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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運動,成耶?敗耶?——兼與朱麗霞教授商榷

  摘 要:起于唐,而延續至宋的古文運動,一直與駢文進行爭斗,其發展之路可謂是艱辛。在拜讀完朱麗霞老師的近作《從韓愈古文運動的失敗看唐代駢文的文體地位》一文之后,我便產生了疑惑,并進一步思考著古文運動。古文運動,成否?敗否?關于古文運動成敗問題的研究,學術界也是爭論不休。全文旨于對古文運動的成功與失敗,從微觀與宏觀的角度去探尋,分析微觀失敗和宏觀成功的原因,并試圖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

  關鍵詞:古文;駢文;微觀;宏觀

  作者簡介: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09級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

  眾所周知,任何一種文學現象、文學運動的出現都并非是偶然的,古文運動亦如此!對這一場不僅僅影響一時的文風革新,學術界已多有研究。然而,在已有的研究當中,關于其成與敗,卻沒有達成共識。本文擬針對朱麗霞老師的“失敗論”,提出自己的新見。

  從朱麗霞老師的近作《從韓愈古文運動的失敗看唐代駢文的文體地位》一文的標題中,我們就可以知道朱麗霞老師有著明確的立場:即古文運動是一場失敗的文學革命運動,“韓愈古文改革的失敗固有政治、經濟、哲學、文化等種種原因”[1]。而在孫昌武《柳宗元傳論》中,作者這樣寫道:“他們堪稱‘古文運動’中的雙星,‘古文運動’的勝利是兩個人共同努力倡導的結果……[2]”然而縱觀整個文學史,我們似乎很難看到直接用成功或是失敗這樣的結論性術語來定論一場文學運動、一種文學現象、亦或問題發展的。比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是崇尚清談清議之風,玄言詩則迅速的繁盛了起來,并籠罩著文壇,當時文人對其非議頗多,但是它畢竟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代表了特殊時期的文化價值取向,因而后世評論者也沒有簡簡單單的用一個是或非字來評價它,客觀的評價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出發點,先入為主的評價則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這對于文學研究工作而言,則是不可取的。

  如果把整個文學發展史看成是一條大河,這條大河為何能夠川流不息,一直延續到今天,我想這關鍵就在于各個水滴的有機排列組合吧!古文運動就是其中的一滴,對其成功與失敗的分析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成功故有其成功之處,如被稱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在倡導古文運動之時,創作了大量優秀的古文,至今我們仍然經常吟誦,如著名的《祭十二郎文》,不僅突破了南朝以來祭文慣用駢文體式的傳統,而且通篇散文,抒發了作者對侄兒逝去的悲痛心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當然,韓愈等人在當時創作古文之時,追求奇崛的風格,也有不少敗筆,對后世造成了不良影響,如《毛穎傳》,著力模仿《史記》,雖然文章簡練,但既無趣味,又無幽默感,讀起來十分枯澀。因而如果我們直接從失敗或成功的一面去探討古文運動時,那我們將會犯以偏蓋全的錯誤,畢竟,成功中有失敗的一面,而失敗中又有成功的一面。在全面的認識到水滴本身價值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整條大河的無限光彩!

  對古文運動觀察,從微觀的角度來說,筆者認為古文運動是失敗的。因為古文運動的目的很直接而且鮮明——復興儒學、反對駢文、提倡古文。然而從古文運動的發展狀況來看,反對駢文這一主要目的并沒有完成,甚至是敗給了駢文。雖然在中唐時期,古文大有勝駢文之勢,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駢文仍然占主導地位,所以筆者認為,從古文運動的目的考察古文運動,古文運動無疑是一場失敗的文學革命運動。那么古文運動為什么會失敗呢?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但拜讀完朱麗霞老師的大作后,其對于古文運動失敗的原因分析,筆者卻不敢茍同。

  對于古文運動失敗的原因分析,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1、韓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運動有著自身的缺陷,而且是致命的,這是導致古文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然而朱麗霞老師卻認為“古文改革失敗的本質原因在于駢文文體的無可替代性和廣泛的應用性……”①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中的內外因辯證原理,我們可以知道,內因是根本、是主導,并起決定性作用,外因則是通過內因起作用。古文改革失敗的本質原因在于古文運動本身,而駢文自身的特點和優勢則是導致古文運動失敗的重要外因。

