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淳熙八年（1181）九月浙東發(fā)生大水旱災(zāi)，致使當?shù)孛癖姟百u田拆屋，所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至”。新任右相王準看中在江西提舉任上修舉荒政有功的朱熹，將他改任浙東茶鹽公事，以巡按身份主持浙東救災(zāi)救荒。本來，按照南宋朝廷走過場的賑災(zāi)慣例，朱熹完全可以高高坐在提舉司發(fā)號施令，把救濟錢糧分撥到各州便算完事，可是朱熹卻在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一月到各州各縣去實地巡歷，視察賑災(zāi)詳情細節(jié)。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賑荒措置幾乎一條也沒有得到順利實行。由于貪官污吏的作祟和惡霸豪右的抗撓，盡管錢料不斷撥下，鄉(xiāng)間依舊到處道殣相望，有的一村斷煙，有的全家無糧。七月十六日，他從紹興府白塔院出發(fā)，開始了第二次巡歷。然而，當他巡歷到臺州時，接到舉報：臺州知府唐仲友為人為官不正，有貪污受賄之嫌。朱熹隨即進行了調(diào)查，收集到了唐仲友違法收稅、貪污官錢、貪贓枉法、培養(yǎng)爪牙、縱容親屬、敗壞政事、仗勢經(jīng)商、偽造錢幣等８條證據(jù)，并將與案件有關(guān)的蔣輝、嚴蕊等人抓獲歸案。７月１９日，朱熹向朝廷遞交了彈劾唐仲友的奏折，２３日，又寄出第二份，２７日，他又遞交了證據(jù)更加翔實的第三份奏折，從殘民、貪污、結(jié)黨、淫惡等４個方面列出了２４條罪狀，對唐仲友的違法行為進行全面的揭露。唐仲友知道朱熹在查他后，指使爪牙闖進司理院毆打朱熹的手下，朱熹很氣憤，當即又寫了第四份奏折。可過了一個多月，朝廷依然沒有反應(yīng)，朱熹估計是王淮暗中作梗，于是毫不畏懼地寫信告訴王淮，直言如果不把４份奏折呈給皇帝，他就要進京告御狀。宰相王淮是金華同鄉(xiāng)，唐仲友的弟婦王氏是王淮之妹，王淮確實是唐仲友在朝中的最大保護傘。王淮見無法再掩蓋下去，于是又采取偷梁換柱之法，依舊壓下了筆筆條陳唐仲友累累罪行，言之鑿鑿的第二、三、四狀，只把寥寥二三百字的第一狀同唐仲友的自辯狀一起，送給皇帝趙昚看，故意造成“唐蘇學、朱程學”、“秀才爭閑氣”的假象。朱熹見四封奏折皆如石沉大海，他不但沒有罷休，反而愈挫愈勇、橫流獨抗，八月十日又上了劾唐仲友第五狀，指出唐仲友的氣焰囂張是“有人陰為主張，濟語消息”，揭露了從宰相、侍從、臺諫直到臺州的“臺省要官子弟親戚”的上下串通勾結(jié)，徑直提出要么將唐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臺州之民”；要么“議臣之罪，重置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表示了他破釜沉舟的奏劾決心。朱熹這一攻擊，牽動了整個官僚集團利益，于是吏部尚書鄭丙、右正言蔣繼周、給事中王信等朝臣則紛紛上章保舉薦唐仲友，稱其為有清望的儒臣。唐仲友也飛章上奏，將這場正義邪惡的較量說成是個人之間的恩怨。朱、唐交章飛奏與現(xiàn)實政治攪和到一起，變得更加復(fù)雜起來。加以各種傳聞紛起，致使此事愈益撲朔迷離了。此時執(zhí)掌朝政的王淮又玩起新的手法：一方面在八月十七日罷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化解輿論壓力，也給朱熹一個交代；八月十八日，又將朱熹調(diào)到江西，改任江西提刑，徹底斬斷了他與臺州案子的關(guān)系，同時也給世人造成一種朱熹彈劾唐仲友是為了奪取江西提刑職位的假象。朱熹當然明白王淮的用心，雖即上了一道辭免進職狀，而且搶在改除江西提刑朝命正式下達之前，又上了劾唐仲友第六狀，集中揭露唐仲友的貪污偷盜和偽造官會兩大罪行。然而，在整個官僚體系的鐵壁保護下，朱熹只能是空費氣力，無奈之下，只能用棄官歸隱表示最后的抗議。自淳熙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個月里，朱熹六上奏章嚴詞彈劾唐仲友，這些奏章俱收錄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八、十九之中。對唐仲友在災(zāi)荒中依舊催逼稅租和貪盜殘民、植黨淫嚴等不公不法之事皆有證據(jù)和他人供詞，并非是“爭閑氣”，私人之間攻訐。據(jù)此由此可見古代貪官的難究和腐敗勢力的強勁，以及懲貪反腐的無奈。這也給今日的“反腐”提供某種借鑒敗在當今亦是“持久戰(zhàn)”，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它不僅需要廣大群眾的支持，更要求紀檢監(jiān)察部門和檢察機關(guān)不畏艱難，頂住壓力，把每一個貪官繩之以法。只有這樣，反腐敗斗爭才能取得勝利。

