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呂后自配食高廟以來，除中遭王莽代漢和赤眉軍亂外，歷十帝、180余年，均未受到人們的非議。然中元元年（56年）冬十月，光武帝使司空告祠高廟，退呂后而進薄太后，以高祖薄夫人代替呂后配食高廟，這一舉措看似有冒天下之大不韙之嫌，實則暗含“一石二鳥”之深意，即一是告誡外戚切勿擅權亂政，二是絕諸王覬覦皇位之念，從而為太子劉莊順利登臨大寶張本。

　　關鍵詞：光武帝；薄太后；高廟；配食

　　作者簡介：張小鋒，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029）

　　大凡論及頭頂“中興之君”、“定鼎帝王”兩項桂冠的光武帝劉秀晚年政局者[1]，多詬病其“宣布圖讖于天下”、馬援冤案及廢郭后易太子等事[2]，很少有人注意到光武帝退呂進薄改配高廟一事。事實上，光武帝改配高廟一事，不僅有著極深的政治內蘊，而且反映出光武晚年政局之實狀。本文擬對此作一探討，不妥之處，祈望指教。

一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3]古代王朝的國家祭祀對維護統(tǒng)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誠如王柏中所論，國家祭祀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過郊祀宗廟等各種祭祀活動強化國家的政治信仰，維護以皇帝統(tǒng)治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過神的權威來樹立皇帝的權威，通過宗教秩序來鞏固政治秩序；從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來看，國家祭祀還有敦行倫理教化、促進社會和諧以及強化農本意識等多方面的社會功能[4]，受到歷代統(tǒng)治者的高度重視。國家祭祀內容繁雜，包羅甚多，“配食”就是其中之一。東漢開國君主光武帝劉秀無論是在蕩平群雄中，還是重建漢室后，對祭祀一事尤為關注，即位告天、封禪泰山、復起高廟、四時袷祀、營南北郊、立明堂、辟雍、靈臺等等，未曾懈怠，《后漢書志》第七至九《祭祀上、中、下》有詳細記載。然而，有一件事卻令人頗為費解。

　　《后漢書志》第七《祭祀上》載建武三十二年（56年）封禪泰山事時寫到：

　　（二月）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臣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下》載：

　　（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群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后漢書志》第八《祭祀中》載：

　　北效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岳共牛一頭……

　　上述記載反映出：建武三十二年，光武帝劉秀舉行神圣的封禪大典。二月二十五，行禪禮，祭地于梁陰，以高后呂雉配祭。同年四月改元中元。冬十月，經過慎重決策，以莊重而嚴肅的儀式，將在高祖劉邦的神位旁陪伴達180余載、接受后人祭祀的呂太后神位移走，旁邊放上了生前并不受高祖劉邦太多寵愛的薄太后神位，接受后人的祭拜。同時，生前和死后從未享受皇后禮遇的文帝母薄太后被尊為高皇后，呂后之廟主被從高廟遷至其寢園。“三十三”年正月，[5]別祀地祇時，高后薄太后接受配祀。同年（57年）二月，光武帝薨。

　　那么，光武帝為什么要在與世長逝之前貶黜呂后配食高廟之權和高皇后之尊號呢？呂后自配食高帝以來，除中遭王莽代漢和赤眉軍亂外，歷十帝、180余載，均未受到人們的非議。光武興漢后，何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韙，退呂后而進薄太后以配食高廟呢？種種問題，值得探究。

　　“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6]尤其是作為開國之皇后，其地位更是非同一般，其生前不僅擁有極大的權力、享受至高的尊崇，其死后配享宗廟，接受后嗣們永遠的祭拜。呂后做為西漢開國之皇后，祇承宗廟，配食高帝，是順理成章之事。終西漢一朝，呂后配食高廟遂為成制。然光武帝打破成規(guī)，貶呂后而揚薄太后，以薄太后配食高廟。對于劉秀此舉，后世學者持論不一。東晉史學家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于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yōu)于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圣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途，則隱諱之義著，而親情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為）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后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7]袁宏以“親情道長”、“推近知遠”來釋改易配食高廟之由，似有隔靴搔癢之嫌，難以切中要害。