  韓愈等人所倡導的古文運動的目的和理論體系是好的,反對華麗的駢文,并主張“文以載道”、“養氣”、“惟陳言之務去”、“文從字順”等創作原則,大力提倡創新。然而在古文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韓愈等人卻沒有很好的貫徹自己的主張,韓愈本人的創作即有大量的駢文成分。《韓愈全集校注》共收韓文318篇(含收入詩中的4篇長序),“其中,駢文成分較濃的有68篇,占21%;駢文成分很淡或純為散文的188篇,占59%;雖云散文頗近詩體的62篇,占20%”[3]。即使在其名篇《祭十二郎文》中,我們依然可以見其不少駢文的成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從而是整個祭文朗朗上口。另外,韓愈在主觀上復興儒學的意念雖然是堅定而誠摯的,但是“在如果分析到他的具體創作內容,就會發現,他的‘儒道’并不是那么純粹,甚至常常是空自標榜。自相矛盾以至是壯語欺人的。[4]”例如在《子產不毀鄉校頌》里面,說子產“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這顯然是在懷疑“禮治”的作用。而在其名篇《師說》中,說道:“圣人無常師。”這就否定了“圣人”是全知全能的。

  再者,韓愈等人在倡導古文運動之時,慢慢的把古文運動帶進了一個死胡同。在古文的創作中,韓愈等人刻意追求“奇古奧僻”的風格,反對“俗下文字”,宣揚“文以載道“,從而造成創作出來的古文情感枯澀,“空言義理”[5],黑格爾指出:“藝術中最重要的,始終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6]因而游國恩在所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指出韓愈古文“不足以振奮人心”[7]。

  2、駢文文體在當時的無可替代性及其應用的廣泛性,則是導致古文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在這一點上,筆者非常贊同朱麗霞老師的觀點。在當時,駢文文體的無可替代性及其廣泛應用性,幾乎影響到所有文化人的文化生活,就連韓愈對皇上的上書中,依然可見其駢文的成分!駢文有其自身的特點:講究四六對仗、辭藻華麗、多用典故,并追求聲律的和諧,而這些藝術形式,則給通過考試入仕的文人們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再者,“語必駢儷,文必四六”,則形象的指出了唐代公文的特點,因為駢文自身的特點,公文運用駢文,則使得在大殿上宣讀公文時,氣勢雄壯、音韻鏗鏘,從而體現出了官府的威嚴與莊重。正因為駢文的廣泛應用性,從而加速了古文運動的衰敗。

  3、社會大背景對古文運動的影響則是古文運動失敗的又一重大原因。章培恒先生在其《中國文學史》中,對文學下了這樣的定義:“文學乃是以語言為工具的,以感情來打動人的,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8]”由此可見,社會與文學的關系是緊密相連的,文學雖然有其發展的獨立性,但是社會大背景卻是可以影響文學的發展軌跡的,而對于古文運動而言,從其奉行的“文以載道”的主張,就可以知道古文運動與社會的聯系緊密,當然也脫離不了社會的影響了。從古文運動的發展狀況可以知道,社會大背景對其影響是深刻了,并最終導致了古文運動的失敗。

  陳寅恪認為“尊王攘夷”乃韓愈古文的“中心思想”[9],而韓愈所堅持的是儒家思想,因而將“佛”劃為“夷狄”而加以猛烈的攻擊。雖然韓愈提出了“尊王”思想,但是“攘夷”的排佛思想卻是為社會所不容,為統治者所憎恨,因為李唐王朝本身即屬于“夷狄”身份,崇尚佛教,再加上在社會上,許多政府官員和市井之徒都信佛教,所以這必然招致統治者和信佛之人對古文運動的仇視,從而阻礙古文運動的發展的傳播。

  在文化方面的社會大背景卻是,整個唐朝,詩賦取士,以駢文文本。唐代的吏部考試,分宏辭、拔萃二科,“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10]。試判的要求則是統一使用駢體,由此可見,在文人眼中,駢文才是正宗。而另一方面,由于駢文文體自身的特點,官府的公文則全部是用駢文寫成的,眾多文人把讀書看做是取士的關鍵所在,這無疑在文人心中進一步加深了駢文是文之正宗的地位,眾文人輕古文而勤學駢文。“觀弟(李翱)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云,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學為意也。且文者,圣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祥之、略之也。”(《寄李翱書》)可見,駢文影響之廣、之深。

  因而單從滅駢這一微觀的角度出發,古文運動是失敗了,古文運動沒有滅掉駢文,反而將古文所表現的范圍縮小了,過于注重“文以載道”,而忽視了文學創作的情感性因素,將文學視為政治改革的工具,這不利于古文的長遠發展。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確,不同的角度所得出來的結論也不盡一樣。從朱麗霞老師論文的標題就可知其論文的出發點是建立在古文運動的失敗之上的。然而筆者通過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古文運動,覺得古文運動的意義非凡,影響深遠,甚至從宏觀的角度來觀察,古文運動是一場勝利的文學革命運動!

