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像一條巨龍，遒勁蜿蜒，逶迤北上，綿亙三千余里。千百年來，它對我國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繁榮起著極大的推動作用。自隋朝以來，歷代都對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維護和治理，下就大運河山東河段為例，做一要略敘次。

一、隋至金運河道的開鑿與治理

　　隋大業四年（608），煬帝為便于黃河以北的軍事運輸，而“詔發河北諸郡百萬余眾，導永濟渠北通涿郡。賜名‘御河’，御河之名始于此”（《古今治平略》）。永濟渠全長2000余里，自河南武陟沁水東岸至汲縣依孟姜女河；自汲縣至天津，用清水下游接淇水、屯氏河、清河；自天津至涿郡，用沽水上接桑干水。山東境內流經聊城與德州兩市地面，是為最早的山東運河。

　　永濟渠的開鑿，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動脈。這條大運河為推動隋唐時期的經濟、文化交流與繁榮起了極大的作用。同時也帶動了魯西北地區沿河郡縣的繁榮與發展。唐五代時期，由于黃河泛濫，決洪沖潰運河，漕道淤塞，舟楫不通。

　　北宋時，運河（即宋之御河，也就是永濟渠）亦為北宋朝廷與北方相聯通的重要河道。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三月，朝廷命“河北提舉糴便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按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人浚之（御河）”（《宋史·河渠志》）。宋神宗八年（1075）有大臣奏請引黃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運，仍置斗門以時啟閉。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勢變移而別開口地；漕舟出汴，橫絕沙河，免大河風濤之患；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漲溢，沙河自有限節；御河漲溢有斗門啟閉，無沖注淤塞之弊；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神宗命征發兵夫萬人，而興其役。竣工后，皇帝又命河北安撫使文彥博復查河工利弊。文彥博勘察后，奏道：“去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今春開口放水，后來漲落不定，所行舟筏皆輕載，有害無利。”又說：“今乃取黃河水以益之（御河），大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澀必致淤淀。“（《宋史·河渠志》）的確如文彥博所論，引黃入御，而與江淮漕運相通，給御河帶來嚴重后果，很快被引入的黃河水淤淺。此后，黃河潰決疊相出現，宋政府東堵西決，西堵東潰，治理運河疲于奔命。總之，引黃河水以濟運道，實是害大而利小。元豐之后，山東西北部的運河，以臨清為界，向南不與中原、江淮交通。僅能向北通航。

　　金朝與南宋對峙，京杭大運河南北不能貫通。“金都于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為閘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金史·河渠志》）。為了通過御河將山東的糧食運往京師，金世宗命戶部侍郎曹望之督辦疏浚運河。據史料載“大定四年（1164）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詔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翌年正月，詔“令官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近（御河）五百里內軍夫浚治（御河）”（《金史·河渠志》）。這是金朝首次對御河大規模疏浚。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飭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金史·河渠志》）。是為金朝又一次對御河進行大規模改治。

　　總之，金朝以前（宋金對峙“南北運道不通”除外）的大運河，因水源匱乏及黃泛沖淤，時通時塞，時興時廢。漕運主要靠陸運，輔之以水運。

二、元代運河的維護和治理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以前，元政府為開辟漕運河渠，下了不少力氣，然而東南漕船由濟州河至東阿，其后便卸船裝車改為陸運，至臨清后再卸車裝船沿御河北運直沽。東阿至臨清其間200余里旱路，一到雨季，道路泥濘，漕輓艱難，困苦不堪。

　　至元二十六年，壽張縣尹韓仲輝，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言“開河置閘，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販”。元世祖采納這個建議，詔命“出櫧幣一百五十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征調民夫3萬人，派斷事官忙速兒，禮部尚書李處巽等管理施工。于正月開工，從安民山開渠至壽張縣，然后折西北行至張秋鎮，繼續彎曲開渠，經阿城、七級、聊城東至臨清與御河相通，共長250里。迄于當年六月竣工，世祖賜名“會通河”。為了保證會通河水量以利漕船通行，元朝廷又在“須城安山之西南止于臨清之御河”其間設置節水閘31座。因而此段運河又稱之為“閘河”。會通河的鑿成，南北貫通了京杭大運河，便利了南北交通，節省了漕運的工時和費用。但是由于水源不穩定，河道時患淺澀，不勝重載船只通行，所以終元一代，漕運仍以海運、陸運為主。到元朝末年，因黃河多次決口，運道被黃泛沖淤，而逐漸廢棄。

