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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獻——近代古文獻四大發現之二

  在我國浩瀚而珍貴的歷史檔案中,如以年代久遠而論,甲骨檔案可說是首屈一指的了。甲骨檔案是我國奴隸社會的商、周時期(確切地說是殷商和西周早期)所特有的一種文字記錄,是現在能見到的我國最古老的檔案實物,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這一事實,雄辯地說明了我中華民族文化歷史的悠久和我國檔案事業的源遠流長。本文擬就甲骨檔案的形成過程、內容梗概、保管、出土情況及其意義等方面,作一些粗淺的介紹。

  任何檔案都是時代的、歷史的產物,甲骨檔案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我們知道,在奴隸社會興盛發展的商、周時期,雖說社會生產有了相當的發展,但原始社會遺留下來的迷信占上習俗依然嚴重存在。商、周的統治者都自命為上帝的后裔,是上帝意志的執行者,所以他們的一切活動,都要通過占卜來請命于上帝和先公先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甲骨檔案隨之而產生了。

  所謂甲骨,乃是龜甲和獸骨的統稱。這些東西是當時占卡的用具,也是一種書寫材料。根據卜辭和其他文獻的記載來看,當時的占卜活動是相當鄭重的,并有一整套的規定程序。首先是要選好占卜用的甲骨。甲主要是用龜的腹甲,因為腹甲平整而光滑,也有用龜背甲的;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選好材料之后,經過一番鋸削、刮磨的整治,然后在甲和骨上,按照一定的間距和規格鉆出許多圓窩,并在圓窩旁邊鑿成梭形的凹槽(此即所謂“鉆”、“鑿”)。這就成了備用的占卜材料了。占卜時,通過一定的宗教儀式,先把要卜問的事情向上帝或祖先交代清楚,然后用一支熾燃的圓木炭棒,在圓形的窩中央或梭形凹槽的側旁燙灼,這時候,在甲或骨正面的相應部位,就會出現裂紋。這就是要求問的“卜兆”,占卜者就根據這些“兆”來判斷吉兇。之后,占卜者往往還要將卜問的原委以及后來應驗的情況,用鋒利的玉石或刀子刻寫在甲骨之上,并在字跡上涂以朱色或墨色。最后,這些占卜過的甲骨,都被妥善地保存起來。不難看出,這一系列的占卜程序,也就是甲骨文書的形成過程。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所以人們又稱這些甲骨文書為甲骨卜辭。

  一片完整的甲骨卜辭,大體上包含四方面的內容:一是“敘辭”,記載占卜的日期及卜官的名字;二是“命辭”,記述問卜求告的事情;三是“占辭”,記述裂紋顯現的征兆,四是“驗辭”,記載日后應驗的情況。這里,我們以《殷虛書契菁華》一書中所著錄的一片甲骨為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癸巳卜,貞旬亡田,王日:其土來 川至。五日丁酉,允生來鼓自西,告曰:土方于我東,二邑,方亦牧我西鄙田。”[1]

  這段卜辭的大意如下:“癸巳卜”,是記載占》。日期,當時已用干支做為記載日期的方法了。“敝”是占官員的名字。這是敘辭。“貞旬亡 ”,意思是卜問下一旬之內有沒有災禍降臨?這是命辭。“王曰:其有來,川至。”是占卜之后殷王依據卜兆做出的判斷,說是有災禍,將有國難來臨。這是占辭。從“五日丁酉”到全文完則是兆驗辭,它記載了應驗的情況:到癸巳卜后的第五天丁酉,果然有國難來自西方,土方和方都來進犯邊境。

  很明顯,這種記載已經超出了占卜記事的范圍,它不僅是占卜之辭,而且是當時史實的直接記錄,具有了明顯的書史性質。所以,考古學家陳夢家曾明確指出,這些卜辭可以看做是政事決定的記錄,是殷代的王家檔案。

  由于當時統治者崇尚迷信,事事都要求告于神靈和祖先,因而甲骨檔案的記事范圍非常廣泛,上自國家的大政,下至帝王貴族的私人生活,諸如祭祀、天時、年成、征伐、旬夕以及田獵、疾病、生育等,無不取決于占卜(從西周早期的甲骨卜辭來看,周王的占卜多限于重大的政事和農事,而不象殷王那樣遇事即卜)。正因為如此,使得當時社會活動各方面的情況,在甲骨檔案中都得到了如實的反映(除卜辭之外,商代還有記事刻辭和表譜刻辭)。這里應該指出的是,在殷商和西周不僅有甲骨檔案,同時還有典冊。《尚書·多土篇》就明確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只是這種書于竹木的材料,現在還沒有發現。但是,這時的占卜是統治者政務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則是非常明顯的,形成大量的甲骨卜辭也是必然的。為了占周兩朝都設有專掌卜事的職官,他們既是直接從事占卜、祭祀的人員,是神權的掌握者和傳達者,同時也是國家的重要執政官員,他們位高權重,對統治階級的一切活動都有重要影響。如果我們從檔案工作角度來看,這些卜官不但是甲骨文書的制造者,而且也是甲骨檔案的形成者、保管者,自然他們也就具有文書、檔案工作人員的職能了。不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人們對檔案工作的認識遠不象我們今天這樣。

