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歷史進程

　　自明末清初以來，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后，由于中國國內的原因和東南亞對勞動力的大量需要，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出現了持續向東南亞國家移民的浪潮。從1801年到1900年的一百年間，移居東南亞海島地區的華人將近200萬人。大批中國居民移居東南亞，不僅對東南亞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而且隨著華人社會的發展、華文教育的興起，東南亞的漢學教育和研究也勃然興起。新加坡地處馬六甲海峽咽喉之處，對外交通、交往極為發達，與中國聯系也最為密切，是當時東南亞地區華人最為集中、華人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華人移民要占到總人口的76.3%。這里也是中國近代學人到達最多的城市之一。因此，漢文化在東南亞的流播，肇始和興盛于新加坡。近百年來漢文化在新加坡發生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萌發期（16世紀末—19世紀中葉）主要是西方傳教士在新加坡從事的漢文化傳播

　　近代以來，最先到達東南亞地區的西方列強，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們對漢文化的興趣，是以搜集情報和了解情況為主，為其殖民主義服務，還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教育和傳播。真正開始關注漢文化的是英國人。1840年前中國海禁未開，英國在中國還沒有一塊立足之地，英占馬六甲和新加坡于是就成為英國人了解、研究中國情況的兩個重要基地。同時，由于英國資本主義在發展水平上已遠遠高于葡、西、荷等國，英國人在東南亞開展的“中國研究”，水平上也更上一層樓。他們開辦近代學校，設計并實踐西方人學習中國語文的體系，培養準備將來進入中國的漢語人才；創辦中文報刊雜志，擴大社會影響。在漢文化的研究傳播中，信奉新教的倫敦教派傳教士起了主要的作用。其先驅人物是1807年到達中國廣州、后來長期活動于中國和東南亞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馬禮遜之后則有米憐（WilliamMilne，1785-1822）、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吉德（1799～1843）、柯大衛（？～1828 ）、戴爾（1804～1843）等。這些傳教士在東南亞的主要活動中心是馬六甲、巴達維亞和新加坡。在漢文化傳播上主要作了以下幾件事：

　　一是建立英華書院，培養漢學人才。馬禮遜和米憐策劃在馬六甲開辦英華書院時，就提出“造就歐人學習中國語言及中國文字”。凡歐美教會教友、傳教士、商行人員或附有領事介紹者，均可申請入學。這一設想得到倫敦傳教會在經濟上的支持。該學院1818年11月舉行奠基典禮， 1819年正式招生，當年僅招1人），但到1837年學生數已達70人。1820年建成一幢三層樓的學院大樓，占地面積為3060平方英尺。學院圖書館在1823年已有中文圖書2850卷，博物館藏有中國書畫、地圖、青銅器、瓷器等。馬禮遜在1831年曾自豪地說：“這是英國治域內唯一正規的教授中文的學校──即使在英格蘭，也尚無教授中文的學校。”他宣稱，英華書院的直接目的，是溝通英國和采用漢字的國家的“文學上的聯系”，而其最終目的是“把科學和福音之光”傳播到亞洲東部[1]。書院于1843年遷到香港，后并入馬禮遜學院。英華書院在東南亞雖僅存25年，但它培養了一批粗通西學的華人和初通中文并了解中國文化的西人，其中也不乏后來在中西關系中發揮作用的人物。它的中文學習體系較之英國牛津大學（1876年開設）、倫敦大學（1877年開設）、劍橋大學（1888年開設），還要早半個世紀。因此，無論在漢學史上還是東西文化交流史上，英華學院都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

　　二是創辦中文報刊。這批英國傳教士在東南亞辦報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宣傳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但這些報刊反映了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以及對漢文化的理解，對中西文化的溝通也起了橋梁作用。這些中文報刊中最早的，是米憐于1815年在馬六甲創辦的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為了易于使華人接受，該刊的文章“廣泛引用孔孟語錄和儒家經典中的語言，以詮釋教督教義，還通過中國民間故事傳說來闡述基督教義。”[2]1822年米憐去世后該刊停刊，但不久麥都思又在巴達維亞創辦了《特攝選要每月統記傳》。該刊保持了《察世俗》的特色，刊物的封面引用孔子的話，“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特攝選要每月統計傳》從1823年到1826年，先后辦了3年。《特攝選要》停刊后，吉德在1828年又創辦一份新的中文周刊，而且突破了《察世俗》和《特攝選要》等刊的宗教性質，以新聞為主要內容。吉德后來曾出任“英華學院”的院長。在辦這些中文報刊的基礎上，郭實臘于1833年8月1日在廣州創辦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這是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但到1837年，該刊在廣州已無法再辦下去，于是遷至新加坡出版，成為在東南亞出版的第四份、新加坡第一份中文報刊，一直出版到1838年[3]。東南亞傳教士創辦這些中文報刊，為了吸引中國讀者和東南亞的華人讀者，大量引用中國古代經典特別是孔子的語錄，刊登了一些中國古典詩詞，如李白與蘇軾的詩。這些都反映了辦報的傳教士對中國民情、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的認識，也就是他們的“漢學研究”所達到的水平。這些孔子語錄的刊用、李白等人詩歌的選登，以及辦報人用儒家思想去解釋基督教義等，在客觀上也向懂得中文的西方讀者介紹了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因此，這些報刊無論在東南亞漢學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鴉片戰爭后，英國侵占香港，同時獲得五口通商的權利，可以直接進入中國。在東南亞的各殖民地就失去了其作為英國了解中國情況和對中國開展傳教活動基地的作用。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和漢學傳播者使命則改由中國學者和新馬當地的華人來充當。

　　（二）開創確立期（19世紀中葉—1942年2月二戰前）華人開始在新加坡傳播漢學

　　這主要表現在主持、主導漢文化教育和傳播的身份轉換——由外國傳教士轉為中國和當地的華人官員學者，以及華文學校的大量興辦并完成了由私塾向新式學校的過渡等三個方面：

　　第一，當中國大門被打開后，英法等國傳教士無需再以東南亞為跳板，可以直接去中國傳播福音和接觸漢文化后，中國一批官員學者來到東南亞新馬地區，從事漢學教育和漢文化主持與傳播。首先充當此任的是左秉隆。左秉隆（1850—1924） 廣州人，12歲開始學習古文詩賦，15歲入廣州同文館。后任駐英公使曾紀澤的翻譯官。1881年九月，左秉隆出任中國直接派遣的住新加坡第一任領事。在此之前，新加坡雖已有崇文閣（創辦于1849年）、萃英書院（1854）等學校，教導學生“讀孔孟之書，究洛閩之奧”，但當地華人總體文化水平較低，讀書人亦處于群龍無首狀態。左秉隆蒞任后，情形才逐漸改變。左秉隆到任后，一方面既倡辦義塾，一方面又倡設文會，以振興華人文教為己任。在他的推動下，前后創辦的義塾有培蘭書室、毓蘭書室、樂英書室、養正書室等。他提又倡設文會。在他的推動下，前后設立的文會有會賢社、會吟社、雄辯會等等。除了雄辯會以海外僑生為對象外，其余的都以振興華人文教為目標。尤其是會賢社，活動最多，每月都有“月課”，由左秉隆出題課士。題目大多與儒家思想有關，有的直接出自“四書”，也有評論中國歷史人物的，如“武侯論”等。左秉隆還將自己的薪俸捐作獎學金，并經常親自評改學生的課藝，直至深夜。他還選拔了一批學生到中國廣州留學，當中就有后來獨捐120萬元興辦南洋大學的企業家李光前。 會賢社的活動對于當地士子研讀儒家經典、普及儒學和中華傳統文化很大的組織和推動作用。在他的倡導下，新加坡已“稍稍有文風矣”， 因此他有“海表文宗”的美譽，新加坡著名學者陳育菘甚至將他的新加坡之行，比之于“韓（愈）之于潮，蘇（軾）之于瓊，朱（熹）之于璋”。

　　左秉隆在任十年后，于1891年卸職回國，由黃遵憲接替。黃遵憲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一位杰出詩人，也是晚清維新變法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在新加坡擔任總領事的三年內，也致力于提倡華人文教。就職伊始，既著手重組左秉隆離任之后宣告解散的會賢社，取《莊子》 “鵬之之徙于南溟，……而今后仍將南圖”之意，更名為“圖南社”，親任圖南社督學，每月出題課士，并且捐出餉銀，以資獎勵。此外，他還經常親自批閱文稿，決定等級。根據現存二十五期課榜名錄估計，從1891年到1894年，呈交課卷的士子可能也有千余人；而參與月課的人數，比會賢社時期可能更多。《叻報》曾報導說：圖南社成立一年后，“每課收卷至百余本，其拔取前茅者，粵之《中西報》，上海之《滬報》，輾轉鈔刻，互相傳誦，南洋文明，于茲益盛”。當黃遵憲離職回國時，當地士子除了贈以萬民傘、德政牌之外，還在送行詩中將他比作韓愈。

　　左秉隆、黃遵憲是從中國南來的士人，對華人文教作出貢獻的當地知識份子，則有辜鴻銘、林文慶和丘菽園等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更能代表新馬的華文教育和漢學成果。

