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文獻的發達，是華夏文明迥異于其他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征。浩如煙海的中華典籍，是世界文明歷史上最博大、最宏偉的寶藏。卷帙浩繁的歷史文獻，讓華夏文明弦歌不輟，綿延至今，歷久彌新。

　　我們在先秦到秦漢之際的歷史文獻中，已經隱隱約約窺見到了一個神秘而龐大的遠古帝王譜系。其中最讓我們所熟知的是炎帝和黃帝二神，其次是伏羲、盤古、西王母、女媧、神農，再就是堯、舜、禹，此外還有共工、顓頊、帝俊、蚩尤、軒轅、祝融、有熊氏、燧人氏、太昊、少昊、鯀、嚳等諸神。還有的學者將華夏諸神譜系概括為兩大創世神、八大主神、十二輔神。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為后世構建了一個以黃帝為共祖的遠古帝王譜系。這個具有血緣關系而且世代相傳的大一統的華夏遠古帝王譜系，似乎成了定論，一直讓后人深信不疑。

　　人類對歷史的記憶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衰減。我們先民對始祖神、部落神以及族源的歷史記憶，同樣逃脫不了這一定律。歷史文獻為后世所呈現出的華夏文明遠古帝王譜系，其實是一個蕪雜的譜系，一幅混亂的歷史拼圖，最突出的表現是諸神形象的重疊與移位。這一令后人十分困惑的問題，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顯露出來了。

　　《國語·楚語》曾記載了楚昭王與楚國大巫師觀射父之間的一段著名對話。這段對話講的是華夏文明洪荒時期的一起重大事件：楚人的始祖神顓頊主導的“絕地通天”。按現代語境來說，就是顓頊部落發動的宗教改革，也就是神權壟斷的出現。從楚國君臣二人對話內容來看，出現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是“九黎亂德”、“蚩尤作亂”。這場本應發生在顓頊與蚩尤兩個部落之間的宗教戰爭，卻發生在黃帝與蚩尤之間。沒有任何歷史文獻記載了這一本應發生在顓頊與蚩尤兩個部落之間的宗教戰爭。與其說楚文明代表了典型的南方文明，不如說楚文明代表了華夏文明已經失落的文明形態——巫文化。保留上古神話傳說最多的是楚辭，記載殷商王朝世襲最完整的也是楚辭。論巫史傳承的久遠與完整，在當時沒有哪一個王國能與楚國比肩。楚國三閭大夫屈原在《天問》中更是對許多歷史事件發出了質疑之聲。屈原的困惑與質疑，表明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們先民的歷史記憶已經出現了混亂。事實上，即使是太史公司馬遷對《五帝本紀》的記載也并不自信，甚至有些心虛。他在該篇結尾道出了心結：“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首。”他在寫作《史記》時，更是明言“神農以前吾不知已”。另一個突出例證是對“三皇五帝”的不同解讀。作為炎黃子孫精神世界的源頭，歷史文獻記載的“三皇五帝”就多達四五個不同版本。種種跡象表明：先秦到秦漢之際的歷史文獻對華夏文明遠古始祖神、部落神的記憶，在經過幾千年口頭相傳之后，在無情歲月的不斷風化剝蝕下，已只剩下零星的歷史碎片，與真實的歷史形象已相去甚遠了。

　　重構華夏史前帝王譜系，解讀華夏文明的原型編碼，實際是在回答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上世紀新文化運動以來，特別是甲骨卜辭發現以來，以王國維先生為代表的無數仁人志士，試圖勾勒出一個清晰的史前帝王系統，以重構華夏文明古史，也取得了豐碩成果。王國維、郭沫若等先賢目光如炬，洞燭幽微，通過對甲骨卜辭的破譯解讀，證實帝俊、帝舜、帝嚳三神實為一神，無疑具有開創性意義。聞一多先生也做了大量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在當時引起了強烈反響。自春秋戰國時代以來苦心構建的堅不可摧的遠古帝王譜系，在上世紀開始動搖了。

　　重構華夏史前帝王譜系，在故紙堆中尋找證據，只能是相互證偽。甲骨卜辭的不斷破譯，眾多考古成果的新發現，無數學者孜孜不倦的探索，讓重構華夏遠古帝王譜系、探尋華夏文明起源之迷這一終級之問的前景一片光明。當然，還原華夏諸神的真實歷史形象，還迫切需要新思維、新理念，迫切需要多學科支撐、多維度解讀。

二

　　人類語言跟所有物種一樣，也有一個漫長的進化過程。按照現代語言學家的分析，人類語言的最早形態是簡單的元音音節，所有人類語言都經歷了一個由簡單的元音音節到復雜的混合型單音節，再由單音節慢慢發展到雙音節，最后到多音節的漫長進化過程。漢語也同樣經歷了這一演化過程。

　　漢字的音節也是由元音和輔音拼合成，但與印歐語系不同的是，元音在漢字占據絕對優勢。根據研究，輔音占優勢的語言容易形成拼音文字，而漢字以元音為主，音節發音響亮而且音節界限分明，這種語言特點，則容易形成了用一個符號來表示一個音節的文字形式。從漢字的六書造字法看，不論哪一種造字法，都遵從一個字符一個音節的要求，從而很好保證了漢字的單音節特點。這一語言特點，形成了用一個符號來表示一個音節的文字形式。自古以來，漢字一直具有突出的單音節特點。我們先民對這種一音一字的單音節特點可以說情有獨鐘，甚至到了癡迷的地步。在他們看來，具有圖商騰意義的單個漢字，不僅具有玉石的光潔與堅硬，也有如星辰般的浩瀚與深邃，在內延的深度與外延的廣度上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漢字的魔力，是華夏民族的集體潛意識。這也是漢字幾千年來仍然保持一音一字的單音節特點的秘密所在。

　　根據甲骨卜辭和先秦歷史文獻來看，漢語曾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單音節詞的歷史階段。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西周時代的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之辭，以及《尚書》中的文誥，均為兩個單音節詞組合的句子。從司馬遷的《史記》記載的夏王朝、殷商王朝、周王朝的世襲來看，夏王朝17個帝王、商王朝的31個帝王，其名均為單音節詞。夏王朝開國帝王叫禹，末代帝王叫桀。殷商部落的始祖叫契，開國帝王叫湯，末代國王叫紂。周王朝的37個帝王中有30個名為單音節詞，開國功臣周公叫旦，周武王叫發，周文王則叫昌。