　　黃留珠先生指出：“就在泰山封禪的這一年，劉秀還做了幾件在他看來極為重要的事。其一是提高祭祀薄太后的等級，降低呂太后的等級。”“劉秀本是文帝劉恒一系，所以當他做了皇帝后，提高自己這一系最原始母親的地位，應該說并非難以理解的事情。至于所指呂后的種種罪狀，不過是借口罷了。”[8]應該說，黃先生注意到劉秀以薄太后代替呂太后而配食高廟一事是十分重要的事，頗有見地。但是他將此事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提高自己這一系最原始母親的地位”，則失之單薄。試想，自文帝始，登臨大寶者哪一個不是高帝與薄夫人的續(xù)脈？自景帝起，踐祚帝位者哪一個不是出自文帝劉恒一系？也就是說，任何一位君王都有以退呂進薄配食高廟的方式來“提高自己這一系最原始母親的地位”的理由。但是終西漢一朝，未見有任何一位帝王有改易配食高廟之事，甚至連這樣的一點議論也沒有。再退一步而言，如果說，呂后不足配食高廟，那么貶黜呂后之事，其最佳時機當在文景時期，而不應是光武時期。

　　呂后八年（前180年）七月，“為人剛毅”的呂后“病犬禍而崩”。[9]呂后之死，不僅使她憑借自己的聲望、地位與政治手腕維系著的政治上的均衡關系徹底破裂，更為嚴重的是引起了宮廷中的一場血光之災。遠在代地的劉恒在長安城內的刀光劍影中，被確立為大漢皇位的最佳繼承人，而呂后孱弱的血脈及其家族則遭到了無情、冷酷的屠戮。

　　史籍記載，呂后死后，呂祿、呂產專兵權，秉朝政。他們自知違背高祖白馬之盟誓約，擔心被大臣所誅殺，就準備先發(fā)制人，利用手中的兵權，進攻劉氏貴族，陰謀作亂。但是，事情的真相卻未必如此。一些學者卓然指出：呂祿、呂產等人既沒有這樣的想法，也沒有這樣的行動。所謂的“諸呂之亂”只不過是周勃、陳平等人的捏造之詞。[10]不管真相如何，文帝在眾大臣的擁戴之下，入主未央，登臨大寶。

　　呂后素被惡名，生前有殘害三王、毒虐戚姬、封王諸呂、壞高祖白馬之約之罪行。文帝即位之初，暴揚諸呂之惡，消除呂后之正面影響，似為安定統(tǒng)治局勢之必要。若此時，有人對呂后配食高廟和高帝皇后之資格發(fā)難的話，尚且能夠理解，也似在情理之中。但是，文帝并沒有這樣做。

　　文帝事母至孝，文帝為其母薄太后正名，乃人之常情，天經地義，景帝作為薄太后嫡孫，提高祖母之地位，也實為教化天下之舉措。然而文景二帝皆未如此。既然文景二帝都沒有過多提高薄太后地位的舉措，光武帝作為高祖與薄太后九世孫，“承文、景之統(tǒng)”[11]，更無通過改易配食高廟一事來“提高自己這一系最原始母親的地位”之必要。

　　文景二帝作為封建明君，可謂治國有道，二人之所以未貶黜呂后高皇后名號和配食高廟資格，其原因一是呂后為高祖明詔冊立之唯一皇后[12]，二是呂后與文帝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系[13]，三是呂后功勛卓絕，小惡難掩大功。無論是佐高祖定天下，還是臨朝稱制，呂后皆有出色之表現(xiàn)。尤其是主政15年間，“上承劉邦草創(chuàng)之局，下啟文景之治”[14]，為漢代的長足發(fā)展作為了卓越的貢獻。關于這點可以從班、馬二人的評論中窺出端倪。《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zhàn)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漢書》卷三《高后紀》班固“贊曰”與司馬遷論贊幾乎如出一轍。班、馬二人看法如此一致，可知漢代人對呂后的態(tài)度持同樣的肯定態(tài)度。盡管后人多有口誅筆伐呂后之殘忍者，但其歷史功績卻彪炳史冊，不容抹殺，所以其配食高廟當之無愧。

