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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漳河流域飛出的“愛情鳥”——再論《詩經》首篇《關雎》系出沮漳

  

  作者簡介:

  郭漢閔(1963—),男,湖北當陽人,當陽市政府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地方文化研究。

  李云貴(1962—),男,湖北枝江人,宜昌市城建檔案館研究館員,中國詩經學會會員,主要從事漢語史、訓詁學和《詩經》學研究。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名《詩》,或稱“詩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目無辭。全書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葉500多年間的作品。最后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詩經》是中國詩歌史和中國文學史的光輝起點,為“四書五經”之首,是中華文化的元典之一。《詩經》首篇《關雎》堪稱中國愛情詩的典范,無論從詩的內容還是從詩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來看,都是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也是千百年來津津樂道的話題。《關雎》研究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然而《關雎》產生何地,是什么地方的民歌,卻至今尚無定論。可以說,確定了《關雎》出自何地民歌,就找到了中華愛情詩的源頭,其價值非同一般。本文在對《關雎》源出地的初步考證后,認為《關雎》所描寫的地理位置在沮漳河流域,《關雎》應該是出自沮漳河的民歌。據此,我們也認為沮漳河流域才是中華愛情詩之源。

一、沮漳河流域具備《詩經》組詩采風地的各種條件

  從考古發現來看,沮漳河流域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文化遺址眾多。沮漳河流域的文化遺存豐富,各個時代的歷史文化遺存銜接不斷,時代譜系清楚、內涵豐富多樣。經調查,在當陽、枝江、遠安沿河段的沮漳河流域發現古文化遺址198處,古墓葬216處,古建筑26處,石窟寺13處,近現代重要文物20處,其他重要文物13處。依其歷史朝代的順序,各代文化遺存的基本概貌是:舊石器時代遺址及采集點7處。新石器時代共計64處:其中城背溪文化遺址1處,大溪文化遺址17處(距今約6500~5000年),屈家嶺文化遺址18處(距今約5000~4600年),石家河文化遺址27處(距今約4600~4000年)。商周文化遺址121處,墓葬96處。兩漢至三國文化遺址36處,墓葬群、墓冢群82處。六朝時期遺址10處,墓葬群47處。唐宋遺址2處,墓葬22處。[1]沮漳河流域的考古發現充分證明,沮漳河流域是華夏文化的淵藪之地,在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文化相當發達,具備產生《關雎》的文化背景和基礎。

  從史料記載來看,沮漳河流域是周天子的分封采邑之地。沮漳河流域的權國、羅國、楚國等均為周天子的諸侯國。權國所轄區域大致位于當陽市以東,荊門市以南,長江以北,漢水以西;羅國所轄區域大致在漳河上游的南漳縣一帶。《墨子·非攻下》記“昔者楚熊麗始討(封)此雎山”,即楚國最初分封之地在沮河的上游房縣、保康一帶。楚國始都就在沮漳河上游的保康重陽。《史記·周本紀》亦載在周文王時,有“楚子”“往歸之”。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史記·孔子世家》記楚昭王時令尹子西語:“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左傳·昭公十二年》記右尹子革答楚靈王語:“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楚人立國后,與中原諸侯一樣,必須按時述職進貢。上文說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說熊繹攜帶桃弧棘矢等地方特產,涉渡漢水、丹江,翻越秦嶺,風塵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謹。楚人除貢桃弧棘矢外,還貢濾酒用的苞茅。《左傳·[亻喜]公四年》記楚成王十六年時,齊桓公率中原諸國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無以縮酒”。楚國馬上認錯,表示以后照常進貢就是了。《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楚之菁茅不貢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國進貢苞茅來進行祭祀的。上述史料記載充分證明,沮漳河流域與周王存在著緊密的政治經濟聯系,具備《周南》組詩采風地的各種條件。

