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學文化。良渚文化并未消亡，而是因生存環境的惡化而北遷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國東南是華夏族的發祥地，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

　　關鍵詞：虞代；良渚文化；中華文明起源

　　作者簡介：陳民鎮（1988—），男，浙江溫州人，紹興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漢語言064班，本科大四在讀，主要學術研究方向為上古史。

　　中華文明的起源至今仍是個謎題。在“九五”國家重點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結題后，2001年，“十五”國家重點課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以求更進一步探索中華文明的源頭。不過學界對中國的傳說時代的歷史以及此期間的考古學文化都存在諸多分歧，很多關鍵問題難以達成一致意見。2007年末發現良渚古城的消息公布，震撼了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良渚古城作為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確證勢必將改寫中國的歷史。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疑古思潮使中國的上古史框架趨于真空，我們需要在考古學的基礎上重新整理我們民族的文獻資料，重建我們民族歷史的開端。中國傳說時代的歷史有其特殊性，但絕不是虛無的，也絕不是神話學者所說的“神話歷史化”的結果。恰恰相反，中國的諸多神話倒是“歷史神話化”的結果。在本文中，筆者通過文獻學與考古學雙重驗證的“二重證據法”，指出良渚文化實即中國第一個王朝——虞朝的考古學文化。中國東南是華夏族的發祥地，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

一、歷史上曾存在一個“虞代”

　　我們在表述中國上古史時一貫以夏商周“三代”并提，事實上，虞代才是中國歷史的開端，也是中華文明的開端。這一點，先秦時人皆言之鑿鑿，卻漸為后人所忘卻。

　　先秦的著作皆將虞代視作中國的第一個王朝，“虞夏商周”四代說在當時是通行的說法，秦漢之后言“虞”為獨立朝代說者漸少，取而代之的是夏商周三代論，古今史家因此忽略了“虞代”是一個獨立朝代的事實。而上世紀初疑古之風蔚起，疑古派學者將五帝乃至夏禹都劃入懷疑之列，更把夏朝前的歷史基本排除在信史之外。筆者認為，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是虞朝，個別學者也曾著文指出中華文明史上曾出現過一個虞代。[1]1956年楊向奎先生提出“應當給有虞氏一個應有的歷史地位”。[2]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之際，追溯中華民族歷史的源頭，對中國第一個朝代虞朝歷史的尋繹和整理就顯得尤為必要。

　　中國的歷史上曾存在一個“虞代”，這首先可通過古文獻審悉之。古文獻中對上古時代的虞代言之鑿鑿，在各種文獻中古人多以虞、夏、商、周并提：

　　《國語·鄭語》：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左傳》成公十三年：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墨子·非命下》：

　　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

　　《禮記·明堂位》：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呂氏春秋·審應覽》：

　　今虞、夏、殷、周無存者。

　　此類稱述在先秦典籍中不勝枚舉，史不絕書，在此不一一贅引。事實上將虞代與夏、商并舉已為先秦典籍所習見，可見這已是當時人們的指稱習慣。在《禮記》、《周禮》等書中，更常以虞夏商周四代并舉來排比四代的禮制。夏代之前有虞代，在先秦時代并無疑義。

　　在先秦典籍中，“虞代”又可與“有虞氏”相互替換。過去學者忽視虞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它只是指稱虞舜一代，事實上，虞朝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包括“五帝”在內的上古諸帝皆是虞朝的世系構成。另外過去承認虞代為獨立朝代的學者也往往將虞代世系與虞舜的世系等同起來，而與華夏族世系的上端割裂開來。事實上虞舜的祖先顓頊為黃帝之孫，虞朝世系與五帝世系是相印合的。

　　關于虞代的積年，徐鴻修教授根據《韓非子·顯學》中“殷、周七百余歲，虞、夏二千余歲”、“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的記述，推斷出“虞代積年約在公元前3300～公元前2100年間”。[3]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中國夏代起訖年代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準此，虞代積年也相應為公元前3600～公元前2070年。

