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氏輯佚《儀禮集釋》始末

　　戴東原以乾隆十九年（1754）入都，暴得大名，一時學界咸知有休寧戴氏之學。其后清廷詔開四庫全書館，會有大吏疏薦之，而高宗亦“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時人以為“曠典”。東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為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為考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其在館中校錄諸書，能用《永樂大典》所載遺籍，登入《四庫》，為世所稱，而所辦李如圭《儀禮集釋》輯本，言禮者尤重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杪，東原致書弟子段玉裁，自謂“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于《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皆久佚而存于今者，足寶貴也。”[1]段氏編乃師年譜，以此書隸于三十九年下，系年已誤；至其案語，雖間有未是，而略能見當日實情。段氏謂：

　　所謂“散篇”者，姚廣孝等編《永樂大典》，以分韻為綱領，每書散置各韻中，如《儀禮》，《士冠禮》則入翰韻，《士昏禮》則入元韻是也。《大典》內禡韻之書亡，故《鄉射禮》、《大射禮》闕。

　　《士婚禮》在真韻婚字、《射禮》在蔗韻射字下，禡韻所載，恰是《周禮·夏官》（今亦亡），段氏蓋未見原書，以詩韻妄測《大典》韻部分合，故有此失。惟其釋“散篇”之義，則頗可據。所謂“纂次散篇”，即四庫館臣輯錄《大典》佚文之法。東原昔年來京，眼界大開，乾隆三十二年（1767）曾因同鄉編修曹文埴往翰林院一觀《大典》，見其中經籍“離散錯出，思綴集之”，至此方得遂愿，盡心纂次，訂其訛舛，排比成編。《年譜》不載《儀禮集釋》輯本成于何時，據文淵閣本書前提要，《集釋》在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校畢，則東原輯本當于此前大體完稿。不意五月末，東原即忽焉捐館。

　　李如圭，字寶之，南宋廬陵人，嘗共吳伯豐必大為朱子編校禮書，于《儀禮》有《集釋》、《綱目》、《釋宮》三書，然其學術本旨，史傳莫能道其詳。自明以降，世間傳本久絕，朱彝尊編《經義考》而俱未之見。如《集釋》一編，《文淵閣書目》、《內閣藏書目錄》雖云全帙，然秘儲宮禁，士子難得，且《永樂大典》所錄已有殘缺，則明人所見是否完書，令人不能無疑。清乾隆中，古學重興，特開書館從《永樂大典》撮錄李君書，惜《綱目》一篇已闕。洎后印本稍多，流布漸廣，而學林知有《儀禮集釋》者，戴東原功莫大焉。

二、清世所以推重此書，多在文字校勘

　　《集釋》前有宋陳汶一序，于本書之意，但謂：

　　近得廬陵李君如圭所著《集釋》，窮探博采，出入經傳，以發明前人之未備；考論宮室之制，則有《釋宮》；分別章句之指，則有《綱目》，其有志于古而用力之勤如此。學者能玩而繹之，則知禮與天地并，其周旋、揖讓、登降、進退，莫非天理之流行，人道之所以立，先王之盛，化行俗美，與夫后世之不如古，皆由于禮之興廢而不可誣也。則是書于世教，豈小補哉！

　　陳氏以此書能興起教化，故刻之于桂林郡學，至其內容，則惟有“窮探博采，出入經傳”二語。顧名思義，《集釋》一書重在匯集前人經說，融釋一家之言。今輯本中尚可見引錄鄭、賈注疏與夫經傳若《春秋》、《禮記》、《爾雅》及注中說禮之語，此其所以為“集”；穿穴其間，折衷是非，則所以為“釋”；昔人又稱其書“附以古音”，則文中“古音某”、“古音某某反”者是。其書所重在釋義，固不以發明音讀、校訂字句為能事，內中雖間標古音，又引及石經，不過寥寥數處耳。李氏之學，自此書及《釋宮》而外，不可得聞，惟朱子集中有與李氏一札，乃論禮書編次之法，是知斯人能得禮學之大者，非僅究心于文字校勘之間也。

　　乃清人學風，與宋儒迥異。“清代之《儀禮》學，由衰微而達于極盛，校勘之役相與始終”[2]，故《儀禮集釋》于清人手中，竟多作校讎《儀禮》之具。阮元《挍勘記》頻引此書，固無論矣。胡培翚《正義》引此書達數百處，又嘗言：