三、明代運河的維護和治理

　　明朝初年，漕運多為“陸運”，并參之“海運”。據《明史·河渠志》載：“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永樂四年（1406）成祖命平江伯陳瑄督辦漕運，他采取“陸海兼運”的方式，一是由海上水路運輸；一是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原武）卸船裝車，陸行170余里，到衛輝（汲縣），再卸車裝船經衛河（御河）運往北京。“海運多險，陸運亦艱”（《明史·河渠志》）。此時的漕運費工費時，艱苦萬狀，成祖于是下決心恢復元朝運河渠道，以利漕運。永樂九年（1411）二月，采納濟寧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議“浚會通河”。因而命尚書宋禮，侍郎金純，都督周長浚會通河以通運道。

　　明工部尚書宋禮等周咨故老，勘察地形，最后采納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議，在東平州戴村建壩，阻遏汶水，不讓其流入洸河，讓其盡流入南旺湖。由南旺而中分，十分之四向南流至徐州、沛縣入河、淮；十分之六北流至臨清會合漳河、御河。南旺以南建閘21座，南旺以北建閘17座。使會通河水得到很好的節制，從而保證了會通河的水源。宋禮又開新河，自袁家口東遷50里，至壽張沙灣，連結舊河。是年秋天，宋禮回京向成祖奏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筑堰障之”。使其水匯合馬常泊之水流入會通河以濟漕運。并還于汶上、東平、濟寧、沛縣等沿河兩岸邊的“并湖地設‘水柜’、‘陡門’”。設在河西的叫“水柜”；設在河東的叫“陡門”。“水柜”用來蓄積湖水，以保證運道水源，不使春冬及旱天時漕船阻淺。“陡門”用以排泄運道的漲洪，以防沖刷堤岸而潰溢。為進一步確保運道水源，成祖又征調民夫10萬人，疏浚賈魯河故道，引黃河之水至蹋場口，會合汶水，經徐州、呂梁流入淮河。后來明宣宗時，又征發軍民夫役12萬人疏浚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閘運道120余里。“置閘諸淺（用以導航，疏浚流沙的水邊鋪舍）浚湖塘以引山泉”（《明史·河渠志》）。由于上述治運工程的施設與竣工，治運功成“運道以定”（《明史·河渠志》）。

　　其后，至正統年間，又浚滕縣、沛縣的淤塞之河，易金口堰土為石壩，用以蓄水，以濟運河水源。景帝時，增設濟寧至臨清一段的減水閘。天順年間又拓展臨清舊閘，開移50余丈。憲宗時又筑汶上、濟寧決堤100余里，增設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閘。所謂“治汶即是治運”。武宗時又增置汶上袁家口及寺前鋪石閘，又浚南旺淤80余里，等等治運工程接連不斷。因而，使運道水源充足，河道加寬，堤防加固，漕運能力大大加強。八百斛的漕船可以暢通運道，每年漕輸量達100余萬石，其漕運水平遠勝元代。因運道的暢通，使明政府停止海運與陸運，漕運全靠運河了。

　　終明一世，除了大的工程外，平時對運河的治理與維護也從來未間斷。縱觀歷史，在各代對運河的治理上，以明朝投入最多，成績最大，收效也最著。

四、清代運河的治理和維護

　　清朝政府對大運河的治理，在大的舉措上雖比不上明代，但因清統治者每年要將數百萬石的糧米從江南運往京師，對南北的漕運河道的治理也是十分關心的。現以山東運河段為例擇要敘述之：

