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宋史》

　　元代官修的記載兩宋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共計496卷。其中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傳255卷，約500萬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由丞相脫脫和阿魯圖從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時編修的還有《遼史》和《金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書，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至正六年（1346年）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

　　《宋史》的特點是史料豐富，敘事詳盡。兩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學術活躍，雕版印刷盛行，編寫的史書，便于刊布流傳。科舉制的發展，形成龐大的文官群，他們的俸祿優厚，有很好的條件著述。加之統治者重視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學的發達。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擔；王安石變法改革官制后，主要由秘書省負責。官修的當代史有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記載宰相、執政議事及與皇帝問對的時政記，根據起居注、時政記等按月日編的日歷，詳細記載典章制度的會要，還有編年體的“實錄”和紀傳體的“國史”。 除官修的當代史外，私家撰述的歷史著作也不少，像南宋初年史學家李燾編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專記北宋一代史實；南宋孝宗時的史學家徐夢莘修撰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和戰的關系。元人修的《宋史》，就是利用舊有宋朝國史編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原貌。而宋代的這些國史、實錄、日歷現在幾乎全部佚失了，因此《宋史》成為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統的一部史籍。

　　宋史對于宋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系、典章制度以及歷史人物都做了較為詳盡的記載，是研究兩宋三百多年歷史的基本史料。以志來說，《宋史》共十五志，一百六十二卷，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篇幅，僅次于列傳。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僅見。其中的《職官志》，詳細地記述了宋朝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僚機構的組織情況，還包括職官的食邑、蔭補、俸祿等，從中可以看出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從《食貨志》中，可以看到兩宋社會經濟發展的概況，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經濟聯擊的加強，以及民眾民創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質財富和地租賦稅情況；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許多天文氣象資料、科學數據以及關于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豐富史料此外，《地理志》》、《兵志》編得也比較好。《宋史》的列傳也比前代史書都豐富，共收入兩千多人。“五代史”中未列傳的重要人物，如韓通，《宋史》把他和為擁周反宋的李筠、李重進一同列入《周三臣傳》里，既彌補了“五代史”的不足，又反映了韓通等三人的歷史作用，這種處理是十分恰當的。《宋史》是研究遼、宋、金代歷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現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貫通北宋與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間的大量歷史記錄，很多史實都是其他書中所不載的。

　　另外，《宋史》的體例完備，融會貫通了以往紀傳體史書所有體例，紀、傳、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創新。如外國和蠻夷分別列傳，這就分清了國內的民族和國外的鄰邦的界限。《宋史》的列傳在《儒林傳》之前，首創《道學傳》，記載了兩宋的道學家，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學的地位。再有忠義、孝義、列女三傳也都是宣揚道學思想的。其中《忠義傳》里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這為后世研究理學，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宋史》的最大缺點是比較粗糙。由于成書時間短，只用了兩年零七個月，而且時值元朝瀕臨崩潰的前夕，因此編纂得比較草率。編寫中對史料缺乏認真鑒別考訂，資料也沒有精心裁剪；書的結構比較混亂，編排失當，從整體來看，北宋詳而南宋略，如《文苑傳》里，北宋文人達八十一名，而南宋僅有十一名；《循吏傳》里，南宋竟無一人。此外，寧宗以后的史實多缺而不載。列傳雖然占的篇幅很大，入傳的人物有兩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后期抵抗蒙古軍守合州有功的王堅，其英勇程度，不減唐朝的張巡守睢陽，但在《宋史》中卻無專傳其事跡只散見于《宋史》、《元史》的本紀和列傳中。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終身面不向北的鄭思肖，愛國詩人劉克莊等，也都沒有列傳。有的還出現一人兩傳的現象。還有列傳的編排不以時間為序，造成了前后順序的混亂。

　　正因為如此，歷代屢有重修宋史之議。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洙完成《宋史質》100卷，嘉靖三十四年柯維祺編有《宋史新編》200卷，王惟儉有《宋史記》250卷。清代陳黃中編《宋史稿》219卷、陸心源編《宋史翼》40卷，朝鮮的李算也編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乾隆末年，邵晉涵發憤重修《宋史》，錢大昕、章學誠曾參與制定體例，邵先撰《南都事略》，然後再修《宋史》，惜書未竟而卒。