　　我們先民對單音節詞的癡迷，決定了他們的族源符號都是一個漢字。殷商部落的族源符號就是商，周人的族源符號就是周，楚人的族源符號就是楚，吳越人的族源符號就是吳。每個部落的族源符號，也是部落每個子民的精神圖騰，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說對族源符號的命名，是一個部落一場莊嚴的祭祀活動，那么我們先民對山川的命名，同樣是是一場莊嚴的祭祀活動。南方的大江就叫江，北方大河就叫河，漢水就叫漢，洛河就叫洛，淮河就叫淮，渭河就叫渭，漳河就叫漳，中原地區就叫豫，南方就叫楚，四川盆地就叫蜀，三峽地區就叫巴，環泰沂山地區就叫魯，沒有任何例外。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神秘的偉力，支配著我們先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我們可稱其為單音節魔咒。這股神秘偉力就如地心引力一樣，讓我們先民長久蝸居在一音一字的單音節世界之中。

　　真正的雙音節詞，在戰國時期才開始陸續出現。他們小心翼翼打量著一音一字的單音節世界，謹言慎行，顯得孤獨而寂寞。著名語言學家王力視雙音節化列為漢語語法史的最重要的五個變化之一。曾有學者統計過以下重要典籍的單音節詞、多音節詞的比重：《論語》單音節詞126個、占總量的75%，多音節詞378個、占總量的25%；《孟子》單音節詞1589個，占總量的71%，多音節詞651個，占總量的29%。華夏文明詩歌源頭的兩部巨著《詩經》、《楚辭》，單音節詞比重均在75%左右，雙音節詞(即傳統所謂“連綿字”)占比在25%左右。如果考慮到多音節詞中以聯綿詞疊音詞占據優勢的情況，以及現在視為多音節的詞在當時實為詞組或短語的因素，《詩經》、《楚辭》單音節詞比重應該在80%以上。這一時期如雨后春筍涌出現出來的多音節詞，以形容詞為主，在人名、地名、水名上仍然沿襲了單音節詞傳統。

　　在商周時期雖也出現少量雙音節詞，但卻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雙音節詞，而是叫“合文”。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西周時代的銅器銘文中雖有孤獨的雙音節詞聲影，但在表現形式上仍然是一個漢字。如金文中西周姬發的謚號為雙音節的“武王”，但在青銅器銘文上卻只有一個漢字：即“珷”。即使到了戰國時期，注重巫史傳統的楚王朝，仍在竹簡中使用“合文”，如?“太乙”、?“太丁”、?“太甲”等等。由于“合文”不符合一字一音節的漢字習慣，后來逐漸被淘汰了，但后來漢字中還是頑強保留了的少數“合文”字，如甭、廿、卅、倆等。他們是漢語從單音節詞過渡到多音節詞的“活化石”，也是我們先民徘徊在單音節詞與多音節詞之時難以取舍的見證者。

　　根據先秦時期單音節詞占據絕對優勢地位與戰國時期少量多音節詞的出現，我們可以斷定，華夏諸神中最讓我們所熟知的是炎帝和黃帝二神，是在戰國及以后才出現的名稱，像西王母、有熊氏、燧人氏、軒轅氏三個音節的稱謂出現的時間則更晚。在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西周時代的銅器銘文中，只有堯、舜、禹、鯀、嚳等諸神的記載，我們一直苦苦尋找不到關于炎帝、黃帝、共工、顓頊、帝俊、蚩尤、盤古、伏羲、軒轅、祝融、有熊氏、燧人氏、軒轅氏等諸神的片言只語。

　　越是最早的歷史記憶，越接近歷史真相本身；越是稍后的歷史記憶，越是離歷史真相越遠。堯、舜、禹、鯀、嚳、羿等以單音節命名的諸神，才是我們先民對華夏遠古諸神的最底層歷史記憶。可以肯定，炎帝、黃帝、共工、顓頊、帝俊、蚩尤、盤古、伏羲、軒轅、祝融、有熊氏、燧人氏等諸神，只是我們先民對華夏遠古諸神的淺層歷史記憶，是我們先民在新的歷史時期對堯、舜、禹、鯀等諸神的第二次、第三次編碼。這也是華夏遠古諸神彼此形象移位、重疊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夏本紀》為后世構建了一個以黃帝為共祖的遠古帝王世系：少典－黃帝－昌意－顓頊－鯀－禹。這個遠古帝王世系似乎無懈可擊，天經地義。但從我們先民遵從的文化編碼規則來看，從漢語遵循的的演化規則來看，也就是先秦時期以單音節詞編碼，到戰國時期才慢慢過渡到以多音節詞編碼，司馬遷構建的以黃帝為共祖的遠古帝王世系，實是時空錯亂，前后顛倒，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歷史的真相、歷史的發展邏輯，從來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改變。雖然說司馬遷的《史記》在構建華夏民族精神、確立華夏自古大一統傳統上居功至偉，但在華夏遠古諸神的歷史記憶中卻犯了致命錯誤。

　　堯、舜、禹、鯀、嚳等諸神，才是真正的華夏遠古諸神。重構史前帝王譜系，還原華夏諸神的真實歷史形象，首先要在歷史文獻提供的蛛絲螞跡中去找尋堯、舜、禹、鯀、嚳等諸神與炎帝、黃帝、共工、顓頊、帝俊、蚩尤、盤古、伏羲、軒轅、祝融、有熊氏、燧人氏等諸神的內在關聯。

三

　　任何一種語言都是一個民族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符號系統。這一文化載體，是一個民族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穩定、最持久的構成部分。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漢語在國際語言學界向有“亞當的語言”之稱，是古老神秘伊甸園的語言。不僅如此，漢字的超穩定構架，不僅使得漢字在幾千年來仍然保持漢字在初創階段時的基本字形結構和語義，從而使華夏文明得以穿越幾千年的歷史時空而歷久彌新、生機勃勃。不僅如此，漢字還具有漢語方言差異下的書同文的空間的超越性。方塊漢字對每個炎黃子孫，具有致命的誘惑。華夏民族延續數幾千年的大一統局面，超穩定結構的漢字無疑立下了卓越功勛。

　　語言的本質其實就是人類對現實世界的編碼，是人類認知現實的一種符號系統。任何一種語言都是一個民族的編碼體系。對于生活在溫帶海洋性氣候、以狩獵為生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而言，夏天就是狗吐出了長長的舌頭。但對生活在東亞的農耕漢人而言，夏天就是稻粟結實灌漿的季節，是太陽的象征，同時也是南方的象征。越是古老的漢字，越是具有圖騰的價值與意義，隱藏著我們先民的精神密碼，隱藏著我們民族的文化基因。沒有哪一種文字，可以像漢語一樣能讓我們穿越時空，聆聽到我們先民蓬勃的心跳，芬芳的呼吸。漢語是世界上最有資格宣稱語言隱藏著一個民族精神密碼的語種了。

