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舊唐書》

　　五代后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五代后晉開運二年（945年）由司空、平章事劉昫負責編纂。原名《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后，才改稱《舊唐書》。共二百卷，包括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

　　《舊唐書》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保存了豐富的史料。唐朝歷代修有實錄。自唐初以來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便相繼在實錄基礎上撰寫國史，其中以吳兢的《唐書》和韋述的《國史》最為有名。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續作。后梁、后唐兩代都曾下令廣泛征集唐史資料；后晉時，賈緯以所搜集的遺文和故舊傳說等，編為《唐年補錄》，劉昫監修的《舊唐書》就是在上述豐富資料基礎上，加上當時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綴補而成。所以清代學者趙翼說：“《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二十四史剳記》）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呂琦這批編寫者去唐不遠，有條件接觸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時間里修成這樣一部二百卷的大書。例如唐穆宗以后的本紀，雖然內容蕪雜，但也記載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紀》、《僖宗本紀》里較詳細地記載了寵勛起義、黃巢起義的情況。昭宗、哀帝本紀則較詳細地記載了唐朝末年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情況。《舊唐書》記述唐代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情況，也超過以前各史，保存了大量唐代民族政策與對外關系的史料。

　　由于資料豐富，《舊唐書》記事比較詳細，便于讀者了解歷史事件的過程和具體情況，因而受到重視。比如對唐順宗朝王叔文集團當政時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記載比較具體。因為《舊唐書》記事詳細明確，所以司馬光著《資治通鑒》的《唐紀》部分，多采自《舊唐書》。《舊唐書》還保存了不少很有價值的文章。如《呂才傳》、《盧藏用傳》分別登載了兩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賈耽傳》登載了他進奏所編地理圖志的表奏。這些都是中國思想史和地理學史的重要文獻。當然，《舊唐書》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這與編撰者的指導思想有關。他們所遵循的指導原則是纂修須按于舊章，即忠實于唐代遺留下來的原始資料，對歷史事實的記載完全按照當時人的思想認識，這樣就真實地反映唐代不同時期的思想認識和時代風貌。

　　《舊唐書》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對后晉大舉進攻，造成了開封及河南州縣數百里內杳無人煙的慘狀，史籍遭劫自也難免。因此修成的《舊唐書》，因此在保存史料方面，《舊唐書》有很大功勞。

　　由資料豐富和紀事詳盡也帶來個缺點，就是記事過于繁雜。另外褒貶或從于時尚，以五代時期的思想認識來看待藩鎮、忠義、叛逆等問題，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宋代著名學者宋祁、歐陽修對《舊唐書》貶責頗多，明末顧炎武也認為《舊唐書》“頗步繁蕪”。 所以在仁宗慶歷年間，北宋朝廷認為《舊唐書》蕪雜不精，另命宋祁和歐陽修編撰唐書。這部新唐書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寫成，開始“布書于天下”。 《新唐書》行世后，《舊唐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幾乎被人們廢棄。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才得以重新刊行。后人為區別這兩種唐書，把后晉劉昫所著稱為《舊唐書》，而將宋祁等后修的唐書命名為《新唐書》。

　　盡管《舊唐書》存在著上述缺陷，但同時也具備上述的不可抹殺的價值。

　　劉昫（887—946年），字耀遠，涿州歸義（今屬河北雄縣）人，五代史學家，后晉政治家。后唐莊宗時任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后晉時，官至司空、平章事。后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年）受命監修國史、負責編纂《舊唐書》。

25、《新唐書》

　　記載唐代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書。共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由北宋宋祁、歐陽修等撰，宋仁宗慶歷年間開始，嘉祐五年（1060）全書完成，由曾公亮進呈。前后經過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后7年歐、宋共同“刊修”

　　已有《舊唐書》仍要重新修撰《新唐書》的原因，乃是因為宋人認為《舊唐書》記事過于繁雜。另外褒貶或從于時尚，以五代時期的思想認識來看待藩鎮、忠義、叛逆等問題，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為了吸取唐代興衰治亂的經驗教訓。也是為了通過修史，進行忠奸善惡的褒貶，宋仁宗在慶歷年間下詔重修唐書。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

　　一是體例、剪裁《新唐書》都超過《舊唐書》。《新唐書》編寫者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自己對這方面當然特別注意。《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后《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線索。著名史論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后，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二是史料方面《新唐書》比起《舊唐書》豐富。如《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如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方面資料；《地理志》著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其中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產，也都是他書所少見；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特別是保存了歷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歷》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歷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后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家，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宋祁為唐后期人物立傳，采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志、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于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另外《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李績在立武后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所不及的。

