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發展是古代公文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經歷了三曹七子，正始文人，南北十三朝近兩百年的時期，古代公文從質量到數量都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公文駢化現象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非常重要的文學現象，是古代散文發展到魏晉時期的時代產物。從漢朝開始，散文就出現了部分駢化的現象，出現了意對句不對的概貌，到魏晉后，雖然經歷了三曹時期通脫慷慨文風的影響，駢文的發展并沒有中斷，反而汲取了三曹七子文風中的精華，發展成為了華美流暢的文體魏晉，并獨領十三朝文之風騷。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公文駢化也是順其自然的發展，大家輩出。

　　本文首先對魏晉公文種類進行了總結，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批評理論做了詳細的匯總，進行了文體種類的比較和分析。其次對公文駢化的發展過程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并且分析了與之相關的背景介紹和分析，最終得出了魏晉公文駢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公文駢化；三曹七子；文體

　　作者簡介：中山大學碩士，研究方向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古代公文制度演變，古代文學批評。

第一部分　引言

　　古代公文是什么，又始于哪里？任何一篇有關于公文文體的文章都不能逃脫這樣一個問題，對于古代公文最簡而言之的定義，處理或聯系公務的文件。漢代早已有之，“公文”名稱，始見于《后漢書·劉陶傳》：“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惟當時稱公文者極少，多稱“文書”、“文簿”、“文案”等，如漢荀悅《漢紀·武帝紀一》：“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到三國時“公文”的稱謂逐漸增多，《三國志·魏志·趙儼傳》：“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就是后世的通俗文學中也屢見其身影，如《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又如清李漁《奈何天·密籌》：“內高聲稟介 湖廣宣撫使衙門，有公文投進。”但是具有公文性質的各種文體要比“公文”二字本身出現的時間更早。

　　隨著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出現，公文也隨之產生，據史料記載，中國最早具有公文性質的文體是誥，典，謨等，最典型的載體便是近代出土的商代大鼎司母戊鼎，其上記載遠古人民占卜、祭禮、打仗、賞賜、懲誡等活動,被稱之為金文，是古老文體中一種。目前為止較為完整的公文典籍當屬文字古奧典雅的《尚書》，閱讀時雖有佶屈聱牙之苦，但是較為真實的再現了古代人民的用語習慣和思維模式。

　　縱觀整個古代公文體制的發展，從秦到清，公文名稱約有百種，各朝叫法不一。有的古有而今無，有的古無而今有；有的名同而實異，有的實同而名異。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先秦兩漢的公文無論是文體，用詞，體制規范，還是數量，都已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高度，加上先秦時期，戰火紛爭，百家爭鳴，文學昌盛，可以說，公文的發展經歷了她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按照常理來講，第一個黃金期后，文學往往會走上一段寂然的道路，沉睡百十來年，韜光養晦，等待第二次的爆發。但是到魏晉時，隨著曹魏政權陷落，兩晉統一的完成，南北朝分裂時期的發展，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文學很快迎來了歷史上意義最為深遠的“自覺時代”，社會的混亂期就是文學生長的土壤，司馬遷的“發憤著書”，韓愈的“不平則鳴”，“歐陽修的“詩窮而后工”，正是這一現象的代表理論。在魏晉十三朝短暫的命運里，統一不足為道，但是文學卻大放異彩。

第二部分　魏晉公文文體的發展，裂變，定型

　　魏晉在繼承了前朝的各樣文體的同時，自身也孕育了其他種類的公文，如賤命，赦文，啟，牒狀，賀表，列辭等，多為委任官職，訴訟告獄類，這在整個發展史上非常常見，各種文體的發展，增加，完善，正名便是在這種永不間斷的發展中實現的。魏晉所擁有的不僅僅是這樣一種發展，前人們在運用的同時，也在不斷思考，不斷總結，這不是魏晉獨有的財富，但是因為首次出現，它顯得比任何時代都具有非凡意義。

　　魏晉南北朝公文文體體裁的劃分日趨精細，是因為文章在魏晉南北朝仕人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不僅是自娛泄憤，更能夠起到謀生的作用。《南史》卷五九《江淹任昉王僧孺傳論》“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任昉以表、奏、書、啟諸體散文擅名，故有“沈詩任筆”之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朝廷的重要公文大多由當時名家執筆，這種現實使人們對于文章寫作技巧的研究日趨精研，對于文章體裁的辨析也日趨精細，達到了“事有煩而不可以省，費而不得已”的地步。

