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談龍錄》

　　清代詩話集，一卷，趙執信撰。《談龍錄》與翁方綱著的《石洲詩話》被列稱為清代二大詩話集。為批評詩評論家王士禛而作．因士禛與門人論詩，謂當如云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遂著此書以排之。而趙則主張“詩以言志”，必使后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反對王士禛的“神韻說”；。錢塘洪昉思升，久于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并在司寇（漁洋）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晝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見，以為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于時，司寇以吿后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詩之為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恒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真今日之針砭也夫。風流蘊藉，而風神淡遠，意思超逸，正是阮亭詩之佳處，趙氏補之以溫柔敦厚之旨，則見得有所明于王氏詩之病者矣。

　　趙執信為王士禎甥婿，但兩人學術觀點各異。據趙說，兩人分歧起于趙對王南海集的批評。趙佩服吳喬“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為名言夫必使后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于禮義之大者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吿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盧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于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宋犖）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吿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大旨謂詩中當有人在。其謂士禛《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為類羈臣遷客之詞。

　　今有：《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飴山堂集》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趙執信集》越蔚芝校點，齊魯書社1983年版。

52、《石洲詩話》

　　清代詩話，八卷，翁方綱撰。翁方綱（1733－1818），清詩人、書法家、金石學家。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升司業，曾主持江西等地鄉試，又曾督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官至內閣學士。其詩多為“學問詩”，以經史、金石考據等入詩。一些游記之作，也缺乏生活氣息與真情實感。精于金石譜錄、書畫，書法尤精。

　　《石洲詩話》始刻于嘉慶二十年（1815）。以朝代為序，分人評述，一至五卷集中評論了唐、宋、金、元的詩歌。第六卷主要用來糾正王士慎對杜甫詩的評述，最后二卷附說元好問、王士禛的《論詩絕句》，其評話逐首逐句，對詩講得很細致，既可助讀者理解原詩。又協作者找出詩規律，指導創作。《石洲詩話》與另部《談龍錄》被稱為清代二大詩話集。

　　1、2卷評唐詩，3、4卷評宋詩，5卷評金、元詩，6卷評王士禛、王士祿論杜之語，7、8卷分別評元好問、王士禛論詩絕句。翁方綱是“肌理說”的倡導者，認為：“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度之矩也。”“理者，治至也，字從至，從里聲。其在于人，則肌理也。”又說：“士生今日，經籍之光盈于世宙，為學必以考訂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實即主張以考據學的精神，務求詩的質實，緊貼儒家義理，嚴守聲律格法。翁氏此說對“神韻”“格調”和“性靈”諸說之失雖有救弊作用。但他以學問、義理作為詩的準繩，更有片面性，實際上會造成割裂詩與社會生活的聯系，破壞詩的藝術特征的惡果。《石洲詩話》中說：“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又說：“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由這看來，翁方綱實際上又是宗主宋詩。

　　今有：《談龍錄石洲詩話》陳邇冬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石洲詩話》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版；《石洲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本，1983年版；《石洲詩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1998年版。

53、《說詩脺語》

　　清代詩話，二卷，沈德潛撰。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沈德潛早年家貧從23歲起繼承父業，過了40多年教館生涯。他熱衷功名，從22歲參加鄉試起，共參加科舉考試17次。乾隆四年（1739）中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77歲辭官歸里。在朝期間，他的詩受到乾隆帝的賞識，常出入禁苑，與乾隆帝唱和、論詩，這使他的詩論和作品風靡一時，影響很大。

　　沈德潛年輕時曾受業于葉燮，他的詩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葉燮的影響，但不能繼承葉燮理論中的積極因素。他論詩的宗旨，主要見于所著《說脺詩語》和他所編的《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書的序和凡例。他強調詩為封建政治服務。《說詩脺語》開頭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溫柔敦厚，斯為極則”（《說詩脺語》卷上），鼓吹儒家傳統“詩教”。在藝術風格上，他講究“格調”。他的所謂“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說脺詩語》卷上），“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詩別裁集·凡例》）實質上與明代前、后七子一樣主張揚唐而抑宋。所謂“調”，即強調音律的重要性，他說：“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脺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說詩語》卷上）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同前）

　　面對詩歌日漸衰落的狀況，沈德潛創作了《說詩晬語》，以圖恢復詩的教化作用。《說詩晬語》按照時間線索梳理詩歌發展的歷史，并注意清理歷代詩歌間的承繼關系，梳理各體詩歌的發展脈絡，是葉燮詩學理論的實踐和具體應用。《說詩晬語》將葉燮精英化的理論與大眾所需要的價值標準結合起來，構建了宏闊融通，能為普通文人所接受的詩史框架。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近有世界書局1923年版；今有《說詩脺語》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63年版；《說詩脺語》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說詩脺語》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詩學論著選，1998年版。

