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是孫皓暉先生耗時16年創作的共6部11卷、504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其卷帙浩繁是自姚雪垠以來當代歷史文學的又一座高峰。《大秦帝國》的問世突破了傳統小說的寫作模式。在作品扉頁的題記是：獻給中國原生文明的光榮和夢想。尋找民族的精神根基是《大秦帝國》創作的根本立意和最終目的。讀者所喜歡的，正是這部作品所召喚的我們已經在某種意義上缺失了的那種精神。

一

　　我國的歷史文學脫胎于史傳文學，從一開始就以史料作為最根本的依據，不但要求作者有較高的文學素養，更重要的是要具備一定的歷史文化水平，如羅貫中之于《三國志》，二月河之于《清史稿》。即使是新時期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以來的研究，也始終脫離不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考察。實際上，任何一種創作都是一種主體意識行為，“是寫作者對人生存本質與生活意義的追問，對自身自由意志和個性追求的超越。寫作行為是在作者思想‘自我’的支配下進行的，從寫作動機生發到作品完成進入傳播，作者始終起著主導作用，作者‘我、的特點及其精神給作品烙下了鮮明的‘個人印記’。作品越能代表‘事物的規律’，越接近宇宙的本質，這種作者的主體印記越清晰。”歷史小說家作為一個精神自由體，有強烈的個體意識，抓住這一點許多問題就迎刃而解。基于這樣的學術理解出發，來分析和闡發孫皓暉歷史小說創作的主體意識及其具體內涵，并對其與時代精神聯系的特殊形態略加探討。作者一再在各種場合強調這部小說站在文明史的高度之上，以俯瞰的視野，以具有“現代性與超越性”的歷史觀，用文學的手段全方位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原生文明、強勢生存的獨特魅力對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影響。作者以濃郁厚重的戰國精神與戰國性格，戰國特有的大爭精神和陽謀風格，對中國文明正源的新視角和對秦帝國千秋功罪的新評說。實際上這種“翻案”性質的藝術處理已不鮮見，歷史化的翻案比較典型的有二月河“落霞系列”的康雍乾，唐浩明的曾國藩、張之洞、楊度等，對這些人物的重新塑造區別于傳統面目，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嚴格來講，這些新感覺并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建立在歷史真實基礎之上的，《大秦帝國》是抱著嚴謹的創作態度進行翻案的，為了開掘文明的歷史和歷史的文明作者仍采用歷史現實主義的手法，以現實主義審視歷史，作品中的大部分歷史是有據可查的，“所有有姓名記載的人物，所有著名言論，都是真實的”小說囊括著整個戰國時代的歷史，從商鞅變法到合縱連橫，從仲父當國到嫪毐亂政；秦孝公、公子虔、龐涓、孫臏、蘇秦、張儀、樗里疾、司馬錯；稷下學宮、昭關大戰；典章制度、軍事制度、經濟賦稅、社會風俗、生存狀態、地理概貌、飲食起居等都是建立在搜集大量的典籍史料基礎之上的。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歷史小說創作如郭沫若所說：“推翻歷史的成案，對于既成事實加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這種新的闡發就是作家強烈的當代意識和大膽的創新精神，小說創作就成為創作主體的話語重構。孫皓暉對原生文明的話語重構體現在：第一，對奉法精神的贊揚。小說第一部《黑色裂變》基本以商鞅變法為線，提出了深徹的變法主張，自變法之后的每一個故事情節，緊扣了法律的嚴肅，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并且以法律規定的形式取締了特赦和傳統的陋習。秦法民無貴賤，皆服徭役，耕戰得爵。瀆職的縣令被殺，太子殺人刑其師傅等。取消慶賀送禮，防止貪污腐敗。凡此種種，倒不如說是針砭時弊。法家的法治理論是發展進化了的歷史觀，為了推行法治，法家認為必須使法令成為君主治國、官吏盡職和判斷所有人言行是非、行賞施罰的唯一準則。法家思想不同于現代社會的法治，法家治國，而能使國家強盛，尤其是混亂的戰國時代，“這點非常正確”。第二，對儒家的批判。?孫皓暉談儒家對中國文明的負面影響，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其一，使中國原生文明迷失了本色。其二，中國民族的生命狀態嚴重萎縮。保守復古的儒家一旦掌握了文化霸權，一反原生文明諸子百家汪洋恣肆、門派種類應有盡有、其雄渾強健與妖嬈秀美相得益彰的氣勢。小說中的墨、法、儒諸子各自辯護，周游列國穿插于其中給小說增添了不少魅力和文明氣息。

