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史記》

　　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又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前四史”。《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史記》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勛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跡，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后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歷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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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記》對后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后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并稱“史學雙壁”。 同時，《史記》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史記》作者是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漢代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南芝川鎮）人。西漢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早在20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愿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愿。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38歲時，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覽漢朝官藏的圖書、檔案以及各種史料。他一邊整理史料，一邊參加改歷。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國第一部歷書《太初歷》完成。司馬遷懷抱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壯志開始撰寫《史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關入監獄，并處以宮刑(當時叫腐刑）。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以古人中為完成大業而隱忍茍活的事例激勵自己，以全部身心投入史記寫作。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得以完成。

　　據《漢書·藝文志》，司馬遷除《史記》外，還有《司馬遷賦》八篇，以及著名散文《報任安書》。

11、《漢書》

　　又稱《前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是繼《史記》之后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二十四史”之一。與《史記》、《后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 《漢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漢書》在史學史上有重要的價值和地位。它開創了我國斷代紀傳表志體史書，奠定了修正史的編例。自《漢書》以后，歷代官方都仿照它的體例來纂修紀傳體的斷代史。《漢書》尤以史料豐富、聞見博洽著稱，“整齊一代之書，文贍事詳，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歷來史班或班馬并稱，“史之良，首推遷、固”，兩書各有所長，同為中華史學名著，為治文史者必讀之史籍。《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詞，遣辭造句典雅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文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其獨特地位。

　　《漢書》作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今陜西咸陽）。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后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其父乃東漢歷史學家班彪。由于《史記》止于武帝太初年間，太初以后便闕而不錄。當時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皆為《史記》做過續補。班彪對這些續篇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史記后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僅22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巨著。不料，工作開始幾年，有人上書漢明帝，告發班固“私作國史”。班固被捕入獄，書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書漢明帝說明班固修《漢書》的目的是頌揚漢德，并無毀謗朝廷之意。后來無罪開釋，并召為蘭臺令史，奉詔去完成其父所著。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竇憲率兵伐匈奴，班固隨其出征，任中護軍，行中郎將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銘文，即出自班固手筆。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失勢自殺，班固受牽連而被免官職，后被逮捕死在獄中。班固寫作《漢書》前后歷時近四十年，仍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漢和帝命其妹班昭續寫班固遺作，然尚未完畢，班昭又卒。同郡的馬續是班昭的門生，博覽古今，漢和帝召其補成七“表”及“天文志”。故《漢書》前后歷經四人之手方完成。《漢書》的注疏以清朝的王先謙的《漢書補注》120卷最為完備。

　　班固除《漢書》外，還著有《白虎通德論》六卷。班固也是東漢時期最著名的辭賦家之一，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

12、《后漢書》

　　《后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為司馬彪續作），記載了從王莽起至漢獻帝的195年歷史。作者是南朝劉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

　　《后漢書》是繼《史記》、《漢書》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寫的重要史籍。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又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有所創新，有所變動。如在帝紀之后添置了皇后紀，增加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后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加之結構嚴謹，編排有序，文筆優美，善于剪裁，敘事連貫而不重復，所以在眾多《后漢書》中突穎而出。在范曄撰寫《后漢書》以前，已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后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后漢書》、謝沈的《后漢書》、袁山松的《后漢書》，還有薛瑩的《后漢記》，張瑩的《后漢南記》、張璠的《后漢記》、袁宏的《后漢記》等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現大多為歷史淘汰不存。唐高宗的兒子章懷太子李賢成為《后漢書》作注。此外，清惠棟的《后漢書補注》、王先謙的《后漢書集解》這兩家注，也頗受人們重視。

　　《后漢書》的作者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劉宋朝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他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祖父范寧著有《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父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南朝劉宋時代，范曄始出仕，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劉昭從司馬彪的《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范曄一生狂狷不羈，頗不滿于朝廷，晚年加入了彭城王謀反陣營。謀反失敗。不久，范曄等被處死，連坐從誅的還有其弟廣淵、其子范藹等。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了他對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后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

13、《三國志》《三國志注》

　　《三國志》是西晉陳壽編寫的一部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歷史。《三國志》是同類史書中最有價值者。在《三國志》之前，已有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亦準備寫作《魏書》，在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書更是推崇備至，將其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前四史”。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

　　《三國志》全書一共六十五卷。其中《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于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和韋昭的《吳書》等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采集和編次的。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顯得內容不夠充實。《三國志》中沒有“志”類，要了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晉書》中的“志”。 另外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三國志》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均只有傳，沒有紀。后世學者多以此譏諷陳壽，其實，這是中國史書中臣工們編寫前朝史書的通例，不足為怪。