二、《關雎》為地地道道的楚風

  《詩經》的體制是按風、雅、頌編排的。《關雎》一詩隸屬“國風”中的召南、周南。風,就是民歌;也有認為是地方樂調的。周南、召南,古合稱二南。周南、召南,位于江漢汝水流域。周南,即周之南,大抵在今陜西漢中、河南南陽、湖北西北一帶;召南,即周初召公的采邑,大抵在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一帶。從二南多詠江、漢一帶的事來看,如《漢廣》、《江有汜》等,二南實為楚風。三峽大學文學院廖柏昂教授考證,《江有汜》為沮漳河下游出口的枝江民歌。[2]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導師聶石樵主編,雒三桂,李山注釋的《詩經新注》介紹:“《詩經》中‘二南’之詩的劃分以陜為地界,產生在陜以西的、今河南南陽、湖北枝江以西地區的詩歌歸入《周南》,以東則歸入《召南》。”[3]郝明知先生說:“十五《國風》收集民歌一百六十篇,所涉地域有今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陜西、湖北等省的全部和部分區域。其中《周南》、《召南》所采集的地區南達湖北的江陵、宜昌。”[4]錢穆研究結果表明,“江漢”系指漢水。他在《古史地理論叢》中指出,余觀《詩》與《楚辭》于“江漢”、“江湘”每每連舉,此多不得專指長江言。如“江漢浮浮”、“江漢之滸”以及“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率指漢不指江。[5]這個結論說明,整個渝東、陜南、鄂西北都是《詩經》的發源地之一。沮漳河流域地處長江之北、漢水之南,是《詩經·國風·周南》的發源地,是沒有疑問的。

  另外,《關雎》有亂辭,這是研究詩樂的人一致的看法。而亂辭則是楚地音樂的煞尾。《關雎》為地地道道的楚風,已成學界定論。

三、《詩經》采風、編撰者尹吉甫故里在沮漳河上游地區

  尹吉甫是周朝太師,周宣王時的重臣,相傳為《詩經》的采風者、編撰者,并且其中的不少篇目,如《崧高》、《江漢》等相傳均出自他之手。尹吉甫的故里現有爭論,但大多數認為在房縣。房縣至今還保存著尹吉甫的墓葬、祠廟、碑刻等遺跡。房縣榔口鄉萬峰山的寶堂寺,為房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寶堂寺大型石雕龜馱碑上,刻有明正德十一年,房縣縣丞李南金、知縣胡壁主持立的《萬峰山寶堂寺立碑記》:“此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由山西而致,久隱山房旁觀也,朝夕留心而得乎此山巒。”相傳,為以假亂真、防盜墓,房縣境內共有12座尹吉甫的墓。在房縣文物館,如今還存有“周太師尹吉甫之墓”石碑。

  據湖北新聞網報道,十堰境內尹吉甫后人逾千人。房縣的青峰鎮、榔口鄉、沙河鄉及鄰近的丹江口市、十堰市的茅箭區都有尹姓人居住,據說他們是尹吉甫的后人。據統計,房縣現有尹姓后代201戶753人,其中,青峰鎮、榔口鄉、萬峪鄉、沙河鄉有58戶188人;加外遷到鄰近房縣的丹江口市官山鎮、鹽池河鄉、十堰市茅塔鄉的尹姓,總計326戶1226人。許多尹姓家庭能講述一些老祖宗尹吉甫的傳說,引以為榮。在房縣,廣為流傳著尹吉甫在古房陵沮水采風、編撰《詩經》民歌的傳說。尹吉甫的傳說不僅在千里房縣廣為流傳,尤為在尹姓家族中傳為佳話。房縣萬峪鄉77歲的尹維鵬老人,一口氣能背出尹吉甫下傳的56代(部分)家譜。青峰鎮60歲的尹義清老人,能講尹氏家族爭祖宗尹吉甫、奪廟產的傳說;尹吉甫廟宇寶堂寺興衰的傳說;尹吉甫外出帶兵打仗的傳說;尹吉甫的長子尹伯奇的傳說等等。房縣榔口鄉七星村尹吉甫家廟附近的83歲老人劉大斌,解放前租種尹吉甫廟產土地,他不僅會講許多尹吉甫的傳說故亊,而且還會唱《關雎》民歌。2008年11月,劉大斌老人被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公布為“尹吉甫傳說”傳承人。

  房縣,古稱房陵,是秦漢時期著名的流放地。而沮漳河源頭的保康縣,則是明朝弘治十一年從房縣劃分出來的,至今不過500余年歷史。據《人民日報》(海外版)、《湖北日報》報道,《詩經》中不少民歌仍在房縣傳唱。房縣農村至今傳唱《詩經》中的民歌,只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一是《詩經》中的不少民歌本身就是這一帶的地方歌謠;二是流放官員從外面帶進來的。很顯然,第一個解釋最有可能接近真實,也最能被人們接受。

