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國古典文學在英國流播為討論中心，對英國漢學研究歷程進行學術分期并歸納其階段性特征；對英國漢學研究的滯后和相關特征的形成原因進行探析。

一

　　英國漢學中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較法、意、德等西方諸國為遲，其基礎工作——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從18世紀末才開始萌動。從18世紀末至今，英國漢學中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1、傳教士漢學階段，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準備期和萌生期：（18世紀末—1840年鴉片戰爭前）；2、傳教士漢學向專業漢學轉換階段，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發軔期（1840年鴉片戰爭后—19世紀末）；3、傳統漢學發展繁榮階段，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確立發展期（20世紀初—20世紀二戰前）；4、傳統漢學向現代漢學轉換階段，這是中國古典文學收獲期和轉向期（20世紀二戰以后—21世紀初）。

　　1、傳教士漢學階段（18世紀末——1840年鴉片戰爭前），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準備期和萌生期：

　　18世紀末，出于商業、傳教和外交的需要，英國開始派遣一批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來華。這批人注意學習漢語和研究中國文化，為此編寫了一些漢語語法、英漢辭典之類工具書，并將所記錄的中國風俗文化、地理出產等資料用報告、游記、日記和信札等形式送回英國。此時的漢學成果主要是語言知識、地理民俗、游記之類，作者也是傳教士、外交官等非專業學者，其中專門從事漢語教學或語言學研究的很少，僅僅止于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托馬斯·珀西（ThomasPercy）、塞繆爾·伯奇（Cyril Birch）和外交官托馬斯·當東（Staunton,George Thomas,1781-1859）等少數幾位。在這一階段，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已開始萌生，中國古典白話小說以其通俗易懂和情節的生動引人首先引起英國漢學家的注意：1761年托馬斯·珀西（ThomasPercy）編輯整理的《好逑傳及其它》英譯本，由倫敦多利茲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小說第一次直接譯介到英國和歐洲。珀西的譯文不太高明，而且對《好逑傳》也持批評態度，認為這類才子佳人小說“奴化了中國人的心靈，很容易導致奴隸般的順從和對新鮮事物的懼怕。當這種心態鞏固著帝國的平靜和安定時，中國人的精神變得遲鈍，他們的想象力受到摧殘”[1]。為了改變英國人對中國人的鑒賞能力和道德水準的認識，他專門譯著了一本《關于中國人的雜著》，這是個德、英、法作家和學者關于中國的合集，其中包括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的《中國孤兒》，英國學者錢伯斯關于中國園藝的一篇論文和珀西自己的一篇關于中國語言文學的一篇論文。珀西在“前言”中說，中國人的判斷力和想象力在許多方面評價都很低，但在園林和文學方面尚足資借鑒。珀西還編譯有《夫人的故事：六個短篇小說》（1762，倫敦多利茲出版社），其中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出自《古今小說》，也是中國短篇白話小說在英國較早的譯本。除珀西的譯文以外，這個時段還有中國短篇白話小說如“三言二拍”中的一些單篇譯文，如約翰·瓦茨（John Watts）于1736年翻譯的三篇中國小說：《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懷私怨狠仆告主》和《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皆是從《中華帝國全志》法譯本轉譯的，也是“三言二拍”最早的英語譯文；托馬斯·當東（Staunton,George Thomas）翻譯的《古今小說》中的《范希周》（即《范鰍兒雙鏡團圓》，1815），《相愛一對兒》（即《宋金郎團圓破氈笠》，1820）；塞繆爾·伯奇（Cyril Birch）《忍不住的寡婦》（即《莊子休鼓盆成大道》，1843）、《生死之交》（即《羊角哀舍命全交》，1845）等。

　　在詩歌方面有威廉·瓊斯（Willian Jones, 1746－1794）,對《詩經》中《衛風·淇奧》等篇的翻譯。瓊斯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對梵文的研究，他是通過比利時傳教士翻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接觸到《詩經》的，他深為《論語》中孔子所引用的詩歌所感動，進而找到《詩經》的中文原本，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他用拉丁文翻譯出《衛風·淇奧》篇，后來又翻譯出《周南·桃夭》和《小雅·節南山》。他還在亞洲學會作過一次關于《詩經》的講演，他在講演中稱《詩經》為中國第二部經典，并指出：詩在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被重視，而且在任何地域，都會采用同樣的意象。

　　這個時段英國漢學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所表現出的主要特征是：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前期準備的作品翻譯剛剛萌生，不僅翻譯數量少、面也相當狹窄，也缺乏對中國古代文學真正的了解，更談不上深入的研究，只能算作英國漢學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萌生期和準備階段。

　　2、傳教士階段向專業漢學轉換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后—19世紀末），這是英國漢學中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發軔期

　　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率先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接踵而來的中法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使得中國門戶進一步向西方洞開，此時西方興起的浪漫主義和羅珂珂風格更加劇了這種“東方興味”，使得西方的傳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成批涌入中國。據不完全統計，19世紀后半葉來華的英國傳教士、知名人士達100多人。[2]這些人在傳播福音、進行外交事務或是游歷、收集中國文物資料的過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語言障礙和以象形為特征的繁難的漢字，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傳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都首先把氣力花在漢語的語言文字學習和研究上。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禮遜、米憐和托馬斯·當東之后，鴉片戰爭后的漢學家編寫了更多的中英文工具書和教科書

　　隨著這批人在中國生活時間的延伸，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的增多，特別是在深入中國腹地的過程中，接觸到中國的大好河山和諸多人文景觀；在考察游歷中記錄、搜集的大批中國典籍和風俗文化資料，更使他們觸摸到中華文化獨有的魅力，在震驚、激動之中逐漸對中華文化產生了濃郁的興趣，逐漸由為布道增加親和力或為商業征服鋪平道路轉為發自內心的仰慕和愛好，逐漸由收集風俗文化典籍資料，轉為對這些資料的研究和探求，甚至由業余愛好變成終生追求，從而完成了由傳教士、外交官向專業漢學家的身份轉換，其代表人物有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德庇士（Davis,SirJohnFrance,1795-1890）、威妥瑪（Wader,Thomas Francis,1818-1895）、邁耶斯（漢名梅輝立Mayers, William Frederich,1831-1878）、翟理思（H.A.Giles,1845-1935）等，其中對中國古典文學在英國流播作出巨大貢獻的是理雅各、德庇士和翟理思，他們被并稱為十九世紀英國漢學三大代表人物。這是中英之間一個特殊的文化群落和矛盾集合體，在他們身上體現著英國文明和中華文化的碰撞、交匯和融合：他們肩負著讓東方蠻族皈依天主的神圣使命，又企圖用東方哲學來挽回西方世道人心；他們既是西方炮艦政策的執行者，又是中華文化的仰慕者；他們是西方文藝復興以后的人文精神向東方的移植者，更是中華文化向英國流播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這類人物在鴉片戰爭后來華的100多位傳教士和40多位職業外交官盡管只占小小的一部分，卻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標志性的人物，正是在他們不懈努力下，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漢學在英國的流播才得以前行。