　　林文慶（1869～1957），祖籍福建海澄，出生于檳榔嶼，后移居新加坡。先后入新加坡萊弗士學院和英國愛丁堡大學，兼通中西文化。1900年初，康有為避居新加坡，他深受其影響，開始學習華語，研讀古文；嗣又發起剪辮、禁煙運動。繼而遍游馬來亞各埠，提倡興學，宣揚孔教。同時把中國典籍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傳播中華文化。在1891～1915年間，他在《海峽華人雜志》等刊物上，用英文發表了多篇有關儒學的論文，如《儒家對人性的看法》、《儒家的宇宙論和上帝觀》、《儒家倫理的基礎》、《儒家的國家觀念》、《儒家在遠東》等，1929年，他又完成了屈原《離騷》的英譯。這批論文和譯著，反映新加坡學者對儒學的認識，也代表著這批學者的漢學研究水平。[4]1921至1937年，出任廈門大學校長。

　　丘菽園（1873—1941）出生于福建海澄，八歲隨父來新加坡。以父經商致富，得承鉅大家業，遂在當地定居，二十一歲參加鄉試中舉。是二十世紀前期新加坡的著名報人和詩人。他以“能將文化開南島”自許，以在新加坡傳播中華文化為己任， 同林文慶等人一起提出在新加坡建孔廟、設學堂、復興儒學。在1896年和1897年“連歲創立麗澤、樂群兩社，慨輸巨金，月課時務策論，宏獎及于辭賦”，推動了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發展和漢學的普及，產生了“群島風動，雅俗丕變”的效應。中日甲午戰后，康、梁倡導維新，他曾深表欽佩，于1898年創辦《天南新報》，自任總理（即社長）兼總主筆，鼓吹改革，并大量刊登了在新加坡復興儒學的言論和宣傳儒家思想的文章。1897年前后，丘菽園與臺灣詩人及抗日志士丘逢甲開始詩文論交，成為至好。《天南新報》創辦半個月后，丘逢甲的詩文就開始在《天南新報》陸續刊登，其《星洲宜建孔子廟及大學堂》，以及廣東學者王曉滄的《勸星洲粵鄉人合建孔子廟及大學堂》兩文，一時“造成了頗大的震撼”， 在殖民統治下的東南亞掀起一股 “儒學熱”，激起了復興中華之學、尋找文化之根的熱潮。丘菽園漢學著述非常豐富，已刻著作包括《菽園贅談》，《五百石洞天揮塵》，《贅談拾遺》等等，總共二十二卷；已刻詩集包括《嘯虹生詩鈔》等，總共二十七卷；并曾編訂西詩中譯《海叟韻辭》一冊。如此著述成績，在戰前當地學人中實屬罕見。

　　辜鴻銘，祖籍福建廈門，出生于檳榔嶼。幼年留學英、德，嗣又游歷法、意諸國。1880年回到馬來亞，隨即奉派到新加坡政府部門工作。在這期間，他結識了馬建忠，接觸到中國文化，聽從馬的勸告，辭去公務員職務，閉門研讀中國經籍。中法戰爭爆發之后（1885），應張之洞之邀，任其幕僚，辦理外交事務。此后二十多年，一直追隨張氏左右，歷任外務部員外郎、郎中、左丞。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時，聘為英文教授。晚年曾到日本，講授東方文化。作為出身于英校的一位僑生，卻醉心于鉆研中國學術，并且鍥而不舍，這種精神，對當地漢學研究的倡導，也是有啟迪作用的。

　　被譽為“華人馬來語之父”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李金福（1853～1912），對新加坡漢學的貢獻則在中國古代典籍和小說的翻譯方面。他的《至圣孔夫子傳》是第一部用馬來文撰寫的介紹孔子的專著，1897年在雅加達出版后，多次重版。他還同人合譯了《孝經》。繼之而起的郭德懷（1886～1951）用馬來文翻譯了《大學》、《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師孔夫子》、《老子及其學說》、《莊子及其學說》等。由于這批中國和當地學者的努力，新加坡華文教育和漢學研究的展開，開始進入一個興起和確立的新時期。

　　第二，二次大戰以前，在新加坡傳播漢文化的第二個重要渠道就是創辦華文報刊。新加坡第一份華文日報叫《叻報》，主筆是葉季允。葉季允（1859一1921）名憋斌，字季允，號永翁.，筆名恨噩生。原籍安徽，少時移居廣東喬禺。幼年受私塾教育，長于金石、詩文，且通醫術。年輕時任香港《中外新報》編輯。1881年赴新加坡出任《叻報》主筆。當年9月左秉隆出任新加坡領事，12月《叻報》創刊。《叻報》從1881年創刊到1932年停辦，歷時五十二載，是二戰前報齡最長的一份華文日報。葉季允主持《叻報》長達四十一年，號稱“南洋第一報人”。來新之后，他也以振興華人文教為己任，除在報上發表文章作品，宣揚誠實、志學、交友、報恩、禁賭、戒煙等華人傳統價值觀念之外，還支持創辦義塾和設立文會。由他主持的《叻報》，對會賢社等文化團體的活動，總是做詳細的報導，并等登載許多優越的月課課卷，對華人文教的推動，功績卓著。

　　《叻報》之后不久，林衡南創辦的《星報》（1890-1898），丘菽園創辦的《天南新報》（1898-1905）相繼出版。在此后三十年里，陸續有林文慶創辦的《日新報》（1899-1901），陳楚楠等人創辦的《圖南日報》（1904-1906），孫中山創辦的《中興日報》（1907-1910），黃吉辰等人創辦的《南僑日報》（1911-1914），陳聲政等人創辦的《國民日報》（1914-1919），陳家庚創辦的《南洋商報》（1923-1983），胡文虎創辦的《星洲日報》（1929-1983）等。根據統計，從1881年到1941年這六十年里，在新馬創刊的華文報紙約有七十種，華文刊物（包括期刊和非期刊），大約有三百種。這些華文報刊，從不同的角度上，記載了當地人民，尤其是華族人民的歷史活動。他們不但提供了研究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第一手資料，而且登載了難以數計的，以華人的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歷史、文化等等社會意識形態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對中華傳統價值觀的推廣與普及，對漢學研究的倡導，也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二次大戰以前，在新加坡傳播漢文化的第三個重要渠道是華文學校的大量興辦，并完成了由私塾向新式學校的過渡。如果說第一和第二兩點是少數中國和新加坡當地華人精英的前導行為的話，后者則是基礎和主體，更是新加坡漢文化的興起和確立的主要標志。

　　可以這樣說，華文教育與新加坡華僑的移民，幾乎是同時進行的。1819年新加坡開埠時，據說全島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人；華人約占五分之一。開埠后華人紛紛前來，到了年底，就已有三間采用閩語或粵語作為教學媒介的私塾。當時的華人私塾教育與外國傳教士的漢學研究和華文教育是同時存在、并在殖民地當局的排擠下頑強生存和發展的。據德國傳教士G·H·湯姆生的報告：1829年在新加坡就有3所華文學校：“一所廣府人學校位于甘榜戈蘭，另一所廣府人學校在北京街，一建人學校也位于北京街”[5]。繼后，左秉隆、黃遵憲相繼擔任新加坡坡總領事，他們致力于華僑社區傳播中華文化，鼓勵創辦義塾，促進了新加坡華僑私塾教育的發展。福建幫首領陳金聲于1849年在新加坡創建的崇文閣學堂在當時影響最大。1854年，陳金聲又與陳振生，楊佛生等12人，合捐創辦了著名的“萃英書院”。[6]據英殖民當局的統計，截至1885年，新加坡共有51所私塾學堂。[7]但當時的私塾學堂.，大多附設干華人廟宇、宗祠、會館的建筑物內，規模小，設備簡陋，學生數十名，教授傳統儒學的《四書》、《五經》、《三字經》、《千字文》等，教師亦是從國內聘請的科舉落第者，教學采用方言講授.。無論從規模或效果來看，要推動新加坡漢文化的普及還需改變教育體制。

　　20世紀初，新、馬華僑社區現代華文學校開始出現，這直接受中國國內教育制度改革的影響和推動。甲午戰敗后，清政府中一些有識之士，逐漸愈識到現代教育對富國強民的重要性。1901年張之洞等一批朝廷要員上書要求廢除科舉實行現代教育。在各種因素的促使下，清政府于1901年下達詔令，要求各級政府設式學堂。1902年頒布《欲定學堂章程》，并支持海外華埠創辦華文學校，甚至將此使命賦于當時的使領和派出考察的使臣們。例如，檳榔嶼當地華商胡國廉、謝榮光捐資于1904年創建的第一間新式學校中華學堂，即受到擔任駐地副領事張振勛的贊揚，將一塊御賜匾額“聲教里南”懸掛于中華學堂之上，并轉交清廷贈送的一套《古今圖書集成》。隨后他又發動當地僑商捐款.，為中華學堂建造新校舍。戊戌變法失敗后，維新派領袖康有為抵達新加坡，鼓吹弘揚中華文化，提倡在華社建式學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南洋進行革命活動時，也號召創建現代華校，組織報社，開發民智，培養人才。在上述新思想、新潮流的激勵和影響下，.新、馬地區的華人教育由私塾向開始向新式學校轉型，一批由幫會會館創辦的現代華文學校在新加坡開始涌現。

