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蘭亭集序》作為中國古典散文精品，在其接受史上產生了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引發了以“蘭亭論辯”中的知識分子們為代表的歷代學者的關注。自林紓至褚斌杰，對這篇作品的文體屬性都曾提出過異議，其實這是基于“文體想象”的一種誤讀。本文通過分析《蘭亭集序》的形式要素及其與《蘭亭集》的同構關系，確認了這篇作品作為“序”的文體歸屬。同時，在傳統上一直存在著認為《蘭亭集序》“太悲”的觀點，這忽視了作品自身“正——反——合”的深層結構，本文旨在通過細讀，揭示王羲之在創作時“樂——悲——和”的心理過程。

　　【關鍵詞】《蘭亭集序》；序；《蘭亭集》；王羲之

一、“雖序亦記”？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日，王羲之與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在會稽郡山陰縣（今屬浙江省紹興縣）的蘭亭集會，修禊祈福，把酒吟詩。有十一人各作兩首，有十五人各作一首，還有十六人并未成詩，會后編訂為《蘭亭集》，由王羲之作序。這便是《蘭亭集序》的緣起。

　　王羲之有“書圣”的美稱，《蘭亭集序》更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儼然已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瑰寶與象征。盡管在1960年代圍繞《蘭亭集序》的真偽曾經爆發過一場頗為激烈的“蘭亭論辯”，但論辯雙方對作品的藝術價值都持高度肯定的態度。作為一件稀世珍品，《蘭亭集序》不僅展示了作者王羲之（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依托說”的證據并不充分?！髡咦ⅲ└叱臅ㄋ?，也表現了他高雅的文學品位。或許，正是因為《蘭亭集序》兼備書法與文學的雙重魅力，才使得諸多學人熱衷于探討其真偽問題，致力于揭開這層神秘的面紗。綜觀《蘭亭集序》的接受史，歷代學人已經提出與分析過其中的諸多撲朔迷離之處，有的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而“蘭亭論辯”不過是對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再探討罷了。那場論辯吸引了毛澤東、郭沫若、章士釗、高二適與啟功等著名的知識分子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被后世研究者視為“可以窺視到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社會思維的模式”的“一面鏡子”與“折射出知識分子身上藝術自律的維度”、“相應的歸屬感”、“經驗先兆”的“一面三棱鏡”。（曹洋《“蘭亭論辯”中的知識分子們》，《讀書》2008年第11期。）這場論辯已經過去四十余年，暫且不說當年探討的核心問題，即便是一些相對次要的問題迄今也沒有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然而，這些問題的解決程度又制約與影響著對《蘭亭集序》的認識與理解。因此，今天對其重新加以考察也便具有了積極的意義。譬如，《蘭亭集序》究竟是不是一篇“序”便是一個貌似無關宏旨、其實大有深意的問題。

　　明確提出《蘭亭集序》不是“序”的代表人物是林紓。他認為，《蘭亭集序》“雖序亦記”（《春覺齋論文》）。他因襲的是姚鼐的觀點。姚鼐說：“柳子厚記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古文辭類纂》）林紓將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與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并舉，把它們與柳宗元的“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的作品放在一起，標明自己的判斷。當代學者褚斌杰在姚、林兩家的基礎上，為此類作品單獨框定了一個文體范疇，稱之為“序記”?！靶蛴洝迸c“書序”、“贈序”不同，“它們多用以記宴飲盛會，其來源也與臨觴賦詩，為詩作序有關，但它主要在寫盛會的場面和宴飲之樂，既不專為詩而作，也與贈序性質不同。”（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很顯然，在上述幾位學人眼中，《蘭亭集序》與傳統的“書序”與“贈序”有著質的不同。與“書序”相比，它描寫“盛會的場面和宴飲之樂”的比重著實不小；與“贈序”較之，它又有著較多揮灑開去的筆墨。如此看來，它的確有必要享有“序記”這樣一個“兼容并包”的雅號了。可是，“兼容并包”的背后所掩蓋的難道不是“不倫不類”的尷尬？即，《蘭亭集序》無法滿足歷代學人意識層累所形成的關于“序”的“文體想象”。其實，這種“無法滿足”正是《蘭亭集序》的風采所在，倘若忽視了這一點對文本也就只能進行生硬的把握了。從林紓到褚斌杰，在此問題上一脈相承的思維模式與郭沫若在“蘭亭論辯”中的立論姿態恰好暗合。郭沫若先由《晉書》中關于王羲之“以骨鯁稱”的記載得出了他性格倔強的結論，又參照《淳化閣法帖》所收的梁武帝《書評》中對王羲之書法的評語“字勢雄強”，進而結論：“‘字勢雄強’與性格倔強很相一致，但《蘭亭序》的字勢卻絲毫沒有雄強的味道。……現存王羲之草書，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跡，還值得作進一步的研究?！保ü簟队赏踔x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20世紀書法研究叢書·考識辨異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版。）郭沫若這種“疑古”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可是具體到這一段的分析而言，似乎很值得商榷。先以詩性思維進行想象，再用“想象”作為理性標準去考察研究對象，這對“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貫徹就不能不說是失之偏頗了。“假設”之后“求證”的客體應當是“假設”本身，而非將“假設”人為客觀化之后再作為“求證”的依據。即便這種“假設”是具有科學性的歸納，恐怕也無法充當“求證”特殊性不存在的圭臬。無論是林紓的“雖序亦記”說，還是褚斌杰的“序記”說，都是基于一種“文體想象”，即作為文體的“序”具有固定的體式外延，而《蘭亭集序》在不自覺中僭越了這一外延，就導致了其體式內涵發生了質變，由“序”而成為“記”。但是，因其仍然具有“序”的形式，尤其是冠以“序”的名目，所以又不能輕易將其歸入“記”那一類，只好折中一下，在自己先驗式的“文體想象”與具體性的“文本分析”之間尋得一種妥協。