　　總之，《宋史》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統全面的一部史書，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后世眾多的修訂之作，雖然改進了《宋史》的某些缺點，但沒有一部能夠取代《宋史》。要想了解宋朝歷史便不可能脫離《宋史》。

　　脫脫：（1314年－1355年），亦作托克托，亦作脫脫帖木兒，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兒乞人。幼養于伯顏家，從浦江吳直方學。元朝元統二年（1334年），任同知宣政院事，遷中政使、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中書右丞相。當時伯顏為中書左丞相，權傾朝野，向為元順帝所忌，脫脫恐受其累，與順帝密謀逼退伯顏。至正一年（1341年）脫脫為相，大改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至正三年（即1343年），脫脫主編《遼史》、《宋史》、《金史》，任都總裁官。至正四年（即1344年），脫脫因病辭職。至正九年復出為相，發行新鈔票“至正交鈔”，并派賈魯治理黃河，成績斐然卓著，贏得水患災民的民心，上賜號答剌罕（意謂：自在），被贊譽為“賢相”。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脫脫親率大軍鎮壓鎮壓徐州芝麻李紅巾軍起義，執意屠城，軍事成就卓著，功封太師。至正十四年（1354年），脫脫被派往討伐高郵（今屬江蘇）張士誠起義軍，正酣戰即將攻陷士誠之際，為朝中彈劾，功虧一簣。至正十五年（1355年），革職流放云南，后被中書平章政事哈麻假傳元順帝詔令自盡。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昭雪復官。脫脫的死使得他殫精竭慮修補元王朝統治的堤壩付諸東流，也成為元王朝走向崩潰滅亡的轉折點。

　　阿魯圖：（生卒年待考），蒙古族；蒙古阿兒剌部人。著名元朝末期重臣。阿魯圖由經正監襲職為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順帝至正四年，脫脫辭相位，阿魯圖詔拜中書右丞相，繼脫脫之后，主持了纂修遼、金、宋三史，特別是三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爾拉·阿魯圖主持的。阿爾拉·阿魯圖素不識漢字，因而并沒有參與實際編修，但他在財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給予了莫大支持。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阿魯圖不從。至正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既罷去。第二年，別兒怯不花遂為右丞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為太傅，出守和林邊，薨，無嗣。

29、《遼史》

　　《遼史》是記載遼朝歷史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上自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下至遼天祚帝耶律延禧二百一十多年歷史。由丞相脫脫和阿魯圖從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時編修的還有《宋史》和《金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書。共116卷，包括本紀30卷，志32卷，表8卷，列傳45卷，以及國語解1卷。記載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遼歷史。

　　正是由于遼朝統治者重視修史，因此遼朝的史料能夠保存下來，為以后修遼史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遼圣宗時起，歷代皆編修了“實錄”。遼末天祚帝又讓監修國史的耶律儼修太祖諸帝“實錄”。遼朝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國的制度，設立有國史館，修纂有起居注、日歷、實錄、國史等，但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經散佚。元后期修《遼史》依據的主要是遼、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資料。主要是遼耶律儼的《遼實錄》70卷，金陳大任的《遼史》和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元代《遼史》的編寫是從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開始的，但因軍事繁忙，時局未穩，沒能實行。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議修遼、金二史，時元翰林國史院也建立起來，但這一次也未見諸行動。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歷曾多次詔修遼、宋、金三史，都因正統問題的爭論未決，義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由脫脫裁定三史各為正統、從而徹底解決正統、義例問題的前提下，《遼史》才最后纂修成功。

　　《遼史》的特點是列表較多，共有八表，僅次于《史記》和《漢書》。《遼史》的表多，減少了立傳之繁，省卻了許多篇幅，彌補了紀、志、傳記載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屬國》三表，是《遼史》的創新。通過列表，使讀者對各部族、各屬國的情況，以及與遼朝中央的關系，都一目了然。減省了不少筆墨。當然，表里記載的材料難免與紀、志、傳中的重復，但列表多彌補了《遼史》過于簡略的缺點，從而使“一代之事跡亦略備”
《遼史》的志書中新創《營衛志》，記載了契丹營衛概況、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為《兵衛志》，記述了遼的軍事組織情況，包括御帳親軍、宮衛騎軍、大首領部族軍、眾部族軍、五京鄉丁、屬國軍、邊境戍兵等等。這兩種志書對了解和研究遼代的政治、軍事和民族情況有很大幫助另外，《遼史》的最后有《國語解》一卷，對書中用契丹語記載的官制、宮衛、部族、地名等分別加以注釋，為閱讀《遼史》提供很大方便。不過譯音有不少錯誤，后來清朝時敕撰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彌補了這一不足。

