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對唐詩發生興趣，是在高中畢業后待業的一段時間。閑在家里沒事，偶然在同學處見到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十講》，便借來看，繼而學著涂鴉。當時讀的第一部詩集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編的《李白詩選》，我對李白的喜愛也是從那時開始的。但我至今未寫過一篇專論李白的論文，我一直覺得，太白、東坡這樣的天才與智者決非我現有的學養、才具所能批評，所以盡管我對太白、東坡都懷著最深的景仰，卻從未想到以他們來作我研究的起點，而是最終選擇了大歷詩人作為學位論文的題目。

　　我的大歷詩歌研究是從戴叔倫開始的，起因純屬偶然。1979年中華書局重印標點本《全唐詩》，它三十九元的定價對當時就讀于揚州師院中文系的我來說，遠比今日大學生買四百元一部的《全唐文》更貴。但說不清是什么動機，我就節省了兩個月的零化錢，又出讓了《詩學》、《歌德談話錄》等幾本很搶手的書，買了一部。以后一有空就一卷卷翻它，翻著翻著發現了問題。先是讀陳子昂詩，覺得羅庸先生撰的年譜不無可商，還曾琢磨了一陣。因為看熟了陳子昂詩，瀏覽戴叔倫詩到《暉上人獨坐亭》一首就產生了懷疑。陳子昂詩中也有個暉上人，陳集《酬暉上人秋夜獨坐山亭有贈》一詩，與戴詩同用禪、泉、玄、緣押韻，內容也相呼應。我推測戴集《暉上人獨坐亭》就是暉上人原唱之作，題中“暉上人”本是作者名，后竄入詩題，又訛為叔倫詩。再看集中《送崔融》、《游少林寺》，用韻與內容也與陳子昂、沈佺期同題詩合若符節，我愈覺這些詩可疑。另外，集中《寄孟郊》、《寄劉禹錫》、《冬日有懷李賀長吉》、《宿無可上人房》等與中唐詩人酬唱之作也與叔倫行年不合，十分可疑。限于學識與借書的條件，雖心存疑問，卻未能進行考索求證。

　　1981年我考取廣西師范學院（后改名為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研究生，專攻唐宋文學。第一年讀的都是先秦課程，第二年進入專業閱讀，將研究生資料室的《全唐文》借回宿舍，前后翻了兩三遍。這時我開始考究戴叔倫詩的竄偽問題，恰讀到傅璇琮、富壽蓀先生的辨偽文章，深受啟發。遂從追尋作品出處、考察典故名物起源、比較版本異同幾個方面入手，檢閱了大量文獻，尤其是明人集子，繼兩位前輩之后又考出幾十首混入戴集的唐、宋、元、明人作品，并斷定戴集的偽作決非一般誤收，而是明人有意作偽。這些發現極大地鼓舞了我，到定學位論文題目時，我向導師胡光舟先生提出了在整理現存詩集的基礎上研究戴叔倫詩歌創作的計劃，得到老師同意。經過半年多的準備，我開始編訂、校勘、注釋戴叔倫詩集，將現存詩作分為編年、不編年、備考、偽作四個部分。前兩部分收見于唐宋典籍的較可信的作品，凡無唐宋典籍依據、暫時又不能證偽的作品均編于“備考”。為謹慎起見，“備考”未予注釋，研究中也不加征引。現在看來，這么處理是可取的，因為有些作品感覺不像唐詩，后來友人湖北咸寧師專教授熊飛先生陸續發現確是明人作品。詩集的注釋、校勘用了三個月時間，曾到北京圖書館去查閱了兩種明刊叢刻，它先作為學位論文的附錄油印出來，后經增訂承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在這一工作的基礎上，碩士學位論文就以《戴叔倫研究》為題，寫成一篇四萬字的綜合研究報告，第一部分是作品考述，第二部分是生平考證，第三部分是創作研究，分別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文史》、《文學遺產》上。