二、良渚文化是虞代文化

　　既然虞代歷史在文獻中有確鑿的記載，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在考古學上找到依據呢？一種考古學文化與一個族群并不是絕對的一一對應關系，但通過研究考古學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特質卻能尋繹到上古族群的訊息。筆者的研究發現，中國東南的良渚文化正是虞代的考古學文化。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200年的考古學文化，浙江余杭良渚被稱為“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一塊圣地”。[4]2007年11月底，專家公布了發現良渚古城的消息，其為同時代面積最大的古城。[5]雖然古城的年代及性質一時也遭到了一些學者的質疑，[6]但考古學界以無可質疑的回應維護了良渚古城的尊嚴。筆者認為良渚古城的年代無可質疑，這可由古城的地層關系得到確證，并且很可能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應與反山墓地、莫角山遺址的興建時間一致；而其形制與建筑理念無疑是中國國都的濫觴。良渚文化時期已形成禮制，這是夏商周三代禮制的源頭；[7]﹝30—42）而當時社會形態的分化已出現明顯的階級區分與森嚴的等級制度，王權與國家已然出現。[8]﹝31—45）良渚古城的發現震撼了考古學界與史學界，中華文明的五千年文明史在良渚古城身上也得到了確證。有專家因此稱中國的第一個朝代應該是“良渚朝”。其實何必舍近求遠，中國歷史上有確實存在的虞朝，良渚文化正是虞朝文化！

　　陳剩勇先生的論文《東南地區：夏文化的萌生與崛起》[9]和專著《中國第一王朝的崛起——中華文明和國家起源之謎破譯》[10]通過夏文化與良渚文化二者的文化特征的比較，提出了夏文化發源于良渚文化的觀點。呂琪昌先生的《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斷代問題研究》[11]一書則從三代青銅禮器的源流的疏理考證切入，揭示夏文化與東南史前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的聯系，進而探討夏文化的起源及入主中原的路線和時間。東南地區在良渚文化時期已經形成了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良渚先民有著燦爛的禮樂文明和衣冠文明，良渚古城作為都城是同時代獨具王者氣象的。既然在夏代之前良渚文化已然興盛，而且夏人的世系實際上是華夏族世系的一脈，那么夏代之前的虞代是否就對應著綿延一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呢？這里尚是個推論，以下試證之。

　　（一）年代的密合

　　查之良渚文化明的起訖年代，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是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12]﹝21—46）按照徐鴻修先生的推論，虞朝積年與良渚文化的起訖年代竟密合如斯！即便是按照以“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結論，良渚文化的起訖年代也是在虞代積年范圍之內的。要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雖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但學界還是存在諸多異議的，許多關鍵環節的分歧仍未能很好地消弭。另外，關于良渚文化的起訖年代學界也存在些許偏差，而且考古學文化的年代未必能與文獻記載的朝代完全等同。無論如何，良渚文化年代與虞代年代的密合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年代上的契合是筆者的立論基礎，亦是前提條件。

　　（二）地望的密合

　　“虞”系有虞氏的部族族稱，亦是中國第一個朝代——虞朝的徽記。按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虞字乃由‘吳’字所衍生。“虞”與“吳”通，古音同在魚部，同聲相假，自古學者無疑義。

　　無論是夏還是商，其國號都與所在地望有關，如夏朝得名自大夏，商朝源自商丘，虞朝得名亦宜因其地望。良渚文化的集中區域之一即太湖流域，即古吳地。自古盛傳周先公太伯奔吳，建立吳國。這在考古學上亦可以得到驗證，而周人侵入吳地的時間不早于西周。[13]﹝143）據董楚平先生的研究，吳越的地名、人名基本上以魚韻字及其緊鄰的侯韻字“發聲”，“句吳”系吳越當地的發音。[14]﹝13）吳越之地乃華夏族的祖居地，古越語保存了原始華夏族語言的特點。吳國的統治階層系周人，其鄰國越國的統治者為夏人后代，兩國的統治階層皆為華夏族，而其子民系良渚先民遷出東南地區之后從南方遷入的蠻族。所謂古越語是就吳越兩國的統治階層語言而言的，由于處地僻遠，故保留了華夏族的原始語言特征。如華夏族的先祖如伏羲、顓頊、句芒等的命名方式，以及諸如“帝嚳”、“帝堯”、“帝舜”這一職位名置前的稱謂方式都是古越語的明顯特征。“虞（吳）”這一名稱系華夏族對吳地的固有稱謂，吳國所因國名既為當地舊有之名，亦是符合古越語或原始華夏族原有特征的指稱。更為重要的是，在殷墟卜辭已見“吳”，即“虞”，那么吳地得名早于周人所建的吳國可見。那么此地稱“虞（吳）”自古有之，虞朝以“虞（吳）”地得名亦明矣。

