妙好詞》作箋，乾隆十三年，厲鶚赴京，路過天津，與查為仁見面，見查之箋，極為佩服，遂以己作付查，刪復(fù)補遺，并為一書，題為《絕妙好詞箋》刻印問世。今傳本即為查、厲合箋本，收入《四庫全書》中。又有《四部備要》本，內(nèi)附《絕妙好詞續(xù)抄》一卷，由錢塘姚氏作注，中華書局據(jù)此本校訂排印。今據(jù)清道光八年（1828）徐楙愛日軒刻本整理。

　　用字量：2381個
　　審定者：黃沛榮（臺灣大學教授）

　　67.《古文觀止》提要

　　《古文觀止》，中國歷代散文選本，清代吳楚材、吳調(diào)侯編選，并經(jīng)吳興祚審定。以散文為主，兼取駢文。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大體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發(fā)展的輪廓和面貌。收文共二百二十二篇，分為十二卷。與《文選》以后的古文選本相比，它跨越的時代既廣，卷帙又不甚繁，且文章體裁多樣，較少偏見，可謂廣收博采，繁簡適中。編排上按時代先后分為七個時期，每個時期皆突出重點作家作品。由此可縱觀古文發(fā)展之源流，也可參照分析作家之不同風格。體例方面不因循前人按文體分類之慣例，而是以時代為經(jīng)、作家為緯，入選的文章也兼顧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語言精煉、篇幅短小，多為久經(jīng)傳誦之佳作。

　　據(jù)說，編者吳楚材、吳調(diào)侯是兩位好讀經(jīng)史、同時又擅長寫作八股文的文人，他們編選的初衷是為當時的學童和其他讀書人編撰一本啟蒙讀物，沒想到，一“編”驚人，受到普遍歡迎，兩個人藉此而名留史冊。今人若想方便快捷地一覽古今文章全貌，《古文觀止》當然是首選，我們今天熟悉的著名文章，基本都在此選本之列，堪稱“觀止”。

　　《古文觀止》版本甚多，較著者有清康熙三十七年文富堂刊本，乾隆三十九年鴻文堂刊本，乾隆五十四年映雪堂刊本，民國三年上海商務(wù)印書館鉛印線裝本，以及1959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今據(jù)鴻文堂刊本整理。

　　用字量：3861個
　　審定者：程怡（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

　　68.《文心雕龍》提要

　　《文心雕龍》，梁劉勰著，十卷，五十篇，大約成書于南朝齊和帝中興年間，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杰作，素有“體大思精”之譽。

　　劉勰，生卒不詳，字彥和，東莞（今山東莒縣）人，僑居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早孤，篤志好學，不婚娶，曾依沙門僧祐十馀年，博通佛學經(jīng)論。大約三十歲后開始寫作《文心雕龍》，其動因是想補救時弊，扭轉(zhuǎn)晉宋以來辭采浮艷、雕琢空虛的文風，書成之后，得當時文壇領(lǐng)袖沈約賞識，遂為世知，入梁出仕，曾任東宮通事舍人，后世稱其為劉舍人。晚年潛心整理佛經(jīng)，出家后更名慧地。

　　《文心雕龍》分“文之樞紐”（總綱）、文體論、創(chuàng)作論、批評論等部分，全面總結(jié)了先秦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和評論的經(jīng)驗，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學理論體系，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籠罩群言”的專著，為古今中外的理論家所矚目。

　　劉勰在《序志》篇中說自己三十多歲時曾夢見孔子，“隨仲尼而南行”，以為莫大榮幸，表達了他對孔子的仰慕之情。《文心雕龍》以駢文寫就，汲取魏晉以來以駢儷偶語論事析理之經(jīng)驗，把以駢文說理的寫作藝術(shù)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篇末贊語，尤顯文才，極富理趣與詩意。

　　現(xiàn)存最早的《文心雕龍》版本為唐寫本殘卷，其后則有元至正刻本、明萬歷刻本等。通行的注釋本有清黃叔琳輯校本、今人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詹锳《文心雕龍義證》、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本校勘本以黃叔琳校本為底本，參考了古今各種版本的校勘成果。

