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四六法海》

　　歷代駢文總集，明代王志堅編選。此書標名“四六”，所選不從唐代四六文開始，而從駢散結合的魏晉文開始，是有見識的。此書依據《文選》、《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等書，參以諸家文集及正史、野史所載，選魏晉至元駢文共702篇。唐以前作品居大多數。卷首有自序，論述四六文源流，頗有見地。編選者主張知人論世，“每篇之末，或箋注其本事，或考證其異同，或臚列其始末”，“皆元元本本，語有實征”（《四庫全書總目》）編選者編選此書，“大抵為舉業”（本書《編輯大意》），騷賦沒有選入。正本溯源，略嫌不足。它以體分類，計40類，如“序”體又分有詩文序、宴集序、贈別序等，亦覺瑣碎。

　　清代蔣士銓有《評選四六法海》，自此書中選出262篇，從甲至癸，次為十等。宋人之作入選者寥寥，元人之作則全部刪去，已失原本之舊有明代天啟刊本、《四庫全書》本。

　　王志堅（1576～1633）字弱生，更字淑士，一字聞修，號淑士，江蘇昆山人。萬歷三十八年（1610）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遷員外郎中。暇日，邀同舍郎為讀史社，撰《讀史商語》。遷貴州提學僉事，不赴，乞侍養歸。天啟二年（1622）起督浙江驛傳。奔母喪歸。崇禎四年，復以僉事督湖廣學政，卒于官。

　　王志堅少與李流芳同學，卜居吳門古南園，與流芳、歸昌世并稱“三才子”。肆志為學，兼通內典，詩文法唐、宋。生平作詩甚富，自選止七十余首。編有《四六法海》、《古文瀆編》。

22、《駢體文鈔》

　　歷代學駢文總集，也為歷來最好的駢文選本，清代李兆洛編選。標舉魏晉、六朝宗旨，輯入先秦至隋的作品共31卷。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包括銘、頌、箴、誄、詔、策令、檄移、彈劾等18體，是所謂“廟堂之制，奏進之篇”；中編包括書、論、序、碑記等8體，多屬指事述意之作；下編包括設辭、連珠、箋牘、雜文等5體，多屬緣情托興之作。編者認為，文之起源不分駢散，故主張駢散合一。該書入選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諸葛亮的《出師表》等，便是這一主張的具體體現。書成于嘉慶末年。有嘉慶末唐氏原刻本，《四部備要》譚獻評點本。

　　李兆洛（1769～1841） 清代學者、文學家。字申耆，晚號養一老人，陽湖（今屬江蘇常州市）人。嘉慶十年（1805）進士，選庶吉士，充武英殿協修，改鳳臺知縣；后主講江陰暨陽書院達20年。李兆洛精輿地、考據、訓詁之學。為文主張混合駢、散兩體之長，與桐城派散文立異，是陽湖派代表作家之一。他所作文章，大體上能貫徹自己的主張；對桐城派的姚范、姚鼐兩人，也表示推尊，不持門戶之見。湯成烈《重刊養一齋文集序》評其學：“莫不兼綜百家，鉤稽歷代，研精極慮以出之，凡實事必求其是。”撰有《養一齋文集》20卷，有咸豐二年初刻本，光緒四年重刻本。輯有《皇朝文典》70卷，《大清一統輿地全圖》，《鳳臺縣志》12卷，《地理韻編》21卷，《駢體文鈔》31卷等。

23、《駢文類纂》

　　清末學者王先謙編選。共46卷，共選文1510篇。全書按文體分為15類目，卷首有王先謙所撰長篇序例。序例主要表明選者對駢文和文章學的看法。編者認為自然景物、社會生活是誘發文學創作的動因，不強調儒家的“文以載道”和“義理”，而與袁宏道的“性靈說”相近。指出包括駢文在內的文學創作必須向前人學習，而且駢文也要學習古文創作技巧，不斤斤計較與駢散之爭。王先謙還另編有《十家四六文鈔》。

