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之名，不見于《尚書》、《詩經》，從《左傳》開始才有記載。《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在王室境內陳兵示威，周定王讓王孫滿做特別代表去慰問楚王，楚王問九鼎的大小輕重。王孫滿答復說：“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他指出夏禹道德高尚，遠方把各地東西事物畫成圖獻給他，九州的長官都貢上青銅。禹把銅熔鑄成鼎，把各地所繪畫的奇物都印于鼎上。百姓看了這鼎，就知道什么是神物，什么是惡物。這樣他們出入川澤山林，就不會遇到不順眼的怪物，這樣九鼎起到團結上下，受天保佑的作用。后來夏桀無道，被商湯所滅，鼎就到了商，過了六百年武王滅商，鼎又遷到周。后來成王在郟鄏也就是洛陽定鼎，安頓好九鼎后他向天占卜，得知周朝可傳三十代，享國七百年。所以他告誡莊王周王德望雖不如前，但天命未改，勸告楚莊王莫要有野心。似乎在記載中，鑄類似的鼎也并非從夏禹始，《史記·封禪書》載漢武在汾陰得鼎，有司儀說“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系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混沌時期的泰帝就造了神鼎，黃帝則造了三個寶鼎，到禹則鑄九鼎，當然這更多可能是這些司儀隨口說說。《墨子》中則把鑄九鼎之人歸于夏禹的兒子啟，《墨子》卷十一《耕柱第四十六》：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虛，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這里提到的夏后開就是啟，后人避漢景帝劉啟之諱改的。《墨子》成書也比較早，這個說法很值得重視。這里對九鼎的形制也做了說明，它是“三足而方”的。一般來說鼎有三足的圓鼎和四足的方鼎，九鼎似乎比較特別。在《史記》卷四十《楚世家》：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 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在“三代之傳器”下司馬貞《索隱》注“謂九鼎也。”“吞三翮六翼”下《索隱》注“翮，亦作‘婼’，同音歷。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這里理解為每個鼎是有三個空心的足和六個附耳。而孔穎達則解釋為三圓六方九個鼎，可能并不準確。而且從古漢語語法來講，“居三代之傳器, 吞三翮六翼”也可以是并列關系，上一句指九鼎，下一句可能指其他器物。九鼎在三代相傳，成為法統的象征。在周室積弱之后引來楚國的貪念。

　　貪圖九鼎的也并非楚國一家。《戰國策》開篇第一條就是“秦興師臨周求九鼎”，這篇里提到“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后來顏率到齊國借兵才解了圍，可惜剛去了狼又惹來虎，“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 顏率又到齊國游說，“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于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耳，可懷甀挾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漓然止于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秦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條，張儀說“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史記·周本紀》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從幾則材料中可以看出秦、齊、魏都貪圖九鼎，秦齊屬強國，魏國這樣的小國也有著非分之想。《戰國策》“秦興師臨周求九鼎”這段里邊最值得注意的還有一句，就是“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九萬人誠然夸張，但從九九八十一也可以看出九鼎應當是九個，畢竟顏率是周王的代表，想必是比較了解九鼎形制的。順便說一句，顏率的這個游說言論似乎還是比較傻，未必是史實。洪邁《容齋隨筆》卷九“顏率兒童之見”就說“《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紿齊可也，獨不計后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鑒》皆不取。”

　　但文獻中最早提到九鼎，則是在桓公二年，這比上面提到的宣公三年早百年多一點，經曰“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郜鼎的來歷，還得從桓公元年說起，元年冬，“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宋國宋戴公的孫子華父督在路上遇見宋國大司馬孔嘉的老婆，按照原文，應當是該女子從對面走來，華父督以目光迎之，該女子走過之后，華父督又以目光送之，想來目光中還是有幾分熱切。果然不久他就開始了行動，“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這個過程是華父督先殺了大司馬孔嘉，娶了他的“美而艷”的老婆。國君宋殤公得知消息大怒，華父督怕國君有所行動，索性先下手為強，把宋殤公給做了。這個“弒”字自然體現了傳說中的春秋筆法。他發動了政變后，立了公子馮為君，就是后來的宋莊公。為了爭取國際支持，他給各國領導人送了不少禮物，給魯桓公送的就是這個郜鼎。各國收了賄賂，自然有所表示，所以華父督名正言順的成了宋國的宰相。因為郜鼎是受賄所得，置于魯國太廟，當然不合禮法，所以魯大夫臧哀伯開始進諫，他的長篇大論中有一句提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這句話便是關于九鼎的最早記載。但是明顯臧哀伯就是隨口說說，因為武王十一年與商紂戰于牧野，滅了商，紂王自焚而死。直到成王七年，才開始營建雒邑，就是現在的河南洛陽。雒和洛其實是一個字。所以如果有“遷九鼎于雒邑”的事情，也應該是周成王之后，而非武王克周之時。