　　用字量：2862個
　　審定者：方銘（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69.《詩品》提要

　　《詩品》，中國古代第一部討論五言詩的專著，被稱為“詩話之源”。三卷，南朝梁鍾嶸著，成書年代大約是梁天監(jiān)十二年（513），《梁書》本傳中稱《詩評》，《隋書·經(jīng)籍志》中或曰《詩品》，唐宋時二名并行，宋以后，《詩品》一名漸次流行，直至今日。

　　鍾嶸（468～518），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縣西）人，出身士族。青年時曾為國子生，精熟《周易》，為國子祭酒王儉所賞識。出仕后，先為南康王侍郎、撫軍行參軍、司徒行參軍等職，后任衡陽王蕭元簡記室、晉安王蕭綱記室，卒于此任，故世稱“鍾記室”。

　　《詩品》品評了自漢魏至齊梁共一百二十多名作家五言詩之上下優(yōu)劣，故稱《詩品》。五言詩當時已成為詩壇最主要的詩歌形式，齊梁之際，文學思潮浮靡訛濫，《詩品》之作，正是感于創(chuàng)作與批評兩方面的“淆亂”，欲為創(chuàng)作立高標，為批評樹準的。鍾嶸仿照班固《漢書·古今人名表》和劉歆《七略》的品論方法，把詩人分入上中下三品，每品又依時代先后次序排列，一一予以品評，每品為一卷。鍾嶸在《詩品》中除了品評之外，還在序中提出了關(guān)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理論，即“吟詠情性”。提出詩歌自然和諧的標準、詩的“滋味”說，倡導(dǎo)“直尋”，強調(diào)詩的“自然英旨”，反對專事用典，倡導(dǎo)“滋味”說。饒有“滋味”的詩篇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體現(xiàn)，便是“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他的詩歌主張對后世詩文創(chuàng)作有深遠影響。此外，對作家作品的風格淵源進行了分析，提出了較為系統(tǒng)的看法。《詩品》的評論言之切切，時能一語中的，為歷代所推崇。但言辭頗尖銳激烈，有些地方有失偏頗；對作家的分品也有不妥之處，如將曹操貶為下品，陶潛、鮑照等抑于中品，等等，都是引起后世非議之處。雖然如此，鍾嶸的《詩品》對后代的詩話影響仍是十分深遠。

　　現(xiàn)存最早版本為元延祐七年（1320）圓沙書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流行較多的是明代《津逮秘書》本和清代《學津討源》本。最早的完整校注本是咸豐十年（1860）開雕的清人張錫瑜《鍾記室詩平》三卷，后有錢基博的《鍾嶸詩品注》、古直的《鍾記室詩品箋》、許文雨的《鍾嶸詩品講疏》、葉長青的《詩品集釋》、呂德申的《鍾嶸詩品校釋》、曹旭的《詩品集注》等。今即以《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為底本，并參考古今諸家研究成果整理。

　　用字量：1297個
　　審定者：曹旭（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

　　70.《二十四詩品》提要

　　《二十四詩品》，又名《詩品二十四則》，詩論專著，唐司空圖撰，成書年代不詳。司空圖（837～908），字表圣，河中虞鄉(xiāng)人。黃巢起義后，隱居山中，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唐哀宗李柷被弒后，絕食而亡。

　　《二十四詩品》系以詩論詩，品評詩的韻味、風格、意境和情趣。把詩歌的藝術(shù)風格和意境分為雄渾、沖淡、纖秾等二十四品類，每品用十二句四言韻語來加以描述，形式整飭，并偶涉玄機，其中涉及到了作者的思想修養(yǎng)和寫作手法。每品的表述方法，大抵有兩種：一為描摹取象，以一境界的描述來說明某一品的風貌特征；一為議論點悟，用抽象的語言辨析某一品的特質(zhì)。作者用詩為各種風格描繪出一幅幅畫卷，意境或雄渾健拔，或婉約典麗，或淡泊幽雅，雖“不主一格”，但總體上傾向于沖淡。司空圖好以“味”論詩，要求詩歌有“味外之味”，倡導(dǎo)以審美感受為中心的詩論，在古代文學理論史上成為一個重要流派。嚴羽之“興趣”說、王士禎之“神韻”說都與之一脈相承。本書文字不多，妙語連珠，瑯瑯上口，將其本身當作詩作，也不為過。