二

　　光武中元元年，去呂后和薄太后之崩，已有180余年之久。而改易配食宗廟之事，實為國之重典，世人矚目，然而英明如斯的光武帝卻重新為呂、薄論定，進退其位，實在有冒天下之大不韙之嫌。就連對光武帝倍加稱譽的王夫之也甚覺此舉不妥，力加撻伐，他指出:

　　以祖妣配地祇于北郊,漢之亂典也。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改配薄后，亂之亂者也。呂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勝任而無歉乎？開國之君，配天而無歉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貽子孫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于宗廟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君授之也；德非其德也，元后為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呂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亂也。

　　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為弟，丹朱之不肖，堯不得不為子，天倫者受之于天，非人所得而予奪者也。夫婦之道，受命于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夫制焉。為人子孫而逆操其進退，己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書曰“夫人”。僖公致成風以抑哀姜，而《春秋》書曰“用致”。呂后之罪，聽后世之公論，非子孫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伉儷，非子孫所得命也。告祠高廟，退呂進薄，幸先君之無知，唯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呂后哉？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夷狄忿戾之恒也]，崔鴻譏其以子廢母，致其子寶弒母而無忌。人君垂家法以貽子孫，順天理而人情自順，大義自正。如謂光武借此以儆宮闈，乃東漢之禍，卒成于后族，徒為逆亂，而又奚裨邪？故曰亂之亂者也。[15]

　　王氏之論，可謂一針見血，自有其精到之處。然而，光武帝之所以如此，卻別有深意。有論者指出：“對祖先的尊號加以改動，絕不僅僅是個禮儀問題，而有著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16]

　　光武帝在履至尊之后，強化皇權和鞏固統(tǒng)治是其施政的主要著力點之一。為此，他以“柔道”治國，“退功臣而進文吏”[17]，同時還特別注意汲取歷史經驗，注意抑制和防范外戚勢力的滋長。建武十七年（41年），光武帝以郭皇后“懷執(zhí)怨懟，數(shù)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等由將其廢黜，并改立陰貴人為皇后[18]。從而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廢易皇后的開國之君。

　　對于廢郭后立陰氏之原因，學者多從陰后“雅性寬仁”、郭后因色衰愛弛而“數(shù)懷怨懟”、無“母儀之德”的角度來解釋。黃留珠則認為，光武帝“與郭后的結合是一樁典型的政治婚姻。”“劉秀的廢郭后立陰后，實是他抑制外戚的一項用意深遠的舉措。” [19]趙沛先生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講，郭后只不過是南陽集團和河北集團政治斗爭的犧牲品罷了。其實，且不論劉秀與兩位皇后的情感恩怨，郭氏也好，陰氏也好，其背后的宗族勢力才是根本的原因。”[20]黃、趙二人之見解，可謂從不同的角度道出了光武帝廢郭后之原因。筆者認為，郭、陰兩族之于光武皇權而言，既可視做兩大政爭集團，亦可視作兩個不同外戚。抑制外戚和抑揚二族之勢力，是廢郭后立陰氏同一個問題的兩種表現(xiàn)形式。

　　《后漢書》卷一○《皇后紀》載：“光武郭皇后諱圣通，真定槀人也。為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shù)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jié)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為貴人。”“劉秀的兩支妻族——郭氏和陰氏則是他起兵反莽后以婚姻形式聯(lián)結的兩支軍事力量。郭氏是河北真定‘郡著姓’；陰氏是南陽‘比于邦君’的大宗族。”[21]郭后出身真定著姓，劉秀與之結合，不僅得到了真定王的十幾萬兵力，壯大了軍事力量，而且獲得了河北地區(qū)王族勢力和地方豪強勢力的支持，為其最終消滅王郎、據有河北，奠定了軍事及政治基礎。劉秀稱帝后，對這位有著強大家庭背景的皇后是不放心的。因為這樣的皇后勢必造就一個強大的外戚集團，構成對皇權的嚴重的威脅。然而與郭后相較而言，陰氏出身于“微賤”的“鄉(xiāng)里良家”，不像郭氏擁有強大的家族勢力，因此也就較難形成足以威脅皇權的外戚集團，這是劉秀之所以廢郭立陰的根本原因。兩年后（即43年），劉秀又廢郭后子太子劉彊，對此袁宏頗有微詞，而黃留珠認為，“易太子是易皇后的必然結果，其真正用意是與易皇后相一致的。”[22]

