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人們對顧彬這位德國漢學家并不陌生。由于他在2006年10月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談了一些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意見。一個月后，被《重慶晨報》加上個煽情標題：《德國漢學家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而成為爆炸性新聞。各家媒體鉚足了勁，又是網(wǎng)上討論，又是記者采訪，一連串辯駁、爭論、澄清，搞得沸沸揚揚。風波消歇之后，濁者自濁，清者自清，我不想再掀波瀾。只想說的是：顧彬的漢學批評，并不只是中國當代小說和詩歌，也并不僅僅是中國當代作家的書寫方式和精神狀態(tài)。他對漢學的跨文化交流，中國學者研究漢學的思維，對德國漢學的研究現(xiàn)狀，對西方漢學家討好經(jīng)濟界的急功近利走向，都提出過不少批評。

沃爾夫岡·顧彬?

　　2009年10月，在由孔子學院總部暨國家漢辦與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第二屆“世界漢學大會”上，顧彬作為主持人之一，對“漢學與跨文化交流”中，中國文學與當代漢學如何互動，就不同意有的與會學者提出的“中國的學者應該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中國60年來的當代文學價值定位只有中國學者能夠完成”等主張。他舉20世紀德國文學受到中國古典哲學的影響為例：布萊希特1920年前后看到了《道德經(jīng)》以后，完全改變了他的文筆和思路。因此研究當代中國文學，“無論是西方的方法還是中國的方法都應該用”，“應該在中西交流對話中完成”。

　　顧彬批評中國學者提出的“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也同樣批評歐美學者采用西方價值觀和思想體系研究中國。2005年10月在臺北輔仁大學召開的第二屆漢學國際研討會上，顧彬作了《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狀況》的發(fā)言，對一些歐美學者采用西方價值觀和思想體系“作為評論中國的唯一標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這是漢學研究中“最令人不安”的現(xiàn)象。因為“這實際上是把中國拉入西方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按照這種方法，中國沒有任何自己的特點，而只有歐洲也有的特點”，即使承認或肯定這些特點實際上是在肯定自身，就像“一些投出去又飛回原處的飛鏢”。文章指出，西方漢學正面臨一個危機，需要進行一場結構制度方面的改革。一方面需要有一個跨文化詮釋學的新部分，另一方面需要有跨學科的互動。（顧彬《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狀況》，見魏思齊和林志明編“輔仁大學《華裔學志》系列叢書”之三，臺北，2005年版，306頁）。

　　顧彬是言者，也是行者。他本人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就是跨文化的中西結合。有的學者指出顧彬的教授資格論文《空山——中國文人的自然觀》（1981年通過），在研究方法上就是“把自然觀與整個社會的哲學思想、生產(chǎn)方式、宗教運動、文化形態(tài)以及個人意識聯(lián)系起來，從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尋找根據(jù)這種社會學式的方法”（戴燕《在研究方法的背后——讀小尾郊一《中國文學中所表現(xiàn)的自然與自然觀》及顧彬<中國文人自然觀>》，《文學遺產(chǎn)》1993年第一期。）顧彬這一主張這同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中，批評中國當代作家不懂外語、不能用外語寫作內(nèi)在精神是一致的。因為“不懂外語使中國作家不能夠從另外一個語言系統(tǒng)看自己的作品，對外國文學的理解也差得很。中國作家到國外就只能完全依賴漢學家，作品要由漢學家?guī)兔Σ拍芊g成中文等等”。他認為這是中國當代作家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

　　顧彬對德國漢學目前的功利主義傾向批評更為尖銳，挖苦得更厲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由于經(jīng)濟衰退，德國大學的中文系面臨著經(jīng)費短缺的窘境。為了解決經(jīng)費，中文專業(yè)向經(jīng)濟界靠攏。“幾乎所有的漢學教授都討好經(jīng)濟界”，但結果如何呢？顧彬在一次研討會上以他所在的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為例，“結果是令人掃興的”。這個學院出過德國總統(tǒng)、總理和多位政府部長，他們“曾在經(jīng)濟界尋找資助者”，資助一個“以報告、展覽為內(nèi)容的《中文之夜》活動”，“盡管在許多地區(qū)的經(jīng)濟報刊上都登了廣告，任沒有招來一個德國經(jīng)濟界代表”。而且“對經(jīng)濟界的逢迎也給德國漢學帶來可怕的后果”：“試圖把經(jīng)濟和中文聯(lián)系起來的新的大學課程給學習者提供了一些東西，擔不是全部。大學學習結束時既成不了經(jīng)濟學家也成不了漢學家，而成了一個半吊子”（顧彬《試驗與時尚之間——作為文化的漢學及敵人》，《漢學研究》第九期）。需要強調(diào)或解釋的是（因為已有過對這位德國學者直率批評的以偏概全）：顧彬這番言論只是反對漢學研究中的功利主義傾向，并不意味著他反對漢學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運用，1995年他繼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后，即從現(xiàn)實出發(fā)強調(diào)學以致用，鼓勵學生到中國大陸、臺灣留學，實地學習中文。并身體力行于主政當年就率領波恩大學中文專業(yè)的學生代表隊，去參加由中國中央電視臺和新加坡電視臺共同舉辦的“語言和辯論”國際大賽，鍛煉學生的現(xiàn)代中國知識和漢語表達能力。中文系內(nèi)每隔兩個月還舉辦一次有關中國情況的演講，曾經(jīng)邀請前駐華使節(jié)來此介紹當代中國經(jīng)濟情況。