  歲月在流逝,歷史在發展,曾經盛極一時的奴隸制大國殷商和西周,經過幾百年之后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當時作為商代后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殷都(今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以及西周早期活動中心的吱邑(今陜西岐山縣鳳雛村一帶),都逐漸荒蕪下來。《史記·項羽本紀》中記載,秦朝末年,項羽率領的起義軍在漳河岸邊大敗秦軍以后,秦將章邯要求議盟,項羽曾約他在“洹水南殷虛上”相會。可見到公元前二世紀末,昔日興盛的殷都,此時已變為一片廢墟了。大約在周平王東遷洛邑的前后,西周的岐邑也在戰火中毀壞殆盡。隨著王都的湮沒,王朝的檔案也沉淪于地下。

  人們對甲骨檔案的認識,經過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原來,殷商時代的甲骨檔案,并不只是在近代才開始出土。據考古學家的考證,遠在隋、唐時期,小屯村一帶曾經是一片叢葬之區,當時人們在挖掘墓穴的時候,就曾將甲骨翻出地面,但是由于不認識,就又隨墓葬一起埋入地下。轉眼之間又是一千多年過去了,到了清末光緒年間,甲骨又在當地群眾耕作時被大量發掘出來。然而這時的甲骨仍未被人們所注意。出土之后,不是被當做無用的廢物丟棄一邊,就是被當成一種藥材——“龍骨”,或輾成細粉,或刮去字跡,以廉價售給藥店。據記載,小屯村一個叫李成的人,就經營此業前后達數十年。不難想象,在這期間甲骨檔案所遭到的毀滅和損失是何等的嚴重!后來(一八九九年),清朝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當時的一位金石學家),在一個姓范的古董商手中,辨認出那些帶字的“龍骨”,原是商代的古文書,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文獻。這一偶然的發現,挽救了它慘遭毀滅的命運。從此,甲骨檔案才得以重見天日。

  甲骨檔案的真面目被人們認識以后,其身價自然是遠非昔比,往往是“計字論值,每字數金”。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它們的境遇并不是很美妙的。在二十世紀前后的三十多年里,由于甲骨檔案的高貴身價,不僅引起了當地群眾的盲目挖尋,而且也吸引了遠近的商賈,他們麇集小屯,視甲骨為奇貨,爭相求購又輾轉銷售,當時某些官僚和學者也競相收藏,據為己有。同時,冒牌的偽刻品也相繼出現,結果是魚目混珠,真假難辨。特別是我國的這些珍貴歷史遺產,引起了外國侵略者的垂涎。在此期間,駐濰縣長老會牧師美國人方法斂,英國人庫壽齡,在安陽當過多年牧師的加拿大人明義士,日本人林泰輔,以及猶太籍的英國商人金璋和哈同,都曾染指甲骨。他們多方收購到甲骨之后,又轉賣給各國博物館。據不完全記載,僅流散到日本、加拿大、英國、美國、西德、蘇聯、瑞士、法國、比利時等十個國家的,就有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四片之多。[2]

  一九二八年后,甲骨檔案的出土工作由盲目挖尋進入了科學發掘的階段,由前中央研究院殷虛發掘團主持其事。這時候考古學家們經過多方研究,確認大量出土甲骨的小屯村一帶,原是殷商的故地。這一科學的認識,對后來殷虛的發掘和甲骨的出土,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的九年多時間里,他們對殷虛遺址進行了規模不等的十五次發掘,又獲得了大批甲骨,據統計共出土二萬四千九百十八片。同時還出土了大量其他殷代遺物,找到了殷王宮室的遺址,進一步探察了殷都的原貌,成績是不小的。但是,在解放前的舊中國,國家政治的腐朽必然要影響考古工作的健康發展。考古隊伍力量薄弱,發掘工作時斷時續,尤其是主持發掘的考古機關,由于經濟上的困難,不得不乞憐于帝國主義的援助。前幾次發掘,其經費都是美國福利爾美術陳列館“協助”的,以后則是由美帝國主義控制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津貼”的。[3]所以,發掘出土的東西,對中國人是百般封鎖,對外國人卻是多方邀請參觀鑒賞。應該說這是舊中國考古事業上的一塊瑕垢。和其他出土的殷代歷史文物一樣,甲骨檔案也蒙受了這種半殖民地的恥辱。