　　三是在文采、編纂者的治學態度，《新唐書》都超過《舊唐書》。《新唐書》的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為其特長。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家高手。范鎮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后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后長達十余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后，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跡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并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這些都是在文筆、編裁方面，新書勝過舊書之處。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新唐書》雖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補充，特別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傳部分。但是《新唐書》意在克服《舊唐書》記事繁雜的缺點，對《舊唐書》中保存的大量文章，進行了刪削、改寫，據清代史評家王鳴盛統計，《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十七史商榷》）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不僅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改變了歷史文獻的本來面目，也使讀者無法了解具體情況。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煉，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里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另外出于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跡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家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

　　歐陽修（1007－1073），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安永豐（今屬江西）人,自稱廬陵（今永豐縣沙溪人）。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學家、史學家與韓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 仁宗時，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英宗，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謚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學方面都主張革新，既是范仲淹慶歷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又喜獎掖后進，蘇軾兄弟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下。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詩、詞、散文均為一時之冠，有《歐陽文忠公文集》。除文學外，經學研究《詩》、《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說，有獨到見解；金石學為開辟之功，編輯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銘文碑刻上千，并撰有《集古錄》，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史學成就尤偉，除了參加修定《新唐書》250卷外，又自撰《新五代史》。

　　宋祁(998～1061)，字子京, 北宋安州安陸（今湖北安陸）人，后徙居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天圣二年（1024）與兄郊（后更名庠）同登進士第，奏名第一。章獻太后以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為第一，置祁第十，時號“大小宋”。 歷任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史館修撰。與歐陽修同修《唐書》，書成，進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嘉祐六年卒，年六十四，謚景文。著作除《新唐書》列傳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近人趙萬里輯有其詞《宋景文公長短句》1卷，唐圭璋據以收入《全宋詞》時又稍有增補。

26、《舊五代史》

　　原名《五代史》，也稱《梁唐晉漢周書》，后人為區別于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便習稱《舊五代史》。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吐蕃、渤海、黨項、南詔、于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就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官修的這段歷史。由于五代各朝均有實錄。可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又有范質的《五代通錄》作底本，再加上編書者對史料比較熟悉，宋太祖又十分重視，組織的撰修班子規格高、陣容強，由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因此成書時間很快，始于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原書已佚，現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時的輯本。共一百五十卷，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

　　《舊五代史》分為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代的《書》皆是是斷代史，《志》則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雜傳》則記述包括十國在內的各割據政權的情況。這種編寫體例使全書以中原王朝的興亡為主線，以十國的興亡和周邊民族的起伏為副線，敘述條理清晰，較好地展現了這段歷史的面貌。對于南方和北漢十國以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如契丹、吐蕃等，則以《世襲列傳》、《僭偽列傳》、《外國列傳》來概括。因此這部書雖名為五代史，實為當時整個五代十國時期各民族的一部斷代史。

　　從史料角度說，《舊五代史》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尤其經過長期南北分裂混亂，許多五代時期的“實錄”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這部近乎“實錄”壓縮本的史書，價值就更高了。《舊五代史》的作者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等，他們是當時的學者名流，大部分又在五代時期生活過一段，對那段歷史比較了解。此書修于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此時南方諸國尚存，許多編者對南方史事更為熟悉，因而更多地編進了有關十國的第一手資料，因 此《舊五代史》材料較為豐富。尤其是保存了許多后來已經散失的當時的詔令公文和當時人寫的“行狀”、墓志銘等，這都是人物傳紀的第一手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舊五代史》編成后，受到歷代文人和史家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及后來胡三省撰《通鑒注》，皆從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壇名家沈括、洪邁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直到明清之際，史家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時，還向當時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借過《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也有不少缺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成書太快，因而來不及對史料加以慎重的鑒別，有的照抄五代時期的實錄，以至把當時人明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實和溢美人物的不實之辭錄入書中。如對后唐的權臣張全義，傳中就大肆贊美他的治洛（陽）的功勛，而諱言其大量丑行。而這些丑聞在后來宋人王禹偁寫的《五代史闕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這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對《舊五代史》指責很多，專門寫了“薛史書法回護處”和“薛史失檢處”兩個專題，舉了好些例證說明薛史的不實。