　　堯、舜、禹、鯀、嚳、羿等諸神的名號，最早見于殷商時期的甲骨卜辭、西周時代的銅器銘文，無疑是最早的一批漢字。這也是我們先民對祖先神的第一次編碼。在河流邊，在桑林中，在熊熊燃燒并升騰的火焰中，我們先民圍繞著圓形的祭壇，載歌載舞，狂野而肅穆。堯、舜、禹、鯀、嚳、羿等諸神，就是照亮我們先民內心的一束光。在一場又一場的祭祀儀式中，祖先神一次又一次復活了。

　　甲骨文中已有“堯”、“虞”、“舜”三字。甲骨文中的“堯”就是一個人頂舉陶坯的樣子。漢字初期的同音字意思都是相近的。從“堯”和“窯”的同音現象來看，堯可能就是擅長制作陶器部落的領袖人物。堯又稱陶唐，“陶唐”也就是燒制陶器的意思，因此堯的部落叫陶唐氏。同堯一樣，舜也是一個部落酋長、大巫師。“舜”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個人手持火把在舞蹈，“虞”在金文中就是巫師戴著獸頭面具在祭神，大巫師的身份特征十分明顯。從字源來看，堯舜就是一個部落的大巫師。傳說中虞舜的眼睛有“重瞳子”，所以后世又給他加了個“重華”的名號。我們在四川盆地三星堆看到的青銅面具上突出的雙眼，可能就是虞舜在祭祀活動中所戴面具的突出特征。在華夏夏傳世文獻中，堯、舜二帝一直以圣人形象并稱。很顯然，堯、舜二帝這一歷史形象，與儒家精心打造的圣人形象相去甚遠。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舜還有一個弟弟叫象。從“豫”在甲骨文中呈現出的一個人牽著大象在稻田踩踏的生動畫面來看，再聯系到久遠的“象耕鳥耘”歷史傳說，舜與象的歷史形象就更加清晰：南方稻作部落的大巫師。也許，象與舜本就是同一神。象與舜，可能既是部落的名稱，也是部落首領的代言詞。在歷史傳說時期，部落的名稱與部落首領的名稱可能并沒有明確的分界線。

　　司馬遷的《五帝本紀》、《山海經》雖然保留了部分堯舜二帝的歷史記憶，但惜墨如金，甚至可以說是吝嗇。這一現象暗示了兩種情況：一是堯舜二帝要比顓頊、蚩尤、共工、西王母等諸神所處的時代要更加古老久遠，二是堯舜二帝的形象被別的神取代替換了。從傳世文獻透露出來的堯舜二帝與其他諸神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零星歷史拼圖來看，第二種情形可能性最大，也就是堯舜二帝是與大禹、顓頊、蚩尤、西王母等諸神是同一時代的始祖神。殷墟卜辭出土以后，王國維首先發現其中的“高祖夒”實際上就是《山海經》中的帝俊，也就是傳世典籍中的帝嚳。而郭沫若進一步認為，高祖夒、帝俊、帝嚳、帝舜諸神實為一神，是一神的不同分化或化身。殷商部落的高祖“夒”，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個蠶蛹，即將化蝶重生。這個高祖“夒”可以陰陽輪回，是不死不滅的神。這一結論，很好解釋了《五帝本紀》、《山海經》中帝俊傳說與帝舜傳說的相似之處，以及帝俊、帝嚳、帝舜三神形象的重疊移位問題。

　　同堯、舜二帝一樣，在華夏夏傳世文獻中鯀禹也一直是并稱的，所不同的是，鯀禹二神是對立的關系，前者是失敗者，后者是勝利者。禹后來前面加了一個“大”，也就是偉大或強大的禹。在甲骨卜辭、銅器銘文中，鯀禹二字編碼模式驚人相似：鯀是執魚之人，禹是執蛇之人；鯀字突出的是魚，禹字突出的是蛇。純粹從字源來看，鯀就是一條在水中游來游去的魚，禹則是一條在草叢中爬行的蛇。兩個古老的漢字傳遞的信息十分清晰：鯀是魚圖騰部落的首領、大巫師，禹是蛇圖騰部落的首領、大巫師。

　　魚圖騰、蛇圖騰作為我們先民精神價值鏈的重要兩環，有著眾多的考古實證和文獻記載佐證。龍圖騰最初的形態就是在水中游來游去的魚、在草叢中爬來爬去的蛇。沒有關中平原半坡遺址、姜寨遺址彩陶上的人面魚紋、人面魚身，也就沒有后來的人面蛇身、人首牛身。特別是雙魚復合圖案，已讓我們影影綽綽地看到太極圖中的原始要素。蛇之所以從草叢中進入我們先民神圣的精神殿堂，一是因為我們先民對蛇與生俱來的的恐懼、對苦難與黑暗的抗爭與解脫，二是蛇與蠶、蟬一樣，可以蛻變，不斷重生。我們先民之所以堅信人可以生死輪回、陰陽循環，蛇與蠶、蟬無疑具有示范性意義。如果說水和魚是龍圖騰的底色，那么蛇就是龍圖騰的偉岸身軀。

　　如認真比較堯與舜、鯀與禹的神格，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蹊蹺：舜的神格遠高于堯，禹的神格則遠高于鯀。如果剔除儒家學派為堯打造的圣人形象，堯就是一個陶工，可以說平庸無奇。而舜不僅大巫師身份特征鮮明，而且一會兒是桑葉中的蠶，一會兒是沉睡的蠶蛹，一會兒又是在空中翩躚起舞的蝶，近乎不死不滅。如果說堯這一名號突出的是技能、創造、工匠精神，那么舜這一名號突出的則是神權、生死輪回。也許，我們一直在誤讀堯這一華夏的始祖神。甲骨文中“鯀”，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教民以漁”。同堯一樣，鯀這一名號突出的也是技能、創造、工匠精神；禹則與舜一樣，凸顯的是神權、永生，有著多種生命狀態。禹的神格遠非一條蛇那么簡單。在古漢語中，“禹”與“魚”、“羽”、“玉”讀音相同，意義也相通。大禹的神格，就體現在“魚”、“羽”、“玉”上。大禹不僅是一條蛇，同時也是一條魚、一只鳥、一塊玉。在大禹那兒，在天空飛翔也就是在水中游弋，在水中游弋也就是在天空飛翔。當他累了，就化作一塊閃耀著五彩的玉石。對大禹的這幾種神性，先秦眾多文獻記載較多。鯀作為失敗者的命運似乎早就注定了。

