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時間：2005年5月17日

　　采訪地點：廈門大學

　　采訪記錄及文字整理：張先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人類學研究所。（發表前陳支平教授對全文進行了審閱）

　　編者手記：我們剛出版的《新生代歷史學者訪談錄》匯集了18 位學者的高論，這些學者大都是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武漢的大學教授。實際上，我們也一直廣泛關注全國各地的中青年史學家，陳支平就是其中之一。廈門大學也是學術重鎮，尤其在經濟史研究上突出。后起之秀陳支平先生繼承了前輩學人的治學傳統，以史料為依據，注重社會調查，不僅校正了一些傳統結論，而且開發了許多未知領域。他的關于閩臺區域文化的研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從根源上具體地說明了臺灣與祖國大陸的血脈淵源關系。了解他的學術成果，對教學十分有益。

　　問：您在明清賦役制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您的第一本個人專著就是探討清代賦役制度演變問題的，此后又陸續發表了一系列著述，您怎么想起選擇賦役制度史這個一般人視為畏途的課題作為自己長期研究對象呢?

　　答：這里面有很多因素。我是1977年進入廈門大學歷史系學習的，進學校讀了兩年歷史后，恰好國家開始恢復研究生招生，報考的人很少，系里的老師就極力推薦我參加考試。經過一番準備后，我考上了廈門大學中國經濟史專業研究生，導師是傅衣凌先生。傅先生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大家，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他一直很關注明清商人與商業資本方面的研究，受他的影響，我的碩士論文選的也是明清時期商業史方面。

　　研究生畢業后，我留在廈大歷史系任教，同時兼任傅先生的學術助手。后來，又考取了廈門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繼續跟從傅先生。選什么樣的題目做博士論文呢?我頗為躊躇。那時候社會科學界關于生產關系的討論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史學界很多人參與討論，偏偏我的個性屬于不愛湊熱鬧那一類。而且，當時受傳統史學的影響，認為只有制度史才是史學研究的正路，非其他方向可比。搞好了制度史，再從事其他方面的研究，自然可以游刃有余。所以，博士論文就選擇了清代初期賦役制度演變問題作為題目。此外，還有一個很偶然的因素，就是恰好那個時候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影印出版了一套清實錄，而且可以拆開出售，我全套買不起，就買了順治、康熙、雍正前三朝部分。有了這三朝實錄在手，做清初賦役制度演變方面的研究，信心自然過半。因為實錄中關于清政府實施賦役制度等各類經濟史的資料很豐富，置備一套細讀，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選定明清賦役制度作為自己的一個主要研究方面，還是深受傅先生的影響。傅先生在討論中國經濟史時，比較強調經濟與社會的結合，主張從具體的基層社會情境考察國家經濟制度的推行情況，順著這個思路，我關注賦役制度史，比較側重探討賦役制度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系，注意分析制度表達與在社會具體實施之間存在的距離，而不是僅僅局限于討論制度本身。我在研究中除了利用實錄等檔案文獻外，還充分利用了方志、族譜等地方文獻，這些地方文獻對于今人認識清政府各項財政制度在地方上的推行情況是很有幫助的。正因為如此，我的博士論文《清初賦役制度演變新探》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許多自己的見解：如所謂“清代賦稅沿襲明制”的成說是不準確的，清代前期的賦稅征收是融入了許多明末加派的稅目后重新形成的一條鞭法；學界長期肯定的清初廢除明末“遼餉”加派的說法，也只不過是清初政府的一種安撫宣傳策略而已，“遼餉”的舊額攤入一條鞭之中；清初的蠲免賦稅一直為學界津津樂道，認為是清政府鼓勵農民恢復生產的重要措施，實際上清初的軍費開支龐大，財政入不敷出，蠲免的賦稅大多是舊年的積欠，宣撫的效果大于減負的作用；明代王府莊田入清后變成“更名田”，學界認為是一項把明代王莊佃仆解放為自耕農的有利于清初農業發展的措施，事實上清代更名田的稅率完全沿襲明代王府莊田的租率，農民的賦稅負擔有增無減；等等。《清初賦役制度演變新探》正式出版后，國內外許多學術雜志發表了評論，《清史研究》稱這本書“可謂是新人、新著、新說”。

