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說，對自身及群體的反思，對學術史的回顧，常成為畢生事業中一部分無形的積累。而從學術本身來說，對學術史的思考，又是學術發展的必要前提之一。予生也晚，對本世紀初的一批大師，只能從師長那兒略聞其風神咳唾，只能從他們的著作和傳記文獻中領略到一代學術的流風余韻。盡管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并不安寧，充滿戰亂和災難，可對學術來說那畢竟是個洋溢著生機的時代。破除和建設共舉，消解和改造并行，厚實的文化積累與自由的文化交流，使那個時代成為真正的學術繁榮時代。

　　自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輩大師作古，本世紀的學術接力棒已傳遞了四代人。第一代年至耄耋，包括已故更年長的一批老學者，大多是民國年間的教授，現在是社會和高校最為珍視的重點保護對象，可以說是老字號的金字招牌。第二代年過花甲，大多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現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是各院校系科支撐臺面的人物，常擔任著學校或學術團體的領導職務。第三代，年在知天命前后，大多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八十年代初的碩士、博士，現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院校各學科的學術骨干，校系的行政職務主要由他們擔任。第四代是“文革”以后的大學生，八四年以后的碩士（博士順延），年屆不惑，職稱為教授、副教授不等，是學科寄予希望的對象，多擔任系和教研室主任之職。這四代人不僅在年齡上自然地形成序列，在各學科之間，各自的生存境遇、學術道路、學術品格、治學方法也顯出不同的特征。就古典文學而言，將四代學者做一番比較，會得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結果。

第一代學者：好運的悖論

　　第一代學者生于光、宣、民初之際，多半有家學背景，得接同、光遺老清談，甚或得其品題，才名早著。進大學深造，又受學于前輩大師，接受嚴格的學術訓練，國學基礎堅實而兼通西學，故學業早成，年未而立即受聘為大學教授，薪水優厚，衣食無憂，得以潛心學問。他們的學術事業及成就基本是在三十年代打下基礎。四十年代的戰亂遷徙，無疑影響到他們學術的正常發展，但積累的自然成熟，仍使不朽的著述不斷產生。眾所周知，錢鐘書的《談藝錄》即完成于“侍親率眷，兵罅偷生”（自序）之際，聞一多的唐詩研究也是在流離轉徙中逐步積累而成的。建國后，這一代學者成為學校、研究院聲望的標志，受到良好的待遇。但不幸在“反右”和“文革”中，他們普遍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受到種種打擊、迫害和非人的待遇。楊絳先生的《干校六記》猶似“文革”中的“憶苦飯”——吃過的覺得平常，沒吃過的覺得新鮮。真正悲慘的是劉盼遂、馮沅君、陳翔鶴、冼玉清、許政揚這些被折磨致死的杰出學者。我很奇怪，為什么現在的學者傳記中很少提起當年血淋淋的事實，難道剛剛三十年就已遺忘了嗎？歷史應該永遠記住這黑暗的一頁，昭示后人：我們這有著悠久文明的古國在跨越近代門坎之后也曾有過無比野蠻的黑暗年代！

　　1977年以后，教育、科研恢復正常，第一代學者重新得到應有的尊重。各院校名望的競爭，重點學科和博士的設置全倚賴于這批老專家，學科的規劃、領導核心，學術團體的領袖人物也都由他們擔任或組成。出于興滅繼絕的迫切需要，出版界也大力出版這一代老學者的全集、專著或論文集，重新確立起他們的學術地位和榮譽。然而，由于上述歷史噩運的播弄，這一代學者的著作是良莠不齊的。有些學者，如能像蔣逸雪先生那樣惜墨如金，編一本《南谷類稿》，那么會很耐看；有些論文集，如能像錢鐘書先生那樣謹慎地只編個《舊文四篇》（這里決沒有說錢先生好文章只有四篇的意思），也不失為一家之言。遺憾的是，來者不拒，什么都要寫；敝帚自珍，什么都要收。結果卷帙雖富，玉石混雜，適足降低學術品位，好不教人嘆惋。對第一代學者的學術，我們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研究者水平相差不大而成就相差很大，尤其是著作的水準相差更大這樣一個事實。