　　（三）世系的密合

　　虞代并非僅指虞舜一朝，事實上它的世系涵括了從伏羲到虞舜的傳承關系，虞朝世系實際上正是華夏族在夏代之前的世系。《大戴禮記·帝系姓》、《世本·帝系》等典籍所記載的華夏族的早期世系絕非無中生有，也并非過去論者所說的儒家整齊的結果。殷墟卜辭已經證實了這些文獻所記載的商代世系基本無誤，這一點王國維先生已有卓識。[15]﹝52—53）華夏族早期的世系有著明確的傳承關系，從伏羲開始，歷黃帝而枝繁葉茂，這正是華夏族建立的中國第一個王朝——虞朝的世系。

　　伏羲為華夏族始祖，董楚平先生已考證伏羲實為良渚文化的祖神，引證甚詳。[16]伏羲是華夏族的始祖，那么是否華夏族的世系皆與東南史前文化有關呢？是的。據筆者研究，“三皇五帝”莫不具有東南屬性。由于這個問題牽涉甚多，這里僅敘其端。華夏族的早期地望名號及稱謂方式都具有古越語的特征，這實際上是原始華夏族語言的特征，前文已述。筆者的研究發現，伏羲實為少典，女媧實為有蟜，由他們分化出了華夏族的炎黃二系。反山“琮王”(反山M12：98)上的神徽形象不僅與伏羲相合，更與黃帝“四面”、顓頊“戴干”的形象相合，神徽形象實際上是華夏族上古諸帝的一致形象。上古諸帝身上體現出的圖騰信息（鳥與龍蛇圖騰），皆與東南地區的圖騰崇拜相符。筆者還從上古諸帝的文化特征及相關地望著手，而不拘泥于后世的附會記載。董楚平先生已考證良渚古城內的莫角山遺址實即昆侖墟，[17]這正是華夏始祖黃帝的居所。少皞、顓頊所居的窮桑地望也在東南，而顓頊葬地封隅山在浙江德清縣并無疑義。上古諸帝尤其是顓頊身上所體現的原始宗教特質也只能在史前東南的遺跡找到根據。筆者考證虞舜生地在越地，越地至今廣泛流傳著虞舜生于斯、長于斯的傳說。事實上，除了后世的附會記述，先秦對上古諸帝的地望并未提及。而所謂“墟”或“丘”，實際上是某帝后裔祭祀該帝的場所。結合文獻及考古資料，華夏族的早期統治范圍正是中國的東南地區，華夏族的早期世系實際上發生在中國的東南。

　　（四）圖騰的密合

　　董楚平先生即認為“良渚文化既崇拜鳥，又崇拜龍”，并進一步指出良渚文化玉琮等玉器上所刻神徽形象實際上是鳥圖騰與龍圖騰的結合體，正是伏羲的形象。[18]甚是。良渚文化神徽中神人的鳥爪及展臂姿勢具與鳥同構；而其下半部分的獸面實即三代饕餮紋的淵源，饕餮是龍的一種。[19良渚文化神徽形象濃縮了虞代鳥圖騰崇拜與龍（蛇）圖騰崇拜兩種圖騰崇拜現象。