　　如前所說，作者對歷史的解讀是為了重現那段歷史對于當今時代的精神價值。“我們這個社會，極其類似于春秋時代，萬物共釀，六合激蕩，天下多元，主流不振，一片禮崩樂壞之像，信念危機處處皆是。”“真正的以原創精神進入治學領域的名士風骨，已經成為很難尋覓的人格化石了。”我們喪失了精神的力度，并且在飄離美感。就像作者創作的最初夢想一樣，我們不失望，當今時代也是一個“大創造”的時代，這一次“脫胎換骨”，是我們向工業與科學文明的歷史跨越。我們的裂變時刻即將到來。　　

二

　　小說是虛構和想象的藝術，但歷史小說有其特殊性，它的創作是“戴著鐐銬的舞蹈”。它不可以純虛構與天馬行空地想象，而必須受到“歷史事實”原則的限制。故歷史小說的創作也容易走向兩個相反的極端：或囿于歷史真實缺乏想象的翅翼；或懸空蹈虛而失于歷史真實。《大秦帝國》的創作則尊重史實，重視創作過程中主體意識、生命體驗的投注，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編排了一個有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自信地展示了語言才華。

　　小說是虛構和想象，但是小說發展到今天，小說家虛構和想象的權力已經被過度地使用，虛構和想象的創造性越來越蒼白。主要是由于作家對他所處的時代和歷史事實缺乏必要的調查了解，停留于伏案的空想和主觀創造。孫皓暉數十年的學術研究和史料翻閱及對現實的思考，這種笨功夫、苦功夫，這種案頭工作，為他的寫作所打下的基礎，因此謝有順評價說這是他小說成功非常重要的基石。

　　要深刻地再現歷史真實場景勢必離不開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傳統歷史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必須尊重歷史原型。不過,史料所載的大多是歷史人物的生平逸事、歷史功績等，但彼時的個人關系、思想情感、意識交流等則都已消散于歷史煙云中無從得知。這就要求小說家充分發揮想象，用現代意識去理解、挖掘人物身上深層的思想、情感和欲望，也不避諱他們身上的種種缺點不足。《大秦帝國》中的人物是歷史上本來就著名的人，他們的活動在《史記》中留下多多少少的是非，加上后世《東周列國志》等的加工改造和民間流傳，發生了嚴重的變形。但是經過他這部小說的形象的塑造，這樣一批人又從晦暗的歷史布景里走出來，站立在我們面前。他們或是王侯將相或是風范名士，有意思的是被成功塑造的人物無不沾染了作者的個體精神特征。在第一部，商鞅就是一個代言人，小說打破了歷史的描述，給了我們理想主義的商鞅，正直、有魄力、有理想、實干、勇敢、堅定、為愛義無反顧等高尚的品格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體現。但商鞅是悲劇的，孫皓暉給中國沒有悲劇的傳統一個反駁，這就是所謂的烈士情懷。為了達到目的，小說“杜撰”了商鞅的人生末途，讓他從倉皇逃離變成慷慨赴死，這點雖然是作者明顯地對歷史的“篡改”，但篡改背后是作者需要商鞅承擔自我的精神狀態。王侯與名士，被認為是該小說的兩大人物系列。他們之間的互動是當時紛亂氣象中的突出亮點，他們的英雄豪杰、自由瀟灑承載著戰國風度的光榮與夢想，構成了戰國獨有的大氣象。為了塑造這樣一種大氣磅礴的時代，“只要有利于他的表達，如果用小說的方式能達到，他就用小說；如果用歷史分析的方式能達到，他就用歷史分析；如果用理論的方式能達到，他就用理論；如果用論辯的方式能達到，他就用論辯，所以他不乏發表抒情和感慨。”《大秦帝國》是一種獨有的學者創作方式，作者突破了很多小說傳統的陳規陋俗，如，雖然使用了傳統演義章回體，但目錄字數并不拘泥。