　　新加坡第一所采行近代學制的華文小學，是1905年陳楚楠等人發起設立的養正學堂（后來改稱崇正學校）[8]。它的創立，標志著現代華文學校在新加坡正式誕生，對當地華僑地緣會館創辦現代華文學校.產生極大的影響。接著下來，大約二十年里，另十多所華文小學：養正（原名廣肇學堂）、應新、啟發、端蒙、道南、育英、中華、愛同、崇福、崇本、南華、南洋、工商等等相繼創建。“五四”運動的前一年，第一所華文中學（華僑）設立了。二次大戰爆發以前，另外三所華文小學（南中、公教、中正）也接著開辦。

　　華文小學的大量出現，勢必要求興辦更高一級的華校—華文中學。早在1913年，陳嘉庚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建議籌辦一所華文中學解決華僑子女小學畢業后的繼續升造要求，陸續得到很多社團的響應和支持。1919年3月21日，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正式開學。其校長和教師均從中國聘請，教學不再用方言改用國語（漢語普通話）授課。這是東南亞華僑第一所跨幫系的華文中學。亦是新、馬華校發展的里程碑，當時被南洋華僑視為最高學府。從此以后，南亞各地不但華文小學更加發展，中等專業學校亦相繼設立。1939年春，在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的倡議下，新加坡福建會館創辦了水產航海學校；鑒于南洋華校缺乏師資來源，1941年2月，陳嘉庚又籌建了華僑師范學校。當時英國殖民當局對新加坡幾個主要種族文化的態度是：對馬來文基本政策是扶植，對印度文是協助，對華文則是利用和限制。華人社團興辦的學校負起培育大多數華僑居民的重任，極大減輕殖民政府教育負擔，正如檳榔嶼開埠者萊特在給上司的報告中說： “他們是東方民族中唯一不用政府開支和特別的費用就能增加收入是民族，獲得他們是非常有用的”。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中的婚姻、家庭形式和儒家的倫理觀念，對華人社會乃至整個新加坡社會的穩定都起很大的作用；中國儒道釋合流的文化傳統，對華人與其它民族和睦共處和社會穩定也作用至大。但另一方面華文學校的迅速發展，勢頭強勁，又引起英殖民當局的戒備，采取種種措施加以限制：1920年頒布學校注冊法令，規定華文學校必須到殖民當局注冊，教科書必須經殖民當局審查，學校的監理員、董事和教師亦均須注冊，領照。凡違背規定釣，當局隨時可以封閉。“注冊條例”一出籠，便遭到華僑社會的強烈反對，一些華僑知名人士，奮起向英殖民當局提出抗議和交涉。但殖民當局拒不撤銷“注冊條例”反而實行打壓，多名著名僑領和知名人士，被無理遣送出境，華僑學務總會也被迫解散。與此同時，英殖民當局又頒布了注冊學校津貼條例，以微量的經費補助金為誘餌，企圖把華校納人其殖民統治體制的軌道。多數華校寧愿向華僑實業界自籌經費，克服困難，維護自身的獨文性，也決不接受當津貼。有些學校雖然接受了津貼，但未完全接受殖民當局的無理束縛。新加坡的華文學校，就是在和殖民當局利用和限制的斗爭中得到發展的。根據統計，1929年新加坡華校共有204間，學生14531名，教師636名。1938年，華校增至329所學生28411名，教師1295名。到1940年，當地華文中小學校，多達351所。[9]這些華文學校，不但對華人語文知識的傳授和華人文化傳統的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為漢學研究在二次大戰以后的開展，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三）中斷和恢復繁榮期（1942——1965），從二戰中新加坡淪陷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

　　這一時段新加坡的漢文化傳播可以說是大起大落：在日本占領軍統治的三年半時間內，華文教育幾乎完全停頓。二戰后，華文學校、華人報刊不僅紛紛復辦、創辦，而且進入新加坡漢文化傳播史上最繁榮時期。

　　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領，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三年多時間內，華文報刊被禁止出版，華文學校被勒令關閉，凡是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不論是新聞工作者，或者是教育工作者，不是被殺害，就是被監禁。不然，就是潛入地下，參加抗日工作；或者銷聲匿跡，暫且避避風頭。在華人文教遭受摧殘的情形底下，是沒有什么漢文化傳播和漢學研究可言。所以整個淪陷時期，是漢學研究完全停頓的階段。直至二戰結束后，新加坡的漢文化傳播才獲重生。

　　二戰后，新加坡出現了華人力量的勃興，其原因與多種因素交互作用有關：中國作為四大國之一的戰勝國國際威望大漲，馬來西亞的英軍則因在二戰中投降日本而威信大降；一些華僑亦因參加保衛新加坡的戰斗威望很高，促使華人的中華意識和參政意識極大增強。加上戰后反殖民運動的興起，新加坡華人和其它民族登上政治舞臺向英國殖民者叫板，最后促成了1959年的自治和1965年的建國，都使在新加坡人口最多的華人成了當地社會最有生氣也最強大的一股力量。飲水思源，中華文化自然也受到推崇和升至主體位置。二戰期間，新加坡的華僑、華人損失慘重的。華文學校所受的破壞也十分嚴重。華文學校從恢復發展到創辦新校，直至形成華人文教繁榮旺盛的嶄新氣象，新加坡的福建、安溪、溫州、漳州、晉江、番禺、三和、潮州等華人會館，起了關鍵作用。這些地緣會館利用鄉土優勢和廣泛的人脈，為華校籌措校舍、募集經費、獎助學子乃至規劃調整學校布局，起到提供師資、生員、校舍，保證經費和把握辦學方向等多重作用。許多會館還設有教育科（或股），負責對所屬華校的校務管理和督辦。.抗戰勝利后，鑒于“華校復辦者寥寥，眾多兒童，失學流蕩，民族文化前途可虞”的現狀，新加坡的福建會館于1945年底，采取文藝義演義賣等方式，多方籌募教育經費。“陳嘉庚本人帶頭買名譽券一張，銀一萬元，以資提倡”。經過福建會館多方努力籌措，終于把二戰中停辦的南僑師范學校，改名為新加坡南僑女子中學，1947年3月開學。1946年，兩廣地區的三和會館創辦了三和學校。同年，福州會館的三山學校復辦；番禺會館于1947年創辦番禺學校；溫州會館于1947年接辦南洋華僑學校；晉江會館于1947年創辦晉江學校；漳州會館于1949年創辦道南學校；潮州會館于1953年創辦潮陽學校。1954年，福建會館獲李光前基金會鼎力捐助，又創辦了一所小學，命名“光前學校”（后因李光前力辭，改名光華學校）。1955年安溪會館為其主辦的15所學校募得4萬余元經費（當時是個巨大數目），轟動了新加坡，在新加坡華文“教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10]

　　地緣會館大多設有教育基金和獎助學金，每年頒發一次。這對華文學校培育人才又是一個有力的支持。會館之間還根據需要和分布，對華文學校進行布局調整。以1952年與1941年相比較，新加坡的華文學校由370所減至279所，但學生人數則由3.7萬多人增加到7.4萬多人。有的華校還建有大禮堂、科學館、圖書館、理化實驗室、各種球類運動場等，達到了新加坡華文教育史上最繁榮的時期。這批華文學校將悠久的中華文化系統地傳授給新加坡華族中年輕的一代，薪火相傳，增強了新加坡華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對新加坡華族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

　　戰后新加坡華人會館另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參與創辦華文大專院校。為了解決華族子弟繼續深造，以及培養緊缺的華文中小學校師資和高級技術人才，急待創辦一所華文大學，以滿足華族社會的迫切需要。1951年1月16日，福建會館召開第十屆第三次執監委員聯席會議。陳六使主席提出為維護中華文化創辦一所華文大學，并帶頭捐資500萬元作為首倡，福建會館宣布捐贈500（實際為523）英畝土地，作為興建大學的校舍。1953年2月10新、馬297個華人社團代表在新加坡聚會，推舉中華總商會、廣東會館等12個華人社團組成“南洋大學”籌備委員會，公推陳六使為主席。同年7月26日破土動工。1956年3月15日正式開學，首屆錄取考生600名。南大在開辦初期僅設9個系，至1965年增至15個系。在校學生數1965增至2126人。中國語言文學系從1972年起，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在系里從事漢學教學和漢學研究的學術人員，前后約有六十多位。1980年，南洋大學并入新加坡大學。從1959年至1980年并入新加坡大學這二十年多間，從南洋大學畢業的人數約1.2萬名，大約是同期新加坡各大學畢業生總數的一半。中國語言文學系一共培養了1300多名各級學位的畢業生，其中普通學士1212名，榮譽學士124名，碩士20名，博士4名。這些畢業生分布在東南亞、澳洲、美國、大和香港等地的大學、學術機構和企業中工作，不少人還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政府機構、政黨、以及企業中擔任了骨干或是領導職務，為當地的建設和文化教育的發展，為促進亞洲地區的穩定繁榮作出了貢獻。

　　新加坡另一所華人會館創辦的大學，是由潮州會館原義安公司于1963年獨資創辦義安學院。義安學院開辦時，設文理商4年制學位課程.，兩年后學生人數已逾千名。學院采用美式四年學制。中國語言文學系招收日間班和夜間班學生。首三屆畢生生共有444名。1967年由政府接收改為公立，第二年改名為義安工藝學院，成為新加坡第一所工程學院，著重培養當地急需的工商技術人才。前后五年，中國語言文學系一共培養了大約二百名普通學位畢業生；曾經在系里從事漢學教學和漢學研究的學術人員，前后有九位。[11]。

