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康熙《古文評論》是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文話著作，它強調文章的經世用途，要求文章力求醇雅，符合儒家義理。又注重文體的辨析，要求作文務必得體。而對“雅”的推尊，則下啟“清真雅正”之欽定文章政策。康熙以文章的實用與否作為衡文準則，為駢文贏得了文體地位。其文章學思想為清代文章朝質實、雅潔的道路發展奠定了基調。

　　【關 鍵 詞】康熙；《古文評論》；清代文章學

　　【作者簡介】蔡德龍，1981年生，2007年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碩士學位，2010年于南京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師。

　　康熙作為清代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除了在政治上有杰出作為之外，他本人亦學識淵博，對傳統文章學有著相當的造詣。康熙二十四年，他御選古文總集《古文淵鑒》，并率領徐乾學等臣僚對所選文章逐篇置評。其后大學士張玉書編輯康熙文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時，將《古文淵鑒》中的圣祖御評匯集一處，稱《古文評論》，置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雜著類中。康熙《古文評論》[1]凡十八卷，1391條，始自《左傳》，終于南宋謝枋得《交信錄》。康熙的評論視角雖不一致，間有史論、政論等，但以文論為主，因而這十八卷《古文評論》實為非常重要的清代文話著作，直接反映了康熙的文章學思想。清代是一個極端重視文治的封建社會，統治者非常關注文風建設，常通過帝王訓飭與御選總集的方式來引導文壇創作方向。這部文話因系康熙御制，它所反映的文章思想與理念，無疑會對當時文人起到直接的影響。對《古文評論》進行研究，不僅可以直接窺探康熙本人的文章學思想，更能為貫徹清代的諸多文章理念尋到源頭。

一、文道論

　　康熙帝推崇程朱理學，在其統治期間，程朱理學上升為官方哲學，地位無以復加。清代昭梿《嘯亭雜錄》“崇理學”條稱：

　　仁皇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馀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耆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耆儒。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耆學，風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2]

　　康熙本人對程朱理學有深湛研究，其文章學思想亦受理學影響。《古文評論》源于總集《古文淵鑒》，在《古文淵鑒》之中，康熙御選了大量宋代理學家的文章：卷四十六收錄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楊時、范育的文章，卷六十二錄有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的作品，卷六十三收錄真德秀、蔡沈文章。而朱熹既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本人又長于為文，故其文章尤為康熙所重，在《古文淵鑒》之中，選錄朱熹文章有三卷之多，超過了唐宋古文大家韓愈和蘇軾，成為全書入選文章最多的一家。

　　在文道觀上，朱熹認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3]。康熙繼承了朱熹關于文、道關系的態度，認為文章的思想內容是首要的，形式技巧處于次要地位。他提出《古文淵鑒》選文的首條標準便是“可以鼓吹六經者”[4]。早在康熙十二年，他便說過：“文章以發揮義理、關系世道為貴。”[5]《古文評論》為朱熹《與劉共父書》所下評語稱：“若無意為文，而文之敏妙迥非修辭家所能企及，由其理勝故耳。”便是認為作者理勝則文自然敏妙，且非刻意為文者所能企及。北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在《答吳充秀才書》中也曾有過相似言論：“圣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歐陽修所說的“道勝”，除了指在思想上提升儒學修養外，還指向對客觀世界規律的認知與把握[6]。康熙則將歐陽修所說的“道”改為“理”，將“道”的涵義確定在理學范疇，其指向更為明確，也更為醇正。需要說明的是，康熙對理學的推重，完全是為其統治所服務，他曾說：“朕平日讀書窮理，總是要講求治道，見諸實行，不徒空言。”[7]他以經世立政為本，凡事強調實用，對一些空談理學家，便斥之為“偽道學”。他在文道論上要求文章醇正，思想主旨符合儒家義理，也是從文章有益教化、穩定統治的功用角度而言。他評朱熹《靜江府學記》云：“切要不浮，有資教化。”便是從此處置評。基于此，康熙更為偏愛符合儒家義理規范的《漢書》，而認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的《史記》駁雜不純，他在《漢書·游俠傳序》的評語中說：“立言極其正大，覺史遷之艷稱駁而不純矣。”他常以“醇正”、“純正”、“典正”論文，如評《虔州學記》“論議卻自醇正，文章極其疎古”，評《帝范后序》“意既切至，文復典正純雅”，皆是從道的角度予以置評。

