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雪私記
我1985年初考進南京大學,受業于程千帆先生,到1988年3月畢業,三年間飫聞緒論,飽受教益。聽張伯偉說,先生上大課最精彩,可惜到我入學的時候,先生精力不如從前,已不再上大課,而且也不為我們專門講課了。但我和同學張宏生、曹虹每月固定要去先生家幾次,聽先生布置作業,或向先生匯報讀書、學習的情況。先生夙健談,思維敏捷,出語風趣,令學生如坐春風,一室笑聲不絕。有時為了功課,我也會單獨去先生那里,進入學位論文寫作后,這種情況更多。每侍先生講論談笑,總有如珠妙語深印腦海,歸去不免筆于日記,一如“子張退而書諸紳”的意思。遺憾的是只記到1986年5月,因為此后我開始博士論文的工作,先生的談話多圍繞《大歷詩風》指點發明,點點滴滴我都直接汲取到論文中了。我的學問基礎和工作作風在同門中是最粗疏的,所以先生平時訓誡極細,曾說:“現在我還可以批評你。等以后你想要人批評你,怕也不能得了。”如今先生年事已高,耳目聰明稍減,我不敢常以習作煩擾。唯時常翻開當年潦草的筆記,那保留著先生語氣的名言雋語,一次次將我帶回陶谷新村先生的寓所。而其間的一些訓誡,至今讓我涊然汗出。前兩年同學鞏本棟編《程千帆學記》,本該整理出來刊布,因故未果。現鈔錄在這里,聊存先生談龍片錄。以記錄時未曾稟告先生,故曰私記。
1985年3月2日
一、要求學生的八字綱領。
你們跟我讀書,我對你們的要求有個八字綱領:“敬業樂群,勤奮謙虛。”
關于“敬業”。要明確弘揚祖國文化的目的,只有這樣才能有動力,有觀念,有行動,認真對待學習與工作。
要有自制自勵的能力,不放松自己,體會古人說的“慎獨”的意思。
一切從基本操作開始,書寫與敘述要求規范化,養成嚴肅的工作態度。
作業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據第一出處,要注明卷數、版本、出處。有異文要說明。力求對字句理解準確,是成說還是私見,要分清楚。
關于“樂群”。師生、同學間要互相幫助。道德品質上互相規勸,學習上互相幫助、支持,決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動作。
同學之間應該多交流。不要把材料當成學問,而搞材料保密。這說明心腸狹窄。學者應該大度和開闊,不畏人批評。妒忌別人則塞其受益之路。
關于“勤奮”。要抓緊時間,多讀點書。但也要掌握節奏,善于生活,興趣廣泛一些。布置一些課程,有具體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觸外國文學及現代文學。
注意學與思的關系。學再多,不思也不成為系統的科學知識。學是積累,思是消化。
對博與專的問題一直有爭論,可以各存己見。但基本的東西一定要掌握。
關于“謙虛”。青年人總是有點驕傲的,這是自信的表現。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點也不表現自己,那是學術的“鄉愿”。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但發現錯誤一定要改。謙虛不難在一張白紙,難在小有成就時。我年輕時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來的經驗。
二、關于學習內容。
(1)第一年讀六部書,都是唐以前的經典著作。經典著作是對后世文學有深刻影響的,學經典同時就學習了經學史、史學史、思想史。每部書規定不同形式的作業,要達到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的水平。讓老師審閱與自己投稿聽便。
(2)取得學位前的考試三個內容,馬列經典著作,寫篇讀書報告;經史子集,綜合考試。外語,第一外語一定要達到聽說讀寫四會;第二外語,借助字典可閱讀。
(3)學位論文要求研究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可以各自醞釀一個題目,一定要有質量。
最后,在兩星期內交三篇自傳,一篇白話,一篇文言,一篇外語。
(按:是日談話有錄音整理,見鞏本棟編《程千帆沈祖棻學記》)
1985年3月9日
(寅匯報碩士期間的課程)課開得稍多了些,太快了點。作為博士生不會這么要求的,博士生不僅要讀,還要有研究成果。
博士生外語一定要學好,入學后不可能再搞外語。我是主張博士生入學后不學外語的,所以考試成績一定要好。
必須充分理解外語的必要。要看到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與外國學者交流、帶留學生,都要外語好。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博士,連一門外語也不會講,怎么行?一定要樹立正確的觀念,學好外語。
1985年3月2日
平時生活各方面都要注意。人的知識水平是與道德修養成正比的,我不希望我的學生在品德方面有讓人指責的地方。
(談到與日本留學生一起練口語)與外國人相處時要做到不卑不亢,不要有辱國格人格。對友邦人士禮貌客氣是必要的,要盡力幫助他們。
1985年3月28日
(寅呈交重抄的自傳)我并不是為幾個字的潦草而不滿,照說你的字也算工整,那幾處連筆也不太過分。只是我要培養你一絲不茍的作風,要養成你的工作態度。我年輕時寫小楷,抄晦聞(黃節)先生《詠懷詩注》,一字不茍。你以往的作業我也看過,似乎太草草了,都沒很好地修改和檢察。這在我是決不允許的。我的研究生,書寫每個字都不許潦草。你看,這是莫礪鋒的還書條,他的論文每個字都是這樣。
(問引用常見書或只引幾個字是否也必須注明版本、頁碼)各種雜志有不同要求,而且到今后你們對文獻熟了也無所謂,比如《毛詩》可說詩曰、箋曰,但目前一定要核對查明,養成習慣。
學的東西廣,將來不知什么時候就用上了。前輩基礎扎實,劉弘度(永濟)先生一生對《莊子》下過很深功夫,但不寫東西,只是詩詞中時時表現出莊意。我曾經問過他,他說:“你以為讀了書一定要讓人知道嗎?”這話說得多好啊!