　　第四，新加坡的學術團體對漢文化的推展與漢學研究的開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它們出版的學術性期刊，是漢學研究成果的另一重要發表園地。在這一時段的漢學教育和研究刊物中，歷史最悠久的是《南洋學報》，由南洋學會于1940年創，二戰中停刊，戰后復刊，刊登華文教育及相關資訊，兼收漢學各類論文。影響較大的還有華校教師總會創辦的《教育年刊》（1962-1966），中國學會的《中國學會年刊》（1949-1971）等

　　這個時段漢文化教育和研究的代表人物有盧紹儀和李過。

　　盧紹儀（1920—1980）又名苗秀，廣東三水籍人，生于新加坡。著名作家。筆名有文之流、聞人俊、軍笳、夏盈、苗毅等。苗秀自小受英文教育，從未就讀華校，但通過勤奮自學，17歲便用華文在郁達夫主編的《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星光書報》上發表短篇作品，甚得郁的賞識并加以指導，因此他的文學創作創作深受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苗秀曾任銀行文員、《星洲日報》翻譯、《晨星》文藝副刊主編、南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新加坡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熱心傳播中華文化，著有《馬華文學史話》，還參與《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的編輯工作。其文學創作有短篇小說集《離愁》、《第十六個》、《邊鼓》等；中篇小說《新加坡屋檐下》、《年代和青春》、《小城憂郁》；長篇小說《火浪》《殘夜行》等；散文集《文學與生活》。1970年，他的長篇小說《殘夜行》獲得新加坡書籍獎，并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71年獲新加坡共和國服務勛章。

　　李過則是新加坡本土作家。1929年出生于馬來西亞的柔佛州。原名李再今，又名辛見。畢業于新加坡師范學院，曾任中小學教員。1957年開始文學創作。他對新加坡華文文學的貢獻在于他用文學的形式再現了華僑先輩在南洋艱苦創業的歷史，詠歌了他們的堅韌、團結和忠誠，也表現了他們的痛苦和反抗。他的處女作中篇小說《大港》（1959）描寫了華僑先輩漂泊異鄉辛苦勞作乃至獻出生命的海外經歷；第二部中篇小說《新墾地》（1960）則描寫勞工們所受的壓迫和他們的反抗；1961年12月出版的長篇小說《浮動地獄》以史詩般的結構記述了華僑開發和建設南洋的歷史。這個時段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投資》（1962）、《彷徨后的抉擇》（1963）、《真正的愛情》（1968）也都反映類似的題材。

　　（四）重新定位與復振期（1965—2010）1965年新加坡獨立后到21世紀今天

　　1959年新加坡取得內部自治，人民行動黨開始執政；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獨立國家。新加坡自治尤其是獨立后，華文教育又經歷一個從跌落到繁榮這樣一個大起大落過程。但這已不是二戰到二戰后那種起落的簡單重復：這個跌落是新加坡政府既定國策的必然結果，也是世界上受漢學影響較深的國家如日韓的共同趨勢；這個復振也不再是一枝獨大，而始終處于新加坡主流文化的輔助和配角地位。這也是我們在世界上傳播漢學、宣揚中國傳統文化必須清醒加以認識的客觀實際。

　　新加坡自治尤其是獨立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華文教育經歷了一個低潮過程，表現為“兩大滑坡”：一是生員大滑坡。二戰后到五十年代，華校生數量最大。1934新加坡每所華校的學生數平均為62人，到1953年增至290人。1949年華校學生數超過500人的有35所，超過1000人的有16所，超過1500人的有7所，超過2000人的有2所。1952年華校在校學生數達7.4萬人。[12]。新加坡自治后，由于戰后出生率大增，華校的班級和學生絕對量雖有所增長，但和其它母語學校的相對量卻直線下降，到八十年代初，絕大多數華語小學已招不到一年級新生。據統計：1979年，新加坡英語小學新生人學率占全國總數的90.9%，華校只占8.9%，到1984年更降至0.7%，而英校則增至99.3%”[13]。二是華文教學地位大滑坡。獨立之前，漢語為華校唯一教學語言。獨立后第二年1966，新加坡教育部年即實行雙語制，規定母語學校以英語為第二教學語，英校以母語為第二語文。這樣，漢語在華文學校就由全式變為半式。到1979年，據吳慶瑞教育報告書所進行的教改，統一將所有學校都定為英語為第一教學語，母語為第二語文。另外從社會應用價值來看，華文的地位也在跌落。中文雖也是4種官方語言之一，但英語的使用率遠遠大于中文。在教育體系中，中文更淪為小學和中學的一門單獨學科，其他科目都用英語教學，英語在當時教育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在一些新加坡人眼里，在公共場合講華文就是一種低素質的表現，只有懂英語的人，才能在政府任職、升官或謀得商場高職。只懂華文者被視為“老土”，不能當公務員，因為文件全是英文。受華文教育者就業也困難，就業范圍大多是下層、低薪，甚至連東南亞唯一中文大學南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還不如英校高中生。政府對華文教師和英文教師的待遇也不同。

　　新加坡華文教育在獨立后至八十年代初地位的跌落原因如下：

　　一是為執政者的思維和國策所決定。執政者為了國家的安定和團結，必然要倡導一種國內各民族至少是主要民族都能接受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價值觀。“平等對待四種（中、馬、印、英）語言源流”被定為共和國的國策。漢語雖也被宣布為官方用語之一，與尊為國語的馬來語、英語取得同等地位，又和馬來語、印度語一起被稱為“母語”受到法定的保護，但從開埠以來華文、英語平分秋色以及二戰后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到獨立后的“四種語言平等對待”；占全國總人口的76.3%的華族母語漢語現在與馬來語、印度語一樣稱為“母語”，對華文教育來說，自然是優勢的喪失和地位的跌落。另外，新加坡既然已經獨立，就必須有得到各民族至少是四個主要民族認同的支撐著獨立價值觀的文化體系，而不能完全依賴和照搬漢文化。因此在獨立后的第二年，新加坡政府對全國所有的學校，堅決實行“雙語教育”的體制。政府規定各種語文源流的學校都必須學習第二種語言，由于在四種官方語言里唯一可以被各大民族接受為共同語是英語，所以非英文源流的學校都選擇英語。到1979年，更是將英語定為所有學校的第一教學語，母語為第二語文。辦學經費，教師及校長的任命，教材的編撰都納入統一管理之中，從而逐步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新加坡式的教育體系，師資也要求完全本地化。通過實行“雙語教育”，逐漸消除和避免了各族學生之間，以及英華兩大教育群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和對立情緒，有利于國家的安定團結。到1987年，新加坡式的國民型源流學校已完全取代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4種語言源流教育和學校并存的局面，支撐著新加坡獨立價值觀的教育體系開始形成。

　　新加坡執政當局的這種思維方式和做法，也不是新加坡所獨有。在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如日本和韓國皆是如此，日韓近代都有過“去中國化運動”。日本漢學經歷了一個由主流文化到“亞文化”的發展演變的過程。明治以前，對于日本來說，中國文化就是全部的外國文化。到了明治時代，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后，體現日人審美價值的日本“國學”地位空前上升，西洋文學亦大受歡迎，而中國文化則從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上后退，形成漢學、國學、西洋學三學并立的局面。即使是漢學研究，也強調所謂“逆向傳輸”，即流落在日本的漢籍向中國“反哺”；近年來，韓國國內正掀起一股”正名”的文化潮流。定名已六百年的首都漢城改為接近韓語發音SEOUL的新漢字”首爾”。2006年2月21日，韓國國務總理韓明淑頒布政令，將韓國在中部忠清南道建的新都命名為“世宗”（SeJong）。世宗是朝鮮王朝第四代王李祹（1397－1450）的王號，他主持創建了韓國文字。以“世宗”命名新國都，文化獨立的意味是相當強烈的。另外，韓國的“漢醫”已更名為“韓醫”，有的學者還主張將流經漢城的漢江改稱名“韓江”。上世紀末，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是韓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新文化運動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發揚光大韓國的文化傳統。1998年，他在談到新政府文化觀光政策時說：“從歷史上說，我國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國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而形成并發展了我國的固有文化”。也就是說，在韓國，只能以朝鮮文化為主，其它外國文化包括曾作為韓國文化主體的漢文化只能是次要角色。

　　二是新加坡這個國際大都會城市國家的性質所決定。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新加坡逐漸發展成為世界貿易、銀行、金融、媒體的國際中心，又是旅游觀光的名城。英語成為社會上最通用、最流行的語言。新加坡開放型經濟及國際化都市的大環境，也吸引了很多外來移民與投資者。這些移民來自多個國家，英語自然是他們最希望的教育子女的學校第一語言。新加坡為了提升這個島國的國際競爭力，也必須加強英語這種國際通用語言的教學。新加坡的家長們為了子女的前途和職業，都把子女送往英文學校就讀。這都造成包括漢語在內的其他語言源流的民族學校因生源不足而停辦。東南亞唯一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于1975年被迫把教學媒介語改為英語。