　　理雅各（James Legge）的漢學研究功績主要表現在對儒家經典的系統譯介和宗教思想研究上。從1858年起，理雅各用20多年時間譯介的儒家的經典，包括尚書、竹書紀年、春秋左氏傳、詩經、易經和禮記，共七大卷，取名《中國經典》，其中《詩經》是英國第一部全譯本。時至今日，《中國經典》仍被尊為漢學經典的權威譯本。理雅格還有篇論文《<離騷>詩及其作者》，刊于1895年《皇家亞洲學會雜志》27卷上，內有《離騷》譯文，屈原的簡介，還全部翻譯了王逸《楚辭章句》中《離騷》篇的注釋，這是英國漢學家對《離騷》和屈原的第一次譯介。德庇士（Davis,SirJohnFrance）的《中國詩選譯》是唐詩最早的英譯本。他的《中國詩歌評論》（1929）也是英國漢學家中第一部中國詩歌評論專著。他的專著《陶淵明——他的作品及其意味》采用心理美學和接受美學對陶淵明及其詩作進行分析評判，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結論。德庇士也是英國漢學家中最早注意到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的，他編譯過《好逑傳》（1829）等明清小說，他翻譯的《中國小說選》（1822）是英國最早的中國小說英譯本。鑒于漢學家在翻譯《三國演義》時大都回避了其中的詩詞，他譯注的《漢文詩解》專門收有《三國演義》的一些詠史詩（1834年，澳門東印度公司出版）。德庇士還翻譯過一些中國古典戲曲，如元人雜劇《老生兒》（1817）、《漢宮秋》（1829）等。翟理思（H.A.Giles）是英國漢學界著名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其主要的學術譯著均在19世紀后期完成。翟理思治學領域極廣，涉及儒學、社會學、文學、語言學、繪畫等諸多方面，其中《漢英字典》被認為是他一生最大成就。他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代表性的譯著有：《聊齋志異選》（1880）、《古文選珍》（1884）、《中詩英韻》（1884）、《古今詩選》（1898）、《中國文學史》（1901）等。其中《中國文學史》更是翟氏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之作,它與俄國著名漢學家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1818－1900）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同為西方較早流行的漢學名著，也是西方漢學家撰寫的第一部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專著。在這部專著的“前言”中，他談到自己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使命感：“英國的讀者如果想了解中國的整體文學，即使想略有所知，在任何一部已有的著作中都是徒勞的。確實，理雅格博士的輝煌巨著（指《中國經典》，引者注）使得儒家經典對嚴肅的學者來說唾手可及，但中國文學作者之林的廣袤空間仍然是一片處女地，有待于卓有成效的開拓”[3]。

　　英國傳教士漢學向專業漢學轉換階段的英國漢學，有以下一些學術特征：

　　第一，從19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一些大學如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帝王學院、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曼徹斯特歐文學院陸續設立漢學教授席位，特別是1890年“東方語言學院”的建立和1916年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建立，從體制上標志著由早年的傳教士、退休的外交官和專業研究者組成的專業隊伍，逐漸取代過去傳教士和外交官的業余學習和研究；系統的、有組織的教學和研究模式取代了以前出自自我興趣的個體學習和研究，完成了傳教士漢學向專業漢學的轉換。這批從事漢學教學和研究的教育機構，也有一些設立在中國，它們大多是教會建立的，如鴉片戰爭以后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建立的上海同文學會，廈門英華學院，寧波三一書院等；以及稍后的上海英華書館、格致書室、西童書院、麥倫書院，漢口的博學書院，天津的新學書院，青島的廣文學院等。這批學校，在學習和宣傳基督教義的同時，漢學教學和研究也是重要的內容，它們同英國國內的“東方語言學院”和 “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等漢學教學研究機構一起，搭起了中英文化溝通和交流的橋梁。

　　第二，這個時段英國的中國文學研究，雖然出現了像翟理思（H.A.Giles）《中國文學史》這樣的劃時代專著，主要還處于編寫工具書和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階段，而且中國文學譯介也是中國古代文學，近現代文學尚未進入英國漢學家的視野。“傳教士階段”開始的興辦漢語學校、編纂漢語語法、詞典和教科書，收集大量中文圖書資料等工作仍在繼續，但已向前延伸：由編寫和教授漢語語言、語法到大學的漢學教席，再到獨立的東方學院和中文專業；中文圖書資料也由收集向英國傳送轉入編目、整理、匯編階段，產生如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9）的《漢學文獻提要》，道格斯（Dougs）的《大英博物館圖書館所藏中文圖籍、手卷及繪畫目錄》（1877），愛蒙（i am）的《維甘哈伊會堂克勞福德勛爵圖書館所藏中文圖籍與手卷目錄》（1895），翟理思《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漢文、滿文書籍目錄》（1898）等重要的文獻學著作。與此同時，一些漢學資料匯編、圖冊、字典等中文工具書也陸續問世，如理雅各（James Legge）《中國經典》，湛約翰（chalmers, John，1825－1899）編譯的《簡明康熙字典》（1977），歐森南（Oxenham，Edward Lavington，1843－1897）《中華帝國歷史地圖》（1898）等，它們為英國漢學家直接研讀中國古籍提供了方便。

　　第三，即使傳教士階段的業余漢學向專業漢學過渡在此階段已經完成，經院式的漢學研究傳統方式并未因此而確立，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和商業利益，仍然是這些漢學講座和研究機構的首選，即使像牛津、劍橋這樣的經院大學，其漢學講座是主要任務仍然是培養海關人員、駐華領事、教會人員和商務官員，即使由理雅各（James Legge）、威妥瑪（Wader,Thomas Francis）、翟思理（H.A.Giles）這樣的漢學大家主政，也無法改變其實用方向。所以，翟思理在劍橋執教33年，只培養了阿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這樣一位經院漢學家。以致他在劍橋任教十年以后，對培養經院漢學家已不抱希望，他不無感傷的說：“我在劍橋十年，僅有一個學文字的學生。我教過許多學口語的學生，有商人、傳教士等，但學文字的僅此一人。我懷疑牛津是否也只有一個”。[4]

　　3、傳統漢學發展繁榮階段（20世紀初——20世紀二戰前），這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確立、發展期

　　二十世紀初，英國漢學開始進入發展繁榮階段，這與英國政府的直接干預關系很大：1906年，英國財政部門成立專門的委員會，研討改進漢學教學和研究問題。委員會由利伊勛爵任主席，邀請一些著名專家學者進行調查，1909年形成調查意見向國會報告，這就是英國漢學史上有名的“利伊報告”。報告建議將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和帝王學院合并，由國家撥款成立東方研究院，研究范圍包括印度、中國、馬來西亞、緬甸、日本、東非和西非等國語言。1917年1月1日亞非學院正式開學立，羅斯（Denison Ross）為第一任院長，1938年改名為東方與非洲研究院。這是一個兼研究與教育為一體的機構， 其課程設置主要還是考慮商業需要，即：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課程設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則上要服從對實用的考慮和安排。直到二戰前，學院本身仍非常重視“為帝國邊遠各地培養了既能經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員。” 與此同時，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漢學講座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在院系建設、漢學課程的完備化和系統化，師資力量的充實，學生數量的增加等方面均有長足的進展：牛津大學于1930年設立中國學院，主要學習文言文和中國古代哲學；劍橋大學成立了東方學院，該研究院的功能是組織、聯合東北亞國家的語言、歷史、資料文獻、社會科學與文化等領域的研究，研究的國家主要包括日本、中國、韓國和蒙古，研究所非常鼓勵在劍橋大學內部和其他大學之間就相關研究問題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和交流。