　　就是對中國當代小說和詩歌和當代作家的批評也并非僅止于2006年接受“德國之聲”采訪之時。2008年10月11日，顧彬在北京師范大學主樓勵耘報告廳舉辦講座《21世紀中國文學狀況》中，當時就提出中國當代文學除了詩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以及不能用外語寫作，卻乏對現(xiàn)實的正視與關注。類似的批評，在中山大學、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座中也都提到過，只是沒有《重慶晨報》那個聳動人心的標題，也就沒有能引起如此的轟動。而顧彬式的率直，也常常遭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誤解。1997年5月，在安徽黃山召開朱光潛、宗白華美學思想國際研討上，我第一次見到顧彬，當時他還在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任上。他介紹了宗白華在哥廷根大學學習生活情況，也引起了宗白華后人一些不滿。波恩大學離哥廷根不遠，德國又是一個喜愛哲學的國度。在我看來，顧彬的對宗白華哥廷根大學生活的介紹和哲學思想研究并無唐突之處，但為長者諱，這則是國人的傳統(tǒng)。更何況賢者是不可能有任何荒唐行為的，哪怕是年輕時候。

　　顧彬的這些對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漢學研究的批評乃至激憤之詞，以我之見，并非是在刻意嘩眾取寵或是瞎子摸象，而是研之愈久、愛之愈深而責之愈切，出于對中國文學深摯的愛。就像他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序言》中動情地說的那樣：“我鐘愛它（指中國詩歌），不僅是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之中，而且也遠遠超越了中國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國詩人出現(xiàn)之前，中國的詩人們已經(jīng)進行了2000多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只在若干世紀之后，一位德國詩人（指歌德）才終于能夠與一位中國詩人相提并論。”

　　沃爾夫岡·顧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出生于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市，1966年入明斯特大學學習神學，準備在畢業(yè)后成為一名牧師。但一首唐詩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這個21歲的德國小伙子有次參加學校里的朗誦會，無意中讀到了美國現(xiàn)代意象派詩人龐德（Pound）翻譯的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雖然是意象式的英譯，但他的心還是被詩中那“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那優(yōu)美、典雅的詩意所震動，他開始傾慕中國文學，并于1968轉入維也納大學改學中文及日本學。他的這一選擇，被同學和好友認為是一個瘋狂的行為。原因很簡單，因為中文并不能讓他找個好工作，另外當時的紅色中國也不會和西德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往來。但顧彬以一個日耳曼人的認真和執(zhí)堅持著自己的人生選擇。1969年又轉到波鴻大學專攻漢學，兼修哲學、日耳曼語言文學及日本學，在波鴻大學，有一位叫霍福民的教授漢學。霍福民曾經(jīng)在1940年代在中國呆過5年，師從胡適。從霍福民那里，顧彬接受了嚴格的中文訓練，并于1973年獲波鴻大學漢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是《論杜牧的抒情詩：一種解釋的嘗試》。已經(jīng)是漢學博士的顧彬自然想到漢學的故鄉(xiāng)中國來看看，但當時中國正在進行反帝防修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根本去不了，他只好在1974年去了他兼修專業(yè)的故鄉(xiāng)日本。在日本，顧彬看到了一個唐朝的中國。中國文化幾乎無處不在，遍地都是中國式的建筑，中國的書畫，也算不得已而求其次吧。

