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紀行》12期發(fā)表了周厚強先生的《秦始皇兩到孝感始末》一文，筆者以濃厚的興趣拜讀了周先生的大作，感慨良多，對文章刻意立異以及由此造成的歷史混亂不敢茍同，愿與周先生商榷，旨在辨正錯誤，還原歷史。

一、地名使用應遵循約定俗成慣例

　　讀周先生《秦始皇兩到孝感始末》的第一感覺是：周先生有了新發(fā)現(xiàn)，秦始皇兩次到孝感來了！仔細閱讀周文，方知是錯覺，原來是寫秦始皇兩到云夢的事。周先生為什么要把秦始皇“兩到云夢”寫成“兩到孝感”呢？其邏輯是：“秦時孝感地區(qū)為安陸縣”，秦安陸縣的治所是云夢楚王城，而現(xiàn)在云夢縣是孝感地區(qū)的轄區(qū)，因此，就把“云夢”寫成“孝感”。

　　本來寫文章如何使用地名，歷來沒有明文規(guī)定。但是，這并不等于使用地名可以各隨其便。通觀學界、媒體浩如煙海的著作，無一例外地遵循著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即約定俗成慣例。筆者手頭有兩篇關于云夢出土文獻的目錄，一篇是《云夢睡虎地秦墓研究資料簡目》，列出了150篇論文和8部專著，其標題、書名都是冠以“云夢”之名，或冠以云夢簡牘出土遺址地名，沒有一文一書是冠以“孝感”的。另一篇是許學仁先生收錄的《龍崗秦簡研究文獻要目》，列出了19篇論文和兩部專著，其標題和書名也是冠以“云夢”之名，或云夢簡牘出土遺址地名，沒有一例冠以“孝感”。武漢大學徐承泰教授編輯的《云夢考古報告集》，收錄了云夢縣自50年代以來歷次考古發(fā)掘簡報25篇，其中有14篇的標題冠以“云夢”，有11篇在“云夢”前面疊加“湖北”，沒有一篇以“孝感”取代“云夢”的。其實，此前周先生也是遵循這一不成文規(guī)定的，例如他參與起草的兩次龍崗秦漢墓地發(fā)掘簡報，都沒有用“孝感”取代“云夢”。

　　那么，有沒有冠以“孝感”的著作呢？當然有。筆者在案頭隨手清理了一下就有厚厚的一摞，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區(qū)域性”，有的是以時間為經(jīng)串連全地區(qū)各縣（市）的史事，如《中國共產黨孝感歷史大事記》；有的是以革命斗爭故事為主線貫穿各縣（市）的史事，如《新四軍第五師在孝感》；有的是將各縣（市）獨立成篇的史料匯集成冊，如《孝感烽火》，《孝感地區(qū)文物普查資料匯編》；還有的是把綜合編寫全區(qū)的史事與各縣（市）獨立成篇的史事融為一體，如《孝感水利》，《孝感百事通》，《孝感文化史》等等。唯獨沒有像周先生那樣把一個縣（市）發(fā)生的事說成全孝感地區(qū)的事。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學界和媒體在使用地名時，都自覺地、嚴格地遵循著三條原則：一是“事發(fā)縣（市）原則”。即某縣（市）發(fā)生的事情就使用某縣（市）的地名，這樣表達的概念最明確，傳遞的信息最正確；如果擴大或縮小范圍，都會造成概念模糊，信息錯誤；知名度特高的事發(fā)地點例外，如睡虎地。二是“地名疊加原則”。為了強化事發(fā)縣（市）的地理概念，可在事發(fā)縣（市）前面疊加涵蓋面更廣的地名，如“湖北”、“孝感”；“疊加”地名旨在進一步明確事發(fā)縣（市）地理概念，而不是“取代”事發(fā)縣（市）的地位，更不是爭奪事發(fā)縣（市）的歷史文化資源。三是“涵蓋面原則”。凡著作內容涉及多個事發(fā)縣（市），則應使用能夠涵蓋這些事發(fā)縣（市）的地名，如“孝感”、“湖北”等等。