　　其異于前人者，多有根據，不為臆斷。蓋注疏以后釋《儀禮》全經者，此為第一書矣！

　　稱揚備至，似極重視《集釋》，而《正義》一書采如圭“集釋”者遠不若以之校經者多。他如盧文弨校勘禮經，本不甚重此書，而凌廷堪為作序，乃謂“先生此書則自宋李氏《集釋》而下所引證者數十家”，而必以此書為之首。

　　《四庫全書總目》于《儀禮集釋》一書輯本，頗多美言，其最要者，仍在以如圭生于南宋，尚見古本，故用《大典》所載《集釋》佚文與后來《儀禮注疏》刊本相校，得以“補注疏本經文脫字二十四，改訛字十四，刪衍字十；補注文脫字五百有三，改訛字一百三十二，刪衍字一百六十九，并參考唐石經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張淳《儀禮識誤》及各本文句字體之殊，應加辨證者，不勝指數，各附案語于下方”。當日見重如此。提要稿及四庫本《集釋》同經戴東原一手辦理，宜能道其關鍵。

三、戴校質疑，兼析其校經理念

　　《總目》之言，余嘗奉若神明，以為定評。及尋《儀禮集釋》一讀，乃大覺不然。今《集釋》輯本共三十卷，除《鄉射》、《大射》二篇原闕、另行增補外，從《大典》輯佚李書凡得二十六卷，內中校語觸目皆是，然往往流于隨手札記，立說太易，其所言補正經注如何如何，未可輕信。以下分類舉例明之。（《集釋》有四庫本、聚珍本等，互有優劣，《叢書集成初編》取《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刊行，此本適在手邊，故以為據。三禮館輯錄《集釋》，亦有鈔本存世，多有可采處，故酌加校讎。）

　　（一）《總目》所言據《集釋》校補刪改經文字數不實。

　　茲以經文為例。戴校《集釋》共有校語95條，其中聲稱據“李如圭《集釋》”校正明監本者1條，校正“今注疏本”者18條（依文字觀之，所謂“今注疏本”，即殿本），而勘驗其實，純以“李如圭《集釋》”為據者不過兩條，其它皆可據唐石經正之，何必求之李本？且此二條之內，其一甚可疑，即《士昬禮》“某之子未得濯摡于祭祀”之“摡”字，此處戴校甚長（頁66）：

　　案，“摡”，唐石經及今注疏本并訛作“溉”。張淳引《釋文》“摡，古代反”。《少牢饋食》“摡鼎、匕、俎”，“摡甑、甗、匕與敦”，“摡豆、籩、勺、爵、觚、觶”,字皆作“摡”。今考《說文》，“摡，滌也”，“溉，灌注也”，二字各別。

　　觀此，似李書文字與張氏《儀禮識誤》同作“摡”，故據以改石經及“今注疏本”。然檢三禮館鈔本，此處作“溉”不作“摡”，則此處為《集釋》經文原貌，抑或東原擅自改動，仍未可知，暫不必論。而另一條在《燕禮》“不拜酒，不告旨”后，戴氏據增“不殺”二字及注“無俎故也”四字，以為今注疏本脫文（頁186），實則他本皆無之，此處蓋因《鄉射禮》而誤衍也。《鄉飲》、《鄉射》有此語，謂息司正時禮略，不殺牲不設俎，與正禮異；此《燕禮》主賓酬酢之時而忽插入此文，甚非，盧文弨云“廁此不倫”，是也。

　　其余校語，則皆參照石經、《釋文》、《識誤》及敖繼公《儀禮集說》等本，或改今本，或改李書，絕無直接本諸《儀禮集釋》以校正今本注疏之處。因知所謂據李如圭本校正刪改數十百字云云之類，英雄欺人耳；縱有之，亦必湮沒于紛雜細瑣之戴氏校語中，無疑矣。以下申此說。

