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詩人玉屑》

　　宋代詩話詩話集，20卷。南宋魏慶之著。魏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有才名而無意仕進，種菊千叢，常與詩人逸士在菊園中吟誦。有人曾賦詩贊譽他說：“種菊幽探計何早，想應苦吟被花惱。”可知他過著以種菊、賦詩為樂的隱逸生活。慶之與當時詩人有廣泛的交往，這給他輯錄南宋詩話帶來了不少方便。

　　《詩人玉屑》據《四庫提要》說，約成于南宋度宗趙禥（1265～1274）時，但本書卷前卻有黃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沒有先于成書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詩人玉屑》當成于理宗淳佑年間。它評論的對象，上自《詩經》、《楚辭》，下迄南宋諸家。一至十一卷論詩藝、體裁、格律及表現方法，十二卷以后，評論兩漢以下的具體作家和作品。它博采兩宋諸家論詩的短札和談片，在現在不少書已難以尋覓的情況下，《詩人玉屑》為我們保留了許多的重要資料。魏慶之的輯錄，并非大段大段地抄錄和摘取，而是將其“有補于詩道者”，根據他自己對詩歌理論的見解，以詩格和作法分類，排比成卷，滲透了他對詩的形成、體裁、韻律及歷史詩作的看法。

　　《詩人玉屑》集諸家論詩之成，其排比大致有敘，可以當作宋以前的中國詩歌史資料來看，從中可獲得關于我國詩歌發展的輪廓和許多關于詩歌體裁的知識。如：卷一《詩辨》引《滄浪詩話》的說法，指出“詩之法有五”卷二《詩法》引用晦庵（朱熹）關于詩歌分段的說、關于詩的作法、禁忌卷二《詩體》談各種詩體的起源和沿變。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對歷史上著名的詩人都作了評論。

　　關于《詩人玉屑》的版本：傳本《詩人玉屑》俱為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詩人玉屑》，是由王國維先生之子王仲聞先生整理的。它以古松堂本為底本，校以日本寬永十六年刻本，參酌明嘉靖本，并全部迻錄王國維據宋本校寬永本的校語。使讀者既可窺見宋本之面目，又可獲見王國維在校勘上的成就，是目前較全較精的本子
今有：《詩人玉屑》古典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詩人玉屑》王仲聞點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82年版，以古松堂本為底本，校以日本寬永十六年刻本，參酌明嘉靖本而成。《詩人玉屑》中華書局2007年版。

32、《后村詩話》

　　《后村詩話》，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四庫全書》鈔本。

　　據學者考證：后村寫的前、后集各二卷《詩話》，始于他六十歲后，即淳佑至寶佑（1247～1257）之間。《續集》四卷，成于他八十歲時的咸淳二年（1266）。《新集》六卷，成于咸淳四年（1268），時年八十二歲。這時，劉克莊因年老目疾，或口授家人記錄，其為記憶口述之差；或由轉寫時的筆誤，時有枘鑿。

　　《四庫總目提要》云：“宋代諸詩人，其集不傳于世者十之五六，亦皆賴是書以存。”這當是《后村詩話》的文學價值所在。

　　劉克莊的《后村詩話》分前集、后集、續集及新集四部分。前集和后集是他六十歲到七十歲時所作，續集和新集則是他在八十歲左右時所作，前后相差十余年，其中所提出來的觀點以及所建構的體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新集部分，只是專錄唐詩警句，和理論基本無涉。因此，筆者在通讀劉克莊詩歌理論著作的基礎上，以《后村詩話》的前后兩集作為研究對象，對當時劉克莊的詩歌理論觀點做兩個方面的探討。

　　第一，劉克莊的詩歌理論是初具體系的，這種體系的構建是以他的文學史觀為基礎的。關于劉克莊的文學觀，研究者做得并不多，我在此以《后村詩話》的摘要為基礎，為劉克莊的文學史觀勾勒一個簡單的輪廓，并找出其中特點。

　　首先，在每個文學史的時代，劉克莊能找出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作品，來作為當時文學史的優秀代表，以此來建構一個基本的文學史觀。首先是唐以前：“自《國風》、《楚辭》而后，故當繼以《選》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其次是唐代：“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沖淡之音，一掃六朝之纖弱，趨于黃初、建安矣”；“杜詩為詩家祖宗”；“舉世為元和體，韓（愈）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為一家之言”；“長慶體太易”；“當舉世競趨浮艷之時，雖豪杰不能自拔，孟生（東野）獨為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韋蘇州為詩家最高手”；“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最后是宋朝：“（西昆體）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本朝…宛陵為開山祖師”；“元祐后，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性情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陸游）南渡而后，故當為一大宗”；“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廢搜索，縛律者少變化”。這樣一來，僅從《后村詩話》前后兩集中所找出的觀點，就能基本建構起一個簡單的文學史輪廓。這充分反映了劉克莊作為一個詩歌理論家所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見解。雖然這里只是一些斷句的拼合，但是卻基本能連貫始終。劉克莊在《序林子顯》這篇文章中曾談到：“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號為《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以來未睹斯閟，一唱百和，漸有唐風。…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未可以唐風少之”這里他就把散見于其詩話的見解貫穿了起來，表達了他的文學史觀。劉克莊之所以能夠如此抽象的把握漫長文學史的脈絡，和他的學力是有關的。他的《后村詩話》“網羅眾作，見取材之博；評選愜當，見學力之精”，正是如此精博的學識，才足以支撐他做出精當的概括。

　　其次，劉克莊在文學史觀上獨持見解，他在每一段以及每一段的代表作家那里，不僅看到其作為代表流派的優秀之處，更能不時指出自己的看法。宋代詩論家往往是薄今厚古，時代越古的詩便越有古風。劉克莊雖有時也不免此病，然而他還是能夠從詩歌藝術的角度做出比較客觀的判斷。像他指出的“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漢辛延年所作，…籍詩本此，然青勝于藍”。唐人詩作勝于東漢詩人辛延年的著名詩作，雖然劉克莊在詩話中并沒有給出具體的理由，但是能夠做出這樣的判斷，已經相當了不起了。他在論及唐詩的時候，雖然極力學習模仿，提出“杜詩為詩家祖宗”，在《后村詩話》新集中更是一味摘抄唐詩警句，然而他對唐詩所做的批評也不少，最為典型的就是他在詩話提出的“唐詩雖雕琢對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在說到宋詩時，劉克莊持了很大的批評態度：“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廢搜索，縛律者少變化”。但是在有的地方還是找出其值得發揚的優點。在論及《西昆酬唱集》時，他提及歐陽修非常討厭“西昆體”，接著有把西昆體表揚了一番：“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歟”。

　　第二，劉克莊在《后村詩話》前后集中，一方面抑卻輕浮恬淡的詩風，說“（杜甫）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另一方面卻有極力贊揚這種詩風。比方說，他評論梅堯臣“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殊不草草”；贊揚蘇舜欽的詩句“樹陰滿地日午早，夢覺流鶯時一聲”“極似韋蘇州”而韋蘇州在劉克莊的詩歌理論中是第一流詩人；評論“青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句“有元和意度”；論滕田的田園閑適詩“可入圖畫”。劉克莊不僅贊揚這種詩風，并且在詩話錄入詩歌佳句時，這種句子也遠遠多于豪放雄健的詩歌。例如他錄入的“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柳色知春淺，鐘聲覺寺深”等等。劉克莊在《后村詩話》中如此著重這種風格的詩歌，并且和他提倡的雄放如此矛盾，是有幾方面原因的。