　　《遼史》的缺點同樣是成書也很倉促，而依據史料范圍又比較狹窄，書中的缺陷確實是比較多的。《遼史》所據資料既少，又匆匆成書，存在許多缺點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數百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以至認為《遼史》“在歷代正史中最為下乘”。概括地說，其缺點主要表現在：第一，過于簡略，以致漏載了許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內容。如建國后，曾幾次改變國號，先稱契丹、后稱大遼、后又稱大契丹、又后復稱大遼。這樣重大的事實，在《遼史》中竟然沒有反映。第二，記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記》載“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而《屬國表》記載同一事件卻說成是“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烏母主可汗。”究竟俘獲的是畢離遏還是烏母主可汗？使人無所適從。第三，記事錯誤甚多。其中既有紀年錯誤，也有文字、史實錯誤，如《遼史》中記載道宗有壽隆年號。這顯然是錯誤的。

　　《遼史》的缺陷雖多，但其作為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系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

　　后人對《遼史》的增補、校注，有清朝厲鶚著的《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搜集各類書籍三百余種，對《遼史》加以補充校訂，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清朝楊復去著的《遼史拾遺補》五卷，對《遼史》進一步作了補充。補表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繆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卷。

30、《金史》

　　記載女真族所建金朝的興衰始末的紀傳體斷代史。由丞相脫脫和阿魯圖從元惠帝至正三年（1343年）起先后主持修撰，同時編修的還有《宋史》和《遼史》。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成書。全書135卷，其中本紀19卷，志39卷，表4卷，列傳73卷。記載了上起金太祖收國元年（1115年）阿骨打稱帝，下至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年）蒙古滅金，共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金史》在二十四史中雖不能與《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媲美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卻是最好的一部，有人認為甚至超過《元史》。究其原因，它不像《宋史》、《遼史》倉促成書，而是經營很久，史料豐富。歷次修《金史》，除依據張萬戶獻上的實錄外，還有就是金朝末年兩位學者劉祁的《歸潛志》和元好問的《壬辰雜編》。元和劉二人親身經歷了金末的喪亂之事，書中所論都是耳聞目睹，且二人文筆又好，所以《金史》中有關金末歷史的記載，寫得十分生動，使人讀之歷歷如見。清代史學家趙翼評論說：“《金史》敘事最詳略，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記》卷2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元人之于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倉促成書者不一樣，所以本書首尾完備、條例整齊、簡約而無疏漏、周贍而不繁蕪，在宋、遼、金三史之中，是最為完善的。”確實，與宋、遼二史相比，其優點是比較突出的。

　　首先，在編纂體例和內容方面，便有許多超越前史的獨特之處。如《金史》不但記載了金建國以后120年的歷史，而且為了專門敘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跡，回顧了女真族建國前的歷史，從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珍貴材料，備受今人重視；在各《本紀》的末尾，設立了《世紀補》一篇，專門記述了幾位未曾即位稱帝，而被后代追認的幾位皇帝的事跡，這在體例處理方面十分得體，為后代修史者所繼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專立《金國語解》一篇，用漢語標出了表現在官稱、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語稱謂，是參照釋讀《金史》及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金史》還根據具體需要，創立了《交聘表》，以編年體表格的方式記述了金朝與鄰國（如宋、西夏、高麗）的和戰及來往關系，形式新穎，內容清晰。

　　其次，記述歷史事實也比較客觀審慎，因而，真實性是比較可靠的。《金史》以“實錄”為依據，史料翔實可信。如在記述金與遼的往來和征戰中，對金統治者所用的詐謀詭計等，都能如實地敘述；對金朝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互相傾軋，也能比較充分地揭露。特別是本書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將 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較系統、全面地記載下來。如《禮志》、《樂志》、《輿服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等與遼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記注院，掌修起居注；秘書監設有著作局，掌修日歷；還有國史院，掌修實錄和國史。其實錄編修最為完備，太祖以下除衛紹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實錄；除此之外，還有記載金朝先世的《先朝實錄》3卷；生前未稱帝，死后追加尊號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顯宗也都有實錄；此外還修有國史，包括皇帝本紀及功臣列傳；《金史》的志書內容比較詳細，共有三十九卷，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五種寫得不錯，能反映出金朝社會的基本特征。