　　在漢學研究發展和繁榮的大背景下，英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也進入確立、發展期，涌現出阿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和沃納（愛德華·西奧多·查理斯，E.C.Werner，1864－1954）等一批代表人物。韋利是20世紀前期英國的漢學大師，也是英國漢學第二代代表人物。這位英國學者從未到過中國,被稱為“坐在家里的觀察者”，但卻終其一生,致力于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傳播，出版了27部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譯注，發表論文近60篇，涉及中國文學、宗教、藝術、敦煌學等諸多方面，但主要貢獻是在中國詩歌的譯介和楚辭研究上。從1913年起他開始研究《詩經》，1936年在亞細亞雜志發表《中國早期詩歌中的求愛與婚姻》，譯介了《詩經》中這類主題的16首詩歌；1937年，阿倫與昂汶公司出版了他新譯的《詩經》，以譯文準確、典雅受到好評。除《詩經》外，阿瑟·韋利對唐詩及白居易的興趣最濃。1917年，《倫敦大學東方學院院刊》創刊號上同時刊載阿瑟·韋利翻譯的《初唐詩歌選譯》37首和《白居易詩38首》，合計75篇，整整占了44頁，這是阿瑟·韋利首次發表英譯漢詩，從此，他被推上漢詩英譯一流大家的位置。1949年，阿倫與昂汶公司出版了他的白居易傳記《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其內容主要是用白居易的詩文譯介串聯起來（其中詩歌的全譯或節譯就有100多首），類似中國學者的“詩歌編年”，這是韋利多年研究白居易的成果結晶。阿瑟·韋利對李白也很感興趣，1950年，他的《李白的詩歌與生平》出版，其編寫方法與《白居易的生平及時代》相同，但對詩人的生平、所處時代及交游有較多的介紹，所選李白詩作亦多為新譯。1956年，阿瑟·韋利又出版專著《18世紀的中國詩人袁枚》。作者寫此專著的初衷，是要破除英國人的偏見，以為只有在中國古典時代才有出色的詩歌。韋利的專著《九歌：中國古代巫文化研究》（1955），是英國漢學界第一次對“九歌”作整體性譯介，而且第一次引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把《九歌》當作研究中國古代巫風的文獻資料，其前言及每首詩后面的解說，都是介紹詩中所反映的巫術活動情況，因此在譯介對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是個重大突破。除上述之外，阿瑟·韋利的中國古典文學譯介還有《一百七十首中國詩》（1918）、《中國古詩選譯續集》（1919）、《論語》（1938年）、《猴子》（節譯自《西游記》，1942年）；《中國古詩集》、（1946），這是《中國古詩選譯》、《一百七十首中國詩》和《中國古詩選譯續集》的選編修訂本。1923年，他翻譯的歐陽修散文《鳴蟬賦》在《亞細亞》雜志第23期（1923年4月號）上發表,也使西方第一次接觸中國宋代的散體賦。韋利的譯作，使西方讀者對東方文明大開眼界，當時媒體評論形容：“讀中國詩歌，如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地激動和興奮。” 其中《一百七十首中國詩》多次重印,影響了美國的新詩運動倡導者艾茲拉·龐德（1885-1972）等偉大的詩人,與龐德的漢詩譯本《神州集》一起，成為20世紀初興起的美國新詩運動的范本。《中國古詩集》在1946——1962年十多年間在美國多次印行，并有德文轉譯本，使中國古詩走進西方的普通家庭。1953年，韋利因為漢詩翻譯方面的成就被授予女王詩歌勛章。韋利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上亦有貢獻：1952年，其專著《真實的三藏及其它》，在倫敦艾倫與昂溫出版社出版，這是關于《西游記》歷史資料的研究；1966年，阿瑟·韋利又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學報29卷上發表《游仙窟中的對話》，對美國學者萊維（Lvi）翻譯的《游仙窟》譯本發表評論，這也是英國學者為數不多的中國通俗小說評論之一。沃納（E.C.Werner）曾任駐華領事，著有《敘事社會學——中國人》（倫敦皮特曼父子公司出版1919），內有《東周列國志》描寫戰爭準備的內容，另外還有《封神演義》的選譯。1922年，他編著的《中國神話與傳說》由倫敦哈拉普公司出版，其中收有《聊齋志異》《河間生》、《毛狐》等五篇譯文，第十六章為介紹《西游記》專章，對《西游記》的主要情節，都摘有片斷譯文；他還著有《中國神話辭典》（1932），《中國文明史》（1940）等。

　　這個時段的中國古典文學方面論著還有：克萊默-賓（Kramer·b）譯著的中國古代詩文選《玉笛》（1911）和《燈節》（1916）,此二書在西方也很有影響。1922年，張彭春（Chang Peng- Chun）發表的《嚴羽<滄浪詩話>》，是西方第一篇譯介《滄浪詩話》的論文。在中國古典小說譯介方面有：蘇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de Morant）的《聊齋志異選》（1913）；鄧羅翻譯的《三國演義》英譯全譯本兩卷本（1925），這是英語世界第一個《三國演義》的全譯本，在西方很有影響；杰弗理·鄧洛普（Geoffrcy Dunlop）從德文本轉譯了七十回本《水滸傳》，書名《強盜與士兵：中國小說》（1929），這是《水滸傳》七十回本第一部英語全譯本；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編譯的《中國不朽的長廊：傳記選譯》（1938），內有《搜神記》的譯文及干寶、東方朔、左慈、吳猛等人的傳記資料；羅伯特·肯納維·道格拉斯（R.K.Donglus,1838－1913）編譯的《中國故事集》（1905）中收入《今古奇觀》中《懷私怨狠仆告主》等四篇作品；豪厄爾（E.B.Howell）編譯的《今古奇觀：不堅定的莊夫人及其它故事》（1905），選譯了《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等六個故事；豪厄爾編譯的《今古奇觀》的第二個選本——《今古奇觀：歸還新娘及其它故事》（1926），又選譯了《裴晉公義還原配》等六個故事；克萊門特·埃杰頓（Clemcnt Egerton）的《金瓶梅》百回全譯本（1939）；哈羅德·阿克頓（Harold? Acton）與Lee Yi-hsieh合作編譯的《膠與漆》（1941），其中選譯了《醒世恒言》中《赫大卿遺恨鴛鴦絳》、《陳多壽生死夫妻》等四篇作品。在中國古典戲劇譯介方面：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將德國漢學家克拉朋特翻譯的《灰欄記》轉譯成英文（1925）；晁德蒞（Angeio Zottoli）譯著的《中國文化教程》（1930），此書總括概述中國戲曲的起源、表現形式、藝術特點和男女角色的特點；路易斯·查爾斯·阿林頓（L.C.Arlington）的《古今中國戲曲概論》（1930）；熊式一翻譯的《西廂記》（1935）；年，哈羅德·阿克頓（Sir Harold Acton）選譯的《牡丹亭》中的《春香鬧閨》（1939）；陳伊范（Chin, Jack）《中國戲劇》（1948）；畢曉普（J. L. Bishop）假托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介紹十八世紀的一出中國戲劇》（1952）等。