　　康熙之前，順治帝作為清朝入關之后的第一位皇帝，已經開始注意文章的教化之功[8]，但“無論是個人的‘儒雅’修養，還是修舉文教的力度，順治帝尚不如康熙帝”[9]。康熙之時，平定三藩，統一臺灣，統治更趨穩定，得以將更多精力投向文治[10]。他以理學作為官方哲學，強調文章符合儒家義理，有益教化，為其后的官方文章政策奠定了基調。雍正、乾隆時期提出文必“清真雅正”的圣諭，即是從康熙文論發展而來。康熙在要求士子學習程朱理學之時，也對他們提出勤習文章的要求，曾說：“道學者，圣賢相傳之理，讀書人固當加意；然詩文亦不可廢；或有務取道學之名，不留心于詩文者，此皆欺人耳。”[11]后來桐城派方苞倡言“義法”，提出“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12]，將韓歐文統與程朱道統結合起來，追根溯源，也是發源于康熙的文道觀。

二、文體論

　　（一）得體論

　　康熙論文，強調“得體”，即認為每一種文體，皆有其自身的特征，行文應當把握文體特征，做到“得體”。而王言臣語，因其涉及朝政，尤重得體。劉勰《文心雕龍·詔策》曾對不同詔令，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康熙身為帝王，對于詔令等朝政文體的得體自然非常重視，他在《古文評論》中通過對文章的具體評點，申發了《文心雕龍》的相關論說。康熙認為，文章得體，首在簡潔。他評宋太祖《治河詔》：“簡要極有體裁。”有體裁即是“得體”之謂。他強調應用文體的簡潔，也是從其實用文章觀出發，簡潔之文便于敘說事情，提高辦事效率，他曾說：

　　文章貴于簡當，即施日用如章奏之類亦須詳要。明朝典故，朕所悉知。如奏疏多用排偶蕪詞，甚或一二千言，每日積至滿案，人主詎能盡覽，勢必委之中官。中官復委于門客及名下人。此輩何知文義，訛舛必多，遂奸弊叢生，事權旁落，此皆文字冗穢以至此極也。[13]

　　作為滿清入關之后的第二代帝王，面對尚未全面統一的政治局勢，康熙深懷憂患意識，他將奏疏繁縟作為前代滅亡的教訓予以吸取，故而大力倡導應用文章的簡潔，并由此推及于其他文體。康熙時人王之績在文話著作《鐵立文起》中云：“人臣進言，自有定體。昔韓文氏云：‘毋文，文弗省也；毋多，多弗竟也。’最為要語。”[14]王氏也是將簡潔作為臣工上書的定體，符合便為得體。簡潔之外，作為朝廷應用文章，典雅莊重亦是文章“得體”的必備條件，康熙評《王伯恭轉官制》曰：“莊重得體制。”便是從此著眼。康熙深于治道，他將治理國家、處理政事時的思維、理論移之于對詔令制表的評論，其文章學與政治學水乳交融。針對詔令的不同內容，康熙提出不同的“得體”要求。他評鄒浩《王資深等并除監察御史制》云：“申勉得體，斯為綸言。”此篇制文是關于人事任命的，文章對即將赴任的官員提出了殷切期望，故而康熙以“得體”贊之。又如其評《蝗災罪已詔》：“遇災引咎，深自謙抑，得詔令之體。”他站在帝王的角度，深悉在大災之后，罪己詔對于安撫民心的作用，故而贊其得體。民族問題是清代重要的政治問題，康熙時期，清政府要處理對漠南、漠北蒙古，及西藏、新疆等眾多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問題[15]，故而康熙《古文評論》中特別重視對少數民族政權詔書的“得體”問題，無疑也是與其政治經驗相關。在康熙看來，對于周邊及藩屬政權的詔令，文辭不可過于苛嚴，做到“恩義兼至”，才能“得詔諭之體”[16]。他評王珪《戒諭夏國主詔》云：“辭不過嚴而簡潔。”評《賜回鶻可汗書》云：“溫言撫慰，而開諭曉晰，深得布告諸蕃之體。”評《乞優答北匈奴奏》：“示以坦白，得駕馭外藩之體。”“溫言撫慰”、“示以坦白”，這既是他“駕馭外藩”的帝王之術，也是對相關文體做到“得體”的具體要求。

