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商務(wù)印書館于上世紀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據(jù)此本在內(nèi)地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印出后，確為教學、研究帶來很大的方便，特別是《四庫全書》中保存的300多種《永樂大典》輯佚本，能面于世，就更有用?，F(xiàn)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這確是新世紀一件浩大的出版工程。鑒于已有文淵閣本出版，可能會有讀者提出：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如何？我們現(xiàn)在出版這樣一部大書，有何實際文化意義？

按《四庫全書》的編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庫全書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庫全書》，即文淵閣本，正式修成，歷時九年。此后，又陸續(xù)繕寫三部，即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閣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閣本是北方四閣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三年之久，這其中當會有所正補（參見后所舉數(shù)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庫全書》在成書后，曾作過兩次全面復查，而這兩次復查的起因都是從文津閣本開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本貯藏地），于消閑時翻檢此書，發(fā)現(xiàn)有訛誤，于是下令全面復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莊又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復查的文津閣本，揚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為生氣，又再次下令全面復查。而這兩次復查，文津閣本都是由總纂官紀曉嵐（昀）親自帶領(lǐng)有關(guān)人員進行的。

除北方四閣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寫三份全書，分別庋藏于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應(yīng)當說，這七部書，保存最穩(wěn)妥的還是文津閣本。藏于圓明園的文源閣本，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lián)軍攻占北京，燒毀圓明園，文源閣本也即全部毀滅。太平天國戰(zhàn)事起，揚州文匯閣本、鎮(zhèn)江文宗閣本全部焚燒，杭州文瀾閣本也燒、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閣本、文淵閣本則有幾次搬遷，唯獨文津閣本自1914年遷至北京，后藏于京師圖書館，80年代移至北京圖書館新館，長時期未經(jīng)移動。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視，其他三閣本曾分別據(jù)文津閣本加以抄補。如1917年，時尚貯存于清內(nèi)務(wù)府的文淵閣本，經(jīng)檢查，有9種書缺佚，共缺23卷，就據(jù)文津閣本補抄。1934年，藏于沈陽的文溯閣本，也發(fā)現(xiàn)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據(jù)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至于杭州文瀾閣，被毀后，則據(jù)文津閣本補了更多?？梢娢慕蜷w本在歷史上已起了相當大的文獻補輯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紀前期，文津閣本就受到學者的重視。1920年，前輩知名學者陳垣就曾親自對文津閣本進行清查，統(tǒng)計全部收書3462種，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冊，2291100頁。陳垣先生還細閱文津閣本所收書的提要，發(fā)現(xiàn)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不少差異，因此與幾位學者共同撰寫《景印四庫全書提要緣起》一文，建議將文津閣本的提要匯集影印出來。這可以說是提議影印文津閣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遺憾的是，文津閣本以善本貯存于圖書館，不對外開放，一般研究者無法借閱，因此長時期來對文津閣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閱而研之。好在于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楊訥先生提議并主持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與文津閣《四庫全書》原書核對錄異的工作，核對從集部開始，后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共15冊，二百余萬字。據(jù)該書統(tǒng)計，文淵閣本集部共收書1273種，其中與文津閣本有差異的有788種，而宋代詩文集，文淵閣本失收、可據(jù)文津閣補入的，有1160條，涉及118種書。后臺灣研究宋史的學者黃寬重，曾據(jù)此《補遺》一書，撰寫一文：《文津閣本宋代別集的價值及其相關(guān)問題》。黃氏仔細將《補遺》與影印文淵閣本核對，發(fā)現(xiàn)《補遺》也有疏忽，提出《補遺》所收的宋人詩文，實際上有些已收于文淵閣本，不過卷次不同，而為編者重復收錄。但他認為《補遺》所輯的大部分，確是文淵閣本所缺的，因此以為：“文津閣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書作者個人生平事跡及詩文的評論資料，對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資訊；此外文中也保留許多對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顯示文津閣本的史料價值?！?/p>

在舉宋人例子以前，我想先舉兩個唐代的例子，從這兩個例子，人們確可看出，文淵閣本的確有疏漏。如晚唐時與李商隱齊名的詩人杜牧，其《樊川文集》，《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集部別集類，著錄為二十卷，另外集一卷、另集一卷，并注云“內(nèi)府藏本”，文淵閣本的《樊川文集》提要，與《總目》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78年出版陳允吉點校本，其卷次也與《總目》同，所據(jù)為《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刊本，可見自宋流傳以來各本均大致相同。但現(xiàn)在印出的文淵閣本，《樊川文集》卻只有十七卷，外集、別集也沒有，杜牧的詩全部失收，杜牧文未收的也有七篇。前面說過，《四庫全書》在乾隆時曾復查過兩次，而文淵閣本這兩個明顯的缺失卻未經(jīng)查出。又如，中晚唐詩人許渾，《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其詩集《丁卯集》，為正集二卷、續(xù)集二卷、續(xù)補一卷、集外遺詩一卷，注謂“江蘇巡撫采進本”。文津閣本所收與《總目》同（參《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附錄一，熱河總管世綱等所奏文津閣本書目）。但文淵閣本所收只正集二卷、補遺一卷。與此類似的，《四庫全書總目》于集部詩文評類著錄有唐司空圖《詩品》一卷，但文淵閣本無此書。現(xiàn)經(jīng)查核，文津閣本也無，這種編纂疏失也值得研究。

宋人文集，文津閣本可補的就更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舉，這里只舉幾個明顯有史料價值的例子，如呂陶《凈德集》，《宋史·藝文志》載為六十卷，后失傳，修《四庫》時據(jù)《永樂大典》輯佚為三十八卷。今文津閣本的《凈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銘》，記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跡，從中可了解周邦彥的家世及周邦彥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價值，但此文卻為文淵閣本失收。也正因此，現(xiàn)在人所編的有關(guān)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及現(xiàn)代學者關(guān)于周邦彥的傳記著作也都未涉及。這是很可惜的。又如與歐陽修同撰《新唐書》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從《永樂大典》輯出的。據(jù)楊訥等所輯《補遺》，其收錄的詩文，有481篇為文淵閣本失收，這是宋人文集中較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纂《全宋文》，曾據(jù)文淵閣本所有輯錄，但當時還未能檢閱文津閣本。據(jù)臺灣學者黃寬重復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還有394篇。又據(jù)黃氏校核，文津閣本還可補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禮校輯本汪元量《湖山類稿》22條?？梢娢慕蜷w本對我們現(xiàn)代從事古籍整理與專題研究，將提供前所未有的豐富資料。

文津閣本可補正文淵閣本，文淵閣本也可補正文津閣本的。文溯閣本當也有自己的特點。以后文津閣本全部印出，必將再次推動四庫學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