　　乾隆七年（1742）八月三十日河東河道總督白鐘山奏道：“山東運河，南北綿亙1200余里，南自江南交界臺（兒）莊，至臨清之版閘，名為‘衛河’，亦名‘下河’。挑浚淤沙頗費工時與人力，所以‘夫有定數，工有定限’，一時不能如期奏效”，應“通盤計算，或工多而夫尚少，或工少而夫尚多，酌盈劑虛……”務使“各處長河，亦得一律深通”。白鐘山還論述說：“至于衛河，緣河闊岸陡，河底又系流沙，不但不能建閘來水，亦不能如閘河以內筑壩挑挖。且彎曲甚多，漳衛之水又挾沙帶泥，若遇天時久晴，水弱流緩，則隨處停淤，雖多費帑金，亦不能使泥沙去而不留。”他又論述治理運河流沙必須隨時刮除，“不能無待于臨時，而欲除現存之停淤，不可不豫等于平日”。當時高宗對白鐘山的奏論很是賞識，無不依論而行。

　　白鐘山還推行“杏葉勺撈浚法”，即每段用浚沙船若干只，每船用夫四名，持長柄“杏葉勺”，勺后栓掛布兜，插入水中撈沙，布兜內沙滿則傾入船中，船上泥沙滿則開船送往指定地點，積放于河崖，等候查驗，按方計工。施工前“先探明河底沙之厚薄，估定應撈寬深丈尺”，各船如雁陣式排列，自上而下，依次浚撈流沙。高宗非常贊同上方，下旨實行。在機械程度抵的當時，此“杏葉勺撈浚法”，亦是頗有效驗的。

　　乾隆二十四年（1759）八月，高宗諭示軍機大臣等，對德州一帶運河“凡一應修筑民埝，疏浚河渠，可以通盤籌劃，先事綢繆者，伊等皆當留心，實力妥辦，有應行會商直隸之處，亦即彼此咨商辦理，務期于道路河防永遠裨益。”因臨清以北，土質帶沙，堤工易于損壞，必須于春天解凍即行施工，加厚筑高，鞏固民埝。又因臨清至恩縣（1956年撤銷，劃歸武城、夏津、平原）四女寺，河身盤回紆曲，水勢湍急，上游又無支河可以分流水勢，埝工受險，所以下旨將臨清州塔彎東岸舊沙河循舊跡開挖，并建設“滾水壩”，使汶河與衛河的合流之處，分殺水勢，既可減輕水流對堤埝的沖刷，又平緩了下游水勢，還下旨拓展四女寺、哨馬營兩處支河（原為旁泄汶、衛之水，歸海之路）使德州一帶溜勢轉緩，無沖漫之虞。由上可見乾隆帝對治理運河的關切，其所施方略也是至實至切的。

　　除疏浚河道，暢行洪流外，還隨地、時之宜采用“堵防”措施。其最有效驗之方，為“樁埽法”。據山東巡撫阿爾泰及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奏：“東省（山東）運河，自館陶至德州300余里，一切民埝、支河各工，現已興修完竣。惟查節浚溢各處，初汕口門淺窄，原易堵筑，緣本地淺夫（浚沙、拉纖的夫役），不諳‘樁埽’，請于館陶等州縣八汛地方，每汛撥給河工‘樁埽’兵九名，諳練效用一名，伏前分赴各汛，如遇險工，立時應用”，“其各汛原有淺夫，即令隨同學習，二三年后諳曉樁埽，仍可免其派往”（《仁宗實錄》）。（“樁埽”為用木樁及高粱桿、蘆葦、稻草、麥秸為原料的填梢護岸塞決口的治河用具，其法省工節費，取材便宜，收效迅速，為當時常用常備之治運用具。）