　　《二十四詩品》收于《全唐詩》，另有單行本多種，通行的有《津逮秘書》、《學津討源》、《說郛》、《四部備要》等諸本。今人郭紹虞有《詩品集解》。今以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刻之黃省曾編次《名家詩法·詩家一指》本為底本，與其他諸本對校整理。

　　用字量：543個
　　審定者：樂黛云（北京大學教授）

　　71.《六一詩話》提要

　　《六一詩話》，北宋歐陽修撰，一卷，開歷代“詩話”之先河。原書只稱《詩話》，因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故名《六一詩話》。全書共二十九條，各則詩話條目之間的排列并沒有邏輯聯(lián)系，以漫談隨筆形式評論詩歌，記錄軼聞趣事和瞬間感想所得，篇幅雖小，內(nèi)容頗豐，有對詩歌規(guī)律、特性的探求，有佳句賞析，有掌故軼事介紹、謬說更正等等。書中提出的“詩窮而后工”、“意新語工”等論點，體現(xiàn)出歐陽修追求沖淡雅正、天然和平之美的美學思想。

　　歐陽修曾為北宋詩壇盟主，也是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一，對創(chuàng)作甘苦有深切體會，其詩話多能點到藝術(shù)奧妙之處，其中對人物典故的記敘，為珍貴史料；對詩人的品評，大多準確中肯，足資借鑒。

　　此書在北宋已廣為流傳，有《百川學海》、《說郛》、《宋詩話五種》、《津逮秘書》、《螢雪軒叢書》諸本，現(xiàn)通行的是人民文字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校點精審，足資參考。今據(jù)《百川學海》本整理。

　　用字量：1050個
　　審定者：劉德清（井岡山學院教授）

　　72.《人間詞話》提要

　　《人間詞話》，詞論專著，近人王國維撰，初刊于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杰出學者，文論家，1925年任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1927年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

　　《人間詞話》采用傳統(tǒng)評點式的詞話形式，語言精煉，意味雋永，綴以詞家名句，本身即是文學佳作。它是中國第一部將西方美學與中國古典美學融會貫通的文論著作，吸收了康德和叔本華的美學思想，使之與傳統(tǒng)美學相融合，提出一套系統(tǒng)的美學觀，其核心思想是“境界說”，“詞以境界為上”，還進一步提出了寫境與造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景語與情語、隔與不隔，以及對宇宙人生的“入乎其內(nèi)”與“出乎其外”等概念，在作家修養(yǎng)、創(chuàng)作方法、寫作技巧等方面，都有精辟獨到的見解，在當時一新世人耳目，影響甚大，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人間詞話》的版本主要有開明書店出版的徐調(diào)孚《校注人間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幼安校訂、與《蕙風詩話》的合刊本，以及齊魯書社出版的滕惠咸《人間詞話新注》等，此據(jù)《海寧王忠慤公遺書》本整理。

　　用字量：976個
　　審定者：胡曉明（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73.《西廂記》提要

　　《西廂記》，全名《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也稱《張君瑞待月西廂記》，元雜劇，五本二十一折，元王實甫撰，刊行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