　　問：中國家族制度文化史是您所關注的另一個重要課題，先后出版過《近500年福建家族社會與文化》、《福建族譜》等很有分量的著作，引起了海內外歷史學、民族學及文化人類學者的廣泛關注，您是怎么跨入這個領域的呢?

　　答：我跨入家族研究純屬無心插柳的結果。在傅先生指導下，我曾經長時期在福建各地進行田野調查，收集各種民間文獻資料。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學界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經過文革一段時間的沉寂后，大家都在尋求新的研究方向。北方一些學者得地利之便，注重開發明清檔案，而我們身處南方相對偏僻的廈門，當然無此條件。但是，從傅先生以來，我們一直有一個比較好的傳統，那就是重視通過社會調查，挖掘各類民間文獻。有一天傅先生對我說：你有時間就到鄉下去，不管是什么資料，只要是能夠拿的、能夠抄的，都要盡可能地把它弄回來，這樣你就有了其他學者所不具備的資料優勢丁。那時候我從農村出來不久，身強力壯，善于吃苦，翻山越嶺、走街串巷不在話下，一年多下來，資料堆積了半個房間。在這些民間文獻中，族譜是一個大宗。我們知道，族譜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民間文獻，內中蘊含著大量反映家族社會文化的重要信息，我很快就被這些族譜的豐富內容吸引住了。記得傅衣凌先生在授課時多次提到：中國傳統社會里實際上存在著“公”和“私”的兩個管理控制系統，所謂“公”的系統，就是國家政權的系統；所謂“私”的系統，就是民間的鄉族組織及其所形成的鄉族勢力。在不同的場合里，這兩個系統各自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互為補充而又互為制約。

　　傅先生的這一思考，無疑給了我及我的同學們極大的學術啟示：考慮到當時學術界系統研究家族社會文化方面的著作并不多見，而手頭又正有這么多的民間族譜，于是就萌生了開展家族社會研究的想法，先后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論文，并且于1991年出版了《近500年福建家族社會與文化》一書：這本書的出版，從學術意義上說，她是中國第一部較為全面系統剖析區域家族社會與文化的專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區域家族社會文化研究方面的薄弱狀態：書中所提出的許多觀點，也經常為后來的研究者所引用：如關于家族社會的審視，我認為福建家族是一個多種矛盾同時存在，并且相互結合的多元結構。在組織觀念上，它既是精神道德的，又是實用功利的；在經濟形態上，它既有家族的公共所有制，又有個體家庭的私人所有制，二者界線不清；在階級關系上，它既奉行和宗睦族的家族平等權利，但又強調“以宗以爵、以年以德”，造成族長的權威及其控制族人的合法化；在對官府的關系上，它既有割據、對抗的一面，又有互相利用、密切配合的一面；在家族的對外關系上，家族間、鄉族間的和諧相處與眾暴寡、強凌弱交織在一起。這些相互依存又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在其不斷斗爭和相互牽制中得以運轉，從而使家族制度始終處于一種可塑能動的彈性狀態，處在一種能夠順應外部社會變化的平衡狀態。它對任何一種過激的社會革命都有著一種本能的抵制和消化功能，但它又能夠適應各種不同形式的漸進式的社會變遷。隨著家族組織規模的日益擴大，以及對基層社會控制的加強，家族的觀念也呈現出無限擴大化的趨向，從而使家族制度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出版之后，得到學術界朋友們的充分肯定，1998年獲得普通高等學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臺灣地區也出版了增訂本。學界的肯定理所當然很容易轉化為推動我繼續這方面研究的動力。此外，從社會意義上說，當時恰逢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正興起一股復興家族的潮流，不斷有海外同胞回來尋根問祖，農村中也開始盛行家族重建。一些出版社聞風而動，前來約稿。在此情況下，我又撰寫了《福建族譜》等有關家族方面的書稿，出版后學術界和社會反響都不錯：作為我國第一部專論區域民間族譜的著作，居然再版了三次。