四、沮水在先秦時期是一條顯赫的重要河流

  一條沮漳河,它將荊楚文明延綿了數千年,使這里的聲名遠播四海。可以說,沮漳河是楚國的母親河。現在被稱為沮水的,大致有五處:一是發源于湖北荊山的沮水,二是源出陜西黃陵縣子午嶺的一條河流,三是山東濟水的支流,四漢水源頭的一個支流,五是四川綿陽的沮水。這五條沮水,先秦典籍記載的只有發源于湖北荊山的沮水和源出陜西黃陵縣子午嶺的沮水。先秦時期的《左傳》、《山海經》、《墨子》以及考古出土的竹簡,提到發源于湖北荊山的沮水一律寫作“雎”。《左傳》提到沮水有三處。一是哀公六年記載楚昭王有疾,楚昭王說:“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二是定公四年:“已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三是定公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云中”。《墨子·非攻》提到沮水有兩處。一是“楚將不出雎漳”;二是“昔者楚熊麗始封此雎山之間”。《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東北百里,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荊山”當是因雎水而又名“雎山”。熊麗之孫為熊繹,《左傳》昭公十二年和《楚世家》都記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楚世家》又說周成王封熊繹,居丹陽。根據以上文獻記載,可知自鬻熊以下三世至熊繹楚建都在丹陽,并且在荊山(雎山)及雎、漳水流域發展。新蔡出土的楚簡,有兩處提到沮水,即甲三268號殘簡:“及江漢雎漳,遂至于淮。”以及甲三11、甲三24兩段殘簡:“昔我先出自顓頊,宅茲雎漳,以選遷徙處。”發源于湖北荊山的沮水改“雎”為沮,是東漢以后的事。以上充分表明,沮水在先秦時期是一條顯赫的重要河流,在沮漳河流域產生《關雎》這樣的歌謠是再普通不過的事,《詩經·周南》到此組詩采風也是很自然的事。

五、沮漳河應為雎漳河,以雎鳩起興的《關雎》源自以雎鳩命名的沮河順理成章

  用鳥命名水在先秦時期很普遍。從字源來看,現在的許多河名都與鳥有些關系。“江”,最初寫作“鴻”。漢水之“漢”的繁體字寫作“漢”,而“漢”在先秦寫作“灘”。洛河之“洛”的繁體字為“雒”。漓江之“漓”,最初寫作“離”,即現今的黃鸝鳥。再如現今仍沿用的淮河之“淮”,睢河之“睢”,等等。用鳥命名水,乃至山,如燕山,分封之地,如燕國,官職,當與華夏先祖特別是商族崇拜的圖騰有關。雎水也是一條用用鳥命名的河流。雎,即雎鳩。《說文》釋“隹”為:短尾鳥的總名。“雎”這個詞除充當一種鳥的符號外,再無它義。《關雎》中的雎鳩到底是一種什么鳥,爭論很多,有魚鷹說、杜鵑說、秧雞說、鴛鴦說、斑鳩說等。(下文論述,茲不贅述)不管是什么鳥,有一點可以肯定,沮河是一條用雎鳩這種水鳥來命名的河流。《關雎》以雎鳩起興的民歌,源自以雎鳩鳥命名的沮河,比源自黃河岸邊要合情合理得多。

  另外,戰國秦漢時期多寫作且、雎為名,也很通行。如穰且(讀ju,第一聲,下同)、豫且、夏無且、龍且唐雎、范雎等。然則作睢【李西興按;古地名“睢陽”(即今河南商丘)之“睢”讀sui(第一聲)】者誤。根據我國著名聞一多、顧頡剛及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考證,現在以睢(讀SUI,第一聲)的古代人名、地名,均應為雎(讀ju,第一聲)。

六、“雎鳩”系沮漳河流域一種水鳥,即民間稱為“愛情鳥”的“苦哇子”

  關于“雎鳩”,歷代注家都認為:雎鳩,水鳥名,即魚鷹。雌雄有固定的配偶。《毛傳》:“雎鳩,王雎也。”《爾雅·釋鳥》:“雎鳩,王鴡。”鴡是雎的異體字,所以兩處都注明雎鳩就是王雎。《集疏》引《禽經》:“雎鳩,魚鷹。”邵晉涵《爾雅正義》:“《史記·正義》:王雎,金口鶚也。今鶚鳥能翱翔于水上,捕魚而食,后世謂之魚鷹。”我們認為,這是與詩情、詩境、詩意完全不相符的,這些解釋是無法接受的。《關雎》一詩,正是以鳥的鳴聲起興的生動范例。詩中之鳥,是一種快樂的鳥類歌唱家,而絕不是鶚那樣獨往獨來,盤旋于水域上空襲擊魚類的猛禽,更不是色黑如烏、形態猥瑣丑陋,潛水捕魚的鸕鶿。