　　王實甫，生卒不詳，字德信，大都人。所作雜劇散曲甚多，今僅存《西廂記》、《破窯記》、《麗春堂》三種及散曲數(shù)套。

　　《西廂記》是王實甫的代表作，也是元雜劇中最優(yōu)秀的作品之一，在中國文學史上和中國戲曲史上都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是我國古代戲曲發(fā)展的高峰之一，誠如周德清所贊，“諸公已矣，后學莫及”。《西廂記》取材于唐元稹傳奇小說《鶯鶯傳》，至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diào)》集其大成，王實甫則超越眾長，以“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為全劇宗旨，重寫崔張之戀，思想內(nèi)涵更趨深刻，具有鮮明的反對封建禮教和反對封建婚姻的主題。劇中塑造得最為成功的形象是紅娘，《拷紅》一折，數(shù)百年來屢演不衰，“紅娘”亦成為媒人的代稱。《西廂記》情節(jié)曲折，文詞華美，在景物描繪中，構(gòu)成抒情意味極濃的意境，格調(diào)有如花間美人，光彩照人。對湯顯祖的《牡丹亭》和曹雪芹的《紅樓夢》創(chuàng)作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此劇最早版本為明弘治十一年《奇妙全像注釋西廂記》，清代有金圣嘆批改本《第六才子書》，建國后出版有王季思的《集評校注西廂記》，吳曉玲、張燕瑾等人校注的《西廂記》，以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中國十大古典喜劇集》。今以金圣嘆本為底本，參考諸家校注整理。

　　用字量：2549個
　　審定者：黃仕忠（中山大學教授）

　　74.《竇娥冤》提要

　　《竇娥冤》，全名《感天動地竇娥冤》，四折，元雜劇，刊行于明萬歷十年（1582），關(guān)漢卿的代表作。

　　關(guān)漢卿，生卒不詳，號已齋叟，元代杰出戲曲家，“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他一生創(chuàng)作了六十五種雜劇，保存下來的有《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單刀會》，著作之豐，質(zhì)量之高，堪屬一流，時人稱其為“梨園領(lǐng)袖”。

　　《竇娥冤》歷來被評為元曲四大悲劇和中國十大悲劇之首。題材源于《漢書·于定國傳》、干寶《搜神記》之《東海孝婦》及《太平御覽》之鄒衍下獄的故事，寫竇娥一生的悲慘遭遇。竇娥的悲劇，無可訴告，是令人窒息的社會現(xiàn)實的真實寫照，“六月飛雪”的奇異現(xiàn)象，已經(jīng)超越了自然界的反常狀態(tài)的意義，而成為近千年來人們心目中自然對于人的回應(yīng)的有力證據(jù)。最后，作者加了個“光明的尾巴”，依然是“大團圓”的結(jié)局，然而，其作品表現(xiàn)的攝人心魄的悲劇力量，使其“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亦無愧色”（王國維語），竇娥也成為冤屈的象征與代名詞，具有震撼人心的藝術(shù)魅力。

　　歷來評論家都以“本色”二字概括關(guān)漢卿戲曲語言的特色，詞曲如繁弦促調(diào)，風雨驟集，神情悲悼，試看下面最著名的一段：

　　“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quán)。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元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錚錚珠玉，驚天動地，明評天地，實抨人心，讀之者，敢不思之？

　　此劇最早版本為明萬歷十六年（1588）《古名家雜劇》本，其后有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元曲選》、明崇禎六年（1633）《酹江集》本，1956年顧肇倉《元人雜劇選》，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關(guān)漢卿戲曲集》。今據(jù)《元曲選》本整理。

　　用字量：1362個
　　審定者：張燕瑾（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75.《牡丹亭》提要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還魂記》，簡稱《還魂記》，又名《還魂夢》、《牡丹亭夢》，明代湯顯祖著。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海若，別號若士，晚年自號繭翁，自署清遠道人，江西臨川人。二十一歲時中舉，文名漸隆，然因拒絕權(quán)相張居正的延攬而屢應(yīng)會試不第。直到張居正去世，才于萬歷十一年（1583）中進士。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升至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萬歷十九年，因上《論輔臣科臣疏》，抨擊朝政弊端，辭意嚴峻，震動朝野，被貶為廣東徐聞縣典史。兩年后遷任浙江遂昌縣知縣。萬歷二十六年（1598）毅然辭官，歸隱于臨川玉茗堂中。湯顯祖晚年的精力，主要用于戲劇創(chuàng)作。一生先后創(chuàng)作了《牡丹亭》（1598）、《南柯記》（1600）、《邯鄲記》（1601），連同以前所寫的《紫釵記》在內(nèi)，合稱為“臨川四夢”或“玉茗堂四夢”。