(寅問《戴叔倫詩集校注》可否交出版)目前學習緊張,可以不忙出版,等放些時日補充成熟。前輩為學不輕示人,必待養成。
(寅說寫文章常覺不能把握論題)做學問須有悠游含潤之功,要在里腦子玩味思索。日前有個老同窗編《金陵詩詞選》求序,我應下,構思再三不滿意。先從六朝繁華說來,過一兩天,早晨忽有新意,于是靜坐凝神半晌,覺文思條暢才動筆,從交游說起,論及兩人關系,這樣就比較親切。
(寅呈譯著《郁達夫——他的青春與詩》,題“程先生雅正,學生蔣寅敬贈”)做老師便什么都要教,有關行款、方式我也應該告訴你。象這樣的關系應稱“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師”,“雅正”是同輩之間的客氣說法,前后輩應用“教正”或“惠正”。當然,我不是怪你。怎么寫都可以,只是一些老傳統不可不知。
1985年4月11日
讀書和研究最好幾個題目并行,這可以互相啟示,互相貫通。我一般是這樣。拼命突擊一部書,當時雖然很明白,但不久就會忘掉。你現在讀《詩經》,可以和《楚辭》、《文心雕龍》一起參讀,《文心雕龍·辨騷篇》便有對屈原的評價,可以幫助你了解古人的觀點。
博士論文要有開拓性,或者在別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體系性的成績。不管是五十萬字也好,十萬字也好,總要有個體系。(張宏生說太早定題目容易撞車)撞車當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計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緊,可以比一比。“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車怕撞,要是坦克車還怕撞嗎?(笑)當然,如果別人已做出相當的成績,估計不可能超過,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罷了。莫礪鋒本來要作《朱熹研究》,后來聽說錢穆寫了一本朱子傳,撞錢穆是撞不過的。
(張宏生問王國維箋《水經注》應不應該買)王國維似乎未搞《水經注》,或為批戴震注本。近來段熙仲先生將楊守敬校注的《水經注》逐條核對,以八十多高齡每天去南圖查閱古籍。楊氏所見書今天都能見到,這部書出來,大概會是最好的本子了。段先生經學名家,南師卻不培養接班人。可惜現在再培養,他也沒精力了。劉永濟先生曾對我說:“千帆啊,我現在是所為不及所欲為。”先生長我二十多歲,現在活著要有九十多了。我現在精力不濟,只想全力培養你們,讓你們一齊來搞,不比我一個人搞好嗎?
我從劉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劉先生最精《楚辭》,《楚辭通箋》可備一本。出語極精,深有意味。《唐人絕句精華》也好,只短短一二句評語,卻講得極好。俞平伯《詞選》也是,所謂南人得其英華,北人窮其枝蔓。姜亮夫先生《屈原賦注》部頭超過劉著一倍,征引極博,但闡發不及劉精深。
博士論文不宜搞一個作家研究,應取一個詩派或一段文學史最好,因為這可鍛煉和表現出綜合概括能力。莫礪鋒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韓孟元白或大歷都可以作文章。你若做韓,我告訴你一句話,韓愈是要將不是詩的東西硬做成詩,而且要人承認它是詩。這是我幾十年得到的結論。
(張宏生打算博士論文做僧詩)僧詩無甚高處,而且一般僧人于釋理也不深,詩中典故卻有些。《藏經》很好找,但讀到熟悉要花不少時間,這樣太不值得。明確自己的文學研究中心,就應注意文學方面的內容。作為文學研究者,對哲學史、思想史是必須了解的,比如曹虹要搞六朝文學,必須熟悉三玄,把這搞通后可以從哲學和文學的關系作深刻研究。
(張宏生的讀書報告準備比較《詩經》和漢樂府的愛情民歌)還可以下推到南朝民歌,其商業特點和市民習氣同早期民歌不同。還要注意地域問題,可看《漢書·地理志》《樂志》等,注意論地理、人情的部分。《風》為北方詩,漢樂府也有北風,南朝樂府是長江上游,有地域色彩,這似乎還無人注意到。
1985年4月19日
(寅匯報論《詩經》憂患意識的報告)憂患意識在《詩經》許多詩篇里表現出來,但具體作品產生于何時,是憂的什么,要落實。這就要注意作品的寫作年代。古代文學這點很要緊,非要結合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時代去解釋。解決問題與下結論要設幾個駁難,怎么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1985年4月25日
(寅博士論文想作“閨怨詩研究”)這個題目太小,而且難有開創性,不易見水平。