　　第一代學者都曾親炙于名師，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從知識積累和學術功力來說彼此差距并不大，但不同的生活經歷賦予了他們不同的成就。除政治上的窮通順逆造成他們治學時間上的差異，從而產生成果量的差異外，學術觀念差異造成的結果也不能忽視。共和國成立后，有些學者不能適應意識形態趨向的轉變，干脆就不再發表著述。如已故廣西師范學院（今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馮振（振心）先生，早年執掌無錫國專教席，精于諸子學與詩學，著書多種。建國后移席廣西師范學院，據說自覺不合時宜，便不再發表學術著述。這種情況是很常見的。到他們晚年，學術成果就基本停留在早期的水平。事實上，有相當一批學者，甚至接連出版多部著作，水平都停留在幾十年前。顯然是有某種原因迫使他們中斷了學術的連續性，或者說對現時學術成果的接受。這里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客觀結果就是造成了成就的差異。因為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盡管在若干年來的運用中常流于教條化、庸俗化，但它畢竟給學者以一種系統的新穎的世界觀和歷史發展觀，使我們的學術超越經驗層面，聚碎片而為板塊。游國恩等四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程千帆、吳新雷兩先生的《兩宋文學史》，這些代表著第一代學者水準的著作，無疑是獲益于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乃至更新的科學理論的。

　　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拒絕接受新的學術方法乃至自覺退卻于學術潮流之外，對學者本身來說是無須加以指責的。這起碼體現了一種主體的能動選擇，是學者保持其主體性的反映。依據自己的價值尺度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決定自己的學術行為，正是學者必須具備的基本品格之一。不能為己認同，就拒不接受；不能暢所欲言，就保持沉默。無論是在評《紅樓夢》、評《水滸傳》，還是評法批儒的運動中，都有一批老專家在沉默中度過了喧囂的歲月，令人在惋惜中肅然起敬。而那些追波逐流、一時囂之塵上的學者，隨著歲月的流逝，卻只能教人在鄙薄之余生出一點憐憫。事實表明，第一代學者群體的學術品格就像其成就一樣顯出巨大的反差，而為人的品格也與之相形。據同學說，程千帆先生自“反右”以來雖挨過許多整，受過許多批判，都不在意，惟獨對某教授說他是學術騙子耿耿于懷。不難理解，政治的批判緣于當時的政治氣候，無可厚責；而“學術騙子”則是惡意的中傷，大有人身攻擊的味道。同是師出名門的學者，同是名牌大學的教授，人品和學品的高下真是判若云泥。這正是第一代學者特有的現象，它同時也是造成成就差異的部分原因。

　　從學術風格上說，第一代學者因受過全面的學術訓練，學問路數也異彩紛陳。既有唐珪璋、姜亮夫、孫楷第、錢仲聯這樣擅長考據的，也有朱東潤、王瑤、馮沅君、陸侃如、王季思、錢鐘書、林庚這樣擅長義理、批評的，還有俞平伯、郭紹虞、任二北、夏承燾、趙景深、程千帆這樣論考結合的。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學問貫通，不守一隅，有良好的史學、文獻學素養，諳于書畫，兼擅辭章，對文學本身有較高的鑒賞力和藝術修養，所以群體的成就在考證、義理、批評各方面比較平均。但就個人而言，這一代學者一般欠缺學科建設的意識，各人學術方向或研究課題純憑興趣決定，有些學者一輩子述而不作，更多的留意一個自己喜歡的課題（一個作家或一部書），在興之所至的自由閱讀中隨機性的積累資料，水到渠成地形成著作。有些學者一輩子也未能完成一部書或一個作家的研究，身后留下的遺稿還要靠學生或子女整理出版，以致在學術界也出現了一個食利者階層。當然，他們這十年磨一劍的專致功夫和不輕易出手的謹慎態度都是令人欽敬的，但這對學科發展和個人成就卻未必有益。自娛性、隨機性的學術活動就像一個食性不規則的嬰孩，營養和成長必然是不健全的，最終只有造成成果的重復和課題覆蓋面的殘缺。一些問題集中了許多學者皓首窮經（如楚辭、《文心雕龍》、杜詩之類），而更多的問題卻無人問津。在這種情況下，部門藝術的研究可能成績斐然，但文學史研究的水平卻難以期望有正常的提升，名作家論匯編式的單一文學史模式，正是這種學術風氣的產物。