　　（二）辨體論

　　自元代以來，文論家對各種文體的辨析愈來愈細致，辨體之風越元、明兩代，至清而不衰。康熙身處清初，對前朝辨體理論自不陌生。在二十四年《諭吏部》的圣旨中，他要求翰林院諸官“諳練體裁，洞晰今古”，并將“文理荒疎，未嫻體式，難勝厥任”的周之麟等人，予以處分[17]。康熙對各種文體特征的把握可謂細致入微，《古文評論》之中，多有從辨體角度所作的評語。他評《國策·楚策·莊辛論幸臣》曰：“文近于賦，瑰麗可觀。”縱橫家言鋪張揚厲，與后世賦作有相似之處。作為文體的賦未必便是徑由縱橫家言發展而來，但在文體發生演變過程中，多少應受到縱橫家言影響。《莊辛論幸臣》一文鋪陳排比、氣勢恢宏，多用隱語，文辭華麗，與漢賦頗多類似之處，康熙謂其文體近賦，可謂卓識。受康熙評論的影響，其后桐城派古文大師姚鼐在所編古文總集《古文辭類纂》中，便將此文以“莊辛說襄王”之名，收入“辭賦類”之中。又如康熙評秦觀《集策序》云：“此仿佛敘傳體，而措詞甚有古奧之致。”秦觀此文仿《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寫法，備述創作之意。康熙稱其“仿佛敘傳體”，當是指其效法《太史公自序》而來，實為有識之見。

　　在古典文章的發展史上，歷代文章大都有其明顯異于他代的文體風格，是為此一階段的主體文風[18]，康熙善于把握文體風格變化的大勢，對歷代文風多有精到的點評。總體來說，漢文渾厚淵懿，質樸無華，尤以賈誼、董仲舒之策對為典型，康熙對此有深刻把握。但除了歷來稱頌的賈、董之文，他還注意到與賈誼同時的賈山，高度評價其《至言》曰：“文氣排蕩，思致遙深，既脫戰國策士捭闔之習，已開西京賈董渾茂之風。”賈山為漢文帝時人，與賈誼大致同時，具體孰先孰后，難以確考，但康熙注意到在西漢文風由戰國策士遺風轉向敦樸渾厚之際，賈山所處的獨特地位，實為有識。這也是他基于對秦漢文章風格大勢的整體把握之上，所作出的結論。