　　現在看來，在家族研究方面最值得回憶的一點，是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在福建城鄉做廣泛而深入的田野調查，探求家族組織等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結構問題，不僅需要扎實的史學功底，而且還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方面的知識。可以說，這種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一直影響著我后來的研究！

　　問：近年來您在閩臺區域文化史研究方面亦很有建樹，出版了《客家源流新論》《福建宗教史》《福建六大民系》等著作。前不久，您所主編的《透視中國東南：文化經濟的整合研究》還獲得了中國圖書獎：能從總體上談談您對閩臺區域文化史研究的看法嗎?

　　答：我關注閩臺區域文化史的研究，應該說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我在福建城鄉進行了長時期的社會調查后，收集的相關資料比較多，自然就產生了研究區域文化史的想法。其次，90年代后期起，我的個人工作崗位發生了變化，擔任了歷史系和人文學院的學術主管，廈門大學有著深厚的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傳統，一直是國內這方面的一個科研重鎮，但近些年來研究上有些弱化，我深感有責任推動這方面的學科建設，振興民族學研究。我個人覺得中國民族學研究存在一種認知上的誤區，這就是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認為“民族”指的就是少數民族，占國家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反而被排除在研究之外，而且民族學也被簡單等同于民族問題；很清楚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并非是學術角度的衡量，而是政策延續的一種結果。因此，作為一種學科建構，以往的民族學研究是存在很大缺陷的，漢族民系的研究理應得到應有的重視的。有鑒于此，我對客家及漢族民系問題進行了一番探索，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論著，其中《客家源流新論》一書，針對學界長期以來所謂客家是純正的漢族血統以及經過歷史上五次南遷之后形成的成說，提出了批評和重新的探索。從血緣和南遷的歷史來尋找客家的源流，客家和南方其他民系的發展歷程并無明顯的差異；客家的形成更多的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血緣的追尋。《福建六大民系》則是在客家研究的基礎上，對于福建地區的不同民系的發展歷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社會文化差異進行了比較系統全面的探討。我的這些研究，有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就是希望能夠引起大家對占國家人口主體的漢族給予關注：值得高興的是，目前學術界有關漢族及其民系的研究成果已經越來越多了，漢族歷史文化的研究也逐漸被納入到我國的民族研究之中。

　　經過長時期的學術積累，當我被列入國家教委首批“人文社會科學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工程人選者后，閩臺區域文化史研究就被當作該工程的一個主要資助項目，繼續得以進行，而且研究視野也擴大到閩臺區域宗教、民俗、民間文化等多個方面，希望通過研究對區域社會文化的內涵認識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在此之前我的區域研究，主要側重于不同專題的探索，而近期出版的《透視中國東南——文化經濟的整合研究》一書，可以看作是一種區域宏觀研究的嘗試：此書出版后，不但引起學界的關注，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史研究》發表書評，稱其為“區域文化經濟研究領域的精品”，而且也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2004年，此書獲得“中國圖書獎”。

　　研究區域文化，關鍵就是要突出其地域特性，避免雷同：閩臺區域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富有鮮明的區域文化特色，這種特殊性也就是她的生命力。歷史上閩臺共處一個文化圈，兩地人民相依相望，共同營造出這種源遠流長的文化體系。因此，深入研究閩臺區域文化，不僅體現在學術價值上，而且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閩臺同一文化淵源和傳統沒有變，兩岸共同的中華文化穩定性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沒有變，這是海峽兩岸從分離走向統一的堅實文化基礎。

　　問：最近您所主編的大型叢書《臺灣文獻匯刊》首輯共一百冊出版，在海峽兩岸引起了極大反響，被稱作是重擊“文化臺獨”的百冊重典，當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編輯這套意義重大的叢書呢?