  那么,究竟是什么鳥呢?我們考察發現,在沮漳河流域,民間稱為“愛情鳥”的“苦娃子”即《詩經》中的“雎鳩”。臺灣學者張之杰在《雎鳩是什么鳥》(臺灣《中央日報·副刊》2004.4.30)提出,雎鳩是白腹秧雞,鶴形目秧雞科,英名white-breastedwaterhen,學名Amaurornisphoenicurus,即民間的“姑惡鳥”或“苦惡鳥”,背部黑色,臉部及腹部白色,下腹部栗紅色。外形除了一雙長腳,和“鳩”近似。此鳥通常單獨出現于水田、沼澤地帶,生性羞怯,警戒心強,只聞其聲,難見其形。因為該秧雞常發出“苦哇苦哇”的重復鳴聲,所以北方民間因其聲稱為“苦哇鳥”,俗稱“苦哇子”,即秧雞的一種。它的鳴叫聲是“gua-gua”。[6]《詩經》首篇《關雎》“關關雎鳩”的“關關”在當時應該讀為“gua-gua(入聲)”,而不是今天的“guan-guan”,因為根據清代史學家、漢學家錢大昕的考證,上古無鼻韻母。“苦哇”連音,和“關”相近。“苦娃子”喜歡夜里叫,聲音單調遲緩,“苦哇苦哇”,時常整夜叫個不停。每年六、七月梅雨季節,在沮漳河流域河洲之上“苦娃子”不停的“關關”地鳴叫,是為了求偶。《關雎》正是“君子”追求“淑女”的求偶詩,而非漢儒以降,似乎是定論的“《關雎》以雎鳩之雄雌和鳴,以喻夫妻之和諧相處”。劉毓慶教授說:“我們在研究中發現,漢儒以“‘關關雎鳩’為夫妻和諧象征之說,是缺少根據的。因為在《詩經》時代,我們沒有發現以鳥喻夫妻的證據。日本著名的《詩經》研究專家松本雅明先生就曾說過,就《詩經》來看,在所有的鳥的表現中,以鳥的匹偶象征男女愛情的思維模式是不存在的”。[7]呂云洲《耕讀漫記·自說新語·苦命的苦哇子》:“苦哇子是一種涉禽的土稱,或許就是另種秧雞。因為鳴聲為‘苦哇苦哇’的諧音,農夫則以其聲命名……與民間的傳說恰恰相反,苦哇子的鳴聲并非訴苦,而是求偶的和聲。早春,苦哇子從越冬的山洞飛出來,唱著世代不變的情歌。一到夜深人靜,男女對歌,此起彼伏,奏起春的旋律,撩起春的愛意。”[8]自古及今,沮漳河流域還流傳這樣一種“嗚苦哇子”的民俗正好說明“苦哇子”的鳴叫就是為了求偶,即人們在深夜,頭戴斗笠,在田間學著苦哇子的對歌,誘騙苦哇子上當,最終捕捉它,將它變成下酒菜。《詩經》首篇《關雎》以此起興求偶,與詩意十分吻合。當我們穿越兩千多年的時空隧道,徜徉在沮漳河流域,我們仿佛聆聽到一對來自遠古的愛情鳥,在歷史的河洲之上不停地鳴叫著:“苦瓜雎鳩,在河之洲……”。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雎鳩”就是“沮漳河流域的苦瓜鳥”。

七、沮漳河入江處有一地名叫關沮

  在沮漳河注入長江之處,有一地名叫關沮,在荊州城東北郊,長湖之南,現為關沮鄉政府所在地。《江陵府志》載:“關沮,古地名,由來亦不可考。”據當地老人說,過去該地名一直寫作“關雎”,后來嫌麻煩,才改寫為“關沮”。翻遍中國地圖集,叫“關沮”地名的唯此一處。從中國地名命名常識來看,該地名的由來,只能有兩種解釋:一是該地或者沮水兩岸就是《關雎》歌謠的產生地,后來這個歌謠傳唱神州大地,索性便以“關雎”來命名;二是地方統治者為正該地鄉風,教育民眾,便用這“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關雎》來命名該地;或者該地本就是禮樂教化之鄉,為樹立榜樣、楷模,便以“關雎”命名之。當然也有可能是該地鄉紳為標榜該地風雅,是禮樂教化之鄉,用“關雎”來命名。第一種可能性要大,第二種可能性要小一些。