　　舉國上下的學人、報人，都自覺地、嚴格地遵守這一使用地名的不成文規(guī)定，這就是約定俗成；古往今來，后人踏著前人的腳印走，代代相傳，這就是慣例。在一些無法可依的“法律盲區(qū)”，人們就是以慣例替代法律。例如，在國際事務中遇到“法律盲區(qū)”，就按國際慣例論事、行事，違背國際慣例就要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制裁、懲罰。所以，撰寫歷史著作使用地名，還是以遵循約定俗成慣例為是。因此，本文一般不采用 “秦始皇來孝感”的表述。

二、選題立論切忌因果關系斷裂

　　周先生的選題是：《秦始皇兩到孝感始末》（以下簡稱《始末》），切入點是秦始皇兩次行程的始末截然不同：秦始皇第一次到云夢，是把云夢作為“收冠之站”,第二次到云夢，是“因為從秦始皇第一次到云夢和第二次來云夢的九年期間，發(fā)生了修筑長城、開拓南越、整治獄吏、焚書坑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另外還出現(xiàn)了一些離奇怪事”，而選擇此地祭舜。

　　“始末”一文把始皇第一次到云夢的“云夢”作為“收冠之站”的說法，是不恰當?shù)摹Ｊ裁词恰笆展谥尽保堪醋置胬斫猓骸肮凇笔敲弊樱笆展凇本褪鞘詹孛弊樱f云夢是“收冠之站”，是說秦始皇在云夢摘下帽子收藏起來。這有何深意值得大做文章！如果說“收冠之站”是“最后一站”，那又詞不達意，應該說“收尾”或“收局”，但觀其大意又是在說“最后一站”。可是云夢距離咸陽數(shù)千里，怎么可能是“最后一站”呢？盡管如此，周先生還是堅持按自己的主觀意志對客觀歷史進行了“四大改造”。

　　第一是過門不入，跳過云夢。秦始皇第一次來云夢，《史記》未錄，但云夢秦簡《編年記》錄了：“廿八年，今過安陸（即云夢）”。但是，《史記》對秦始皇這次的行進路線卻記載得非常清楚：從徐州南下西南渡淮河，經(jīng)衡山（郡名，治所株城，在今湖北黃岡西北）到南郡（《史記》注：“今荊州也”），又從南郡渡江到洞庭湖湘山祠。秦始皇正是從衡山向南郡前進的途中來到云夢的，因為云夢地處衡山與南郡中間。然而周先生在記述秦始皇從衡山向南郡行進時，卻刻意不提秦始皇來云夢的事，讓秦始皇直達南郡。這就打上了一個大問號：秦始皇是怎樣到南郡去的呢？是跳，他跳得過嗎？是飛，那時有飛機嗎？這是周先生在為虛構“收冠之站”埋伏筆。

　　二是撇開南郡，穿梭云夢。把《史記》和云夢秦簡結合起來考察秦始皇此行的路線，是從云夢到南郡，又從南郡渡長江到洞庭湖湘山祠，然后返南郡由武關回咸陽。但在周先生的筆下，卻讓秦始皇撇開南郡，“由長江入漢水，進入南郡的鄖水邊的安陸縣，今孝感市云夢縣楚王城內”。這就使云夢成為“收冠之站”了。殊不知這樣卻使周先生陷入了“兩難”境地：如果秦始皇西進南郡時未經(jīng)過云夢，那他是怎樣到南郡的？如果說秦始皇西進時到過云夢，這次又從湘山折返云夢，豈不是在云夢穿梭？

　　三是模糊概念，移花接木。《史記》所述“南郡”二字后面特別加了注釋“今荊州也”，表明是指南郡治所，概念十分明確，但是周先生卻說“司馬遷并沒有具體說清秦始皇到底是從南郡的哪個地方回到咸陽的”。周文故意模糊南郡概念，目的是要把云夢與南郡劃等號：“南郡地域”包括孝感，孝感涵蓋云夢，因此，“南郡”就是“云夢”，“云夢”就等于“南郡”。在這種邏輯支配下，周先生便將《史記》中“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改成秦始皇從云夢“收冠”由武關歸咸陽。