　　清代治運，一般雨季除排洪，還須隨時蓄洪，即于運道各湖“水柜”中蓄水，以備運河水淺時濟運行漕之用。下就河東河道總督張師載的奏折中可見一斑。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初二日張奏：“五月以來，汶河、趙家口、大泛口、山河，節次水長，誠恐去路未暢，應預籌宣泄。現經委員將濟寧以南各閘月河及兩岸單閘、橋壩一律開放，并將湖口滾壩之內土壩南裹頭全拆，令水分入昭陽、南陽、微山等湖，即從湖口閘兩路暢泄；一面將濟寧以上之寺前、柳林二閘，日互啟閉，使濟水全向北流。”他還對山東運河的蓄水事宜做了如下論述，其謂：“東省運河，水長時應籌宣泄，渾流一過，又應將清水收入各湖水柜，蓄以濟運，秋汛后仍酌情形，早為貯蓄。”（《高宗實錄·卷614》）高宗欣然采納，降旨實行。由此可見，山東段運河，因水源不足，運河水淺，必須借“水柜”之水濟運行船。

　　“疏浚行洪”和“蓄水濟運”為兩種基本的治運行漕方略，缺一不可。又據《仁宗實錄·卷280》載：“東省疏浚泉源，為通漕濟運之亟務。近年該管各員，于年例挑浚事宜，視為具文，以致多有梗塞，運河每形淺滯。”可見清廷對運道的疏浚，水源的保證是極其關心的。清政府除對疏浚流沙、挖深河道關注外，還對運河沿岸各湖的蓄水“水柜”的閘門的啟閉等細事也很關心。嘉慶十九年九月六日，清仁宗諭示內閣說：“近年微山湖收蓄短絀，皆因引渠淤塞，不能進水。又兼各閘啟閉失宜，以致耗泄過多，不敷濟運。朕特授李鴻賓為河東副總河，督辦收蓄事宜。”蓄水閘的啟閉雖系治運當中的小事，但在清廷心目中也不失為濟運行漕的大舉。

　　清政府在治理黃河的同時，始終不忘兼治運河。據《穆宗實錄·卷340》載：“山東境內，黃水日益泛濫，運河日益淤塞。權衡治河之法，以就東境筑堤束黃為優。擬以堵霍家橋等口，并于南北兩岸修筑長堤，俾黃水全趨張秋，借以濟運。”以黃河之水濟運，既治理黃河，又裨益漕河，真是一舉兩得。但須指出，黃水濟運，泥沙沉淀過多，給日后浚沙帶來困難，亦為一大弊處。

　　清朝末年，政治腐敗，國帑支絀，財政舉步維艱，但清廷對治運行漕不惜出資，曾購“小火輪船，用以刷沙”，足見對治理運河之重視。

　　同治以后，因黃河泛濫，運道被黃水沖潰，借黃濟運筑堤束水工程，難以奏效，運河的行漕已十分困難，“利運又別無長策”，因此，李鴻章奏請“仍由海道轉運，令各督撫酌提本色（實物）若干運滬，由海船解津。其余仍照章折（折色，將實物按值折成銀兩）解，以省運費。”（《德宗實錄·卷354》）此后，運河行漕逐漸廢棄改為海運，或折色陸運了。

　　總括清代治運行漕的措施，不外乎以下幾種，即“疏浚有定制，蓄水有規程，選任‘得其人’，獎懲有方度，治費有專款”。下面史例足以說明之。清廷對治運官員的遴選、任用非常重視，選拔務須“得人”，清宣宗曾下旨曉諭山東巡撫鐘祥、河南巡撫桂良說：“河工之要，首在破除積習，經理得人；次在節省錢糧，工歸實用。”又命兩巡撫說：“該撫自當破除情面，毋稍瞻徇，徜有不實不盡，經朕訪聞，或別經科道參劾，該撫不當此重咎也。將此諭令知之。”（《宣宗實錄·卷264》）。