　　《駢文類纂》有光緒二十八年（1902）思賢書局刊刻

　　王先謙（1842～1917），湖南長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園，學人稱為葵園先生。晚清著名史學家、經學家、訓詁學家。曾任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湖南岳麓、城南書院院長。博覽古今圖籍，研究各朝典章制度。治學重考據、校勘，薈集群言。在任組織學人，集體從事古籍文獻的編校刊印工作。曾校刻《皇清經解續編》，并編有《十朝東華錄》、《續古文辭類纂》、《續古文辭類纂》等。為文遠追韓愈，又以桐城派陽湖派自許；其詩被稱為“得杜之神，運蘇之氣”，“置之清代集中，挺然秀拔”。著有《虛受堂詩文集》。學術著作有《漢書補注》、《后漢書集解》、《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等。

24、《全唐文》《全唐文補遺》

　　清代官修的唐五代的文章總集。由董誥領銜，阮元、徐松等百余名學者參加編纂。歷時六年，嘉慶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共1000卷共收文章18488篇，作者3042人，每一位作者都附有小傳《全唐文》，是有唐一代（包括五代）文章的總集，也是迄今唯一最大的唐文總集。清嘉慶十二年（1807），清宮原藏有陳邦彥編的《唐文》稿本一百六十冊，清仁宗認為它“體例未協，選擇不精”， 于是下令重編。由大學士董誥任總裁。《全唐文》在《唐文》稿本基礎上，用《文苑英華》﹑《唐文粹》等總集補其缺略，又從《永樂大典》輯錄了唐文的單篇殘段，并旁采他書和金石資料編校而成。

　　編次以唐及五代諸帝居首，其次是后妃﹑諸王﹑公主，再次為各朝作者﹑釋道﹑閨秀，宦官﹑四裔附編書末。但該書在編纂﹑考訂上還有不少缺點，包括文章漏收﹑誤收﹑重出，作者弄錯，題目和正文的訛脫，小傳記事不確，采用的書不注出處等等。清勞格和現代學者岑仲勉在讀本書的《札記》中曾舉出上述問題約四五百條。和《全唐詩》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編撰力量。總裁董浩曾任《四庫全書》副總裁，有主編巨書的經驗，故非徒以位高而領銜。先后參與其事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詞章之士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復輩，又有淵博學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這一人員組合，對本書的質量起到了一定的保證作用。加上時當干嘉樸學鼎盛之時，編者又可以充分利用內府圖書，文章本身也不像詩歌那樣流傳多歧而容易以訛傳訛，所以《全唐文》的質量較之《全唐詩》要好得多。

　　該書編成后，即頒發揚州，由督理兩淮鹽政阿克當阿等負責校刻，嘉慶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所謂揚州官本。后來又有廣雅書局翻刻本。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了據原刻本影印的斷句本，附印了清末陸心源的《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是現在通行的比較便于閱讀的本子。

　　董誥（1740～1818），字雅倫，西京，號蔗林，一號柘林，浙江富陽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順天鄉試舉人，二十九年進士，殿試名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為傳臚，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三通館協修，武英殿篡修。散館年改任編修。董誥歷任禮、工、戶、吏、刑各部侍郎，《四庫全書》副總裁，奉命輯《滿洲源流考》，充武英殿總裁，以至文華殿大學士。乾隆四十四年，任軍機大臣，旋任戶部尚書，兩次圖形紫光閣。其時，和珅用事，排除異已。董誥支拄其間，遇事多所救正。及嘉慶這即位后，又襄贊之，卒能殲除巨奸，朝綱不墜。嘉慶二十三年（1818），再次上疏乞休，命以太保大學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劇而卒。嘉慶帝親臨祭奠，賜謚文恭。

25、《全唐文補遺》

　　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的陸心源最早為《全唐文》補遺，所作《唐文拾遺》、《唐文續拾》二書，共補錄3000多篇。二十世紀唐代新出土文獻數量極其豐富，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收錄以墓志為主的唐代文章約5500 篇；吳剛主編《全唐文補遺》，亦是匯編近年來新發現的唐五代人的墓志等資料，共七輯，后附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由三秦出版社2000年出版。陳尚君的《全唐文補編》采輯四部群書、敦煌遺書、石刻文獻、海外漢籍、佛道兩藏，在上述諸書外，輯得唐人文章約7000篇，涉及作家2600多人。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26、《篋中集》