輯佚很有意思,我想招一個古典文獻方面的博士生,就做《清代輯佚書考》。曾有郭恭伯專門研究大書,作《四庫考》、《大典考》、《宋四大書考》。(問輯自《大典》者可否信其完璧)不可,這要看館臣主學官的學力、態度。而且輯佚容易出錯,古人修書,同書稱“同前”、“同上”,一旦漏刻書名,則二書混一。陳寅恪著作引書從不用這類字,寧愿繁復抄寫,就為不致出錯。甚至阿拉伯數字也不寫,必用漢字大寫。(抽陳書舉例)隨便翻一下都是。
1985年5月9日
(張伯偉論庾信《枯樹賦》到王漁洋《秋柳》)這個題目有意思。中國文學的繼承性很強,一個故事一個意象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覺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模仿,可以再找些例子,包括戲曲、詞、小說最好。這樣證成其說,文章顯得豐滿,也顯出它不是憑空而出,而是有著歷史的沿襲。
文章要盡量寫得精,只揀最需要、不說不可的話說。一般的話簡而精說,可說可不說的話盡量不說。呵,三個層次。
(談到新方法)劉再復、林興宅兩位思想很新,肯探索,而且決不是嘩眾取寵,是嚴肅的。文學所以劉為所長,也顯出新生力量的活力。但他們的文章,總有點與具體文學現象不合。當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對中國文學我還算較熟悉,看他們的理論總不能和文學現象印合。
我也在探索,尋求新方法新路子,我也不喜歡把眼光局限于某一處。即使寫很小的問題,我也喜歡站在高點看它,從中闡述些大問題。比如《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雖然是講一首詩,實際是說杜甫是怎樣覺醒的。杜甫的現實主義的轉變,是他自己的自我發現,猛醒到社會。
我自覺才弱,也無能力寫很大問題的文章。要我寫那種很抽象空洞的文章,我是不敢。我愿從具體問題入手,上升到一定高度,歷史主義是不可少的。(我說目前新思潮是邏輯主義傾向)邏輯主義是需要的,光考據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尤其是上古,文獻太少。顧頡剛先生曾考老子——當時曾有考老子之風,但他對我說,材料太少了,沒辦法。是啊,這幾條材料,你這么組合就是這一觀點,他那么組合又是一種說法。現在根據老子的思想傾向,認為是戰國人,實際是思想史問題。這就是邏輯方法,但邏輯方法也不能拋開歷史,否則就成了唯心主義。不管當前是怎樣的傾向,要寬容一些,允許大家探索。學者心胸應該廣闊,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東西吸收過來,發揮作用,“偏見比無知更有害”。
(曹虹說有人主張《詩經》成于一人之手)讀古書要有歷史知識,有時常識的判斷是最準的。《詩經》不說內容涉及幾百年,就是風格也決不同:周頌最古奧,其次大雅,小雅和風很接近,但二南和秦又不同。《漢書》《地理志》《樂志》說音樂與地域的關系是清楚的;《左傳》季札觀樂,指出音樂也各國各異,說成于一人之手是很難說服人的。當然,他有他的推證,就像顧頡剛說禹是一條蟲,若說禹是某以蟲為圖騰的部族尚可,說是蟲就謬了。上古文獻少,須加以分析。陳寅恪是很幽默的,韓愈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他說寅恪平生不敢讀三代兩漢之書。
前些日子去蘇州開會,見到錢仲聯先生的博士生,他三年就專攻清詩。錢先生每周挑大家代表作講,這樣三年下來,清詩可以很熟。但教課就不行了,因為三年碩士也讀清詩,清詩之外,中國文學史只有大學水平,那怎么行呢?他覺得我所說與錢先生不同,我說:“和尚進廟門,各修各家道,每人都有自己的路。”我們布置的作業,周勛初先生要你們寫的,和郭維森先生的方式就不同,這樣你們就接受了不同方式的訓練。這是力學上的應力試驗,讓你受各種強度的考驗,適應各種要求。莫礪鋒就是因為念過先秦著作,現在講漢魏六朝文學,自然就懂了。他沒上過大學,念先秦典籍打基礎的好處,以后在不知不覺中會受益。
臺灣張淑香《李義山詩析論》不錯,講的不少東西是我沒想到的。我對李義山下過功夫,一看懂了,真是特別高興。古人所謂相悅而解,是非常愉快的。這本書你們可以看看,里面運用了許多當今西方的文學理論,可以說是十八般武藝俱全,讀一讀可以了解別人是如何研究古典詩歌的。不過也要注意,理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取出張書)你們看,這首《春日寄懷》,用理論可以分析得頭頭是道,但它恰恰是李義山寫得最差的一首詩。
1985年5月23日
現在研究新方法,是個好風氣,否則文學研究就會像“四人幫”時那么僵化。(張宏生說葉嘉瑩講詞注重各人獨特之處,而國內分析作品則將個性變成共性)這是原則問題,但也是修養問題,葉嘉瑩、繆鉞、沈祖棻講詞都有特色,就是細。他們除了能講,也能寫,深知其中甘苦,才能講到點子上。文學是人學,歸根到底,還是要歸結于情感的表現。現在雜志省級以下的,文章公式化很強,都是一個模式。每篇作品有獨特的構成,分析也要各異,根據不同的作品作不同分析。