　　（二）東原校語漫無體例，頗傷蕪雜。

　　平心而論，東原所校，固不為無見，如《士昬禮》“某得以為昬姻之故”（頁66）、《既夕》“男女改服”（頁584）諸條，據唐石經校正，多為后人稱述。然此正東原功力所在，原不必歸功于《集釋》，金曰追未見李如圭《集釋》，亦能識“男女改服”之為衍文，其卓識與東原等。

　　而細繹之，又頗覺東原校語往往不能盡合校勘之法，自今觀之，其失約有數端：

　　1、據注疏改經。

　　《特牲饋食禮》“佐食授妥祭”句，戴校云（頁657）：

　　“妥”各本訛作“挼”，據注訂正。

　　此校非東原創說，乃本之張淳《識誤》，然前人皆未嘗據以改經，如東原之所為也。鄭、賈所見經文，固為古本，良可寶貴，然驟據之而改易今本，恐亦未盡是。又，《士冠禮》“贊者盥”句，戴校云（頁13）：

　　此下各本有“于洗西”三字，因注云“盥于洗西”，后人妄増加經文耳。據疏云“贊者盥于洗西”，無正文，可證唐初本猶無此三字。

　　浦堂說同。所疑有理，卻無版本依據，且不慮《集釋》原經或當有此三字乎？盧文弨云：“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羣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為定。況未有雕板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徧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為是，疑未可也。”又云：“近時人往往見古人所引《詩》、《書》與今不類者，輒以意更之。”東原正坐此病。

　　2、據別本改經。

　　《士冠禮》“筮于庿門”句，戴校云（頁1）：

　　“庿”，原本作“廟”，下同。唐石經作“庿”，陸徳明《經典釋文》云“庿，劉昌宗音‘廟’”，則知古本無作“廟”者。今從《釋文》及石經為正。

　　此全書第一條校語，即已改動原文矣。“厥明夕，為期于庿門之外”（頁6）、《士昬禮》“至于庿門，揖入”（頁36、44）、《聘禮》“及庿門”（頁294）校語皆略同，未免辭費，甚無謂也。他若《鄉飲酒禮》“司正升，立于序端”（頁105），校云：

　　“序”，原本訛作“席”，從唐石經改正。

　　《聘禮》“使者受行日”（頁355），校云：

　　“使者”下，原本及今注疏本皆有“既”字，據唐石經刪正。

　　《既夕》“眾主人東即位”（頁551），校云：

　　各本脫“主”字，據唐石經補。

　　此類皆據唐石經修改原文。又，《士昬禮》“媵席于奧”（頁45），校云：

　　“媵”下各本衍“布”字，張淳引《釋文》云“媵席”，中無“布”字。

　　“朼俎從設”（頁46），校云：

　　“朼”各本作“匕”，下同。張淳云：“《釋文》‘朼，必履反’。后《士喪禮》‘乃朼載’、又曰‘朼者’，《特牲饋食》‘乃朼’，《有司》‘朼羊’、‘朼豕魚’，字皆從‘木’。《少牢饋食》‘長朼’，古文作‘匕’，鄭氏亦改為‘朼’。”

　　《覲禮》“執臣道不敢由賓之位也。卑見尊，奠贄而不授”（頁410），校云：

　　“之”，各本訛作“客”，張淳《儀禮識誤》言“據周顯德監本改正”，今從之。 “卑”下各本衍“者”字，張淳《儀禮識誤》云：“《釋文》‘見侯’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從《釋文》。”

　　凡此，又皆據張淳《儀禮識誤》之說校改正文。其它據《經典釋文》、賈疏、《通典》、“今注疏本”改動之處，亦所在多有，《集釋》經注原文幾至面目全非。

　　3、據他說改經。

　　《鄉飲酒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句，引敖繼公說（頁113）：

　　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也。

　　《燕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句，引敖繼公“正誤”謂（頁178）：

　　諸篇于此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又下別云篚在洗西，則于此言篚，文意重復，且不可以東溜為節，明衍文也。

　　此《燕禮》及《鄉射》兩卷之內錄敖說尤伙（《鄉射》非李書），而多無案斷，殆以其說為然。敖氏《集說》在清初影響甚巨，東原亦為時風所牢籠。惟敖氏之說，多無版本依據，東原引之校勘，不免導人入歧。又《士虞禮》記“虞，浴，不櫛”句，東原謂（頁621）：