　　再次，在史料剪裁及記述方面，處理也比較得體。對重要歷史事件、人物一般記載比較詳細，從而反映出其歷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樣詳略失當、比例失調的現象。如書中對金代戰爭的記述，既生動、又不冗繁。金代的戰爭比較多，如果一一鋪敘，容易寫得繁瑣冗長。而《金史》中只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兩個主事人的紀、傳中詳述，對其他事和人，只是在其他紀、傳中從側面加以補充。這樣就能有綱有紀，條理井然。金建國前的抗遼戰爭的河店一戰，是完顏阿骨打親自率領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紀里詳述了此次戰役。后來。金追獲遼朝皇帝，又擄取宋朝皇帝，則在大將宗翰、宗望的傳里記述了這兩件事。

　　當然,《金史》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有的重要人物沒有列傳，甚至無記載。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稱帝的渤海人楊樸，是阿骨打身邊重要的謀臣，金建國之初，“諸事革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這樣重要的人物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再如天會十年（1132年）金立的偽齊遷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偽齊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國大事，《金史》中一概不書。《金史》記事經常避重就輕、為尊者諱，甚至刻意地隱瞞金國軍隊的敗績，片面地夸大金將的戰績，這些在《金史》卷七七《宗弼傳》關于1140年宋金戰事的描述中有很明顯的體現。以往的史家早已指出《金史》不提蒙古對金國的威脅，也不提劉豫的偽齊政權，而關于宋金兩國在1140年前后發生的諸多戰役的記載，更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此外，《金史》列傳中的人名雜亂，一人多名或譯名不一的現象很多。

31、《元史》

　　記載從蒙古族興起到元朝建立和滅亡過程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210卷，包括本紀47卷、志58卷、表8卷、列傳97卷，元朝滅亡的當年即1368年，明太祖便下詔編修《元史》，由宋濂、王祎總纂，洪武三年七月初一書成。初修和補修前后時間不到一年。

　　《元史》具有原始史料豐富的特點。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由參知政事王鶚建議，忽必烈始設翰林國史院，開始纂輯國史。至元年間，又設立蒙古翰林院，專用蒙古文記錄史事。這些機構的設立，使元朝除了元順帝的“實錄”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較為完整的“實錄”。元朝的典章制度史也不少，主要有元代修《皇朝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元典章》、王禎的《農書》、郭守敬的《授時歷經》等，這些都是修《元史》的重要參考材料。還有些史料雜著，如宋人著的《黑韃事略》、《蒙韃備錄》、《長春真人西游記》等，也是修《元史》的材料來源。由于史料充足，《元史》的志書，對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述，保存了大批珍貴的史料。其中以《天文》、《歷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為珍貴。《天文志》吸取了元代杰出科學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歷志》是根據元代歷算家李謙的《授時歷議》和郭守敬的《授時歷經》編撰的。《地理志》是根據《大元一統志》，《河渠志》是根據《海運紀原》、《河防通議》等書編撰的。而今，《大元一統志》等書已經散佚，《元史》中保存了這些書的內容，史料價值就更為可貴。列傳中的蒙古、色目人傳記，其中一部分人已沒有別的史料可供參考，后世對這些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歷史人物的事跡只有通過《元史》才能了解。元朝的13朝實錄和《經世大典》已經失傳，部分內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來。《元史》的本紀和志占全書一半，而本紀又占全書近1/4，保存了大量失傳的史料。所敘述的事，都有詳細的年、月、日記載，這就更增加了參考價值。

　　《元史》在體例上也有創新，如列《釋老》傳。《釋老》是記載宗教方面的列傳，從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發展情況。《元史》的編修者違反一般的修史慣例，把一些儒家學者認為不值一提的佛老史實也記入《元史》。如本紀中記載作佛事，禮樂志中記載游皇城。列傳則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又設《方伎傳》。這些雖有悖慣例的列傳設立，反映了元代真實的社會情況，對研究金朝、元朝時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

　　另外，《元史》文字淺顯，敘事明白易懂，還保留了當時的不少方言土語，這同朱元璋提倡淺顯通俗的文字是分不開的。宋濂修《元史》時，遵照朱元璋的意圖，強調“文詞勿致于艱深，事跡務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稱得上是一部較好的正史。