　　皇天不負苦心人，機會終于來了。1975年，作為中國和德國互換的留學生，顧彬獲得了一個到北京語言學院學漢語的名額，第一次來到他向往的中國。據(jù)他后來回憶，那時根本不知道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連魯迅是誰都不知道，直到我學習中文后，才開始對中國文學有所了解。如果我放棄了，在德國也就沒有第二個人研究中國文學了”。來中國一周后，一位叫馬樹德的老師給他取了現(xiàn)在的中文名“顧彬”。剛到北京，除了紫禁城的宏大以外，留在今天顧彬印象里的都是些小事：普通人家里窗臺上的大白菜、四道口有家四川飯館、五道口的北京飯館。他回憶說“我特別喜歡吃醬爆肉、辣子雞丁，還有餃子，配上二鍋頭和花生米，真是幸福死了。”此時文革已近尾聲，也由于顧彬是互換留學生，所以他的不問政治“白專道路“也沒有受到什么干擾。他回憶說：“作為北京的一年里，我從早上6點鐘到晚上12點，一直拼命地學，老師非常非常好，沒有騙我們，也沒有歌頌什么‘文革’。雖然我們當時也參加了什么批林批孔，但是只是表演，表演完了，走人。”結束一年的學習后，顧彬回到德國，成為一名大學老師，專門教授漢語課程。

　　顧彬并不像有的媒體渲染的那樣刻板嚴肅，實際上，他很靈活，也很現(xiàn)實。既然選擇漢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僅在中國學習一年是遠遠不夠的。為了學習中國文化，已經(jīng)是波恩大學教師的他，在“文革”結束后當起了德國“中國行”的兼職導游，而且一當就是六年（1978—1984）。每次到中國，當旅行團在游覽中國風景名勝時，顧彬卻抽空來到北京大學和北京圖書館，了解學術文化動態(tài)，查閱相關資料。就在這六年中，顧彬不但在學術上大有長進，也收獲了愛情。當時的北京圖書館有個參考研究部社會科學咨詢室，專供學者們查閱資料。張穗子是這個咨詢室的工作人員，當時三十出頭，穿著一身當時中國老百姓的“統(tǒng)一”著裝中國藍或綠軍裝，英語學得不錯，對西方哲學也很熟悉。在查閱圖書的工作交往中，顧彬漸漸喜歡上這個不引入注意的中國女人，最后終于由喜歡變成愛慕。據(jù)顧彬后來回憶，兩人的約會也是中國青年當時的老套，請女方看戲。戲票是話劇《阿Q正傳》，但同他毅然決然選擇中文終生追求不同的是，他鼓足勇氣直奔穗子辦公室，但始終沒有敢把兜里揣著的話劇票拿出來，最后還是一個人去看阿Q的“大團園”。當時剛粉碎“四人幫”，社會還不像今天這樣開放，西德這樣的海外關系不但不像今天這樣被人夸耀，而且被視為污點。顧彬后來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那個時候我們沒法在白天見面，都是到了夜晚七點后，挑人少、路燈昏暗或是沒有路燈的地方見面，北京的冬天很冷，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幸好當時北京的路燈不怎么多，到處都是黑的，我們才有約會的地方。”

　　“白天基本上我們不能在一起出現(xiàn)，如果在街上散步，公安局的便衣會跟在我們的后面。有時候我們不小心牽手了，警察就會沖上來，企圖抓住我們。我們?nèi)鐾染团埽苑浅？斓乃俣龋@進胡同或是在街角把他們甩脫。”好在“我們都是運動員，公安當時身體不行。”為了安全起見，顧彬和張穗子在出行的時候還騎自行車。“因為當時北京街頭騎自行車的人很多，我們一前一后，警察很難干涉我們，因為他弄不清楚，誰跟誰在一起。”這場戀愛從1980年開始，前后談了5年后，1985年，張穗子終于辦好赴德留學手續(xù)，就讀圖書館學專業(yè)。此時，顧彬也結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與在德國法院工作的妻子離婚。結婚時，張穗子和顧彬給北京圖書館去了封信，請單位給她開證明，同時交了兩年的黨費，希望黨組織不要開除她的黨籍。現(xiàn)在這個家庭已有兩個孩子。他們的第一個孩子的取名也有顧彬率直風格：“顧子彬”——顧彬的兒子也。他和妻子張穗子也是事業(yè)的伙伴，兩人于1989年創(chuàng)辦了半年刊德文雜志《袖珍漢學》（minima　simica），這是本介紹中國小說、散文和詩歌各個流派的雜志。

