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24日下午6點45分，賈植芳先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辭世，享年九十二歲。幾天來，我的腦子里固執地反復想著一句話：先生不死。先生不死，是因為他為后世留下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寶貴的精神遺產，這份精神遺產，從先生的人生經歷和命運里，從先生的各種著作里，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在這里只談先生的一部回憶錄：《獄里獄外》。

　　與賈先生接觸過的人都會為他的樂觀所感染。一個人的樂觀可能是性格方面的原因使然，然而賈植芳先生的樂觀，不可能僅僅歸因于性格。樂觀和樂觀不同，比如無所關心的樂觀和有所關心的樂觀，糊里糊涂的樂觀和清醒當中的樂觀，安閑逸樂的樂觀和歷經劫難的樂觀，其間的距離可能比樂觀和悲觀之間的距離還要大。賈植芳先生不是那種有福分可以什么都不思不想不關心的閑人，不是那種超然的逍遙者，那么，他的樂觀一定和他所思所想所關心的對象有關系。也許只有關心大的東西，一個人的心胸才會闊大。斤斤計較于個人名利或其他一些瑣事，也會有眉開眼笑的時候，只不過給這種眉開眼笑墊底的東西很容易被抽掉，那時候的臉色恐怕就不好看。賈植芳先生心胸的寬大和敞亮，正是因為他始終關心著個人利益之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抽象的東西，而與具體的社會和歷史、精神和理想、人和命運息息相關。也許我們就可以說，他的關心，是知識分子人文關懷的一個例證。

　　在《獄里獄外》這部回憶錄里，充滿了繁復的人與事。你會驚奇地發現，這部個人的回憶錄講了許多別人的事情、別人的命運；它對抽象的歷史的興趣，還沒有對作者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興趣大。可是結果卻是這樣：讀完這部書，你感受到了歷史，感受到了活生生的歷史；而通常，你讀完一部專門講歷史或者特別有意識地講歷史的書，你不知道歷史是什么，當然更感受不到歷史中人的奔走呼號、人的挫折和不屈。賈植芳先生從來就是一個社會和歷史中的人，一個人群中的人，社會和歷史也就不在別處，而是就在他自己和那些形形色色的具體的人的身上。歷史和社會因此也就不是空洞的、僵化的或者是不可觸摸的、沒有意義的，歷史和社會因此也就有了呼吸和心跳，有了眼淚和笑聲，也有了命運。

　　賈植芳先生在社會中跌打滾爬，他反復強調“人”這個詞所具有的寬廣的意義，而不是拘泥于一種職業、一種名稱所必然限定的意義。這種品性也就是知識分子的品性。教授、作家、學者，或者其他的種種叫法，天然地具有功能性和限制性的含義，可是“人”的開放的意義卻能夠突破限制，闊大的心胸也必須由此而來。否則豈不越來越萎縮，離“人”的概念本身所具有的闊大越來越遠？人格的魅力并不僅僅是一般的道德魅力，不僅僅是通常所說的格高質潔，它同時還是“人的格局”的大魅力。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就包含著由“人的格局”的闊大所帶來的精神魅力，由“人的格局”的闊大所帶來的心靈自由空間的闊大，有所為而無逼仄、粘滯之感，盡顯大方氣象。這在根本上與“人”的開放的、趨向深遠的意義密切相連。

　　《獄里獄外》是一部苦難之書，可是你也許會疑惑地感覺到，它的敘述者沒有特別強調苦難，它只是呈現，它的敘述語調有些微諷，整個敘述過程流暢、自然、簡單。同時，它又是繪聲繪色的，一種十分樸質的繪聲繪色。要是你是一個沒有心肝的人，你甚至可以讀得興味盎然，到某些段落還會忍俊不禁——這是怎么回事？

　　哈維爾在寫給妻子的“獄中書”里有這樣幾句話：“我發現刑期長的時候，敏感的人可能會變得偏激、怨天尤人、遲鈍、冷漠和自私。無論我坐牢多久，不屈服在這種威脅之下是我的一大目標。”“我希望永遠對世界敞開心胸，不褊狹地仇視世界；我要保持對別人的興趣和關愛。我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不至于憎恨世上的任何一個人。這方面我無意改變。如果我變了，就表示我已失落。仇恨向來不是我的行動的準則或出發點。這一點是不能改的。”哈維爾曾經給自己樹立的目標，在賈植芳先生這里是一個真切存在的不可思議的現實。真正有能力承擔苦難的人，不僅是指挨下來或者挺過來，更意味著，不論世界和自己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自己這個人身上秉承的人性光輝沒有暗淡、沒有湮滅。《獄里獄外》是一位八十高齡的老人回首滄桑的書，是一部坎坷的命運之書，卻生氣貫注，有挾泥沙俱下之概。這種生氣，正是人性光輝照耀下的生氣。

　　人們樂意稱道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其實，這只是一面，我眼中的先生也常常是憂憤的；而且，很多時候，憂憤就在樂觀的后邊或者里面。這其中包含著他對待世事的特別態度和方式。舉一個小例子。大概是1939年，賈植芳先生在重慶的時候，有次對謝挺宇說，他將來如果生兩個兒子，就取名一個叫賈仁、一個叫賈義，如果生兩個女兒，就一個叫賈慈、一個叫賈悲；80年代初謝挺宇到上海尋訪闊別多年的老友，一進門就問：賈仁、賈義在哪兒？賈慈、賈悲呢？我幾次聽賈植芳先生講起這件事，但每次都是當成笑話講的，先生自己也往往樂不可支。這是一個以笑話或者閑話的方式表達憂時憤世的相當明顯的例證；這個例子同時也很能表現賈植芳先生對待過往經驗、特別是重新敘述過往經驗的個人化方式。《獄里獄外》就是這一個人化方式的集中體現。

　　賈植芳先生的憂憤，和他的樂觀一樣都系于寬廣、深遠的關懷。一個受五四新文化滋育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一個處在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追求理想途中的自覺的精神薪傳者和自愿背負十字架艱難前行的人，身歷世紀的風雨，自我的生命和曲折的歷史本身血肉交融，怎么還可能囿于一己的天地，無憂無慮，自在逍遙？賈植芳先生的憂憤，顯然就出于他對自身道路的選擇和對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堅持。沒有這樣的選擇和不移的堅持，自然就不會有由此而產生的憂憤。這種憂憤，不是褊狹的仇恨的發泄，不是一般所謂的憤世嫉俗，而是滿懷著不衰的熱情，承擔著具體的歷史重量，感受著當下現實的生動氣息，發自于寬大敞亮的心胸和深遠理想追求的憂憤。如果說賈植芳先生的樂觀常常給我人生的啟示，先生的憂憤則常常讓我感動不已。

　　通常，緊接著憂憤的，往往是一種無奈感。我在賈植芳先生身上有時也會發現這一點，但我注意到，他從不讓這類低沉的情緒停留太長的時間，往往只是一閃而過，賈先生又恢復成人們熟悉的賈先生。我不知道在那些個一閃而過的瞬間中，先生的心里會突然涌起一種什么樣的滋味。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2008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