　　各本“浴”上有“沐”字，據注云“今文曰沐浴”，是鄭從古文，無“沐”字甚明。

　　案此亦從敖說化出，《儀禮集說》卷十四《正誤》云：

　　“浴不櫛”，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但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冩者誤衍之，宜刪。

　　然注實謂今文無“不櫛”二字，本自通，敖氏誤會鄭義耳。[3]東原非但此處暗襲其說，于下“浴，櫛，搔翦”句更謂（頁635）：

　　“浴”上各本衍“沐”字，“揃”訛作“翦”。據注云“今文曰‘沐浴’”，是鄭從古文，無“沐”字甚明。……

　　益本敖說而張大之，不知反為其所欺。

　　4、臆改經文。

　　東原校語有與李如圭《集釋》無關，而自抒所得者，頗見其能讀書善疑，如《士相見禮》“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句，戴謂當刪“士則曰”三字（頁78-79）；《喪服》大功章傳“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東原謂全為鄭注（頁461）。凡此未始不能進一解，第不當于校《儀禮集釋》時牽連及之耳。

　　但有毫無版本依據者如《士相見禮》篇末，戴云（頁80）：

　　前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當在此下，錯簡已久。

　　《聘禮》“請禮賓”，戴校云（頁303）：

　　“禮賓”之“禮”當作“醴”，注同。

　　前者純是以意為之，直與宋人重編《大學》之行無異；后者則似據李如圭《士冠禮》“請醴賓”句下之說（頁19），然李說實為士而發，于大夫以上固謂當“曰‘儐’、曰‘醴’”耳，《聘禮》使卿，安得援彼例此哉？況“李如圭《儀禮集釋》”之經文、注文，又不必與李氏之說字字相同耶？

　　5、間校他本。

　　《覲禮》：“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戴校曰（頁406）：

　　唐石經無“曰”字。

　　唐石經固無“曰”字，第不顧他本皆有“曰”字乎？何不一倂錄之？篇中有校唐石經經文者數條，如“于”、“于”，“二十”、“廿”，“三十”、“卅”之類異同，真不知與李氏書何與，而必欲摻雜其間。如此校語，枝蔓已甚。

　　更有瑣碎者如校正“一”、“壹”，“廟”、“庿”，“冪”、“冪”，“答”、“荅”，“嘗”、“甞”諸字，雖可見東原字學之精，然于輯校李書之際從事于茲，未免不分輕重緩急。尤其“于”、“于”二字之校讎，篇中三數見，著實無謂。阮云臺不云乎：“唐石經‘于’字一千四百四十三，‘于’字一百四十二，莫詳其義例。諸刻注疏尤參差不一，各依舊本可也。”

　　若其鄭注校語，亦皆病此，擅改原文、失之瑣細處，不煩枚舉。凡此種種，咸由東原校勘理念所致。東原之法，最重理校，佳勝固多，而敗亦在此。其匯校各本，輕改原文，往往可見，實因相信版本流傳一脈相承，而最善之本必應為原初之本，后世諸本滋生訛謬之處，皆無需措意究心。故于輯錄李如圭《集釋》之時，隱然以校勘《儀禮》一經自任，是以其研經之力多，而校書之功少。時人稱東原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豕亥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為《儀禮正誤》一卷”，其用力所在，可借此窺知。盧文弨嘗為丁杰道其與東原之別，在“疏證之與校正”，此語當作如是觀。盧與戴，同嗜讀書，終生友善，然后世言校勘者每以“理校派”、“對校派”區分之。二人校讎《大戴》、《方言》等書，多不相諧；又皆校《儀禮》，未審過從之際，可曾就此相詰否？盧氏《增校王伯厚詩考序》云：

　　古來傳書，不皆畫一，卽《釋文》本，亦與《正義》本多不相同。宋人刻經注疏，附以《釋文》，至其差齵處，便改《釋文》以就注疏之本，使非通志堂所梓宋本《經典釋文》三十卷具在，后之人又安從識別乎？