　　唐人詩集名，元結編次，一卷，元結。集其親友沈千遠、趙微明、孟云卿、張彪、王季友等五言古詩共二十四首，命名為《篋中集》。集前有元結于干元三年（760）所作的序。元結主張詩應有規諷寄托，有益政教，故選錄其中以警時人。集中所收，有一些反映現實的詩，體現了他的文學主張，對白居易新樂府有一定的影響。有明汲古閣刻本及近人徐乃昌影宋刻本，附札記一卷。

　　元結（719～772），字次山，河南魯山（今河南魯山縣）人，唐代文學家。少時不羈，十七歲才折節向學，從師于元德秀。天寶十二年（753）舉進士。安史之亂中，史思明攻河陽，肅宗召他進京問策，乃上《時議》三篇，受到賞識，擢為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以討史思明有功，遷監察御史里行，又進水部員外郎。代宗即位，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卒贈禮部侍郎。其詩文注重反映政治現實和社會矛盾，文風力求擺脫六朝以來雕飾華靡的弊病，清淡簡潔，純真自然。唯過于質樸，文采稍遜。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輯有《元次山集》。他還曾編《篋中集》詩選行世。

27、《河岳英靈集》

　　唐代詩歌總集。唐代殷璠編選。此書分上、中、下三卷。《敘》稱“起甲寅（開元二年，714），終癸巳（天寶十二載，753）”，一本誤作“終乙酉（天寶四載）”。它選錄了這個時期自常建至閻防24家詩234首，今本實為228首。在《序》和《集論》中，批判齊梁以來“理則不足，言常有余，都無興象，但貴清綺”的形式主義詩風，力主內容形式并重，聲律風骨兼備。由于選者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藝術鑒賞能力，選錄標準又非常嚴格，因而在唐人編選的唐詩選本中歷來最受重視，影響深遠。

　　書中略仿南朝鐘嶸《詩品》，對入選各家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作簡括的評論，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見為后人所稱述。這種把評和選結合起來，在體例上實屬創舉，為后來許多評選本詩文集的漤觴，但由于此書自序說“分為上下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也都著錄為2卷，而明代毛晉、清代何焯都曾有手校抄本為2卷本，因此也有學者認為今本3卷是后人“推測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并非編者原意（孫毓修《河岳英靈集校文》引黃丕烈說）。

　　《河岳英靈集》有《四部叢刊》影明翻宋本、汲古閣本，通行的為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收入《唐人選唐詩（十種）》中。

???? 殷璠，唐文學家、詩選家，丹陽（今屬江蘇）人。生卒年、字號不詳。書首自題“丹陽進士”，曾出仕，后辭官歸隱，詳情無可考

28、《中興間氣集》

　　唐詩選集。唐代高仲武編選（或誤題孟彥深編選）2卷，選錄肅宗至德初（756）到代宗大歷末（779）20多年間作家作品，計26人，詩130多首。舊史家稱此時為安史亂后之“中興”時期，書名取此。

　　此書大致反映出至德﹑大歷間詩壇的主要面貌。編選者推崇錢起﹑郎士元，把二人列為上﹑下卷之首。所選多為贈別酬和﹑流連光景之作，也有少數反映民生疾苦的篇什。在藝術上追求清逸幽遠之境，體制多為五言。高仲武《自序》中提出“體狀風雅，理致清新”的選取標準，基本符合當時詩風的特點。此書在每家姓氏之后，都有簡短評語，其中不乏精辟見解，但也有品評高下失當之處。鄭谷《讀前集二首》云:“何事后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說他不如殷璠《河岳英靈集》品評公允。陸游也指責他“評品多妄”﹑“議論凡鄙”（《跋中興間氣集》）

　　今存《四部叢刊》影印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附清代何焯據述古堂影宋抄本所作校記。凡刻本原缺高仲武自序及張眾文﹑章八元﹑戴叔倫﹑孟云卿﹑劉灣五人評語，都見于何焯校記。又有明汲古閣刻本等。現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唐人選唐詩（十種）》。