  “一唱雄雞天下白”。新中國的成立給我國的檔案事業帶來了新的生命,甲骨檔案成為國家的財富,并得到了妥善的保管。[4]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毛主席親臨安陽殷虛視察。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殷虛遺址的發掘工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自一九五O年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組成了專業隊伍,對殷虛遺址開始了有計劃的發掘。發掘的范圍也進一步擴大,并且又取得了重要的收獲(如發現商朝王室成員的陵墓,出土大批文物)。就甲骨檔案而言,僅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間,在小屯西地和小屯南地就出土了約五千片帶有刻辭的甲骨,其中整版和近乎整版的刻辭卜骨就有一百多片。有的每片刻辭多達六十字-這是解放以來出土殷代甲骨最多、最重要的一次。[5]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為了更好地對這批珍貴歷史文獻進行研究和利用,一九五六年,在敬愛的周總理遵照毛主席指示領導制訂的科學研究十二年遠景規劃中,將出版《甲骨文合集》列為歷史學方面的重點項目。二十多年來,在郭沫若同志的主持、領導下,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們,經過多方的努力和辛勤的勞動,克服了種種困難,終于使這部大型的甲骨文獻資料書,在我國建國三十周年時開始出版。《甲骨文合集》全書圖版部分共計十三冊,選錄甲骨五萬多片,預計一九八一年全部出齊,以后還要陸續出版釋文、索引等有關叢刊。我們完全可以說,《甲骨文合集》的編纂和出版,既是對八十年來甲骨文研究系統的整理和總結,同時也是一次最大規模的甲骨檔案的公布。

  另外,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在甲骨檔案的出土方面還有了新的收獲。繼一九五? 四、一九五六、一九七五年在山西、陜西、北京等地出土少量周代甲骨之后,一九七七年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周原考古隊,在對原西周宮室遺址(今陜西岐山縣鳳雛村)的發掘中,一次就出土甲骨一萬七千多片。就已清洗出的近兩百片甲骨文字的內容來看,這批甲骨是西周早期王室的重要檔案,它提供了許多史書和金文所沒有的珍貴史料。毫無疑問,這批西周早期甲骨檔案的出土,是繼殷虛甲骨檔案之后的又一重大發現。[6]

  從發現殷虛甲骨到現在,八十年來,前后共出土甲骨檔案約在十五萬片以上(不包括近期發現的西周甲骨一萬多片)。可以預期,隨著我國四化建設的勝利進軍和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必將有更多的甲骨檔案(特別是西周時期的甲骨檔案)陸續出土。

  感謝考古工作者們的辛勤勞動,借助于他們的精心發掘和研究成果,使我們有可能窺見當時甲骨檔案的管理情況。這些甲骨檔案,主要出土于商朝后期的王都——殷和西周早期的岐邑。所以,鳥瞰一下當時都城的概貌,對了解檔案的保管情況是有好處的。先看殷都,它是商朝后期政治,經濟的中心。《竹書紀年》說:“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又據《尚書》、《詩經》等史籍記載,盤庚遷殷之后,就確定了王室建筑的方位和布局,武丁時又進行了大規模的興建。這表明殷是商朝后期的重要都城,是商代文明的集中地,這也正是在這里出土大量甲骨檔案的原因。考古發掘證明,當時的殷都是以現今小屯村為中心,周圍占地約在二十四平方公里以上,南面是宮殿區,北面是陵墓區。在宮殿區的外圍,環繞有寬十多米,深七、八米的大濠溝,這是王宮周圍的防衛設施。[7]宮殿區內的建筑,都是以中間的南北中軸線為基準,前后宮室,左右殿廊,東西對稱,井然有序,中間還有用鵝卵石鋪砌而成的通道。有的宮殿(宗廟)的臺基長達五十米,寬十多米,足見其規模之大。限于當時的生產水平,這些宮殿雖不象后世帝王宮殿那樣富麗堂皇,但也相當宏偉壯觀了。在宮殿的左右,常伴有半穴居式的地下室,這是王耕的百官臣僚們工作的地方。在地下室內又多有大小不等的窖穴,這是用來貯存谷物或其他器物的所在。王朝的甲骨檔案就是保存在這里。一九三六年春掘獲的一萬七千多片甲骨,就是出土于宗廟遺址內編號為YHl27的一個窖穴中。可以說,這是武丁時代的一個檔案庫房。