　　七十年代后期恢復學術活動以來，第一代學者成為保存學術血脈、搶救學術遺產的對象，他們自己同樣也有著挽回損失的急切心情，整理舊稿，創立新說，希望在有生之年將畢生所學形諸文字，甚至懷著加我以年而學《易》的熱忱，努力學習人文科學的新知識。但有為之年畢竟已過，舊稿固然可以整理，二十年黃金歲月終究是追不回來了。況且八十年代的知識增長對他們的年齡來說顯然已太快，他們的知識結構稍形落伍。由于年事已高，接受與交流不便，他們中除極少數人還孜孜以學，葆有學術的活力外，大多數人對新東西、對學術發展已很隔膜。應約寫的論文常像是電大講義，自認為是獨得之秘的畢生心得也早成盡人皆知的常識。讀些語言學書，大受啟發，大談心得，倒也不失為熱心的科普作者。至于發表論丑的美學論文，征引的文獻止于柏格森，而且似乎也不知道有位后輩學者早出版了頗受好評的論丑的專著，就未免貽笑通人了。讀一些老專家的論文，只見自說自話，完全不知道這世界變化快。更有甚者，當他們以年齡和資格順理成章地成為魯靈光時，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和他們的自我感覺就溢出了器量。一些大師級的學者，當他們談論看家學問比如梵學或考證考證糖的來源時，真正是值得尊敬的專家之學，可到被擁戴為國學大師，放談國學或什么語言學、比較文學時，就令人惋惜了。這是他們從后輩的禮敬和掌聲中絕對意識不到的。倒是杜甫老先生深通世故：“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這就是好運的悖論：人處在好運中時，從另一面看，有時也會是不幸。但愿我年屆耄耋時，還能時刻意識到自己只是薄有一門學問之有限知識的學者。

第二代學者：自強與無奈

　　第二代學者生長于四十年代的戰亂中，五十年代進大學讀書，多數人沒有家學背景，靠高等教育打下知識基礎。他們的運氣和道路很不相同，極少數運氣好的人受業于第一代學者乃至于更早的學者，如汪辟疆、王大隆、劉永濟、浦江清、羅根澤、晚年的陳寅恪等名師，受到嚴格的學術訓練；或給一些杰出學者當助教，獲得學術上的沾溉熏陶，打下扎實的學問底子。但大多數人的運氣都不好，讀個大學，分配個工作，以后全靠自己趟水過河，摸索著做了幾十年學問。而兩者共同的不幸，就是正當他們跨上學術之路，起步未穩時，“反右”、“四清”、“文革”、“五七干校”，“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把他們搞得暈頭轉向。時間被剝奪，虔誠被利用，思想和體能雙重摧殘造成無數人的早衰。生理年齡和學術年齡的不成比例，是這一代學者突出的特征。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發芽的學術種子，尚未長成幼苗就被扼殺。當他們到七十年代末迎來“第二個春天”，重新開始正常的學術研究時，追回失去的青春，急于出成果的意念尤為強烈。他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精神更令人感動，可是群體努力的結局卻令人遺憾，讓人嘆惋！

　　相對第一代學者的水平均齊而言，第二代學者水平差異很大，上者師從名家，直接繼承前輩文史哲結合的傳統，具有良好的史學、文獻學基礎，無論在學養還是在操作上，都可以說“前輩典型猶有存焉”（《四庫提要》評大歷十才子語）；次者信守師說，數典知祖，啟迪后學，可保斯文不墜；下焉者則如盲人騎瞎馬，半輩子摸爬滾打，不知學問門徑何在。就總體狀況而言，這一代學者素質欠佳，上者究為少數，中下者滔滔皆是。大多數人沒受過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訓練，因歷史原因又缺乏足夠時間的知識積累，思想方法單一，習慣于決定論的線性因果律和二元論的思維模式而不自覺，并且還缺少形式邏輯方面的基本訓練，許多人對中國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東西所知甚少，在藝術方面缺乏必要的素養和藝術鑒賞力。與上代學者相比，他們的知識面顯得狹窄，絕大多數人頂多是部門藝術或斷代研究的專門家，極少通才。由于長期受僵化教條的束縛，當八十年代初西方現代思潮急劇涌入時，感覺沖擊最大的就是第二代學者。抱怨文章看不懂，嘲諷“新名詞轟炸”的主要是他們，同時，他們也是對所謂“新方法”最為敏感的人，無論是在學術會議還是在書刊的論爭中，談論“新方法”的可行性與功過是非，談論宏觀與微觀的關系等問題最起勁的正是他們。對于年屆花甲的第二代學者來說，學習新東西，緊跟理論潮流已有些力不從心，而在舊學方面又深感功力遠不能和老一輩相比，于是他們就有一種如寧宗一先生所說的處于新舊夾縫中的感覺。盡管如此，長久被禁錮的經驗告訴他們，學術需要思維變革，所以在他們的學術觀念中總擺脫不了新舊的情結，其學術明顯流露出求新的焦慮。而這“新”又因為缺乏必要的可操作的規定性，以致被賦予一種極空洞抽象的含義，最終使他們求新的努力變得毫無實際意義。