  對于古文運動成功之處的分析,筆者思考后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1、如果沒有韓愈等人倡導的古文運動,那么駢文則可能走向滅亡。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就盛行駢文,流于對偶、聲律、典故、辭藻等形式,華而不實。到隋文帝時,曾下詔禁止“文表花艷”,李諤上書請求改革,但是都沒有扭轉頹風。唐初,駢文仍然占主要地位,甚至發展到描寫宮廷生活的地步,唐太宗也喜歡華麗的駢文,為文尚浮華。從南北朝到唐初,我們可以發現駢文所表現的內容是越來越狹窄,開始脫離社會生活,而文學的發展規律告訴我們:脫離社會土壤的文學是不能長存的。因而此時,如果沒有韓愈等人大力提倡古文運動,駢文的發展趨勢真是不敢想象!

  陳大康先生曾這樣寫道:“當現有的研究體系對某些問題無法順利地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時,挑戰便會出現,諸如此類問題的積累則增強了變革體系的要求,而這嚴峻局面的形成恰恰意味著該學科遇上了可能產生飛躍性發展的契機。”[11]這句話,對于當時駢文的發展狀況也同樣適應。唐初,駢文進一步追求華麗之風的創作,已經大大的削弱了駢文的表現范圍,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面對多方的猛烈抨擊,駢文的確是到了變革體系的時候,“從唐代散文的發展實際來看,要求改革文體和文風,幾乎從新王朝一建立就是一種歷史潮流。”[12]而此時爆發的古文運動,無疑給駢文的飛躍性發展提供了契機,挽救了駢文。

  2、古文運動促進了駢文的自我改造和發展。南北朝以來,駢文的發展逐漸脫離了比興寄托,著重追求形式的典雅華美,并專意于“淫靡”的描寫,追求對偶、聲律、典故、辭藻等創作之風盛行,唐初延續的華麗之風,使駢文的創作越來越形式,并縮小其表現范圍,而“駢文在文學性文章的領域內實際已占據了主導的地位”[13]。于是,駢文不可避免的受到多方責難,陳子昂公然挑戰駢文,倡導古文,要求文道合一,充分發揮文的救世勸俗的功能,到了韓愈,則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古文運動。面對多方的聲討,對于駢文而言,這并不是一場災難,而是實現自我飛躍性發展的契機。如與韓愈同時的駢文大家陸贄,在韓愈倡導古文之時,將駢文的文體形式到思想內容都做了重大的變革,將散文的句法創作方法移植到駢體之中,為駢文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從而使駢文變成一種駢散相結合的文體,這樣就增加了駢文的表現范圍和表現方式,并使駢文具有古文的表現功能,從而使駢文再次植入社會的土壤,并“為數朝一直沿用了四五百年的駢體章表開辟了一條新路,從而延續了公牘駢文的生命”[14]。這也就是駢文走出了專意于“淫靡”描寫的泥潭。正是因為有了古文運動的存在,才促進了駢文自身的改造和發展。

  3、古文運動對古文文體的發展及其古文的創作影響深遠。“文風的革命,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業,既要從理論上對陳舊的文風進行批判、否定,更須通過創作實踐用一種新的文風來取代它。”[15]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歷經唐宋兩朝。唐朝時,韓愈等人針對古文運動的發展,對古文的創作提出了系統的理論,韓愈等人提倡“文以載道”、“惟陳言之務去”、“文從字順”等理論,從而豐富了古文的創作方法,大大的加強了古文表現社會的功能,并用文章實踐其創作理論,如韓愈的《送窮鬼》,文章以擬人化的手法,虛構了一個主人準備車馬糧食,來送“窮鬼”及朋友出門,但是卻反遭到“窮鬼”和朋友的奚落的情節,而在文章結尾部分以君子“立名百世”的道理,點出了文章的主旨,“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在他們之后,宋朝初期歐陽修等人領導的新古文運動,方才真正完成了古文運動對駢文末流斗爭的歷史使命。”[16]歐陽修憑借其獨特的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他們繼續了古文運動載道的傳統,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但是他們對于韓愈等人在創作中所追求的“奇古奧僻”的傾向,則拋棄之,并著力學習韓文的“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創作之風。因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所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從而使古文更有利于表達思想,為人們所接受。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則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