　　在湯顯祖的“四夢”中，《牡丹亭》成就最高，湯顯祖自己也認為“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劇本取材于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記》，共55出，寫南宋時太守杜寶之女杜麗娘私自游園，在夢中與素不相識的書生柳夢梅幽會，盡男女之歡，醒來幽懷難遣，抑郁而死。杜寶升官離任，葬女于官衙花園。柳夢梅上京赴試時路過此地，在花園內(nèi)拾得杜麗娘臨終前的自畫像，觀畫思人，終于和杜麗娘的陰魂相會。柳夢梅挖墓開棺，杜麗娘起死回生，兩人結(jié)為夫婦。后柳夢梅考中狀元，杜寶拒不承認兩人的婚事，最終由皇帝出面解決，全家大團圓。

　　《牡丹亭》通過杜麗娘和柳夢梅的生死離合，喊出了要求個性解放、愛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呼聲，暴露了封建禮教對人們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殘。杜麗娘是我國古典文學里繼崔鶯鶯之后出現(xiàn)的最動人的婦女形象之一。湯顯祖在該劇《題詞》中說：“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fù)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令人情眩之處正在于其“相尋夢里路，飛雨落花中”的“生死可還”之境：一對陌生的青年男女于夢中相識，于夢中相愛。女方因情而病，由病而死，一縷香魂繼續(xù)在夢中與戀人相會；男方冒死開棺，讓戀人死而復(fù)生。愛情的理想，在萌生中就遭致死亡的打擊，卻又在死亡中得到升華，在復(fù)活中得到實現(xiàn)。真情可以出生入死，這是何等超凡脫俗的境界。

　　《牡丹亭》以文詞典麗著稱，賓白饒有機趣，曲詞兼具北曲潑辣粗獷及南詞宛轉(zhuǎn)清麗的長處。劇中生旦訴情多用南詞，而描寫戰(zhàn)爭或鬼怪，如《虜諜》、《冥判》等出則間用北曲，正是各取所長。《牡丹亭》之橫空出世，轟動當時，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不愧為我國戲曲史上浪漫主義的杰作。

　　通行本有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牡丹亭》。今據(jù)《六十種曲》本整理。

　　用字量：3281個
　　審定者：汪龍麟（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

　　76.《三字經(jīng)》提要

　　《三字經(jīng)》，一卷，是中國古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一種兒童啟蒙教材，與《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合稱“三百千千”，相傳為南宋著名學者王應(yīng)麟所作。

　　王應(yīng)麟（1223～1296），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慶元路（今屬浙江鄞縣）人，宋理宗淳祐年間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知識淵博，長于考證，治學宗承呂祖謙，對經(jīng)史百家、天文地理等都有研究，熟悉掌故制度。

　　《三字經(jīng)》清初的通行本共三百八十句，結(jié)構(gòu)嚴謹，文字簡練，三字一句，隔句用韻，深入淺出，瑯瑯上口。內(nèi)容分為六個部分，每一部分有一個中心，涵蓋面極廣，涉及教育倫理、日用常識、基本名物、典章制度、歷史知識、勤學故事等。

　　《三字經(jīng)》問世不久便家喻戶曉，流傳至今。許多語句，如“養(yǎng)不教，父之過”、“勤有功，戲無益”等等成為世代傳誦、膾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譽為“千古一奇書”。 特別是其中對歷史知識的敘述，尤為精煉，僅用了三百字就概括了五千年中華歷史，真乃“袖里通鑒綱目”。

　　《三字經(jīng)》版本很多，南宋以來代有人為之補注，其中歷史知識之有關(guān)元明清部分即為后人所加。最為著名的是民國時大學者章太炎的重訂本，比清初本增添了近三分之的篇幅，使之內(nèi)容更加豐富全面。