　　與堯、舜、禹、鯀、嚳等諸神相比，女媧具有鮮明的母性本真的色彩。女媧之“媧”，核心在于“咼”。“咼”在甲骨文、金文中均寫作S形，明顯是在模擬水的漩渦、渦紋形態。在甲骨文中，女媧之“媧”所呈現的S形態，還有一個“乙”字。“乙”既是水，同時也高于水。從目前已解碼的甲骨文來看，“乙”是一個出現頻率非常高的漢字，同時也是與其他漢字組合頻率非常多的一個字根，并且大多指向祖先與水這兩大意項。祖先與水，通過“乙”字合二為一了。在殷商部落看來，“乙”字作為字根，象征的就是祖先與水神。與此同時，“媧”的讀音，讓我們自然聯想到娃、蛙兩個漢字。無論是河流邊、稻田中的蛙聲一片，還是部落中孩子們的歡笑聲，都在暗示我們：女媧不僅是始祖神、女神和水神，同時也是生殖神、母親神。

　　上述古老的漢字傳遞出的遠古信息十分清晰：堯、舜、禹、鯀、媧等諸神的神格，均隱隱指向南方河流湖泊密布的兩湖平原，指向兩湖平原上蛙聲一片的稻田、河流。華夏遠古諸神的原型，均為部落大巫師，同時也是水神。重構華夏史前帝王譜系，要回到原點，回到南方。站在出發的地方，我們會發現，龐大的華夏上古諸神，其實是形單影只的。

四

　　公元前770年，周王朝都城從鎬京東遷至洛陽，標志著華夏文明一個新紀元的到來：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東周王室日益衰微，王權已明存實亡、形同虛設。這等同于東周王室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諸候們野心日益膨脹，諸子百家爭鳴，各種學說如百花競相綻放。這是華夏文明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構成華夏文明大廈基石的先秦典籍，均成書于這一“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在西方不少學者眼中，東亞文明就是從孔子、老子等諸多圣賢在黃河岸邊行吟沉思、著書立說開始的。

　　魔盒一旦打開，單音節魔咒便不再靈驗了，多音節的魅力開始顯現。黃帝、炎帝、顓頊、蚩尤、共工、伏羲、盤古、西王母、神農氏、軒轅氏、有熊氏、燧人氏等諸神的名號就形成于這一時期。新名號并不意味著新神的產生，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先民的歷史記憶突然喚醒了。這些新名號，只是春秋戰國時期我們先民對遠古諸神的第二次編碼，對遠古諸神神格的再創造、再升級。他們只是堯、舜、禹、鯀、媧等諸神的升級版。我們對華夏遠古諸神的認知，就來源于這一歷史時期。如果沒有東周王室對社會主導權掌控力的下降，也就不可能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一黃金時代，當然就更沒有華夏遠古諸神眾多名號如雨后春筍般的應運而生。華夏遠古諸神的重疊移位問題，就發生在這一歷史時期。重構華夏史前帝王譜系，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思想言論自由、開宗立派，無疑是重要維度，至關重要。

　　我們很容易在新名號與舊名號之間找到對應關系。共工、盤古、伏羲與堯、鯀的神格是對應的，顓頊與舜、禹的神格也是對應的。

　　與其他諸圣名號相比，共工這個名號顯得很另類。甲骨文、金文中的“共”，凸顯的是雙手，表示雙手在向上頂托一方形物，也就是合作的意思。“工”在甲骨文中就是一種工具，我們可以理解為夯筑墻或者堤壩時用的夯杵，或是制作舟船的斤斧類器具，或是制作陶器、玉器的某種工具。漢語中眾多帶“共”、“工”的漢字與詞匯，大寫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神，突出的是勞動與創造，而不是神權。與其他諸神相比，共工的形象要更加鮮活。在共工身上，折身的是華夏文明的理性之光。共工的神格來源于堯、鯀，同時也高于堯、鯀。作為杰出的工匠，共工很可能還擅長制作、駕馭舟船。《史記·補三皇本紀》在記載共工時，有一句點睛之筆：“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共工同時也是水神，應該就與其擅長制作、駕馭舟船密切相關。關于共工的諸多傳說，幾乎都與水有關，總是與長江、洪水聯系在一起。在甲骨文與金文中，組成“洪”字的是“水”和“共”兩個符號，“江”則由“水”和“工”兩個符號組成。按照古漢語學的觀點，“共”、“工”兩個符號不僅表音也表義。“江從工聲”與“洪從共聲”，具有明顯的文化上的同構關系。“江”的古音本就讀“工”。現在的吳方言、閩南方言仍然保留了漢語這一最初的讀音，無疑具有“活化石”的意義。水書中的“祖”，就是漢字“共公”或“共工”二字的合體。我們先民對“洪”與“江”這兩個古老漢字的精心編碼，隱藏著諸多玄機，無疑耐人尋味。

　　“鯀”與“共工”不僅讀音相近，而且他們的形象在很多方面也是重疊的。鯀與共工不僅都與治水神話相關，而且都是失敗者。二神治水采取的方法也是一致的，也就是堙堵的方法。二神的悲慘結局甚至是雷同的，都是被同一神也就是祝融所誅殺。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共工同鯀一樣也是“四兇”之一。這并非偶然與巧合，而是鯀與共工本就為同一神。

　　盤古這一名號保留了漢語最初稱母雞叫雞母、公雞叫雞公的語序，具有“活化石”的標本意義，我們可以理解為洪荒時期的盤。盤古名號的重心在“盤”，而“盤”的重心則在上面的“舟”。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擅長制作、駕馭舟船的始祖神。駕馭舟船在河流中盤旋迂回前行，后由此引伸出盤旋之義，順理而成章。如視“盤”的初義為開端或承水盤器具，那么就無法理解帶“舟”的“般”與“槃”所具有的盤旋之義。盤古開天辟地的傳說，只有與其擅長制作、駕馭舟船聯系起來才有合理性。“盤”下面的“皿”，可能與各地發現的史前船型陶器有關。以往被學界所忽視的史前船型陶器，應該就是就是祭祀始祖神堯的祭品。西方文明是神本位，華夏文明則是人本位。盤古只可能是人神，而非天神。盤古做不到開天辟地，但擅長制作、駕馭舟船卻是可能的。苗族一直視盤古為先祖神。按照苗族世世代代的傳說，拯救苗族先祖的盤古是一個漂泊在水面上的巨大葫蘆。這個世界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巨大葫蘆。在滔天洪水中，只有舟船才能讓苗族先民幸免于難。駕馭舟船在洪水中來去自如，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水神。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推論盤古為葫蘆，實際上是向我們揭示了盤古的另一神格：生殖神。盤古既是杰出的工匠，也是水神、生殖神。同鯀一樣，盤古因創世而身殞，是個悲劇英雄。不同點在于，鯀因治水失敗而被部落處死。