　　皇后，位同至尊、母儀天下，太子，國之儲貳、天下之本。廢皇后易太子不僅十分不易，而且必然會帶來巨大的社會震蕩，尤其是在開國之際，光武帝深知其中利害。高祖劉邦曾數(shù)欲易太子而最終作罷[23]，就是明證。更何況，身為長子的太子劉彊“性聰達恭謙”[24]，無任何過失。然而，光武帝為了抑制真定郭氏外戚（河北政治集團），最終鋌而走險，先后廢易皇后、太子，開歷史之先河。由于光武帝高明的統(tǒng)治本領，使十分危險的“易國本”一事進行的十分順利，似乎未激起半點政治微瀾。但事實上，由此卻帶來了巨大的政治隱患。

　　學者指出：光武帝廢太子，就公卿百官而論，產生了一定的離心傾向。如太子太傅張湛，“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后強起為大司徒，復“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即以潔身隱退而寓其不滿之意通。至于郭后所生諸子，雖然不敢明言反對，但因“子以母貴”的利害關系，也無不表現(xiàn)出強烈的憤愈。于是“爭禮四方賓客”，以與朝廷抗衡。[25]甚至就連與后立太子劉莊一奶同胞的山陽王劉荊，后來也替廢太子劉彊鳴不平，說“君王無罪，猥被斥廢”，“太后（指郭后）失職……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后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這說明，光武帝廢太子劉彊，的確引來了不少朝臣的寒心，產生了不小的離心傾向。

　　標榜以“柔道”治國的光武帝，對廢皇后和廢太子待以寬仁，給予優(yōu)渥，并未將他們趕盡殺絕。但是，廢太子之存在，對新立太子劉莊之地位，無形中會形成巨大的威脅。后來，事情發(fā)展的結果，也證實這一擔心是不無道理的。[26]

　　為了鞏固后立太子劉莊之地位，劉秀又不得不提高陰氏家族之地位，委劉莊之舅以重任。以備不虞。

　　《后漢書》卷三十二《樊宏陰識列傳》記載：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zhí)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zhèn)守京師，委以禁兵。……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廷、傅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十九年，拜衛(wèi)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后以興領侍中，受顧命于云臺廣室。

　　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以群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并經行明深，逾于公卿。”興沒后，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勛；嵩為中郎將，監(jiān)羽林十余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wèi)尉，遷執(zhí)金吾。

　　光武帝先后重用劉莊之舅陰識、陰興、陰嵩，分別授其以執(zhí)金吾、衛(wèi)尉之要職，其意圖十分明顯，即確保太子劉莊之地位。誠如王夫之所云：“（光武帝）于是日慮明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為之援。”“帝之托陰氏以固太子之黨”。[27]

　　盡管如此，諸王的實力日益強大，對太子劉莊的潛在威脅越來越大，為防微杜漸，遏制諸王勢力之滋長，進而為太子劉莊嗣位鋪路，光武帝于建武二十八年（52年），乘郭后“尸樞在堂”之時，重拳出擊，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并遣郭后、許美人所生諸子皆就國。劉秀的這一做法，對諸王給予了一次沉重的打擊。

　　本來，陰氏勢力就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強大政治勢力。更何況，郭后與太子劉彊廢后，在光武帝的倚重、信任和對諸王的防范、打壓之下，其氣勢日熾。陰氏“以外戚貴盛”，則往往交結賓客，“多犯吏禁”。到了晚年，劉秀不得不面對的政治現(xiàn)實是，陰氏外戚勢力也很強大。盡管陰氏族內多有謙讓內斂者，然亦不可小覷。陰識“雖賢，何知其不為莽之恭？”[28]光武帝心有忌憚。