　　有人曾提出這樣一種饒有意味的現象：“一個作家的創作初始階段，往往迫不及待乃至急不擇路地希望傾吐自我郁積已久的生命體驗，形成‘井噴’狀態，作品因而顯得情韻濃郁、感人至深；到第二階段，隨著創作的初步成功和經驗的積累，作家常常會產生一種縱橫自如、左右逢源的自信、張揚心理，一掘到底的‘狠’勁和沉著運籌的氣概則變得有所欠缺，這時他們的作品多半技巧圓熟、筆致飛揚，意蘊的深邃度卻略有不逮；然后，創作進人了清明睿智、從容淡定的狀態，雖然境界全面展開，但已是激情收斂而理性呈現。”由此觀之，《大秦帝國》上下六部，從第一部到最后一部必然呈現出創作生命不同的精神特征。上面說《黑色裂變》中的商鞅是一種厚積薄發，顯得“情韻濃郁、感人至深”，到了《國命縱橫》則是信手拈來，第二部更加氣宇恢弘，將一個作家兼律師應有的思辨和口才發揮地淋漓盡致。加上《金戈鐵馬》這也就是所說的“縱橫自如”的狀態。《陽謀春秋》、《鐵血文明》、《帝國烽煙》就是一種從容淡定和理性呈現。????????????????????????

三

　　當代歷史文學作品如果要構成對讀者的心靈沖擊和精神啟發，那么作家必須張揚自我的創作主體意識，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來與時代的精神文化語境相映襯。

　　《大秦帝國》的完整本2008年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部《黑色裂變》入選中宣部第十屆五個一工程獎。創作歷時16年之久的《大秦帝國》，的確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巨著，它的問世形成了一大批的讀者群。不少專家評價說《大秦帝國》有足夠的分量沖擊下一屆的茅盾文學獎。由黃健中導演的《大秦帝國·第一部》電視劇深受大眾喜歡。這種影響力的形成是與作家的創作主體意識在時代文化語境中所處的位置密不可分的，《大秦帝國》從大文明、世界文明的寬闊視野，突破當代政治觀念的圍囿，開掘儒家內在的矛盾性，儒家思想不等于傳統文化，給當下傳統文化熱一個啟迪。

　　孫皓暉的歷史小說在當今文壇的接受效應，源于作家創作主體意識所確立、規范的審美風格和文壇流行的審美趣味、審美風尚的契合程度。大眾對歷史小說的接受有兩個層面：首先是滿足閱讀的快感和對歷史知識的認識，歷史小說充當著傳播歷史知識的功能；其次是建立在作品閱讀基礎上對歷史的反思。但是由于當代歷史小說創作量的激增導致讀者的審美疲勞，接受者的期待視野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一次新的藝術鑒賞實踐，雖受到原有的期待視野制約，但也修正拓寬著期待視野。因為任何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都具有審美創造的個性和新意，都會為接受者提供新的不同以往的審美經驗。孫皓暉提供了一種新的審美角度，學界對《大秦帝國》評價頗高也在于此，學者李潔非認為“他自小說中展現出的才識,使我不僅嘖嘖稱奇,同時也不免頗因孤陋寡聞而感愧———這種才具,難得一見。”旨在強調其史實感之強。也有人評價到“《大秦帝國》以其書寫的宏大氣勢、深厚的認識價值和小說敘事賦予的極強魅力,構成當代長篇歷史小說的又一大景觀。而其對秦帝國興亡歷史的再現與重構,對歷史重量級人物、諸子名家的塑造與刻畫，也填補了當代文學長廊的某種空白。”則重在突出其新。

　　孫皓暉的歷史小說在當今時代精神文化語境中獲得巨大成功，造成廣泛影響的原因，在于作品以大文明的氣魄，還原了戰國時代本原狀況，用文學的方式成就了一場艱苦卓越的文化探源與思想跋涉，而這種文本意蘊的形成，則與作家強烈的為中華文明正源的創作主體意識息息相關。

原載《西安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