　　在西南地區，那位擅長制作、駕馭舟船的先祖叫盤古，但在北方盤古卻另有身份：伏羲。盤古兄妹與伏羲兄妹的傳說同時流行于西南地區與中國北方，無疑耐人尋味。這種情況只有一種可能：同一史實在不同地區的不同分化。在傳世文獻中，伏羲被譽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在《周易》等文獻的記載中，伏羲就是集創世神、始祖神和發明神于一身的人文初祖。《周易》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我們可以理解為對“鯀”的詮釋；“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我們可以解讀為共工或盤古的偉業；“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共工或盤古在水上乘舟時對“易”頓悟的升級版本。

　　在新的歷史時期，堯因“禪讓”之舉而上升為君主的典范，用以統攝天下萬民并不是合適人選。鯀治水失敗了，而圣人是不允許失敗的，圣人只能成功。共工因怒觸不周山而導致洪水肆虐，民怨四起。盤古開天辟地的傳說過于虛無飄渺了。只有近乎完美的伏羲，才足以統攝萬民、凝聚人心。伏羲這一堯、鯀、共工、盤古等諸神的合體神，無疑是商周以后的歷代巫官、諸子們精心編織的一個文化符號。

　　與舜相比，那位發動宗教改革的領袖人物顓頊大巫師的身份特征更加鮮明。所不同的是，顓頊是頭戴玉冠。從字面來看，顓頊兩個字都突出了“頁”，也就是頭。“顓”表示頭在山頂，并且這座山像太陽一樣渾圓。“頊”表示頭戴玉冠。顓頊的形象，生動體現了史前先民以玉為祭的傳統。同禹、夔一樣，顓頊也有著多種生命形態。按照《山海經》的記載，顓頊既是魚，也是蛇。《山海經·大荒西經》是這樣描述的：“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及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作為五帝之一的顓頊也是不死不滅的，可以在生與死之間不斷輪回。舜也因“禪讓”之舉而上升為君主的典范，成為圣人。統攝圣君治理下的萬民之心，舜顯然不是最佳人選。于是，舜在春秋戰國時期涅槃重生，化身為顓頊。顓頊還有一個分身：高陽氏。

　　在這一時期，禹執蛇的形象一再重現。《山海經》一共記載了454個人物，其中與蛇形有關的人物就達到了138個，占到總數的三分之一。華夏諸神的手臂、耳朵或其他一些部位總是盤繞著某種蛇形，這也是華夏文明有別于其他文明的一個鮮明特征。不僅顓頊同時兼具魚和蛇的特征，女媧也是人面蛇身，共工則是蛇的身軀，火神祝融有時也化身為蛇的形象。剔除這一現象后世附會的因素，禹執蛇的形象一再重現可能在暗示我們：以蛇為圖騰的禹或顓頊的部落，在華夏史前諸部落中脫穎而出了，并對華夏文明的走向發揮了重要影響。這也是顓頊躋身五帝之列的秘密所在。

　　春秋戰國時期堯舜上升為君主的典范，其實是在暗示我們：神權時代早已成為過去，王權時代也已走向式微，皇權或帝權時代已初現曙光。巫、玉、王、黃、皇五字清晰的語義演化脈絡的背后，是女權到男權的轉換，是巫權、神權、王權、皇權、帝權的演化軌跡，濃縮了早期華夏文明發展演進的歷史。在“黃”基礎上產生的“皇”，標志著華夏文明成熟國家形態已在北方出現，皇權帝權已悄然興起。周王室的衰微，群雄逐鹿神州大地的亂象，讓諸子們憂心如焚。重現周王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盛世，維護華夏大一統的道統，是春秋戰國時期憂國憂民的諸子們的歷史使命。于是，炎帝、黃帝這兩個神圣名號應運而生。炎帝、黃帝這兩個神圣名號的產生，也為后來秦始皇稱皇、劉幫稱帝埋下了伏筆。

　　當然，炎帝、黃帝這兩個華夏共祖，并非憑空產生，也只是對堯、鯀、舜、禹等諸神的重新編碼。以前的部落大巫師不再戴面具了，而是穿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服。

五

　　神話與傳說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永恒話題。這是因為神話與傳說深深烙印著一個民族的魂靈、精神的本原，是一個民族的文明之根和理性之源。華夏遠古諸神，總是與歷史神話傳說緊緊捆綁在一起。我們對炎黃二帝及其諸神的認知，均來源于歷史文獻記載的傳世神話。神話這一概念，并非華夏文明土產，而是上世紀初從西方引進的舶來品。以人為本位的華夏文明，決定了華夏遠古諸神均為人神，而非自然神。以西方文明的神話觀念來解讀東方的華夏傳世神話，或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來還原華夏遠古諸神真實歷史形象，有可能離歷史真相會越來越遠，永遠到達不了那個迷霧重重的彼岸。

　　楚辭和《山海經》所構筑的昆侖神話世界，實際是一套獨特的隱喻系統和精神符號，是世世代代漢人先民心靈深處對久遠歷史記憶的沉淀，是對遠古時期重大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層層文化編碼。與其說是神話，不如說是歷史敘事。也許，我們一直在誤讀這些神話。如果撥開神話世界的層層迷霧，炎黃二帝的真實歷史形象就會初露端倪。

　　在神話傳說中，顓頊、帝嚳二神均出生于一個叫窮桑的地方。其實不論是窮桑，還是空桑，以及若水、若木，都還是桑林。“若”在甲骨文中就是桑樹的形態。蠶生死輪回的神奇本領，讓桑林在華夏文明中具有與昆侖同等的神圣地位。窮桑、空桑、若水，與殷商落的先祖“夔”一樣，遵循的是同一文化編碼規則：陰陽輪回，生死轉換，不死不滅，獲得永生。帝嚳有一個高辛氏的名號。高辛，也就是高高的柴垛。這個名號其實也是對“熊”下面四點的詮釋：對火的崇拜，對光明的向往。高辛氏、有熊氏、高陽氏三個名號，遵循的是同一文化編碼規則：祖源記憶，族源符號。顓頊與帝嚳二神，實為一神，顓頊就是帝嚳，帝嚳也就是顓頊。

　　根據楚人在《國語》中的回憶，數千年前曾發生了一場由顓頊主導的宗教戰爭。這場戰爭的起因就是“九黎亂德”、“蚩尤作亂”。在甲骨文中，“黎”由“禾”與“刀”兩個符號組成，意思是收割稻子。九黎也就是蚩尤部落。九黎部落并非北方粟作部落，而是南方稻作部落。顯然，這場宗教戰爭發生在顓頊與蚩尤之間才是正常的，可卻偏偏發生在顓頊與共工之間、黃帝與蚩尤之間。這并非我們先民的歷史記憶出現了混亂，而是同一史實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不同部落之間的不同分化。如果我們視黃帝為顓頊，視顓頊為黃帝，視蚩尤為共工，視共工為蚩尤，那么這些相互矛盾的歷史之迷就迎刃而解了。兩場戰爭，實為一場戰爭。