　　四是張冠李戴，地名搬家。周先生說，秦始皇的返程路線是由云夢經(jīng)隨棗，過南陽，由武關回咸陽的，從而確定了云夢是“收冠之站”。如果說“收冠之站”是“最后一站”的話，那就非武關莫屬，因為《史記》寫得十分清楚：“上自南郡由武關歸”，“由”的字義是“自；從。由此及彼”。“由武關歸”就是說從武關直接回歸咸陽。但周先生不愿證實事實，在這里他還特地要讀者參閱他的《秦代馳道分布圖》。可是，該圖上既沒有標示“收冠之站”的云夢，也未標示隨栆、南陽，更沒有這一段馳道線，要讀者看什么？地圖上標示的馳道，只有由南郡直通南陽拐向西北，由武關到咸陽的馳道，對照《中小學教育資源網(wǎng)·秦馳道示意圖》（見文后），這條線正是秦始皇從南郡回咸陽的馳道線。周先生叫讀者看他的地圖，是要證明秦始皇是從云夢回咸陽的，可是，地圖上卻是從南郡出發(fā)到咸陽的路線，而“收冠之站”是一片空白。這不是在糊弄讀者嗎？

　　《始末》一文而且說，之所以秦始皇第二次以云夢為“始選點”，是因為“發(fā)生了修筑長城，開拓南越，整治獄吏，焚書坑儒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果真是這樣嗎？非也，因為所說這些缺乏內在的、必然的聯(lián)系。國學大師梁啟超論治史時說：“善為史者之馭事實也：橫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與其交光，然后甲事實與乙事實之關系明，而整個的不至變?yōu)樗榧豢v的方面最注意于其來因與去果，然后前事實與后事實之關系明，而成套的不至于斷幅”。“始末說”的要害在于沒有內在的“來因與去果”，“前事實與后事實之關系”不明，以至于“斷幅”。

　　當然周先生不愿就此收場，于是就拉來了“另外還出現(xiàn)了一些離奇怪事”。所謂“另外”，就是“始末說”以外；所謂“離奇怪事”，就是秦始皇沉入長江的玉璧再現(xiàn)，引起他的恐懼懺悔，不得已而到云夢祭舜等等。把這些事扯進“始末說”里坐“正堂”，有喧賓奪主之弊。

三、選材布局須避歷史碎片堆積

　　寫文章選材應該緊扣主題，這是作文常識。但是周文的主題卻被歷史碎片所淹沒。有四點感想供周先生參考。

　　第一、不應漫無邊際，異化主題。周文的主題是“秦始皇兩到孝感始末（實際是兩到云夢）”，在選材時，就應該闡述秦始皇兩到云夢的直接動因和結果，與此無關的事應該忍痛割愛，一概舍棄。然而周文卻從秦始皇十三歲寫起，一直寫到秦始皇死為止，其間的泰山祭天、瑯邪觀海，徐市求仙，泗水尋鼎，海上射魚等等，都不惜筆墨，洋洋灑灑。請問：秦始皇是因瑯邪觀海、徐市求仙才到云夢虞舜的嗎？是因云夢祭舜才到海上射魚的嗎？都不是。這些歷史故事，與秦始皇云夢祭舜只有時間的先后，沒有事理邏輯的內在聯(lián)系，而周先生卻對這些事兒津津樂道，以至主題異化，好象在寫《秦始皇小傳》一樣；按原主題來衡量，這些滔滔不絕的東西，只能是一堆歷史碎片。

　　第二、不應長藤結瓜，引蔓掛果。本來“泗水尋鼎”與秦始皇兩到云夢毫無關系，然而，周文不僅寫了，而且一直追溯到大禹鑄鼎鎮(zhèn)九州，“傳經(jīng)夏商周三代”，“周天子移九鼎于齊國，一鼎掉入泗水”等等，把傳說作信史寫在紙上，且然后又來寫秦始皇在泗水千人尋鼎的鬧劇。寫這些東西，能說明秦始皇兩到云夢的什么？顯然，畫蛇添足反類犬，不僅對自己所要說明的問題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沖淡了主題，使讀者得不到要領。