　　對在治理運河事務有功有成績的官員，朝廷也不惜重獎，賞赍很豐厚，或加官進爵，或賞銀物，或賞頂戴花翎、黃馬褂等等。同理，對在治理運河當中瀆職、貪枉的官員的懲治也是相當嚴厲的，對涉案人員一經查出，決不姑息。據《宣宗實錄·卷180》載“對‘河工防汛委員會被訐挾妓飲酒’一案，已明降諭旨，將張志恬等分別革職，解任。交納爾經額督同臬司趙盛奎提集認證審訊”，“詳細嚴訊，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奏，斷不可因人數眾多，稍涉含混。或意存瞻徇，致有不實不盡，必將徹底根究，以成信讞。”對收受賄賂等的官員的懲治亦頗嚴厲。道光十五年（1836）五月二十日對河官嚴烺（在治運方面有一定功績的治運官員，后因受賄被參劾）收受銀兩之事，宣宗下旨“據吳幫慶奏，嚴烺查工時，收受各廳江封銀兩，吉病回籍需索盤費等情……派文孚弛赴山東，會同鐘祥查辦”。對在治運治漕當中所犯罪咎的官員，清朝廷一旦察知，便采取“即行革職，交部議處”、“枷號河干，不準留工”、“革職拿辦，籍沒入官”等一系列嚴厲懲治措施。

　　清政府在治運經費上，撥有專款，不惜資費。據《宣宗實錄·卷136》載：“嚴烺奏估修理堤壩土石工程一折，山東運河廳屬巨嘉汛馮家壩、舊里石堤工一段，據河督查明，年久殘缺，應行徹底拆修，估需料匠夫土，例幫二價銀一萬六千三十七兩零；泇河廳屬嶧滕二汛，微山湖大石堤工，攸關蓄水行纖，其嶧字九號、滕字一號、三號，河面海墁塌蟄，碎石坍塌，亟應補修完整，估需料匠夫土，例幫二價銀五千七百三十四兩零……”又據《德宗實錄·卷436》載：“山東巡撫張汝梅奏‘河工各處漫口，辦理極形棘手。原續請撥銀五十六萬兩，以濟急需而競爭全功’下部議行。”德宗又曾諭軍機大臣說：“任道熔奏確核運河另案工需銀兩，酌數請撥一折。據稱，‘運河應修各工，因上年汛水過大，沖刷坍塌甚于往年，以致需費較巨，與歷年情形不同。現將估定各工，確切勾稽，擬酌撥已亥年另案工需銀四萬四千兩，請飭山東巡撫照撥’等語。此項銀兩，關系運河要工，著張汝梅轉飭藩司，趕緊如數撥給，毋稍遲延。”“任道熔奏確核，運河另案工需銀兩酌數請撥一折，據稱‘運河應修各工，關系漕運民生。現經估定，擬撥庚子另案工需銀四萬四千兩，請飭山東巡撫如數照撥’等語。此項銀兩，要工攸關，著袁世凱轉飭藩司，趕緊如數撥給，毋稍遲延，俾趁新漕未到之前，一律依照修竣，以利河運。”

　　因漳水濟運，尤其黃水濟運，使運河流沙沉積，水淺沙高不利漕船行運。因之，清廷每年定期浚挖運河沉沙。這項工作于每年冬季施行。如道光十年（1830）十一月初七日宣宗曾下諭旨：“東省（山東）運河，為漕船經由要道，每屆冬令，便應估挑，本年因汶、泗各河水長多次，兼之大雨時行，各路山水匯注，較往年受淤尤甚，亟應挑挖，以利新漕。”其中之“每屆冬令，例應估挑”一語，即可看出當時于冬季挑浚運道流沙，已成定制，這也是未雨綢繆，濟運行漕之舉。

　　綜上所述，清代在治運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定制的各項方略是很注重實效，切實可行的。

　　由各代治運可以看出，就是在封建時代，為“國計民生”也不乏君主的英明決策和良苦用心，亦多有良臣循吏的顯著業績。在歷史的長河中，他們的方略與成就，不是很值得流傳和后人追念的嗎？

五、歷史上的治運方略要述

　　自古治運行漕的方略不外以下四個方面。1、引水與蓄水濟運，以保證行漕水源。2、泄洪以殺水勢。3、浚沙以防膠澀。4、加固堤防以防潰溢。以下就“治衛”和“治運”兩項分述之。