　　應該說，《戴叔倫研究》的重點主要在考證，批評的部分并不令人滿意。盡管我努力從整個大歷詩的背景來把握戴叔倫詩歌的獨特風貌，可實際的批評還是顯得粗糙和浮泛，自己也覺得未觸及深層的內涵。我甚至能感覺到那內涵的存在，卻就是無法貼近它。那種力不從心的感覺，至今還停留在記憶中。胡光舟先生在論文寫作上曾給了我多方面的指導，使我能順利完成全部工作。但我知道自己實在還不能勝任這樣專門的研究，于是特別渴望獲得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考取程千帆先生的博士生是我的又一次幸運，它改變了我學術發展的道路。從我的興趣來說，喜歡泛讀，好考據，思考問題常是綜合式的，拙于分析。這種秉賦或許更適于研究歷史，而不是文學。如果不是師從千帆先生，也許我就憑著興趣，靠以前積累的資料，做些大歷詩人的生平考證，逐步走到文獻研究或歷史研究的路上去了。程先生的學問，在史學、文獻學、文學史、詩學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他對學生的要求也是融匯貫通，不拘方隅，希望學生在理論思維、文獻掌握和藝術鑒賞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發展。當時先生門下的莫礪鋒、張宏生、曹虹、張伯偉、程章燦諸君都基礎扎實、思維敏銳，與他們同學讓我受益匪淺。讀博士課程的第一年，先生根據我的情況，開了《詩經》、《楚辭》、《莊子》、《左傳》、《史記》、《文心雕龍》六門課，要求各寫一篇達到省級刊物發表的作業。在程先生及周勛初、郭維森先生耳提面命的指導下，經過六部書的研究，我感到把握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增強了，論文寫作水平也有所提高。當我在課余將舊日有關包佶、獨孤及、梁肅、權德輿生平的考證整理成文時，所關注的已不只是若干作家的事跡，而逐漸萌發全面研究大歷詩人與詩歌創作的愿望。在清理事實的過程中，歷史事件背后的文學史意義不斷浮現出來：包佶生平考證，促使我思考大歷詩人與當時財政活動的關系；梁肅年譜的編制，讓我看到大歷時期天臺宗對士大夫的影響；獨孤及文系年，啟發我注意蕭李集團與文壇主盟者地位的變化；權德輿年譜的整理，則讓我重新考慮大歷作為詩史時段在時間上的跨度。這些文章發表時只是純粹的考據成果，可我的收獲卻是由此生發出的詩史問題。以前讀大歷詩的印象，此刻逐漸清晰起來。一個對大歷詩的完整敘述，伴隨表達它的沖動終于在心中醞釀出來。很快我的提綱就作為博士論文的設想交到老師手中，程先生對我的想法給予熱情的鼓勵，并在研究方法和觀點上作了原則性的指導。

　　眾所周知，大歷詩評論家歷來有定論，聞一多先生對大歷詩歌創作的總體判斷（《聞一多論唐詩》），程先生在《唐詩鑒賞辭典》序言中對大歷詩內容、藝術所作的評價，羅宗強先生《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對大歷詩美學風貌的宏觀描述，儲仲君、葛曉音、趙昌平等先生的論文對大歷詩人的批評，都是準確而深刻的。有這些成果作基礎，我不禁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信心。然而，當我依據現代詩歌批評理論和方法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模式，按自己理解的詩史過程進入分析后，卻發現問題遠非我想象的那么簡單。我對大歷詩的印象實在還很浮薄，很粗糙。──倒不在于我的結論缺乏新銳之處，而在于所有結論的艱于論證。對人文科學而言，現代學術范式更強調的是結論達成的方式及過程，而不是結論本身。因為許多結論僅憑直覺的靈感或模糊的印象就能獲得，可是要將這些結論付之清晰、深刻、有邏輯力量、有說服力的論證，卻是相當艱難的。從明代以后，誰都能將唐詩源流作一番宏觀論述，可是至今卻無一部將唐詩源流梳理得很清楚，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深刻分析的唐詩史。事情就是這樣，給你一千字的篇幅論唐詩，你可以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給你一萬字，就需要費神思考；而當你準備用二十萬字的篇幅來討論時，你將不敢輕易下筆。實證及其精致化是人文科學許多領域愈益感到緊迫的問題。在我看來，唐詩尤其是大歷詩的研究已到了這樣一種境地，即解釋和說明現有的結論要比提出新的結論更難。鑒于此，一進入研究階段，我首先將自己的目標定位在融合和解釋現有的結論上。

　　我花了不少時間搜集古今對大歷詩的判斷和評價，從中篩選出可供討論的問題，再以自己建立的研究模式去觀察、分析它們，由此形成論文的基本框架和內在邏輯。論文題目征得程先生同意，定為《大歷詩風》。在我的構想中，它將是對大歷詩的一個綜合性研究。所謂“詩風”不等于風格，而是意味著當時詩歌創作的總體風貌，包括詩人對詩體、風格的趣味，寫作的環境和動機，作品的主題與表現的特點，詩人群體的劃分和相互間的關系，大歷詩歌對唐詩乃至整個中國詩史的意義等等。這樣一個計劃規模是相當龐大的，無論我的知識準備還是時間都不允許。最后，我只做了計劃中的前編──對大歷詩歌總體風貌的綜合分析。因為大歷詩總體上是共性大于個性，群體風格鮮明而個性色彩淡漠，從整體上把握大歷詩的風貌，更能說明處于詩史轉折點上的大歷詩歌承前啟后的意義。我的工作從抽樣分析開始，首先從分別代表開天和大歷時代詩歌眼光的兩個選本──《河岳英靈集》與《中興間氣集》入手，比較、概括各自在審美風尚、藝術傾向的差異，提出詩風嬗變的假說：對社會生活的態度由浪漫變得現實，對詩歌的趣味由推崇漢魏風骨轉向欣賞六朝韻致，對詩體的好尚由古體轉向近體，題材選擇由表達理想、感興詠懷轉向日常生活、身邊瑣事。然后我逐一分析大歷詩人心態、藝術理想、主題取向的變化，揭示大歷詩在寫作方式、作品構成、體裁風格等方面的特點，最后論定大歷詩的得失與影響。當看到實證研究的結論與抽樣分析的假說相符時，我深感欣慰。