　　先說鳥圖騰。中國東南是中國乃至環太平洋地區鳥圖騰崇拜或鳳鳥崇拜的中心所在。[20]﹝46）良渚文化的鳥圖騰崇拜是為學界所公認的。與良渚先民的鳥圖騰崇拜相應，華夏族的上古諸帝也與鳥圖騰或鳳鳥崇拜有著不解之緣。最典型的莫過于黃帝之子少皞（即玄囂，又名清、摯），他是華夏族鳥圖騰崇拜的典型代表。再看帝嚳。在殷墟卜辭中屢見商人崇祀“高祖”，王國維等前輩學者考定“高祖”正是商人的直接先祖帝嚳（夋）亦即《山海經》中的帝俊。[21]﹝7）“”的形象正象鳥之形。吳其昌先生考證：“故玄鳥即夋也，夋為玄鳥，宜夋狀為鳥喙人身矣。”[22]商人亦崇拜鳥，這與帝嚳身上的鳥崇拜屬性不無關系。帝舜的鳥圖騰特征更為明顯。[23]﹝7）虞代世系諸帝的鳥圖騰屬性正與良渚文化鳥圖騰崇拜現象相密合。

　　再說龍（蛇）圖騰。良渚文化的繼承者之一越文化的蛇圖騰崇拜是學界認同的事實，[24]良渚文化的龍（蛇）圖騰除了神徽形象的反映，也為良渚文化所出有蛇紋或鳥紋、蛇紋共存的器物所佐證。[25]山西陶寺遺址所出彩繪龍盤的龍紋與中原的龍形象并無關系，卻在良渚文化的蛇紋中找到淵源。[26]據筆者研究，被視作帝堯之都的陶寺遺址實為華夏族北遷后所建之都。與良渚文化的龍（蛇）圖騰崇拜相應，虞代世系中黃帝、顓頊、帝堯等皆有龍（蛇）圖騰的屬性，龍圖騰也是華夏族的主要標志。限于篇幅，此不贅述。

　　（五）禮制的密合

　　《禮記》等文獻對虞代的禮制等文化內涵多有闡述，過去人們對先秦時人對虞代禮制的言之鑿鑿頗不以為然，而現代的考古材料卻讓虞代（有虞氏）的文化從塵封的歷史中蘇醒——良渚文化正是虞代的文化！

　　1．虞代與“社”的起源

　　在古代，對社神的祭祀是彌足重視的，用于社祀的祭壇便是“社”。華夏族的“社”是從哪里起源的呢？筆者的答案是：虞代，即良渚文化。

　　文獻已載中國的“社”要追溯到虞代。陳剩勇先生歸納了三代之“社”的六大特征，[27]﹝115—116）結合以上特征，陳剩勇先生結合良渚文化的瑤山、匯觀山等祭壇遺址，發現良渚文化的祭壇與三代之“社”若合符節！筆者認為良渚文化的祭壇已發展成熟，而夏代之前的朝代正是虞代，那么“社”源于良渚文化與“社”肇源自虞代的文獻記載實則相合如契。以最大的聚落中心附近的反山為例，高約7．3米，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面積為2700余平方米，土方量約近2萬立方米土方。[28]

　　2．有虞氏與良渚黑陶

　　據陳剩勇先生的研究，典型龍山文化即山東龍山文化與良渚文化雖都流行黑陶，但從黑陶的起源、分布區域及其流向看，東南地區是盛行黑陶時代最早的地區。[30]﹝146—149）《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夏人尚黑的心理正是導源于良渚文化即虞朝時期的。良渚文化的陶器以黑陶為特色，系輪制，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31]﹝286）《周禮·冬官·考工記》云：“有虞氏上陶。”史載虞代的陶藝是極為精湛的。在華夏族進入中原地區建立夏代之后，陶器也逐漸退出先民的視野。然而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制禮器、祭器如鬶、爵、觚等都以青銅器的形式繼續作為華夏族的禮儀重器。改變的是生產材料這一容器，未曾改易的是華夏族的禮制，而禮制等心理質素是一個部族最為穩定、最為堅韌的部分。

　　3．有虞氏與“皇而祭”