　　首先，參見《劉克莊年譜》，可知劉克莊一生數起數落，在京任職時勇于言事，以國事為己任，所寫詩歌大部分是政治現實詩，曾寫名句”詩人安得有青衫，今年和戎百萬縑”。然而在寫作《后村詩話》前后集期間，他三年知漳州，三年丁母憂，三年主明道宮。如果說以前的劉克莊積極出仕，敢于任事的話，那么六十歲后的劉克莊在這“江湖”的十年里，寫作詩話時，心境歸于平淡了。在官場風波如此，“后村希望找到一個安適的小巢窠，讓青山環抱碧溪繚繞，讓這些自然之美來填補他心靈的虛幻”。于是，他寫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園之作，大部分是清新活潑細膩柔和之作。像“小憩城西賣酒家，綠蔭深處有啼鴉。主人嘆息客來晚，謝卻酴醾一架花”（《出城》）、“榕聲竹影一溪風，遷客曾束系短蓬。我與竹君俱晚出，兩榕猶及識涪翁”（《榕溪閣》）等等。這自然影響到了他的詩論。

　　其次，劉克莊對“自然”美學境界有所追求。他大力提倡“性情說”，指出“詩之體制，歷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正是在性情的引導之下，劉克莊才會如此的對自然恬淡的詩風有了轉變性的熱愛。他對江西詩派的那些束縛非常看不慣，認為那些詩歌不和性情，且不自然。他追求的是像陶淵明那樣的風格。這種追求對他詩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今有：《后村詩話》中華書局1983年版；《后村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后村詩話》《宋詩話全編》本，1998年版；《后村詩話》，中國詩學叢書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3、《對床夜語》

　　宋代詩話，五卷，南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理宗景定中太學生，與葉李上書劾賈似道，竄瓊州。元至元間以薦授江浙儒學提舉，未赴，后流寓無錫以終。事見清嘉慶《無錫金匱縣志》卷三○。著有《對床夜話》。

　　兩人夜間對床共語。典出宋蘇轍《逍遙堂會宿》詩序：“轍幼從子瞻（轍兄蘇軾）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游宦四方，讀韋蘇州（韋應物）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馮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語甚綺而文甚高。時夜將半，翦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

　　卷二嚴滄浪又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影，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是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歡，作歌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漢時言語，自非後世可企。

　　蔡琰雖失身，然詞甚古，如“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為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

　　卷四：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輕身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游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友》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月如襟。”白樂天《暮江吟》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劉長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云中。”韓《即目》云：“須信閑中有忙事，曉來沖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遺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賀知章《還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

　　今有：《對床夜話滹南詩話》，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兩初編本，1937年版；《對床夜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對床夜話》臺灣·木鐸出版社1981年版。

34、《貴耳集》

　　南宋詩人軼事及作品的筆記集，三卷。張端義撰。宋代張端義（1179～1248后）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原籍鄭州，居蘇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間（1234～1236）應詔上三書，得罪，被謫韶州（今屬廣東）。工于詩，近于江湖詩派。此書作于淳祐年間被謫時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馀，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為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為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為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揚雄《太玄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桯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雞為稽山子，以驢為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思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諧謔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貴耳集》入《四庫全書》子部雜家的雜說類，分上、中、下3卷。有關詩人、文人的評述約100則，占全書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頎，唐末的黃巢，北宋的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陸游、范成大、楊萬里、蕭德藻、辛棄疾、項安世、趙蕃、周文璞、戴復古、劉過、趙師秀、翁卷等。金朝狀元汪世顯、作家吳激，西夏作家張元的詩詞及軼事，亦有所記載。采錄范圍較廣作者論詞，往往超出時流，卓有見地。如評李清照的《聲聲慢》開端十四疊字，以為“乃公孫大娘舞劍手”，超出本朝能詞之士。其論詩著眼于時代，如評論從金統治區回來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認為雖未為絕唱，然而讀之“使人增感”。作者錄此，即“寓感慨之意”。但書中考經論史部分，往往有疏漏明清以來，諸多叢書對《貴耳集》多有輯錄。《說郛》收錄若干篇章，《歷代小史》收錄一卷，《寶顏堂秘笈》收錄二卷，均有刪節，直至毛晉輯的《津逮秘書》才將三卷收全。此后清代的《四庫全書》、《學津討原》和民國初年編的《叢書集成初編》均收錄為三卷。《叢書集成初編》本編者按語說“《學津》從《津逮》出，故據《津逮》本影印，并附《學津》本提要于后”。實際《叢書集成初編》本在集中同時還選用了《四庫全書》本提要。《四庫全書》本未注明版本來源，但與《叢書集成初編》本相比較，差別不大。因此可以推斷，其選用的也是《津逮》本，但又根據某種版本作了校勘，所以又稍稍有別于《津逮》本。尤其是集中涉及到當時對北方少數民族的蔑稱，《四庫全書》本編者站在滿清統治者的立場，均妄自作了改動，已有悖于張端義的原意。校點者此次選用了《叢書集成初編》所影印的《津逮秘書》本作為底本，同時又以《四庫全書》本作互校。根據《古都鄭州文化叢書》編委會的統一體例，僅對書中明顯的錯訛字進行更正，其馀概從原貌，不作增刪。凡兩版本不同之處，均以校記以示說明。

　　有《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四庫全書》本、《武英殿聚珍本》、《叢書集成初編》本。

　　今有：《貴耳集》中華書局1958年版，1985年版；《西臺集貴耳集》陳斌梁玉瑋校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貴耳集》，見《全宋筆記》第二輯，大象出版社2006年；《貴耳集》，宋元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5、《青箱雜記》

　　吳處厚撰吳處厚，字伯固，邵武（今屬福建）人。仁宗皇佑五年（1053）進士，授汀州司理參軍。神宗熙寧中，為定武軍管勾機宜文字（《青箱雜記》卷二）。元豐四年（1081），為將作監丞（《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二一），遷大理寺丞。出知通利軍，改漢陽。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衛州（同上書卷四二四），未幾卒。有《青箱雜記》十卷。《宋史》卷四七一有傳。《青箱雜記》成書于北宋元佑二年，作者吳處厚因歪曲詩詞陷害宰相蔡確而為時人所不齒，但作者喜好讀書，能詩善賦，又長期處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謂見多識廣，博聞強記。此書多是記載宋代及五代朝野雜事、詩話掌故等。處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初為將作丞，以王圭薦，授館職，出知漢陽軍，后擢知衛州，卒．其書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晁公武讀書志謂所記多失實，又譏其記成都置交子務，誤以寇瑊為張詠，案處厚以干進不遂，挾怨羅織蔡確車蓋亭詩，驟得遷擢，為論者所薄，故公武惡其人，并惡其書．今觀所記，如以馮道為大人之類，頗乖風教，不但記錄之訛，然處厚本工吟詠，宣和畫譜載其題王正升濦景亭詩一首，剡史載其自諸暨抵剡詩二首，皆綽有唐人格意，故其論詩往往可取，亦不必盡以人廢也。

　　由朝散郎知漢陽軍吳處厚撰，共十卷，多記宋及五代朝野雜事、詩話及掌故，書中引到的魏野、李淑、王禹偁、王安國等人詩詞，大多數在其他書中沒有被提到過，卷九詳記燕肅作蓮花漏之法，是研究科技史的寶貴資料。

　　《青箱雜記》為北宋中后期重要筆記之一，多記五代至北宋年間朝野雜事，尤以詩詞為甚，其中蘊含豐富的詞學、文學思想，具有重要的詞學理論和詞學文獻價值。其辨證分析人品與文品、詞品的關系，提出“正人端士亦皆有艷麗之詞”和“尤物能移人，情蕩則難反”等論斷，系對北宋時期流行的“艷詞損德”社會輿論之反撥，為文人寫作艷詞正名。其心態雖未必完全健康，然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吳氏且把“氣象”等引進詞學批評的理論域閥，將之作為品評詞人精神風貌之標尺。詞史上最早寫作的藥名詞，幸賴吳氏《青箱雜記》一書以存，吳氏并指出陳亞藥名詩詞自成一家“俳諧”的藝術風格，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乃為寫作藥名詞之要領。