　　魏時曹丕的《典論·論文》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篇論文，明確提出了“四科八體”的劃分方法。“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些論述在古代文體研究中具有開創意義，他所提的這“四科八體“中，有兩科四體跟公文有關，可見當時公文使用程度很高，而且已經有有了比較具體的分類，并且為時人所重視，進入了初期的總結和研究的階段。比之這樣稍顯模糊的論斷，“三曹七子”用自己的創作經歷更加具體而直觀的說明了當時公文的發展和使用狀況。

　　魏晉南北朝最顯著的文學現象除了“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就是駢文的發展。也可以說“文學的自覺時代”的到來一定程度上誘發和促進了駢文的發展。駢文經歷了古文，韻文，到駢儷文三個發展階段，從兩漢時期已經有了萌芽，只不過當時對偶是天然形成，而非有意講求，側重內容的對比，不尚字句的雕琢，風格質直渾厚，除了個別文章之外，大多以散體為主，駢散結合。到了建安三國，文風尚通脫瀟灑，較之東漢，又有不同。

　　建安時期的文人筆下幾乎都是反映漢末動亂社會現實的散文，內容充實，行文有力，慷慨激昂，曹操留下的書、表、令文較多且具有代表性，如《軍譙令》，《整齊風俗令》，《存恤吏士家室令》等，皆是感時而作，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名作《讓縣自明本志令》，“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言詞樸素，情感激張，個性乖張，分明是公文中的下行文，但是卻沒有中規中矩的格式限制，褪去了大漢朝儒術獨尊的桎梏，體現出了文學的解放和自由精神。《求賢令》中“唯才是舉”，《舉賢勿拘品行令》中的“不仁不孝”“勿有所遺”，魯迅先生就說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說別人不敢說的，將兩漢以來政令文章中那些天人感應，引經說教的桎梏破的一干二凈，幾乎要使中斷了百年的戰國諸子的放言無憚的文風再度恢復。也怪不得有“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如是說了。公文發展到魏武帝時，比之兩漢時期，甚至是先秦時期的百家縱橫策略的氣勢，都落后不少，只是古文化，簡樸化的十分到位，這是兩漢嚴謹的釋放，同時又是對先秦時期的回歸。這樣的通脫自在的文風和學風，為后期文人學者們追求個性和崇尚自由奠定了思想基礎。

　　曹丕除了《典論論文》之外，尚有《自敘》一文，善述平生，比之乃父，雖傷于細瑣，但是別具風情，信筆由之，無事不講，無話不說。除此之外，尚有《與吳質書》，《再與吳質書》等，亦見其傷人與自傷之細膩的感情，繼承了乃父的自由精神，所存詩文無一不是隨性之作，強調個性特征。雖無令文，表等傳世，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擲地有聲，功勛不在傳世名作，而在經世盛言，他是最早舉起提倡文章經世大旗的人，這樣的先知足以名垂后世。“文氣說”亦是其首創，卻是其弟——“七步泣”的曹植將之發揮到了極致。

　　《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均是曹植名作，《求自試表》中，曹植以賈誼，終軍自期，愿“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甚至愿意“當一校之隊”，“統整編之師”，即使“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大量對句，整齊流暢，不用典故，不事雕琢，筆墨淋漓，意氣之盛，駢儷色彩鮮明，實在是駢文的先導。《文心雕龍章表》說：“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余，故能緩急應節矣。”魯迅先生就曾言一個時代的事業，完成于他一人之手。曹植“才大思麗”，意對不求字對，體現了早期駢文的特點。

　　七子中不乏氣概者劉楨，哀深者王粲者，善章表書記者阮瑜，陳琳等，將通脫暢達發揮得淋漓盡致。《典論論文》中稱贊他們說：“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在《與吳質書》中也說：“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復，……元瑜書記翩翩，至足樂也。”如陳琳《答東阿王箋》，《為袁紹檄豫州》，阮瑀的《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等。孔融早逝，文章多有不傳，僅存的《難曹公表制酒禁書》，《與曹公論盛孝章書》等，《文心雕龍章表》有言曰：“氣揚采飛。”是建安前期的風格代表，膽大氣盛，無所忌憚。另有禰衡，繁欽，吳質等，亦是一時名角，與“七子”同列，此處不多贅述。

　　蜀漢時期不得不提的還有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以及李密的《陳情表》，宋蘇軾說：“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明，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乎言語，至《出師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又有“讀《出師表》而不哭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孝。”足見其影響之盛。