  至于岐邑,則是西周早期的都城,據記載為古公 父(太王)所建,在文王遷都于豐以前,這里一直是周王活動的中心。從時間上看,它晚于殷都,但亦相去不遠;從政治上看,當時的西周是殷商的屬國,其社會組織、政治制度多因襲于商,自然在宮室建筑方面也具有相當的規模。一萬七千多片的西周早期甲骨,也出土于官室(宗廟)建筑遺址的一個窖穴中。殷商和西周的統治者們把自己的檔案集中保存在宗廟,顯然寓有祭告先帝、祈求佑助之意。迭表明了他們對神靈篤信的虔誠,也反映了他們對檔案保管的重視。

  從甲骨檔案的窖藏情況看,當時的保管工作已有了一定的程序。窖藏的甲骨大致有朝代可循。有的窖是存貯一個朝代的,如:一九三四年春第九次發掘的HS20坑,全是廩辛時代的,一九三六年春第十三次發掘的YHl27坑,則全是武丁時代的。也有的窖是累積幾個朝代的,如:一九三一年冬發掘的E區的一個圓坑,包括有從武丁至廩辛三個朝代的;一九二九年秋第三次發掘的小屯北的大連坑,則貯有從武丁至帝辛好幾個朝代的,[8]這個坑可能也是當時貯存甲骨檔案的庫房;近年在鳳雛村西周早期宮室遺址發掘的H11坑,從已辨認出的時代來看,也包括有周文王和周武王兩朝。[9]同時,還有將龜甲與獸骨分別存貯的情形,如前面捉到的曾出土一萬七千多片甲骨的YHl27坑,其中幾乎全是龜甲,而在同時發掘的B區101坑中,則發現四十多塊大骨版,其中只夾雜有一塊龜甲。另外,還有的龜甲被裁成鞋底的樣子,上面還有一個不小的穿孔,可能是供若干片龜甲穿扎起來時用的。在出土的甲骨 檔案中,有的一片上僅刻有“冊六”或“編六”二字,可能當時已有了初步的整理。

  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當時形成的這些甲骨檔案已有了一種“歸檔”的作法。在奴隸社會的殷商時期,巡游、狩獵、征伐可說是每個王的經常性活動,這些活動遍及王國各地,每次又都要占卜,但又不是在殷都,在出土的甲骨檔案中,就經常發現有“在某地卜”字樣。看來,這些甲骨必定是隨王出巡時車載而去,在外地卜用之后再運回來,否則這些檔案就不會大量出土于殷都。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關于帝辛(商紂)征伐人方(即東夷)的記事。征伐東夷是殷末的一大政治軍事事件。在帝辛十年九月甲午至十一年七月癸丑,帝辛遠征人方,南到淮,東到海濱,在東南方兜了一個大圈子,取得了赫赫戰果,俘獲了“億兆夷人”。在返回殷都時,把途中卜用的甲骨全帶了回來。后來,考古學家們就根據迭一部分甲骨檔案,整理匯輯成了《帝辛征人方日譜》,計有復原甲骨三十三版,其中并都記有日月。[10]這大概是最古老的檔案匯輯了。當然,“歸檔”一詞是我們現在的術語,但當時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檔案應該集中存貯,卻是毫無疑義的。

  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在一九三六年發掘的曾出土一萬七千多片甲骨的武丁檔案庫(即 YHl27坑)中,有一個拳曲而倒置的人體骨骸和甲骨埋在一起。據考古學家們推斷,此人可能是甲骨檔案的保管者,大概是因為當時發生了什么變故,檔案被埋藏,他也就一躍而入隨之殉職了[11]這或許是殷代人殉制度在檔案工作方面的反映也未可知,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根據上述情況來看,可見當時甲骨檔案的管理工作已有了相當的水平,它比同一時期其他各國的檔案管理遠為先進。檔案的按朝代存貯和集中管理,不論當時人們在主觀上對此是否明確,但在實際上是符合檔案本身性質的客觀要求的。盡管在做法上還過于簡單、粗糙,這是時代的限制。甲骨檔案的這種管理水平,是和當時的殷商是顯赫一時的奴隸制大國,當時的殷都是舉世聞名的文化古都相一致的。它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國奴隸社會檔案工作的概貌。