　　高仲武，渤海（今山東省濱州市）人。生卒年﹑字號不詳。

29、《極玄集》

　　唐詩選本，唐代詩人姚合晚年編次，二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為一卷）。選錄王維等二十一位唐代詩人詩百首（今存九十九首）。多為中唐時作品，偏重描寫個人情懷，流連風景，體制多為五言。姚合在自序中說：“此皆詩家射雕手也，合于眾集中更選其極玄者，庶免后來之非”。但選本中無李、杜、元、白、韓、孟、劉、柳這些公認的唐代代表作家。入選詩人，大多附有小傳。后世選集附有小傳，實自此始。

　　有明毛晉汲古閣本。1958年收入中華書局出版《唐人選唐詩（十種）》一書。

　　姚合，陜州硤石人。生卒年不詳，約唐文宗太和中前后在世。唐代詩人。元和十一年（816年）進士。初授武功主簿，人因稱為姚武功。調富平、萬年尉。寶歷中，（826年左右）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出任荊、杭二州刺史。后為給事中，陜、虢觀察使，仕秘書監。詩與賈島齊名，號稱“姚、賈”，其體稱為“武功體”。著有詩集十卷。

30、《又玄集》

　　唐人詩集，晚唐詩人韋莊于光化三年編選，共三卷。自序稱選“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詩三百首。”實收唐詩人杜甫等142家，詩297首。此書所選詩，五、七言古律及歌行均有，所錄釋子詩十家，婦女詩十九家。亦為詩選兼收僧道及女子詩開了先例，其中蜀妓薛陶（濤）詩，即初見于此書。此書在我國早已亡佚，明清人都沒有見過。但在日本卻有流傳。一九五七年，日本京都大學清水茂教授轉贈夏承燾教授江戶（享和三年）昌平坂學問所官版本書影照片一份，夏老即交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于58年影印出版。

　　韋莊（836─910），字端己，杜陵（今中國陜西省長安市附近）人，詩人韋應物的四代孫，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為人疏曠不拘，任性自用。五十九歲登進士第，授校書郎。乾寧四年（897），時年六十二歲，被“宣諭和協使”李洵聘為書記，同至西川，結識了西川節度使王建，回長安后，改任左補闕。天復元年（901）六十六歲，應王建之聘入川為掌書記。天佑四年（907）唐亡，力勸王建稱帝，被任命為宰相，蜀之開國制度多出其手，后終身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七十五歲卒于成都花林坊，謚文靖。韋莊詩詞都很有名，詩有《浣花集》十卷。其詞無專集，散見于《花間集》、《尊前集》和《全唐詩》等總集中。

31、《才調集》

　　唐詩選集。五代后蜀韋縠編選。此書是今存唐人選唐詩中選詩最多最廣的一種。共10卷，每卷100首，共1000首。所選署名詩人180多人，自初唐沈佺期至唐末五代的羅隱等，廣涉僧人婦女及無名氏。韋縠自序其選取標準說：“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斗美。”要求高尚的情韻格調和秾麗的詞采才華，即所謂“才調”。這一選取標準有針對五代粗疏淺陋詩風的用意，《敘》中自稱“因閱李杜集、元白詩”，“遂采摭奧妙”，而書中卻無杜詩，蓋因杜詩沉郁頓挫，高古深厚，與其選錄標準不合。韓愈詩奇崛艱澀，亦所不取；孟郊僅收《古結愛》一首。所選各時期詩作，以晚唐為主，中唐次之，盛唐較少，初唐寥寥。所選詩人，盛唐突出李白，中唐推崇白居易、元稹，晚唐尤以溫庭筠、韋莊、杜牧、李商隱四家詩最多，見出編者旨趣之所在。所取作品雖以秾麗蘊藉的閨情詩為多，但題材亦廣，尚有宦游、邊塞、詠史、懷古、砭時及憂民之作。

　　此書編輯體例不嚴。選錄詩人不按時代編次。同一作者重出頗多，李端甚至三見，賈島同時又收作僧無本。作者舛誤及詞賦入選的現象也存在。但它搜羅廣泛，唐代傳誦的名篇保存頗多，并收有諸家本集散佚之作，都有助于文獻整理校勘。