我《古詩考索》的文章講詩,也盡量從不同的角度去解決不同的問題。雖然解放前我從未接觸馬列主義,但寫文章也沒有模式。解放后,尤其是來南京以后,我有意識地探索新方法,力圖從具體上升到抽象一般的原則。
馬克思主義只要不是教條地對待它,不搞得僵死,那它是有可以包容一切的寬容的。只是我有個憂慮——所謂“小民之憂”,就是引進新方法,不能使文學研究變成美學和哲學的素材或工具,那樣就顛倒了主客關系。這里有個重點所在,即不將文學搞成哲學理論比如控制論的印證。引理論解決文學問題和用文學來印證哲學是有不同的,要從具體的作品出發,抽象出理論,發展理論。
當今搞古典文論的人,搞來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樣批評,而不自己進行批評。只是從古書中找些名詞術語加以說明,不研究它出現時對創作的指導意義。因為這就牽涉到創作,而一講到創作,許多人便束手無策了。他們研究劉勰、鐘嶸、嚴滄浪、王夫之,卻沒有人自己成為劉勰,這就是不從文學出發研究的結果,也是古代文論研究上不去的原因。寫批評史,王國維以后,自己不能成為一章,比如蔣寅的文學批評。這一點胡適之就好,不管人們怎么罵他和指責他,但他確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張,在批評史上應該列出一章。
念《文選》看李善注是主要的,文選學大部分是李注學。駱鴻凱的書條例不全,有名詞不適當的地方,可以考慮補訂它,自己琢磨一些條例。
1985年5月25日
文學史教學將史與作品分開,很不科學。講作品時又要顧到史,結果作品講得不深。講史總穿插作品,邏輯發展交代不清楚。而且劃分成若干段落,每人一塊,互不干涉,將歷史上一些文學現象割裂了。講到陳子昂學生不會想到阮嗣宗,講到陶淵明不知道唐代的、宋代的甚至近代的陶淵明。文、史應分開,青年教師先講史,給外系普通班上,掌握通史,然后回中文系講作品,再講史。這樣反復上升,各方面的能力都培養了,史培養了邏輯、歷史的能力,作品則提高了鑒賞力。
教師講課要體現出個人風格,要講自己的心得,大路貨學生自己可以看書。寫文章都有風格,為什么講課不呢?講課也是藝術,以前的先生便是如此——當然不一定要學。季剛先生口若懸河,有問必答,廣征博引;辟疆先生口齒不捷,講話經常顛三倒四,學生號“語無倫次”,但你上他家請教問題,他要你在書架上取某書某書,六七部書攤在面前,一一指點,問題自然解決。瞿庵先生則至為平易,上課講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拍桌子:“好!”平時帶學生出游賦詩,考試有時出如《金陵懷古·鷓鴣天》十首的題目。講課講得生動是好的,但必須有個性。
1985年6月6日
《文史知識》約我寫文章談治學,我就自己感受說有兩點。其中一點是能與知、感與知相結合。首先要熟悉作品,先有愛憎然后有好惡,熟悉作品,與作家心靈溝通,愛上他,才能進行評價。還要創作,知甘苦。
擬古和模仿首先是學習,模仿到最后總會走出來的。任何有才能又不脫離生活的作家,最終都會從模仿中走出來。當然,沒有才能的作家就窒息了。如周美成詞,方千里等人有和周詞,但無價值。又有作步周詞的,也失敗。周仍然是周,但他們都不是自己的。蘇東坡學杜,早期《荊州十首》顯然是學《游何將軍山林》,但見功力,已顯示出詩人的天才,只未見風格而已,后來就不同了。擬古和模仿除詩人本身的創造外,也有時代影響,陸機和古詩,有駢偶風,不是古詩平行之式。陸機正出于單偶交變時期,詩也略見。江淹的擬古則積累了不少經驗,不是像陸機一句一趨,而是得其精神,但也受齊梁風氣影響,顯出清來。總之,模仿是必要的,朱自清有擬古詩,是黃節先生的作業,一句一擬,是下功夫的。朱先生講詩作詩有意思,是下功夫熟悉的。(寅說擬古有競爭心理)那是出于崇敬古人,要與之競賽的善良愿望,它正是文學發展的動力之一。事實上大家都有意學習古人并要超過前人,杜詩多用前人句,仇注一一注出,有些嫌瑣碎和無意義,但目的是為創作提供比較和借鑒,并非如今人注解之明意而已。
博士論文不宜做作家研究。當然,像劉后村,做個論文分量足夠了,但問題是水平不夠。因為有現成的框子可套,不外乎編年譜、考證等,而做一段文學史需要具備各種能力。
曹虹可考慮一下南北朝文學與批評的關系問題,因為現在都各自立論,很少從兩者的關系及原因著眼。(曹虹說在考慮南北文化遷移的問題)是的,這個問題要聯系到當時文風的不同和地理的差異,劉申叔的文章只是開了個頭,還大可研究。佛學也是重要的影響。
(張宏生問唐末江湖詩人似與南宋江湖派有共通之處)但有重大的區別你考慮過嗎?前者依附于藩鎮,而后者是依附于官僚的,如姜夔就依附于范成大。唐代俸祿重外輕內,宋代南宋是重內輕外,文官地位高,待遇優厚,退休后往往購莊園養老。唐人題莊院園林的詩不多,而宋人極多。
毛主席詩詞,尤其是詞的確開拓一境,為歷來所無。為他人所不及。“寥廓江天萬里霜”,有清剛之氣。博大胸懷與革命斗志融會,氣魄、功力非夢窗等可望其項背。白描尤其出色,可達南唐中主、后主的境界——不恰當地比喻一下。當然,后來發表的一些不甚好。