　　第三、不應本末倒置，節(jié)外生枝。檢驗史學觀點正確與否，出土文物最具權威性。杜預注釋《左傳·宣公四年》：“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云夢城”。龍崗秦簡上記載有云夢禁苑，證明杜預對《左傳》所作的注釋是正確的。可是周先生不是用云夢禁苑來證明杜預注釋的正確性，而是用杜預的軍事才能來證明其注釋的正確性。說杜預是“軍事家”，“大將軍”、“守襄陽，修水利”、“奇襲西陵，三陳平吳”，這些事兒怎能證明杜預的注釋正確、可信呢？

　　第四、不應前后矛盾，自我否定。周先生在前面寫道：秦始皇“由長江入漢水，進入……云夢縣楚王城內”。這是說云夢楚王城是秦時安陸縣城。可是在論述云夢禁苑時卻寫道：“今云夢城區(qū)的楚王城，正位于今安陸縣城的東南邊”。這就是說杜預時的安陸縣城是今安陸縣城。那么杜預時的安陸縣城究竟是否今安陸縣城？杜預是魏晉時期人，《三國志，魏書·王基傳》載：“安陸左右，陂池沃衍”。這是說在古安陸城左右的湖泊既肥沃又廣闊，今安陸城左右哪來肥沃而廣闊的湖面呢？我在有些文章中已經(jīng)論述過，這是三國時東吳孫權的從弟孫奐在云夢楚王城西城中修筑的安陸城，考古工作者稱之為“魏晉城”。杜預時東城已經(jīng)廢棄，江夏郡治和安陸縣治都設在“魏晉”城，東城的東城垣已被水毀，只有東南面的城垣尚在，所以杜預說“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云夢城”，這里指的是已經(jīng)廢棄的云夢古城遺址，根本不是今日的安陸城。

四、對文獻的解讀務必審慎

　　寫歷史文章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古文獻，而對古文獻的解讀要慎重。讀了《始末》，我總覺得在古文獻的解讀上比較輕率，現(xiàn)提四點建議供參考。

　　一是多求教工具書，不要“想當然”。周先生寫秦始皇“南登瑯邪山，筑瑯邪臺，以觀滄海。在此留住三月，對周邊地區(qū)的農業(yè)人口流動情況和生產狀況進行了尋訪，從而對秦朝的農業(yè)人丁田畝稅收作出了鼓勵農業(yè)發(fā)展的法規(guī)調整”。這個寫法值得商榷。《史記》的記述是：秦始皇“南登瑯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復十二歲”。“復十二歲”四字中，“復”字是難點，是關鍵，這個字不弄懂，影響對整段內容的正確理解。《辭海》釋“復”：免除徭役。這是說秦始皇南登瑯邪山，非常高興，在那里留住了三個月，為了把瑯邪建設得更加符合他心意，遷徙了三萬戶老百姓到瑯邪臺下。并且，補償他們遷徙過程中的損失，以及鼓勵他們投入田土耕作出發(fā)，特免除他們的徭役十二年。什么“尋訪”呀，“法規(guī)調整”呀，都是“想當然”，與《史記》原文風馬牛不相及。

　　周先生說：秦始皇“在泰山舉行了盛大的遙祭山川活動”。此言是對《史記》中“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的誤解。《史記》的原義是說秦始皇要儒生們議論“封禪”和“望祭”山川兩種祭祀活動的儀式，周文卻把“封禪”說成了“遙祭”。其實二者至少有四個不同點：其一，對象不同。“封禪”專指皇帝登泰山的祭祀活動，祭祀的對象是天神地祗；而“望祭”，祭祀的對象是某山川之神，且不專指某一山川。其二，距離不同。“封禪”是皇帝御駕親臨泰山祭祀，是零距離；而“遙祭”是在京郊或特意選定的地方，望著某一山川祭祀，是遠距離，因此稱“遙祭”、“望祭”或“望祀”。其三，程序不同。“封禪”是兩次完成的，皇帝先登泰山頂上筑壇祀天，謂之“封”，后到泰山下面東北的梁父山辟基祭地，謂之“禪”；而“遙祭”是一次性地祭祀一座山川之神。其四，內涵不同。“封禪”是向天神地祗報告受命于天，改制應命，報恩鳴功，禱告獻誠，乞求江山永固，萬世延祚等等；而“遙祭”往往是因某事引發(fā)某種心愿而遙祭山川之神，以消災免禍祈福。把“封禪”說成“遙祭”，顯然是誤解。