  我們在查閱有關資料和民間走訪時,在當陽河溶發現一個有趣的地名,叫做“觀基寺”,距沮漳河僅0.5公里,該寺廟建在昭丘(即楚昭王陵寢)之上。寺廟在上個世紀被日寇燒毀。“觀基寺”是否就是“關雎寺”,現在無法考證。我們曾大膽猜想,可能是因為避附近關廟之諱而寫作“觀”字。更有趣的是就在寺廟前面不遠的地方有個湖泊叫做“鷹落湖”,而“雎鳩”一直被稱為“魚鷹”。同時,我們還發現有幾例與我們的觀點不謀而合。茲抄錄于此。

  第一、晚清一代學術巨子楊守敬的族重孫、著名酈學專家楊世燦先生在閱讀《三峽商報》(2009.11.20)《〈詩經〉首篇〈關雎〉系沮漳》的報道后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他多年的研究,他很贊同郭李二人的觀點。理由有三,第一,沮漳河流域的文化一直非常豐富,其發源地是古和氏璧出土的地方荊山;第二,沮漳河流入枝江治所,有一個叫沮中的縣城,它是楚文化的中心,這里有一個地方叫季家河,曾出土了很多楚文物;第三,枝江百里洲這里還流傳有詩經中的《江有汜》民歌。《詩經》中也有大量記述沮漳河流域和荊楚地方的詩句。第四,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把楚國貴族也作為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小雅·采芑》記敘周宣王南征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并把“蠻荊”與北方的玁狁并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并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第二、荊州市門戶網站在“荊州市簡介”【荊州娛樂習俗】荊州自古以來就是名聞遐邇的歌舞之鄉。我國第一部民歌總集《詩經》的開篇之作便是古代荊楚民歌《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千百年來一直被視為民間情歌的代表,學子必讀的經典。

  第三、中國百科網:對漢字“雎”的解釋jū【名】(形聲。從隹(zhuī),短尾鳥,且聲。本義:雎鳩,即魚鷹)同本義。鶚科的一種鳥,上體深褐色,下體大部純白,常活動于水邊,捕食水中的魚。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周南》水名。在湖北省中部偏西。與漳水匯合為沮漳河,于江陵西入長江。

  第四、《乾隆題北京故宮交泰殿》:“恒久咸和,迓天休而滋至;關雎麟趾,立王化之始基。”注釋:(雎,音:ju居。義:①雎水。即今湖北西部的沮水。《左傳》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楚子涉雎濟江”即此。②雎鳩。鳥名。《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毛傳:“雎鳩,黃雎也。《爾雅·釋鳥》:“雎鳩,王雎。”郭璞注:“雕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禽經》:“王雎,雎鳩,魚鷹也。”《漢語大字典》“雎”:“③水名。在湖北省中部偏西。與漳水匯合為沮漳河,于江陵西入長江。《左傳·定公四年》:楚子取其妹季芊我以出,涉雎。”杜預注:“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

  最后,我們援引郭漢閔《一個人的沮漳河·關關雎鳩》一句作為該文的結束語:“既然荊山之下可采到驚世的和氏壁,那么從荊山流淌下來的沮水也一定能發出《關雎》這樣的驚世絕唱。”

參考文獻

[1]王志琦.辛勤耕耘——宜昌博物館二十年紀念文集[C].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12.

[2]廖柏昂.《江有汜》系湖北枝江古代民歌考[J].宜昌師專學報,1990,(2).

[3]聶石樵.《詩經》新注[M].雒三桂,李山,注.山東濟南:齊魯書社,2000.10.

[4]郝明知.從《詩經》無“楚風”說開去——談《詩經》對楚文化的影響[A].興山文化探源[C].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4.

[5]錢穆.古史地理論叢[M].北京:三聯書店,2005.6.

[6]張之杰.雎鳩是什么鳥[N].臺灣:中央日報,2004.4.30

[7]呂云洲.自說新語·苦命的苦哇子[A].耕讀漫記[C].湖北:溫故善本書坊,2007.5.

[8]劉毓慶.關于《詩經·關雎》篇的雎鳩喻意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2004,(3).

(本文在寫作的過程中得到了武漢大學文學院沈祥源教授、楊合鳴教授,三峽大學文學院曹文安教授、廖柏昂教授和江漢大學文學院羅慶云博士的鼓勵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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