　　三是在現代化和全球化大趨勢下，新加坡的華人文化也遭到全球華人區乃至中華本土類似的尷尬：華人傳統社團作用大不如前；華文文娛事業也缺少過去的影響力；中華傳統習俗對青少年也漸漸失去過去的吸引力，甚至被認為是封建迷信、落后束縛，對圣誕節的慶祝規模大大超過華人春節；靠中華文化組建起來的大家庭和它相應的人際關系，也逐漸為青年一代拋棄；被政府口頭尊崇的、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念，在現代物質文明和當代思潮沖擊下，已逐漸失去過去的凝聚力和影響力，甚至被視為封建落后思想。以此為內容的道德教育課，教學效果并不好。

　　四是會館辦學本身也有弊端。幫會會館在私塾向新式學校轉型，二戰后恢復重建校舍、募集經費、獎助學子乃至學校管理，形成華人文教繁榮旺盛氣象上曾起了很大作用。但這種辦學形式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隨著新加坡獨立建國后形勢的發展和現代化的加速，也顯得越來越不適應。會館興學，早期普遍存在幫派意識和地域觀念，存在門戶之見和排外傾向，小學只招收本幫內會員子女，不許收外幫的子弟人學。后來在著名教育家陳嘉庚以及著名僑領胡文虎的激烈批評和糾正下，情況有所改變，但在管理上仍是“各自為政，各行其是”，這不利于教育管理，更不利于教學水平的整體提高。經費上各華校“經濟概系自籌”，且為自由捐助，經費不穩定，也影響華校通盤建設。加之“董事校用私人”，師資既缺乏又程度不齊，因此相當一部分華文學校教學質量“不免尚差”.。新加坡建國后實行“平等對待”原則和“雙語教育”，辦學經費，教師及校長的任命，教材的編撰都納入統一管理，會館舉辦的華文學校就更加難適應這種新形勢的要求。

　　盡管如此，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社會文化中的影響還將還會長久存在，華文教育也還會是新加坡教育主要內容之一。其理由是：

　　第一，中華文化始終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中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使將來真正形成統一的新加坡文化，其中也必然包括中華文化成分。因為那個理想中的統一新文化，也是四種文化融合并吸收部分國際文化而形成的，它擺脫不了各種母文化的影響。在新加坡國內，也還存在令中華文化繼續發生影響的因素：受華文教育者仍占半數，華文還是必修的第二語文，華人青年也大都會說華語。現在華文報紙與英文報紙讀者還旗鼓相當。在當前社會中，高水平的華文層還有一大批人，他們對文化的影響至少還可以持續二、三十年。近年出于多種需要，新加坡注意從中國大陸、港臺吸收青年精英，他們將是新加坡未來中華文化的代表。

　　第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國際影響力加大，中、新兩國交流增多，政治經濟關系增強。八十年代以來，鑒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新加坡對華投資、商務往來日趨發展，要求加強華文教育的呼聲又重新高漲起來，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社會中出現了某些轉機，還出現了某種程度的華文熱：恢復了一部分以華文為第一語文的中小學和班級，大學預科（高中）也開始開設華文選修課，大學也開設華文課程。1989年1月，新加坡政府表示，將允許在學校重新增設從小學至高中的華文第一語文班，以適應國際國內環境和人才培養的需要。2005年，在南洋大學舊校址上新建南洋理工大學，又重續南大傳統開設中文系。新加坡教育部和國立教育學院于2008年合作設立了華文研究中心。

　　第三，新加坡政府為了堅守本國的傳統價值觀，制止進一步西化，防止道德滑坡，也要靠中國傳統文化來挽回世道人心。

　　新加坡是個國際大都會，是世界貿易、銀行、金融、媒體等的國際中心之一，又是旅游觀光的名城。英語又是社會上最通用、最流行的語言，很容易西化。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全球化，這種傾向更加嚴重。七十年代初，隨著西方人在新加坡投資的增加，隨機器設備而來的，還有工程師、經理人員和他們的家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人的不良行為，對新加坡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西方大眾傳媒中離奇乖癖的內容也不時刺激著新加坡青年的好奇心。道德危機近年來變得很突出。新加坡大學郭振羽教授說：“根據當局的看法，當前的道德危機，反映出兩大根本問題，一是東方優良傳統和價值的失落，犯罪、吸毒、色情、嘻皮、離婚、墮胎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二是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個人主義價值觀，怕吃苦，怕臟怕累，不贍養老人，年輕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使得現代新加坡人成為沒有根，也沒有文化的人”。這位教授認為：“道德危機是因為認同危機（identitvcrisis）所造成的。換言之，如果我們可以保留東方價值觀，便可以建立文化信心，足以抗拒西方（敗壞）文明的侵蝕。”[14]

　　這種全盤西化所造成的道德危機，不但違背了新加坡政府“以東方文化為本，西方文化為用”的執政理念，也與新加坡以儒家思想為全民“共同價值觀”理論基礎這個既定國策相違背。為了堅守本國傳統的東方價值觀，制止進一步西化，防止道德滑坡，新加坡政府企圖通過恢復傳統的中華文化來挽回世道人心。從1979年6月開始，新加坡政府發起“文化再生運動”。其內容包括禮貌運動、敬老周運動，推廣華語運動以及道德教育改革方案的提出。當年九月，在一份由教育部長、后來擔任首任民選總統王鼎昌主持下完成的《道德教育改革方案》中，將“學好母語和保持東方文化價值觀念以抗拒頹廢文化影響”，定為道德教育和公民思想建設的目標，“企圖通過母語保住東方的價值觀念”； 1980年2月，春節前后，教育部又宣布《儒家倫理》為選讀課程之一，強調傳承儒文化這個“根系”。為了建設這門課程，特地從美國和臺灣請杜維明、余英時等八位當今新儒學代表人物，來新加坡講學和提供編寫方案。大眾傳媒也配合進行宣傳，“華人社團在培養華族傳統文化方面，也作了很努力。”[15]新加坡的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政務部長符喜泉，則呼吁學生積極參與華人社區舉辦的傳統節日慶典和文化活動，并表示：“新加坡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年輕人也和老一輩一樣責無旁貸”。儒家學說對自身修養和家庭社會責任感的重視，是新加坡政府近年來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廣儒家文化的原因所在。

　　新加坡政府還一改獨立初期重視英語的態度，鼓勵華人多用母語。國內傳媒不斷播出學習中文的節目。從“講華語運動”的主體逐漸年輕化等現象看來，這個運動已初見成效。2004年11月，在“新加坡漢語課程教學評論委員會”的建議下，2006年在25所小學實施新漢語課程。這種華文教育的復振，也反映在新加坡的大學教育中：

　　國立新加坡大學的前身是馬來亞大學，創建于1949年，采行英式學制。成立初期，文學院只提供三門漢學課程，以備學生選修，并不頒發學位。1953年創辦中文系，開設頒發學位的漢學課程，并且招收碩士和博士研究生。1962年，改稱新加坡大學。近年來，隨著新加坡政府對中華文化的重新重視，中文系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人數最多、對外影響最大的院系之一。在2004/2005學年度，系里全職教師人數有21名，各年級學生人數合計1022名。其中本科生888名， 研究生134名是。近年來，該系經常舉辦多種課外活動如海外夏令營、海外文化之旅、書法班、篆刻班、國畫班及舞獅團等，讓學生對中華文化與傳統，有更廣泛的體驗與認識。 新加坡大學的中文圖書館，現藏各類圖書資料共有四十二萬余件，在東南亞是首屈一指。其中大約半數是線裝書，而以文史、美術、醫藥、佛教經典等類圖書數量最多，還有不少的珍本書和絕版書。一般重要古籍，所收版本，不止一種，而綜合性叢書，也有八百多種。更為珍貴的是，館中所藏辛亥革命以后，在中國各個大學出版的學報，和各個地區出版的期刊，近一千種；此外，還有一批華文舊報章，包括新馬早期的大部分著名日報，近三十種。

　　近年來，中文系的教學、研究力量也明顯加強，自1980/81學年以來，中文系教師出版專書11種，學術論文153篇。系里還編輯出版國際性學報《學叢》5期，《學術論文集刊》3輯；中文系系學生共完成了22部博士學位論文、204部碩士學位論文及673部榮譽學士學位論文。同時，學術交流也在拓展與加強。中文系以全球化與本土化的視野，重視本土研究并積極開拓亞洲區域研究，以及與國外學者間的緊密合作。該系已經聯同八方出版社推出了《東南亞華人研究叢書》7本專著，并且與商務印書館（香港）合作出版雙語論文專集《漢學縱橫》。 中文系也經常邀請國外資深學者前來作短期講學，并不時邀請過境新加坡的資深學者與著名作家參加該系所主辦的各種學術活動，包括學術演講、研討會、討論會、和座談會。自1980年以來，數百位蜚聲國際的資深學者和著名作家受邀到中文系講學或參加本系所主辦的公開學術演講、研討會或座談會。1991年6月18日至21日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辦“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會議”，全世界近四十個城市三百多名學者參加，對域外的中國文學、史學、哲學的流播以及漢語教學進行回顧和前瞻，其中既有中國學者周勛初、羅宗強、徐中玉等人的介紹和專論，也有新加坡學者對此的研究和探討，不僅深入和專業，而且提供了一些新的視角。如新加坡學者林徐典認為莊子的文學思想涉及到現代文學理論中關于文學的認識作用、創作過程、寫作技巧、藝術風格和鑒賞方法等五個重要問題：莊子的這些看法，不但對后代的文學批評有重大的啟示作用，也對后代的創作實踐產生重大的影響。另外像新加坡大學的王潤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全面考察，新加坡大學的陳桂月對葉圣陶兒童文學研究等，也都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深化以及新方向的探索有著新的啟示。