　　由此可見，當時的文人主流基本不用駢偶，追求辭藻講究字句的風氣雖存在，但仍是以氣為主，駢散兼馭，既呈現出富贍勻稱之美，又貫注著疏暢諧婉之氣，既不似東漢的凝重，又未如六朝之輕靡。魏晉只是駢文即將全盛的準備期，但是相對于東漢時期的天然成對，魏晉的有意識追求美學和藝術的新境界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這樣的意識的覺醒和發展，后期代表美學最高峰的駢文才能夠最終達到全盛。“三曹七子”的個性創作和理論實踐為后來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思想基礎。

　　西晉陸機的《文賦》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統的專著，對文學創作過程中的藝術想象、靈感等重要問題提出了創造性見解，也對文體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陸機生在西晉，比曹丕晚了半個世紀，在他的《文賦》中，對于文體的討論更為精細，共有文體十種，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比之《典論論文》具體不少，除了論奏說外，其余皆是抒情體，即使只是從數量層面上，也不難捕捉到一點“太康之風”的繁縟華彩氣息。應用文體的減少，抒情文體的增加，駢文的進一步發展也是順其自然。陸機是駢文成體的中堅力量，他有不少文章，整篇都用駢偶，純粹為修辭而使文詞屬對的成分增多，已經不僅限于內容的對照。用語力求從古籍中提取，事理的闡述多借助于典故。有《吊魏武帝文》，《漢高祖功臣頌》，《謝平原內史表》等遺世。以《謝平原內史表》為例，文中多用四字句，文不對意對，亦是駢文早期發展的特征。陸機作文，已經不單單是追求個性的發展，有意的追求的文對意對的這一舉動，更多的反映了魏晉文章

　　其后公文做得好的還有“二十四友”之一的潘岳，“善為哀誄之文”，只是此人汲汲于功名，作文的品德不是太好，所謂“文以傳道”，道不行文再好也是徒然。同為“二十四友”之一的劉琨，因其在國家危亡之際憤而“金雞起舞”的典故，所為之文章便不同于一般的文人學士，稱得上是兩晉之交最出色的作者了，有《為并州刺史到壺關上表》，《與丞相箋》，《上愍帝錄功表》等，前兩篇均指事造實，甚少駢句，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建安之后，這樣的文字很少，東晉之后也不大容易見到，而且自陸機之后，文章風格新變，兩晉之文，已經趨向駢儷，劉琨的《上愍帝錄功表》就是駢文，屬于應酬文字，然而在反映現實上，這位作家使用了古樸的方式，《為并州刺史到壺關上表》中提到百姓“死亡委危，白骨橫野”的慘境和自己“憂如循環，不遑寢食”的現狀，悲傷慷慨，有血有肉。《與丞相箋》文字直白，無所虛飾，自然之至。明朝張溥說他“奔走離亂，僅存章表”，“勁氣直辭，迥薄霄漢”，而且把劉琨同諸葛亮和岳飛相提并論，說：“夫漢賊不滅，諸葛出師；二圣未還，武穆鞠旅。二臣忠貞，表懸天壤。上下其間，中有越石。”對于其章表是十分稱贊的。

　　其后便是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僅從現存的片段看，論述到的文體就有有頌、賦、箴、銘、誄、哀辭、對問、碑銘等十一種，可見原書分類之細。據《晉書·摯虞傳》記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另據《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論》二卷”由此可見，《文章流別論》原本應是與《文心雕龍》一樣可以流傳千古的大家之作，不知出于何種原因，沒有能夠實現，這不僅是當時代之遺憾，更是后世之遺憾。劉師培先生曾說：“古代之書，莫備之于晉之摯虞，……流別者，以文體為綱也。”（《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 “溯其起源，考其正變，以明古今各體之異同，于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評，集古今之大成”。（《魏晉文學之變遷》）可見這部書在文體研究史上的重大意義。從現存的遺跡來看，公文文體的記載并不是很多，只有對問及箴勉強算是，由于散佚嚴重，原版已不得而知。不過“流別”二字的啟發卻不能忽略，這是文體研究向精細化發展的又一力證，摯虞開創了對文體的精深研究，故鐘嶸《詩品序》評價說：“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探清文體的淵源流變是研究一切文體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古人早就把握住了這樣的精髓。

　　東晉李充的《翰林論》，承前啟后，因其亡佚，無法考證其論述的文體到底有多少，但從佚文看，至少有十五：書、議、文、贊、表、駁、論、難、議、奏、盟、檄、誡、誥、詩。其中贊、表、駁、盟、檄、誡、誥等是曹丕、陸機、摯虞等人未提及的，說明李充對文體的劃分又推進一步。《翰林論》體現出文體劃分更加細化的趨勢，為后來總集編撰提供理論依據。承摯虞精深研究方法，更是啟發了一代巨擘劉勰對于《文心雕龍》的寫作。在現存的文體中，我們可以看到幾乎都是公文文體，可見東晉的文學風氣發生了轉變，脫去了太康詩風的外衣，尋求更為謹嚴的表達方式。從魏晉十三朝的整體發展趨勢來看，此時的嚴謹化，古文化只不過是歷史發展的一個極其短暫的返祖時期，或者說是對前期文體發展的補充和總結。總體而言，正如蕭綱所說：“為文且須放蕩”。十三朝始，一路放蕩到底。