　　事實上，第二代學者的成就與貢獻主要在傳統方式的研究中，古籍校理與考訂，作家生平考索，研究資料匯編是他們成果中最引人矚目的部分。與上代學者相比，他們已有一定的學科建設意識，有改變前輩小生產方式，推動學術社會化的要求。有組織、有計劃的對文本的整理和基礎資料的編纂，實際上是在他們手中蓬勃展開的，我們在唐代文學研究的資料和學科建設工作中已看到他們孜孜不倦的努力。正是由傅璇琮、周勛初、陳伯海、郁賢皓、吳汝煜等先生主持的一系列資料整理工作，為近十年的唐代文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使整個唐代文學研究在短時期內躍上一個新的水平?？梢灶A見，規?；幕A研究和自覺的學科建設工作將成為他們這一代學者將來為人稱道的主要業績。

　　由于實際水平的差異，第二代學者的成就差異也最為明顯。僅以唐代文學研究而言，支撐這一事業的中堅——一批最優秀的學者都屬于第二代學者，文史兼長，功力深厚，或寓感悟于考辨之中，或注心思于形而上者，以不同方式、不同風格的成果對唐代文學研究作出了貢獻，發覆之多世所公認?？墒菑牡诙鷮W者總體來看，優秀學者在古典文學各領域里都是屈指可數的，而他們的成果與一般學者成果的水平差異更是大得驚人。第二代的學術總體上不僅因思想的貧乏而缺乏獨創性，更因學者素質的低下而缺乏規范性。一味地閉門造車，同時又一味地趨時合轍（跟形勢趕風頭）。缺乏獨立的學術精神，無休止的陳詞濫調，使許多著作成為無聊的低層次重復?？偠灾?，對第二代學者的許多人來說，他們缺乏的首先是人格上的獨立性，然后才是學術的規范性。他們的論文不管別人的工作，自說自話，他們在學會討論中的發言常不切問題，冗長而不得要領。他們的學術活動更像是寫作，而不是研究。這是由一代人總體上缺乏思想培養和學術訓練而導致的結果。

　　第二代學者盡管已有相當明晰的學科建設意識，并且正積極地在這方面做務實的工作，但由于歷史造成的學術經歷、學術道路的扭曲，導致他們個人學術活動和學術成果呈隨機性和零散狀態的局面。首先應該肯定，第二代學者的首批重要成果是在不正常的學術環境中產生的–或被打成右派，靠邊站，不能介入各種社會活動，便寂寞地讀書度日；或被隨意差遣應付各種任務，偶然涉及某些領域；或是在評《紅樓夢》、《水滸》、評法批儒之類的運動中應命承擔某些課題。原本出于無奈的非正規性學術活動，由于學者本人的素質和努力最終卻產生了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拔母铩焙蟮谝慌诙鷮W者的著作多半屬于這類作品。這批學者的自強不息精神較之第一代學者的保持沉默更令人尊敬，其成果也更可貴。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指出，限于研究條件和知識準備，這種偶然性極強的研究活動除完成于少數優秀學者之手的項目外，大都沒能達到時代應有的水平，甚至沒能恢復第一代學者已臻的境地。這就學者本身來說無可指責，但當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順理成章地成為該學術領域的權威，成為學科的帶頭人，并擔負起重大科研項目的規劃指導時，他們本身學養的不足與工作方法的陳舊就會影響到學術的發展。這種后果會日漸顯露出來。