　　由于《元史》的編纂距元朝滅亡只有一兩年時間，元朝的一些史料，當時還沒有得到。像大將常遇春攻克開平，俘獲元順帝北逃時帶走的史料，是在洪武三年六月，《元史》已二次修成。這些史料就來不及引用了。又因當時的編纂人不懂蒙古文，已經收集到的資料，限于翻譯條件，也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檔案等等，加上編修時間倉促，考訂的功夫也不夠。又出于眾人之手，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足之處，造成《元史》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歷來遭到學者們的非難，所指出的問題主要是：隨得隨抄，前后重復，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對，考定異同，時見抵牾。如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同一專名，譯名不一。史文譯改，有時全反原意。沿襲案牘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現了耿參政、田司徒、郝參政等官稱而不記其名；又據案牘編宰相年表，僅刪去其官銜而不予考訂，以致有姓無名；改寫紀年的干支，竟有誤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況，使史實完全錯亂；史料中沒有具體廟號的皇帝，改寫時弄錯的例子甚多，如將太祖誤為太宗，太宗誤為太祖，憲宗誤為世祖，世祖誤為憲宗等；纂修人對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軍號、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卻寫成某州已改為某軍、某郡之類；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帳不曠”，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歲賜，《后妃表》編者竟據此名單列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因此，閱讀《元史》，應參考《元朝秘史》、《新元史》等書籍。

　　有鑒如此，明成祖曾命解縉改修《元史》，他寫了《元史正誤》一書。后來，參加纂修《元史》的朱右又寫《元史拾遺》，許浩作《元史闡微》等，都是對《元史》的訂正和補充。清朝的學者，進一步對《元史》加以考證和改編，成果累累，像邵遠平的《元史類編》、魏源的《元史新編》、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曾廉的《元書》、屠寄的《蒙兀兒史記》等；還有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元朝秘史》。這些書籍對《元史》作了不少增補考證，但仍有許多遺漏。直到清末民初的柯劭忞撰成了《新元史》。但它們都不能取代《元史》原書。因為它是畢竟是最早的全面、系統記述元代歷史的著作。作為研究元代歷史的史料來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價值更高。它仍是我們今天了解、研究元代歷史的極其珍貴的文獻。

　　《元史》的版本：1976年4月，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底本，校對了北京圖書館藏原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百四十四卷殘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還吸收了前人對《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校正了有關史文，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義烏）人。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敏好學，曾受業于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明初就任江南儒學提舉，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辭官還鄉。后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朱元璋本欲殺戮，經皇后、太子力勸，改為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病死于流放途中的夔州，后謚文憲。宋濂與高啟、劉基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 劉基贊許他“當今文章第一”， 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全集》七十五卷。

　　王祎（1322—1373），字子充，號華川，義烏來山人。幼從祖父王炎澤學，后師事柳貫、黃溍。元至正八年（1348）游燕京，上八千言書論時政。危素、張起巖舉薦于朝，未被納用。遂歸隱青巖山著書，名聲日盛。十八年，朱元璋率部攻取婺州，祎應召，被任為中書省掾史。二十一年，進《平江西頌》，朱元璋大喜，說：“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西儒學提舉司校理，累升侍禮郎，掌起居注。二十七年，朱元璋召議即位禮，因所陳不合上意，出為漳州府通判。明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同為總裁。書成，升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教皇太子經學。五年正月，奉詔書往云南招諭梁王把都歸順，遇害。建文初年，追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著作有《大事記續編》、《王忠文公集》及《重修革象新書》。

32、《明史》

　　記載從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到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年）共277年明朝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明史》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后歷時九十四年。假如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組織班子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評，認為它超越了宋、遼、金、元諸史。清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明史》的確有不少長處。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雖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僅次于《宋史》，但讀者并不感到冗長而生厭。

　　第一，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明，編排得當。《明史》將本紀作為全史之綱，以簡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書之前，使人在讀閱這部史書之時，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歷史之概況，這應是《明史》修纂整體設計上的獨到之處。史評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曾將遼宋、金、元諸史和《明史》作了比較，認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第二，《明史》的史料較為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志藏于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余冊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貞著述的《錦衣志》、《中官考》等，都對明朝特務統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統地作了介紹。《外國傳》及《西域傳》，反映了當時與境外國家及部落地區等的聯系，保存了大量東南亞及中亞等地歷史資料，是研究這些國家歷史及中外關系史的較好參考資料。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們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