　　陳壽的《三國志》最值得稱贊之處是：在當時極為錯綜復雜的政治環境下，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三國志》對漢魏關系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并于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3）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陳壽在這里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

　　《三國志》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敘事簡略，文辭簡約，取材精審，對于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慎重的選擇取材之源。據裴松之《三國志注》，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但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因此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他死后，尚書郎范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可見,《三國志》在當時就受到人們的好評。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制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如《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于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三國志》善于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稱贊說：“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

　　《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于史學事業，對于《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后，歷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職。280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除《三國志》外，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后來都亡佚。

　　因為《三國志》文辭過于簡約，與史實多于疏略，其中《蜀書》更為簡略，僅十五卷。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命裴松之為之作注。裴一反解釋文辭的傳統注法，而把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裴松之不僅開創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對研究三國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僅使《三國志注》成為《三國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成為我國古代重要的史學著作。所以書成獻上后，宋文帝嘆為“不朽”！但從唐代開始，學者們對裴注的價值產生極大分歧，批評者主要針對其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代表人物有劉知幾《史通·補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葉適《文獻通考》等。肯定者則強調其史料價值和注釋體例的開創，如錢大昕認為：“裴氏注摭羅缺佚，尤為功臣。”（《三國志辨疑·序》），李慈銘也認為“裴松之注博采異聞，而多所折衷，在諸史注中為最善，注家亦絕少此體”（《越縵堂日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有褒有貶，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獻之功，又批評了裴注體例不純：“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

　　《三國志注》作者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漢族，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后移居江南。東晉史學家。與裴骃、裴子野祖孫三代有史學三裴之稱。

14、《晉書》

　　《晉書》是一部記述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為止的西晉和東晉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編者共二十一人。其中監修三人為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一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御撰”。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646）開始，二十二年（648）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晉書》采用世家之體而取載記之名，用高于列傳的規格完整記述了各族政權在中原割據興滅的始末，給各割據政權以適當的歷史地位，較好解決了中原皇朝與各族政權并載一史的難題，這一作法大得歷代史家贊賞。載記中對十六國政權只稱“僭偽”，不辨華夷，也體現了唐朝統治者華夷一體，天下一家的大一統思想。這種創新，不僅豐富了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而且對于真實表現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有深遠的意義。《晉書》問世后，“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說明它在當時和后世都受到人們的重視。

　　二是作者的眾多。《晉書》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是《晉書》之所以能夠超過以往各家晉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是晉代的社會矛盾尖銳復雜，有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有胡、漢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釋的矛盾，抗戰派與清談派的矛盾等等。《晉書》中，提供了很多這些矛盾斗爭的情況及文獻材料。如孫恩、盧循、張昌、王如等傳，反映了當時的農民起義情況；《江統傳》、《溫嶠傳》提供了胡漢斗爭的材料；《郭璞傳》載《刑獄疏》，《李重傳》載《論九品中正制》，《傅玄傳》載興學校、勸農功諸疏，提供了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裴頠傳》載《崇有論》，《阮瞻傳》載《無鬼論》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獻；《束皙傳》記載《汲冢書》的發現經過，《裴秀傳》記載《禹貢地域圖》的制圖六法，《衛恒傳》記載論書法源流的《書勢》一篇，都是極珍貴的史料。

　　四是體例比較完備，使它能容納較多的歷史內容，而無繁雜紛亂之感。敘事往往能做到簡明扼要，有時還有生動、精彩之筆。書中的“載記”寫得疏密相間，首尾照應，頗有些章法。

　　《晉書》也有明顯的缺點，這突出地表現在它繼承了前代晉史著作的缺點，記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和小說材料，如《搜神錄》、《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之談。這是我們在閱讀《晉書》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其二是史料取舍不夠嚴謹。清人張熷在《讀史舉正》舉出《晉書》謬誤達450多條。錢大昕批評《晉書》“涉筆便誤”。

　　監修者房玄齡（579年～648年）唐朝初年名相。名喬，字玄齡，以字行。唐代齊州臨淄（今山東濟南）人，房彥謙之子。18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房玄齡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為秦王參謀劃策，典管書記，是秦王得力的謀士之一。唐武德九年（626年），他參與玄武門之變，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629年）二月為尚書左仆射；貞觀十一年（656年）封梁國公；貞觀十六年（642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綜理朝政。貞觀二十二年（648年）病逝。

　　房玄齡為人善謀但有些優柔寡斷，而杜如晦處事果斷不善謀略，因此人稱“房謀杜斷”。后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范，合稱“房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