　　傳統漢學發展繁榮階段的英國漢學，有以下一些鮮明特征：

　　第一，英國漢學開始此時進入發展繁榮階段，由于與英國政府的直接干預關系很大，所以帶有很強的功利性：其教學目的往往是“為帝國邊遠各地培養了既能經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員”，課程設置也主要是考慮商業外交等實用需要，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課程設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則上要服從對實用的考慮和安排。因此，除個別代表人物之外，師資都是偏向于漢語口語和對中國現狀較為了解的實用型人才，其中一半以上是英國駐中國使館的退休人員或傳教士，不但缺乏教學經驗，也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學養，很難培養造就杰出的漢學家。另一方面，作為首次打開中國大門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比法國、意大利、德國等歐洲國家，在對待漢學的態度上更多的體現了“歐洲中心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真實的了解和應有的尊重：漢學教學雖已在大學學院、帝王學院等大學設立，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和研究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并未受到大學當局的重視，因此研究經費困難，漢學教授薪水低于其它學科教學人員，圖書設備差，缺乏藏書和一些工具書，很難進行高水平的研究。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力量迅速崛起，隨著其軍事和經濟實力向亞洲擴展，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及亞洲研究格外重視，并在1920年至1938年間在漢學研究上得到極大的發展。蘇聯共產黨和第二國際由于對中國革命的關注，中國研究在蘇聯也得以長足深入，出現了被稱為“阿翰林”的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奠基人 B.M阿列克謝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以及C·格奧爾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B·彼得羅夫（В·petrov）和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等一批后起之秀。作為西方漢學領頭羊的法國漢學，經過儒蓮（Stanislas Julien）、沙畹（Edouard　chavannes）、微席葉（Arnold Jaques Vissiere）幾代人的努力，在二十世紀前半期此時也進入成熟期，在西方世界的漢學研究中保持著領先地位。這些都對英國漢學形成極大的壓力，在研究導向、研究手段、辦學方式尤其是專業型和實用型的關系處理上在這個時段開始孕育著重大突破。

　　第三，中英之間的文學交流此時出現互動。1919年“五四”前后，當英國漢學家對中國文學進入專業研究期的同時，中國學者也開始譯介英國文學作品。莎士比亞、拜倫、培根、華茲華斯、狄更斯、斯蒂文森等人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同稍早一些進入中國的法國的伏爾泰、盧梭、雨果、小仲馬等一起，對中國五四時代的新文學起著啟蒙和借鑒的巨大作用。王國維、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等則是這種互動的啟動者和先驅者。二十世紀初這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翻譯和研究熱，無論是對以“自由、民主、博愛”為核心價值觀的“五四”精神的形成，對以自然主義、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為主要創作手段的“新文學”隊伍的成長，以及現代小說的語言敘述、結構技巧等創作手段的豐富與完備，乃至“新文學”理論的建立和發展，都起了很大的借鑒和推動作用。

　　4、傳統漢學向現代漢學轉換階段（20世紀二戰以后——21世紀初），這是中國古典文學收獲期和轉向期

　　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各大學攻讀漢學的學生銳減，1940年至1941年，全國漢學專業的學生只有26人。作為全國漢學教學和研究重鎮的亞非學院，主要任務是舉辦短訓班，為軍隊培訓戰爭急需的漢語和日語人才。戰后，英國政府在漢學教學和研究政策和導向上發生重大轉向，除了上面提及的美國、蘇聯和法國漢學在一戰后的快速發展給英國漢學形成極大壓力外，更為現實的因素是英國政府深感二戰中由于缺乏對中國等亞洲國家文化歷史的了解而遇到了許多困難，因而改變態度，對以中國為主的東方學重視起來。直接反映這種轉變的是政府職能部門組織的三次調查所形成的學術報告：

　　第一份是“斯卡布勒報告”

　　1944年，根據當時外交大臣艾登（戰后成為英國首相）的建議，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任命斯卡布勒伯爵（Earl of Scarbrough）為委員會主席，調查研究大學和其它教研機構中東方、斯拉夫、東歐和非洲語言文化開設情況，并提出利用和改進的意見。委員會經過八個多月的調查于1946年4月提出報告，這個被稱為“斯卡布勒報告”明確指出：英國的東方研究狀況落后，人才缺乏，現有的研究規模和教學水平不能適應現實需要，與其它西方國家也存在相當的差距。報告建議：1、應在大學建立東方學研究機構，設立專門的系和專業來從事東方語言、文化研究，而不應停留在只在幾所大學設立少數教授職位；2、應該平衡教學中語言知識和專業研究、古典研究和現代應用研究之間的關系，使東方學成為對東方歷史、文化、經濟、宗教、哲學、民族學、考古學等進行全面研究的學科；3、加強大學的東方研究部們，增添新的教授職位和研究職位，提高其教學人員的水平，增加圖書設備，為科研提供條件；4、給攻讀東方學的研究生提供資助，使他們能從事深一層的研究；給教師提供資助，使他們能有條件到東方各國去進行實地考察研究。斯卡布勒委員會的建議受到學術界的普遍支持并為英國政府所采納：從1947年到1952年這五年內，英國政府撥出大筆專款，為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增添了許多新的教職，創建了一些新的研究部們，加強了學術交流，并吸引了一批年輕學者加入東方學研究隊伍，從而改變了這支隊伍的知識結構和年齡結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活躍在英國漢學研究領域并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代表人物的一些漢學家，如戴維·霍克斯（David Hawks）、斐達理（Baker，Hugh David Roberts，1937——）、格雷厄姆（Graham，Angus Charles，1919——）、欽納里（Chinnery，John Derry）、福伊希特萬（Feuchtmang，Stephen David Raphael，1937——）、特威切特（Twichett，Denis Crispin，1925——）等，皆是在這個背景下加入漢學研究隊伍的。愛丁堡大學也是在“斯卡布勒報告”后成為蘇格蘭東方研究的重要基地，達勒姆大學也在斯卡布勒報告后于1948年成立了東方研究學院。在英國東方學史上，斯卡布勒報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標志。

　　第二份是“海特報告”。

　　1961年，英國政府鑒于“斯卡布勒報告”已實施15年，遂指示大學委員會建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就“斯卡布勒報告”實施情況進行評估，并針對第三世界非殖民化浪潮提出新的改進意見。委員會由海特（Sis William Hayter）爵士擔任主席。委員會于1961年提出報告，報告指出：由于研究基金太少（特別是1952年以后），又沒有集中使用，因此“斯卡布勒報告”中的建議只部分實現，因此必須加大經費投入；在研究方向和指導思想上，非語言領域的教學和研究以及現代亞非的研究急待加強。“海特報告”和“斯卡布勒報告”一個最大的不同點是，不再將東方學教學和研究完全交給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來籌建和作出發展規劃，而是建議建立一定數量的地區性研究中心，使不同學科的學者集中起來共同研究某一特定課題。這在漢學研究已得到初步發展并面臨轉向的六十年代，確是一個頗有眼光的建議，它不但有利于漢學研究的進一步全面發展和在全國普及，而且有利于發揚各種學術力量的各自特色，使專長歷史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傳統漢學與新開辟的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研究的現代漢學在學術轉型時期各有選擇、各有趨歸。對英國高校漢學教學和研究機構的建立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第三，帕克報告。