1985年6月20日
(寅告劉崇德在輯唐佚詩)輯佚補缺的工作是不斷可以進行的,但注意,輯佚所得的材料常不是什么重要的。《全唐詩外編》王重民補的敦煌詩,只有《云謠曲》和《秦婦吟》是有價值的。宋本張祜集的發現是較重要的,其他零星的就不甚重要了,至多對考證有用。科研首先應該著眼于基本材料,從中發現問題。一味追求新材料,會走到“紅學”考證的路子上去。
科研有三個步驟,提出問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然后努力證明自己的解決不錯。只說努力,因為不一定就對。
我不主張一進學校就做論文,那么除了論文之外就一竅不通,畢業后不能教書。況且只有文學教授、文學史教授,總沒有唐代文學教授或大歷詩教授。一定要有廣博的知識面。我要讓你們學課程,讀幾部專書,就是要你們在做論文之前寫幾篇各種形式的文章,打下基礎。
(寅提出想做大歷詩研究)大歷貞元正是兩個高峰之間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設想個好的角度去做,要讓人耳目一新。還有,我看要注意到當時文化的各個方面,像樹剖開看年輪,看其橫斷面,也是有意思的。當時的詩和古文似乎并不相關,是各管各的發展著的。《萬歷十五年》可以讀一下,這寫法是嘗試性的,很有意思。寫了四個政治、哲學方面的代表人物,通過他們來展現晚明的腐朽。
1985年7月10日
(吳小平請寫學術自述)我從不寫自傳。我替別人寫過,劉永濟先生傳。自己才做那么點學問,就談什么治學,實是抱愧。何其芳寫詩不多,但談自己詩的文字多,有人譏之。何其芳尚且如此,我更不敢了。等我死后,別人如果以為還值得懷念,比如蔣寅跟我幾年,如果有一些值得回憶的東西,那么你可以寫,但隨你怎么說,我是聽不見了。(笑)
(寅講戴偉華指出寅賞析文章中的毛病)你們這些同學能互相坦率地批評,是很寶貴的,應該這樣。以前汪東先生與吳瞿安同在南大任教,都教詞學。汪東在講義中直言“此處吳瞿安言之非也”。兩人同鄉同事,平時文酒交歡,是好友,但學問上是非分明,不互相吹捧。
(寅談及正在寫的李珣詞賞析)《花間詞》不太好講,太平太淺,它把一切攤開在你面前,你怎么辦?那完全是一種樸素的純真,不像夢窗、碧山、稼軒,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你可以先寫,然后我看看。
全盤承受老東西是不行的,那樣會鉆在里面跳不出來。只有吸取前人搜集材料及考訂的方法,使學問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而另開辟新路子,研究方法論。這樣才能超過前輩,有所成就。
據我對你們的觀察,你們現在搜集材料,考證、分析作品的能力已初步具備。現在你們要學會領會藝術風格,這非要涵詠吟味,才能深有所得。唐詩和宋詩不同,讀多了宋詩,就會不滿唐詩。唐詩固有許多宋人不可及處,但與宋人比,唐人顯得笨拙,唐人對仗多僵硬,而宋人則活脫。就作家而言,蘇黃同為大家,但不同,蘇淺黃深,蘇盡管學陶,終淺,陶深。蘇東坡對一切都滿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詩如浪濤澎湃,但較淺,只是在上面翻滾。
要說黃山谷詩,是好。(寅說愛他七律)七律當然好,五律也不錯,結構的跳蕩,大開大闔,讀了上句你根本就不知下句的,每以奇出。(寅說陳永正的選注不錯)杜蘇黃這些大家遺產好,所以注釋并不費力,倒是要看選,能否選出代表其風格的佳作,選家尤其重要。(寅說論戴叔倫詩時,所分析作品皆為古人所選,真感到古人了得)如果一首詩同為幾個人所選,那么一定是好詩。但各個人選此詩的眼光是不同的,姚鼐的,王漁洋的,王夫之的,各人的評價也不同。你要看到他們的不同,就能從各方面多角度地理解它。
(寅說不會寫賞析文章,找名家之作看,也是各有風格,并無程式)講詩詞是很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講法。每個人的理解是講的前提,現在講接受美學,實際上中國古代“詩無達詁”就是接受理論的問題。達詁即眾所通達接受的解訓,這是不可能的。每人的批評,對作品的理解只能是近似值,而不會是絕對值。即使是作者本人對作品的解釋也不能達到絕對值。因為作詩只是一時的情思,時過境遷,自己的思想發生變化,很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意思。
前輩講詞與今人不同,是意在作法,示人以學詞門徑,故往往講到肯綮。今人專在評論,由于不懂創作,常有隔靴搔癢處。所以講詞只有學作,懂得其中甘苦。沈祖棻的兩本書,生前并未出版,只是講稿,也不認為它是什么專著。但現在出版,當今寫的文章還趕不上它。
1985年7月20日