　　《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皇”指羽冠，“有虞氏皇而祭”所指的便是有虞氏的先民頭戴羽冠祭祀祖先及天地。而“皇”又可以在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劃符號上相參照。據郭沫若先生的研究，金文、甲骨文中“皇”字的本義為“插有五彩羽的王冠”[32]。在大汶口文化陶器和良渚文化玉器發現了一種被學者們釋為“皇”的刻劃符號，李學勤先生認為其本義是指羽毛裝飾的王冠：“原始的‘皇’或許就是一種用羽毛裝飾的冠。”[33]“皇”指良渚先民所戴的羽冠，亦即良渚神徽上祖神所戴的風字形帽，這正是良渚先民冠飾的反映。有學者認為其象征太陽光芒，這正與良渚文化鳥日崇拜相應。[34]羽冠與“皇”字形、義結合。杜金鵬先生列舉了金文中“皇”的各種寫法，確認良渚文化神徽上的“羽冠”與古文‘皇’字上半部相像”。[35]任式楠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的玉三叉形冠飾及其附件，與‘皇’義形對照，正相暗合，可說是中國最初的皇冠。”[36]林華東先生稱，起初的“皇”字，可能就是如同良渚玉三叉形冠飾及附件和彩羽合體而成的冠冕，含有華麗、堂皇和輝煌之意。[37]﹝417）“有虞氏皇而祭”即是指有虞先民的巫師如神徽人像所示頭戴羽冠（或三叉形器）祭祀的史影。

　　在《禮記》、《周禮》、《孟子》等典籍中，每每排比虞夏商周四代的禮制。以上撮要敘述了虞代一些文化內涵在考古學上的反映，通過比勘，我們認為良渚文化與虞代文化實相密合。良渚文化已形成禮制，不少學者已經論及。[38]筆者認為，良渚文化的禮制實為三代禮制的源頭，這要從聚落、墓葬、祭壇、玉禮器、衣冠、祭儀等方面來理解。東南地區的良渚先民繁盛的衣冠禮樂文明正透射出它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明之邦，絕非傳統偏見下的野蠻之國。而相比之下，同時期的中原地區并無出現具有華夏民族特征的禮制，中原地區出現禮制也是良渚文化北遷后的結果。“禮”作為貫穿華夏文明始終的重要文明質素，是區分蠻夏的標尺。華夏文明獨有的“禮”是在東南地區誕生的，從這個層面講，東南地區作為華夏族的發祥地實可成立矣。中華文明的基本要素，如稻作農業、玉器、絲綢、漢字、禮樂、衣冠等皆在良渚文化時期誕生并定型，中華文明實際上是在中國東南地區、良渚文化時期已經形成。而良渚古城的發現使良渚文化業已進入文明社會并已形成國家這一事實毋庸置疑。中國東南是華夏族的發祥地，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

　　通過對以上五個方面密合的論證，我們認為，良渚文化正是虞代文化在考古學上的反映。

三、洪水傳說與良渚文化北遷

　　盛極一時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200年左右突然在東南地區消亡了，這成為一直困擾學界的謎題。在中國東南的良渚文化如日中天之際，在距今4000年這個拐點戛然而止了。良渚文化突變為馬橋文化，前后文明層次大異。在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之間，竟存在近500年的缺環。有趣的是，在東南良渚文化消失之后，發展相對遲緩的中原突然奇跡般地冒出了良渚文化的諸多先進元素，崛起了夏王朝。

　　有關良渚文化的消失之謎，學界主要存在氣候惡化說、洪災說、北遷說、海侵說、擴張失利說、自身矛盾說等。筆者支持氣候惡化說、洪災說與北遷說，它們三者實際上是有因果關系的同一鏈條。在先秦的典籍里，我們常常可見先賢對上古時期一場可怖的大洪水的敘說。從中國最早的文獻《尚書》、《詩經》，及至戰國諸子，有關那場洪水以及由此衍生的傳說一直盛傳不衰，史不絕書。時間是堯舜之世，正是良渚文化在東南地區消失的時候；而且，良渚文化也的確是毀于氣候惡化所引起的洪災的。研究表明，在距今4200年前后，中國的自然環境的確經歷著一次大規模的災害。