　　論文從1987年二月起草，用了十個月時間寫完，全文十六萬字。由于外圍資料已掌握，基本上是邊讀作品邊做卡片邊寫作，具體思路純粹是在寫作中形成與完密的。評審專家一致肯定我對大歷詩風內涵的概括和分析，已故沈玉成研究員特別稱許論文在研究方法上的獨創與有效，讓我感到自豪。平心而論，論文的觀點與結論很難說有多少新穎發明──大歷詩風的新變大抵前輩已言，而我提出的一些觀點，如吏隱問題、盛唐詩中主客體的對峙、情景交融的意象結構方式成型于大歷詩等，并不一定能為學術界接受。但論文在獨特的研究方式與表述框架中展開的整個研究過程，將前人源于感覺印象的籠統判斷演繹得細致、清晰，使“氣骨頓衰”（胡應麟）、“移風骨之賞于情致”（胡震亨）這樣的抽象結論成為有分析過程支持的、可以驗證的觀點，則是有意義的。我為自己設計的研究和表述的框架，今天看來不過是若干研究角度的組合，無甚特別出色之處。但當時不僅在國內無先例可循，就是在海外的研究中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借鑒。更何況論文寫作的1987年，新方法的提倡還停留在口號上，人們更多地是在討論新方法的可行性問題。它在當時出現，自然是研究方法上給人的新鮮感多些。《大歷詩風》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199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青年優秀成果專著二等獎。可惜沈先生已看不到了，否則他也會感到欣慰的。

　　由于計劃中作家、流派研究的不克完成，致使《大歷詩風》未能深入到大歷詩內部去把握它自身發展的過程及對詩歌傳統的參與，整個分析略顯單薄與平面。已故孫望先生曾溫和地指出這一點，并鼓勵我繼續進行大歷詩人群體的研究；陳伯海先生也提出天寶詩壇老詩人在肅、代兩朝的創作問題讓我思考。鑒于此，1988年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后，就以“大歷詩人研究”的項目申請了國家社科青年基金。隨后經歷1989年的政治風波，1990年的赴陜西山陽縣糧食局鍛煉，計劃十五萬字篇幅、兩年完成的課題，竟拖了四年半時間，全書完稿已是1993年4月了。除研究環境的不安定外，寫作量增加也是重要原因。我從來不能在成書前估計字數，所以也從來未應約寫過書。計劃十五萬字只是隨便定的，而結果寫了五十八萬字。這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