　　答：實際上編輯這套資料叢刊，與我多年來關注閩臺區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是息息相關的：近年來臺灣問題成為大陸方面的一個研究熱點，各種臺灣研究機構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但是，在我看來，國內這種臺灣研究熱潮涌動之下一直存在一個很大的弱點，這就是，相當多的臺灣研究只注重熱點追蹤，而不重視學術基礎的建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資料建設方面一直停滯不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內從事臺灣問題研究的學者基本上依賴上個世紀臺灣地方當局與臺灣銀行合作出版的《臺灣文獻叢刊》，這是很不利于臺灣問題研究進展的：因為這套《叢刊》固然規模宏大，影響廣泛，但是也有不少缺憾；最典型的就是由于當時正值海峽兩岸社會文化交流完全隔絕時期，《叢刊》的編輯者只能盡力網羅臺灣島內的文獻資料，而無法顧及臺灣之外特別是祖國大陸收藏的眾多相關文獻。實際上，大陸許多圖書、檔案部門所收藏的關于臺灣問題的文獻資料，無論在量與質方面，均可超越《臺灣文獻叢刊》，亟待我們搜集、整理和出版。我在從事閩臺區域文化史研究過程中，接觸到相當多這方面的資料，深感有必要進行系統的資料整理，因此，從90年代初開始，我聯絡廈門、福州等地的學者，著手整理、編輯這套《臺灣文獻匯刊》，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現在第一輯共100冊終于出版面世。第二輯也在籌劃中，預計總數也在100冊左右，這套《臺灣文獻匯刊》的出版，其意義當然是很大的。從學術層面上說，它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海內外臺灣歷史文化研究在文獻資料建設上長期存在的缺陷。我們在整理、編輯《臺灣文獻匯刊》時有一個基本原則，這就是，凡是《臺灣文獻叢刊》已經收入的文獻，除了少量有明顯差異的原稿本、傳抄本之外，此次不再重復收入，而是盡量選擇那些此前未被整理過的東西。具體來說，這些文獻主要包括四個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是古籍，涵蓋了從明末清初到民國初年的私人著述及地方志書。臺灣版《臺灣文獻叢刊》所整理出版的大部分文獻就是這個時期的相關古籍，而我們這一次編輯的《臺灣文獻匯刊》，新整理出版的這方面古籍約有一百余種，都是臺版《叢刊》所未收進的。其中大部分是《叢刊》未能收進去的孤本、稿本甚至珍本，十分難得，如清初主持收復臺灣的閩浙總督姚啟圣的文集、文告等，因此大大增強丁這套《匯刊》的史料價值。第二部分是有關臺灣問題的各種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主要出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及福建省檔案館和廈門市檔案館，是反映臺灣與祖國大陸不可分割淵源關系的重要歷史文件。第三部分是反映閩臺兩地關系的族譜。第四部分則是除了上述幾部分資料外的各種民間文件和契約文書、碑刻資料等。臺灣版《叢刊》曾收進一定數量的此類資料，但是大部分都是在臺灣發現的。這次我們編輯《匯刊》，收入的民間文件，既有在大陸發現的，也有一部分是屬于臺灣新近發現的。由于上面幾個方面的特點，使得這套《匯刊》具備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

　　另外一方面，這套《匯刊》的出版也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祖國統一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心愿，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問題發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某些別有用心的臺獨分子極力在臺灣推行“文化臺獨”活動，企圖從文化上割斷臺灣與祖國大陸的血脈淵源關系，臺灣學術研究中也隨之出現了偏頗的“去中國化” 惡劣傾向。在這樣的背景下，《臺灣文獻匯刊》的整理出版，不僅可以在學術研究上儲備豐富的相關資料，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夠以扎實厚重的文化積累形式，增強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的向心力，有力地打擊一小部分臺獨分子進行“文化臺獨”的陰謀，為祖國統一事業做出實實在在的成效。