　　出于對自己身后政局的理性洞悉，同時也為了太子劉莊能順利登臨大寶之考慮，光武帝必須既倚重于陰氏勢力，但又不能任其過分滋長。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達此目的呢？經慎思之后，劉秀想到了一個巧妙之法，即通過改易配食高廟，而來達到既申明陰氏母子之正統(tǒng)地位，防止他人在辭世之后有覬覦皇位之念，同時又巧妙地告誡陰氏，行多收斂，不要重蹈呂、霍之覆轍。仔細分析一下光武帝幾道詔書內容，就不難發(fā)現(xiàn)光武帝的“一石二鳥”之用意。

　　建武十七廢郭后立陰氏的詔書云：郭后“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而“陰貴人鄉(xiāng)里良家，歸自微賤。”這里既云郭后有“呂、霍之風”，其潛臺詞即為“陰貴人有薄太后之德”。建武九年（33年）封陰氏母鄧氏及弟時詔云：“（陰）貴人有母儀之美”。換言之，光武帝既將郭后比作呂后，那么“歸自微賤”、“有母儀之美”的陰貴人自然是被比作薄太后。陰后之子劉莊為“光武第四子”（《后漢書》卷三《明帝紀》），這也與薄太后子文帝為高祖四子完全吻合。種種跡象表明，光武帝將陰后母子比作薄太后母子，是國人盡知之事。

　　前揭光武帝中元元年令司空告祠高廟“退呂進薄”詔書云：“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對于此詔令的真正意圖，學者多認為顯然是在“告誡后妃和外戚們，如果象呂后那樣臨朝稱制，援引外家專擅朝政，那么就死后就不配食漢家地祇。” [29]確切地說，這種看法只道出了光武帝此舉用意的一半。事實上，該詔書分為前后兩部分，前面的內容意在告誡外戚不要擅權，以免重蹈呂、霍之禍，而后面所云“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則耐人尋味。此處表面上是在稱頌薄太后、孝文皇帝之德行、抬高薄太后之地位，暗則在為太子劉莊母子正統(tǒng)地位張本。否則，詔書既是在陳述“退呂進薄”之由，又為何要贅言薄太后之子“賢明臨國”呢？

　　郭后之廢、劉彊之易，自然會引起朝野議論紛紛，為其鳴不平者大有人在。升平政治之下，隱蓋著種種隱患。在自己撒手人寰之后，難免會生出許多事端，對此形勢，光武帝有著清醒地判斷。為防不虞，光武帝在臨終前四月，告祠高廟，改移配食，詔告天下，借機稱頌陰皇后有辭讓仁慈之德、太子劉莊有聰慧賢明之才，這無疑對穩(wěn)定政局會產生積極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光武帝在臨終遺詔中，命令對自己的后事務叢簡省，要求地方不要搞吊唁活動，同時要求“刺史及二千石吏無離城郭”，并令“從封泰山”的重臣趙憙典持喪禮[30]，這些安排都含有穩(wěn)定政局之深意，而這些臨終的安排，又與“改配”高廟之事的出發(fā)點是一致的。

　　總之，光武帝中元元年冬十月，告祠高廟，退呂后而以高祖薄夫人代替呂后配食高廟，是極富政治意蘊之舉措，其目的一是告誡外戚切勿擅權亂政，二是重申皇后陰氏和太子劉莊之正統(tǒng)地位，絕諸王覬覦皇位之念，從而為太子劉莊順利登臨大寶張本。這一頗具“一石二鳥”之意的政治舉措，既是為太子劉莊的嗣位和日后治國理政巧做鋪墊，也可視作為光武帝終結廢郭后易太子一事的收官之筆。

注釋：

[1] 黃留珠：《劉秀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頁。

[2] 祝總斌：《馬援的悲劇與漢光武》，《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2期。黃留珠：《劉秀傳》，第379頁。肖陽光、冷鵬飛，《東漢楚王英謀逆案疑析》，《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王健：《楚王劉英之獄探析》，《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2期。

[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61頁。

[4] 參見王柏中：《試論傳統(tǒng)祭祀的社會功能——以兩漢國家祭祀為例》，《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5年第5期。

[5] 按：建武三十二年四月改元為中元，所以不當有三十三年。《后漢書志》第八《祭祀中》將此段記載置于“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之后、“明帝即位”之前，似指“三十三”為光武“中元二年”。