　　歷代的文體風格演變，前后代之間往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康熙注重對文體風格的淵源辨析，他既善于從前代尚不顯的文章中發現其對后代文風的實際影響，也能為后世某種文風找到前代的開風氣者。如對漢元帝《罷初陵縣邑詔》的評語為：“漢文最為沉郁，此獨以華贍出之，已開唐人風氣。”這里他既將漢代文章的整體風格斷為沉郁，又認為此文華麗富瞻，已經開啟唐文之風。又如他評《樂毅去燕適趙》云：“《毅報惠王書》，雖急于自明，其情志悱惻，文辭深婉，固書牘之祖也。”書牘一體在春秋戰國時已經產生萌芽，《左傳》中便收錄了《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子產與范選子書》[19]等，但這些書牘所記多關乎國事，褚斌杰先生便指出：“從這些書牘的內容和寫作目的來看，與后世一般所稱的書牘文，有很大不同；從傳遞信息的角度看，它們有書信的性質，但從內容和功用上說，它們實際上是外交辭令的書面化，或略等于列國之間交往的‘國書’。”[20]由于這些書牘只是變相的奏議，所以與后世的書牘不同。后世尺牘主要是用于個人情感、信息的交流。《樂毅報惠王書》雖然也是上報君王之書，但因其中融入樂毅個人情感，并敘個人命運，已與后世書牘有相通之處。康熙稱之“情志悱惻，文辭深婉，固書牘之祖也”，正是看到了它擁有了作者主觀情感，在從公牘向書信發展的進程中，前進了一大步，故稱之為“書牘之祖”，這樣的識見，是需要對書牘文體特征的精確把握，才能做出的。

　　（三）駢文觀

　　唐宋古文運動以后，文章家均以古文為載道之器，而認為駢文華而不實，流于形式，與道無關，故多對駢文評價極低，以為駢體是文章之弊。延至清初，姜宸英尚認為：“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弊極焉。”[21]這種態度在當時有相當的代表性。在駢散觀上，康熙帝同樣是奉古文為正宗，以為道在于斯。但他對駢文文體本身并無特別的反感，與前人相比，他能破除陳見，對優秀的駢文作品予以稱贊。康熙從其實用文章觀出發，特別重視章表奏議等應用文體，而這種“王言”、“臣語”的文體在兩漢以后直至唐宋，主要采用便于宣讀的駢文形式，因而從文體的實用角度而言，駢文并不亞于甚至超過散體文。康熙論文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駢散，而是以能否起到經世作用，作為評判價值的標準，這實際上已經打破了駢文卑于古文的傳統觀點，客觀上促進了清初駢文文體地位的上升。在《古文評論》之中，康熙所反對的只是駢文浮靡之習，并為駢文空浮繁縟之弊開出藥方：為了避免駢文創作只專注于形式技巧，空洞無物，康熙認為文章應充之以經史，先質而后文，亦即揚雄“詩人之賦麗以則”之謂，在內容上做到言之有物。他評徐陵《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云：“駢偶之文，緯以經史，故麗而有則。”當文章內容充實之后，文辭富麗便成為添錦之花；六朝后期，駢文漸有宮體之風，顯得柔弱無骨，趨于華而不實。對此，康熙提出將駢文形式之美與兩漢風骨健碩之美相結合，在文章風格上指出了提升駢文層次的路向。如其評柳宗元《南府君睢陽廟碑》“以兩漢之健骨，運六代之腴辭”，便是主張將風骨與辭藻結合起來；無論駢散，創作均貴在內容豐實，富于真情實感。但歷史上的駢文作品常常是內容空泛、缺乏感情，駢文家多將精力用于對仗、辭藻、隸事之上，此類駢文，即使在形式技巧上已有很高造詣，終究無法打動人心。針對駢文此弊，康熙提出創作時運之以情，因情生文，不作無病之呻吟。他評常袞《從減征京畿夏麥制》云：“制詞瑩凈，誦之猶能感人。”評唐太宗《賜孝義髙年粟帛詔》云：“敘意屬辭，婉切暢悉，殊覺情文生動。”皆是從情感角度而論。他認為“文生于情，不須賁飾，自然雅健”[22]，只要感情充沛，不需在形式技巧上過于用力，駢文便能自然雅健。當然，能夠做到“深情內藴，麗藻外敷”[23]自然也是成功之作。