　　首先是天象的異常。在距今4000年左右，發生了“九星連珠”現象，即九星地心會聚。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國共發生了三次九星地心會聚。[39]“九星連珠”現象對地球的天象影響頗大，公元前2133年的那次災變正對應了良渚文化的消亡。

　　其次是小冰期的到來。在小冰期的階段，氣溫和降水量的年變率較大，旱澇及其他自然災害出現的頻率都遠遠高于其他時期。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地球面臨的正是一個小冰期時期。[40]

　　再看良渚文化遺址的淤泥層情況。考古實際說明，在許多良渚文化層的上部都發現有一層淤泥層，如浙江吳興錢山漾、杭州水田畈、江蘇吳江梅堰、上海青浦果園村等遺址，表明當時曾經發生過較大的水患。[41]﹝306）張明華先生指出，江海遺址良渚文化層面上多至三層的淤積土，客觀地反映了當地前后相去不遠的三次洪災，以及從上游不同地域、三個方向攜來泥漿沉淀的實物記錄。[42]

　　埋藏古樹的分布情況也是東南地區發生過洪水的佐證。從沉積學角度看，埋藏古樹對古洪水具有明確的指示意義。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埋藏古樹分布很廣泛，遍及長江三角洲地區，時段集中于距今4200～4000年左右。[43]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東南地區的自然環境在距今4200年左右急劇惡化，這次環境惡化更直接導致了良渚文化的北遷。據研究，良渚文化地區在4．2～3．9kaB．P．間不僅溫度降低，而且發生了大范圍的洪澇作用。[44]﹝301）綜合植物孢粉、淤泥層情況及埋藏古樹的分布，東南地區在距今4000多年前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洪水當無疑義矣！

　　由此聯系到距今4200多年時良渚文化在東南地區的神秘“消失”，再聯系到距今4200多年中原夏文化的突然崛起及其與良渚文化千絲萬縷的關系，再聯系到浙江地區豐厚的大禹治水故跡，良渚文化“消失”及夏王朝建立的因果關系實已甚明。“九星連珠”與小冰期等天文現象作用下，導致氣候異常，當時東南地區的長江、太湖、東苕溪等水系因此而泛濫，遂導致東南地區自然環境惡化，成為華夏族舉族遷徙的直接原因。

　　至于海侵說，其并不具充分的證據。[45]擴張失利說與自身矛盾說也常常是相輔相成的說法，也是目前大多數學者的解釋。[46]﹝104—119）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良渚文化在晚期并沒有消亡的跡象，只是其政治中心已經從余杭良渚向外轉移。良渚文化始終是一種強勢文化，扮演著不斷向外擴張、向周邊文化圈輻射的角色。良渚文化的輻射范圍遍及大半個中國，西北及甘青，南至贛粵，莫不受其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良渚文化對中原的夏文化有直接的影響，其文化內涵作為基因直接注入了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董楚平先生的研究認為良渚先民是經由安徽進入中原的。[47]﹝102）呂琪昌先生通過史前陶器的研究厘清了良渚文化北遷中原的路線，其結論也是經由安徽逐鹿中原。目前來說，二里頭文化（至少是一、二期）是夏文化是沒有問題的，而二里頭文化的主要來源是王灣三期文化，而上蔡十里鋪正是王灣類型誕生的起點，最終統一了豫東南并穿越豫中直達西北部邊界地帶。[48]﹝244）

　　筆者認為，良渚文化并沒有消失，而是北遷中原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夏王朝。史前的那場洪水是促成中國東南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中國的洪水傳說正是這一浩劫的反映環境的惡化使良渚先民不得不舉族遷徙。華夏族的大禹帶領族人與洪水奮戰，走出了困境，在逐鹿中原的過程中又與中原的土著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最終贏得勝利，從而完成了虞朝向夏朝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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