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丁聰先生的《古趣圖》，有則笑話印象深刻：春秋年間，鄭國的洧河發大水，一個富人不幸溺亡，尸體被打撈上來。富人家得知后，欲贖回尸體，豈料打撈者漫天要價。富人家無奈去找鄧析討主意，鄧析說：“放心吧！對方只能賣給你，何必急著買呢？”這下輪到打撈者犯愁了，也去找鄧析討主意，鄧析又說：“放心吧！對方只能向你買，何必急著賣呢？”

贖尸詭辯（丁聰繪）

　　故事到此為止，結局未詳，但已可想見買賣雙方互不相讓，陷入僵持的情形。那位左右逢源的鄧析，當真是出的好主意，《列子》稱他“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誠非虛語。

　　有難題，找鄧析，似乎是鄭國民間習以為常之事，尤其是遇到訴訟糾紛，更非鄧析莫能解決。而鄧析也有求必應，且明碼收費。《呂氏春秋·離謂》載：鄧析“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大案以長衣衫為酬，小案以短衣褲為報，鄧析這代理訴訟的業務，雖算不上多金，卻著實開了先河，尊他為“千古律師第一人”，應無疑議。

　　鄧析旗幟鮮明地反對“禮治”，主張“事斷于法”，最擅長的便是尋找刑法的種種邏輯漏洞，并由此而創立“刑名之學”。凡他承攬的官司，“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將其“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的詭辯之術發揮到極致，簡直無往而不利。

　　當時鄭國的執政者，是著名的革新派子產，他一改過去“法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觀點，于公元前536年“鑄刑書于鼎”，置之場中，公之于眾。這是中國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比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還要早一個世紀。

鼎刑

　　“鼎刑”的頒布，一石激起千重浪，革新派歡呼鼓舞，保守派勃然大怒，只有另類的鄧析關注的是“鼎刑”本身。他比子產更激進，覺得“鼎刑”仍是禮大于法，許多律條都不夠完善，因據“鼎刑”而私造“竹刑”，將自己對律條的解釋和批駁刻于竹上，竹輕鼎重，竹賤鼎貴，自然傳之廣遠。一時之間，“竹刑”竟而隱隱有凌駕于“鼎刑”之勢，鄭國大亂，民口喧嘩。

竹刑

　　鄧析的攪局讓子產頭痛不已，他似乎天生就是來跟子產作對的，無論子產下達什么政令，他總會想方設法刁難。例如子產下令取締“懸書”，這是一種類似于張貼大字報的民間議政方式，鄧析便發明了“致書”，改張貼大字報為寄送匿名信；子產下令禁止“致書”，鄧析又發明了“倚書”，將匿名信夾帶于他物里傳閱。子產令之無窮，而鄧析應之亦無窮，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不過刁難歸刁難，同屬革新派，子產對鄧析仍心存一份贊賞，這在“不毀鄉校”事件中體現的尤為明顯。鄉校即州立大學，也是鄉人議政之所。有大臣向子產建議廢除鄉校，子產感嘆道：“其所善者，吾則從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不僅沒有廢除鄉校，反而經常派人暗中傾聽。而鄧析正是鄉校里抨擊時政最尖銳最激烈的一個，想必子產偶爾亦會心有戚戚焉。

子產不毀鄉校

　　可惜子產的繼任者駟顓沒有這般雅量，鄧析倒底還是為自己的叛逆付出了血的代價。《左傳·定公九年》載：“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可笑又可悲的是，駟顓加諸于鄧析的罪名正是私造竹刑。殺其人而用其刑，無異于過河拆橋，所以《左傳》的“君子”頗為憤慨，連用《詩經》三篇予以譴責，論斷道：“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駟顓）無以勸能矣。”

　　鄧析之死，令律師這種超前職業曇花一現，終究沒能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發芽。明清時期的訟師，徒具律師之形，而空乏其神。再沒有誰像鄧析那樣，敢于為小民的利益，拿起當權者的武器，針鋒相對地嘲弄當權者，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英國法學家波洛克曾說：“法律雖不能使人人平等，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鄧析作竹刑，以便民為目的，與子產鑄鼎刑可謂殊途同歸，只是走得更遠罷了。或許子產也清楚竹刑比鼎刑更易普及，故而縱然威望受損，也并未追究鄧析私修法典之罪。待到子產逝去，駟顓執政，竹刑取代鼎刑已是大勢所趨。駟顓雖必欲殺鄧析而后快，卻不得不用鄧析之法。鄧析若地下有靈，想必也會笑醒了。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擁有三寸不爛之舌，堪比千乘之師，實乃進身良階。偏偏鄧析全不在乎，寧愿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賺得寥寥幾件衣物。說他是斗士也好，說他是瘋子也罷，他生前是孤零零的一個，即使同時代有圣人老子和孔子，亦絲毫無法理解他；死后他依然是孤零零的一個，靜靜地躺在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深處，似笑非笑，仿佛還在嘲弄這世間的種種不平。

《鄧析子》（明初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