　　“海特報告”之后的二十多年中，英國政府再沒有過問過東方學的教學和研究情況，而這個時期，正是美、日、德、法等國漢學研究突飛猛進時期：美國的漢學研究此時已成為西方世界的龍頭老大，它創立的“現代漢學”在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對歐洲傳統漢學已形成極大的沖擊；日本的“中國學”此時更加系統化和規模化，隨著研究中民族特征的顯現，此時的“漢學”已被日本學者稱為“東洋學”，從日本的主流文化淪為外國文學，完成了歷史角色的置換；此時的法國出現了戴密微（PaulDemiéville）、埃蒂昂布萊（漢名安田樸，Etiemble,Rene）、卡爾騰馬克·馬克西姆 （漢名康德謨Kaltenmark, Maxime）等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一代名師；隨著 1972年中德建交和繼之的中國改革開放，德國的中國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繼三十年代后，再次轉入發展興盛期，出現了艾士宏（Eichhorn）、鮑吾剛（Wolfgang Bauer）、德博（Günther Debon）、葛林（Tilemann Grimm）等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杰出專家。相比之下，英國的東方和非洲研究卻有所減弱，尤其是漢學研究更是落在上述國家后面。直到1985年，情況才引起相關當局的警覺，大學委員會委托帕克（Sir Peter Parker）爵士主持調查小組，就外交和商業界對亞非地區研究的需要展開調查。經過七個月的調查，帕克于1986年提出報告。報告對當局的亞非研究政策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至少從七十年代初開始，政府就沒有為東方和非洲研究制定過統一政策，由于沒有一個全國性的核心和協調機構，各研究機構之間缺乏任何有效的合作和協調，以至造成英國學術界對亞非研究能力的急劇下降，人力資源、研究經費都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但這個報告是針對整個亞非地區的，且是就外交和商業界對亞非地區研究的需要展開調查，對漢學研究并未特別重視，相反認為這方面已供大于求，政府沒有必要再擴大對漢學的支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國際影響力的日益加大、國際交流的日益加強，對英國漢學的發展和轉向起了極大的刺激和推動作用，形成以下明顯的特征和趨勢：

　　1、開設中文或漢語學科的大學大量增加，學生數和教學研究人員也日益加多

　　總的看來，英國漢學雖遠遠落后于美國和俄羅斯，甚至與法國、荷蘭、德國等歐洲國家也有不小的差距，但就自身而言，在八十年代后期，英國漢學已有較大的發展，據有的學者統計[5]：1986年前后，開設中國學課程或進行中國學研究的大學和研究所已有原來的十來所增加到23所，翻了一倍多；研究人員也增加了幾乎一倍（增加的主要是教學人員），但所建的所系主要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漢語言等應用型研究方面，如英國最古老也最有影響的漢學研究基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于1968年設立現代中國研究所，1992年擴大為 “中國研究中心”，主要 “促進不列顛與歐洲發展對現代中國的跨領域研究”。牛津大學于1982年建立中國研究中心，后又與“現代中國中心”合并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要對“現代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國際關系展開研究”。其中包括對“中國的人口、血緣關系、移民群及其性別研究；鄉村工業化與都市化，鄉村生計”等方面的調查分析和對策研究。

　　2、隨著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漢語言等應用型的系所新建增加，整個漢學研究也進一步轉向：由傳統漢學經院式研究轉向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法律等應用性研究，語言文學研究也由古典文學、古代漢學向現當代文學、現代漢語傾斜。如利茲大學東亞系，他在1963年就設立中國研究部，重點集中在19世紀至今的中國歷史和蒙古史研究，特別是中俄、中蘇關系史研究，在國際漢學界很有影響。1971年后，新開設漢語及漢語語言——語音學課程，開始注重應用型教學， 2004年又設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其研究重點為中國經濟及其發展、國際商業關系等。諾丁漢大學有兩個關于中國的研究所：中國政策研究所和當代中國研究所，皆是著眼于當代中國研究。設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推動跨領域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內的四位專任教師分別研究“中國工業化及地方性發展，臺灣空間經濟變化”；“中國地方性統治，中國城鄉地區的財產權利”；“1949年以來中國工人及政治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運動”；“語言及文化研究”。約克大學中文科屬于語言系，教學課程只有中文語言一門課程，重點是現代漢語的說、寫、讀訓練，注意漢語語音和語法，也學習書法，主要是培養漢語口語翻譯人才，學校擁有全英最具規模的現代化語言教學中心。有人統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英國從事中國自然科學、政治學、經濟學、人文科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中，對古代感興趣的只占25%，對近現代感興趣的則超過60%。[6]

　　3、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仍在固守自己的陣地，這在一些開設傳統漢學歷史悠久的著名高校表現的更為明顯，如在上述調查中，如僅限于歷史、文學、哲學人文學科，則80%以上的研究同古代有關。[7]當今英國漢學界的精英人物，其它大學的漢學教學和研究骨干也多出自這類學校：如成立于1916年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雖然在1968年設立現代中國研究所，1992年又擴大為 “中國研究中心”，著重研究現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適應社會轉型需求，但傳統漢學并未消歇，其中文系開設的課程包括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文學、文學史、翻譯、歷史、哲學、文字學、美術、考古學等，傳統漢學仍占很大比重，其中考古學更是重點課程。1875年就設立了漢學教授席位的牛津大學也是一樣，它雖然在1982年成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著重于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研究，但隸屬于東方文化研究學院的中文系仍開設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考古等包括傳統文化的課程，而且偏重古代漢語。在掌握古代漢語的基礎上，學習文學、歷史、哲學三大課程。文學則專攻《詩經》、《楚辭、唐詩、唐宋傳奇明清及近代小說；歷史則主要研讀《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等典籍，哲學則以先秦諸子為主。1888年設立中文專業的劍橋大學體制上與牛津相似，課程設置兼顧古代與現代兩方面，比起牛津更為均衡，有文學、歷史、語言、哲學、美術考古五大類。