　　如記宋初除學晚唐體外還有學白居易的通俗：李文正公，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為相。常語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

　　陳亞，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蓋近世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百余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棋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曬作葫蘆”之類，極為膾炙。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干借車牛，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倩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亞常言：“藥名用于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懷漫　　　　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聞者莫不大笑。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而為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陳情獻之，曰：“朝廷數擢賢，旋占氵霄路。自是郁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饑寒，食薄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　　　　　“小院雨余涼，石竹生風砌。羅扇盡從容，半下紗廚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真珠淚。為念婿辛勤，去折蟾宮桂。”其三曰：“浪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　可惜石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弦繼。擬續繼朱弦，待這冤家看。”

　　《青箱雜記》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墨海金壺》本。

　　今有：《青箱雜志》李裕民點校，中華書局1997年版；《青箱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87年版；《青箱雜志》《全宋筆記》第一編，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青箱雜志》《中國筆記小說文庫》，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36、《步里客談》

　　陳長方撰。陳長方（1108～1148），字齊之，號唯室，侯官人。生于宋徽宗大觀二年，卒于高宗紹興十八年，年四十一歲。父先為洪州錄事卒于官。長方奉母居吳，依外祖林旦，家于步里。閉戶窮研經史，以教學者。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登進士第，官江陰縣學教授。學者稱唯室先生。長方著有唯室集四卷，步里客談二卷，均《四庫總目》又有尚書傳、春秋傳、禮記傳、兩漢論、唐論等書，并傳于世。

　　《步里客談》二卷。上卷記宋代朝政人物軼事，宣和殿所立《元祐奸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元祐黨籍固多真儒賢士，然蔡京以勢利傾奪錮之。鉤黨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嘗題其后云：“等是名丹籍，誰知品月多。蚖龍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盡，消磨歲月過。厲階生已甚，龜鑒莫蹉跎。”（“已甚”謂呂汲公行事）下卷多論歷代詩文和史事，頗有一些自己的見解，如：“《盡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語。比之《公孫丑》等篇，無復剛烈之氣。

　　《伯夷歌》云：“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兮。”陳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筆，非伯夷意也。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條載《說郛》本，今增入。）太史公有俠氣，故于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圣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跡，亦未盡善。（案，此下二條俱據《說郛》本增入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決，陳奮筆為之。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為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曰：“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后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諢語，滿場皆笑，此語蓋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回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圣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余以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溪堂詩》，則又如他人所作也。

　　《步里客談》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本。

　　今有：《萍洲可談、高齋漫錄、張氏可書、步里客談》錢熙祚編，守山閣叢書1905年版；《步里客談·云齋廣錄·昨夢錄·松窗百說》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1937年版；《步里客談·桯史·獨醒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步里客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歷代筆記小說大觀》。

37、《唐語林》

　　宋代王讜撰。王讜，字正甫。生卒年不詳。長安（今陜西西安）人。宰相呂大防之婿。曾為京東排岸司。元□四年（1089）任國子監丞。后改少府監丞。全書共8卷，末有輯佚一卷。是他摘輯唐宋時期五十種小說、雜史類著作，并加以改編而成。體例完全仿效《世說新語》，《世說》將所記內容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除“捷悟”一門外《唐語林》全部采用，此外又增加了嗜好、俚俗、動植、雜物等十七門，共計五十二門。該書記述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間之事，涉及宮闈朝堂、鄉野民間，舉凡政治、風習、文化、經濟、典章制度，無不為其內容。從總體上說，它繼承了《世說》以記人為主的傳統，極少涉及神怪靈異之事，同時，它又與劉義慶專尚清談、僅記士大夫言行不同，記敘內容不僅僅多嘉言懿行并乎政教者，而是關注了唐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仿《世說新語》體例，按內容分門系事，并將《世說新語》原有的35門（按今本《世說新語》共36門），擴大為52門。書中材料采錄自唐人50家筆記小說，資料集中，內容豐富，廣泛記載唐代的政治史實、宮廷瑣事、士大夫言行、文學家軼事、風俗民情、名物制度和典故考辨等，對研究唐代歷史、政治和文學，均有參考價值。

　　《四庫全書總目》說：“是書雖仿《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由于其中很多著述今已失傳，故經此書采錄而保存下來的資料殊為可貴。不足的是，卷首雖附采錄書目，但所采各條未注明出處。

　　第132則：“李賀為韓文公所知，名聞縉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愿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為眾所排。文公惜之，為著《諱辯》，竟不能上。

　　第99則記李紳事，其行頗有狂狷之風。而憫農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皆出于此李紳之手。又：末一則故事使人笑煞：“忽有老僧偈，愿以因果喻之。丞相問：‘阿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今世市井影視小說，凡描繪有道高僧打機鋒，動輒“從來處來”，使人生厭。若此等作者遇著李紳，皆當決二十板。

　　第23則：“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捶一人。”——碧頭巾之起源不知可是由此。

　　《唐語林》原書在明初散佚。清代編《四庫全書》時，據明嘉靖初齊之鸞刻殘本及《永樂大典》所載，加以校訂增補，以后各叢書所收多用此本。今傳有《四庫全書》聚珍板本、《惜陰軒叢書》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等。

　　今有：《唐語林》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據《守山閣叢書》本標點排印；《唐語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語林校證》。周勛初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唐語林》詹怡萍注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二版；

38、《滹南詩話》

　　金代王若虛撰。王若虛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滹南遺老集》。《滹南詩話》共三卷，有詩話90則，第一卷21則，第二卷32則，第三卷37則，涉及到王若虛詩論的各個方面，包括文藝思想、詩歌鑒賞（含詞句鑒賞和詩意鑒賞）、詩歌批評、詩歌創作。在詩歌鑒賞方面，王若虛“以意為主”的理論表現為注重詩味，實事求是，厚重且通達，但也有過分質實，以常理來推斷詩理，以致僵化的傾向。“辭達理順”是王若虛詩歌創作和評論的主要標準，他認為做到“辭達理順”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映了他自由通達的思想。少陵以文章為小技，程氏以詩為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余優劣，何足多較哉（卷三）在詩歌鑒賞方面，“以意為主”的思想還體現在從總體上把握詩的內容和情感，反對拘泥于一字一句，反對牽強附會，《滹南詩話》中關于這方面的論述如下：梅圣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為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系花，而春水慢不系柳”苕溪又曰：“不系花而系塢。”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系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為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苕溪以為得其膏肓，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于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卷一）

　　卷上：詩話并不可盡信：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荊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為二。

　　抑李揚杜：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變也。至于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荊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

　　《滹南詩話》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本。

　　今有：《六一詩話、白石詩說、滹南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滹南詩話》中華書局《歷代詩話》本，1981年版。

39、《唐才子傳》

　　唐五代詩人簡要評傳匯集。撰者元代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曾官省郎。能詩，與王執謙、楊載齊名。有《披沙詩集》，已佚。字良史，是元代前期的西域人。他以唐代詩人中號稱“五言長城”的劉長卿的字為名，以被贊為“珪璋特達”的于良史的名為字，可見是一位極為熱愛唐詩又非常傾慕唐代詩人氣質的才子。但由于史料缺乏，我們現在對他的詳細經歷已很難弄清楚了，只能據一些零星資料對他的事跡略知一二。

　　辛文房曾為省郎，曾游歷祖國東南山水名勝，在當時有詩名，與王執謙、楊載齊名，有《披沙詩集》，已佚。

　　《唐才子傳》對中、晚唐詩人事跡所記尤詳，也包括部分五代詩人。按詩人登第先後為序。書中保存了唐代詩人大量的生平資料，對其科舉經歷的記敘更為詳備。傳後又有對詩人藝術得失的品評，多存唐人舊說，其中頗有精辟之見。但所述多有失實、謬誤之處，如謂駱賓王與宋之問唱和靈隱寺，《中興間氣集》為高適所編，李商隱曾為廣州都督等。也有因誤解材料而造成錯誤，如劉長卿傳，記權德輿稱劉長卿為“五言長城”，而據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實是劉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等。