　　薛居正（912～981）北宋大臣、史學家。字子平，開封浚儀（今河南開封）人。父薛仁謙是後周太子賓客。薛居正自幼好學，后唐清泰初進士。歷官后周諫議大夫、刑部郎中、宋初戶部侍郎、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門下侍郎、平章事、左仆射、昭文館大學士、司空。宋太祖開寶五年（972），兼判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監修《五代史》。開寶六年（973），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加左仆射、昭文館大學士。隨宋太宗平晉陽還京師，進位司空。六年（981），因服丹砂中毒而卒，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其養子薛惟吉將他生前的作品收集成冊，帝賜名《文惠集》，今佚。《全宋文》其文3篇。事跡見《隆平集》、《東都事略》及《宋史》本傳。

27、《新五代史》

　　原名《五代史記》，宋歐陽修撰，后世為區別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稱為《新五代史》。書中記載了自后梁開平元年（公元九○七年）至后周顯德七年（公元九六○年）共五十三年的歷史。全書共74卷。其中本紀12卷、列傳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譜11卷、四夷附錄3卷。歐陽修約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就著手編寫，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法。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在歐陽修去世一個月后，下詔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進國家圖書館。到金章宗時候，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漸代替了《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唐代設館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歐陽修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編的五代史以后，歐陽修為什么獨出心裁，重又編出一部體例和寫法不一樣的新的五代史呢？在歐陽修看來：五代之世“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亂已極矣！”寫這段歷史就應該抨擊這些現象，以“垂勸戒，示后世”。在他看來，舊五代史“繁猥失實”，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所以他要作新五代史，將孔子編撰春秋的“義例”，作為自己立論的原則，用“春秋筆法”對五代歷史進行褒貶，從而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

　　他采取了和編寫新唐書不同的做法。在新唐書中，他重視典章制度，不厭其詳地加以記載，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認為五代時期“天理幾乎其滅”，是一個“亂極矣”的時代，根本沒有什么禮樂制度可談，因而他說：“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因此，他除寫了司天考、職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沒有寫。

　　在編撰體例方面，新五代史改變了舊五代史的編排方法。舊五代史分梁書、唐書等書，一朝一史，各成體系；新五代史則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紀、列傳綜合在一起，依時間的先后進行編排。舊五代史不分類編排列傳；新五代史則把列傳分為各朝家人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雜臣傳，等等。

　　由于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后于舊五代史，看到了舊五代史編撰者所沒有看到的一些資料，他往往采用小說、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了舊五代史中所沒有的一些史實。如王景仁、郭崇韜、安重誨、李茂貞、孔謙、王彥章、段凝、趙在禮、范延光、盧文紀、馬胤孫、姚顗、崔稅、呂琦、楊渥等傳都或多或少地補充了若干事實，有些則插入比較生動的情節，以小見大，使讀者加深對五代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國世家》。對于少數民族的記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據胡嶠《陷虜記》，記述了在契丹的親身見聞。在《于闐錄中記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闐時所見到的沿途各國的山川、風土情況。在《司天考》中，歐陽修將后周天文學家王樸的《欽天歷經》4篇的主要內容記錄下來，因為《舊五代史》這部分內容已經不全，所以歐陽修的記錄在我國天文學史上是有重要貢獻的。此外，歐陽修對所采用的史料進行了細致的考辨，訂正了《舊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錯誤。由于《舊五代史》已非原帙，殘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價值就更不應低估。

　　歐陽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大家，古文運動的領導人和集大成者。《新五代史》的文筆之出色，的確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見的。《新五代史》通篇渾然一體，結構嚴謹，選材講究；思想上也不像舊史那樣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再加上文筆簡潔，敘事生動，當時人就認為它的筆力與《史記》不相上下。創《職方考》用表的形式，將290余州郡的廢置更易情況明白地顯示出來。獨樹一幟，提綱挈領，眉清目秀，頗受稱道，這都是它的長處。

　　但就整體而論，《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這是歐陽修在刪繁就簡時，將不少具體資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對舊“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為訓。現存《舊五代史》全書是《新五代史》的兩倍多，舊史列傳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舊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五代史》仿《春秋》筆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現微言大義，個人好惡往往影響了史實的記述，終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評。
總之，兩部五代史互有短長，這兩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國歷史的重要材料。就歷史資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是可以互為補充的。

　　針對兩部《五代史》缺門，清人補作計有四種：周嘉猷《五代史紀年表》，陳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顧檈三與宋祖駿各作的《補五代史藝文志》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