　　有《四部叢刊》影印述古堂本、汲古閣本等，并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唐人選唐詩（十種）》。另有《二馮評點才調集》10卷，二馮為清初馮舒、馮班，他們推尊溫庭筠、李商隱，藉以指斥明末清初崇尚宋詩之風。乾隆間紀昀有《刪正二馮評點才調集》2卷。

　　韋縠，生卒年、字號及籍貫不詳，曾在后蜀任臨察御史，遷尚書。

32、《唐百家詩選》

　　亦名《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宋朝王安石選。王一生共選輯了兩部詩集，另一部是《四家詩選》，已失傳。這個選本專選名家以外的104位詩人的作品，因此此本沒有選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柳宗元等名家的詩，對于開闊視野很有益處。據卷首王安石自序，王在任度支判官時，同僚宋敏求請他在其家藏的唐詩百馀編中“擇其精者”編選而成。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仁宗慶歷進士。嘉佑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實行變法。因保守派反對，新法遭到阻礙。熙寧七年辭退。次年再相；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世稱荊公，其散文雄健峭拔，舊時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詞雖不多而風格高峻。所著《字說》、《鐘山目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中的《周官新義》殘卷、《老子注》若干條。

33、《唐詩鼓吹》

　　唐代七言律詩選集。傳為金代元好問編選。沈德潛《說詩語》、羅汝懷《七律流別集述意》等對此提出質疑，但無確據。

　　此書命名之由，武一昌以為取自《幽閑鼓吹》一書，《四庫全書總目》以為乃取義于《世說新語·文學》載孫綽語:“《三都》《二京》、《五經》鼓吹”，大約為宣揚推廣之意。書共10卷，選七言律詩近600首，96家。作者大都為中唐晚唐詩人，對許渾、陸龜蒙、杜牧、李商隱、譚用之等作品選錄尤多。入選詩歌多為傷時感懷之作，間有娛情悅志之篇，但風格頗清朗開豁，錢謙益謂此書“主于高華鴻朗，激昂痛快”（《唐詩鼓吹序》），比同時代方回所編律詩選集《瀛奎律髓》取逕較高。但編次較亂，初唐盛唐作家雜編其間，還有宋人摻入，選入宋代胡宿詩23首之多。明代朱紹、朱積依《唐詩鼓吹》體例，編選《鼓吹續編》，選宋元明七律。

　　此書有元代郝天挺注本，至大元年（1308）刊本。另有明代廖文炳注本，名《唐詩鼓吹注解大全》，有明萬歷七年（1579）刊本。清代乾隆時又有《唐詩鼓吹箋注》，為錢朝、王俊臣、王清臣、陸貽典參校本。又有紀昀評本。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興定進士，歷任內鄉令、南陽令、尚書省掾、左司都事、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歸葬故鄉系舟山下山村（今忻縣韓巖村）。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是我國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歷史學家，文壇盟主，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際在文學上承前啟后的橋梁，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詩、文、詞、曲，各體皆工。詩作成就最高，“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續夷堅志》四卷為其筆記小說集，為金代現存的優秀短篇小說。元好問亦是金代文學批評之巨子，仿杜甫《戲為六絕句》體例所寫《論詩絕句三十首》，在文學批評史上影響頗大。晚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遺言往事，多為后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詩學》、《東坡詩雅》、《錦畿》、《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傳世有《遺山先生文集》，編有《中州集》，現有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

34、《唐詩品匯》

　　明代的唐詩選本，影響最大的是高棅《唐詩品匯》和李攀龍《唐詩選》。

　　《唐詩品匯》成書于洪武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初編九十卷，后又補十卷，收681家詩6769首，是一部規模闊大、有獨到見解的大型選本。其中五言古詩二十四卷、七言古詩十三卷、五言絕句八卷（末附六言絕句）、七言絕句十卷、五言律詩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詩九卷。又有唐詩拾遺十卷（分五言古詩二卷、七言古詩一卷、五絕七絕一卷、五律三卷、五言排律二卷、七律一卷）。此書明確將唐詩分為初、盛、中、晚四期，特重盛唐，每種詩體內又分為九格，以初唐為正始，盛唐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余響，方外異人為旁流。其崇尚盛唐、區分流變的意見，為世人指示了學習唐詩的正確途徑，因而獲得廣泛的響應，對明代尊唐詩風影響深遠。在選錄標準上，《唐詩品匯》注重于詩歌的社會功能、思想內容，而不大顧及到詩歌本身的藝術風格特征。它在卷首附有《歷代名士評論》、《詩人爵里詳節》，在卷中引用了一些筆記詩話，對詩歌進行評論箋證，于讀者都有幫助。