　　問：史料是史學研究的根本。您的研究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特別重視發掘正史官書之外的民間文書，并將其運用到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從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您過去曾經整理過許多明清社會經濟史料，近期又出版了《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民間文書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等著作，這些都很有代表性，是否打算將研究重點重新轉回到明清社會經濟史?

　　答：確實，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段時期內我曾經在閩臺區域文化史方面投入了較多的精力，盡管這個研究領域同樣很重要，但是說心里話，我個人一直想從當中脫身開來。過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廈門大學歷史系一直是國內從事經濟史研究的南北兩個重鎮，然而，近年來經濟史研究人員轉向社會史研究的不在少數，由此導致社會經濟史研究隊伍有所削弱。一些師長曾經在不同場合的談話中希望我能夠重新歸隊，自己也感到有責任繼承先師傅先生的研究方向。因此，從 2000年開始，我又重新將主要精力放在社會經濟史研究上，干起了老本行。當然，經過長時期的學術探索與積累，我在明清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思路、問題意識，與80年代相比已經有很大不同。除了發表一些論文外，最近還出版了幾本著作，其中兩本是你上面所提到的《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民間文書與臺灣社會經濟史》，此外很快就要出第三本，書名是《民間文書與明清社會經濟史》，內容主要是有關明清時代商人與商幫問題的研究。

　　這些著作的一個特點是比較注重運用民間文書來考察明清以來的社會經濟歷史。近二十年來，民間文書的搜集整理工作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許多大型的民間文書匯編次第出版，為深入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貴資料，這是很值得高興的事。我個人由于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教學科研，也時時注意收集各類民間文書，日積月累，數量也有萬件之多。然而，學術界對于民間文書的研究，似乎還跟不上搜集整理的步伐，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專注于此的著作寥寥可數：個中的原因，據我的看法，大概是因為民間文書雷同的很多，特別是民間契約，大部分是關于土地交易的文書，這些地契格式大多沒有什么差別，全國各地基本相似；而土地關系史的研究，一度是20世紀后半葉的熱門課題，這方面的成果已經很多，要想從中尋求創新很不容易，由此也造成了前面所說的搜集多，研究少的局面，實際上，相比于民間文書豐富的內涵，我們對民間文書的研究遠不能說已經發揮極致、題無剩義了。可做的地方還很多，關鍵是如何更新我們的研究視角與方法，抱著這樣的思路，我利用自己多年來收集的各類民間文書，在明清社會經濟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一方面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這些研究，呼吁大家重新認識民間文書的重要性與復雜性，如果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發大家研究民間文書的興趣，實在是一件很令人快慰的事。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我個人也希望能夠通過民間文書的研究，在明清國家體制與基層民間社會關系問題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我一直認為，明清時期的國家體制，在政治上固然是一個中央集權專制的制度，但是這種體制是無法有效地掌握民間基層社會及其經濟體系等方面的運作的。而政府對于民間基層社會的無所作為，又使得民間基層社會處于一種近乎自生自滅的放任狀態，從而反過來限制了基層社會經濟的順利發展。當我們深入閱讀各類民間文書時，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會深化很多。

　　問：在西方年鑒史家眼中，史料可分為“有意”和“無意”兩大類，前者多為各種有意編成留示世人的官書，有點相當于我們所說的正史，后者則常指無意留下的各種公私記錄， 類似檔案及各種民間文獻，一般認為后者可靠性要超過前者，您怎么看待民間文獻在國史研究中的地位?