　　駢文的真正興盛實在南北朝時期，尤以南朝為最，此時不得不提的便是梁朝“四蕭”，蕭衍《令公卿入陳時政詔》，《令所在條陳民患詔》，《用賢詔》等，多有可觀之作，寫的十分有氣度，雖漢文，魏武求賢亦不過如此。簡文帝是“宮體”之祖，有《梁簡文集》，散落頗多，今時已無法窺見其貌。齊梁時期，由于“永明體”的產生，駢文作品一時泛濫，梁后期至陳代，駢文最盛，梁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都是駢文高手，北朝亦有能人，如由南入北的庾信，土生土長的魏收，邢紹，溫子昇等，蔚為大觀。此期代表人物要論“沈詩任筆”中的沈約和任昉，張溥說沈約是“休文大手，史書居長”，其文如《上宋書表》，文采不富，不如其持論之文，但是《四聲譜》的撰寫，“永明體”的首創，足以讓其在古代公文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由于“永明體”的產生和使用，促進了駢文的發展，公文的駢化過程才得以加快，這雖然是歷史的必然進程，但是如果沒有沈約的首創之功，這樣的發展又要推遲多長時間，誰又知道。任昉之筆，蕭統《文選》中收入甚多，超過任何作者，可見其為當時所重，《文選》中所收的十幾篇令、表、序、狀、啟、等，可見其筆力。他最為時人倚重和傳誦的多是“奏彈”之文，如《奏彈曹景宗》，《奏彈劉整》，《奏彈范縝》，皆是重要的辭筆。當時已是駢文盛行的時期，雖“筆”亦駢，當時的文人凡寫官場應酬之文，駢四儷六，但是任昉的有些文章仍是保持了個性的因素，兼用口語，別有生氣。

　　南朝梁代蕭統《文選序》共60卷，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收錄極為豐富，選材上等，文章絕大部分是駢文。各種體裁都是為了滿足社會文化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當它賴以生存的文化背景發生變化時，體裁亦發生變化，駢文也是如此，這樣的發展不光是文體本身的要求。受太康詩風繁縟華彩的風格影響，隨著文學進程的不斷演進，駢化擴展到了文學的各方各面，最終形成了魏晉時期最為廣泛運用的文體形式——駢文，并影響了《文心雕龍》的創作。清談起而論體興，論體興而公文勝。

　　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全面繼承了前人反復細致的文體研究，而且更有創建，論述應用文體裁周詳完備。《文心雕龍》共有20篇文體論，即：《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弓》、《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占了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論兩種體裁，共詳論了34種文體，大多是應用文，如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弓、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封禪等；又于《書記》中簡述24種體裁，絕大多數是應用文，公文的數量更是遠超前人之上。文體的研究到《文心雕龍》這里絕對的是達到了集大成者的高度，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龍》的所有篇章都是用駢文寫成，從《文選》到《文心雕龍》，這樣的變化非常的明顯，駢文的發展到南北朝時期達到了頂點，此后便逐漸衰落，到隋唐時期，由于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需要和韓柳不懈追求的古文運動的進行，駢文一度達到了湮沒的境地。不僅如此，劉勰還首次提出了“文筆”說，有韻為文，無韻是筆，蕭繹的《金樓子立言篇》中稱“文”可以“吟詠性情”，在藝術手法上強化了文筆之分。

　　考慮到魏晉時期的特殊背景，不難看出駢文的出現，發展對于公文文體的巨大影響，公文的駢化即使到了隋朝也仍然存在，清談之風的興起，太康繁縟風格的演化，到南北朝時期宮廷仕人對于雅化俗化不同風格的追求，給駢文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條件。公文的駢化是魏晉特有的文學現象。

參考文獻：

[1]（梁）劉勰：文心雕龍，上海書店，1989

[2] 蕭統：文選（南北朝·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王力：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81

[5] 譚家健：中國古代散文史稿，重慶出版社，2006

[6] 李士彪：魏晉南北朝文體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7] 曹明綱：魏晉南北朝散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8]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

[9] 李建中：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10] 王運熙, 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