　　（一）? 治衛方略

　　有云“治衛即是治運”。

　　我國自古來治衛方略很多，現擇要如下。

　　1、筑堤搶護策

　　這個方式倡議于直隸總河顧琮。他建議臨清、武城一帶河岸寬平的地方，估筑遙堤以防瀑漲；河岸狹窄的地方估筑月堤以備放淤。如果再泛漲，則派發附近村民協同應急搶護。此方簡易，歷代大多以此方治衛。然而此方，“筑堤束水使不外溢，填物搶護不潰決”僅僅是救急之法，不是治本之道。

　　2、漳衛分流策

　　為范本禮汶、衛濟運論，主張于漳水入衛之處建立閘門。冬春水少，則開閘分漳濟衛。夏秋水大，則閉閘使漳水循行故道。武城貢生許士準曾建議，于衛河上游酌設減水壩，閘外開決水道，使直達清洋江（一名清涼江，在清河境內）。水漲則泄之以分殺水之勢。此策盛倡于漳、衛合流為害最烈之時，純為治本之策。然而，自清末葉以來，漳、衛之流均弱，時移勢殊，已不算是治衛的良方。

　　3、開源暢流策

　　何謂開源？即“引沁助衛”。此說始倡于明代總河侍郎張國維。（明崇禎十三年，張國維曾建議“自萬歷間漳、衛徙道，河流勢弱，應導輝縣泉源，并引漳、沁河水以濟運道”。終未實行。）后來，清禮部尚書張伯行，于光緒間曾擬施行此法。因為衛河源流細弱，借助于慓悍的沁河水，水源盛壯，可免干涸。

　　“暢流”之說，即為將河道裁彎取直，此方初擬用之于治理黃河。因為黃河水源高，順其勢則沙隨水去。后又欲用之于治理衛河，因為彎曲過多，則水流湍激沖刷，易致潰溢，取直則流勢順利，不易潰決。

　　然而，須附帶說明，衛運河在臨清一帶彎曲頗多，明兵部尚書王世貞曾有詩詠衛河“河流曲曲轉，十里還相喚”。左贊善顧紹芳亦有詩說“生憎衛河水，十步九成彎”。對運河的彎曲，古人曾有論述，說是河道彎曲，使水溜右沖左撞，激蕩澎湃，可使泥沙不致沉淀，而隨水流去。此說也頗有道理。不然，古人當初開鑿衛河為什么多取彎曲，而不取直呢？

　　（二）? 治運方略

　　自元、明兩代通漕以來，建閘、節水，浚淤挑深，并且于沿岸設置“水柜”、減水壩，此為以往治運方略以下述三種方法為突出。

　　1、借黃濟運說

　　此議始倡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所設的北運河工程局，擬于張秋鎮掛劍臺，建筑“蓄水柜”一座，先泄黃河水蓄于水柜中，再放入運河，使之北流。然而，黃河水漲落無常，當水弱時無分流之力。水漲時，水柜不能容納，勢必沖入運河，以致潰決。且黃水泥沙過多，入運之后，沿河沉淀，使河底淺澀。分析來，此方實利小而弊大。

　　2、于東昌、臨清間設置蓄水湖說

　　此說倡議于清宣統末年，其意以為在龍灣、魏家灣滾水壩下各開一水竇門，而于清平縣西、博平縣南各開蓄水湖一座，東西建閘。運河水漲，則開湖西閘，而關閉湖東閘以蓄水。運河水涸，則開兩湖西閘及水竇門以所蓄水濟運。并于戴家廟南建堅壩，使黃水不得流入運河。但是，此說行于黃河以南可以，因有天然湖之地，可以施行。黃河以北，水源匱乏，又無湖地，想來，即是實行，也收效甚微。

　　3、建筑水底涵洞引汶穿黃說

　　為西方人的倡議，其意是“引黃入運危險甚大。而引汶穿黃，往往為黃所奪，反客為主。若建一極大涵洞于黃河水底，俾汶水由涵洞通過，直北達臨清。既無引黃之害，又得引汶之利，洵屬治運良策”。但是，因“工艱費巨”，迄今終未見實行。

　　以上各治衛、治運方略，有常策，亦有特方。然而，孰優孰劣，有待于治運專家酌采。輯于此，以為開發運河方略的引玉之磚。

（作者單位：夏津縣史志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