　　二是獨立思考，不要盲從。周文稱：一人拿著玉壁攔住秦始皇的使者說：“‘為吾遺鎬池君’，‘鎬池君’指周武王”。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史記》諸版本都是“滈池君”而不是“鎬池君”，應當尊重文獻原文；第二，“滈池君”是水神名，應是指秦始皇，因為當時人都認為周朝是火德，秦朝是水德，以水克火，所以秦朝取代周朝。盡管周先生的“武王說”有所本，但治史者不應盲從。“滈池君”是水神名，人們很容易把水神與秦始皇聯(lián)系起來，而不會把水神與以火德治天下的周武王相聯(lián)系；再者，這時周武王已經(jīng)死了903年，怎么能將玉璧送達周武王呢？贈璧事件是當時的政治斗爭，不是清算陳年舊賬。所以說“滈池君”是指秦始皇而不是周武王。

　　三是琢磨事理，不要輕斷。周文說，秦始皇在泗水未撈到鼎，怏怏不樂地“離開今山東境內”。這話值得推敲。《史記》的記載是：“始皇還，過彭城（今徐州），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這是說秦始皇從山東南下過彭城以后才到泗水尋鼎，沒尋到鼎才南渡淮河。這就清楚地說明泗水地處徐州以南淮河以北。如果在泗水未撈到鼎才“離開今山東境內”，豈不是山東在徐州以南？

　　四是尊重文獻，不能竄改。周先生在談到龍崗六號秦墓的墓主人時說：“墓主生前是一位管理‘云夢禁苑’的官吏，曾‘從始皇而行至舍禁苑’……秦代在‘禁苑’中建有行宮，……又稱‘舍禁苑’”。周先生此說，筆者不敢茍同，理由如下：

　　首先，墓主人是庶人，不是管理云夢禁苑的官員。《云夢龍崗秦漢墓地第一次發(fā)掘簡報》的結語稱：“從墓形較小，隨葬品較少且以日用陶器來看，這些墓主人身份較低，約相當庶人”。周先生是這個《簡報》的執(zhí)筆者之一，不要自我否定。

　　其二，墓主人曾蒙冤判刑，二審才被赦免為庶人。墓主人隨葬的木牘記載，他名叫“辟死”，生前曾被官府錯判有期徒刑數(shù)年，后經(jīng)二審才得以平反昭雪，出土木牘就是他的“平反證明書”。剛恢復庶人身份的辟死不可能一步登天成為管理云夢禁苑的官員。

　　其三，棺內骨骸說明辟死不可能擔當重任。發(fā)掘簡報載墓主人是一個沒有下肢的人，周先生應該記得辟死棺內“不見其下肢骨痕”。一個嚴重殘廢的人，平反昭雪后充其量給他一個閑差小吏，決不會是管理云夢禁苑的官員。

　　其四，《龍崗秦簡》沒有記載辟死隨秦始皇出巡，更不存在所謂“舍禁苑”。《龍崗秦簡》的原文是“從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者皆……”。因竹簡杇損嚴重，這話的句子成分殘缺，可能是對跟隨皇帝出巡的人和住宿在禁苑中的人作某種安排，而周先生卻擅自把句中的“皇帝”改為“始皇”，將連詞“及”改成動詞“至”，把本義為“住宿”的動詞“舍”，曲解為名詞“房屋”，從而虛構成所謂“舍禁苑”，又把辟死說成跟隨秦始皇外巡并到達“舍禁苑”。必須指出，親身經(jīng)歷了“圖窮匕見”“逢盜蘭池”等一系列剌殺事件后的秦始皇，警惕性特別高，防范特別嚴，像辟死這樣身份低下的人是無法接近秦始皇的。