　　南洋理工大學原名南洋理工學院，于1981年在當年東南亞唯一的一所中文大學——南洋大學舊址上創立。1992年，南洋理工學院進行重組，更名為南洋理工大學。2003年9月，該校創辦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同時設立中文系、英文系、經濟學系、社會學系、心理學系。該系代系主任柯思仁說：“中文系如今可以在新加坡如此自由開辦，是因為當前社會對于中文的需求、政府的鼓勵和中文地位的提升”。南大中文系在2005年開課招收第一批學生，原定50人，反應熱烈，錄取了70人。接下來2006年錄取88人，2007年104人，2008年106人，2009年招收新生增至130人。如今的南大中文系不僅與舊南洋大學同在一個校址，還承載了南大的人文傳統，將東南亞華人研究課放在必修課內，讓所有學生都能了解本土華人文化，關懷本土中文發展。本土中文研究并沒有局限在新加坡，還有馬來西亞，甚至更多的東南亞國家。為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東南亞國家培育更多的中華文化傳承者。

　　新加坡教育學院成立于1973年，其前身是1950年創辦的師資訓練學院。教育學院的亞洲語言及應用語言學系下設的華文組，負責訓練中小學校華文師資，開設語文課程，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進行雙語教育、華文教育研究，但學位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頒發。1992教育學院改名為國立教育學院，成為南洋理工大學中的一個學院，計劃開設學位課程。其華文組開始接收雙語教育、華文教育的研究生。

　　近年來中華文化的復振，還反映在一些從事中華文化教育和研究的學會、行業公會及其所舉辦的華文學術刊物上。這些刊物，主要由各行業公會或學術機構主辦，共有二十多種，大多同他所依屬的學會和行業公會一樣，誕生于八十年代之后，如：亞洲研究學會的《亞洲文化》（1983—），華文研究會的《華文研究》（原名《華文》，1987—），儒學研究會的《儒學學報》（1989—），華文中學教師會的《中教學報》（原名為《教育專題論文集》，1975—），華文第二語文教師協會的《語文》（1976—1986），全國職工總會奮斗報的《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集》（1977—1987），新加坡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報人》（1978—），新加坡作家協會的《文學半年刊》（1977—），新加坡文藝協會的《新加坡文藝》（1980—），阿裕尼文藝創作與翻譯學會的《同溫層》（1980—），五月詩社的《五月詩刊》（1984—）等。新聞工作者協會的《報人》，兼收一些有關漢學研究的論文。至于《文學半年刊》、《新加坡文藝》《同溫層》、《五月詩刊》，則提供研究華文文學的原始資料；

　　盡管如此（第二個“盡管如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的傳播，不可能恢復到二戰前和戰后初期那種盛況。因為以英文為主體的格局已成不可逆轉之勢；英語第一、母語第二的國策難以改變；第三、四代華人基本學習英語的文化狀況決定了在他們當權的時代不可能將華文擺在首位。目前的華文熱，尚未影響到教育體制。無論是新加坡國內或是國際，都沒有看到要其恢復到二戰前或戰后初期華文鼎盛那種迫切要求。時代不同了，歷史只能發展，不可能重演！

　　讓年輕人對學華文真的擁有成就感，改變輕視華文的社會心態，才是新加坡華文復興的希望所在！

二、漢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相關特征

　　在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中，儒家文化為主的漢文化起著不可忽略的作用。新加坡的儒家思想是由早期移民帶入的，在其傳播過程中不斷隨著新加坡的社會變遷而重塑自己，形成了以下四個基本特征，也是漢文化之所以能在新加坡立足、扎根、發展的關鍵。

　　（一）以漢文化在新加坡傳播過程中，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倫理觀念，以服務于當地的華人為主要目的，以增強針對性為主要特征。

　　新加坡華人社會主要是由中國華南沿海閩粵兩省移民及其后裔所組成，離開自然災害和兵資頻仍的家鄉到海外謀生的主要是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間或有些小商人。到新加坡后靠做苦力、小販，沿街叫賣，克勤克儉中積累了資本。亦皆是孑然一身，漂流海外，無依無靠，不像中國歷史上永嘉之亂那樣中原大姓舉族南徙，作為個人無論是貴族還是佃戶，還有個強大的宗族勢力作為保護。這樣的背景，同文、同種、同樣遭遇就成了這些華族移民相互依存的紐帶。這當中，鄉黨、宗親又遠續上封建的宗法關系，更有種血濃于水的親近感。因此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倫理思想特別適合這批移民的需要。因為儒家倫理思想恰是建立在封建宗法制度基礎之上，反過來又成為封建倫理的指導思想。其特點就是既強調宗族內以強扶弱、“休戚與共”，對外提倡“仁者愛人”、“老汝老及人之老，幼汝幼及人之幼，泛愛眾”。因此無論是華人移民的地緣結構內還相互之間，都能從中找到自己服膺的理論和情感寄托依據。對于移民中的成功者，一些幫會或宗族領袖人物來說，也能從儒家的強調“名分”、“愛有等差”等學說中找到自己的尊榮感，或是維持現存領導秩序的依據，因此，無論是華人移民中那一個階層，來自那一個宗族，那一個地區，都能從儒家倫理中找到行為依據和心靈慰籍。這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主的漢文化在新加坡傳播的主要原因，也是儒文化在新加坡流播的第一個特征。它既不同西方傳教士在東南亞學習、推廣儒文化是為了傳播福音，并以此作為向中國推進的跳板；也不同于中國本土的儒文化。中國本土的儒文化在經過漢儒詮釋后，更重視“天人感應”的思想意識和“君君、臣臣”的國家政治。新加坡沒有經歷過封建制，華族移民的主要成分是上述的苦力、小販，而非一心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因此在這里傳播和發展的儒家思想不是儒家的政治意識形態，甚至不是作為一種學術研究，而是其中倫理的觀念。

　　當然，儒家倫理觀念要讓這些底層民眾接受，還必須增強針對性和應用性，儒學在新加坡流播過程中逐步做到了這點，形成以下幾個特色：

　　第一是強調孝梯觀念。新加坡華族特別重視孝道和手足之情，這大概同早期移民的途徑和對象有關。那些孑然一身，漂流海外的早期移民在新加坡立足后，他的那些同樣在家鄉無法生活的親人便順藤而來，先是手足、妻兒、親戚，再就是鄰里，再就是同鄉、同縣者。就是華族中的成功者，一般也愿意招募內地的同鄉或親友。因為這種同出生地、同宗族的血緣紐帶使勞資雙方有一種相互信任感，也便于管理。這種親屬地域的環鏈在馳往南洋的移民船上就開始被人們強烈的意識到，這也成了新加坡各處地域會館、宗親組織特別繁多的原因。

　　維系地域會館、宗親組織的眾人皆能接受的準則，首先就是“孝悌”。孔子把“仁”作為維持人際和諧的準則，“仁”的根據是孝悌：“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欽!”悌是“友于兄弟”，兄友弟恭，孔子將仁愛精神擴充到全社會，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來強調人們之間的橫向聯系。孝，不僅要敬養父母，還要祭祀祖先，儒家主張設壇祭天、建祠祭祖，以示“慎終追遠”。于是在華人移民中，孝的觀念使他們重視內部的宗族團結，渴望光宗耀祖； “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悌的觀念便令華族對外注意同胞攜手、互助合作。前者是馬來群島華人社會劃分為宗鄉團體、信仰地方神低的文化依據，后者是這個人社會始終融為一體、信奉儒釋道三位一體宗教的文化依據。

　　第二是尋根意識。祖先認同，是新加坡華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儒家倫理在新加坡早期傳播，主要靠家庭影響，節日活動，宗親組織或同鄉組織的祭祖活動和私塾教育。中華統節日的一個很大特點就是強調家庭歡聚一堂，一起追思先祖，強化民族意識。李光耀1992年新加坡宗鄉總會聯合中華總商會為他舉辦的新春晚宴上說道：“這些盛大的慶典能生重要的作用，這些慶典節日使我們回憶過去，使我們和祖先的歷史認同。我們的歷史不是祖先初到新加坡時才開始，它早在5000多年前中國文明的創始時就開始。這段歷史是我們一部分，因為我們繼承了這個傳統和文化。”所以說，海外華人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所受的儒

　　忠、孝、仁、義的教育分不開。新加坡華族的這種精神，在建國之后，就表現為一種愛國主義，種忠于事業的熱忱。總而言之，新加坡的儒家倫理是在民間早已流行的、有著深遠影響的價值觀念，由于它脫了宗法勢力的操縱和封建文人的影響，