　　卷一：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文中子通之弟也。年十五游長安，謁楊素，一坐服其英敏，目為神仙童子。隋大業末，舉孝廉高第，除秘書正字。不樂在朝，辭疾，復授揚州六合縣丞。以嗜酒妨政，時天下亦亂，遂托病風，輕舟夜遁。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故鄉。至唐武德中，詔征以前朝官待詔門下省，績弟靜謂績曰：“待詔可樂否“曰：“待詔俸薄，況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特判日給一斗。時人呼為“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歸。河渚間有仲長子光者，亦隱士也，無妻子。績愛其真，遂相近結廬，日與對酌。君有奴婢數人，多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莊》、《老》置床頭，無他用心也。自號“東皋子”。雖刺史謁見，皆不答。終于家。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為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撰《酒經》一卷、《酒譜》一卷。李淳風見之曰：“君酒家南、董也。”及詩賦等傳世。

　　勃，字子安，太原人，王通之諸孫也。六歲善辭章。麟德初，劉祥道表其材，對策高第。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時諸王斗雞，會勃戲為文檄英王雞，高宗聞之，怒，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登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之功，賦詩見情。又嘗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遷交趾令。勃往省覲，途過南昌，時都督閻公新修滕王閣成，九月九日，大會賓客，將令其婿作記，以夸盛事。勃至入謁，帥知其才，因請為之。勃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酒酣辭別，帥贈百縑，即舉帆去，至炎方，舟入洋海溺死，時年二十九。勃屬文綺麗，請者甚多，金帛盈積，心織而衣，筆耕而食。然不甚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人謂之腹稿。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方，勃盡得其術。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有集三十卷，及《舟中纂序》五卷，今行于世。勃嘗遇異人，相之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無大貴矣。”故其才長而命短者，豈非相乎？

　　書成于元大德八年（1304）。原本10卷，明初尚存，《永樂大典》在“傳”字韻內曾錄其全書。但此部分《永樂大典》今亦佚。清《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其他各韻中輯出243位詩人的傳記，附傳44人，共287人，編為8卷。日本《佚存叢書》有10卷本，有278位詩人的傳記，附傳120人。有清陸芝榮等《佚存叢書》校刻本。又有清《指海》本，以日本本為底本，校以《四庫全書》本，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用日本本重印，另附《指海》本校記。

　　今有：《唐才子傳校箋》，傅璇琮主編，中華書局：周本淳《唐才子傳校正》、王大安校訂《唐才子傳》、舒寶璋校注《唐才子傳》、孫映逵《唐才子傳校注》，李立樸《唐才子傳全譯》。

40、《懷麓堂詩話》

　　李東陽撰，李東陽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懷麓堂集》。

　　本書中講了詩歌創作的基木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點：一詩資創新。《懷麓堂詩話》特意標出：

　　“詩貴不經人道語。自有詩以來，經幾千百人，出幾千萬語，而不能窮。是物之理無窮，而詩之為道亦無窮也”。他認為王維的西出陽關無故人”句之所以傳誦一時，并按譜為三疊歌唱，關鍵在于“盛唐以前所未道”，同時還做到了“辭能達意”。韓愈的《雪》“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詩能夠得到詩家贊賞，在于“意象超脫，直到人不能道處耳”。（二）詩無成法。《懷麓堂詩話》言。“律詩起承轉合，不為無法，但不可愁泥于法而為之，則撐拄以待，四方八角，無四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佘，或滋而為波，或變而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李東陽反對把作詩之法固定：，“普人以‘打起黃鶯兒’，‘三日入廚下’為作詩之法。后乃有以‘溪回松風長’為法者。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分法，要之未必盡然，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所入雖異，而所至則同。若執一而求之，甚者乃至一于文百。則刻舟膠柱之類，惡可與言詩哉？”

　　如何抒情，李東陽認為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一）寫自然之情，有真情才有真詩。李東陽以為詩人的創作，只有“得于心而發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

　　（二）有生活真實，才有詩情的真實。“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真情實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于教。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窮壯老而不能得其
妙，正坐是哉：”沒有真實的生活，矯柔造作，勢必變成謝糠刻劃的那種假做作：“處富有而言勞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日老，無病日病。”（三）詩人個性的不同，往往帶米詩風的不同。李東陽一反過去以興會際遇論詩風的傳統，看到了個人情性對作品風格的直接影響。他指出，《劉長卿集》清切凄婉，盡是怨士羈人之思，柳宗元貶滴眾后的詩作，尚有和平富麗氣象，原因在于“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滴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李東陽論詩的主情之說，對明清詩論和創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后起的公安、竟陵兩派的“獨抒性靈”，袁枚的“性靈說”等，都不同程度地承續了李東陽的詩論。

　　《懷麓堂詩話》通行本有《說郛》本，《學海類編》本，《百川學海》本，《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本。

　　今有：《懷麓堂詩話校釋》，李慶立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懷麓堂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

41、《四溟詩話》

　　又名《詩家直說》。四卷明代謝榛著。謝榛（1495～1575）明代布衣詩人。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脫屣山人，山東臨清人。十六歲時作樂府商調，流傳頗廣，后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以聲律有聞于時。嘉靖間，挾詩卷游京師，與李攀龍、王世貞等結詩社，為“后七子”之一，倡導為詩摹擬盛唐，主張“選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后為李攀龍排斥，削名“七子”之外，客游諸藩王間，以布衣終其身。其詩以律句絕句見長，功力深厚，句響字穩，著有《四溟集》、《四溟詩話》。

　　全書四卷，謝榛論詩，是從詩歌的格調入手進行論述傾向于后七子的觀點，師法盛唐，強調格調，但同時也主張“以自然妙者為最上”，要不露痕跡地學習前人，“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在詩歌的藝術特征問題上，提出“氣格說”，重視意境創造，重視情與景的關系，并推崇語言平易自然的古詩19首，這些都是頗有見地的詩論主張。謝榛在“后七子”中，是唯一提出較完備的論詩主張的人，《四溟詩話》即其論詩言論的結集。他主張復古，認為詩至盛唐便發展到了頂點。但他反對尺尺寸寸的模擬、蹈襲古人成句，主張據眼前景翻出新意。因此，謝榛論詩主取法盛唐，與“前七子”及“后七子”諸人并無不同，而在如何取法古人的方法上，則有許多不同，并指出盛唐諸人有可瑕疵之處，并非盡善；宋詩亦時有佳句，未可全廢，持論較李、王諸人公允。同時，謝榛論詩，以格調為主，然也十分重視感興，與李、王諸人模擬論不同，已開啟性靈、神韻之漸。

　　《四溟詩話》里。他的基本態度是與李攀龍、王世貞一致的，也是極力主張模擬盛唐，鄙視宋人，并且認為：“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但與李攀龍等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取徑較寬，認為初盛唐14家“咸可為法”，并且看到這些大家風格各有不同：“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凈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云，芳潤如露薰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他強調，對這14家應“熟讀之以奪神氣，歌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

　　謝榛較重視詩歌創作中各有所得的“天機”和“超悟”。由此出發，他強調情真，不要摹擬太甚：“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并且還強調“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的獨創性。這些看法顯然比李攀龍詩論開通和高但是，謝榛盡管提倡“超悟”，提倡道他人所未道，其目的主要還在追求詩篇中的“警句”。他認為：“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為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而且認為這類“超悟”式的獨特的警句，既可以通過“靜室隱幾，冥搜邈然”的辦法，也可以通過“閱書醒心，忽然有得”的辦法，這些都是脫離生活的錯誤門徑。他的詩歌創作有時僅得佳句而難見完篇，這種現象正是他創作指導思想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詩有辭前意、辭后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渾而無跡。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無思致。及讀《世說》：“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齋
宋人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豈先立許多意思而后措詞哉？蓋意隨筆生，不假布置。知唐人唐人或漫然成詩，自有含蓄托諷。此為辭前意，讀者謂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四溟詩話》通行本有《圖書集成》本。