　　又為《儀禮注疏詳校》發凡云：

　　唐以來相傳《儀禮》之本，不皆畫一，當日賈氏所據之本，未必皆與陸氏符同，各從其舊可也。

　　敷暢其說，實可為戴君針砭（戴門弟子且許為“不可磨之論”），然皆在戴君下世之后。東原果于自信，未達此義，宜其校書不謹如此。而盧氏愛護良朋，仍謂：“若無戴君理之于前，使文弨專其事，紕繆當益多，決不止于此區區數條而已。今戴君已沒，寧忍為之吹毛索瘢乎？”斯言亦恕矣。余小子何人，敢與戴君較短長？第以事關古學，不能默。竊謂東原校讎禮經，自可別為一書，萬勿附之《集釋》輯本中（盧氏《詳校》每稱“《集釋》附戴校”或“官校《集釋》”，分析極明）；如原書文字有未是處，則“不若且仍正文之舊，而作案語系于下”，以饜數百年學林渴讀此書之望，而斷不可徑行刪改；若必欲申明李書之善，則亦于經注之下略加附記，表而出之可也。校書固以定其是非為難，然經籍層累，作者代興，孔子之是非難定李氏之同異，刊者之鄙陋豈盡作者之諐尤？校讎之道，重在循序，躐等為之，合而兩傷。

　　極而言之，戴校《儀禮集釋》，實系一戴東原《儀禮》經注校本，而不可純以李如圭《儀禮集釋》輯本目之，若徑信其據李本校正經注之說，則尤不可。后人茍不留意，勢將迷于其校語之紛繁，而誤于其改字之輕易。乾隆五十六年（1791）阮元校刊石經《儀禮》，篇中引據“李如圭《集釋》”即多非原貌，如上引《鄉飲酒禮》“司正升，立于序端”下，阮氏曰：

　　石經、諸本皆作“序”，惟監本作“席”。

　　“使人受俎如賓禮”下，阮氏曰：

　　《通解》、楊本、李本、敖本、監本、《義疏》、殿本皆作“受”，惟石經作“授”。

　　諸如此類，皆以東原改本為“李如圭《集釋》”之文，殊失《大典》原樣。嗣后統校十三經，始修正前說，如“使人受俎”句，改云“唐石經、《集釋》俱作‘授’”，等等，承其誤者已十數年矣。世之讀東原書者，可不慎乎？

四、輯本體例檢討，并論其經注不皆可靠

　　《四庫全書總目》稱《集釋》“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征博引，以為之釋”，當據東原輯本而云然，后人若阮元、胡培翚、黃侃諸大師，皆祖述之。今案此本格式大約有三，如卷十三《聘禮》（頁327）：

　　賓朝服問卿。

　　鄭注：不皮弁，別于主君。卿，每國三人。

　　卿受于祖庿。

　　鄭注：重賓禮也。祖，王父也。

　　下大夫擯。

　　鄭注：無士擯者，旣接于君所，急見之。

　　釋曰：不必備士擯。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荅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庿門，大夫揖入。

　　鄭注：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俟于寧也。

　　釋曰：《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寧。”郭氏曰：“人君視朝所寧立處。”李巡曰：“正門內兩塾間曰寧。”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所寧立處也。”按，人君路門外有正朝，故視朝則寧立于門內兩塾間。門屏之間者，謂門內屏外，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此經言大夫揖入則旣入門內矣。下云“三揖，并行”，凡至門內溜為三揖之始，則省內事之后，出俟于內溜南兩塾之間也。

　　以上可分兩類，一為經文之下列注、列釋，一為僅有注而無集釋；另如卷十七《喪服》（頁427）：

　　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

　　釋曰：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夫者，妻之天。三者皆至尊，故以斬服服之。

　　此則僅有釋而無注。唯此類條目甚少，全書仍以前兩類格式為主。余讀其書，頗不解其何故但錄鄭注，而略無一字之說。若謂此等處為李氏原本有說而后來脫落者，則《大典》原本所據《集釋》，茍遇闕文，均加標注，縱有漏載，亦不應如是之多；若謂原本固如是，則李氏此舉豈非無聊？及閱三禮館輯錄原稿，參互思之，然后知輯本格式，自非原貌，“全錄鄭注”，恐不可信，而其經注文句，乃有大可疑者在。