　　康熙對駢文的重視，從《古文淵鑒》（《古文評論》）的選文篇目即可見出。他所選定的《古文淵鑒》篇目，并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秦漢古文和唐宋古文，對于駢文盛行的八代之文并不排斥，選錄有八卷之多，對于八代之后的優秀駢文同樣予以關注。在以“古文”為名的總集《古文淵鑒》和文話《古文評論》之中，收錄、評論了數量如此眾多的駢文，這是康熙古文觀的通達之處，也說明他眼中的“古文”，是個廣義的概念，是可以包含優秀駢文在內的，這對當時的古文觀念產生了明顯影響。成書于康熙三十四年，在后來影響極大的選本《古文觀止》，便適量收錄了《北山移文》、《滕王閣序》等駢文作品。其后乾隆帝認為：“駢句固屬文體之病，然若唐之魏鄭公、陸宣公，其文亦多駢句，而辭達理詣，足為世用，則駢又奚病？日月麗乎天，天之文也，百谷草木麗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于形，而謂文可有定形乎哉？顧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24]乾隆認為文無定形，駢與散皆只是文章的形式而已，只要“足為世用”，駢體便無所謂弊病之稱。這種以文體實用與否作為衡文準則，對于駢文較為通達的文體觀，實襲自乃祖康熙。

　　清代駢文創作成就巨大，名家名作紛呈，在駢文史上有中興之譽。其繁榮的成因或有多種，但自清初以來，帝王對駢文的通達態度，無疑為駢文的復興創造了機緣。康熙在《古文評論》中選評文質雙美的駢文作品，本身也有引導駢體創作走向的意圖。他在柳宗元《劍門銘》的評語中說：“不作縈紆之勢，而自然矯拔，錄此以式輕靡之習。”明確指出選評目的即在矯治駢體末流的“輕靡之習”。通過《古文評論》對眾多優秀駢文的點評，康熙也為當時的駢文創作指出了聲情并茂、雅健清新的向上一路。

三、雅論

　　康熙文章學思想中，還非常推崇“雅”的境界。四十一年正月，他在《訓飭士子文》中要求諸生“文章歸于醇雅，毋事浮華”[25]，便是以圣諭的形式，將“醇雅”規定為作文目標。在《古文評論》中，也有多處關于“雅”的評語。如《評選寺監官詔》評語云：“古雅有則，不類浮靡之音。”《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評語云：“雅馴逼古”。康熙所謂的“雅”，有幾個層面的含義，或指文章內容之雅，如評《選髙才生受學詔》“尊經之言，蔚然雅正”，便是從內容符合儒家義理的角度而言；或指文章風格之雅，如評《授鄭覃給事中制》“嫻雅猶存典則”；或指文章詞令之雅，如評《賜魏王愷詔》“辭甚雅令”。在《古文評論》中，對文章許之以“雅”，一般都是綜合以上三個方面而言的。即便是從文辭角度論“雅”，康熙也往往特意強調其文章內容的醇正，以避免單純地以文辭論文，如評《答蕭景先詔》曰：“命意弘長，詞亦近雅。”評《帝范后序》：“意既切至，文復典正純雅。”康熙均是在先肯定文章命意主旨之后，再行評論文辭之雅，這也與他的文道觀一致。這種多層面的“雅”論對同時代人有明顯影響，康熙年間進士張謙宜在其所撰文話《絸齋論文》中說道：“文家意雅為上，調雅次之，聲響雅次之，字句雅又次之。”[26]便與康熙的文章雅論殊有契合。