　　今有：《四溟詩話姜齋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四溟詩話》中華書局1985年版。

42、《藝苑卮言》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屬江蘇）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是明代“后七子”文學復古運動的實際領袖之一，曾與李攀龍齊名，在李攀龍之后又獨主文壇多年，錢謙益稱其“操文章之柄，登壇設蟬，近古未有”。

　　王世貞著作繁富，有《弁州山人四部稿》、《弁州山人續稿》、《讀書后》和《弁山堂別集》等。《藝苑卮言》就是《四部稿》中一部重要的詩文理論專著，也是最能集中反映王世貞文學理論思想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被當時之人奉為金科玉條，而且影響著后來近百年的文壇。

　　《藝苑卮言》八卷，評論古今詩文。附錄四卷，其一論詞曲，二、三論書，四論畫，初草于青州任時。嘉靖三十七年（1558），世貞手自次錄，凡論詩老十之七，文十之三，都六卷。是后而歲稍益之，以至嘉靖四十五年，鄉人梓行之。又八年，前后所增又二卷，黜其論詞曲者，附它錄為別卷，時隆慶六年（一五七二）也。其后刊四部稿，遂收入。

　　此書旨在“雌黃曩哲，橐鑰后進”，所論確有獨到者，唯是志盛氣剛，勇于判斷，在當時已不無異議；游往中或以稱許之不至，遂請絕交。而世貞則頗堅持己見，以為“性之所好，習固不能強也”。及其晚年，心平氣和，亦頗悔其少作，故云：“既不切當，又傷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后人。”

　　此書有明萬歷十七年（一五八九）武林樵云書舍刊本，十六卷；萬歷十九年累仁堂刊本；談藝珠叢本；歷代詩話續編本；日本延亨年間刊本，皆八卷。樵云書舍刊本之卷十三至十六，雜取世貞之宛委余編內有關藝文者附入，故視他本為多。

　　該書表明作者的文學觀，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持論不似李攀龍那樣偏激；雖強調以格調為中心，但也認識到思想才情與格調之間的關系；主張學古，特別注意博采眾長，最終要求“一師心匠”。這些觀點顯然與一味模古者不同，顯示了王世貞的文學觀點較前七子已有較大變化。明代王世貞評述詩文的著作。論詩以格調說為中心，認為格調本于才思。“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才思不同，格調有別。主張“師匠宜高”、“捃拾宜博”，但仍以盛唐為取法對象，忽視了生活體驗。論詞曲、書畫較為自然，不為成見所囿。

　　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祖哀誅，生于《禮》者也;書奏俄銘，生于《春秋》者也。呵他認為學習五經，主要是學習其中立身處世的道理，“夫圣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己備矣咽。但讀書不能止限于《五經》，還應博覽群書，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滄浪并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脩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沈雄為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絕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今有：《藝苑卮言》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本，1983年版；《藝苑卮言》陸潔棟，周明初批注，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藝苑卮言校注》羅仲鼎校注，齊魯書社1992年版。

43、《詩藪》

　　明代以詩人、詩歌評論為主的筆記，20卷，胡應麟撰。胡應麟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六）文史類筆記《少室山房筆叢》。

　　《詩藪》分內、外、雜、續4編，共20卷。內編6卷，以詩體為綱，自古體雜言至近體絕句。外編6卷，以朝代為序，自周、漢至元。雜編6卷，是補遺與考證。續編2卷，評述本朝詩，自洪武至嘉靖。胡氏受王世貞推引登上文壇，被列為末五子之一。此書主旨即在闡發前七子、后七子的格調說，辨析不同詩體，不同時代的藝術風格，提倡取法于諸體方盛之時，以達到格高調正。在前后七子之中，胡氏實際上傾向何景明、王世貞之論，所以倡格調而兼神韻，認為“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鬯；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跡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此書雖非開派創新之作，但對認識明中葉前后七子之文學思潮很有裨益。在對作家作品的評論中亦時有可取見解，如說《莊子》、《列子》之文最接近于詩，杜甫格調實與盛唐大別，蘇軾、黃庭堅用事而為事障，程頤、邵雍談理而為理障等。此外，此書搜集、記述歷代詩人、詩篇、詩論情況甚為豐富，對文學史與文學理論史的研究均有較大資料價值。討論亡佚的作品及三國、五代、南宋和金代詩；續編２卷，論明初洪武到嘉靖年間作品。論詩宗王世貞《藝苑卮言》，講求法度，宗效盛唐，但已注意到詩歌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慨嘆詩格后不如前，“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詩之格以代降矣”。在詩歌的藝術特征上，胡應麟強調“興象風神”與“體格聲調”并用。對歷代詩人的評價間有可取。此書宏征博引，收集記述歷代詩人詩歌情況較豐，對于認識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學思潮，對文學史與文學理論史的研究均有較大資料價值。

　　五言絕，唐樂府多法齊梁，體制自別。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如太白橫江詞、少年行等，尚是古調。至少伯宮、從軍、出塞，雖樂府題，實唐人絕句，不涉六朝，然亦前無六朝矣。

　　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

　　（絕句）若神韻干云，絕無煙火，深衷隱厚，妙協簫韶，李頎、王昌齡，故是千秋絕調。

　　摩詰五言絕，窮幽極玄；少伯七言絕，超凡入圣，俱神品也。

　　李作故極自然，王亦和婉中渾成，盡謝爐錘之跡。王作故極自在，李亦飄翔中閑雅，絕無叫噪之風。

　　《詩藪》有明萬歷十八年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最早，惜為殘本，僅內編古體3卷，外編周漢、六朝、唐上3卷，現藏上海圖書館。日本貞享3年重刊明刊本，較全，現藏南京圖書館本；清末廣雅書局刊本為通行本，但非足本，缺外編宋、元2卷與續編，亦多訛誤；《海山仙館》從書本（有開明書局重刊版）。

　　今有：《詩藪》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005年版；《詩藪》中華書局1962年版；《詩藪》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版；

44、《唐音癸籖》

　　明代詩話集，32卷，胡震亨撰。胡震亨（1569～1645），明文學家。字孝轅，號遯叟、赤城山人，浙江海鹽人。萬歷舉人，由固城縣教諭，歷官兵部員外郎。家多藏書，長于搜集詩文資料。所輯《唐音統簽》，搜羅豐富，為清代纂修《全唐詩》之藍本。所著有《赤城山人稿》等。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中舉，后為合肥知縣。在任5年，大興水利，改革官糧運輸，頗多善政。吏治之余，留意于兵書，曾與劉鋌研討兵事，劉鋌心服其才。崇禎末年，歷任定州知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乞歸居家。一生嗜書如命，日夕不倦研讀，凡秘冊僻本、舊典佚事、錯差模糊不可卒讀者，亦均研讀補正，時人稱之為博物君子。著作有《海鹽縣圖經》16卷（合纂）、《讀書雜記》2卷、《唐音統簽》1033卷、《閏余》64卷以及《唐詩叢談》、《續文選》、《靖康咨鑒錄》、《赤誠山人稿》、《海鹽圖經》等。