　　正如《大歷詩人研究》后記中所說：“我一向認定，真正的學問不在于做別人沒做過的東西，而在乎做出別人做不出的東西。”所以對這個項目，我總抱著一種奢望，想寫出一點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內容。這無疑將增加工作的難度，于是我的進度就變得很慢。在《大歷詩人研究》中，我考慮主要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詩史上的大歷本身包含一個什么樣的演進過程，二是不同詩人群體之間的共性特征和個性差異，以及相互間的交流與影響。前一個問題，我通過研究安史之亂后肅、代、德三朝的歷史與詩人的創作活動，將大歷詩分為三個階段、四個群體。安史亂起至代宗寶應、廣德間（755～764），是開天詩人與大歷詩人的接力區，老詩人繼續創作，新詩人在戰亂中成長，尚未分化出群體；終大歷之年（765～779），詩人群體分化，十才子等入朝，成為詩壇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這是臺閣詩人群活越的時期；德宗建中元年至貞元八年（780～792），十才子貶謫亡故，聲勢稍歇；地方官詩人成為詩壇的中堅，方外詩人聲名日著，與之分庭抗禮。貞元八年以后，地方官詩人逐漸凋零，權德輿等人入朝，與方外詩人二分天下，勉強維持著冷清的詩壇。經過如此的勾勒，后一個問題就自然眉目清楚了，剩下的工作是怎么進入有深度的批評。為給自己尋找一個最佳的切入角度，找到一個有效的批評方式，常不得不停筆沉思，或干脆丟開讀不相干的書。這還不要緊，麻煩的是研究進程中我常不得不停下來從事考證。本來，除自己涉及的幾個作家外，我都想借助現成的考證成果，省點力氣用在批評上。可是一讀別人的考證文章總有可疑，只得自己重新考證。劉長卿、錢起已有不少考證文章發表，本不打算再考，結果也都考了一萬多字。劉長卿生平的幾個重大年代問題居然都考清楚，讓我意外地高興。細碎的考據有時會帶來難以預料的收獲，我對劉長卿詩史意義的認識就得益于行年考證，對權德輿新臺閣詩人集團的發現，也源于對權氏詩文的系年。我不是那種能把一切問題在腦子里想清楚而后寫作的人，也很少按照提綱次序進行論述。經常是想通一點寫一點，韋應物一節列在第一章，而寫成反在最后。這一章本是很重要的，卻寫得有點強弩之末的感覺。由此我得到一個教訓，重要的章節一定要先寫。現在，《大歷詩人研究》已由中華書局出版，上編為詩人創作研究，下編為十多位詩人的事跡、作品考證，包括了十年來我研究大歷詩人的成果。相對《大歷詩風》而言，在這傳統方式的詩史研究中，我的操作也是很傳統的，基本是創作特征和風格研究。但我在批評中相機運用了一些有效的手法，如論郎士元送行詩用結構主義的方法，論劉長卿、權德輿詩用新批評派的一些理論，論吳筠詩借鑒了神話批評的原理等等。我的批評，側重從文體學的立場來看待詩人才能的運用和作品的獨創性，所以常由不同體裁來討論詩人的成就得失。表述上盡量使用說明性的語言，選擇可供討論的概念來闡釋問題。這么做有時會使分析過程變得枯燥乏味，損害古典詩歌的渾融之美，但我相信在當今這個非常講究語言精確性的時代還是很有必要的。另外，讀者也許會注意到，我對作家的藝術水準比較挑剔，常有些苛刻的批評，論劉長卿、李端甚至是從缺點談起，不免有些煞風景。但我認為批評不同于鑒賞，它具有淘汰和篩選的功能，根據作家的獨創性恰如其分地評價他的成就和水平正是批評的任務。

　　記得曾在《古典文學知識》上讀到程毅中先生一篇談治學的文章，題目叫《研究唐代小說的遺憾》。程先生的學問非予小子所能竊攀，但那種遺憾在我是同樣懷有的，而且不必待多年以后。在看《大歷詩人研究》的校樣時我就感覺到，“導言”中對大歷時期歷史狀況的敘述是過于繁縟了。鑒于前輩專家對《大歷詩風》較少論述詩史外部環境的遺憾，我本想通過詳細的歷史敘述來顯示安史之亂對社會、對詩人的巨大影響，從而說明詩風嬗變與這場動亂的關系。然而文字畢竟太長，而論述不同詩人群體在詩壇的進退，原可以細論一番的，卻反而粗粗帶過，未免詳略失當。此外，或許是出于偏愛，對戴叔倫的分析未能刪削昔日幼稚的論述，更增添細致刻畫，遂致文字冗沓。下編考據商榷中時有行文刻薄處，也很讓我懊悔。研究大歷詩多年，如果說有什么深刻教訓的話，那就是我想提請讀者和同行注意，對待考據尤其要慎而又慎。我作權德輿年譜時，發現德輿自述的行年每與韓愈所撰墓碑的記載不合，懷疑韓愈對德輿生卒年的記載有誤。后見已故吳汝煜教授撰文舉七條證據論定韓碑之誤，深獲我心，我還可以再舉出同樣多的證據來補證它。于是我在發表《權德輿前期作品系年》時，生卒年就取吳說，以為確不可移。然而陶敏教授貺書賜教，僅舉《權載之文集》中表弟李少安墓志銘“情殷中外，年同甲子”一句，就證明韓碑不誤。因為與德輿同齡的李少安生年正與韓碑所載權德輿生年同，文集中諸多與韓碑不合處看來只是約舉成數而已。在《大歷詩人研究》中，我雖已將失誤糾正過來，但這一教訓卻值得提出來與大家共誡。至于其他方面還有什么不足，就需要專家斧正了。

　　回顧自己十幾年的學習和研究，每一點微小的進步都是和老師的培養、前輩的鼓勵、同學的幫助分不開的，對此我深為感銘。借這個機會，我要向所有教導過我幫助過我的師友，尤其是歷年指導我的老師趙繼武先生、胡光舟先生、程千帆先生表示最誠摯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