　　康熙所論的文章之雅又是與文章的繁簡論密切關聯的，在他看來，簡潔是“雅”的先決條件，繁冗之文是不可能做到“雅”的。命意之雅便意味著命意之簡，文辭之雅也意味著文辭之簡。他評程曉《白罷校事疏》：“雅詞健筆，絕無冗蔓。”評論北周武帝《毀露寢諸殿詔》云：“文既莊雅，氣亦淵茂，不事雕琢而渾噩之致見乎尺幅中。”評語均從立意與文辭兩個方面，指出做到“簡”才可能產生“雅”。在立意與文辭上均求簡潔，既是當時官方的文章政策，也是文壇的自覺追求。古文名家魏際瑞在《伯子論文》中云：“文主于意，而意多亂文。”[27]翰林院編修黃與堅《論學三說·文說》云：“文之病不潔也，不獨以字句，若義理叢煩而沓復，不潔之尤也。”[28]皆是對文章簡潔的強調。關于《古文評論》對文章簡潔的推崇，潘務正先生《方苞古文理論與清代翰林院之關系》[29] 一文已有很好的論述，此處無須贅言。不過仍可補充的是，康熙的繁簡論是以意為主的，若文章契合儒家思想，切于情理，即使文章篇幅較長，他也同樣予以贊賞，如評《上時事書》曰：“切于事理，言雖多而不覺其長。”評《漢書·諸侯王表序》：“援引周秦，論列漢世，或詳或略，極錯綜變化之致，纚纚千言，讀之惟恐其盡。”

　　康熙作為最高統治者，他的文章學思想無疑會對當代產生很大的實際影響。除了上述《訓飭士子文》中對諸生文章“醇雅”的訓飭之外，他還將“雅”作為權衡翰林院人才的一個基本標準。二十四年，圣祖對翰林院各官進行考評，測試結果是“徐乾學、韓菼、孫岳頒、歸允肅、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宜加獎勵”[30]，“文章古雅”便是徐乾學等勝出的重要原因。二十九年五月初一日，他在賜三朝國史館總裁大學士伊桑阿等《諭》中，對修撰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國史的史臣所作總的要求是：“薈萃瑯函，博搜掌故，折衷至當，裁訂成書，毋尚浮夸而乖情實，毋狥偏見而失公平，毋過質略而意不周該，毋務鋪張而詞多繁縟，務期事歸確核，文極雅馴。”其文章角度的要求也是“雅馴”。

　　康熙所推重的“雅”文，以西漢文章為典型，他評《史記·儒林列傳序》為“詮次井然詳雅”，稱劉向《條災異封事》“辨而裁，雅而贍，淵然經術之氣，不徒以侃正見長”，對于后世具有“雅”之品質的文章，康熙常以漢文許之，稱曾鞏《王制（天子支子）》：“典雅可以方軌西漢。”評晉武帝《籍田詔》：“溫潤古雅，有漢代遺風。”西漢文章多本經史，純樸典雅，少俳偶雕琢，故被康熙看做雅之典范。康熙對西漢文章的總體評價，也影響到同時代學者。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張謙宜云：“文必以西漢為宗。其去古未遠，風氣尚厚，無后來纖巧繚繞之態，琱鏤濃艷之習，追大雅而存太素，于是在焉。”[31]康熙進士、翰林院編修楊繩武也說：“史本于經。子長、孟堅，史家開山，實為千古文章大宗，故古人論文以西漢為最。”[32]張、楊二人與康熙同時，又皆曾及第，其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應受到康熙影響。

　　康熙的“雅”論對清代文章學更為重要的影響在于，使得“雅”開始成為貫穿清代的持續穩定的文章政策，逐漸成為清代文章學的一個關鍵詞。在康熙之前，著名學者方以智曾于文話著作《文章薪火》中提出“雅馴”之說。方以智在分析唐宋八大家諸家特點之后，得出結論：“八家大同小異，要歸雅馴。”[33]但其說過簡，實際影響不大。至康熙時，開始在御選古文總集和文話中大力宣揚“雅”論，同時利用圣諭的形式進行強制推廣，極大地促進了“雅”論思想在當時士子中的流播。康熙之后，“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淸真雅正，理法兼備。乾隆三年，復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料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清真雅正，以為多士程序。”[34]雍正在乃父文章“雅論”的基礎之上，首次對行文明確提出“清真雅正”的要求，其后乾隆又多次重申，遂使“清真雅正”成為清廷穩定的文章政策。