　　關于這場戰爭，還有另一版本：黃帝與炎帝之戰。這場戰爭，一向被我國學界視為華夏文明的奠基之戰。黃帝與炎帝之戰，發生在南方的稻作區才是正常的。不論是涿鹿之戰，還是阪泉之戰，按歷史文獻的記載，均發生在北方有著久遠黍作傳承的燕趙地區。燕趙地區正好是蚩尤后人敗后北上的避難之地，向有“九黎之都”的稱呼。這場戰爭發生在“九黎之都”，實際上是在暗示我們：這是戰爭失敗后逃亡到燕趙地區的蚩尤后人對往事的追憶。這場戰爭的結局也是以黃帝勝利、炎帝失敗而告終。

　　顓頊與共工、黃帝與蚩尤、黃帝與炎帝之間的三場戰爭有三個明顯的共同點：一是歷史時間節點相同，也就是顓頊或黃帝部落崛起之時；二是勝敗者相同，勝利者無一例外的都是黃帝或顓頊一方，而且師出有名；失敗者都是具有鮮明稻作部落色彩的共工、蚩尤、炎帝一方；三是這三場戰爭的講述者、書寫者都是黃帝或顓頊一方。歷史的話語權從來就勝利者書寫的。共工、鯀、蚩尤三神之所以是負面形象，是因為他們在南方稻作部落的神權之爭中遭遇到同一失敗命運。三場戰爭實為一場戰爭。這場宗教戰爭，深刻影響了史前華夏各部落的命運，也深刻影響了華夏文明的走向，有學者認為是華夏文明的奠基之戰，其實也不為過。這三場戰爭的傳說明確告訴我們，黃帝即顓頊，顓頊即黃帝，二神實為一神；蚩尤即共工，共工即蚩尤，炎帝為二神的合體。

　　關于這場對華夏文明走向產生深遠影響的宗教戰爭，我們先民還有著迵異于三場戰爭的另類歷史敘述。

　　巴蛇食象是華夏傳世神話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則神話。“食象”的“蛇”并非蛇，而是顓頊部落的圖騰。所食之“象”，也并非象，而是蚩尤或共工部落的圖騰。這個神話隱喻的就是兩個部落之間的信仰之爭、圖騰之爭。聯系到《呂氏春秋》及歷代文獻記載的“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的真實歷史事件，巴蛇食象神話的隱喻就更加明確。這一匪夷所思、荒誕不經神話的背后，是蚩尤或共工部落四處逃亡的悲劇性命運，是華夏文明的血色黎明。羿斬巴蛇是這一神話或這場宗教戰爭的另一版本。岳陽古稱巴陵，正是因為這個神話而得名。羿之所以斬巴蛇，是在誓死捍衛稻作部落象圖騰的神圣地位。羿射九日的神話傳說，可視為是對兩個部落之間神權之爭的另一種隱喻：因為天上只能有一個太陽，神權也只能由一個部落壟斷。神權壟斷的出現，是王權出現的序曲。

　　大禹治水有可能是華夏文明的傳世神話中影響最深遠的一個神話。關于大禹治水的傳說，先秦文獻中幾乎都有記載。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畢竟是渺小的，甚至是卑微的。大禹的治水方法，從現代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圍堵還是疏浚，都不過是徒勞。治理洪水，不是那個時代的人力物力以及技術水平可以實現的。先秦及秦漢文獻記載的大禹的種種治水方法，只能是后來治國理政者的現實需要。這則經典神話，隱喻的其實是兩個部落之間的一場宗教戰爭，也就是顓頊與共工之間的神權之戰。大禹所治之滔天洪水，其實就是指共工部落的“作亂”。先秦文獻記載的“禹伐共工”，《墨子》一書記載的大禹討伐三苗的片言只語，以及《山海經·大荒西經》中的“有禹攻共工國山”一句號，無不是對這則經典神話的詮釋與補充。

　　鯀用于治水的“息壤”，并非傳統理解的一種可以自動生長的神奇土壤，而是熄滅了的灰燼，也就是草木灰。對于視火為生命的史前原始部落來說，灰燼就是陰火。掌控火種與火源，是一個部落領袖神權的合法性來源。“息壤”象征的其實就是一個部落的巫權、神權。“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隱喻的歷史真相是，鯀的部落因信仰不同從而對顓頊部落的神權構成了挑戰與威脅。

　　這則經典神話告訴我們，禹即顓頊，共工即鯀。我們之所以視大禹治水為神話，其實是因為我們潛意識深處一直在置疑這一神話的真實性。

　　與這則神話緊密相關的是共工怒撞不周山神話。在顓頊部落看來，天下之所以洪水泛濫，就是因為共工撞倒了天柱——不周山，導致天地傾斜。共工所撞之不周山，其實并非山，而是隱喻顓頊部落的圓形祭壇。作為一個部落最為神圣的精神殿堂被毀，無疑就是一個部落最大的恥辱、最深的禁忌。不周山的神秘，其實來源于顓頊部落不可碰觸的禁忌。《史記·補三皇本紀》中的“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這一點睛之筆，是對這則神話的補充與完善，同時也告訴我們，祝融即顓頊，顓頊即祝融，二神實為一神。

　　如果說黃帝是我們先民歷史記憶的表層，表層之下的是顓頊、帝俊、軒轅氏、高辛氏、高陽氏、有熊氏，那么最深層則是舜與禹二神。

六

　　在華夏族群的集體潛意識中，炎黃二帝均為華夏民族的人文初祖，炎黃二帝一直并稱，炎帝地位高于黃帝。但在華夏傳世文獻中，黃帝地位卻遠高于炎帝。炎黃之戰中與其說是炎帝敗給了黃帝，不如說是北方的粟作文明在與南方稻作文明的數千年的競爭中后來居上。由于周期性泛濫的洪水和戰爭，導致大量漢人先民北遷。在大約4000年前，華夏文明演化的中心舞臺已逐漸由南方長江流域轉移到北方的黃河流域。炎帝的歷史形象之所以模糊不清，是因為久居北方的先民滋生了優越的中原中心意識，對南方連同久遠的稻作文明感到陌生了。重構遠古帝王譜系，特別是還原炎帝的真實歷史形象，南方的稻作文明是我們必須要淌過的一條歷史暗河。