　　第二代學者的學術品格比較樸實，注重扎實的資料工作。盡管學術道路的扭曲使他們的成果零散而帶有跳躍性，不易形成系統完整的學術體系，但近十年的重新積累和資歷仍使他們大部分人成為各院校、系科的領銜人物，不僅在學術團體中擔任要職，在本單位行政工作中也起著實際負責的作用。地位和榮譽在給他們帶來相對優越待遇的同時，也無情剝奪了他們的時間，繁雜的事務性工作極大地影響了正常的學術研究；，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正當有為之年卻出現了學術生命的萎縮。在這官本位的社會體制中，連住醫院都論行政級別，沒有個一官半職，憑你是一級教授也不中的。第二代學者青壯年未過好日子，勤奮治學不免虧損身體，未老先衰，甚至英年早逝。當我們為胡念貽、徐無聞、陸樹倫、吳汝煜這樣的學者欷噓時，自不難理解另外許多人的不同選擇。然而中國社會，什么時候才能讓學者毋須為現實的生存而作出違心選擇呢？

第三代學者：方法的焦慮

　　相對第一、二代學者而言，第三代學者的成份最為復雜。他們中有老三屆知青，有“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有“文革“間的工農兵大學生，其中多數人是“文革”后最早培養的碩士、博士，年齡跨度較大，彼此教育背景也很不一樣。一般來說，他們被認為有較好的中等教育的基礎（即所謂老三屆），而所受高等教育卻不太正規，不太成熟。他們的學術道路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大致是從“文革”以后開始的。應該說，這代學者的素質比較平均，也比較好，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在不同時期的艱難環境中通過競爭贏得機會的，尤其是1978年恢復研究生培養制度，獲得這次機會的人都是同輩人中真正有實力、資質好的佼佼者，而不像第四代學者考研究生時在機遇上有很大的偶然性（1981年后許多素質好的學生因各種緣故并不讀研究生）?？部赖慕洑v使他們對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倍加珍視，深感青春虛擲、時不我待的焦灼使他們付出超常的刻苦努力。記得我讀碩士時，有一篇以這一代女學者為題材的小說《桔紅色的校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因為當時我的師姐沙靈娜，還有我知道的葛曉音女士的情況就是這樣的。正是從他們這一代學者身上，我最初體會到學術的崇高感。他們這一代學者還讓我感受到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不僅是對學術，也是對國家，對民族。我說第三代學者的素質好不僅是指良好的基礎，更指重建學術精神的意識，還有對人文科學來說比知識積累更重要的人生閱歷與經驗的積累。這一代人歷經磨煉，閱歷豐富，對自我，對人生與社會都有清醒的認識，懷有強烈的參與精神。他們對前輩學術的突破，首先不是在知識層面，而是在理解的深度上。所以作家研究成為他們主要的也是比較成功的研究方式，相當一批有深度的作家論和作家評傳著作出自他們之手，對作品的主題與藝術形像內涵的揭示也以他們的論著更富于啟發性。

　　由于教育背景的參差不齊和學術環境的優劣不等，第三代學者之間實際水平相差甚大，但奇怪的是其成就目前看上去卻相差不大。學術經歷尚未達一定長度當然是個因素，但形成這種局面還有更深刻的原由。那就是，這一代學者雖經過研究生階段的學術訓練，但畢竟還處在研究生培養的初級階段，導師的經驗和培養方法都還不夠成熟。對于廢學多年的他們來說，三年的知識積累并不算太充分，而社會對科學春天的呼喚，學界青黃不接的現實卻促使他們應運而起，迅速成為學術潮流中的弄潮兒，并在各研究領域形成聲勢。在短時期內產生成果最多的也是這個群體。由于匆匆披掛上陣，底蘊未厚，他們深知自己無力在傳統學術方式上與先輩競爭，而只能在學風變革、方法創新上開辟蹊徑，尋找出路，所以他們最關注的是研究方法的推陳出新。八十年代興起的思想解放運動和隨之而來的西方現代學術思潮急劇涌入，適時地為他們提供了思想武器，使他們如入瓊林玉府，俯拾皆寶，而創新也自然地成為他們突出的也是惟一的口號。對傳統學術方法的敬而遠之或視為陳舊，干脆拒絕，竭力追趕西方現代學術思潮，提倡新方法并付諸一定的實現，曾是這一代學者最突出的群體特征。