　　序有法，而無定法，貴在得法。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在“書序”與“贈序”之外單列出“序記”一類。文體固然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但起統攝作用的終究是“形式”，而非“意味”。既然承認所謂的“序”，“就是在著作寫成后，對其寫作緣由、內容、體例和目次，加以敘述、申說”（《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那么就應當承認基本具有這些要素的《蘭亭集序》是一篇“序”。判定是不是“序”，除了依據這些，還應當考察作品是否具有物質性，即是否與所序的詩、文、書形成了相應的物質同構關系?！短m亭集》的存在不容否認（據郭沫若介紹：“唐代大書家柳公權還書寫了一通，墨跡于今猶存?！薄髡咦ⅲ?，《蘭亭集序》具有“序”的性質——作為“書序”——也就毋庸置疑。在這兩點之外，均屬“意味”，對“形式”沒有質變的“威脅”。既然王羲之已經“得法”，研究者更應當尊重他的“無定法”。同樣，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與柳宗元的《陪永州崔使君游宴男池序》等作品也符合“贈序”的“形式”要求，它們與傳統“贈序”的不同之處也在“意味”之別。兩者同為“贈別”之作，只不過前者的意蘊對象為“贈”，后者的抒情載體是“別”?？梢?，“書序”與“贈序”足矣，建構起“序記”的概念只能平添分類梳理時的一些混亂?！豆盼挠^止》收錄了二十一篇序，僅從閱讀體驗出發，也很容易將《蘭亭集序》與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等五篇、柳宗元的《愚溪詩序》、歐陽修的《梅堯臣詩集序》等三篇、茅坤的《〈青霞先生文集〉序》歸為一類，即“書序”。其余諸篇皆可作“贈序”觀。

　　以如此篇幅論證《蘭亭集序》并非“雖序亦記”看上去有些“小題大做”，其實不然。唯有弄清并且堅定《蘭亭集序》是一篇“書序”，才能真正體味其中的豐富含義?！皶颉迸c其所序之書不僅是物質同構的，更有深層的精神同構的關系。走進《蘭亭集序》，走進王羲之的內心世界，《蘭亭集》是不二法門。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僅將其看作是一篇孤立的“序記”，那就舍近求遠了。

二、“感事興懷太悲”？

　　在“蘭亭論辯”中，郭沫若的“依托說”不僅指向作為書法作品的《蘭亭集序》，也指向這篇文學作品本身。在他看來，“事實上《蘭亭序》這篇文章根本就是依托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在他征引的諸多證據中，有一點是他始終強調的，即《蘭亭集序》具有悲觀的氣息，這與王羲之的性格與《蘭亭集》的內容都不相符。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陳謙，他在力圖解釋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為何失收《蘭亭集序》時，說：“近世論《蘭亭敘》，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蘭亭考》）此外，郭沫若還舉出了很多文獻與文物作為證據，這些暫且不表。那么，《蘭亭集序》真的是“感事興懷太悲”嗎？

　　在《蘭亭集》中收錄了王羲之的兩首詩，分別是：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代同流。乃攜齊好，散懷一丘。

　　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仰望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轉引自《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

?　　在西晉時，“王宮宴會上的應酬詩自不必說，連朋友間的贈答送別之作也大都采用已經毫無生命力的四言雅頌體。”（葛曉音《八代詩史》，中華書局，2007年版。）王羲之的第一首詩非常典型地繼承了這一詩風雅化的傳統，充滿貴族氣息。雖以“散懷一丘”作結，此句卻可以目為寫實之筆，無須“過度闡釋”。第二首采用五言體式，在內容上與《蘭亭集序》中的“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一句遙相呼應。兩首詩中流露出來的盡是樂觀的態度：作者熱愛自然，熱愛朋友，熱愛人生。王羲之的作品如此，其實《蘭亭集》中的其他作品也大同小異。《蘭亭集序》與這些作品在情感基調上應當是一致的。雖然乍一讀，似乎得不到這樣的印證。