　　眾多考古發現充分證明，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水稻的國家，長江中下游地區是我國稻作農業最早發生的地區，也是稻作農業最發達的地區。數千年的史前稻作農耕文明曾先后經歷了象耕和牛耕兩個時代。“豫”這個古老漢字，向我們傳遞的遠古信息十分珍貴：華夏文明曾有過持續了數千年的與大象共舞的歷史。各地出土發現的眾多獠牙神獸紋為我們留下了象耕時代的重要線索。我們先民對象牙的珍視，視象牙為權力的象征，其實是對稻耕先祖的緬懷，是巫權的延續。

　　隨著氣候的變遷，大象逐漸在長江流域消失了蹤影，華夏稻作農業的牛耕時代到來了。太湖流域河姆渡、馬家浜等遺址出土的大量水牛骨遺存表明，至少在7000年前，牛耕已開始代替了“象耕”。南方兩湖平原出土發現的最早的“耒”、數量最多的“耒”和質量最精美的“耒”無不表明：兩湖平原的牛耕時代并不比太湖流域晚。在甲骨文中，“牧”就是一人手牽著牛耳在稻田踩踏的生動情形。“執牛耳”象征最高權力即源出于此。甲骨文中的“舞”，就是一人兩手持牛尾而舞的形態。巫師的翩躚舞姿，其實是水牛在南方稻田踩踏時的律動節奏。“舞”向我們傳遞的信息十分明確：牛對南方稻作部落而言，具有圖騰的價值與意義。

　　“牛首人身”的形象，一直被視為神農氏的象征。無論是河姆渡、馬家浜等遺址器物上獠牙神獸上的“牛首”，還是遼西地區紅山文化遺址玉器中的“牛首”，均呈現出南方水牛牛角的鮮明特征。在《山海經》一書中，“牛首人身”形象多次出現，其頻率僅次于人鳥組合和人蛇組合的形象，女媧、炎帝、西王母、蚩尤、共工、伏羲、神農氏均為“牛首人身”形象。可以說，華夏遠古諸神均有著鮮明的南方稻作部落的色彩，無不散發著南方濕熱的氣息。在華夏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中，炎帝就是屬于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牛首人身”形象象征的，其實就是南方稻作部落的先祖神，也是華夏民族的始祖神。

　　在眾多“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中，除了炎帝，蚩尤無疑是最深入人心的。大象、野豬的獠牙，以及獐牙，是南方稻作部落特有的文化符號。蚩尤的字面意思就是草叢中的野豬。與大象的一對獠牙相同的是，野豬的一對獠牙長正好長在下頜骨。蚩尤名號蘊含的深意，讓我們對遍布華夏大地的史前豬葬習俗豁然開朗。據有的學者統計，隨葬豬下頜骨在史前豬葬習俗的比例高達80%以上，從距今8500年一直延續到4000年前。對野豬以及其獠牙的崇敬之情，其實是南方稻作先民對大象崇敬的延續與升華。大象與野豬長長的獠牙，是南方稻作先民的族源符號。我國學界傳統觀點一向認為，隨葬豬骨旨在為死者提供食物。現在看來這一觀點失之膚淺了。蚩尤的“牛首”形象，只有在視蚩尤為祖先神的苗人那里，才有最直觀生動的呈現。如果我們漫步于苗人的村村寨寨，蚩尤的形象就會變得鮮活起來，蚩尤的“牛首”形象以及蚩尤這一名號所蘊涵的圖騰意義就會顯得格外直觀而生動。根據苗族史詩、歌謠、傳說，蚩尤就是南方苗族的祖先神。可以說，蚩尤這位有著“牛首人身”形象的始祖神，其南方稻作部落領袖、巫師的特征在華夏諸神中是最為鮮明與突出的。

　　如果說炎帝是我們先民對這位始祖神記憶的表層，那么蚩尤充其量也還只是表層記憶下面的一層。在這個記憶表層的下面，還有縱深的歷史底層。在漢民族中，伏羲遺址最多的地方，也正好是蚩尤傳說最多的地方。在苗瑤兩個兄弟民族中，盤古、伏羲一直被視為先祖神。可以說，炎帝的歷史原形既是蚩尤、伏羲、共工，但又高于蚩尤、伏羲、共工。在縱深的歷史底層，還有神農氏、燧人氏，還有堯與鯀二神。這個縱深歷史底層的底色，就是南方的稻田、河流、湖泊。

七

　　先秦到秦漢之際的歷史文獻呈現給后世的華夏遠古帝王譜系，是一個男神群體形象。可是人類文化學研究成果和我國大量史前考古發現告訴我們，這一歷史記憶出了問題。在北方漳河邊舉行祭祀活動的殷商部落，也認為他們的祖先神就是男神、父親。在殷墟卜辭中，祖先之“祖”的右邊是大寫的男根符號：“且”。在殷商部落看來，男權社會是天經地義的，祖先神只可能是男神、父親形象。在時間規則面前人人平等。殷商部落的歷史記憶同樣經受不住漫長歲月的嚴峻考驗，他們對族源、始祖神的記憶也是零星而混亂的。他們只隱隱經約記得在那遙遠的洪荒時期有個“西母”。

　　殷商以前的諸位圣賢，似乎都是沒有父親的，或者說“父親”的形象總是若隱若現的。早在《春秋公羊傳》等先秦文獻中，我們的先哲們就曾發表過“圣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感慨。華夏早期文明“父親”形象的隱藏，隱藏的恰好是一個持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女權時代，也就是母系氏族社會。正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群婚制或走婚制，造成了這一令古代先哲困惑的無父現象。

　　那個遙遠而漫長的女權時代形成的一整套編碼體系，為后世留下了如影像般的鮮活記錄。“姓”這一古老漢字中的“女”與“生”兩個符號，凸顯是女性與生殖兩大主題。這兩個主題，其實也是一個母題：部落的繁衍。這個古老漢字向我們傳遞的遠古信息就是女性崇拜和生殖崇拜。華夏最古老的姓氏大多有一個顯著的標志：女。姜、姬、姒、嬴、妊、媯、妃、姚等古老姓氏中的“女”，向我們揭示了“姓”氏的產生與女性的緊密關系：后代子孫均從母姓。這一大批華夏最古老的姓氏，是那個漫長的女權時代留下的歷史沉淀。

　　“母”這個古老的漢字，經過數千年的演化，至今仍然保持著最初圖騰符號的痕跡：兩個像征母親乳房的大點。不僅如此，我們先民由母親生育后代推及生育萬物的土地，將大地與母親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對于大地，我們先民有一種神圣的稱呼：后土。在甲骨文中，“后”就是一個母親半蹲著產子的形狀，“土”則直接描繪母親的乳房，上面的幾個點象征母親的乳汁。華夏文明記憶中的“三皇五帝”，與其說是始祖神，不如說是母親神。無論是堯與鯀，還是禹無舜，無論是炎帝，還是黃帝，都是女神、生殖神、母親神。