　　第三是強調勤奮、忍耐、節儉、忠誠等中華傳統美德。儒家強調以道德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要求“慎獨”。這種自我克制、自我斗爭的品格，對成就一個人非常重要。老一輩移民初到新加坡，遠離父母，容易在賭博、鴉片、妓女等誘惑下墮落。如果他們能遵循儒家的這些教導抵制這些誘惑，就能把時間和精力放在發展事業上。孔子的“發憤忘食”和孟子的“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數以十萬、百萬計的華人飄洋過海，靠的就是這種刻苦耐勞、發奮圖強的精神。許多華僑巨商都能背誦孟子的這段話，用以鞭策自己，增強自制力。孟子又云：“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許多華族創業者皆以此為座右銘，激勵鞭策自己。新加坡老企業家方燕山把自己的成功歸因于能夠吃苦耐勞。他把說：“我想在潮洲人中，我是第一個做這種生意（舊車買賣和修理）。在我之后有很多人想做但失敗了。我只能說這些（失敗的）人沒有堅持和投入……，但對我們來說，我們努力工作，從不動搖，生意好時我們苦干，生意不好時我們也苦干，我們堅持著，從未停止過工作。”[16]

　　節儉是儒家特別注意的美德。孔子說：“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他贊美顏回“一覃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這些教導培養了中國人樸素的民風。閩粵移民將這種濃厚的節儉風尚帶到南洋，使許多人在干活掙錢、維持生計之時，希望積攢資本，干些實業，以便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他們以節儉精神警戒自己，反對態意揮霍，奢侈腐化。這種傳統精神在新加坡代代相傳。新加坡的學者陳國貴、張齊娥曾對對51位新加坡華人企業家作過調查，幾乎所有有成就的華僑企業家都是儒商，他們是遵循儒家勤奮、節儉和好學的教導，奮斗不息，事業有成的。

　　儒家強調的“忠”在現實生活中有兩層含義：一是人際之間講究“誠信”，即講信用、信譽，這是做生意應當強調的基本美德。二是個人與組織之間強調“忠誠”，也就是忠于事業、忠于團體的敬業精神和知恩圖報的良心。新加坡華族商人事業的成功，除了靠專業技術知識，還在于堅持這條儒家倫理觀，以“忠”的道德訓誡作為人際交往的價值觀，處理好商業伙伴之間、同行之間、雇主與雇員之間、商人與銀行家之間商業關系。

　　（二）致力于儒家經典的通俗化解說和普及

　　要讓華族中絕大多數低層民眾理解和接受儒家倫理觀念，除了增強針對性和應用性外，還必須著眼于經典的通俗化，讓廣大民眾易讀易懂，這才有利于社會底層的普及。一般來說，“深化”是漢學研究的主要方面，其著眼點在于學術水平的提高和研究問題的深化、細化。但中國之外的中國學研究，其發展的一般規律都是由淺入深。從這個角度來說， “淺”也是一種研究。但是，新加坡漢學中“淺”，不同于歐美的漢文化學習和研究，甚至也不同于同是東方的韓國和日本。它是 “有意為之”，就是追求“淺”，目的并不在于研究，而在于普及儒家的基本觀點尤其是其中的倫理觀。力求將儒家學說解說得淺顯易懂，以便于當地華人接受。因為這些華族是位生活所迫才背鄉離井、漂流海外，文化程度不高或根本沒有受過教育，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和一些童蒙讀物，如果不加以通俗化，在當地就難為人接受，難以普及。早期儒學復興運動的倡導者們深知用當地華族能讀懂的語言來普及《四書》、《五經》的重要性：“《四書》、《五經》之道理，無分古今。惟其語言則儒林古國之語，而非今國之語也。若以今國之語言寫無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17]]其方法是首先從童蒙抓起，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童蒙讀物如《三字經》、《千字文》的改造，使其成為適合當地華族孩子的儒學課本和課外讀物。1899年，新加坡的著名報人和詩人邱菽園編出一套兩本“千字文”，1902年又編寫《新出千字文》，明言其宗旨是“為欲便于童蒙……冀其膚淺”[18]。這本《新出千字文》以儒家精神為根本，編成放懷、當境、治家、懷舊、無邪、知本、交修、多識等八章，講述修身、處世、待人的道理。形式上模仿舊本《千字文》，但詞語淺白，確實更切于當地實用。在以白話文字編寫或翻譯儒家經典、普及儒家倫理學說方面，張克誠用白話文寫成《孔教攝要白話》在新加坡是第一部，也是東南亞最早的白話文儒學讀本。張克誠認為：“孔子之教，簡編繁浩。雖老師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領，況農工商賈乎？”為了使儒學最主要的道理“使識字之人一見便知，轉相傳述以婦儒皆知”，必須通俗化[19]。被譽為“華人馬來語之父”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李金福的《至圣孔夫子傳》，則是第一部用馬來文撰寫的介紹孔子的專著。1897年在雅加達出版后多次重版。他還同人合譯了《孝經》。[20]繼起的郭德懷則用馬來文翻譯了儒學經典《大學》、《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師孔夫子》、《老子及其學說》、《莊子及其學說》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普及讀本。[21]新加坡儒學復興運動中，和邱菽園一樣重要領袖人物林文慶則運用他的擅長，將中國典籍譯成英語，或用英語在報刊上介紹中國文化。在1891至1915年間，他在《海峽華人雜志》等刊物上，用英文發表了多篇有關儒學的論文，如《儒家對人性的看法》、《儒家的宇宙論和上帝觀》、《儒家倫理的基礎》、《儒家的國家觀念》、《儒家在遠東》等，詮釋儒學內涵和價值觀念。1929年，他又完成了屈原《離騷》的英譯。這對新加坡華族是中上層以及使用英語的華族后裔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普及作用。[22]

　　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個渠道就是通過改編中國古典小說，利用這一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來傳播漢文化價值觀。在這方面，出生于檳榔嶼的曾錦文成績最為卓著。他從1892～1896年歷時5年，將全本《三國演義》翻譯成馬來文，并把原著中的年代轉為公歷。每卷前譯者還寫有專論，對原著中有關史實作出說明。因此，這不僅是最早用馬來文出版的全本《三國演義》，也是最早研究《三國演義》的馬來文著作。曾錦文還譯有《水滸》、《西游記》、《反唐演義》等中國古代小說。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有相當多的中國古典小說被譯成馬來文，如《三國演義》（部分， 1883～1885）、《東周列國志》（1883）、《今古奇觀》（1884）、《水滸傳》（1885）、《封神演義》（1885）、《三保太監西洋記》（1885）、《東西漢演義》（1886）、《好逑傳》（1885）、《西游記》（1895）、《聊齋志異》（1895～1896）、《鏡花緣》（1903）、《三俠五義》（1915）等。其中《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從1885～1920年間共出了7種譯本。[23]這些經過改編和用白話文或馬來文翻譯的中國古典小說，情節生動甚至圖文并茂，人們喜看易懂，對華族中絕大多數低層民眾理解和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儒家文化為適應新加坡經濟發展的需要，成功地與科學的管理模式結合起來，成為指導和推動經濟發展的理性工具，并在社會穩定和諧中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

　　儒家文化不僅使新加坡華族增強了凝聚力，傳播了勤奮、忍耐、節儉、忠誠等中華傳統美德，而且在在新加坡的經濟運行、政治生態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侵蝕等方面都發會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經濟運行和商業管理方面：在東南亞很有市場的“新儒學”有個很突出的理念就是“與時俱進”，他能隨著新加坡一百多年來的商業進展，尤其是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兩次經濟轉型，還創造出適應形勢需要的新風范。七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經濟開始騰飛。居民隨著經濟迅速發展，收入逐年增多，國民儲蓄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持在30%到40%的高度，1985年曾達到42%，除了個別石油輸出國之外，占世界之首。新加坡的經濟騰飛，得力于他的經濟政策和管理模式。經過現代化改良后的家族企業，至今仍是新加坡的商業基礎。新加坡的企業家進行管理時，一方面按照西方管理科學來組織生產，另一方面又利用東方傳統的文化價值觀來獲得工人的忠誠，這就將西方管理模式與中國傳統人際交往方式兩個體系的優勢結合起來了。在經濟運行中，新加坡的儒家倫理既顯示出某種原動力，又顯現出某種親和力。新加坡前駐日大使實業家黃望青先生為新加坡現代企業精神列出這樣一個公式：“西方電腦式的計劃十東方勤儉的美德”；新加坡已故總統薛爾思博士對新加坡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也概括成一個公式：新加坡工業化、現代化二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工藝+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東方的價值觀念和人生哲學。他們的共同點都把“東方的價值觀念”、“東方勤儉的美德”作為重要一項加以肯定。由此看來，凝結著中華民族數千年智慧和生活經驗結晶的中華傳統文化仍是新加坡人的智慧庫。新加坡國立大學商管系專門開設“孫子兵法”商用課程；新加坡的足球教練穆爾說他常看《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并借用其中的戰略戰術用于“調兵遣將、運籌帷幄”。孔子的教育思想如“溫故知新”、“有教無類”等也常用于新加坡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原則， “因材施教”則成為新加坡分流教育制度的理論依據。