　　用字量：1124個
　　審定者：羅寧（西南交通大學教授）

　　77.《百家姓》提要

　　《百家姓》是中國古代有關(guān)姓氏的蒙學讀本，一卷，著者佚名，舊題錢塘老儒所作，成書于北宋初期。

　　《百家姓》將常見的姓氏編成四字韻文，雖乏文理，但編排巧妙，讀來順口，便于記誦，因此流傳至今，影響極深。《百家姓》共收錄姓氏四百九十八個，其中單姓四百三十六個，復(fù)姓六十二個。中國古代宗族觀念很重，了解本宗族的姓氏譜系是加強宗族認同的重要手段，《百家姓》出現(xiàn)正適應(yīng)了人們的此種心理需要，這是《百家姓》得以廣泛流傳的重要原因。

　　《百家姓》最流行的版本是以“趙錢孫李”開頭的這一種。據(jù)南宋學者王明清考證，該書前幾個姓氏的排列是有講究的：趙是指趙宋，既然是國君的姓理應(yīng)為首；其次是錢姓，錢是五代十國中吳越國王的姓氏；孫為當時國王錢俶的正妃之姓；李為南唐國王李氏，他判斷《百家姓》“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

　　《百家姓》問世以后，不斷有改編本、增訂本出現(xiàn)，如明代編有《皇明千家姓》，清代編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沒能取代舊本。

　　用字量：1361個
　　審定者：黨明德（濟南大學教授）

　　78.《千字文》提要

　　《千字文》，原名《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童蒙讀物，一卷，南朝梁周興嗣撰，約成書于梁大同年間。輯錄書法家王羲之筆跡不同字一千個，因此而得名。

　　周興嗣（？～521），南朝梁陳郡項（今灑南沈丘）人，字思纂，在梁武帝時曾任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等職，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等都已失傳，唯有這篇《千字文》流傳至今。

　　據(jù)唐人李綽《尚書故實》記載，梁武帝為了教他的兒子識字，派殷鐵石從王羲之所書碑文中拓出一千個不重復(fù)的字，并讓周興嗣組織調(diào)貫，編成韻文。周興嗣奉詔后，苦思冥想，頭發(fā)都白了，用了一個晚上終于竣工，一千個雜亂的字被他組織成了構(gòu)思精巧、對仗工整、婉轉(zhuǎn)有致的“絕妙文章”。梁武帝看了后，大為嘆賞，厚賜周興嗣。

　　《千字文》俱為四言韻語，共二百五十句，氣勢磅礴，涵義深刻，行文流暢，條理清晰，幾乎找不出牽強硬湊的痕跡，且辭藻華麗，文采飛揚，韻律妥貼，瑯瑯上口，令人拍案稱奇。其內(nèi)容亦相當豐富，舉凡自然、歷史、地理、人物、典章、哲學、道德、飲食、居住、稼穡、祭祀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濃縮其中，可謂一部袖珍小百科。

　　《千字文》自隋開始廣泛流行，以致文書編卷，常采用“天地玄黃”來代替數(shù)字。兄弟民族地區(qū)也出現(xiàn)了滿漢、蒙漢文的對照本。由于歷代不少大書法家都曾書寫，更使《千字文》至今仍是學習各種書法的范本。較通行的版本有明萬歷十年（1582）汪以成經(jīng)義齋刻本等。注本有《千字文考略》、《敘千文》、《訓蒙千文》等。今即據(jù)經(jīng)義齋刻本整理。

　　用字量：1000個
　　審定者：葉培貴（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79.《千家詩》提要

　　《千家詩》是中國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種童蒙詩選讀物，最初由南宋詩人劉克莊（1187～1269，字潛夫，號后村，莆田人）纂集唐五代及宋人的有關(guān)詩作，編為《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又稱《后村千家詩》。全書二十二卷，分為時令、節(jié)候、氣候、晝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宮室、器用、音樂、禽獸、昆蟲、人品共十四類。此書在清朝時被著名學者阮元抄錄獻給皇帝，作為《四庫全書》未收書編入“宛委別藏”。

　　但劉選部頭太大，不便兒童學習，后人便在此基礎(chǔ)上編選供兒童啟蒙用的《千家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署名謝枋得選、王相注的七言《增補重訂千家詩》和署名王相選注的《新鐫五言千家詩》兩種。后來書坊又把這兩種五言詩和七言詩選本合刊在起，總稱《千家詩》。