　　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論公允，也能秉直書寫。如對袁崇煥被清太宗設反間計殺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問題的記載，都很有參考價值。是尊重史實，不以明代官定史論為據。如建文帝年號于成祖奪位后革除，其四年實錄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實錄》之后。《明史》中則專立《恭閔帝紀》一卷，甚為得體。再如英宗削景泰帝號，情形與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處理《明史》本紀的得當。清代史家錢大昕曾論稱：“其例有創前史所未有者”。遺憾之處是未能給南明諸帝立紀，這是清初政治形勢所決定的。清朝官修史書，不僅不可能給南明諸帝立紀，甚至于列傳中亦不立傳。清初私家修史，妄談及此，則也難免于“文字獄”之禍。

　　第四，《明史》在體例上有新的創造，在列傳中專列了“閹黨”、“流賊”和“土司”三目。宦官專政為明朝一代歷史的重大問題，《閹黨傳》記載了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黨羽禍國殃民的罪行。《明史》雖視李自成、張獻忠等為“流賊”但仍為其立傳，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賊”諸臣傳中的傳統做法。其中《李自成傳》長達萬余言，為《明史》諸傳中之最長者。從修史者角度雖主要為后人之鑒，保存了明末農民戰爭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傳》專寫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其中保存了大量這一帶少數民族的重要資料。今日國內少數民族的歷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應該說，創設《閹黨》、《流賊》、《土司》三類傳，確實符合于明史之實際情況，這與諸表中創設《七卿表》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外，《明史》其它部分篇章，也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貴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對明代特務機構廠衛的敘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對這段歷史的考察研究。明代歷法，由于崇禎時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創新。其《歷法沿革》一卷，對朱載堉《圣壽萬年歷》、《律歷融通》介紹較詳，后徐光啟等督修歷法，重視西洋歷法，也多用文字。這當是《明史·歷志》的一大特點。《歷志》的第二大特點是除表之外而有圖，與諸史不同。計有圖五，均附于《大統歷法》之中。

　　《明史》盡管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又稱“最為完善”之作。但其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史實上有隱沒。其所隱沒者有二：一是隱沒清末建國前曾臣于明；二是隱沒清入關后南明諸朝廷存在之事實。如清人（後金）在建國之前曾臣服於明朝的事實，清入關之後弘光、隆武、紹武、永歷南明諸朝廷長達20多年的歷史，《明史》都隱諱未書。康熙皇帝原已批準將福王、唐王、魯王、桂王附在思宗本紀內，而康熙五十年爆發了南山案後就被禁止寫入了。謝國楨曾論《明史》缺失有五：一是“毀滅不利清廷之史實”；二是于明初事實記載不翔實；三是記建文之事，諱言建文出亡，主張焚于火，以示亡國之君無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四是除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外，其余農民起義，均只見于有關官員列傳之中；五是《明史》出于東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東林黨人多立佳傳。
為補《明史》記述之不足，后人陸續有些補編之作，如夏燮《明通鑒》、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談遷《國榷》、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張岱《石匱書》及《石匱書後集》、計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溫睿臨《南疆逸史》、焦竑的《國朝獻徵錄》、徐鼒《小腆紀年》、《小腆紀年附考》、《小腆紀傳》、查繼佐《罪惟錄》、劉湘客《行在陽秋》、蔣臣《桐變日錄》、瞿昌文《粵行紀事》、全祖望《鮚埼亭集》、王頌蔚《明史考證攟逸》等。專項志、表如劉廷燮的《建文遜國之際月表》。黃大華的《明宰輔考略》和《明七卿考略》，吳廷燮的《明督撫年表》，傅以禮的《殘明宰輔年表》和《殘明大統歷》等，都收在《二十五史補編》中。

　　明史修成時修書總裁為張廷玉。現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 原刊本，1974年中華書局又據以校勘、標點，鉛印出版。

　　張廷玉（1672—1755）字衡臣，號研齋，安徽桐城人。康熙進士，清朝保和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軍機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加少保銜后加太保。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官五十年。為人謹小慎微，謹守“萬言萬當，不如一默”。故雍正贊揚他“器量純全，抒誠供職”，稱其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曾先後纂《康熙字典》、《雍正實錄》，并充《明史》、《國史館》、《清會典》總纂官。