　　有的學者就認為新加坡的成功與新儒學分不開。研究新加坡的經驗，自然要考慮到儒家文化，重視它在新加坡所起的實際作用。繼美國學者卡恩與佩拍合著《日本的挑戰》、英國工黨前議員麥克法庫爾《后儒家的挑戰》之后，哈佛大學教授華裔杜維明教授出版了《新加坡的挑戰》。關于這部著作，誠如新加坡教學發展總署王孟林總監在序言中所說，它“很好地概括了一位儒學學者對于儒家倫理及其在新加坡的現實意義的想法。”[24]統觀“三挑戰書”，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卻不約而同地提示了儒家文化與東亞經濟騰飛的連帶關系，肯定了儒家文化仍然是活躍在東方的一種活的精神。這幾位學者都是采用了馬克斯·韋伯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去探討一個民族的精神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方法論，卻得出了同韋伯的觀點相悖的結論：韋伯認為只有新教倫理才為資本主義發展提供理性工具，儒教倫理只能對現代生產方式的發生起限制作用。杜維明等人卻認為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格能造就一種東方的企業精神。這種看法現在已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

　　再從政治層面看，華語在新加坡政治體制中也發揮了極大作用。新加坡自治后，采用了西方代議民主制和東方家長式集權制這種東西方結合的政治體制。這種政權形式在促進新加坡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中發揮了極大作用：它的代議制團結了大批社會精英，減少了他們的阻力；一黨專政和家長式統治，使多種族、多階層、多政黨、多文化、多宗教、多矛盾，又無雄厚自然資源和眾多人力資源的小國在自治后的重重困難中統一團結，迅速發展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中華文化在其中的作用是：專制政權如果在西方，它難以建立和存在，但在受過中華文化傳統熏陶的人卻可以接受，因為中國幾千年實行的就是中央集權。正是他們的認可和接受，李光耀才能將他的才智得以充分發揮，取得驕人的成就，新加坡朝野都承認這個事實。新加坡的廉政，雖主要歸功于他那套文官制度，但中國的“禮義廉恥”也起了發揮了作用。前面已談到，在抵制西方腐朽意識侵蝕上，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儒家道德倫理所發揮的作用。以仁、善、孝、禮、誠為價值取向而形成的泛道德主義，只是鼓勵人去建立一種和諧、謙讓和誠實的人際關系

　　最后從社會制度看，華人的傳統社團，現在仍在發展經濟、組織社會和動員民眾中發揮一定的作用。至于它在婚姻、家庭、社會關系上的制度和原則，現在仍是政府的主要幫手，是抵制新加坡全盤西化、滑向新加坡人所說的“偽西方社會”的重要助力。

　　（四）儒文化在新加坡與其它民族文化和諧共生，成為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新加坡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種族的人民，居民包括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歐亞混血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他們各有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特色、宗教信仰和節日禮俗，使新加坡文化呈現多元和特色：華人是新加坡第一大種族，占新加坡人口的74.2%，多數來自廣東和福建。他們大多數是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很少。中國農歷新年是新加坡重要公休日，其次中國傳統的中元節、端午節和中秋節在新加坡也很受重視。馬來人是新加坡原住民，也是該國第二大種族，占全國人口的13.4%.。新加坡國內的大部分馬來人都屬于穆斯林遜尼派，開齋節（Hari Raya Puasa）有著盛大的慶祝活動。歷史名勝甘榜格南（Kampong Glam）的中心分布著馬來文化遺產博物館的九座美術陳列室，向游人展示新加坡籍馬來人的根源、歷史、生活方式和傳統藝術。印度人是新加坡的第三大種族，占新加坡人口的9.2%，大多是印度教徒。全國有大約30座印度寺廟，其中兩座屬于新加坡的國家保護文物。印度的新年“屠妖節（Deepavali）”以及大寶森節（Thaipusam）是其最重要的節日。新加坡擁有各種印度古典音樂、舞蹈和電影戲劇流派。 土生華人是新加坡的第四大種族，指的是由那些出生于東南亞殖民地華人父親和非華人母親家庭的人組成的混血兒群體。大多數為富裕的商人，生活闊綽。老一輩土生華人說的是馬來語，融入閩南方言甚至英語、法語單詞的復雜語言，新一代土生華人以英語為主。土生華人具有獨一無二的華人和馬來人的混合傳統，帶有多種中國的宗教，加上他們馬來母親的風俗習慣、語言和服飾。

　　新加坡多元文化形成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口結構使然，多元民族決定多元文化，各民族都有強烈的保守本民族文化的特性；二是殖民當局的政治需要。一方面英國殖民者從長期的殖民經驗中知道保持被統治民族的分裂有利于分而治之，因而一開始就引入各族勞工，使其相互制約。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實行多元文化政策也有利于吸引各方移民和減少對抗。所以萊佛士從一開始就確定這個多元文化政策，并計劃建立一所包括多種語言的學院。這個學院雖拖了幾十年才興辦起來，但他的原則，卻成為新加坡百年來文化政策的指導思想。新加坡獨立后的執政者，實際上也繼承了這一指導思想，但更多地是出于后者的考慮，即減少國內民族間的歧視和對立，也有利吸引各方移民。在民族融合方面，獨立后的新加坡政府作了許多工作，如在教育方面，鑒于二戰后華文教育一支獨大，其印度、馬來語等它種族學校生存困難，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即在教育上實行 “平等對待”原則，由政府出資，發展各種語文學校，消除各族間的對立情緒。并大力發展混合學校，吸收各族子女人學，以增加各族新一代的互相接觸和了解。從1959年—1968年，由政府出資創辦的各族各級學校112間，使各族的兒童人學要求都得到滿足。在治國方略上，將“平等對待四種（中、馬、印、英）語言源流”定為共和國的國策，又將漢語宣布為官方用語之一，與尊為國語的馬來語、英語取得同等地位；漢語又和馬來語、印度語一起被稱為“母語”受到法定保護。這些舉措，雖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以及二戰后一支獨大的華人教育有所打壓，但從國內各民族的平等相處，和諧交融，以及形成新加坡獨有的國體和文化結構，是有所補益的。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新加坡執政當局的這種思維方式和做法，也不是新加坡所獨有。在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皆是如此。

　　上面說的是政策和措施，但這種和平共處、交相融通，主要還應是思想上溝通和形成共識，道德標準和處事原則上的相互理解和共同認可。在這方面，新加坡政府就不得不求助于儒家文化。自然是出于這三方面考慮：一是華人是新加坡社會的主體，如再加上土生混血華人，要占到全國人口的五分之四，他們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念在全國自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二是從新加坡開埠以來百年中，中華文化對新加坡社會的穩定繁榮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獲得各方承認。一百多年來，用白話文或馬來文編寫翻譯的童蒙讀物《三字經》、《千字文》以及儒學經典《大學》、《中庸》，以及《至圣先師孔夫子》、《老子及其學說》、《莊子及其學說》等儒學普及讀物，《三國演義》《水滸》、《封神演義》、《三保太監西洋記》、《好逑傳》、《西游記》、《聊齋志異》、《三俠五義》、《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故事》等小說中所承載的中國傳統價值觀也都早已深入人心；三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在倫理學或社會學上所提倡的“忠誠”、“克己”等自我修身以及“中庸”、“和為貴”、“推己及人”等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非常適用于新加坡的民族和解和融合，所以，新加坡政府在自治和獨立后將儒家思想定為全民“共同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又將《儒家倫理》定為學校的選讀課程是很有識見的。另外前面已經提到，在東南亞很有市場的“新儒學”有個很突出的理念就是“與時俱進”，新加坡華人文化已經與中國國內的儒家文化有了很多差異，它受中國南方人、新加坡當地人和西方文化影響，在發展過程中將三者融為一體，形成一種兼容并蓄東南亞新儒學，這也是能為新加坡各族所接受，成為全民“共同價值觀”的主要原因所在。

注釋：

[1]李志剛《馬六甲英華書院創立經過及其后之遷港》，轉引自朱有獻、高自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

[2]吳慶堂：《新加坡華文報刊與中國》，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

[3]見王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中華書局1997年版，導言，第4～5頁。

[4]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版，167～168頁

[5]吳楚璞：《星洲十年》第1012～1013頁

[6]陳育松、陳荊和：《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第291～292頁，香港中文大學1971年出版。

[7]《海峽殖民地教育年報·1885年》，轉引顏清涅：《新馬華人社會史》第279頁。1991年北京出版。

[8]吳楚璞：《星洲十年》第1012～1013頁。

[9]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第95頁，第5頁。

[10]（新）聯合早報1992.20.12。

[11]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源》第14期第58頁。

[12]林遠輝、張應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第496頁，1991年高教出版社出版。

[13]吳華：《新加坡華族會館志》（第一冊）第5頁。

[14]郭振羽《新加坡推廣儒家倫理的社會背景和條件》，載《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齊魯書社1989年版，1344頁。

[15]中國新聞網中新社香港2007年五月二十三日電。

[16]新加坡《聯合早報》1989年1月10日。

[17]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版，第16頁。

[18]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版，第167～168頁。

[19]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版，第16、164～168頁。

[20]《世界華人精英傳略.印度尼西亞》，百花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9頁

[21]許友年：《印尼華人馬來語文學》，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頁。

[22]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香港中文大學1995年版，第167～168頁。

[23]許友年：《印尼華人馬來語文學》，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頁。

[24]新加坡《聯合早報》1989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