　　這個時段的傳統漢學研究，也涌現了眾多代表人物如霍克斯（David Hawkes）、斐達理（Baker，Hugh David Roberts，1937——）、格雷厄姆（Graham，Angus Charles，1919——）、欽納里（Chinnery，John Derry）、福伊希特萬（Feuchtmang，Stephen David Raphael，1937——）、詹納（Jenner，William John Francis，1940——）、洛伊（Loewe，Michael）、沃森（Watson，William）、特威切特（Twichett，Denis Crispin，1925——）等出色的漢學家。其中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貢獻較著的有霍克斯、格雷厄姆、西里爾·白之（Cyril Birch，1925——）、威廉·多爾拜（W.A.Dolby）等人。霍克斯是20世紀后半葉英國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的傳人，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上主要有兩大功績：一是對《紅樓夢》的翻譯和研究，另一是師承阿瑟·韋利，運用人類學和文化學的方法來研究楚辭和元雜劇 “全真劇”。1973年，他翻譯的80回《紅樓夢》由企鵝出版社出版，這是《紅樓夢》在英國的第一個全譯本。譯本前有譯者寫的長序，介紹《紅樓夢》的情節主線、藝術技巧、文學地位和曹雪芹的生平。他研究楚辭的專著《楚辭：南方之歌——中國古代詩歌選》于195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翻譯了包括屈原、宋玉、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的作品，實際上是部《楚辭》的全譯本。在該書的前言中，他對入選的18篇楚辭作品的產生歷史、篇章結構、主題和風格都作一番分析和探討。他的長篇論文《女神的求索》承緒其師阿瑟·韋利的民俗學研究，進一步探討楚辭與巫術的關系以及楚辭向漢賦過渡問題。他還運用文化學和人類學來研究元雜劇中的“神仙道化劇”。格雷厄姆也是二十世紀英國最有名的漢學家之一。他一生著作甚豐，有專著12部、論文63篇，與中國古典文學相關的專著有譯著《列子》（1960）、 《晚唐詩選》（1965），論文《〈楚辭〉騷體詩的韻律》（1963）、《中國詩的語調模式：平仄》（1963）、《詩、賦選譯》 （1972）、《李賀詩新譯》（1971）、《莊子與消遙游》（1976）、《漢語格律詩的結構和破格》 （1980）、《李白的〈蜀道難〉》（1985）等。西里爾·白之原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1960年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后一直留在美國。他是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的學生，是英國為數不多的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其博士論文《古今小說考評》（1955）是英國第一部關于《古今小說》的專著。他也是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新局面的開創者，他的研究中國戲劇的論文《翻譯中國劇本：問題和可能性》、《明初戲曲中的悲劇和音樂劇》對英國漢學中國戲劇研究新局面的產生起了開創作用。白之代表性的論著還有：《話本小說形式上的幾個特點》、《馮夢龍和<古今小說>》，并編譯有《明代短篇小說選》。白之去美國后仍一直致力于明清戲曲研究，陸續翻譯了孔尚任的《桃花扇》、湯顯祖的《牡丹亭》，并進行過梁辰魚的《浣紗記》和單本《蕉帕記》的比較研究。威廉·多爾拜專攻中國戲劇，他在1978年出版了一個中國古典戲劇的譯本《八出中國戲劇》，這個譯本按中國戲劇的歷史發展線索編排，其中包括金院本、南戲、元人雜劇、明代傳奇、明代雜劇、清初花部、京劇和川劇作品，儼然是一部中國戲曲發展史的資料簡編。譯本中他還對殘存的宋雜劇和金院本的性質特點進行考論并同歐洲的傳統戲劇進行比較，反映出他在中國古典戲劇上的造詣非同尋常。他還有《關漢卿及其作品面面觀》、《中國戲劇史》（1976）等研究中國古典戲劇的論著。

　　這個時段的中國古典文學方面論著還有：布雷德（Braid）《范成大的黃金時代》（劍橋大學出版社，1946年版）；斯科特（Adolphe Charence Scott）《中國古典戲劇》（倫敦艾倫與昂溫出版社，1957年出版）；Shih Chung wend的譯著《對竇娥的不公：竇娥冤的研究和翻譯》，這是英國學者對元人雜劇第一次深入的研究，1972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他編譯的《好色的院士凌蒙初的故事》，1973年倫敦納普及惠廷出版社出版，這是英國第一部關于“二刻”作者的評傳；科林·麥克勒斯（Colin Mackerras）《京劇的興起，1770－1870：中國清代戲劇的社會方面》（牛津大學出版社，1972年出版）；弗洛詹《李賀的詩歌》（牛津克拉倫頓出版社，1970年出版）；張心滄（Chung Hsin Chang）《中國文學：通俗小說與戲曲》（愛丁堡大學出版社，1973年出版），1988年他又編譯了一部《中國神話故事集》（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向英國讀者介紹《搜神記》等中國神話小說。書前有一個學術性很強的“導言”，系統的介紹中國志怪小說的特征、發展歷程及代表作品；多瑙特·赫茲曼《詩歌與政治：阮籍的生平與著作》（劍橋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多拉·愛德華茲（Dora Edwards）的《十六世紀小說<西游記>淵源研究》（劍橋大學出版社，1977）；伊甘《歐陽修文學作品選》（劍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道森（Dawson，Raymond Stanley）《李娃傳校訂：九世紀一篇中國小說研究》（倫敦伊薩卡出版社,1983年版）。道森為中國語言學碩士，牛津大學沃德姆學院漢語教師，東方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他還有《中國傳統》、《中國變色龍：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觀念》、《中華帝國》、《中國經驗》、《中國人的五十年》等論著；M.A.Locke的博士論文《歐陽修的早年生活及其與宋代古文運動興起的關系》（1951）等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論著。

二

　　如上所述：英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總體特征是起步遲緩、中間停滯，后勁不足，對新世紀的中國學在歐美的蓬勃深入發展和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經濟的飛速變化又缺乏思想準備和快速應對：十九世紀末，中國文學才被介紹到英國，經過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的短暫繁榮，接著便是相對的沉寂；二戰以后雖再度復蘇，但已同歐洲尤其是美國拉開了更大的距離。二十世紀后期，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際交流的日益加強，對英國漢學的發展和轉向起了較大的刺激和推動作用，但仍遠遠落后于美國、日本，與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也有不小的差距，而且這種進展主要體現在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漢語言等應用型研究所謂現代中國學方面，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仍然滯后。這種學術特征的形成，我以為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1、英國漢學研究在其指導思想上重實用而輕理論，重功利而輕玄理，與歐洲大陸尤其是德國漢學大相異趣

　　英國漢學從發軔那天起就形成一個明顯的學術傳統：注重商業和外交事務方面的實際應用，不太重視專業的學術訓練。德國漢學家對此感受尤深，著名漢學家馬茂漢就指出：“英國對于中國的研究，向來是經濟利益的考量超過文化的興趣”，“在牛津和劍橋兩地，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教授埋首于英倫的傳統的漢學研究”。[8]《華裔學志》的主編魏思齊教授也認為：“不列顛有一個太強調功利和現實價值的漢學傳統和中國研究，其太強調現實政治與經濟價值，因此在‘古典’漢學學術研究方面可能打折”。[9]馬茂漢等人的批評也從英國漢學家的口中得到證實：英國著名漢學家翟思理在劍橋執教33年，只找到一位有興趣專門從事漢學研究的學生（阿瑟·韋利），以至他從教十年后對此已不抱希望，他不無感傷的說：“我在劍橋十年，僅有一個學文字的學生。我教過許多學口語的學生，有商人、傳教士等，但學文字的僅此一人。我懷疑牛津是否也只有一個”[10]

　　這種風氣的形成雖與英國政府的干預與主導思想有關，但也是民間自發的學術傳統，這個學術傳統幾乎從發軔那天起就已奠定下來：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麥都士（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出版的一本介紹中國風俗民情以及相關知識的小冊子，書名曰《中國：現狀與前景，作為傳播福音的專門參考，并包括有關中國人的古董、疆域、人口、文明、文學與宗教的說明》，長長的書名，已把作者編寫的目的說得很清楚。德庇士是英國漢學家中最早注意到中國古典小說的，他翻譯的《中國小說選》是英國最早英譯本。他在其“序言”中批評英國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遠遠落后于法國，但他呼吁英國人重視中國文學所列舉的主要理由，就是它有利于加強中英兩國日益增強的商業往來。也就是說并不出于文學自身，而是出于商業利益的考量。

　　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是英國最早開設的一所漢學教學機構，也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一所漢學教學研究中心。1917年1月建校時確立的辦學指導思想就是“為帝國邊遠各地培養既能經商又有行政才能的官員”，課程設置也主要是考慮商業外交等實用需要：古典文化研究可以在課程設置中占一定地位，但原則上要服從對實用的考慮和安排。1909年的“利伊報告”建議改變漢學人才培養的教育方針，不光培養商業、外上的通譯人才，而且要強調把對漢學作高深研究作為新成立的專門漢學教學機構的辦學原則，但這一建議卻遭到倫敦大學校長的強烈反對。直到1934年，學院仍堅持建校時確立的辦學指導思想。辦學中對經濟利益也過于看重，對學生收費相當之高，包括對外來的訪問學者也要收取板凳費。