54、《宋詩紀事》

　　宋代詩歌資料匯集。清代厲鶚（1692～1752）輯。共100卷。此書仿《唐詩紀事》，收錄宋人詩作，體例上也較《唐詩紀事》有了改進，更便于檢索。作者因明代人推崇唐詩而忽視宋詩，故作此書，以求改變風氣錄宋詩作者3812家，各系以小傳。以事存詩，以詩存人。有關傳記性質的事，列於作者小傳之後、詩之前；有關詩的本事，列於詩後。無事可采、無他書徵引而又有多首詩的作者，則選錄其一首或幾首，故本書兼有詩選性質，效計有功《唐詩紀事》之體而又有所發展。厲氏此書，“訪求積卷”，除詩話、筆記外，有總集、別集、類書、史書、方志、金石、碑帖，網羅豐富。他所引的個別書，今天已不易見到。厲氏對於前人著述中有關宋詩作者的一些評述，做過“博稽深訂”（自序）；對於作者有疑問的詩篇，於詩後間加按語說明。此書前後歷20年方成。如四卷趙復《送晏集賢南歸詩》，隔三卷而重出。七十二卷李玨題《湖山類稿》絕句，隔兩卷而重出。九十一卷僧惠渙《送王山人歸隱》詩，隔一卷而重出。四十五卷尤袤《淮民謠》，隔一頁而重出。二卷楊徽之《寒食詩》二句，至隔半頁而重出。他如西昆體、江西派既已別編，而月泉吟社乃分析於各卷，而不改其前題字。以致八十一卷之姚潼翔於周暕《送僧歸蜀詩》後標前題字，八十五卷之趙必范於趙必象《避地惠陽詩》後標前題字，皆不免於粗疏。又三十三卷載陳師道，而三十四卷又出一潁州教授陳復常，竟未一檢《後山集》及《東坡集》訂復字為履字之訛。四十七卷載鄭伯熊，三十一卷已先出一鄭景望，竟未一檢《止齋集》證景望即伯熊之字。五十九卷據《齊東野語》載曹豳《竿伎詩》，作刺趙南仲，九十六卷又載作無名子刺賈似道。八十四卷花蕊夫人《奉詔詩》，不以勾延慶《錦里耆舊傳》互勘。八十六卷李煜《歸宋渡江詩》，不以馬令《南唐書》參證。八十七卷《永安驛題柱詩》，不引《後山集》本序，而稱“名媛璣囊”。又《華春娘寄外詩》，不知為唐薛濤《十離》之一。陸放翁《妾詩》，不知為《劍南集》七律之半。英州《司寇女》詩，不知為錄其父作。皆失於考證。然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短長也。——出《四庫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陸心源《宋詩紀事小傳補正》、今人錢鐘書《宋詩選注》先後舉出其重出互見、失考誤考、開錯書名、刪改原詩之處多處。此類例證，現在仍時有發現。然而此書仍不失為一部重要的資料匯編。

　　此書問世後，宋代遺文軼事又陸續出現。清末陸心源（1834～1894）繼起，輯《宋詩紀事補遺》100卷，復增宋詩作者約3000家。《補遺》疏漏較多。

　　《宋詩紀事》有清乾隆原刊本、《萬有文庫》第二集本，《宋詩紀事補遺》有清末刊本。

　　今有：《宋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5、《隨園詩話》

　　清代詩話，袁枚撰。袁枚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小倉山房集》。

　　作為“一代騷壇主”，袁枚總領文苑近五十年，其所標舉的“性靈說”詩論風靡乾嘉（1736一1820）詩壇，使沈德潛鼓吹的擬古“格調說”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歪風為之一掃，使清代詩壇別開生面。《隨園詩話》正是袁枚為宣傳其“性靈說”美學思想而編撰的著作。主旨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的條件，主要在于真情、個性、詩才三要素，并以這三點為軸心生發出一些具體觀點，從而構成以真情論、個性論與詩才論為內涵的“性靈說”詩論體系。

　　一、真情論。《詩話》認為詩人創作首先必須具有真情，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詩人唯有具備真情才能產生創作沖動：“情至不能已，氤氳（yīnyūn）化作詩。”詩作為抒情的藝術自然應該“自寫性情”，并認為“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反對以考據代替性靈。《詩話》尤其推重詩“言男女之情”，以與沈德潛的偽道學觀點相對抗。鑒于詩寫真情，因此標舉詩的美感功能是主要的：“圣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強調“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借以反對“動稱綱常名教”的“詩教”觀。

　　二、個性論。《詩話》又認為詩人創作需有個性，所謂“作詩，不可以無我”，認為“有人無我，是傀儡也”。突出“我”即是強調詩人特有的秉性、氣質、審美能力等因素在創作中的作用。因為有“我”，故在藝術構思時則要求有獨創精神，所謂“精心獨運，自出新裁”，才能獨抒性靈，“出新意，去陳言”，寫出迥不猶人的佳作。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個性，亦自然形成不同的風格，《詩話》主張風格的多樣化，“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因此對王士禎的神韻詩既不推崇，亦不貶斥，指出“不過詩中一格耳”，“詩不必首首如是，亦不可不知此種境界”。《詩話》又著重批判了從明七子到沈德潛的擬古“格調說”及宋詩派末流：“明七子論詩，蔽于古而不知今，有拘虛皮傅之見”，“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故意走宋人冷徑，謂之乞兒搬家”。

　　三、詩才論。“性靈”既指性情又包括“筆性靈”的含義，表現為才思敏捷。《詩話》認為，“詩文之道，全關天分，聰穎之人，一指便悟”。袁枚主詩才、天分，但并不廢棄學問，故指出“凡多讀書為詩家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只是目的不在以書卷代替靈性，而是“欲其助我神氣耳”，為此袁枚反對翁方綱“誤把抄書當作詩”，批評“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基于主詩才與靈性，《詩話》頗重視性靈者創作構思時所產生的“靈機”“興會”這一靈感現象，并推崇“天籟最妙”即藝術表現的自然天成、毫不雕琢，為此尤其贊賞“勞人思婦，靜狡童矢口而成”式的歌謠。但袁枚又不反對人功，特別文人詩“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力求之”，所謂“百煉剛化為繞指柔也”。此論頗有藝術辯證法。對于詩歌藝術形象則主張有“生氣”或“生趣”，即靈活、生動而感人，因為“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徒增人厭”。欲有“生氣”、“生趣”，則語言需生動傳神，“總須字立紙上，不可字臥紙上”；表現手法以白描為主，“一味白描神活現”，反對“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以免扼殺詩之生氣、生趣。但倘若用典而“無填砌痕”又“貼切”，則也不一概排斥。

　　一、選詩標準較嚴。這主要表現為“詩”為“話”服務。袁枚明確指出：“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詩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則必先有話而后有詩。”其標準是所選抒寫性靈之佳作能印證其“性靈說”的理論。