　　作為小字輩的局外人回憶當時的情形，我覺得八十年代中期主要由第三代學者煽起的方法論熱潮確乎有點拿來主義的味道。主觀方面，限于自己的知識積累，他們的研究領域一般都較窄，在部門藝術中往往還有歷史時代的側重；客觀方面，當時的文化輸入還處在既無計劃也不成系統的初級階段，翻譯、評介西方學術理論都呈隨機狀態，拿到什么引進什么。而第三代學者饑不擇食，經常是看到什么理論或覺得什么理論有用，就將它作為普遍適用的有效原則加以提倡。當時報刊上不時可以看到“應運用××理論研究××問題”（比如用接受美學研究陶淵明詩之類）式的論綱，可是提倡的人幾乎都沒有貫徹自己的主張，把問題研究出來。大家只在岸邊鼓噪吶喊和彷徨，一大串的“學”和“理論”也都停駐在港口里，沒劃到河里去。于是關于新方法的論爭最終就成了空對空導彈，始終打不到實處?，F在回過頭來看，當時對新方法可行性的討論，不僅“新方法”的概念本身含混不清，而且以新舊來判斷方法的價值，這首先就缺乏正確的思想方法。

　　由于第三代學者對方法問題從根本上缺乏清楚的認識，因而他們雖重視方法，追求方法論的突破，卻并未真正理解方法的意義，從而也就未能進行方法的有效嘗試。確實，他們沒能解決方法的問題，也沒能在他們所說的“方法”的實踐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績。他們更多的是在局部的研究中運用了一些新的理論學說，而這又是群體共同的趨向，于是不容易顯示出個體成就的卓著。另外，知識和能力準備的不足，還促使第三代學者在選題和角度上有意識地回避傳統學術領域和點問題，試圖以新課題與新角度出奇制勝。這在主觀上適應了學者個體揚長避短的策略需要，客觀上也符合學術發展“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歷史趨勢，無疑是很可取的。但它作為群體趨向，則只會造成百花齊放，人秀一枝的格局，學者之間因成果的質量缺乏可比性而難形成就高下。又好像不同級別的選手擠到了目標相同、距離有限的跑道上，至竟形成能力、水平不均齊，成績卻大致均齊的奇特現象。人們評價或比較第三代學者往往著眼于才氣、悟性、研究能力等主體方面的素質，因由蓋在于此。

　　就學術品格而言，第三代學者有較強的獨立精神，有學科建設意識，在前輩的零散成果上將自己的研究系統化、序列化是他們的自覺追求。而且，在他們的研究中，清楚地顯示出學術理念的轉型–由形而上學向歷史回歸。他們清醒地看到前兩代學者文學史研究中以點代面，以作家評論取代歷史描述的缺陷，希望通過對本文的細讀揭示文學史運動的軌跡，使點與點之間的聯系由直線式的邏輯推衍變成曲線式的事實描述。無論在作家研究還是在文學史研究中，第三代學者的學術取向都顯示出這種“深描”的意識。趙昌平對唐詩歷史進程的詳致清理，楊海明對宋詞流變的全景式觀照，雖然操作方法和著眼點并不一樣，卻體現了同樣的歷史眼光和歷史方法。不能否認，前兩代學者也很重視歷史方法，但一般只停留在社會學、傳記學、文獻學的表層，一到解釋、敘述文學史的發展就不知不覺地滑到形而上學方法上去。只有第三代學者才深入到文學史運動過程的內部，把歷史方法貫徹到藝術表現史的事實描述中。這種學風的轉型直接影響到第四代學者的學術觀念，喚起他們清理歷史事實，重寫歷史的沖動。從這一點說，第三代學者整體對新時期學術的貢獻與影響是最大的。他們重視本文細讀，重視學習新的理論學說，善于理解、體諒古代作家。這都是很可貴的長處，但他們總體較少從事考據和搜集資料等學科建設的基礎工作（像陳尚君那樣的學者究為少數，故尤為可貴），從而使他們的成果有時稍顯得倉促，開拓之功多而積累之功少。