　　（一）《集釋》未必全錄鄭注，輯本所載均系補入。

　　前夫《四庫總目》，未有稱此書“全錄鄭注”者。宋《中興藝文志》言其“出入經傳”，實取自陳汶序中語。明《內閣藏書目錄》則謂李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與《總目》所言似矣，而未盡同。蓋明人不過泛泛言之，而《總目》乃坐實一“全”字，似李氏推尊康成，《集釋》全宗鄭注，恰如東原輯本所示而已。當鄭學發皇之際，忽得此一書，館臣之欣幸可知，而于該書體式，恐未細審焉。

　　往者學人論及此書，所據者唯有東原輯本一種。輯本所從出之《永樂大典》，原書現已散落，所遺卷冊，罕有三禮內容，故其原貌，未易窺也。而四庫館前，開館修《三禮義疏》亦曾抄錄是書，人多未之知。案該館開于乾隆元年（1736），當日以京師所見經學之書寡少，乃發得《永樂大典》，搜求禮學佚書，今尚有輯錄鈔本存世。展卷一讀后，始知東原輯本毋乃加工過甚。茲從《儀禮》之部迻錄《集釋》卷首一段，與東原輯本比勘，制為下表：

表一

經文	輯錄《永樂大典》本	戴東原輯本
《士冠禮》第一	李如圭《集釋》釋曰：……	鄭《目録》云：…… 釋曰：……
士冠禮。筮于庿門。	李如圭《集釋》釋曰：……（鄭注見前。）	鄭注：…… 釋曰：……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	李如圭《集釋》釋曰：…玄端者，蓍不可茍于先祖。……（鄭注見前。）	鄭注：…… 釋曰：……玄端者，蓍不可尊于先祖。……。[4]

表二

經文	輯錄《永樂大典》本	戴東原輯本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	鄭注：……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	鄭注：……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	李如圭《集釋》釋曰：闑，門中所豎短木也。閾，門限也。闑西而曰門中者，舉大分言之。闑與槷音義同。《榖梁傳》曰：“置旃以為轅門，葛覆質以為槷。”古文即出孔氏壁中，字以篆書者。（鄭注見前）	鄭注：…… 釋曰：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閾，門限也。闑西而曰門中者，舉大分言之。闑與槸音義同。《谷梁傳》曰：“置旃以為轅門，葛覆質以為槸。”古文即出于孔氏壁中，字以篆書者。

　　由上可知，輯本經文之下先列鄭注，此一體式，實為《大典》原本所無。東原見《集釋》文末往往有“鄭注見前”四字，遂取鄭注補之。實則“鄭注見前”焉能與“全錄鄭注”等同，且鈔本所錄《集釋》非必每段之后皆有“鄭注見前”四字，而東原必為之一一輯補，安知《大典》中《集釋》原書果字字句句迻錄康成語哉！試問茍李氏于經文某句毫無意見，何必照抄鄭注于上，以成“全錄鄭注”之美名乎？況李氏原未必特尊鄭注，出于其它經傳說解之上也。《大典》原本每有小注謂“余同賈疏，鄭注見前”，似賈疏、鄭注在《集釋》中不過依此鈔錄而下（即先賈疏后鄭注），則輯本提鄭注列《集釋》之上仿佛李氏為康成作義疏者，并無所本。意者，《集釋》體式或即條列經文，之后敷衍集釋，雜取各家，未有專主，其于康成之說采錄稍多，自以禮是鄭學，其勢不得不然，非必刻意為此。而“鄭注見前”云云，不過為《永樂大典》遇《集釋》引用鄭注處即加省略之語，當日亦曾刪減《集釋》襲用賈疏之字句，東原輯本酌加注明補出（如卷一，頁5），于康成之注，則絕不齒及，徑加補錄，令人誤認李如圭原書真正如此，而不知其實為四庫館臣自身宗鄭觀念之體現也。至其所補是否符合《集釋》原書，已難再究詰矣。

　　（二）輯本經注非《集釋》原文，實錄自《大典》。

　　《永樂大典》所載《儀禮》體式，先列經文，次收各家注疏，若鄭注、賈疏、陸氏《釋文》、魏了翁《要義》、李如圭《集釋》、敖繼公《集說》及張淳《識誤》，于各書重復字句，多加刪略。明乎此，則其中所載《儀禮集釋》必已省去原有經注，自無庸再辨。然則東原所鈔鄭注從何而來？輯本經文所據，又為何本？