　　《唐音癸籖》是《唐音統簽》最后一類。《唐音統簽》是胡震亨傾畢生精力編撰而成的巨卷，共有1033卷，該書以天干為紀，共分10簽，甲至壬簽輯錄唐詩，間加評論；癸簽33卷則是其研究唐詩心得的結晶，體大思精，內容廣博。為清修《全唐詩》藍本，自《甲簽》至《壬簽》，按時代先后輯錄所見唐、五代人全部詩篇以及詞曲、歌謠、諺語、酒令、占辭等？《唐音癸簽》為詩話集，輯錄有關唐詩的研究資料，共有33卷，分為七目：一體凡，論詩體；二法微，論格律及字句聲調；三評匯，集諸家之評；四樂通，論樂府；五詁箋，訓釋名物典故；六談叢，錄自己有關唐詩之筆記；七集錄，首錄唐集卷數，次唐詩總集，次詩話及考辨李杜集中偽作與注釋？資料豐富，論斷精到，于唐詩研究頗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書對唐詩的源委與變革、體制的形成、風格的高下、作家的短長和一切知人論世的材料，常用詞匯的解釋和考訂，卷一一寫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囂聲也。”又稱“海唑”為“海吼”，較早記錄了海嘯。

　　唐詩別集、總集、金石著錄以及唐詩評論的綜合目錄等皆有所交代。

　　1、胡震亨認為文學的盛衰與政治、政局的休戚相關，是一種相互平衡的關系。看待這種觀點應一分為二。正確處：胡震亨認為盛唐、中唐同為唐朝詩歌的繁榮期的觀點超越了嚴羽和高棅標榜盛唐貶低中晚唐的觀點，具有進步意義。

　　2、胡震亨認為中國文論之“興”的本質在于物對心的觸發感通。他認為：“大抵詩之作也，興，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然初無意于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適然觸于我，我之意適然感乎是物是事，觸先焉，而是詩出焉，我何與哉？天也，斯之謂興。”明確揭示了感興的內涵。感興”是作為一個貫穿始終的文論范疇存在于中國文論史上的。它的基本內涵是頗為清楚的，而在長期的流變中亦充填了新的意蘊。

　　4、中國詩歌最臻完美的詩體七律，明人胡震亨曾做如下評價：“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貫珠，言如合璧。

　　5、胡震亨認為，“歌”是曲的總稱，“行”是“衍其事而歌之”，是一種具有鋪敘記事性質的歌辭。其音節、格律一般比較自由，形式都采用五言、七言、雜言的古體，富于變化。

　　《唐音癸簽》有清康熙年間雙與刻本，《海山仙館》從書本，古今圖書集成初編本等。

　　今有：《唐音癸簽》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唐音癸簽》中華書局1959年版；《唐音癸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5、《姜齋詩話》

　　清代詩話，王夫之撰。王夫之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船山遺書姜齋詩文集》。

　　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合稱“清初三大儒”。他的作品有經后人整理收入《船山遺書》，詩的創作有《姜齋詩集》傳世。古詩選本有《古詩評選》、《唐詩評選》和《明詩評選》等書。至於詩話，后人則將《師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合編而成《姜齋詩話》。

　　《姜齋詩話》是王夫之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有著極為豐富的思想內容與理論價值。文章從藝術形象、藝術真實、藝術創作、藝術鑒賞等四個方面概括船山詩論的理論內涵，指出其藝術理論的歷史功績與現實意義。

　　王夫之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及現實性，以繼承《詩經》的“興、觀、群、怨”為旨歸；以創作必須有作者生活經歷為基礎。他的論著《姜齋詩話》3卷，包括《詩譯》、《夕堂永日緒論內編、外編》和《南窗漫記》。他認為：“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姜齋詩話》《姜齋詩話》）他強調詩歌必須重情重意，情景交融，認為“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同前）。他認為文學創作，人各有特色，不能強立“門庭”，強立“死法”，黨同伐異，趨于模擬。他說：“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為大家，為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因此，對明代前、后七子和竟陵派的批評尤其激烈。這些對于清代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

　　卷上談詩歌鑒賞：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

　　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影靜千官里”，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閑語耳。

　　論詩作法：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颣；儲光義、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句非不鏈，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詩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云”、“永和三日蕩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其免于滯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里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苶無生氣，似欲匆匆結煞。

　　今有：《四溟詩話姜齋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姜齋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63年版，1999年版；《姜齋詩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歷代詩話續編》本，1959年版；中華書局1983年版。

46、《靜志居詩話》

　　清代關于明代詩歌的傳記評論，24卷，朱彝尊撰。朱彝尊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三）詞曲別集《曝書亭詞》。

　　晚年選刊<明詩綜>一百卷，書中別附“詩話”，得嘉慶時人扶荔山房姚祖恩整理成24卷〈靜志居詩話〉扶荔山房刊本《靜志居詩話》共二十四卷。宗潢、宮掖、樂章屬卷一，明諸臣傳分列其后二十一卷，最末二卷記閨門、僧尼、道流、藩服、神鬼、謠諺等。

　　據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載：“（康熙）四十一年（1703），（彝尊）七十四歲，輯《明詩綜》，開雕于吳門白蓮涇之慧慶寺。至是定名曰綜，以《靜志居詩話》附焉”。越二年，全書雕刻竣工。彝尊肆力著刊此書時已年屆古稀，其編撰目的為何？康熙四十二年（1704），彝尊作序云：合洪武迄崇禎詩甄綜之。間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竊取國史之義，俾晚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是序表明該書的編撰體例是“竊取國史之義”;換言之，即彝尊仿效正史長編的寫作方式，將帝后、宗潢、大夫、百姓等異人異傳排列，并廣搜前明封疆大吏、士大夫、在野遺民等事跡與詩存，后“甄綜”成是書。如此大費周章地甄引別裁，序末一句吐露出彝尊正是懷揣俟后人可以“明夫得失”的目的選編《明詩綜》的。但是“詩”終非“史”，“詩”怎么可能具有像“史”一樣資以通鑒的功效呢？彝尊雖道：“死封疆大臣，亡國之大夫，黨錮之士，暨遺民之在野者，概著于錄“，但對于那些身仕二朝、折節降清的士大夫與遺民則是一概不取。這種特殊的編撰體例和著錄標準，與記其人、“述其事”的“間綴”其后的《詩話》微顯出朱彝尊“明夫得失”的“史義”，也隱喻其幽索隱邃的“微言大義”。清初“《明史》案”名噪一時，清廷羅織罪名，捕殺異己，文網嚴布。彝尊以身犯難，借“甄綜”明詩，私修“國史”，其心良苦也。而于《詩話》中所蘊家國情絲、政治抱負的微旨更是隱隱可覿。

　　尊確也在《詩話》中有所表達。如《詩話》卷十八《譚梅清傳》錄有譚梅清上“十事不納言”與“三大禮疏”，彝尊謂此事“實錄不書，野史失載，故節錄之”。又，卷十九《黃翼圣傳》載黃氏守新都城，破張獻忠軍一事，亦因“長編野史俱不載”，故錄之。彝尊于收錄詩話之外，更穿插前朝掌故，如卷一《宮掖·司彩王氏傳》詳錄歷朝女官后宮設置之流變與明朝之設。卷十九《姜采傳》備述前明設廠衛，立“廷杖”的由來。是舉皆有史家考鏡源流的修史風范。

　　《詩話》更有明莊烈帝的專篇。《詩話》謂崇禎為“寇陷京師”而“殉社稷”，隱諱了崇禎確是囿于內憂外患的兩難境地而亡的事實。言及“外患”系時禁，但彝尊仍借堂皇清詔“既慷慨以捐軀，亦從容以就義”表露出自己稱譽崇禎的真實感情。彝尊如是“欲蓋彌彰”的史筆表露出隱喻的家國之思，后人不可不察。