　　第三代學者如今都是各單位的學術臺柱，學問也在日漸成熟，本來他們應該有較醒目的建樹。不幸的是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和商業社會給他們的學術帶來最嚴酷的威脅。以他們的年齡，上有老親，下有弱息，微薄的薪水不足以糊口，如果再有兩個孩子上大學，其窘迫不難想見。所以賺錢在他們相比其他三代學者來更是燃眉之急。同時，出版社也瞅準了他們這一撥名望已具而精力猶健的精英，拉他們主編、撰寫各種商業性的通俗書籍，周瑜打黃蓋，兩廂情愿，一拍即合。于是，正值學術黃金年齡的第三代學者遂沉浮于商品經濟的旋渦中難以自拔，學術成果量大為減少。這是很讓人惋惜的。

第四代學者：商海沉浮

　　最后讓我們來看看第四代學者的情況。盡管他們的學術資歷尚淺，無論個人還是群體的成果積累也還有限，但這批學者及其成果在各研究領域已是不容忽視的存在。第四代學者基本上以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后的前三屆本科生、號稱“新三屆”為主體，大部分人1982年以后陸續師從第一代或第二代學者深造，受過比較系統的學術訓練。這里之所以要強調“新三屆”，是因為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后最初的這三屆學生最為努力，他們許多人原是知青或工人，歷史的機遇改變了他們的命運，給他們意想不到的學習機會，所以他們入學后如饑似渴地拚命汲取識。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校園里濃厚的學習空氣，我自己入學頭一個月就看了四十多本書。到八○級以后風氣頓時不一樣，談戀愛與玩樂之風熾盛起來。老師們說起二十年間校園風氣的嬗變，總要大為感慨，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四代學者在“文革”期間接受的中學教育極不正規，尤其欠缺良好的藝術熏陶，先天素質并不太好。但他們同樣由于珍惜高考制度恢復帶來的幸運而發奮讀書，經過不同階段的深造，形成了較前兩代學者為正常的知識積累。盡管在藝術修養和鑒賞力方面他們顯得薄弱，可他們從大學時代起就開始接受西方現代學術思潮，視野比較開闊，較少思維定勢，系統論和多元論的思維方式是他們基本的學術理念，而追求操作的規范和表述的準確，則是他們自覺的學術追求。因為思維方式的改變，他們的研究逐漸揚棄正統《文學概論》的范疇體系，引入一批更明確、更具可操作性的概念，并根據問題的性質確立理論模型和研究角度、操作方式。總之，他們這一代學者對自己的學術方式有高度的自覺意識，他們更注意確定自己研究的邏輯起點與理論目標，他們的學術活動從一開始就納入規范化的要求和有計劃的程序中。作為學術界的小字輩，“新方法”的提倡自然輪不到他們，于是他們成了熱烈的響應者并將其付之實踐。不過比起第三代學者來，他們對新方法遠沒有那么熱衷，對方法問題也遠不是看得那么重。對困擾第三代包括第二代學者很久的方法新舊、宏觀微觀之類的問題，他們的態度一般較超然。因為他們明白，再新再好的方法都有它效用的限度。這樣，他們對方法的著眼點就在于它的有效性而不是其它，他們的學術實踐也相應地反映出對方法的有效性選擇。第四代學者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多樣性重新再現了第一代學者的多元化格局，不是簡單重復，而是有超越意義的升華。這使許多老輩學者在抱恨之余稍感欣慰。