　　曰：經注皆從《永樂大典》抄出也。

　　《大典》鈔本之中，鄭注所存無幾，難以詳考；唯經文大體完具，取與《儀禮集釋》輯本所載經文相校，合若符節，最顯著者如《士冠禮》三加冠辭“以歳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一句，戴校云（頁26）：

　　案，“加”，原本訛作“服”，據唐石經改正。

　　驗之鈔本，字正作“服”。此處各本均無異同，作“服”字者不辭，純為《永樂大典》書手筆誤所致，僅此一條，即可推斷《集釋》輯本所謂“原本”經文決為《大典》所載經文無疑。所載鄭注料亦如是。揆之事理，當日輯錄李如圭《集釋》各條，必應隸于經文之下，然《大典》本《集釋》有“釋”無“經”，故從《永樂大典》順便抄出經注，最為可能，似無煩再據他本轉錄。如此說不謬，則三百年來儒林遵信之李如圭所錄宋本《儀禮》，實為絕大誤會。

　　雖然，編纂《永樂大典》之時，去宋未遠，所據版本具體為何，尚待考論，要以宋元舊本為范圍，在今日猶稱善本，則可斷定。且自另一方面論，《永樂大典》內《儀禮》之部已佚，然其經注尚可略見于戴東原《儀禮集釋》輯本中，豈非近乎鄭漁仲所謂“書有名亡而實不亡”者哉！

　　惟其如此，乃蓄一最不可解之疑問，即戴東原何以徑將《大典》經注當作李如圭之經注？案諸《集釋》校語，東原于二者之不同似有所覺察，如輯本卷十二《聘禮》“建柶，北面奠于薦東”句，鄭注作“糟醴不啐”，而李如圭《集釋》有“不卒觶”之說，戴校云（頁306）：

　　“啐”，今注疏本作“卒”，似李如圭所見本亦作“卒”。

　　此言“李如圭所見本”與輯本所載鄭注互異，東原遂流露區分之意，蓋不得不然也。又如卷四《鄉飲酒禮》“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句，《大典》原本句下衍一“盥”字，戴校稱“《永樂大典》所載《儀禮》有之”，不稱“李如圭本”，用詞確當。而前述卷二十四《既夕》“男女改服”一條，叢書集成本戴校（頁584）作：

　　蓋后人取彼混入，故李如圭《集釋》所據之本無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

　　蓋人取彼混入，故《永樂大典》本無此十七字。

　　兩者相校，自以四庫本較勝，而叢書集成本即殿本則沿誤不改也。蓋東原雖于《大典》經注與李氏《集釋》之分微有覺察，終必欲以《大典》經注充作《儀禮集釋》之經注。夫東原得見《大典》原書，其中經注赫然在焉，《集釋》引注省略之處，亦有《大典》案語可稽，何能混而一之？豈當日輯校，并未親錄《大典》原書，而假手抄胥，僅在此抄出之本上再加點定而然耶？細讀檔案，可知四庫館輯錄《永樂大典》佚書，先后有草本（底本）、正本之分，至送武英殿發排時，又鈔一副本，以供核對。纂修官除先期簽出書單外，主要校正草本，寫定正本，而從《大典》鈔錄佚書，則為謄錄官之責。是以《儀禮集釋》輯本，所據當為抄胥謄錄之附經注本，東原乃就此本，專力校勘，至《大典》經注是否李氏原書，遂已無暇顧及矣。未審當日情實果如此否？

2010年夏間起草，9月初稿，12月修訂。

附記：

原文刊于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錄學研究》第二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注釋：

[1] 戴震：《與段若膺書五（癸巳）》，徽州師範專科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室、戴震紀念館編《戴震全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1999年版，第2664頁。

[2] 彭林：《論清人儀禮校勘之特色》，載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第五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版，第159頁。

[3] 黃以周：《禮書通故》卷十一，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66-567頁。

[4] 案鈔本出自《大典》，可謂下真跡一等，與四庫輯本文獻層級相同，故雖鈔寫潦草，仍有校勘價值。最顯著者，如《聘禮》經文“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至“幾筵既設，擯者出請命”一段，《集釋》輯本次序大亂，而鈔本雖別有誤處，但此處則與經文正合，足訂輯本之訛。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