　　這種功利主義的考量，使得英國的漢學研究從起步階段就落后于當時的龍頭老大法國，甚至連后來的德國都趕不上，一些有志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影響的英國學者，只得轉向其它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去尋求發展，如1948年，作為英國漢學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韓南（Hannan，Patrick Dewes，1927——）從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去了哈佛大學教授中國文學。韓南著有《中國的白話小說》、《中國的短篇小說：確立著者年代和結構研究》等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專著；上面曾提到的西里爾·白之也是如此，白之是英國為數不多的研究話本小說的專家，也是英國的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新局面開創者，他亦是從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去了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這對英國漢學的中國話本小說和古典戲曲研究是個重大損失。英國漢學這種功利傾向所造成的后果引起不少有識之士的批評和抱怨：早在英國漢學由傳教士漢學向專業漢學轉換的19世紀中葉，曾任香港總督的戴維斯（John F.Davis）曾批評英國的漢學教學和研究，認為英國政府盡管對在中國的實際利益很感興趣，但卻嚴重地漠視中國學，而法國人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勤勉地、成功的進行著研究，這無疑形成鮮明的對照。他認為，這種實利上的興趣和學問上的漠視，反映出理性水平的無知。[11]四十年后的1865年，他又一次作了類似的批評。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東亞史教授巴雷特在其漢學史專著《英國中國學小史》中，對英國漢學作了更加嚴厲的批評：作者從16世紀意大利漢學說起，考察了荷蘭、法國、德國、俄國、北歐以及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各個時期中國書籍的收集和研究情況，最后得出的結論是英國沒有做出應有的成績。作者認為其原因是：“在中國學領域，實用主義同中國學與生俱來，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實際上把政治、外交、貿易的需要作為前提，而中國學自身發展所要求的學科和領域，卻未能無條件地加以推進”，“即使在今天，壓抑學院派的風氣仍然沒有改變”[12]。倫敦大學中國學教授崔瑞德（D ·Twitchett）1961年在其“講義”中，高度評價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日本學者利用敦煌、吐魯番文獻在土地制度史上所取的的成就，以此為對比，嚴厲的批評了十九世紀以來的英國漢學的實用主義傾向，而且認為這種實用主義的做法和對學問上的漠視，時至今日仍然殘存著。[13]

　　2、在漢學研究的研究方向、研究思想以及在學術轉型的歷史階段，英國政府不時介入，發揮行政調控作用。

　　德國學者魏思齊在談到英國漢學特征時曾指出德國和英國的不同之處： “不列顛漢學傳統有一個集中的對策研究，并用相關的官方報告表達出來，歷史上就有1945年“斯卡布勒報告”，1961年“海特報告”，1999年“帕克報告”。無論這些報告內容與政策在相關研究機構落實到什么程度，這種作風一定會影響到全面漢學發展及其氣氛，這方面和德國漢學不一樣”。[14]

　　其實，任何國家的學術研究，都會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包括人力和財力的支持），但英國的這種行政介入，不像法國、荷蘭、德國、意大利等西方國家，他們只是在派遣傳教士和建立大學、研究院所過程中動員和發揮國家力量，而是在研究方向的調整，研究觀念的改變，學術的轉型乃至如何平衡教學中語言知識和專業研究比例、古典研究和現代應用研究之間的關系等操作層面，政府都有介入，作出政策性的建議，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二十世紀初、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四個政府調查報告：“利伊報告”、“斯卡布勒報告”、“海特報告”和“帕克報告”。其方式是由學者組成，針對大學和其它教研機構東方學的開設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并提出利用和改進的意見。不可否認，政府的強力介入，作出政策性的指令對英國東方學的教學和研究的開展和深入，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如1944年“斯卡布勒報告”被英國政府接受后，從1947年到1952年這五年內，英國政府撥出大筆專款，為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增添了許多新的教職，創建了一些新的研究部們，加強了學術交流，并吸引了一批年輕學者加入東方學研究隊伍，從而改變了這支隊伍的知識結構和年齡結構。二十世紀后半期后活躍在英國漢學研究領域并成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代表人物的一些漢學家，如戴維·德霍克斯、斐達理、欽納里等，皆是在這個背景下加入漢學研究隊伍的。“海特報告”建議建立一定數量的地區性研究中心，使不同學科的學者集中起來研究共同研究某一特定地區，不但有利于發揚各種學術力量的各自特色，也使專長歷史文化和文學研究的傳統漢學與新開辟的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研究的現代漢學在學術轉型時期各有選擇、各有趨歸。但是，這種完全依賴行政力量來推動教學和科研的管理方式也有其弊端，它使各大學和研究機構處于一種被動的地位，長期以往還會形成一種等待被調試的依賴心態。民間的力量，學者自身的主動性發揮往往不夠，漢學在民間的普及和深入就缺乏原動力。另外，政府的思考和指向又往往是功利的、極端現實的，往往“就外交和商業界對亞非地區研究的需要展開調查”，往往傾向于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研究而忽視傳統歷史文化和文學研究，特別是1985年的“帕克報告”無視中國經濟正在振興，同世界各國的聯系日益加強，美、法、德等西方大國的漢學教學和研究也在突飛猛進，相反認為漢語人才已供大于求，政府沒有必要再擴大對漢學的支持，顯然是種誤判。英國漢學在二十世紀后期傳統漢學研究落后于上述國家，更缺少像美、俄乃至法、德眾多的深入系統的文學現象研究和作家作品專論，不知與此是否有關。

　　3、在研究途徑上，英國漢學家更多的借鑒和吸收日本漢學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式，這與日、法、德等國的漢學研究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典的漢學家以及后來居上的美國學者，多是從研究中國原典出發，進行系統深入的思考和探討，然后在學術上開宗立派，如德國的戲劇改革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他閱讀的大量關于老莊、孔子、墨子的原典和元人雜劇，寫過長詩《老子西出關著<道德經>的傳說》，出版過闡發墨家思想的《成語錄》，改編過元代雜劇作家李行道的《包待制智賺灰闌記》（《高加索灰闌記》），還打算寫一個《孔子生平》的戲劇，乃至參加過梅蘭芳舉辦的 “討論并分析中國戲曲的技巧和象征手法”座談會。他的戲劇改革理論—— “離間效果”或“陌生化效果”正是從中國原典出發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討的結果。在他創立的“史詩劇”中，他將多種中國古代戲劇的表現手法，如用 “折子戲”式的相對獨立的場次情節，人物交待往往是“自報家門”式的獨白，布景簡易，強調寫意式，淡化時空的真實感等，與西方的民主思想、風俗人情和社會現實批判結合起來進行創新，形成一套新的戲劇理論，成為開宗立派的一代大師。法國漢學家做的更多，如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葛蘭言（Granet,Marcel ，1884-1940 ），他在學術思想上不滿自19世紀以來漢學研究中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的考據學派，轉而采用結構主義的解析方法來研究中國古典詩詞，注意社會發展變化以及人與社會環境間的關系，加上又富有獨創精神，所以常能一反傳統，發人所未發。例如在《古代中國的祭日和歌謠》這本專著中，作者運用人類學、神話學等研究方法，來探討中國遠古時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學意義，并引用了中國西南部少數民族的祭祀和戀愛時的歌舞作為例證，從而得出與中國傳統儒家截然不同的結論。在他最為著名的中國古代社會學研究的著作《中國文明》同樣體現了這一研究思想：他以封建家族制度為核心，對中國古代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軍隊、都城等方面的表現進行了透徹的研究和分析。葛蘭言在文學中國古典詩歌研究思想上的變革和研究手段上的創新，不但直接啟發了后來的漢學大家如謝和耐（Gernet,Jacques，1921-），而且對日本漢學家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乃至中國學者也有示導作用。例如在《詩經》和《楚辭》研究上，日本學者在20世紀中葉其研究視角上發生變革，即不再把它當作儒家經典，而是從民俗學和神話發生學角度，將其視為古代民眾生活的反映，作為古代歌謠來研究。松本雅明《關于詩經諸篇成立之研究》（1956），藤野的《巫系文學論》（1951），白川靜《興的研究》（1960）、《詩經——中國古代歌謠》（1967），赤冢忠的《詩經研究》（1986）、《中國古代宗教與文化》（1990）等即是其代表。眾所周知，聞一多的詩經和楚辭研究用的就是民俗學和神話發生學理論，其《神話與詩》、《詩經新義》、《風詩類鈔》和《天問釋天》就是采用新視角所獲得的碩果。至于后來居上的美國，創新理論更多，劉若愚（LIU，James Jo-yu）的比較詩學，梅祖麟、高友工等人運用意像論創立的“新批評”理論，王靖獻用“套語理論”來研究《詩經》，余英時關于“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理論等。