　　原有明成化間陳煒刻本，明代汪宗尼、汪季舒、陸允中、張恂等以其訛誤甚多，加以校訂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明汪宗尼本，書后又附一人名索引，是較好的一種。

　　高棅（1350～1423），字彥恢，更名廷禮，與當時林鴻、鄭定、王偁等詩人合稱“閩中十子”。 永樂二年（1404），高棅以布衣薦入京城參與纂修《永樂大典》。高棅任翰林院待詔。永樂六年十二月，《永樂大典》編成，留翰林院，永樂十年升為典籍。永樂二十一年，高棅卒于南京官舍。高棅的詩、書、畫時人稱為“三絕”。書法推崇米芾，山水畫學元人高房山，筆力蒼古，墨氣秀潤，自成一家。詩歌成就最高，尤精于五言古詩，他和林鴻被后人稱為明代閩中詩文的開創者。閩中十子的領袖人物林鴻，倡導嚴羽“四唐之說”，認為“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放學者當以是為楷式”，而高棅也正是在這種時代的氛圍與師友的啟發下，提出了唐代詩歌的“初、盛、中、晚”四段劃分法，并用這種思想為基準，編選了《唐詩品匯》。

　　著有《嘯臺集》二十卷、《木天清氣集》十四卷、《玩宇樓詩文集》、《拾遺》10卷。

35、《唐音統簽》

　　唐五代詩歌總集，明人胡震亨編，是中國古代私人纂輯的一部最大的唐五代詩歌總集。胡本人也為此付出畢生精力。全書凡1033卷，以干支為序，自《甲簽》至《壬簽》，按時代先后輯錄唐及五代的詩作以及詞曲、歌謠、諺語、酒令、占辭等。《癸簽》則包括體裁、法微、評匯、樂通、詁箋、談叢、集錄等部分，為唐詩研究資料匯編。此書對唐詩的源流與變革、體制的形成、風格流派的異同、作家的高下以及有關的知人論世材料，都作了較系統的論述；對常用詞匯的注釋和考訂，唐詩別集、總集、金石著錄、唐詩評論的綜合目錄，也都分門類地作了交代；所引明人詩話，亦有為今日不易得見者，因而又具有文獻價值。此外，書中各家詩人小傳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除新舊《唐書》外，還引用了雜史、筆記、地志、詩話及各家別集的材料，并加以考訂。又采輯了許多詩人的遺聞逸事，附入小注，其中引用的材料大都注明出處，有時還注明編纂時所援用的版本。這些，對唐詩研究都是有用的。《唐音統簽》與清代康熙時所刊印的《全唐詩》有重要關系。《全唐詩》 900卷，就是以《唐音統簽》及季振宜《唐詩》為底本編纂而成的。其中初、盛唐部分主要采用季振宜書的成果，中、晚唐部分則在很多地方吸取了《唐音統簽》的成果。季書中所缺的中、晚唐詩，一般都可在《唐音統簽》得到補充。此外，《全唐詩》所輯錄的散佚詩篇和斷章零句，也多半采自《唐音統簽》。

　　此書編成后，并未能付印，至清初始由其后人印出一部分，歷來通行易見的刻本只有《戊簽》和《癸簽》兩種。多數則以抄本傳世。

　　胡震亨 （1569～1645?），字孝轅，號遁叟，又號赤城山人。浙江海鹽人。萬歷二十五年（1597）舉人，屢試進士不第。歷任固城教諭、合肥知縣、定州知州、職方員外郎，乞歸。晚年家居，藏書萬卷，日夕探討，校讀精勤。著有《赤城山人稿》、《讀書雜記》、《海鹽縣圖經》、《李詩通》、《杜詩通》、《唐音統簽》等。

