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運動是中唐時期的一場詩歌革新運動，興起于貞元、元和年間，以白居易、元稹為主要的倡導者。新樂府運動的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國運衰微，各種矛盾加劇。一些關心國運的有志之士殷勤地關注現實政治，希望國家能再度繁榮。因此他們放棄了盛唐的理想主義，而走向現實主義，以反映現實生活、關注民生、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的新樂府運動便應運而生。

　　新樂府運動又是在源遠流長的現實主義詩歌傳統的基礎上而興起的，它遠承《詩經》和漢魏樂府的現實主義傳統，近取杜甫、元結、顧況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新樂府是一種用自命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但更重要還是這一作家群體的共同的理論追求和創作實踐，才使之成為中唐詩壇上的一場詩歌革新運動。

　　唐朝貞元、元和之際，廣大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興唐朝的統治。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新樂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文辭質樸易懂，便于讀者理解；說的話要直截了當，切中時弊，使聞者足戒；敘事要有根據，令人信服；還要詞句通順，合于聲律，可以入樂。宣稱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了驛船纖夫的悲慘生活。《田家行》、《簇蠶辭》則揭露了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詩。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后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