　　那么，這個本來是真理與邪惡之間的較量的“反腐”主題怎么變成文人之間“大儒爭閑氣”的口舌之爭的呢？那個本來應(yīng)該謳歌的關(guān)心民瘼、獨抗橫流而且愈挫愈勇的朱熹，怎么變成不近情理去拷打一位弱女子的迂夫子，這位唐仲友的從犯又怎么成為一位下層女子富有才華又操守堅貞的值得同情和謳歌的對象了呢。這與洪邁的《夷堅志》有關(guān)。這是南宋時記載這件事最早的筆記小說，也是后來所有文史筆記和戲劇小說的濫觴。現(xiàn)全錄如下：

　　臺州官妓嚴蕊，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為守，頗屬目。朱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fā)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為伍佰行杖輕。復(fù)押至會稽，再論決。蕊墮酷刑，而系樂籍如故。岳商鯽霖提點刑獄，因疏決至臺，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yīng)聲口占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身誤，花落花開自在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岳即判從良。

　　洪邁的記載不但改變了主題，而且容易引起誤解，比如說“杖其背。猶以為伍佰行杖輕”都沒有主語，讓人誤以為只是朱熹的判詞。其實宋朝法制，審理和處決犯人是各地司理院的事，臺州當時是一個姓吳的通判（積極倒唐的）主管此事。以朱熹的地位和身份，根本不可能坐堂審問一個妓女，更不可能親自監(jiān)臨光背裸臀的女犯捱荊條。又比如把“復(fù)押至會稽，再論決”和上文連讀，很像是因為第一次打得輕了，才發(fā)到紹興再打一遍。其實“罪不重科”是各朝法律的通則，嚴蕊到紹興又受杖，是因為她還犯了別的罪。只是一個柔弱的年輕女子在不到兩個月就兩次受同樣的肉體刑罰，的確稱得上“酷刑”，因此更讓人同情。到了《二刻拍案驚奇》中，將審問嚴蕊的紹興太守編造為朱熹的門生，讓嚴蕊受拶指和夾棍嚴刑拷問，但嚴蕊拒不誣告唐仲友，可見其品格。當時拷問拶指和夾棍是到明朝才流行的，在宋代用此酷刑，無中生有的。到南宋晚期周密寫《齊東野語》時，他記錄的從“天臺故家”聽來的故事，就和《二刻拍案驚奇》中的差不多了——嚴蕊成了保全唐與正名聲的“俠女”。