(寅呈李珣詞賞析文章)寫賞析文章要翻譯原文,因為原文很美,翻譯很乏味,就像佛家嚼饃哺人。(寅說光是解釋或講有時文意不順暢)應該正確處理釋與講的關系,我改的地方你可琢磨一下。
你的基本功訓練不嚴,寫字不合規范。比如寫行書也有規格。還有錯別字,如“竦密”應作疎密,“聊”字卯旁少寫了一撇。這是不該寫錯的,任何時候都要一絲不茍。
(起首李珣的“珣”字沿出版社約稿函誤作“”未改,先生問及,率爾答曾查諸本如此)如果你真是有據的話,那么就寫個查閱文籍的統計交給我,因為我知道《全唐詩》、《花間集》的三種本子以及一些選本都作珣。況且李珣字德潤,取玉之德溫潤之義。(寅翻到后頁才發現已改)剛才我問你,你根本未仔細看一下,就回答有好幾種本子這么寫,說明你的輕率。對什么問題都要仔細想一下再回答,不要沖口而出。
“心怯空房不忍歸”是王涯絕句,你寫作“回”有根據嗎?(寅答憑印象)沒把握就查書。(寅答只取古人的這層意思,記不清何人作)那么可以問老師,問同學,只要你打引號,那就是引用,就有出處。如果別人問你引自何處,你怎么回答?世上沒有“心怯空房不忍回”這樣一句詩。
賞析文字雖不是精深的科研,但示人初學也須科學,不得馬虎。對作品的理解,看得出你是有點體會的。(寅告將詞抄在卡片上,常吟詠,然后趁興而作)這很好,但有些本來很復雜的問題你卻常用個簡單的結論交代了。比如說古人重別離,你說古代交通不發達,真是這樣嗎?更深的原因不是中國農業經濟的結構形態嗎?安土重遷不是與農業生產有關嗎?有些地方的用詞和說法也要斟酌,不能隨便寫。比如花能說謝,花事卻不能說謝,你說“花事已謝”不通,可以改為已過。
有些作品本不好,你卻在分析得頭頭是道,沒話找話說,很勉強,是為文造情。(寅問是否指“志在煙霞慕隱淪”一首,篇目系出版社指定)這首詞不算好,你講得也不好。要講也不該這么講。這首詞你和出版社說建議不選,或者找別人寫。
最近人民出版社在編一本臺灣學者古典文學論文選,很可以讀一下,了解一下別人是怎么搞的,對我們有啟發。也可以搞些日本的、海外的,開個窗口可以透透新鮮空氣。
講作品雖是通俗講解,卻也是不易的。每篇作品每人講都沒有成例,你這幾首能具體作品具體對待,并適當比較見其不同,還是較好的。但要注意語言的簡煉,尤其是講藝術特點,不要浮泛。
1985年9月7日
(寅與張宏生《左傳》讀書報告擬作與《戰國策》說辭的比較)《左傳》的說辭和《國策》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你們可以進行對比,寫成報告。但要從社會歷史上找出原因進行分析。只作一下排比和對照那是大學生也能作的,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現象,透過它揭示出本質的方面。這是訓練你們的歷史和文藝社會學的研究能力,所以不要限于文學的范圍內,眼光放遠些。這些工作對你們將來的研究是有好處的。
(寅問對前呈讀先秦典籍的訓詁札記的意見)你寫的札記我看了,有些還是有點意思的。看得出你讀書是細心的,也用功夫,只是有些前人已說過了,周先生已指出。當然,這不是你的專業,不可能一一涉獵許多文獻。這作為讀書報告是可以的,但要發表就不行了。顧炎武作《日知錄》,遇有別人說過的就燒掉,只存一家之言。這是我們祖先的科學傳統,是應該發揚的。
現在讓你們讀幾部書,取不同的角度做讀書報告,可以培養不同的能力。我寫文論的方法也不同。這樣才能把學問做活。不然總是一個框框,十篇如一篇,就可悲了。
1985年11月4日
最近看蕭滌非先生研究生的論文,他的文章別具一格,很有意思。這個人有才氣,只是文中搬了不少洋典,沒有必要。虧得我還是教會學校畢業,讀過圣經文學,不然還得查書。引進新名詞概念,只是在舊有的不能滿足需要才行。如果是為了炫學或是其它,就有點嘩眾取寵了。
剛開會回來很累,還有一大堆信件要回,回信真是一件大煩事,還不能代勞。一般的信無所謂,私信尤其是老先生的信,不僅要自己回,考慮措詞什么的還要費許多時間。這些小節不注意,有時便會帶來不好的影響。你們今后也要注意。既然從我學,不僅要學習治學,也包括這些為人方面的一切。
大歷貞元文學確實如你所說,有個從反思社會到對文學本身進行反思的問題。這時候的詩人有一種迷茫,既不滿現實,但又不知出路在何處,只能逃遁到內心深處,等到政權稍穩固些,方鎮問題稍息,白居易等人就要革新了。
1985年11月12日
(寅說《文心雕龍》下篇是具體指導寫作的規律,修辭要求有針對性)藝術規律和原理是多層次的東西,有的適應面寬,有的窄。詩賦有各自不同的規律,韻文有與散文不同的規律,整個文學又有自己的規律,都是規律。我們研究就是要確定研究的層次,然后把握住它的規律。
(寅陳述《文心雕龍》屬于文章學理論體系的觀點及對其成因的看法)這個設想很有意思,前面的部分可以成立,后面的尚不成熟,還要進一步思考。可以先把前面寫成文章。(寅說那樣太簡單了,還是想對成因作個初步的解釋)那也好。科研本來就是從提出問題到解決問題,不成熟寫出來老師可以提意見。反正是讀書報告,不一定急著發表。你們現在最好的就是有老師批評指點,我現在老師都故去,有誰來指點我的不是呢?