　　清初諸帝，皆重視對文風的引導與規范。自康熙帝開始尊雅，至雍正、乾隆，最終確定“清真雅正”的欽定文章政策地位。“清真雅正”因是雍正以后科舉衡文的標準，故對士子影響尤大，桐城文派亦高舉此旗，影響之大，可見一斑。細究“清真雅正”的理論源頭，不能不回到康熙。

　　概而言之，由于帝王的特殊身份，康熙的文章學思想以實用的文章觀為主，強調文章的經世用途[35]。在此總的文章觀主導之下，他所關注的文體，主要是在朝政中實用的詔書、奏議類應用文體，并能準確把握諸種文體的特質。他強調文章必須醇雅，符合儒家義理，下啟雍、乾以后“清真雅正”的欽定文章政策。他以文章的實用與否作為衡文準則，認為駢文也可起到經世之用，為清代駢文的復興創造了必要的環境。總之，作為清初一位非常重視文風建設的帝王，康熙為整個清代文章朝質實、雅潔的道路上發展奠定了基調。

注釋：

[1]本文所用《古文評論》為《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

[2]昭梿：《嘯亭雜錄》卷一，第6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3]《朱子語類·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第225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康熙：《古文淵鑒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康熙起居注》，第115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6]參見祝尚書先生《重論歐陽修的文道觀》，《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

[7]《圣祖仁皇帝圣訓》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順治十二年三月壬子諭禮部云：“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見《世祖章皇帝圣訓》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參見曹虹先生《帝王訓飭與文統理念——清代文學生態研究之一》一文，《古典文獻研究》第10輯，第90頁，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

[10]康熙十六年圣諭云：“治道首崇儒雅。前有旨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真行草書不時進呈。后因吳逆反叛，軍事倥傯，遂未進呈。今四方漸定，正宜振興文教，翰林官有長于詞賦及書法佳者，令繕寫陸續進呈。”見《圣祖仁皇帝圣訓》卷十二。康熙令翰林詞臣不時進呈詩賦詞章，其中自然包括文章作品。

[11]《圣祖仁皇帝圣訓》，卷四十六。

[12]方東樹：《方望溪先生年譜序》，《考槃集文錄》卷四，光緒二十年刻本。

[13]《康熙起居注》，第1156頁。

[14]王之績：《鐵立文起》后編卷三，《歷代文話》第3775頁。

[15]漠北蒙古與清朝起初只是朝貢關系，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對漠北蒙古正式實施管轄。

[16]《古文評論》評蘇軾《賜阿里骨詔》語。

[17]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諭吏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朝代的興亡雖與文體風貌的變化不能完全對應，但其對文風演變無疑具有相當的影響。

[19]分別見于《左傳》文公十七年、襄公二十四年。

[20]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第40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21]姜宸英：《王阮亭五七言詩選序》，《湛園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古文評論》評任昉《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語。

[23]《古文評論》評唐太宗《誡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語。

[24]乾隆：《御選唐宋文醇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5]《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二十五。

[26]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二，《歷代文話》第3885頁。

[27]魏際瑞：《伯子論文》，《歷代文話》第3599頁。

[28]黃與堅：《論學三說·文說》，《歷代文話》第3377頁。

[29]見《文學評論叢刊》第11卷第1期。

[30]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諭吏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二集卷一。

[31]張謙宜：《絸齋論文》卷五，《歷代文話》第3916頁。

[32]楊繩武：《論文四則》，《歷代文話》第4055頁。

[33]方以智：《文章薪火》，《歷代文話》第3210頁。

[34]梁章鉅：《制義叢話》卷一，見梁章鉅《制義叢話試律叢話》，第1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

[35]康熙《淵鑒類涵序》云：“嘗謂古人政事、文章雖出于二，然文章以言理，政事則理之發邇而見遠者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附記：此文原載于《民族文學研究》2010年第4期，此為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