　　與男根符號“且”對應的是女陰符號：倒三角形字v字。漢語中凡是與母親有關聯的事物，其相對應的漢字中總有一個象征母親形象的倒三角形v字。根據我們先民的編碼規則，也就是音近義通的音韻學規律，“帝”與“地”既是同音字，也是同源字，象征的都是母親、生育、根底、始祖等。“帝”字的基文也是一個倒三角形v字。這個倒三角形明確告訴我們：“帝”字就是專為始祖女神量形定做的一個文化符號，而并非我們通常認為的上帝、天上諸神。“帝”由女性變為男性，并由人神變為天神，是男權時代的事。在殷商王朝的甲骨卜辭中，“帝”已由母親始祖神演變為祖先神。《山海經》里出現頻率最高的神“帝”，也就是祖先神。“帝”由祖先神演變為主宰一切的天神，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事。

　　近一百多年來的考古成果表明，華夏文明的母系氏族社會持續了數千年的漫長歲月。仰韶文化時期及以前的眾多史前遺址呈現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女性墓葬地位明顯高于男性。這種情況與摩爾的女性在血緣氏族社會中占據支配地位的觀點是高度吻合的。遼西地區方紅山文化遺址大量發現的女神廟、女神像，更加坐實了摩爾的女性本位說。江漢平原鄂西地區的馬家垸古城，距今約4500年，是截止目前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也是唯一一座女巫之城、女神之城。這座古城出土了大量陶器紡輪。陶器紡輪的主人顯然是女性，是女巫。馬家垸古城這座女巫之城、女神之城證明：直至4500年前，南方的江漢平原還徘徊在女權時代。

　　女媧、西王母兩個女神，是我們先民對那個遙遠的的女權時代的殘存記憶，彌足珍貴。

　　治水神話傳說是華夏文明一個傳承有序的系列故事，除了大禹治水，還有女媧治水、舜帝治水、共工治水。女媧治水是華夏文明真正的創世神話，也是眾多治水神話的總源頭。這則神話的點睛之筆是最后一句話：“積蘆灰以止淫水。”蘆灰也就是蘆葦燒成的灰燼，也就是鯀治水用的“息壤”。“淫水”隱喻的就是女性生產時的大出血。“治”與“止”，不僅音同，初始意義也相同：治水之“治”也就是止血之“止”。古代婦女臨盆時用草木灰止血的古老方法，在現今的原始部落還仍在沿用。女媧作為生殖女神，不但用這個神奇方法挽救了自己的年輕生命，也挽救了部落眾多母親的寶貴生命，讓部落得以繁衍生息。女媧治水之所以被反復講述書寫，是因為我們先民在潛意識中就認定了女媧是華夏之母。這應該就是華夏文明所有治水神話最初的意義。

　　當女媧治水神話傳說的敘述者和書寫者由女性轉變為男性的時候，這一神話中的“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讓我們很自然聯想到共工怒觸不周山的神話傳說。很顯然，“淫水”的隱喻已由最初的女性生產時大出血變成了共工或蚩尤的“作亂”與“失德”。在這則神話中，女媧與大禹的形象重合了。女媧與大禹形象的重合，其實是在暗示我們：女權時代離我們并不遙遠，顓頊與共工之戰、黃帝與蚩尤之、炎帝與黃帝之戰，就發生在女權時代、女巫時代。這一時代，應該就處在江漢平原的馬家垸文明與石家河文明之間的歷史時期，即距今在4500-4000年之間。這也是我們先民的歷史記憶變得清晰鮮活的時期。

　　西王母也許就是我們先民記憶中的最后一位女神、最后一個母親神。《楚辭·天問》、《山海經》雖然對女媧只有零星片斷的記載，但對西王母的歷史記憶則相對清晰詳盡。這一現象同樣是在暗示我們，西王母離我們并不遙遠，很有可能是與炎帝、黃帝、共工、女媧等諸神同時代的一個女神。西王母這一神圣稱謂的重心，盡在“母”字。“母”字是西王母神格的內核。西王母的真實歷史形象其實已被后世仙化或者說妖魔化了。如果我們淪陷于《山海經》折扇敘事的錯覺之中，走不出巫師們設置的語言迷宮，就不可能還原西王母的真實歷史形象。西王母真實歷史形象之迷，就隱藏在傳說中的昆侖圣山。

　　昆侖山被稱為華夏第一神山、萬祖之山、萬神之山。昆侖山其實并不神秘、遙遠。昆侖山就是我們先民的祭壇，就是一處尋尋常常的低矮圓形山丘。“昆侖”兩個字的繁體上面都有個“山”。從龜甲上“昆”字透露的原始信息來看，“昆”字上面是“日”，下面是“比”。“日”顯然是指太陽神，“比”的本意為等列、個個相同。兩個符號組合在一起，意思就是日下眾生，也就是巫師和她的部落成員聚集一起祭祀祖先神。“侖”表示次序、條理。巫師和她的部落成員聚集在一起，在熊熊燃燒升騰的火焰中，有條不紊地進行祭祀活動，儀式莊嚴而肅穆。《山海經·海內西經》描述的昆侖“高萬仞”，只是昆侖在我們先民心中的精神高度。從近百年來的考古發現來看，各地史前先民的祭壇都建在低矮圓形山丘之上。《山海經》及其他先秦文獻所苦心構建起來的昆侖神境，就是我們先民的涅槃之門、靈魂棲息地。

　　在《山海經》的記載中，西王母就棲身于昆侖之巔。昆侖圣山似乎就是專為西王母而量身定做的。棲身于昆侖之巔，意味著西王母處于巫權或神權這個金字塔的頂端。這一隱喻，與舜手執火把、頭戴面具，以及顓頊的玉身祭祀，在本質上是相通的，部落女巫的身份與地位也是相同的。帝俊在《山海經》出現的頻率雖然多達16次，但遠不如西王母棲身一次昆侖之巔。如果西王母只是這個女巫的身份，那么帝俊就是這個女巫的名號。在《山海經》的折扇敘事中，西王母與帝俊的形象也是折迭重合的，二神實為一神。或許，萬世景仰的黃帝，其歷史原形可能就是那個棲身于昆侖之巔的西王母。

　　我們視祖國、大地為母親，視長江、黃河為母親河，而不是父親與父親河，是由母親在華夏文明中至高無上地位所決定的。這是華民族的集體潛意識。不理解母親形象，就不能理華夏諸神的深刻含義。可以說，華夏文明所有關于族源、祖源的記憶，都是關于母親的記憶。母親形象是華夏諸神的原型。華夏諸神無不彌漫著母性的溫暖，無不散發著母性的光澤，都是母親形象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