　　答：實際上在我看來任何史料都是“有意”與“無意”的集合體，也就是說，任何史料既有有意的一面，同時也有無意的一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史料的編輯、生成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無論是官書還是民間文獻，這些留存后世的史料的編輯者或者說生產者，當初在創作它們的時候，都不可避免要受到他所生活時代編寫文化定式的影響。可能在一般人眼中，民間文獻無意的成分大一點，因此更可靠一些，實際上這里存在著一個對民間文獻認識上的較大誤區。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民間文獻的編成實際上已經受到了與生俱來的文化影響，編輯者大多無可擺脫這種文化影響，由此也使大多數的民間文獻游離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族譜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作為一種典型的民間文獻，大多數族譜的編撰在于為家族提供一本相對于國史的家史，原不以示人為目的，從這一角度上說，族譜人為修飾的成分可能要少一些。然而，實際情況卻并非這么簡單。盡管族譜為家族社會史、經濟史、人口史、民族史、宗教史、移民史、婦女史等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許多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資料，但是我們也很容易發現族譜中存在著不少虛構冒托、夸飾炫耀的虛假成分。因為族譜畢竟是私家所記，在一些內容上存在著很大的主觀隨意性。因此，我們在運用族譜資料時，就應當實事求是，有所鑒別，有所選擇，而非輕易迷信。那種隨意摘取族譜中的某些人物或歷史事件的記載，不顧其余，動輒輕言有“新觀點”、“新發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很不嚴肅的，這是我們利用民間文獻研究國史必須十分注意的一點。

　　當然，我們認為任何史料都是“有意”與“無意”的集合體，并不是輕言所有史料都值得懷疑，只是希望讀史者在閱讀史料時，無論是官書還是民間文獻，都不要走極端路子，或者徹底懷疑，或者盲目迷信；關鍵的一點還是要注重各類史料的比勘、辨別，而不要主次顛倒，一下子就做了史料的奴仆。

　　問：您在給學生開課時一直強調社會調查在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您自己也一直躬行不倦。能談談您對社會調查與史學研究之間關系的心得嗎?

　　答：社會調查在歷史學中的應用，近年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究其原因，我想大致有兩個：一是社會調查是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鄰學科的一種重要研究手段，而多學科的交叉滲透是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向；二是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的運用，大大拓寬了歷史學研究基礎即史料搜集的深度和廣度，從而使得歷史學研究呈現出更為豐富多彩的新局面。

　　中國傳統史學是以政治史作為研究主線的，所以，史學家們對于官修的所謂“正史”一度十分迷信。20 世紀初以來，受到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潮的影響，一部分思想敏銳的史學家開始注意到從“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即在重視“正史”等文獻資料的同時，應當重視運用地下考古發掘的新資料，然而，一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者們對于“正史”之外的各種私家筆記以及地方志書資料的運用，依然小心翼翼，甚至心懷疑慮：這種情況到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后發生了變化。從那時開始，一些年輕的學人，開始把史學研究的興趣擴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許多領域，特別是社會史、經濟史領域，人們對歷史資料的搜集范圍，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開辟多方面的資料來源；私人筆記、小說野史、方志家譜，都逐漸進入史學研究的殿堂；與此同時，有些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已經開始進入城鄉基層社會，進行社會調查，并且運用社會調查資料所得，開拓了全新的史學研究領域：其中如陳翰笙先生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都對中國當代的歷史學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目前，學術界對社會調查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學術道路已經表現出很大的興趣與熱情，社會調查在史料拓展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經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認可。

　　社會調查與史學研究的結合，所以能夠引起人們日益重視，除了這種方法能夠拓寬歷史學資料來源的渠道外，更重要的一點還在于它能夠“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而從理論上說，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因為要理解馬克思唯物史觀所強調的一些核心問題如人民群眾在社會和政治動蕩時期的作用等，僅僅依靠“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官方“正史”資料是遠遠不夠的，顯然需要社會調查這種“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研究方法來加以認真印證。