  甲骨檔案的大量出土,對我國近代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對商史的研究發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遠在春秋的時候,孔子就曾說過:“殷禮吾能言之”,但又感嘆文獻不足,無以征信。司馬遷著《史記·殷本紀》,也只是“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書詩”。可能是因為材料的限制,把歷時六百多年的一個顯赫大國,只記述了一篇近三千字的文章。此外,如《左傳》、《國語》、《世本》、《竹書紀年》以及先秦諸子各家著述,雖然也有關于殷商時代的記載,但大多是零星片斷,簡略異常。因此,材料不足是治古史的一大困難。而殷虛甲骨檔案的出土,卻為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大大豐富了商史的研究內容。它不僅驗證了某些史書的記載,同時為我國古代奴隸社會歷史的研究,開辟了新的、廣闊的領域。所以學術界把甲骨檔案的出土,看做是我國近代學術史上四大史料發現之一。

  甲骨檔案以其豐富的內容,為殷商和西周早期歷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條件。下面略舉一、二,以見一斑。

  從某些甲骨檔案材料來看,殷商時代的自然科學已相當發達。殷人十分注意天象的觀測,而且都有文字記載。在武丁的卜辭中,就有幾次月蝕的記錄,并都有日月可考。如“月土食,聞,八月。”“六日[甲]午夕,月土食。”在古文字中,“? ”同有,“月? 食”即月有食,有月蝕;“聞”與“昏”同,意思是說月全蝕時天地昏黑。此外。卜辭中還有當時觀測到新星的重要記載,如“七日己巳夕 ,坐新大晶并火。”? (“夕 ”,指當晚的天氣是有星無云)[12]。這些珍貴的檔案材料,為我國古代科學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科學依據。

  甲骨檔案中關于人祭的記載,還為研究我國奴隸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檔案里,關于人祭的記載是很多的。歷史學家們在研究過程中,曾找出有關人祭的甲骨一千三百五十片,其中一千九百九十二條卜辭中,記載共祭用一萬三千零五十二人,另外還有一千一百四十五條卜辭沒有記載人數,如果每次都以一人計算,全部祭殺人數至少有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七人。卜辭記載還表明,每次祭用的人數,少則數人,多則三、五十人,甚至四,五百人。足見其階級壓迫之重。再就時間上來看,無論是殺伐總數或是一次殺伐的人數,以武丁時為最多,越往后越少,到帝辛(商紂)時為最少。甲骨檔案的這些記載與考古發現大體一致。正是根據這種商代末期人祭數目逐漸減少的趨勢,歷史學家們做出了“殷商后期是我國奴隸制經濟向高級發展的階段”的論斷。[13]

  至于周原的西周早期甲骨檔案,則證明了周人至遲在周文王時就有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進入了“文明時代”。這對研究周初奴隸制,特別是滅商之前的周族社會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總之,大量的甲骨檔案材料,不僅為商、周歷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同時對我國的文字、書法、宗教、天文、測量等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檔案利用與學術發展的密切關系,在這里再一次得到充分的體現。

  甲骨檔案是我國古代燦爛文明的見證,是我國豐富文化遺產中的珍品,是我國歷史檔案中的瑰寶,在我國檔案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它以確鑿的史實表明,我們的民族是具有輝煌歷史的民族,我國的檔案事業也有著悠久而先進的傳統。在當前向四化進軍的偉大時代里,我們不是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東西嗎?

注釋:

[1] 《殷虛書契菁華》是近代考古學家羅振玉關于殷虛甲骨的主要著述之一。原件影印,共輯錄完整甲骨六十八片。郭沫若同志對羅氏搜集、保存、傳播甲骨之功極為贊賞,曾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說,無緣與甲骨接觸的人,可借此書見其原形。但這里引用的材料,是轉引自呂振羽著《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一書,已不是原來形狀的甲骨文字。?

[2]胡厚宣:《編好〈甲骨文合集〉向建國三十周年獻禮》,《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

[3]李? 濟:《安陽發掘報告》,1933年第4期,石璋如:《殷虛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中國考古學報》1947年第2期。

[4]考慮到歷史的情況和研究利用上的方便,國家沒有將全部甲骨檔案集中起來。目前,全國有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四十個城市,九十二個單位收藏有甲骨。

[5]《一九七三年安陽小屯南地發掘簡報》,《考古》1975年第1期。

[6]《陜西吱山鳳雛村發現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7]《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殷墟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2期。

[8]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9頁。

[9]《陜西周原考古的新收獲》,1979年7月25《光明日報》?

[10]董作賓:《甲骨學五十年》。

[11] 同上。

[12]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第237、246頁。《光明日報》。

[13]胡厚宣:《中國奴隸社會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年第8期。

(原題:我國古代歷史檔案中的瑰寶——甲骨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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