(張伯偉開課擬涉及佛教與文學的關系)佛教教義是比較深奧的,與文學的關系可以探討。但宜先從一些較淺近的入手,如《百喻經》、佛教故事,然后再讀《五燈會元》等。在課堂上講,有些問題講不深就老實對學生交自己的底,不必故作高深,學生也許會有興趣去研究。“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韓退之是很懂得這些的,韓門也很大。
1985年11月15日
(寅告在戴氏宗譜中發現梁肅撰戴叔倫神道碑)家譜的材料很豐富,常會保存些世所不傳的東西。但要注意其材料是否可靠,因為古人愛附會名人,防止他作偽。還有古人經常鬧宗系斗爭,也會影響到材料的可靠性。以前我在四川時,族中要我去修譜,我便辭卻,因為也是宗系間鬧矛盾。
現在家譜的材料有待發掘,這需要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管會的努力。但有時他們很保守,總占著一點材料慢慢摸。如果公開一下,大家研究豈不好?況且地方材料有限,人出物力都不足,只會延宕科研的進展,所以科研保守材料是最壞的。
科研的目的是求真理,至于由誰來完成倒不是最重要的。老輩學者總是互相幫助,互相提供資料,從來不以占有資料傲人。這才是做學問的大家風度。以前我做過《杜詩書錄》,將南京及上海的書查了,北京未去,因為戰爭爆發,也就沒做下去,未完成的后來都捐給了杜甫草堂。聽說近來周采泉先生搞了一個很詳細的,只要有人搞出來就行了,不在乎是誰。
1985年11月29日
我參加蕭先生的研究生答辯,這個青年人很有才華,思路很開闊,構思得也很獨特,文筆不錯。缺點是用了一大堆洋典,小標題全是叫人莫明其妙的。我總算在教會學校讀過書,否則真讀不懂。我對他說,寫文章就像開小鋪子一樣,只把最好的東西放在玻璃柜子里,一般的東西放在后面。他呢就要一古腦兒塞在柜臺里,這樣反而掩蓋了本來珍貴的論斷。
蕭先生是老輩學者之風,很寬容,盡管他自己的學風很樸實,但讓學生自由發展,也不要求和自己路子同。老師的學風會對學生有影響,但學生完全同于老師并不好。你完全同于我,只是又一個程千帆而已,我的水平就這樣了,你同我一樣還能有什么大出息呢?