　　現(xiàn)在的問題是，洪邁為何要本來是歌頌朱熹剛腸嫉惡的反腐的主題，編造成一個迫害一個下層營妓，并成了歌頌這位營妓俠肝義膽的故事呢？誠如魯迅先生所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文學與出汗》）。原來這位洪邁也與朱熹有過節(jié)。洪邁（1123-1202），字景盧，號容齋，南宋饒州鄱陽（今江西省上饒市鄱陽縣）人。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也是南宋一位著名學者。著書極多，有文集《野處類稿》、志怪筆記小說《夷堅志》、筆記《容齋隨筆》等。毛澤東就曾讀過并稱贊過他的《容齋隨筆》。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在玉山邂逅翰林學士洪邁。洪邁給朱熹看了淳熙十三年完成的由他負責主修的《國史》。在《四朝國史·周敦頤傳》中，竟把周敦頤《太極圖說》最關(guān)鍵的首句“無極而太極”改成了“自無極而為太極”，卻沒有任何校勘考異的說明。朱熹認為這是對周敦頤本意的極大背離，馬上當面向洪邁問“自無極而為太極”有什么版本依據(jù)。洪邁卻支支吾吾，拿不出任何依據(jù)，又斷然拒絕修改，竟拂袖而去。朱熹認定這是御用文人的蓄意篡改，又再次發(fā)揚其嫉惡如仇精神，寫了篇《記濂溪傳》對此加以揭露，再次要求《國史》予以修改。《記濂溪傳》傳布后，洪邁始終保持沉默，不敢反駁，所有的修撰者也都保持沉默。直到慶元二年（1196），韓侂胄用事，朱熹被劾落職，旋又被指為偽學逆黨，禁錮在家，幾遭殺身。洪邁感到機會來了，遂開始另一種形式的反擊：在十一月至十二月的44天時間里快速寫成《夷堅志》庚卷，在第十中編造了這個傳聞。洪邁聲稱這則才妓風流艷事是得自“景裴”。景裴就是洪景裴，洪邁的兄弟。用弟弟來為哥哥作證，當然是可靠穩(wěn)妥的。但歷史卻讓其露出編造的痕跡：洪邁把嚴蕊所作的這首《卜算子》，說成是當堂曾給復(fù)查此案的浙東提刑岳霖（字商卿）的。岳霖是岳飛之子，恰與張栻、朱熹相知，信奉理學。作者借此來擴大影響力。實際上，并不存在岳霖在這時接任浙東提刑的事。據(jù)《寶慶續(xù)會稽志》記載，嚴蕊無罪釋放是在十一月初，這時的浙東提刑是張詔，浙西提刑是傅琪，都不是岳霖。浙東提刑張詔釋放嚴蕊，也不過是奉王淮成命履行公事而已，并非對因為這首出色的《卜算子》賞識嚴蕊才華，從而動了惻隱之心而判嚴蕊從良的。再者，這首《卜算子》的真正作者不是嚴蕊，而是唐仲友的表弟高宣教，這在嚴蕊受審時有明確交代。古時的文人常常應(yīng)妓女之請為其寫詩作詞，其中一種是以第一人稱，稱為“代擬體”，宋代一些與歌妓接近的大詞人，如柳永、張先、秦觀、周邦彥等都有許多這樣的作品。高宣教也是一名浮浪子弟，唐仲友交通關(guān)節(jié)、受財納賄的心腹，朱熹在劾狀中屢次提及。這首詞本用在唐仲友欲娶嚴蕊做妾，嚴蕊向其表白愿從良之際，洪邁將其嫁接到岳霖復(fù)審此案時，嚴蕊當堂所作的表白。其中有陳情，但顯得不卑不亢；其中有祈求，但沒有低三下四，嚴蕊不但由此獲得岳霖的賞識和同情，得以解除營籍，而且也變成一位有才華又有風骨的風塵俠女。當時朱熹已被禁錮在家，已經(jīng)失掉任何可以自我辯白的權(quán)利，只能任洪邁等人往頭上潑污水。三年后即去世，更失去澄清事實的可能。隨后經(jīng)過南宋文學家周密在其著名的筆記集《齊東野語》中的一番加工，洪邁的這一編造更加風傳開來，歷史的真相就這樣被謠諑掩埋了。

朱熹在江西婺源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