　　二、入選詩作者面頗廣。袁枚稱曰：“余聞人佳句，即錄入《詩話》，并不知是誰何之作。”入選者既有詩壇高手，亦有無名小卒；既有公卿將軍，亦有布衣寒士；既有僧尼道士，亦有青衣童子；既有命婦閨秀，亦有妓女歌姬；舉凡三教九流，不問性別身份，只要詩佳皆可以詩存人。尤其應注意的是，袁枚對勞人思婦、村氓淺學、小販工匠等下層勞動人民宛如“天籟”、極富性靈的創作尤加贊賞，甚至譽為“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從而摘錄入《詩話》。

　　三、選錄女子詩尤多。袁枚針對“俗稱女子不宜為詩”的陋習，反其道而行之，聲稱：“余作《詩話》，錄閨秀詩甚多。”其中既有其眾多女弟子的詩，也有素昧平生的閨秀、寡婦，乃至無名妓女的大量作品，《詩話》曾選入時氏一家夫人、閨女、兒媳五人之詩，并譽之為“皆詩壇飛將也”，即是突出的例子。袁枚可謂有膽有識。

　　四、入選詩作題材豐富。《詩話》中抒寫個人悲歡離合之作固然頗多，但亦不乏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好詩，諸如諷刺催租吏的《牛郎織女》，抨擊封建禮教害死人命的少女《自嘲》，嘲笑科舉八股文的《刺時文》等等，更應提及的是《詩話》搜集了明季愛國烈女的抗清事跡與遺詩，如記一江陰女子被清兵俘虜后，于赴江死前曾嚙指血所題詩：“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大義凜然，英氣逼人。此外還選錄不少情詩，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反道學的意義。

　　《詩話》雖有“集思廣益”等優點，但當時有人訾其“《詩話》收取太濫”亦不無道理。原因是袁枚有時并未嚴格執行其選詩標準。他曾承認選詩“七病”之一——“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余作《詩話》，亦不能免”，因此《詩話》中無聊應酬之作并不罕見。而入選的某些“情詩”感情也不健康，失之于卑靡輕佻，如所選錄的其從弟香亭的“情詩”即是。記事部分偶有象“兩雄相悅”一類丑聞，而作者對此抱欣賞態度。此外，袁枚還十分相信所謂“詩讖”，選錄了多首，宣揚迷信唯心的思想。《詩話》引用古詩文多不注明出處，引文亦時有謬誤而未曾校訂。這都是《詩話》的缺陷。但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書坊刻詩話后》等文中攻擊《隨園詩話》“論詩全失宗旨”，“造然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奸邪”，“乃名教罪人”等等則純系封建衛道士口吻，當然不足為訓。

　　隨園詩話》中，他一再強調作詩要有獨創，反對“宗盛唐”、“學七子”、“分唐宋”、“講家數”，抨擊了擬古傾向和儒家倡導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書中所稱譽的，多是閑情逸致之作，也有一些不滿封建禮教和程朱理學的作品，這種取向體現了袁枚的思想和文學主張。

　　本書所論及的，從詩人的先天資質，到后天的品德修養、讀書學習及社會實踐；從寫景、言情，到詠物、詠史；從立意構思，到謀篇煉句；從辭采、韻律，到比興、寄托、自然、空靈、曲折等各種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以及詩的修改、詩的鑒賞、詩的編選，乃至詩話的撰寫，凡是與詩相關的方方面面，可謂無所不包了。

　　《隨園詩話》有：最早版本為乾隆庚戌至壬子小倉山房刊本，稍后還有滿人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的《批本隨園詩話》，其批語多為對《詩話》中提及的名人的介紹，間亦表示對《詩話》觀點的看法等，雖文字粗疏，見解不高，但可資參考。此外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印《隨園三十六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亦皆收有《詩話》。現在最流行的版本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之一的由顧學頡先生校點的《隨園詩話》上下兩集本，此書據乾隆隨園自刻本校訂、標點排印，于1960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此書，顧學頡先生又于文末附錄了《批本隨園詩話》中的批語及有關跋語、資料，使之成為一個相當完善的本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自刻本，清同治五年（1866）三讓睦記刊《隨園三十種》本、1934年上海廣益書局本等。

　　今有：《隨園詩話》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自刻本為底本，參校清同治五年（1866）三讓睦記刊《隨園三十種》本；

56、《甌北詩話》

　　清代詩話，16卷，趙翼撰。趙翼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甌北詩集》。

　　《甌北詩話》一書的寫作，約于嘉慶二年（1797）開始，嘉慶六年（1801）秋天，趙翼曾將寫好的唐、宋、金七家詩話給洪亮吉看，后者反對他以查慎行配作八家的寫作計劃；但趙翼沒有接受洪亮吉的意見，反而添上了高啟、吳偉業、查慎行三人，于嘉慶六年冬天完成十卷本《甌北詩話》的寫作；并于第二年夏天刊印。而全書十二卷的最后完成當在嘉慶九年（1804）。《甌北詩話》前十卷選論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游、元好問、高啟、吳偉業、查慎行10家詩，后兩卷論及韋應物、杜牧等人及詩格、詩體、詩病諸問題。作者論詩主性靈反對榮古虐今，強調爭新與獨創，注重以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來評騭歷代詩人詩作。書中對歷史考證尤為著力，涉及對詩人及其環境、生平遭遇，書中史料的考訂，對進一步研究歷代詩人詩作有重要幫助。

　　卷一，對李白的評論：一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即呼為“謫仙人”。放還山后，陳留采訪使李彥允為請于北海高天師授道箓。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勞勞于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鷙，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跡，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二青蓮一生本領，即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綺麗不足為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己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直欲于干載后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三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甌北詩話》，嘉慶湛貽堂刻本。今有：《甌北詩話》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甌北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1983年初版。

57、《北江詩話》

　　清代詩話，洪亮吉撰。洪亮吉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洪北江詩文集》。

　　論詩強調“性情”、“氣格”，認為詩要“另具手眼，自寫性情”，贊賞杜牧的詩文能于韓、柳、元、白四家之外“別成一家”的獨創精神；批評沈德潛詩學古人“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北江詩話》卷四）；非議翁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同前卷一）。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評論古代及當時詩人，亦多精到語。洪亮吉稱贊清代蜀中詩冠張問陶“之才為長安第一”、“張檢討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題張同年問陶詩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謫仙和仲并庶幾，若說今人已無偶。”張問陶與洪亮吉并稱“張洪”。