  韓愈等人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主張“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韓愈《答李翱書》)。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三代兩漢古文的地位,并改變了古文發展的軌跡,促進了古文的發展。楚國的偉大愛國詩人屈原,自創騷體,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但是自屈原之后,騷體的創作日漸衰退,也沒有發生一次像古文運動這樣的騷體運動,如果,發生了的話,那么騷體的發展歷史則要重新改寫了。正因為騷體沉寂了下來,最終騷體開始慢慢的淡出人們的視野,而古文運動,則改變了古文文體及其創作方法,如果沒有古文運動,古文的命運也是值得后人深思。“散文在唐代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已經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了。”[17]

  另外,古文運動對后世古文的創作發展影響深遠,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實的小品文,也都是用古文體,可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余風。明代,唐順之、宋濂、王慎中、歸有光等人的古文創作,以及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能夠取得一定的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乃至現在,古文創作的藝術手法、風格仍然影響著當今散文的創作。唐宋古文運動,可以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可見,從古文運動的歷史功績及其對駢文發展的助推作用這一宏觀的角度來看,古文運動無疑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使古文文體及其創作方法都得到改變,并進一步推動了古文的發展;它的成功,使駢文的華而不實搖身一變而成情文并茂、華實相扶的駢散文體,這無疑給駢散文體的以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它的成功,創作了大量質量上乘的古文,流于后世,成為后世古文創作的典范,影響深遠。

  在古文與駢文的爭斗中,我們能發現文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但是就其總體的發展趨勢來看,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成一種螺旋式上升的發展狀態,可見,文學的發展之路并不平躺。一種文體的發展,一場文學運動的展開,往往需要幾代人的辛勤努力,甚至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對于學術界而言,古文運動是成功還是失敗這一課題,仍然是一個焦點,而筆者認為這個焦點的討論會一直繼續下去。昨天即今天的歷史,今天即明天的歷史。對于歷史,它本身沒有是非的評價標準,是后人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價值標準強加給歷史的。在歷史的長河中,每一歷史現象的產生發展及其滅亡,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不能單用成功或是失敗來界定它,因為它往往是成功與失敗相結合的復雜體。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古文運動是失敗了,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古文運動卻是一場成功的文學革命運動,其功績甚至可以掩蓋失敗的瑕疵。

  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但是它的姿態卻是可以有三種,兩種平躺,再加一種豎立,而如果我們只看到其一面,就下了結論性術語,我想這肯定是不全面的結論。

  當然,筆者在此并不是完全否認朱麗霞老師的論文,甚至是肯定朱麗霞老師的論文,因為她的論文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一套全新的思路去研究古文運動,我想這樣的視角和思路對我們研究其它的文學現象時,是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的。然而,筆者對古文運動的看法還是與朱麗霞老師論文中的觀點,稍有出路,如從微觀層面看,古文運動失敗的本質原因,而從宏觀層面看,古文運動成功了及其歷史功績的思考。這也是筆者作此文的目的。筆者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來探討古文運動,是力求給古文運動一個合理的評價,也希望筆者的評價思路和觀點對古文運動的研究有一定的幫助。

參考文獻:

[1]朱麗霞:《從韓愈古文運動的失敗看唐代駢文的文體地位》,學術月刊,2007(07)。

[2]孫昌武:《柳宗元傳論》,第22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8)。

[3]付瓊:《韓愈“古文”中的“駢文成分”》,載《周口店師范學院學報》,2006(3)。

[4]西北大學中文系唐代文學研究室、西北大學學報編輯部:《唐代文學論叢》,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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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葉朗:《中國小說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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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唐書·選舉志》(下),北京,中華書局,2000。

[11]陳大康:《古代小說研究及其方法》,第6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12)。

[12]劉耕路:《韓愈及其作品》,第30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4)。

[13]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新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總社,2005。

[14]姜書閣:《駢文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5]劉耕路:《韓愈及其作品》,第61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4)。

[16]錢冬父:《唐宋古文運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書,1962(5)。

[17]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六章,上海,上海古文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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