　　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秦始皇死后的遺體是繞道回咸陽的。然而周先生卻說秦始皇的“尸體經(jīng)涵谷關回到咸陽”。《史記》說得很清楚：秦始皇死后，“從井陘抵九原”“從直道至咸陽”。這是說秦始皇死后，從沙丘向北經(jīng)恒山的井陘到九原，然后從九原向南行直道回咸陽。九原在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南。為什么不直接從函谷關回咸陽呢？秦始皇死后，趙高、胡亥秘而不宣，矯詔賜死太子扶蘇、大將蒙恬，陰謀胡亥繼位，害怕秦始皇死訊外泄，引發(fā)意外，特意繞道九原回咸陽，營造秦始皇還活著的假象，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周先生怎么不知道這段歷史呢？

五、史料運用要力求真實言必有據(jù)

　　周先生的文章中使用了許多前所未聞的“史料”，其真實性如何，有提出來商榷的必要。

　　周文在敘述秦始皇從南郡渡江到湘山祠去時寫道：“君臣一行過江至湘山祠，突遇大風，隨行的不少船只被掀翻，始皇的船好不容易脫險靠岸”，“渡江前，他曾舉行了祭祀儀式，以求諸神保佑，但湘神卻偏偏不領情，掀風作浪，使隨行的不少嬪妃、侍從葬身江中，本人也險些丟命”。其實，《史記》敘述這件事只用了七個字：“逢大風，幾不得渡”，前面所說那些情節(jié)，都是憑空塑造的。還有：秦始皇一怒之下“火燒湘山祠”，“使一直前后陪同始皇的長沙郡守不知所措，只是一個勁地懇求始皇能在長沙郡多停留些時日，好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侍候始皇以獻忠誠”。《史記》只是說秦始皇砍光湘山樹后就返南郡回咸陽去了，根本沒有說“火燒湘山祠”，更沒有到長沙郡去，而周先生卻把長沙郡守的神情和心理活動寫得那樣生動傳神，為何只稱其官職而不言其姓名呢？足見所謂“長沙郡守”是個憑空捏造的人物。

　　關于《龍崗秦簡》中的“云夢禁苑”，周先生寫了這樣一段話：記述始皇三十七年來云夢，“用的不是‘安陸’，而是‘禁苑’。這與司馬遷的兩次記述特點似乎不約而同……一個只用‘云夢’，一個只用‘禁苑’，兩者合璧為‘云夢禁苑’”。是這樣嗎？非也。《龍崗秦簡》第278簡載：“……兩云夢節(jié)以及有到云夢禁中者…”。僅此一簡就既見“云夢”，又見“云夢禁中”；“禁中”就是“禁苑”。所謂“兩者合璧為‘云夢禁苑’”，純屬子虛烏有。“云夢”也好，“禁苑”也好，都出自《龍崗秦簡》，根本不需要去與《史記》“合璧”。必須指出，《史記》中記述秦始皇來云夢本來就只一次：“十一月，行至云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秦始皇另一次來云夢是云夢秦簡《編年記》記載的：“廿八年，今過安陸”。周先生寫秦始皇兩到云夢的文章，對秦始皇兩到云夢的出處都沒有弄清楚，對《龍崗秦簡》記載了“云夢”、“云夢禁苑”也不知道，這說明了什么？?

六、精益求精莫讓低級錯誤頻見

　　閱讀周先生的文章，不斷有低級錯誤跳入眼簾，初步檢索，全篇文章約5000字，差錯凡五類37見。平均毎135字出一錯。

　　1、《秦代馳道分布圖》時空錯亂，殘缺不全，凡4見。

　　周先生在文中所插《秦代馳道分布圖》上，赫然標示著燕、魏、韓、趙、齊、楚、秦等七國的國名，使大一統(tǒng)的秦朝倒退到了戰(zhàn)國七雄時代。誰都知道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果斷結束分封制，全面徹底推行郡縣制的皇帝，在他修建馳道以后，怎么還有七雄割據(jù)呢？