　　其二，彝尊搜錄明人有身歷兩朝者，以守節、殉節錄之，“貳臣”、折節者概不取，其中不乏有名的抗清志士與誓死不仕二朝的明臣，多集于最末三卷。彝尊在行傳時雖諱言清軍入主中原的史實，但對諸臣英勇抗清的事跡都給予相當高的褒譽。如，為彭期生、劉同升、楊廷麟、黎遂球、陳邦彥等立傳。前四子俱為清軍南下，守贛州死。陳邦彥兵保清遠城死。彝尊贊謂陳邦彥“殺身以成仁”，備述彭期生力保孤城，血灑疆場的史跡，并考證劉同升就義的史實，且錄有楊、黎二人的言志詩數首，詩中借諸葛武侯、徐福東渡等的典故抒發二子驅逐清軍，匡復社稷的豪邁壯志。更兼立傳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等反清志士。所錄陳、夏之詩雖非二人的代表作，但詩中仍隱約有反清復明的志向，而彝尊更以文天祥喻張煌言，對煌言于沿海抗清的事跡及被俘不屈的節義氣概相當敬佩。更言及清廷的“眼中釘”袁崇煥，這是修明史之大忌。彝尊雖不敢為袁氏立獨傳，卻將袁氏斬毛文龍，勤王京城，被誣處斬的史實一一備錄于《錢龍錫傳》內。傳末附言：“崇煥之死，詳載本朝（按：清朝）《實錄》，操史筆者，不可不知。”言辭懇切，彝尊身處清初文網嚴密之際，仍以身犯禁，執意為“反臣”傳言立傳，著實令人為其捏一把汗。是舉若非借“補軼史乘”，言“正史”所不言，別錄自己表彰忠烈，對故明亡國追思的心聲，實難以理解。又如，《詩話》錄誓死不仕的劉承宗與絕食殉明的劉宗周。卷二十《劉承宗傳》贊謂承宗。

　　其次，繼承“復社”等東南文社“學以致用”、學風，對明人孤陋寡聞、因循守舊，不思廣收博取的習氣批判，《詩話》卷八《莊泉傳》云：“自堯夫（邵雍字）《擊壤》而后，講學毋復言《詩》，言《詩》輒祖堯夫，遂若理學風雅不并立者。然一峰（羅倫字）、康齋（吳與弼字）、白沙（陳獻章字）、定山（莊泉字），咸本《擊壤》，而定山尤甚。所謂“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等句，不一而足。以為是詩，其去張打油、胡釘鉸無幾矣。甘泉（湛若水字）從而輯之，以詔學者，謂非此則與道學遠也。然而打油、釘鉸反為近道之言，而《詩》三百篇，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勿錄也。竊為理學諸先生不取也”明代理學家自陳獻章、莊泉至湛若水，固守宋儒迂論，高談闊論“道學”，卻鬧出打油詩反比《詩三百》更近“道學”的丑劇。這種辛辣的譏評透露出彝尊對晚明空疏學風的不屑，同時反證了他本人崇尚實學的治學風格。

　　《靜志居詩話》最早嘉慶年間姚祖恩整理刊刻扶荔山房刊本；通行本有文瑞樓1913石印本。

　　今有：《曝書亭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靜志居詩話》，姚祖恩黃君坦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7、《漁洋詩話》

　　清代詩話，王士禎撰。王士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帶經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

　　《漁洋詩話》初輯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四十七年（1708）再作增補，編為三卷，授門人黃叔琳梓于京師。是書多記友朋論詩之語。漁洋一生服官四十余年，仕宦南北，從游甚眾，故一時名士，盡入轂中。涉筆成趣，頗類《世說》；名言雋語，為人擊賞。漁洋論詩，標舉神韻，《漁洋詩話》雖不重理論，而議論引述亦可略見其論詩宗旨。《四庫提要》稱述是書“清詞佳句，采掇頗精，亦足資后學之觸發，故于近人詩話之中，終為翹楚焉”。稱道王維《息夫人》詩說：“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為高。”（《漁洋詩話》卷上）這“不著判斷一語”，便是所說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意詩有神韻，又表現在描述事物，別有情致，超俗入雅。漁洋曾評論前人詠梅詩的雅、俗，說道：“梅詩無過于坡公‘竹外一枝斜更好’及‘雪后遠林才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亦是俗格；若晚唐‘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直足噴飯。”（《漁洋詩話》卷上）這雅、俗之別，關鍵便在于韻味情致的差異。坡公詠梅詩句所以好，正在于不落俗套；于于高季迪的詠梅詩句，就不免匠氣了。司空圖論詩，作比喻說：醯，止于酸；鹽，止于咸。醇美之味，在于酸、咸之外。（語意見司空圖《司空表圣文集·與李生論詩書》）漁洋論詩所謂“神韻”，正是要求這種味外之味，言有盡而意無窮。他曾引宋姜白石詩論道：“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漁洋詩話》卷上）

　　王漁洋并很重視民間無名詩人和他們的著作，把所見所聞都隨筆記了下來。這從《漁洋詩話》中可見。所記的人物，遍及各行各業，有木工、衣工、擔者、鉏者、和尚、道士、閨閣婦女，甚至乞丐等。他們有一言可采，一篇之勝，都予以表揚。因此很多人的作品，在當時得到流傳，而且保存了下來。

　　王漁洋所列舉的前人關于“神韻”詩的論述云：“信手舉來，無非妙諦，與世尊拈花微笑同一關捩，此公之所以為風雅正宗也。”當然，史蒙溪對《漁洋詩話》一書中的錯訛也多有指摘。如指出“帆隨南岳轉，雁背碧湘飛”一句是屈大均的詩句，王漁洋誤記為陳恭尹的詩句；“不見庵中僧，微雨潭上來”本是岑參詩句，王漁洋誤記為清人王征遠的詩句。《漁洋詩話》乃王漁洋晚年著述，記事間有舛誤，故《四庫提要》指出此書“疏于考證”。史蒙溪的評語糾正了王漁洋的一些失誤，避免了以訛傳訛，為后世讀者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寒齋所存史蒙溪評點本《漁洋詩話》，線裝二冊，系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會文堂書店影印本。史蒙溪，即史承豫（1710～1744），字衎存，號蒙溪，江蘇荊溪（今宜興）人。諸生。著有《蒼雪齋詩文集》、《蒼雪隨筆》、《蒙溪詩話》、《碧云亭雜劇》等。史承豫與其兄史承謙并擅詞名，稱“宜興二史”。（見嚴迪昌《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第2版第3次印刷本，第412頁）史承豫號“蒙溪”，文會堂書店影印本的扉頁卻印成了“夢溪”。《漁洋詩話》最早的版本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黃叔琳刻本，史蒙溪所評點的《漁洋詩話》，是雍正三年（1725）海鹽俞兆晟重印本。

　　《漁洋詩話》有：雍正寫刻本《漁洋詩話》上中下三卷。通行本有1912年昌明書局石印本《漁洋詩話》上下卷，全一冊；掃葉山房石印本，叢書集成續編本。

　　今有：《漁洋詩話》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1936年版；《漁洋詩話》上海書店影印叢書集成續編本，199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99年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版。