　　全文三段在結構上呈現出“正——反——合”的布局模式。第一段寫作“信可樂也”的景致，第二段寫作“豈不痛哉”的心情，第三段以淡定的筆墨收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痹谇楦袑用?，王羲之經歷了一個“樂——痛——和”的過程。其中，對“痛”的論述最為深入，這不僅體現在第二段的篇幅最長，還體現在作者徜徉其中的思緒很容易獲得讀者的共鳴。盡管經過這樣一番心靈游歷，作者最終走向了“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積極認識，但讀者顯然依舊沉浸在對“修短隨化，終期于盡”的感慨中，無法跟上作者的步伐。于是，《蘭亭集序》帶給大多數讀者的閱讀體驗，不是悲天憫人，就是顧影自憐。這樣，“悲觀的氣息”也就不難從作品中產生了。“感事興懷太悲”的說法，恐怕就是這樣形成的。

　　的確，《蘭亭集序》通篇筆精墨煉，唯獨在第二段的寫作中，于“痛”既富于辯證，又兼以渲染。在列舉人生諸種狀況后，一針見血地指出：“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弊x到此處，興懷的何止是王羲之，更有穿越時空的讀者。將人生歸為虛無，是很容易導向消極遁世的悲觀主義思想的。其實，遁世也別有幽懷，即便作者傾心于此道，也無可厚非。然而，他并沒有這樣做，在第三段中，于深刻的思辨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迸發出來?！懊坑[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使作者“不能喻之于懷”是自己的“臨文嗟悼”，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他“嗟悼”的對象是“昔人”，這就意味著他是站在具有些許啟蒙意味的立場上來與他們進行對話的。對作者而言，這或許是不自覺的，但他卻做到了，那就是能夠冷靜與審慎地得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的結論。這就搞清了“死生亦大矣”的實質。作者成功地做到了“出乎其外”，他說：“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他不但從“以往”中將自己解放了出來，還從“來者”中將自己獨立了出來。他“悲”的是在往復循環的面前，所能做的實在太少，后人只能像今人看待前人那樣來認識與理解歷史。人生的意義在于反抗命運?！肮柿袛r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贝伺e的目的在于昭示后人，《蘭亭集》的作者們曾經樂觀地歌詠生活，在歷史發展的洪流中，這種樂觀必將被幻滅，這是“樂觀”的悲哀，但是在反抗悲哀的過程中獲得“樂觀”的襟懷也就足夠了。作者打算留給“后之覽者”的，正是這樣一種不同的感慨。

　　如果在第一段的“正”與第二段的“反”之后，不能讀出作者在第三段的“合”中所達到的深度，那真是枉費了他的一片苦心。蘭亭集會上，王羲之無疑是十分快樂的?！把鲇^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作者之“樂”來源于“游目騁懷”，所謂“游目”是“足以極視聽之娛”的感官享受，而所謂“騁懷”則是“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精神自由。第二、三段正是作者“仰觀”與“俯察”時的收獲。可見，統攝全文的是“樂”，而不是“痛”。獲得了對人生的洞徹了悟，何嘗不是一種“樂”？

　　中國古典哲學與西方現代哲學中都有悲觀主義思潮。兩者雖然有著很大差異，但是作為基本的哲學范疇也具有相通之處。有人曾注意到德國著名哲學家叔本華，“這一位悲觀主義者在晚年簡直成了樂觀主義者?！保ㄍ枴ざ盘m特《哲學簡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版。）也許，對王羲之也可以這樣評價。他的樂觀是從悲觀中經過“煉獄”生成的，是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式的樂觀。這與那種純粹的樂觀主義是不同的。當然了，對《蘭亭集序》的思想高度也不能無限地夸大。不是“感事興懷太悲”，并不代表作者發現了社會前進的根本動力，更不代表作者的選擇是唯一正確的。這里想要申明的是，走進《蘭亭集序》，需要把它納入《蘭亭集》的整體中進行考察，同時把它本身也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得出“感事興懷太悲”的結論，不僅有違“文本細讀”的精神，也不符合“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的原則。但是，僅僅“走進”是不夠的，還需要“走出”。

　　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呈現出的“樂——悲——和”的過程，其實是一個與舊我告別的過程。他用這樣一篇序來引領整部《蘭亭集》，旨在用“樂觀”來告別“悲觀”，而“樂觀”的寄托便正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蘭亭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