　　《史記》在《周本紀》中提到武王“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之后又提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前邊的一段記載，文字很類似于《逸周書》，或許是司馬遷所據。司馬原文“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逸周書》卷四《克殷解第三十六》則是“武王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基；乃命祖祝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后面一段則隱約是根據《尚書》的《召誥》和《洛誥》而成。《尚書》中《周書》召誥第十四“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周書》洛誥第十五則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但是《尚書》中全然沒有提到九鼎，關于九鼎的那句，也可能是司馬遷根據《左傳》加進去的。

　　九鼎之后的去向，《史記·周本紀》提到周赧王五十九年，“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憚狐。后七歲，秦莊襄王滅東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在《秦本紀》中也有類似記載，昭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但《史記》里又提到另一種說法，在《封禪書》中提到“其后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宋太丘社亡是很早的事情，按照《六國年表》，應該在周顯王三十三年，如果這一年九鼎就已經沉于泗水的話，那秦就根本沒有得到過九鼎，而且之前提到的《戰國策》、《史記》中張儀、顏率等人的言辭也就變成了無的放矢。而且比較疑惑的是宋社和九鼎本就沒有什么直接關系，宋在周之東，隔著千里之遙，宋社亡了九鼎為何就無人牽挽自沉泗水了呢。《史記》不止在《封禪書》中這樣說，《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八年“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按照這個描述，始皇從沒有見到九鼎，也在泗水找。而在后來張守節的《史記正義》中，則加以圓融，“器謂寶器。禹貢金九牧，鑄鼎於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馀八入於秦中。”這樣就兩邊都說的通，但是張守節是唐人，不知道他的依據是什么。而且赧王十九年這個時間也很奇怪，這個比之前提到的宋社亡遲四十年又比周亡早三十九年，不知其所據。《水經注》卷二十五《泗水注》對此有稍微詳細的說明，“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這個時間和剛才有點不同，按《史記》是在顯王三十三年，這里則遲了九年，變成顯王四十二年，可能是他根據的是《漢書》班固的說法。在《戰國策·趙策》中張儀游說趙王時提到“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則又似乎遷鼎是秦惠文王時之事，說客之辭，難免不能盡信，聊備一說。沈欽韓在其《漢書疏證》里提出“周鼎至重，何得輕蘻往宋，從河南府卻至徐州千二百里乎！愚謂九鼎之亡，虞大國之數甘心也，為宗社之殃，又當困乏時，銷毀為貨，謬云鼎亡云”，是說他覺得是當時經濟困難，就把九鼎化成銅給用了，畢竟在當時也是貴重金屬。然后騙大家說九鼎不見了。王先謙在《漢書補注》中則云“當時列國紛爭，記載互異。秦之滅周取鼎，自由時人揣度之辭，而鼎實未入秦。淪沒泗水，則系秦人傳聞如此，故始皇有禱祠出鼎之事”。這兩位清代學者明顯對傳聞持懷疑的態度。后來疑古的代表顧頡剛則提出九其實是虛數，九鼎按照青銅的鑄造水平，可能也是商代的東西。武王克商，從商那邊得到很多重器，成王遷洛，自然也挑了很多搬去。九者表示多而已。后人根據禹分九州的說法，正好一州一鼎，兩個便合成一個。顧先生這個提法也可以自圓其說，相對比較科學。

　　漢武帝得鼎，根據《封禪書》，漢文帝年間“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平指的是趙人新垣平。他提出很神奇的觀點，九鼎通過水道到了汾河。到了漢武帝時汾河果然出了鼎，“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但悲劇的是這個鼎長的著實不像傳說中的九鼎，它“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而九鼎則是各種花紋的。所以漢庭也沒有宣稱自己得了九鼎，只是“藏於帝廷，以合明應”。

　　在漢代之后，原來的九鼎就沒有什么消息了。后代也曾仿造過幾次。《舊唐書》卷六《武則天本紀》中提到“夏四月，鑄九鼎成，置于明堂之庭”，《新唐書》卷四《則天本紀》“四月戊辰，置九鼎于通天宮。”，可知公元697年武則天曾仿制九鼎。鑄鼎的詳細過程在《舊唐書》卷二十二《禮儀志二》中有記載：“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重造明堂成，號為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扆殿，命有司讀時令，布政于群后。其年，鑄銅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原，揚州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為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像，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鐘紹京等分題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玄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率南北衙宿衛兵十余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為《曳鼎歌》，令相唱和。”《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列傳二百三十一奸臣傳中提到蔡京“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于是鑄九鼎，建明堂……”此事在《徽宗本紀》中也有記載“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宮。”則公元1104年宋徽宗趙佶仿制九鼎。《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列傳一百一十五“（劉）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為緣飾，語在《樂志》。”可知這次鑄九鼎是由一位蜀人叫魏漢津的負責的。《宋史》卷六十六《五行志》“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內鼎中。既奉安于九成宮，車駕臨幸，遍禮焉，至北方之寶鼎，忽漏水溢于外。劉炳謬曰：‘正北在燕山， 今寶鼎但取水土于雄州境，宜不可用。’其后竟以北方致亂。”可知這次鑄鼎，是將九州的水土放置到寶鼎內部，而沒有將圖畫繪到鼎身。可惜這個九鼎沒有為大宋帶來好運，卻導致了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國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