　　今有：陳邇冬校點《北江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

58、《養一齋詩話》

　　清代詩論，10卷，潘德輿。著者潘德輿（1785～1839），字彥輔，一字四農。江蘇山陽（今淮安）人。道光八年（1828）中舉人第一名。道光十五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安徽候選，未赴。著有《養一齋集》，除《詩話》外，主要有《詩文集》26卷，《詞》3卷，《札記》9卷。

　　《養一齋詩話》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共10卷，300余則，今存稿本《說詩牙慧》13卷，前有嘉慶辛未（嘉慶十六年，1811）自序，說明《詩話》成書至少歷時20余年。從辛未序看，大約最初只是作者學詩過程中讀詩析藝的札記，隨著作家思想的發展，才不斷滲入變革詩風的意向，態度也日趨嚴肅。由于《詩話》形成歷時較長，有各階段痕跡，內容牽涉較廣，非一端所可概括。

　　《養一齋詩話》明確樹起“詩教”的旗幟，想以傳統的儒家詩論扭轉浮華詩風，使詩歌為封建政教服務。《詩話》提出“詩教”不能出“圣教”外，論詩首重詩人節操（卷一）。又提出“詩境不可出理外”（同前），對譏諷詩要求合于“詩人敦厚之教”（卷四）。這些都反映了作者論詩的迂腐保守傾向。但《詩話》宣揚“詩教”時，提出“柔惠且直”的“性情”說，以杜甫的“臨危莫愛身”為“直”，“窮年憂黎元”為“柔惠”，鼓吹“不畏強御，不侮鰥寡”（卷十）的精神；又推崇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中提出的詩歌主張（卷十），贊許他的樂府詩“諷諭痛切”（卷四），則表現了要求詩歌干政、反映現實的積極一面，是鴉片戰爭前后要求變革詩風適應現實需要的總趨勢的反響。

　　《養一齋詩話》評論了從《詩經》以來至明未清初詩人約百余家，并涉及從鐘嶸以來前人的重要論詩見解及論詩著作。評論的作家以唐人為最多，包括了歷代的大家、名家，唯不及屈原，當是因其為騷體之故。評論內容包括品第高下，追溯源流，探究風格，賞析佳構，指摘疵病，也偶涉考訂。評論所持標準與作者詩歌主張一致，無論對詩作或詩論，都取其內容關切政教、品操、藝術上宗尚自然渾成者。詩作方面，推尊《詩經》為最高典范，兩漢以下最推崇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稱為“詩圣”（卷三）。詩論方面，最推崇嚴羽《滄浪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最不滿意袁枚《隨園詩話》，斥為“佻纖”《養一齋詩話》“推原風雅，痛斥門戶聲氣之習”（丁晏《潘君傳》），對于宋以來詩歌宗派問題，諸如宗唐與宗宋、格調與神韻、性情與學問等，都主張折衷是非，取長補短，綜其雙美。

　　“郊島并稱，島非郊匹，人謂寒瘦，郊并不寒也”（《養一齋詩話》）：“襄陽詩如’東旭早光芒，浦禽已驚聒。臥聞魚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湖闊’、’太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掛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精力渾健，俯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養一齋詩話》）

　　第一：建立了以“詩品之人品”為核心的詩學理論體系，更全面地闡述了人品決定詩品的道理。詩人作詩如不能做到“內無怵迫茍且之心，外無夸張淺露之狀”，而是過于計較個人得失，那么，就會出現這么一種結果：“搦管之先，只求勝人；多作之后，遂思傳世。……分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諛頌悅人之篇，饾饤考古之制，窮工極巧，彌漫浩汗，何益于身心，何裨于政教！子建不知愛君戀闕，報國奮身，詩必不能出七子之上。淵明不知潔身植行，安命樂天，詩必不能出六代之上。子美之於五倫，皆極肫摯動鬼神，不獨一飯不忘君已也。《三百篇》以還，得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詩為小技。三家之中，人愛子建者希，蓋古音之亡久矣。”

　　第二，其次，強調詩人本身素質、修養對詩歌品級格調的影響。《詩話》卷一說：“陸務觀《示子》云：‘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至哉言乎！可以掃盡一切詩話矣。”學者誠知詩無可學，而日治其性情學問，則詩不學亦能之。（卷一）：“老杜云‘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即是，得古詩人之性情矣。”

　　明人周致堯詩“臥聽海潮吹地轉，起看江月向人低”。曩極愛之，不知乃出孟襄陽“臥聽海潮轉，起視江月斜”，直剝全句，愈見原本之簡而妙也。趙渭南以“殘星幾點”一聯得名，愚按不知“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雁初飛”，清思雅音，尋諷不竭。杜荀鶴以“風暖鳥聲碎”一聯得名，愚按不知“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清艷入骨也。“風暖”二句，尤在“殘星”二句下。詩之妙全以先天神運，不在後天跡象。如王龍標“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此詩前二句便全是笛聲之神，不至“更吹羌笛”句矣。王摩詰“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詠雪之妙，全在上句“隔牖”五字，不言雪而全是雪聲之神，不至“開門”句矣。太白“風吹柳花滿店香”，起句便全是勸酒之神，不至“吳姬勸酒”句矣。盧綸“林暗草驚風”，起句便全是黑夜射虎之神，不至“將軍夜引弓”句矣。大抵能詩者無不知此妙，低手遇題，乃寫實跡，故極求清脫，而終欠渾成。

　　作者輯李杜詩為《作詩本經》時，曾寫“總論二卷”。《詩話》刊行時附刻于后，名《李杜詩話》，分為3卷，計40則。其觀點與《詩話》一致，對李白力破“詩仙”之說，著重論其大節合于圣學之處。于從□一事辨之尤詳。其稿本今存，題為《作詩本經綱。