　　英國漢學家固然也不乏翻譯和編輯中國原典的學術大家，如理雅格（James Legge）的《中國經典》，但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更多的從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契入，其研究方法也多借用于日本學者。如上面談到日本學者受法國漢學家葛蘭言的啟發，在《詩經》研究中采用民俗學和人類學的新視角，而英國學者又舍近而求遠，去承襲日本學者這一新方法，這在第二代英國漢學代表人物阿瑟·韋利（Arthur Waley）身上表現特別顯著，他既是著名的漢學家，也是著名的日本學家和印度學家，在日本學、梵文方面皆有論著。他的代表性論著《九歌：中國古代巫文化研究》在英國漢學界第一次引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把《九歌》當作研究中國古代巫風的文獻資料，這與日本學者藤野巖友的路數很近。藤野的《巫系文學論》出版于1951年，韋利的《九歌：中國古代巫文化研究》出版于1955年，在該書的“導論”中還介紹了青木正兒的《楚辭研究》，可見他是讀過日本學者關于《楚辭》論著并有意識學習其研究方法的。韋利在英國漢學中是位承前啟后的人物，第三代漢學家霍克斯（David Hawkes）、西里爾·伯奇（Cyril Birch）都得到過他的教益，他在漢學研究中借鑒和吸收日本漢學的研究方式和學術成果，這一治學方式形成學術傳承，也是自然不過的。這樣的捷徑固然方便，但有時也會帶來誤讀、誤判和學術根基上的一些問題。德國學者魏思齊在談到英國漢學特征時曾委婉地說：“ 不列顛漢學一直依靠外國人來運作，在全球化時代，更容易與中國人合作”。[15]

　　這一特征的形成，與英國漢學的學術傳統和政治導向和組織架構皆不無關系：大英帝國從它開拓海外市場的那一天起，關注的就不僅僅是中國而是整個東方，其中最重要的則是印度、中國和日本。在英國漢學發展和轉向中起著巨大作用的四個政府報告，在談到漢學教學研究都不僅僅是針對漢學，而是整個東方學，英國的漢學教學和研究機構從成立的時候起，就是東方學院、東方部或東方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日本科、中國科則往往并列于其中，如在1909年利伊報告建議下成立的英國最早研究漢學的機構就叫東方研究院，研究范圍包括印度、中國、馬來西亞、緬甸、日本、東非和西非等國語言。1985年的“帕克報告”要求加強的是亦是對整個東方和非洲的教育和研究，相反認為漢語人才已供大于求，政府沒有必要再擴大對漢學的支持。目前，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內設有非洲語言文化系、東亞語言文化系、近東與中東語言文化系、東南亞語言文化系等十六個系，其中東亞語言文化系有中文、日文和韓文三個專業。劍橋大學內亦叫東方學院，研究的國家主要包括日本、中國、韓國和蒙古，中國學和日本學是這個學院內兩個重要的專業。而且學院的宗旨就是“組織、聯合東北亞國家的語言、歷史、資料文獻、社會科學與文化等領域的研究，鼓勵在劍橋大學內部和其他大學之間就相關研究問題進行跨學科的對話和交流”。牛津大學校內亦設有東方研究院，宗旨、設置與劍橋相近。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牛津大學東方研究院、劍橋大學東方學院是英國漢學的三大重鎮，漢學研究力量多集中在這里，他的學術宗旨、研究方向自然決定著英國漢學的特征和走向。所以英國漢學家往往是東方學家，他們不但精通漢語，也精通日語；不但有大量漢學著作，也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學專著。在主政者“鼓勵跨學科的對話和交流”的號召下，利用日本漢學家的學術資料和研究成果，并在利用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參用日本學者的治學方法，如喜歡從小處切入、多方考證以小中見大；喜歡將資料重新編排，條分縷析等。

注釋：

[1]珀西《好逑傳及其它》，倫敦多利茲出版社1761年版，第一卷，第8頁。

[2]何寅 許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00頁。

[3]翟理思《中國文學史》，倫敦，威廉·海涅曼出版社，1901年版，“前言”。

[4]轉引自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近二千年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史綱》，北京·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296頁。

[5]朱浤源《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近代中國史研究》1984年3期。

[6]朱浤源《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近代中國史研究》1984年3期。

[7]朱浤源《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近代中國史研究》1986年2期。

[8]馬茂漢《德國的中國研究歷史、問題與現狀》，廖天琪譯，見張西平編《歐美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266頁。

[9]魏思齊《不列顛漢學研究現狀》，《華裔學志》專題演講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日。

[10]轉引自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近二千年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史綱》，北京·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296頁。

[11] John F. Davis, Chinese Nor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 London,1822。

[12]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會議論文集：British Library Occasional Papers 10: Chinese Studies,1988。

[13]轉引自（日）近藤一成《英國的中國學》，王瑞來譯，臺北·《漢學研究通訊》12卷3、4期1993年。

[14]魏思齊《不列顛漢學研究現狀》，《華裔學志》專題演講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日。

[15]魏思齊《不列顛漢學研究現狀》，《華裔學志》專題演講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日。

征引書目：

1、朱浤源《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近代中國史研究》1984年3期

2、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會議論文集：British Library Occasional Papers 10: Chinese Studies,1988

3、（日）近藤一成《英國的中國學》，王瑞來譯，臺北·《漢學研究通訊》12卷3、4期1993

4、魏思齊《不列顛漢學研究現狀》，《華裔學志》專題演講系列之十一，2006年3月22

5、何寅、許光華《國外漢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歐洲研究中國：歐洲漢學史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歐洲漢學協會編，倫敦1995

7、《國外學者看中國文學》，侯健編，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

8、《傳教士與漢學研究》，張西平著，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9、《國外中國古典戲曲研究》，孫歌等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10、《漢學研究回顧與前瞻》，（新加坡）林徐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11、《中國文學在英國》，張弘著，廣州·花城出版社1992

12、《東方專題論文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