　　果真是那樣，他怎么能在全國范圍內修筑四通八達的馳道呢？又怎么能五次到全國各地巡游呢？《秦代馳道分布圖》殘缺不全。首先，從彭城至泗水經(jīng)衡山、過云夢至南郡的這條馳道線被抹掉了，沒有這條馳道秦始皇是怎么到云夢的？其次，從沙丘經(jīng)恒山至九原的馳道線也被抹去了，沒有這條馳道秦始皇的遺體是怎么回咸陽的？

　　在這幅地圖上最讓人莫名其妙的是孝感的位置，孝感在自己的位置上既無圖標，也無“孝感”的字樣，而在南郡的位置上卻標示著加框的“孝感”字樣，與南郡重疊；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地圖上竟然在上郡的位置上也標示著一個“孝感”，與上郡重疊。秦朝時的上郡治所在今陜西省北部的榆林市，其轄區(qū)北抵內蒙古，是秦帝國的北部邊疆，上郡與孝感遙隔數(shù)千里，居然兩個地名標在一個小圓點旁邊，同南郡的“孝感”，遙相對應，還有原本的孝感未標出，加起來豈不是有三個孝感？

　　2、歷史常識錯誤，凡4見。

　　周先生說：“在秦東郡，位于今山東東平縣與河南濮陽一帶，落下一個隕石”。此言違反常識。今山東東平與河南濮陽地跨兩省，中間有梁山、臺前、范縣、鄄城、鄆城、陽谷等縣市，這一帶縱橫數(shù)百公里，誰見過能夠覆蓋數(shù)百公里的隕石？

　　周文稱：“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離開咸陽，由武關直行南下楚境馳道”。此言不符合歷史的真實。這里所謂“楚境”，實際是指以荊州為中心的秦南郡轄區(qū)。南郡這時已設置了68年，秦始皇已統(tǒng)一全國11年，還哪來“楚境”？由咸陽到南郡的馳道在南陽拐彎了一個大彎，怎么能說“直行南下”呢？

　　“秦始皇‘望祀’湘神后，由孝感改行水道（見圖），順江漢而下直達吳地”。此說不能成立。須知，秦時云夢孝感以南直抵長江的廣大地區(qū)是云夢澤，既不能行車馬，也不通大舟，秦始皇不可能從這里下長江行水道，應是從云夢行馳道東進衡山郡治所株城（今黃崗西北）下長江到吳地。

“秦始皇第一次來孝感是在秦統(tǒng)一后的第二年,即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這話不準確。秦始皇第一次來云夢是公元前219年，而秦統(tǒng)一全國是公元前221年，屈指可數(shù)，應該是秦統(tǒng)一后的第三年。

　　3、歷史地理常識錯誤，凡4見。

　　“函谷關”錯為“涵谷關”，2見；“涢水”錯為“鄖水”；“長江”錯為“湘江”。

　　4、詞語誤用，凡3見。

　　“震怒”錯為“振怒”：“此事上報朝廷，振怒了秦始皇”。

　　“截然”錯為“絕緣”：“秦始皇兩到孝感,有趣的是其行程的始末絕緣不同”。

　　“連弩”錯為“連駑”：“使用連駑等候大魚射殺”。

　　5、錯別漏字，凡22見。

　　錯“璧”為“壁”8見。璧：古玉器名。古代貴族朝聘、祭祀、喪葬時所用的禮器，也作裝飾品。壁：墻壁。

　　“侯”錯為“候”11見。侯：古爵位名。候：氣候、時候、等候、問候。兩字外形相似，內構不同，字義更不同。

　　漏“擇”：“倫侯武信侯馮毋擇”漏為“倫候武信候馮毋…”。

　　漏“東”：“今山東東平縣”漏為“今山東…平縣”。

　　“郊”錯為“效”：“1976年在云夢城關西效睡虎地發(fā)掘出編為十一號的秦墓”。

　　最后將史學大家梁啟超先生的一段論史箴言贈送給周厚強先生，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夫史之性質，與其他學術有異；欲為純客觀的歷史，是否事實上所能辦到，吾猶未敢言。雖然，吾儕有志史學者，終不可不以此自勉；務持鑒空衡平之態(tài)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故吾以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

——摘自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