　　《養一齋詩話》今存稿本《說詩牙慧》13卷，前有嘉慶辛未（嘉慶十六年，1811）自序領》。《養一齋詩話》刊刻于道光十六年（1836），掃葉山房石印，刊印時間為道光丙申。今有：《養一齋詩話》中華書局2010年版；《養一齋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續編》，1983年版。

59、《昭昧詹言》

　　清代詩論，21卷，方東樹撰。方東樹（1772～1851）字植之，別號副墨子，晚年慕衛武公耄而好學，以“儀衛”名軒，自號“儀衛老人”。東樹幼承家學，及長，學古文于姚鼐，與梅曾亮、管同、劉開并稱“姚門四弟子”。二十二歲為諸生，屢試不第，遂棄舉業，專意講學著書。年四十后，不欲以詩文名世，專研義理，一宗朱子，著《漢學商兌》，以攻考據家之失。1840年前后游粵東，正值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方著《匡民正俗對》，陳禁煙之道。鴉片戰爭開始后又著《病榻罪言》，論御敵之策，惜皆不用。一生客游在外凡五十年，晚歲家居，終卒于祁門東山書院。著有《儀衛軒詩文集》十二卷，詩學批評《昭昧詹言》等。另有《待定錄》、《未能錄》、《一得拳膺錄》等十余種匯成《方植之全集》。

　　《昭昧詹言》是清中葉少見的學者論詩專著，使其聲名遠播。這是方氏晚年之作，成書于道光已亥（1839）年間，共二十一卷。以卷一“通論五古”，卷一一“通論七古”，卷一四“通論七律”為總綱，其他各卷按詩體分類。所評的詩人和作品，主要依據王士禎《古詩選》和姚鼐《今體詩選》所收作品，側重藝術技巧方面評述，將“總論”、“通論”的理論綱領具體化。

　　《昭昧詹言》論詩既堅持儒家傳統，又加以充實發揮，如把“詩教”原則置于首位，但在強調政治教化作用外，又要求“言之有物”，以取得詩之“為用”的目的。還要求注意藝術感染力，收到“聞之足感，味之彌旨，傳之愈久而常新”的效果。至于如何做到“言之有物”，《昭昧詹言》提出一個“滿”字，要求“意滿、情滿、景滿”，再輔之一個“誠”字，因為“不精不誠，不能動人”。這實際上是發揮桐城派理論，以文法論詩法。在“求真”的精神、“深思”的工夫指引下，借助于桐城派基本美學主張和古文批評方法，如《總論七古》：

　　詩莫難于七古……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年來，只此二人。其次，則須解古文者，而后能為之。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絕傳，七言古詩遂無大宗。

　　《昭昧詹言》的另一個成就是改造了古典詩學長期以來的“詩話”批評范式，注重研究詩歌的表達技巧。受魏晉玄學的影響，中國古典詩學批評較為重“神”輕“形”，重“意”輕“象”，重“道”輕“技”。在“虛實相生”面前，批評家們更多的是去追虛捕微，追求形而上的神韻、意境。《昭昧詹言》則更多注意一些形而下的諸種表達技巧，運用“桐城文法”去深入挖掘詩歌的結構規律，如“詩題”一類，就總結出“序題”、“點題”、“還題”、“收題”、“顧題”、“入題”、“敘題”、“倒點題柄”、“作勢拍題”、“不略題字，不出題外”、“著筆題外，正得題中”等二十多種表達技巧。

　　詩論精到，今日文學史諸本，多從此說，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建安之作，全是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黃初之后，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猶在諸公之下。

　　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昭昧詹言》《昭昧詹言》初刻于光緒年間。為光緒十七年（1891）重《儀衛軒全集》本，刻。此后安徽官紙印刷局本，武強賀氏刊本等續有增益。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校點本即據賀本，并將北京圖書館所藏正10卷、續10卷的抄本，或摘要附錄，或作校記附注于各條之下，最為完備。

　　今有：《昭昧詹言》汪紹楹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以武強賀氏刊本為底本，北京圖書館所藏正10卷、續10卷的抄本參校并摘要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60、《明詩紀事》

　　詩話集。清末陳田編。陳田（1849～1921），字松山，號黔靈山樵，貴陽（今屬貴州）人。光緒十二年（1886）舉進士，授編修。光緒二十五年任御史，為諫官14年，曾劾奏過袁世凱等。清亡後以遺老身份留居北京。家貧，借住僧寺中。生平喜研究明代文史，主要著作《明詩紀事》自光緒九年（1883）開始編纂，光緒二十五年（1899）初稿完成。前後歷17年。錄詩4000馀家，按天干數分為十籤。自甲至辛8籤，略依時代為次。甲籤30卷，錄明初洪武年間諸家詩。乙籤22卷，錄建文至景泰間諸家詩，以建文殉節諸人為首。丙籤12卷，丁籤17卷，錄天順至弘治、正德各朝詩。戊籤22卷，錄前七子之後、後七子之前諸家詩。已籤20卷，錄嘉靖間詩。庚籤30卷，錄萬歷間詩。辛籤34卷，錄天啟、崇禎兩朝詩，而特重抗清義烈與入清遺民。此書雖以紀事為名，實以錄詩為主，無事可紀者亦廣為甄錄。紀事先錄史傳，次引詩評，常殿以陳氏評語，或竟以陳氏自己概括的史傳評語代之。每籤前各有小序一篇，概述當代詩史，撮要評騭入選大家與一代詩風。貫串起來即是一部明代詩史大綱。清代雍乾間，文網嚴密，明本文集皆屬禁毀之列，故諸家選本於天崇以後，皆付闕如。故陳田特重明末諸家，有意補《明詩綜》闕漏，對明清之際忠節遺逸諸家收入較多，而且將他們冠於天啟、崇禎諸家之前，表彰之意甚明。乙籤多錄建文殉節諸家，尤具特色。

　　《明詩紀事》甲至辛8籤，於光緒二十五年至宣統元年連續由陳氏聽詩齋自刊，共187卷。後有1936年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二集排印本。壬、癸二籤未刊。