48、《師友詩傳錄》

　　清代詩話，一卷，郎廷槐撰。另有《師友詩傳續錄》一卷，劉大勤編。

　　《師友詩傳錄》，國朝郎廷槐編。《續錄》，國朝劉大勤編。二人皆學詩於新城王士禎，各述其師說，以成其書。以郎錄在前，故劉錄稱續焉。郎錄雖以士禎為主，而亦兼質於平原張篤慶、鄒平張實居，故每一問而三答。其稱歷友者，篤慶之號。稱蕭亭者，實居之號也。篤慶於士禎為中表，所著有《昆侖山房集》。實居於士禎為婦兄，所著有《蕭亭詩集》。士禎皆嘗論次之。故三人所答，或共明一義，或各明一義，然大旨皆不甚相遠。中間如篤慶“答古詩十九首”一條，歷引《玉臺新詠》、《文心雕龍》，證為枚乘所作，而力駁“游戲宛洛詞兼東京”之說。然考鍾嶸《詩品》，稱“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嶸與劉勰同時，而稍在徐陵前，其說必有所受，似未可盡懸斷為西京之作。篤慶又稱《文選》以十九首為二十，蓋分“燕趙多佳人”以下自為一章。不知此明張鳳翼之《文選纂注》，李善及五臣舊本均不若是。（嚴羽《詩話》稱《玉臺新詠》以“越鳥巢南枝”以下另為一首。則析一為二乃徐陵，非蕭統。然宋本《玉臺新詠》實不另為一首，未審羽何以云然。謹附識於此。）篤慶誤也。士禎答樂府一條，稱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為證。然樂府始漢武帝，史有明文，漢初實無是名。篤慶又稱樂府主紀功，古詩主言情，實居又稱樂府之異於古詩者，往往敘事。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絕，又其不同也。不知郊祀鐃歌之類，倚聲制詞之樂府也，與詩稍別。清商平調之類，采詩入律之樂府也，其初本皆古詩。故“孔雀東南飛”，樂府雜曲歌詞也，而本題曰《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其序曰：“時人傷之，為詩云爾。”《紫騮馬》，樂府橫吹曲詞也，而吳均《樂府解題》曰：“‘十五從軍征’以下，古詩也。”其說甚明，不必以後世之法，遽區分其本始。至《君子行》為言理之作，《怨歌行》乃緣情之什，亦何嘗專敘事乎？又士禎答稱七言換韻始於陳、隋。案吳均、費昶之《行路難》，蕭子顯之《燕歌行》，皆已排偶換韻，啟初唐四杰之體，安得云始之陳、隋耶？劉錄所載皆士禎語。如所答“大勤問截句”一條，稱截句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又稱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從是矣。然何不云漢人已有絕句，在律詩之前，非先有律詩，截為絕句，不尤明白乎？（古絕句四章，載《玉臺新詠》第十卷之首。）又答唐人省試排律本止六韻而止，不知《玄元皇帝應見詩》未嘗不至八韻，《詠青詩》未嘗不四韻，《文苑英華》可以覆案。又稱至杜始為長律，元、白又蔓延至百韻。不知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詩》正一百韻，杜集亦可覆案也。至“辨桃無綠葉，認杏有青枝”，乃石延年詩，而云晚唐作。《詩苑類格》之李淑乃宋仁宗時人，而云唐李淑。（案以李淑為唐人乃沿詩家禁臠之誤。）引證偶誤，又其小焉者矣。蓋新城詩派，以盛唐為宗，而不甚考究漢、魏、六朝。以神韻為主，而不甚考究體制。故持論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談詩宗旨，具見於斯。較諸家詩話所見，終為親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郎錄中士禎之語或鈔出別行，名“漁洋定論”，劉錄亦有本別行，名《古夫于亭詩問》。實皆一書。今附存其名，不別著錄焉。

　　《師友詩傳錄》通行本有：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今有：《師友詩傳錄》，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1936年版。

49、《原詩》

　　中國文藝理論史上繼《文心雕龍》后最具邏輯性和系統性的一部理論專著。南宋葉燮著葉燮（1627～1703）清代詩論家。字星期，號己畦。嘉興（今屬浙江）人。因晚年定居江蘇吳江之橫山，世稱橫山先生。康熙九年（1670）進士，選為寶應知縣。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職，后縱游海內名勝，寓佛寺中誦經撰述。主要著作為詩論專著《原詩》，此外尚有講星土之學的《江南星野辨》和詩文集《己畦集》。葉燮的詩論對沈德潛、薛雪有一定影響，但沈、薛均未能進一步發揮葉燮的進步觀點，沈德潛則反而發展了葉燮的落后觀點，實際上已另立宗旨，別為一派。

　　葉燮的《原詩》被認為是繼《文心雕龍》之后，我國文藝理論史上最具邏輯性和系統性的一部理論專著。四卷（分內、外篇，又各分上、下），論述了詩歌的本質、源流及創作、批評諸問題，具有理論性、系統性、全面性，超出一般的詩話詩論。

　　《原詩》分內外兩篇，每篇分上下兩卷，共4卷。內篇為詩歌原理，其中上卷論詩的發展，下卷論詩的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論工拙美惡。關于詩的發展，葉燮主張文學的進化；關于詩的創作，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膽、識、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他繼承宋人呂本中的活法論，以死法為“定位”，以活法為“虛名”。關于詩的批評，他重質輕文，強調“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其詩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以及辯證法思想。在總結歷史經驗、幫助正統文學繼續延展方面頗多可取見解。《原詩》以理論的創造性和系統性居于清代眾多詩論專著之上。在這部書中，葉燮將以往詩話單純從“詩教”“詩法”角度研究詩歌的模式提升到審美的層次，因而它既是一部詩學論著，又是一部美學論著。論文的序論部分論述葉燮的家學淵源、生活經歷對葉燮思想的影響，并通過對明末清初文壇現狀的研究，考證葉燮寫作《原詩》的緣起。正文部分共分為四章，分別論述葉燮對詩歌創作主體、詩歌創作客體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看法、以流變為中心的詩歌批評論、《原詩》的歷史貢獻四個大問題。第一章論述詩歌創作的客體“理、事、情”。在進入審美領域之后，自然之“理”、“事”、“情”統合于詩人個體之“情”。對于審美客體的“理”“事”“情”，葉燮作了規定：即“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并要求審美主體“幽渺以為理”、“想象以為事”、“倘恍以為情”，強調審美意象在審美過程中的重要性，并突出審美主體的主體創造力。第二章論述詩歌創作主體所具備的四種素質：才、膽、識、力。葉燮認為詩歌的基礎在于創作主體之“胸襟”。“胸襟”包含和統帥著才、膽、識、力四種素質，同時這四種素質。

　　今有：《原詩》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原詩》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1995年版；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

50、《聲調譜》

　　清代詩歌聲律著作。1卷，趙執信撰。趙執信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飴山堂集》。

　　此書主要稽考五、七言詩各種詩體平仄規律，旨在辨析古體、齊梁體、律體在平仄聲調上的區別以及律體的變格。方法是按不同詩體及同一詩體的不同格式，從唐詩中舉出例證，于關鍵處標出平仄，略加說明。重點指出一般古體詩不得雜以律句，律詩有不合標準格式者需平仄相救（即“拗救”），齊梁體則處于古、律之間，兼而有之，書分《前譜》、《后譜》、《續譜》者，因起初所舉體格未備，故有增補，非內容的劃分。此書在古代詩歌聲調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關于律詩平仄的標準格式，唐人多已論及，至于各種詩體在聲調上的區別以及律詩的各種變格，在唐代屬自然形成而少有理論上的探究。自宋迄元相承無改而未曾留意。明人注重格調，曾留意于此，卻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清人馮班、王士□等對此有所探討，但未成明晰之論。趙執信此書，分析比較全面明確。但也有人認為，此書若干內容竊自王士禎的書。按此書缺點是對聲調規則看得太死，未免強作解事，流于煩瑣。此書之后，對聲調的研究形成風氣，辨證、補遺、闡釋者很多，如翟□《聲調譜拾遺》、鄭先撲《聲調譜闡說》等都有發展。

　　《聲調譜》各種版本書名及卷數不盡相同，內容無大差異。如《天壤閣叢書》本、德州盧氏雅雨堂刻本名《聲調前譜》，附《后譜》、《續譜》，各1卷，共3卷；《談藝珠叢》本合《前譜》、《后譜》為1卷，《續譜》1卷，共2卷；其余如《國朝名人著述叢編》本、《清詩話》本等多為1卷。有的版本卷末附《古韻通轉》，《四庫全書總目》疑為其門人所妄增。

　　今有：《聲調譜》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詩話》本，1999年版；《飴山堂集》高時顯吳汝霖輯校，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趙執信集》越蔚芝校點，齊魯書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