(講評張宏生《紀曉嵐詩經學述評》)這篇文章稍平了些,因為你只是介紹了它的內容,而不能闡發出什么新意來。我看你不如換個題目,專就他對詩經學的述評來分析他是怎樣持平地總結學術源流的,從而提醒人們在研究《詩經》或別的學術研究史時,必須要注意到目錄學的意見。(張宏生說正是想說明這點,因為夏傳才的《詩經學概要》對此未談,只是一些專著的評價)要作部學術史是需要各方面的意見和內容的。目錄學家像紀曉嵐這樣的是很有水平的,你那篇《紀曉嵐的散文觀》因為是勾勒整理出的材料,較有意義;而這是材料集中的一篇,加以闡述介紹就意義不大了。這也說明一個寫文章的角度問題,怎樣盡量擴大自己的眼光和視野,使問題不局限于一個細節。所謂會做文章,也就是在這上面講的。
我與劉永濟先生交最久,對他的學問為人都極佩服。他的東西很精,但并不著書,現在出版的只有《文學論》是解放前印的。解放后印了《宋戲舞樂考》。他的著作都是講義,《十四朝文學要略》是開文學史課的,如果當時不是讓蘇雪林先生接課,會寫完的。
你的《戴叔倫詩集校注》有無消息?如果沒有我就去幫你問一下。現在學術界很不好,一稿積壓,有時就被人搬用材料別作文章了。
錢先生兩個博士生的論文,我看了,覺得只是太平實,只是在講詩,缺少變化和曲折。一個是寫錢牧齋,這個題目多好,錢先生又很精通,一定有許多卓見,是可以做得很好的研究。錢先生功力極深,廣博,各方面都拿得起。
1985年12月2日
(寅陪同蕭占鵬訪先生,詢問對羅宗強申請博士點的意見)羅先生我知道的,他的文章也讀過,很佩服。(蕭占鵬說他擔心您不知道他)我對中青年學者的東西還是注意看的。我們也干不了幾年了,很快要交班,以后主要是靠中青年同志來干。
1985年12月14日
(寅問自己寫文章太長,是否因文章寫得太盡)有些地方已是眾所公認,便不必多敘,只要提一下即可。你們現在是博士研究生,寫文章的檔次要高點,除了觀點的新穎外,內容也是面向高層的。一般的、別人已說過的不說,只說最有意義、最新穎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陳寅恪作崔張故事考,說這兩個形象是出于《游仙窟》,“其它論者多矣,寅恪不復再述”。孫望先生后來考證崔鶯鶯故事,寫成一萬七千字,看到陳文,馬上刪了七千,只剩一萬字。我論《飲中八仙歌》也只論述八個屏風,其它從略。
寫文章本身就是個功夫,有新觀點有新材料,不一定能寫出好文章。我自己在這方面是要求高的。讓你們寫六篇報告,嚴格要求從各方面訓練,那么到你們做論文時便會駕輕就熟了。我看了別的先生的研究生論文,似乎這一環節比較薄弱,只是平平敘來,不懂得作為一個學術論文或博士論文要追求什么。寫學術論文決不比編講義,要落盡皮毛,獨存精神。
(對張宏生)這些日子看了你的幾篇文章,發覺太平。我已讀過兩篇,暫時還是不要寫,這樣寫下去容易寫得順手。袁偉民一遇到不利就暫停調整。目前思想上沒有突破,可以反思一下。有些問題要集中,你的一些文章現在是很精煉了,都不長,但論述的問題還較多,所以就不能深刻。比如六朝民歌問題,你對思想藝術各方面都論到,才幾千字。如果你抓住六朝人戀愛心理的覺醒這個問題,通過與《詩經》比較,就很新。《詩經》沒有這么大膽和挑逗,而六朝沒有“無感我帨”端謹。這都是與戀愛心理有關的,并不只是封建思想的束縛等。
1986年1月2日
我看了你的《戴叔倫年表》,周勛初先生、卞孝萱先生與我的看法是一樣的,半文半白,句子別扭,不能流利。你并不是不能寫得流暢,我看你譯的《郁達夫》就很流暢,可是作起文章怎么就文白夾雜了。這只要下個決心是能改變的,主要是懶,腦子里現成的文言模式,隨手就用來。而自己寫一句很好的白話,卻要好好推敲一下,所以就總是冒出些文言來。我現在就是要你每寫一句都認真想想,多改自然會好。我的稿子都是陶蕓替我抄的,如看原稿也是改得一塌糊涂。要能文,尤其是學文學的人。朱光潛、王朝聞這些老先生文才都好,中年如李澤厚文筆也漂亮。寫文章寫得漂亮是要緊的,你能做到,要下決心。
1986年3月5日
(將參加中國文化書院辦的中國傳統文化講習班)出去參加參加講習班,開開會,可以開開眼界,了解別人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你們可以寫一個筆談,發表一點自己的感想。你寫的這篇我們看了,這次文章寫得不錯。你能寫好,只要下功夫,多改幾遍。
你們馬上就要做論文了,外語要先考過去。現在我在盡力設法能讓你們出去一次,把外語提高,也開開眼界。今后的文學研究,非要打開窗戶接受別人的成果不可。我對考生外語要求高,正是為了入學后可以少花時間學外語,可以一心學專業。不知道的人,以為我就注意外語。
現在我替你們看東西,只有看到文字或觀點立論明顯不合邏輯,思想方法有錯誤才提出意見,見解不同我是不管的。你們是博士研究生,應該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了。
1986年5月22日
我一輩子研究杜詩,但沒寫什么文章,現在老師和學生共同寫成一部書,也是個創舉。貫串著一個方法,就是由點上升到面,從具體分析中得到結論性的東西,要提出些別人沒談過的東西,也不是全面研究杜甫。
莫礪鋒或是宏生可以再寫篇回溯杜甫與歷史上人物的關系的文章。杜甫受屈原的影響很深,但不是風格上,而是精神上,對政治的敏感。賈誼和絳灌的矛盾不是什么思想的不同,主要是政治上的遲鈍和敏銳的矛盾。司馬遷將屈原和賈誼放在一起正是這個緣故。歷來只有兩個人,屈原與賈誼有那種精神,后來杜甫繼承了他們的精神。順便說一句,司馬遷這個人是利害的,他把老莊申韓合傳也是獨具眼光的。老莊的放任反轉為嚴酷,嚴而少恩。
杜甫晚年用律體來寫政治,這是個獨創。前人總是用五言古,杜甫獨用七律。后來李商隱學他就學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