36、《全唐詩》

　　清朝初曹寅、彭定求等奉敕編纂的唐代詩歌總集，共900卷。康熙為《全唐詩》所作序中，謂全書共“得詩四萬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后人多從其說。近年日本學者平岡武夫編《唐代的詩人》、《唐代的詩篇》，將《全唐詩》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編號作了統計，結論是：該書共收詩四萬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條，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這個數字是相當可靠的。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圣祖玄燁即考慮編纂此書，至四十四年（1705）三月，他第五次南巡至蘇州時，將主持修書的任務交給江寧織造曹寅，并將內府所藏季振宜《唐詩》一部發下，作為校刊底本。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揚州開局修書，參加校刊編修的有賦閑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潘從律、汪士綋，徐樹本、車鼎晉，汪繹、查嗣瑮、俞梅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書即編成奏上。全書以季振宜《唐詩》為主、兼采胡震亨的《唐音統簽》。具體來說，初、盛唐部分以季書為底本，略作增刪校補，即成定本，中，晚唐部分，季書比較單薄，編修諸臣參用胡書作了較大幅度的增補《全唐詩》各集后所附佚句，絕大多數系據胡書移錄。

　　《全唐詩》將有唐一代詩歌匯為一帙，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由于成書倉促，存在問題也很多。其主要有如下數端：一、未及廣檢群書，故缺漏甚多；二、考訂粗疏，多有誤收，今人考訂其誤收他朝詩即達數百首之多，唐人張冠李戴、重收復出之作亦不少，三、小傳較疏舛，作者先后次第亦多混亂；四、諸詩皆不注出處，征引者難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詩題及詩句錯誤較多。

　　該書編成的次年，即由內府精刻行世，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揚州詩局刻本。后又有揚州詩局本，二本皆為一百二十冊，分裝十函。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歸并成三十二卷。1960年，中華書局據揚州詩局本斷句排印，并改正了一些明顯的錯誤。　

　　季振宜（1630～1674），字詵兮，號滄葦，揚州泰興人，為清初著名藏書家，藏書之富，甲于江南。他整理唐詩，始于康熙三年（1664），迄于康熙十二年（1673），歷時十年，始得告成。全書凡七百十七卷，收詩四萬二千九百三十一首，作者一千八百九十五人。所據材料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較充分地利用了其本人所藏的珍本秘籍。據《季滄葦藏書目》載，其所藏宋版唐詩總集、別集，多達一百五十馀種，如宋刻《萬寶詩山》、明抄《詩淵》，皆為罕見的大型類編詩集。在其開始編集后，又得到錢謙益原擬“集成唐人一代之詩”的未完稿。另外，初盛唐部分充分利用了明末黃德水，吳琯《唐詩紀》的成果。具備了這些條件，以季氏的學力，經過十年的反復校訂、廣事補遺，終于編成該書．書成后的次年，季氏即去世。當時書稿未曾付梓，不久即轉入內府。

37、《全唐詩補編》

　　輯補《全唐詩》的著作，以日本上毛河世寧（即市河寬齋）《全唐詩逸》三卷為最早，成書時間約相當我國乾隆時期，凡補詩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條。中華書局本《全唐詩》附于全書之末，今人王重民輯《補全唐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二種，據敦煌遺書補一百七十六首，孫望《全唐詩補逸》二十卷，補詩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二十一卷，補詩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以上四種，由中華書局合編成《全唐詩外編》出版。復旦大學的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對《》做了細致的甄別工作，剔出一些誤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詩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條，詩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加上《全唐詩外編》原有成果，《補編》共收詩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條，約為《全唐詩》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詩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見者九百余位，接近《全唐詩》詩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詩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詩達五萬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計三千零六十條；所涉唐代詩人三千七八百位。這還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長沙唐窯出土瓷器上所題的幾百首唐詩。據悉，“其中不少詩是《全唐詩》中沒有收進去的”。另外，近年尚陸續有一些唐詩補遺之作發表。

　　考訂著作，有劉師培《全唐詩發微》，收入《左庵集》，篇幅不多；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訂正《全唐詩》小傳、篇章等錯誤，甚為精到，收入中華上編版《唐人行第錄》。今人張忱石編《全唐詩作者索引》，中華書局出版，甚便讀者。