　　第四代學者的能力比較全面，群體素質也比較平均。他們重視基礎性的文獻整理和考據工作，力求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資料和文獻基礎上。他們普遍重視歷史方法，有強烈的清理歷史事實的意識，他們不再滿足于像第三代學者那樣描述現象的事實，而要深入到現象內部揭示結構的事實，不僅描繪出文學史發展的過程，還要揭示其間蘊含著的范式演變。他們有明確的知識增長和學術積累的意識，與第二、三代學者相比，他們更注重看問題的深度，而不是理論或方法的新穎。所以他們的研究方式常是立體化的，從本文考訂注釋、傳記研究直到風格、流派研究，專門性很強。綜而言之，規范化、多元化、結構化三點可以概括第四代學者的學術理念。由這種理念產生的學術成果，已形成一定的積累。我曾聽王曉明說，他認為第四代學者所做的工作很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難以為后來者超越，我也有同感。原因除了上面說的第四代學者的主觀努力外，還有學科發展的機遇問題。我曾讀過一篇文章，是談現在文科學生的專業選擇傾向的。作者顯然屬于第四代學者，他說他讀大學的時候，文科的首選是中文系，只有那些沒什么靈氣的人才讀經濟、法律什么的。而現在，讀文科首先是選國際貿易、金融等，實在不行才讀中文、歷史。的確，我們不能不承認，商業社會的人才流向不覺中已影響了學者隊伍的質量，而社會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又造成一股強大的離心力，將年輕學者引向別處。由此可以預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第四代學者仍會是學術隊伍的殿軍，學術風氣的轉變和學術研究的推進主要還是有待于這一群體。

　　不過話又說回來，盡管第四代學者素質較全面，又有共同的學術理念和對學科建設的關注，成為學界寄予希望的一代，但現行的學術評估體系和社會分配制度對他們的成長卻太不利了。在現行分配制度下，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待遇（比如住房之類）都與職稱掛鉤，因此對第四代乃至更年輕的學者來說，現實的選擇就只能是評上職稱再做學問，而不是做好學問評職稱。眾所周知，在現行的學術體制下，要競爭職稱只有多寫書，而且多寫題目吸引人的書，不管與自己的能力是否相稱。第四代學者一些急就章式的膚淺著作就是這樣產生的。這種未進入學術流程中，不是靠積累而僅是憑靈感攥出來的浮光掠影之作，恰如陳尚君所說，是將一塊好地濫刨一氣，弄得別人都無法再種莊稼。出版界對此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隨著傳統文化熱的興起，出版社看準市場需求，紛紛推出各種面向普通讀者的叢書。學者們懾于學術著作出版之難，只能被出版社牽著鼻子走，在缺乏積累的情況下，輕率地搞那些加工定貨式的短平快項目，緊忙幾個月，一本十幾萬字的著作就炮制出籠了?？纯礃祟}章節挺像那么回事，實則內容稀薄，究竟有沒有新意天知道。第四代學者對學術總體上缺乏前輩學者那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付之以一種平易的職業化態度。從某種角度說，職業化的態度倒能夠培養出嚴格意義上的學者，只不過，當學者不顧職業道德而成為投機者時，學術的質量和前途就不待卜而后知了。張伯偉曾對我說，受制于政治的學術，雖有扭曲卻不失真誠，終有其可取之處；而受制于商業的學術，則只有虛假的泡沫，全是渣滓。我深有同感。一種堪憂的學術前景，似乎已憑軾可瞻。

　　反顧四代人的學術道路，審視各自的學術方式和成果，不由人不感慨：雖然四代人的學術背景不一，置身的學術環境也各不相同，但他們卻同樣受制于身不由己的命運。政治運動、不公正的社會分配制度和幼稚的學術體制，像一只只黑手摧殘著學者的身心，扼制著學術的生命。這就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沉重結論，也是本文要申明的主旨。我想鄭重地說明，本文的意圖決不在比較四代學者的高下優劣，那既無意義，也不公平。想想在干校度過黃金時代的第一代學者，想想在政治運動中銷磨學術青春的第二代學者，我只有扼腕、浩嘆和痛惜！為此我幾度擱筆，不想再寫下去–中國學者本已一窮二白，學問之外更無長物，而本文還不免要將他們僅有的一點好感覺剝奪，我深為自己的冷酷而惶悚慚愧。但最終我仍不能不寫出來，為的是要求學術的尊嚴，這久違了的字眼！

　　不可否認，隨著社會的開放、進步，學術環境已在朝著良性方向發展。起碼，一種選擇權已由社會逐步移交給學者個人：你可以選擇學術或其他。但我們仍需要冷靜的反思和審視，這會喚起我們對群體及自身命運的思索，對學術環境的警覺，從而保持清醒的學術理念，審慎地選擇學術道路，在未能改善學術環境的情況下先改善我們自身。惟有這樣，我們的學術才能葆有純潔的品格。是有望于四代人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