61、《小滄浪詩話》

　　晚清詩話，四卷，作者張燮承，字師箔，安徽含山縣人，生平事跡不詳。著有《小滄浪詩話》、《寫心偶存》/《杜詩百篇》等。《小滄浪詩話》是一部歷代詩話集，存于《張師箔著述》中。其撰寫動機，正如張氏在集中所述：咸豐元年春，他應人之聘，從南京到蘇州，“權課小滄浪館中，課余檢架上書，得說詩百數十種，有先得我心者，隨讀隨錄，遂亦裒然成軼，不忍棄去，編而存之，即題曰《小滄浪詩話》。”此體例與魏慶之《詩人玉屑》前十一卷大致相似，沿襲影響，歷歷可見。均著眼于詩教、詩體、詩藝、詩格和詩學宗旨、詩體淵源等各種詩學原理。全書分類輯錄，上自歐陽修《六一詩話》，下迄洪亮吉《北江詩話》，共計50多種歷代詩話之作中的有關內容，分成“詩教”、“性情”、“辨體”、“古詩”、“律詩”、“絕句”（以上卷一）、“樂府”、“詠物”、“論古”（以上卷二）、“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韻”、“用事”、“下字”、“辭意”（以上卷三）、“指疵”、“發微”（以上卷四）等十九目，不考本事，不標佳句，“溯源窮流，分門別類，嚴其去取，多所發明”。旨在“述而不作”、“寓作于述”，其中稍加評議，亦切中要旨，故人們曾譽稱其為“《詩人玉屑》之亞”。其詩學主張，主要是王士禎“神韻”說一派。格守詩主“性情”的觀點并以儒家“詩教”為核心，貫穿于整部著作之中。如開頭的“詩教”中，首先選錄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有關“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的論點，稱贊白居易“公之為詩，自有事在，非徒嘲風雪，弄花草已也”。對于白居易后期的閑適詩之類，又依據“詩教”，指責其“惟其近體入頹唐，不可輕學耳”。并據此指出白居易理論與創作之間的矛盾，推崇“辭淳氣平”的古淡風格，提倡婉而深，反對直而淺。詩話據此批評韓愈搜求故事，排比對偶，出于勉強，直而淺；王維詩則委婉含蓄、詩意渾厚、婉而深。并以白居易的《長恨歌》和元稹《行宮》為例，指出長短皆宜，以深厚為最佳境界。追求“離形得似，象外傳神”的意象構造論，張燮承正是以此為詩歌鑒賞的審美導向，說過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

　　李義山《李花》云：“自明無月夜，談笑欲風天。”《蟬》云：“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僧齊己《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開。”潘逍遙《落葉》云：“幾番經風雨，一半是秋箱。”高季迪《歸鴉》云：“荒村流水遠，古戍淡煙徽。”是皆能離形得似，象外傳神。賦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

62、《習近齋詩話》

　　晚清詩話，八卷，續編二卷，方廷楷撰。方廷楷字瘦坡，安徽太平仙源（今黃山市黃山區）人。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七年辛丑（1909）兩入縣試。曾加入南社，與柳亞子、孫齋、馮春航、胡寄塵、陳夢坡等著名文人均有交往或唱和。方氏家族在太平很有名望，叔祖方云槎“明經之煥，通經史，工詩”，“族伯蘊山，品學兼優，咸豐元年，詔征賢良方正……生平最喜吟詠，著有《黃山紀游》一卷。”方參加辛丑歲試，受知于縣令張煥楨。著有《香痕奩影錄》、《習靜齋詩話》、《習靜齋詞話》、《論詩絕句百首》等。

　　《習靜齋詩話》八卷，續編二卷，為評點式，并無系統的理論體系。清代詩壇，詩作流派紛呈，詩論也流派紛呈，如王士禎標舉“神韻說”，沈德潛標榜“格調說”，袁枚倡“性靈說”，方廷楷于《習靜齋詩話》，兼采各家詩說，又有自己的重心。他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開篇即以“于世教有裨”作為宣言，以“人不得目詩篇為小道”作為強調。《習靜齋詩話》針對晚清詩壇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頹風熾盛，提出“作詩一道，宜多讀古人詩，而又不可拘泥于古人詩”，但對譚嗣同、黃遵憲、夏曾佑等人所發動的“詩界革命”，也持有不同看法。在詩話第二首中他批評梁啟超作詩，動輒引用西方地名和新詞語以示其新：“故今日不作詩則己，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后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他認為詩有無新意，在于對古人“拘泥”與“不拘泥”，而不在于“詞語”的新舊。方廷楷論詩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有寄慨”。他在《詩話》里直接提倡和間接評述“有寄慨”、“有寄托”的不下數十則。在“貴有寄慨”的論詩標準下，他非常看重那些“憂時”、“愛國”之篇。陳玉澍寫了感事詩二十八章，方廷楷讀后，不惜篇幅，將這洋洋二十八章悉數錄入《習靜齋詩話》，并滿含感情地評論：

　　鹽城陳惕庵孝廉玉澍，王可莊先生所拔士也。博學工詩，熱誠愛國。懷一肚皮忠憤，往往發之于詩。嘗作《甲午乙未感事》詩二十八章，可泣可歌，不愧詩史，亟錄入詩話。

63、《飲冰室詩話》

　　近代詩話，梁啟超撰。梁啟超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飲冰室文集》。

　　戊戌政變后梁啟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于橫濱，共出96期。《飲冰室詩話》即連載于該刊第4～95期，偶有間斷，計204條。后編訂成書，僅輯錄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后兩年尚有15期，連載30條，皆未輯入。《飲冰室詩話》通行本共174條，其第一條敘述寫作緣起說：“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于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于腦。自忖于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于昵者耶。其鴻篇鉅制，洋洋灑灑者，行將別裒錄之為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所謂師友“昵者”，主要指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夏曾佑、蔣觀云等人，他們都是“詩界革命”的主將。此書主要內容就是評介他們的名篇名句，總結“詩界革命”，發表著者的詩歌理論和見解。