[6] 《東漢會要》卷一《帝系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頁。

[7] 袁宏撰：《兩漢紀》下冊《后漢紀·光武皇帝卷第八》，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55頁。

[8] 黃留珠：《劉秀傳》，第385頁。

[9] 《漢書》卷九七《外戚傳》。另據《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載：“（高后八年）三月中，呂后祓，還過枳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七月中，高后病甚……辛已，高后崩。”閻愛民、馬孟龍《呂后“病犬禍而崩”新說——從醫(yī)療史的視角對呂后之死史料的解釋》一文指出“導致呂后腋傷的真正元兇是狂犬，其最后的死亡也是因狂犬病發(fā)作而致。”（《南開學報》2007年第2期），可備一說。

[10] 呂思勉云：“呂氏之敗，正由其本無翦滅宗室、功臣之計，臨事徒思據軍以為固；既無心腹爪牙之任；齊兵率起又無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嬰；遂至內外交困，不得已，欲聽酈商之計。使其早有危劉氏之計，何至是乎？乃誣以產、祿欲為亂關中。產、祿果有反謀，安得呂祿去軍，而不以報呂產乎？呂產又徒手入未央宮，欲何為乎？故知漢世所傳呂后事，悉非實錄也。”（《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4—75頁）吳仰湘詳加辨正后指出：“漢初‘誅呂安劉’政治事變，實際上是一場由功臣陰謀集團和齊劉分裂勢力合謀發(fā)動、事后又完全歪曲真相的血腥政變。”諸呂未曾據兵擅權，更未曾謀亂危劉。（《漢初“誅呂安劉”之真相辨》，《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1期）。

[11] 劉珍 等撰：《東觀漢記校注》（上）卷一《世祖光武皇帝》，吳樹平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頁。

[12]《史記》卷四九《外戚世家》載：“漢興，呂娥姁為高祖正后。”

[13] 筆者在《呂后出宮人與代王劉恒“獨幸竇姬”發(fā)微》（《晉陽學刊》200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文帝竇皇后是劉恒作代王時的王妃，她是“呂太后賞賜代王劉恒五名宮女之一”，此人曾侍奉呂太后之人，身份特殊。受到代王劉恒的“獨幸”，先后為文帝生一女二男（即劉嫖、景帝、劉武）。正是由于此原因，文帝與呂后的關系就顯得十分特殊。

[14] 安作璋：《論呂后》，見《學史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77頁。

[15] 王夫之：《讀通鑒論》（上冊），第182頁。

[16] 周林國：《劉秀治國方略述論》，《貴州文史叢刊》1996年第4期。

[17] 關于“退功臣而進文吏”的目的和效果，陳勇先生有深刻論述，參見《論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

[18] 事見《后漢書》卷一○《皇后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標點本，第406頁。

[19] 黃留珠：《劉秀傳》，第332-333頁。

[20] 趙沛：《兩漢宗族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23頁。

[21] 秦學頎：《東漢前期的皇權與外戚》，《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22] 黃留珠：《劉秀傳》，第333頁。

[23] 事見《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卷五五《留侯世家》、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等。

[24] 劉珍 等：《東觀漢記校注》（上）卷七《傳二·東海恭王彊》，第232頁。

[25] 參見曹金華：《論東漢前期的“諸王之亂”》，《史學月刊》1996年第5期。

[26] 光武帝薨后，立即就出現(xiàn)了山陽王劉荊“作飛書”給廢太子彊，煽動起兵反亂之事。后來又出現(xiàn)了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相繼陰謀造逆作亂之事。事見《后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列傳》。

[27] 王夫之：《讀通鑒論》（上冊），第177頁。

[28] 王夫之：《讀通鑒論》（上冊），第176頁。

[29] 秦學頎：《東漢前期的皇權與外戚》，《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

[30] 《后漢書》卷二六《趙憙列傳》載：“及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籓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籓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wèi)，內外肅然。”顯然，讓趙憙“受遺詔，典喪禮”也是光武帝為穩(wěn)定政局而作的人事部署，趙憙秉承光武帝之旨意，明尊卑，整禮儀，嚴門衛(wèi)，為劉莊順利嗣立發(fā)揮了應有的作用。

原刊《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