38、《唐詩別裁集》

　　唐詩選集，清代沈德潛編選。共20卷，選有作家270余人，詩作1900余首，分體編排。因杜甫《戲為六絕句》中有“別裁偽體親風雅”語，故名“別裁”。 重點選錄王維、李白、杜甫、岑參、韋應物、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大家名家的詩外，也選錄不少小家的作品。由于門庭比較寬廣，能注重到不同時期、不同流派和不同體裁的作品，入選的題材和風格較為豐富多彩，大致反映了唐代詩歌創作的基本面貌。書中還附有簡要的評注，有助于理解詩意。

　　《唐詩別裁集》初刻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增補重刻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有乾隆間刻本和掃葉山房石印本、商務印書館排印本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重刻本加以校勘標點的排印本，較為通行。清人俞汝昌曾撰《唐詩別裁集引典備注》20卷，有道光間刻本。

　　沈德潛介紹見《古詩源》。

39、《唐詩三百首》

　　唐詩選集，清代蘅塘退士選編。蘅塘退士有感于《千家詩》選詩標準不嚴，體裁不備，體例不一，希望以新的選本取而代之，成為合適的、流傳不廢的家塾課本。遂于乾隆二十八年春，與他的繼室夫人徐蘭英開始編選《唐詩三百首》。選詩標準是“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既好又易誦，全書以體裁為經，以時間為緯，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5）編輯完成。其選詩范圍相當廣泛，收錄了77家詩，共311首，在數量以杜甫詩數多，有38首、王維詩29首、李白詩27首、李商隱詩22首。《唐詩三百首》以成功務實的編法、簡易適中的篇幅、通俗大眾的觀點、入選詩歌的精美打動著古往今來的無數讀者，流傳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之說。在眾多的唐詩選本中，以《唐詩三百首》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被中國世界紀錄協會收錄為中國流傳最廣的詩詞選集。它是兒童最成功的啟蒙教材之一，也是了解中國文化的模范讀本，對中國詩歌選編學、中國人的心理構成都有很大的影響。

　　《唐詩三百首》的編選者蘅塘退士（1711～1778），原名孫洙，字臨西，江蘇無錫人。他自幼家貧，性敏好學，寒冬臘月讀書時，常握一木，謂木能生火可敵寒。乾隆九年（1745）他考中順天舉人，授景山官學教習，出任上元縣教諭。乾隆十六年（1752）他得中進士，歷任盧龍、大城知縣。后遭人讒陷罷官，平復后任山東鄒平知縣。乾隆二十五年（1761）、二十七年（1763）兩次主持鄉試，推掖名士。他為官清廉，又勤勉好學，書似歐陽詢，詩宗杜工部，著有《蘅塘漫稿》。

40、《唐賢三味集》

　　《唐賢三味集》共三卷，收錄唐代４２位詩人４４０首詩。是王士禎為了糾正明代以來學盛唐者一味追求“高華壯麗”而流于膚廓，不能得盛唐真面目的弊端，倡導神韻之說而選編的。

　　王士禎（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人稱王漁洋，新城（今山東桓臺縣）人。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晉，為明朝河南省布政使。順治七年（1650），士禎應童子試，連得縣、府、道第一，順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進士，文名漸著。順治十六年（1659），任揚州推官，“晝了公事，夜接詞人”，康熙十七年（1678），受到康熙帝召見，轉侍讀，入值南書房。升禮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書。不久，因受王五案牽連，被以“瞻循”罪革職回鄉。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眷念舊臣，特詔官復原職，因避雍正諱，改名士正。乾隆賜名士禎，謚文簡。王士禎為清初一代宗匠，詩與朱彝尊并稱。康熙時繼錢謙益而主盟詩壇。論詩創神韻說。早年詩作清麗澄淡，中年以后轉為蒼勁。擅長各體，尤工七絕。但未能擺脫明七子摹古余習。一生著述達500余種，作詩4000余首，主要有《漁洋山人精華錄》、《蠶尾集》、雜俎類筆記《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漁洋文略》、《漁洋詩集》、《帶經堂集》、《感舊集》、《五代詩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