33、《清史稿》

　　中華民國初年由北洋政府設館編修的記載清朝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536卷，其中本紀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傳316卷。記錄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下至1911年清朝滅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歷史。由中華民國初年特設的清史館編修，館長趙爾巽任主編，繆荃孫、柯劭忞等為總纂，另設纂修、協修、提調、校勘等職。參加編寫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開始編纂，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歷時十四年。到了1927年，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經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把各卷刊印出版。由于是部未定稿。所以名之為《清史稿》。《清史稿》的版本有“關內本”、“關外一次本”和“關外二次本”三種。1977年中華書局本，以關外二次本為工作本，參閱諸本，將《清史稿》作了標點、分段，是此書問世50年來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不少學者將其列為“二十五史”之一。

　　《清史稿》匯集了比較豐富的清史資料。由于清朝滅亡時，清廷檔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較完整，這就為編寫《清史稿》提供了充實的原始資料。當時的主要史料有：《清實錄》四千四百卷；清朝國史館已編成的《清國史》七百五十四卷；清詔書，又稱《圣訓》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傳記、名人年譜等二千多卷；清紀事史書《東華錄》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紀略，私人記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數不勝數。總之，《清史稿》取材“以實錄為主，兼采國史舊志及本傳，而參以各種記載，與夫征訪所得，務求傳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統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為后人研究清代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清史稿》編寫的體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創新。如本紀部分不僅逐年記載了皇帝的軍國大事，而且在前代遜君還健在、無謚可稱時，創了“宣統紀”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記錄天文、地理、禮樂、選舉、藝文、食貨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動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軍機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傳中創立了疇人、藩部、屬國三傳，反映了清代社會的新發展。另外，對于反清斗爭的重要人物如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傳。這些都是值得稱贊的。

　　然而，《清史稿》修纂時，纂修者多為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蔑先烈、諛揚清朝之詞。《清史稿》記載民國以后的事，不用民國紀年，而用干支紀年。如民國元年稱“壬子年”，民國二年稱“癸丑年”，民國三年稱“甲寅年”，表示不承認中華民國，不奉民國正朔。《清史稿》是民國政府出錢聘請撰修的，他們竟然誣蔑辛亥革命，反對民國。在晚清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清朝喪權辱國。《清史稿》卻為清朝諱，往往輕描淡寫，語焉不詳。如鴉片戰爭后簽訂南京條約，《宣宗本紀》中僅書（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各海口，與英國定議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對于關系重大的割讓香港、協定關稅、賠償軍費煙費等均未提及。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再次，《清史稿》成書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即將入北京，倉猝付印，未能對全書統一修改和認真校勘，故史實、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錯誤遺漏比比皆是。《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列舉了十九條理由，呈請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發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視先烈、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等內容。所以，思想觀點與立場錯誤實是此書的主要問題。同時，由于《清史稿》是眾人編纂而成，編寫時彼此缺少照應，更因時局動蕩，倉促成書，未經主編總閱審定便“隨修隨刻，不復有整理之暇”，過于粗陋。因此，體例不一，繁簡失當，史實之中也有不少錯誤。《清史稿》的編纂者由于知識結構的限制，對外國情況不了解，故而對域外的記述錯誤也很多。河渠志》記載全國河流的情況，卻只記了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四條。我國最長的河流長江遺漏失載，其他像珠江、黑龍江、松花江、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見蹤影，《清史稿》一書記載之史事，有很多失實之處，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訛誤，更數不勝數。

　　盡管《清史稿》存在許多缺陷，可是，在今天還沒有別的清史能替代它時，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們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

　　二十世紀末，國家決定重修《清史》，由戴逸主持。現仍在進行中。

　　趙爾巽（1844—1927年），字公鑲，號次珊，又名次山，又號無補，清末漢軍正藍旗人，祖籍奉天鐵嶺。清代同治年間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安徽、陜西各省按察使，又任甘肅、新疆、山西布政使，后任湖南巡撫、戶部尚書、盛京將軍、湖廣總督、四川總督等職，宣統三年（1911年）任東三省總督。武昌起義后在奉天（今遼寧）成立保安會，阻止革命。民國成立，任奉天都督，旋辭職，蟄居青島。1914年任清史館總裁，主編《清史稿》。袁世凱稱帝時，被尊為“嵩山四友”之一。1925年段祺瑞執政期間，任善后會議議長、臨時參議院議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