　　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理論和方法論的不斷翻新。作為“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手段之一的社會調查，也完全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相適應。以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國家體制“大傳統”與民間社會“小傳統”的理論為例，國家體制“大傳統”給我們留下的“文本”資料，遠不能反映社會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會下層民眾的動向。歷史學家需要通過社會調查等手段，從民間社會的點點碎影中補充這種歷史的空缺，從社會下層發掘足以反映歷史變動的軌跡，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相。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中國的政治文化道德倫理固然對民間行為、社會經濟等方面有著居高臨下的示范作用，但是民間社會經濟、下層社會風氣的變化，同樣可以影響統治者、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以及道德倫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調適。這也是我們強調通過社會調查等手段來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重要性所在。

　　在我看來，社會調查作為史學研究貼近民間社會的重要途徑，至少應當從這么四個方面進行這項工作，即廣泛搜集民間私家文獻資料、民間文化行為資料、民間神話傳說與口碑資料，以及民間意識認知資料。

　　社會調查工作在學術研究上的運用，并不是歷史學家的專利，相反在更早的時期內，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人口學家、經濟學家等，就已經十分重視社會調查（田野工作）的運用，有些學科對社會調查工作的重視遠遠超出一般歷史學家的重視程度。這種多學科對社會調查的關注，正體現了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趨勢，即各個學科之間的界限日益淡化，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正朝著多學科相互結合、相互滲透的方向邁進。傳統的歷史學過于迷戀典籍文獻的資料作用，而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在社會調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無疑給尋求學術創新的歷史學家們帶來有益的啟示：以往對典籍文獻資料往往抱懷疑態度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們，近年來也對歷史文獻資料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學術研究眾多學科的結合運用，顯然已經對歷史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取長補短，產生了良好的效應，而社會調查這一研究方法的普遍應用，恰好能夠在這種多學科的結合滲透方面起到一個良好的溝通作用。

　　當然，不同學科畢竟有著自己的學科特點，有著各自專注的研究理論和方法，體現在社會調查的具體操作上，也應當有許多各自不同的側重點。因此，就社會調查的具體方法而言，應該根據不同的研究課題和調查對象，采用較為可行的相應措施，不能強求一致，或是過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應該形成自己通過社會調查而積累史料的特點，形成自己運用這些材料解讀歷史的特點。傅衣凌先生對歷史學的貢獻，主要在于開創了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這個學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會史和經濟史相結合為特征，從考察社會結構的總前提出發，探求經濟結構與階級結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特別注意發掘傳統史學所棄置不顧的史料，以民間文獻諸如契約文書、譜牒、志書、文集、賬籍、碑刻等證史；強調借助史學之外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進行比較研究，以社會調查所得資料諸如反映前代遺制的鄉例、民俗、傳說、地名、口碑等資料證史。特別注意地域性的細部研究和比較研究，從特殊的社會經濟生活現象中尋求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我認為，即使從今天來看，傅先生開創的這種社會調查與多種資料、多種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們認真效法、大力發揚。當然，人文社會學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趨勢進一步促進了歷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前進，社會調查工作的深度和廣度也將得到進一步的擴展。如何在吸收傅衣凌等史學前輩探索成果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無疑是我們今后必須切實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

　　最后，我想強調一點，社會調查固然應當在現代史學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學術空間，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調查就是推進史學研究的不二法門。事實上，社會調查所征詢的對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觀念以及個人經歷的差異，他們所能提供給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蕪雜混亂的，且帶有某種程度的片面性。民間文獻所留下的文字，也往往由于受到記載者文化修養的限制和私家認知觀念的影響，帶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如此一來，就需要研究者對這些蕪雜混亂的民俗材料、口碑訪談、民間歌謠、譜牒私冊等資料，進行認真的梳理，從中分辨出帶有普遍意義而又真實可信的資料來。也就是說，如果研究者不具備傳統史學所謂史才、史學和史識，就很可能落入社會調查的誤區。特別是應當注意避免那種主題先行、概念先行，孤立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社會調查。

　　問：學術研究要做到既專精又廣博是很難達到的一個境界，您的研究領域相當廣泛，在明清史、社會經濟史、文化史等方面都有深入見解。您是如何處理治學的博與專問題的?