　　《飲冰室詩話》論詩，首重“新意境”。著者從改良主義立場出發，非常厭惡“中國結習，薄今愛古”，“最傾倒”黃遵憲“意境無一襲前賢”，熱烈贊揚他“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并在書中采摘黃遵憲許多名篇名句。這種以黃遵憲詩歌為代表的“新意境”，有兩個主要特點。其一是以資產階級新思想和資本主義新事物為其“詩料”。《飲冰室詩話》中公開表明：“吾嘗推公度（黃遵憲）、穗卿（夏曾佑）、觀云為近世詩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閎遠也。”在《夏威夷游記》中，梁啟超已稱贊黃遵憲《今別離》等詩“皆純以歐洲意境行之”，說詩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歐洲。歐洲之意境語句，甚繁富而瑋異，得之可以陵轢千古，涵蓋一切……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認為黃遵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有“石破天驚”之感，“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高度評價黃遵憲歌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和東西半球之晝夜相反的《今別離》4章。其二是以愛國主義為標榜。《新民叢報》來稿中有“感種族之將燼，代一棒于當頭”的《滅種吟》12章，以《悲恐龍》為首，“熔鑄進化學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飲冰室詩話》“具錄之”，稱贊說：“真詩界革命之雄也。”對于黃遵憲未收入《人境廬詩草》的組詩《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梁啟超更是“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不但“錄全文”，而且還說：“其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說：“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

　　《飲冰室詩話》所提出的這些詩歌主張，和黃遵憲等人的詩歌主張呼應配合，從理論上解決了古代舊體詩在封建社會解體以后，如何為新時代和新興資產階級服務問題。這些理論的出現，既與列強的侵略給詩壇帶來新的刺激有密切關系，又是以資產階級改良派登上政治舞臺為其階級基礎的。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書論詩，往往把改良主義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較明顯的資產階級功利主義色彩：不但對“新詩”的評介有夸張之嫌，降低了藝術標準，而且對意境的要求也很狹隘，如說《孔雀東南飛》“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于世運無影響也”。

　　上海書局清宣統2年（1910）。石印本，廣智書局重編本《飲冰室文集》（1905）。

　　今有：《飲冰室詩話》舒蕪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1981年版；《飲冰室詩話》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飲冰室詩話》中華書局1936年版。

64、《石遺室詩話》

　　近代詩論著作，32卷。陳衍編撰。陳衍（1856～1937）近代詩人。字叔伊，號石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光緒八年（1882）舉人。曾入臺灣巡撫劉銘傳幕。二十四年，在京城，為《戊戌變法榷議》十條，提倡維新。政變后，湖廣總督張之洞邀往武昌，任官報局總編纂，與沈曾植相識。二十八年，應經濟特科試，未中。后為學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教習。清亡后，在南北各大學講授，編修《福建通志》，最后寓居蘇州，與章炳麟、金天翮共倡辦國學會，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　著有《石遺室叢書》，收書18種，116卷，其中除輯錄校補者8種外，自著10種，包括《石遺室文集》12卷，《石遺室詩集》6卷，《石遺室詩集補遺》1卷，《說文舉列》7卷，《朱絲詞》2卷等。有家刻本。《叢書》外，又有《石遺室詩話》32卷、《續編》6卷，《遼詩紀事》12卷、《金詩紀事》16卷、《元詩紀事》24卷，都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石遺室論文》5卷、《史漢文學研究法》1冊，都有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排印本。又選有《近代詩鈔》24冊，《宋詩精華錄》4卷，皆為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陳衍寫詩話，主要是樹立同光體旗幟。早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和同光體詩人沈曾植、鄭孝胥同客武昌時，經常論詩，曾植要他“記所言為詩話”，但他沒有動筆。1912年，客居北京，梁啟超編《庸言雜志》，約他每月寫詩話1卷。到1914年《庸言》停刊，詩話僅發表13卷，坊間據以石印流傳。次年，李宣龔約他為《東方雜志》續寫詩話，也是月寫1卷，至18卷而止。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32卷本，是他刪改合并舊稿且續增新稿而成。以后，他又續寫，一小部分曾發表于《青鶴雜志》。1935年無錫國學專門學校為刊行《續編》6卷，流布未廣。

　　這部詩話記載了同光體詩派的來由及武昌說詩、濤園說詩等活動；提出了陳衍詩論的觀點和主張，如強調學古要“體會淵微”，“作詩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反對“甚囂塵上之不可以娛獨坐”，標舉光緒十二年（1886）在京時，與鄭孝胥標榜“同光體”。他提倡“三元”之說，即“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他認為這是古近體詩的三個演變階段，第一個高峰在唐玄宗開元年間，第二個高峰在唐憲宗元和年間，第三個高峰在宋哲宗元□年間。而繼承“三元”的就是清代同治、光緒間的“同光體”，也即他所倡導的詩風。他自己作詩，著重在學習王安石、楊萬里的曲折用筆，骨力清健，與陳三立、鄭孝胥、沈曾植、陳寶琛等，風格都不同。他一生宣揚“同光體”成就，對近代舊詩壇，發生過廣泛影響認為“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余地”，區分道光以來宋詩流派的兩種風格趨向；闡述了前人的詩歌理論，如論梅堯臣、姜夔、嚴羽、方回、鐘惺、譚元春、宋大樽等的詩論；評述了前人注詩的得失，如論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陳沆《詩比興箋》等；也論述了他關于寫詩藝術的各種見解，如論謝（靈運）、杜（甫）、柳（宗元）詩的制題，論結構，論歷代寫景佳句，論杜（甫）、韓（愈）七絕特色，論宋人絕句等；對古代到道光、咸豐以前詩人，有許多專評，如其中大量評論杜甫、陸游詩，又如王安石、鐘惺、譚元春、王士禎、宋湘、錢載、王又曾、程恩澤、陳沆、鄭珍以及閩詩的前輩作家，各占有一定的篇幅。但這部詩話的主要特點在論同時代詩人，重點在同光體詩派的各重要作家，如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袁昶、林旭、陳書、陳寶琛、葉大莊、沈瑜慶、何振岱、俞明震、陳曾壽、夏敬觀、李宣龔、胡朝梁等，評介很詳。此外各派代表作家，如王闿運、李慈銘、張之洞、張佩綸、易順鼎、樊增祥、李希圣、曹元忠、冒廣生、寶廷、梁鼎芬、趙熙以及詩界革命的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都評論到。書中闡說主要著重在藝術方面，但也有涉及政治內容的，如林壽圖的《憶昔行》、《高將軍歌》、《饋糧嘆》，吳觀禮的《冢婦篇》、《小姑嘆》、《天孫機》、《鄰家女》，沈瑜慶《懷軍門朱洪章》，黃遵憲感時的律詩等，都屬于詩史性質的作品。論詩以外，還有一部分論詞的。《續編》補充論述了前編所未提出的古代詩論鐘嶸《詩品》，近代重要作家，如金天翮、許承堯、楊圻、靳志等以及其他作家作品。