　　現(xiàn)在的顧彬是德國也是西方漢學家一位著名學者，他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翻譯介紹以及漢學研究理論上皆多有建樹。四十年來顧彬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專著、譯著和編著達50多部。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他的博士論文《論杜牧的抒情詩：一種解釋的嘗試》，嘗試對杜牧詩文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及其源流作出自己獨到的分析，認為“杜牧是一個追求個體和群體和諧的超越的藝術家，是一個在儒道釋三大文化交叉點上生存的藝術家”。（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院出版物19輯，威斯巴登，1976年）1981年完成的教授資格論文《空山——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主要討論中國古典詩歌中所流露出的中國文人對自然觀的理解和表達《慕尼黑東亞研究》第39期，1985）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又有《關于“異”的研究》、《紅樓夢研究》等一系列專著出版。2004年8月，他在首都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中古（漢唐）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fā)表的論文《世界的深邃，語言的深度——論唐詩的闡釋藝術》，仍在繼七十年代《論杜牧的抒情詩：一種解釋的嘗試》之后，以杜牧的《赤壁》為例，從詩歌文本和讀者本人兩個角度，對唐詩闡釋學進行探討（趙敏俐、佐藤利行主編《中國中古文學研究》，學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653頁）。這方面的譯著還有《淺釋杜牧的抒情詩作品》、《中國古典詩歌史》。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上影響最大是他主編的一套十卷本《中國文學史》，它是迄今為止外國學者撰寫的卷帙最為繁浩的中國文學史巨著。他在擔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后的第二年（1996）便開始著手，到2002年秋由慕尼黑的索爾出版社陸續(xù)出版，前面七卷分別是中國詩歌藝術史、中國章回小說史、中國話本小說史、中國散文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和中國戲曲史。最后三卷為附錄，分別是中國文學作品德譯目錄、中國文學家小傳和索引。作者集中了顧彬、卜松山、Thomas　Zimmer（司馬濤）、Monika　Motsch（莫宜佳）等這批德國漢學界目前最活躍的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菁英。顧彬任主編并承擔其中的中國詩歌史、中國散文史、中國戲曲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等主要撰稿任務。這套文學史不僅集德國乃至整個西方中國文學史研究成果之大乘，而且在體例上和方法論上均有所創(chuàng)新：體例上，它打破了以王朝年代為序編寫文學史的傳統(tǒng)體例，而是分文體（如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分學術類別（文學史、批評史、作家傳記），從不同角度對三千年的中國文學發(fā)展脈絡和演進規(guī)律進行尋繹、描敘和探討。針對每一種文學體裁或文學類型，又以歷史發(fā)展為線索，從古至今追本溯源；在方法論上兼顧縱橫和文體之間的影響吸收，既有歷時性又有共時性，并不時作一些中外文學的比較，不僅表露出寬闊的學術視野，在方法論上也有一定的開創(chuàng)意義。

　　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方面，他有《來自陽光下的首都的報告：1919年至1948年的現(xiàn)代中國抒情詩》、《清晰明了的山脈：中國文學中的自然觀的發(fā)展》、《中國的婦女和文學》（與人合編）、《戴望舒：唯美主義和放棄地位》、《郭沫若：作為詩人出現(xiàn)的英雄》、《現(xiàn)代中國小說(1949—1979)》、《中國現(xiàn)代文學漢文藝批評文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國的婦女與文學》、《中國的文化、政治和經(jīng)濟》、《基督教、儒教與現(xiàn)代中國革命精神》、《影子的聲音——翻譯的藝術與技巧》等一系列專著或編選的作品集，翻譯過茅盾的《子夜》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和《百花齊放》、巴金的《家》和《寒夜》。他非常喜歡中國當代詩歌，，翻譯了北島、歐陽江河、翟永明、多多、西川等中國當代各詩歌流派代表人物的詩集。他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他翻譯的六卷本《魯迅小說散文選》，則是他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在漢學研究上，他對漢學研究跨文化交流和中西結合研究方法的運用，皆有獨到的見解，他的演說《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狀況》、《試驗與時尚之間——作為文化的漢學及敵人》，以及對中國當代散文小說和作家修養(yǎng)批評，也都能針對時弊，振聾發(fā)聵，引起很大的震動。他還是位作家，德國作家協(xié)會成員。出版過詩集《新離騷》(波恩.2000)、《愚人塔》(波恩.2002)、《影舞者》(波恩.2004)；散文集：《黑色的故事》(維也納.2005)。還獲得了2007年首屆“中坤國際詩歌”。該獎由帕米爾文化藝術研究院主辦，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中國詩歌學會協(xié)辦。首屆獲獎者有四人：中國詩人翟永明、法國詩人博納富瓦、中國翻譯家綠原和德國漢學家顧彬。

　　“四十年來，我把自己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序言》）——顧彬是這樣看待他與中國文學的關系。

波恩大學漢學系部分教師（左四為顧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