　　答：我想這和我在廈門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時代所接受的兩個訓練有關。一個訓練就是當初選擇明清賦役制度作為主要研究方向時，導師傅衣凌先生囑咐我要認真地將明清主要史籍過一遍，因此我在做學生時有一段時期經常跑圖書館，閱讀館中所藏的明清主要史籍，由此打下了比較好的明清史基礎；另一個訓練是來自田野調查方面的，傅先生在指導學生從事田野調查時，反復強調收集資料要注意竭澤而漁，不要顧此失彼。因為有些資料可能目前暫時用不上，但如果及時搜集貯備，將來隨著學術研究的進展，需要用的時候，自然就很容易用上。現在想起來當初讀書時所受到的這兩個訓練真的是使我終身受益，做起研究來可以縱橫捭闔，而不會縮手縮腳。現在我給博士生上課時，還是反復強調這兩方面的訓練。

　　我的研究興趣雖說比較廣泛，但實際上還是有所側重的。從表面上看，我這些年研究領域涉及到明清財政賦役制度、商人與商業史、家族社會、族群民系乃至閩臺區域社會文化、宗教、民俗等許多方面，但絕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圍繞著國家制度與基層社會之間關系問題而展開的。如果說我的研究在相關問題上有一定深入的見解，也許正與這種比較開闊的研究視角以及比較多樣的問題緯度密切關聯。

　　問：您曾經與楊國楨先生合著了《明史新編》，該書既是一部體現社會史與經濟史相結合的斷代歷史專著，同時也是一部頗受歡迎的高校歷史學科教材；近年來，您還致力推動人文學院的教學改革，主編了一套《人文教改創新叢書》，您所著的《歷史學的困惑》作為該叢書的第一本，在2004年已由中華書局出版，能談談您對高校歷史教學的看法嗎?

　　答：對于高校歷史教學，我個人感覺最失敗的地方在于本科教育與中學教育之間的雷同：我們知道，學生在中學里接受的歷史教育，只是些條理化的歷史學基本常識，這可能可以滿足中學歷史教育的要求，然而，當學生考入大學后，很多人發現，大學所教的歷史知識，與他們此前在中學所接受的教育并沒有根本上的差別，相當于將中學里的知識點再過一遍，只是在內容上有所擴充而已。這怎么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呢?這種失敗甚至直接影響到研究生的教學，因為在這種教學背景下教出來的學生，對史學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說，對什么是歷史學仍然茫然不知，遑論在大學階段打下扎實的基礎了。

　　那么，高校歷史教學應當怎樣扭轉上面所說的不合理局面呢?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引導學生培養一種歷史基本認知，也就是說，什么是歷史?什么是歷史學?本科階段的學生在經過系統的學習之后應當對上述問題有一種比較深入的理解，特別是能掌握一定的史學理論與方法論，形成一種歷史感，從而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一定基礎，而不是簡單重復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基本知識點。

　　國內有一段時間曾經熱衷于高校通史教材的編寫，以《中國通史》為例，各種版本層出不窮，不下百部。但是，仔細一看我們很容易發現這些教材雷同之處很多。反觀海峽對岸，臺灣地區數十年來高校大多只用一種版本的《中國通史》。我覺得大學歷史教育不在于花費大精力去編輯各種通史教材，而是應當注重專題知識的講授，我們近年來開展了一些教改活動，推出了《人文教改創新叢書》，就是希望能在高校教學中探索一種適應學生需要的教學新模式。

　　謝謝您接受本刊的采訪。

原載于《歷史教學》2005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