　　《石遺室詩話》是空前的大型詩話，在近代舊體詩的復古流派方面，起有一定作用，它代表了同光體詩人的意見，為近代詩歌史的研究者，提供了較豐富的材料。

　　今有：《石遺室詩話》商務印書館1929年版；《石遺室詩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石遺室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65、《元詩紀事》

　　元代詩歌及本事匯編。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他在《元詩紀事序》中說：“紀事之體，當搜羅一代詩作散見于筆記小說各書者，不宜復收尋常無事之詩。”全帙45卷，資料豐富，所收有事可記的詩近千首《紀事》於每一詩人名下，注明生平和著作，元代一些重要詩人的事跡，大都蒐羅在這部書中。對有些詩的真偽還加以考證，如指出元文宗圖帖睦爾《自建康之京都途中作》被人竄改十數字，改題明太祖朱元璋詩，又指出詩中“兩三條電欲為雨，四五個星猶在天”，是抄取五代盧延遜《山寺》詩。末一卷是元代歌謠，編者所能見到的盡皆收入。它是一部對研究元詩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元代自公元一二三四年滅金統一北方，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明太祖登基的一百多年中，詩人們上繼遼、金、南宋，下啟明，清二代，詩風多樣，蹊徑各別，或模擬盛、晚唐，或步武兩宋，雖時有柔弱纖細之病，亦不乏清佳瑰奇之章，出現了耶律楚材、趙孟頫、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傅與礪、楊維楨等一大批較有影響的作家。其詩人輩出，作品繁盛的情況，在顧嗣立元詩選中已可見大概，從陳衍元詩紀事中亦可窺一斑。

　　元詩紀事編纂于清末。陳衍有感於唐、宋、金詩皆有紀事，而元詩獨無，故有是舉。他鑒于宋詩紀事旨在以人存詩，重於網羅散失；而顧嗣立元詩選家數已粲然大備，因此以從筆記小說中鉤輯有本事可徵之詩為歸依，使之與紀事之體相符。收書范圍，他在初刻本凡例中說：“采書以明代為限，其間及本朝者，必本事考據所在，其泛泛評品，概所不登。”本書初編結集時僅二十四卷，初刊敘云：“惟見聞弇陋，掛漏定復不少，異時續有所得，當更為補遺繼出焉。”故初刊問世後，陳衍仍繼續廣為蒐集，至光緒十二年丙戌（公元一八八六）重新編定為四十五卷即現通行所見之本。新編本在收集體制上較初編有所調整，如初編所引句、聯，新編本往往改錄全首。新編本除歌謠外，收作家（包括無名子及仙鬼）八百馀名，較初編本增二百馀名；所征引書籍近四百種。引條除月泉吟社詩、大雅集、詩藪、西湖竹枝集等書所載為因人存詩，或純系評論之言而外，馀多為有事之詩。這些資料不僅反映了元代詩歌繁盛情況，且廣涉元代史實、典章制度、傳聞異事、風俗民情等，足資參考。

　　版本主要有二種，即石遺室刻本及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前者為初編二十四卷本。後者為四十五卷本，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大字本，十二冊，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五年曾再版；又有小字本，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及萬有文庫。石遺室刻本與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收目多寡懸殊，石遺室本所收，商務本均全錄；而商務印書館所印各本則同出一源，
今有：《元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遼詩紀事》

　　遼代詩歌及本事匯編。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遼詩紀事》是他繼《元詩紀事》之作，體例也基本相同。《遼詩紀事》凡12卷，除收錄遼代有本事的詩歌外，又附以西夏、高麗兩國之作。此書對于《遼文存》、《遼文萃》等書的某些失誤有所訂正。

　　今有：《遼詩紀事》商務印書館1936年鉛印本。

67、《金詩紀事》

　　金代詩評匯編。近人陳衍輯。陳衍簡介見《石遺室詩話》。清代康熙年間編定《全金詩》時，已有《金詩紀事》一書，其后無傳，陳衍乃于1936年輯成此書。

　　陳衍認為元好問編選《中州集》，其中寫景詠物之作居多，當時在世作者又不得入選，因此金末作者遺漏尚多，因而此書不收“尋常無事之詩”（陳衍《〈元詩紀事〉敘》），并注意錄入《中州集》遺漏的作家。全書16卷，涉及金代180余人的“有事之詩”，以及無名氏的作品，雜歌、謠諺、讖語等。不過，由于陳衍編纂《金詩紀事》晚于《元詩紀事》，所以金人下接元代而已入《元詩紀事》者便不再重出。但重要詩人如元好問，雖已輯入《元詩紀事》“遺老”門，仍見于《金詩紀事》。

　　陳衍《金詩紀事》問世以后，并未引起重視。今天看來，此書雖然采取了傳統的詩紀事形式，但是由于旁征博引，匯集了比較豐富的資料，因而對了解和研究金代詩歌有所幫助。書中亦間有疏誤之處。

　　近有商務印書館1936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