　　謝枋得（1226～1289），字君直，號疊山，信州弋陽（今江西弋陽縣）人，南宋愛國詩人。王相，生卒不詳，字晉升，明清間江西臨川人，編有《女四書》、《三字經(jīng)訓詁》、《尺牘嚶鳴集》等。

　　《千家詩》共收二百二十四首詩，皆為五七言絕句和律詩，取材廣泛，不偏門戶，兩百馀首詩中，包括了一百二十四位作者，上至皇帝、宰相、名人學士，下逮和尚、牧童、無名氏，不論門第高低，只以內(nèi)容為選錄標準。絕大部分是唐宋兩代著名詩人的名作，歷來膾炙人口，傳誦不衰。一編在手，兒童幼而習之，可初步領(lǐng)略中國古典詩歌的宏富多采，激發(fā)其讀詩的興趣；一般讀者亦可鼎嘗一臠，其味無窮。

　　用字量：1788個
　　審定者：王利民（贛南師范學院教授）

　　80.《增廣賢文》提要

　　《增廣賢文》，訓誡類童蒙讀物，清康熙年間車萬育撰。全書以韻文的形式，將格言排列在一起。其中有的輯自雅句，有的采自俗語，有的是圣哲語錄，惟其如此，全書也就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勸善言、有戒勉言、有世宦治世言、有隱逸出世言，士農(nóng)工商，無一不備。由于采錄廣泛，因而純駁不齊，儒家學說、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內(nèi)容在其中也均有體現(xiàn)，時而積極進取，時而感慨自傷，也因此大致反映了古人之人生態(tài)度和處世原則，涉及為人處世的諺語很有哲理性，耐人尋味，值得借鑒。

　　該書體現(xiàn)了普通民眾對各家理論的理解，兼收并蓄，唯一的目的就是平安富足地生存下去。相信有些字句非孩童所能理解，是對成人于繁雜世事之啟蒙。如“養(yǎng)子不教如養(yǎng)驢，養(yǎng)女不教如養(yǎng)豬”，再如“莫吃卯時酒，昏昏醉到酉。莫罵酉時妻，一夜受孤凄”，有沒有相同的感受？姑且會心一笑。

　　在通行本之外，還有各種重編本，如周希陶的《重訂增廣》、碩果山人的《訓蒙增廣改本》等。

　　用字量：921個
　　審定者：雷恩海（西北大學教授）

　　81.《聲律啟蒙》提要

　　《聲律啟蒙》，童蒙讀物，清代車萬育編選，全稱《聲律啟蒙撮要》，又稱《訓蒙駢句》、《笠翁對韻》。

　　車萬育（1632-1705），字雙亭，號鶴田，湖南邵陽人，清康熙三年（1664）進士，官至兵部給事中，曾任諫官二十馀年，揭發(fā)積弊，彈劾貪官，有很高的聲望。他還擔任過著名的岳麓書院山長，為書院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聲律啟蒙》是專門教導(dǎo)兒童對偶技巧，掌握聲韻格律的啟蒙讀物。全書按韻分編，上卷十五韻屬上平聲，下卷十五韻屬下平聲，每韻各有對文三段，每段各有對語十對，從單字對、雙字對、三字對、五字對、七字對到十一字對，聲韻和協(xié)，節(jié)奏明快，瑯瑯上口，美不勝收，較之其它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見韻味。如“云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又如，“春對夏，秋對冬，暮鼓對晨鐘，觀山對玩水，綠竹對蒼松。”從中可得到語音、詞匯、修辭的訓練。其內(nèi)容則涵蓋天文、地理、花木、鳥獸、人物、器物等各個方面，多以便于理解的自然現(xiàn)象或歷史典故作為范例，文字典雅，意境深厚，明白曉暢，引人入勝。

　　乾隆年間，湘潭人夏大觀對《聲律啟蒙》加以箋釋，使之更加流行。嘉慶十年（1805），聶銑敏又對其有所增訂。今即據(jù)聶氏本整理。

　　用字量：1972個
　　審定者：馮勝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