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清朝第四位君主，《清史稿》中稱他：“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他開創了中國封建時代著名的“康乾盛世”。近世以來，對康熙褒貶不一。康熙朝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盛世”？這究竟是不是“一次落日的輝煌”？閻崇年先生在本文中所講述的康熙的功與過，會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回味和思考。——編者

　　演講人：閻崇年，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名譽館長。論文集有《滿學論集》、《燕史集》、《燕步集》、《袁崇煥研究論集》等四部；專著有《努爾哈赤傳》、《正說清朝十二帝》、《康熙大帝》等十六部。

　　從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點燃戰火，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后象征——延平郡王臺灣鄭克塽歸清，時間跨度，整整百年。這一百年間，君王與民眾、官員與百姓、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民、業主與工匠、士紳與商人，他們在痛苦、磨難、戰亂、災荒之后，最需要什么呢？是國家統一，民生富裕，文化融合，天下太平。康熙帝就是在國際與國內既有利又挑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從打天下到坐天下”的歷史與現實的課題。而”坐天下”又經歷”亂世”、”治世”、”盛世”的艱難歷程。康熙帝駕駛大清帝國的航船，在洶涌波濤的海洋上，從”亂世”－－”治世”－－”盛世”的過程，經過半個世紀航行，駛向康熙盛世的局面，留下盛世歷史的思考。

　　三種評價

　　對康熙帝的歷史評價，近世以來，眾說紛紜。

　　三種觀點　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康熙朝的歷史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黑暗的時期；第二，康熙朝的歷史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盛世的時期；第三，康熙朝是中國封建社會一次落日的輝煌。

　　先說第一種觀點，界定康熙“黑暗”說的觀點，主要論點說康熙朝是“封建專制”。封建君主專制從秦始皇算，到宣統帝，其間300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論，不可不加分析。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專制”。因此，以“封建專制”作為否定“康熙盛世”的觀點值得商榷。

　　次說第三種觀點。論者認同康熙朝是“輝煌”，但是落日的輝煌。這個提法很有道理。日出的輝煌與日沒的輝煌，就“輝煌”這一點來說，都是輝煌。其實，康熙朝也好，大清朝也好，其他朝也好，都像日出日沒，月升月落一樣，既要觀察其是日出或月升，日沒或月落；更要觀察日出月升時，是被烏云遮蔽，還是光亮天下。本文討論的是學術界存在的兩種觀點。

　　再說第二種觀點。我贊成“康熙盛世”的說法，有什么根據呢？我想，康熙盛世有五種景象。

　　五種景象

　　在歷史的天平上，康熙朝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文明的發展都作出了重大貢獻。概括說來，主要有五點——中華版圖奠定、民族關系穩定、中華文化承續、經濟恢復發展、社會秩序安定。

　　第一，中華版圖奠定。我們打開中國地圖和東亞地圖，看看當時的清朝疆域：

　　在東南，統一臺灣，金甌一統。明天啟四年（1624年）荷蘭人侵占臺灣。順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收復臺灣。鄭成功死后，兒子鄭經奉南明正朔（即承認南明的正統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抓住鄭經死后，其子鄭克塽年幼、部屬內訌、政局不穩的時機，率軍統一了臺灣。從而加強了中央對臺灣的管轄并促進了臺灣經濟文化的發展。

　　在東北，抵御外侵，締結和約。黑龍江地域在皇太極時已經歸屬清朝。清軍入關后，沙俄東進侵入我國黑龍江流域地區。康熙帝統一臺灣后，調派軍隊進行兩次雅克薩自衛反擊戰，取得勝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國在尼布楚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規定：格爾畢齊河、額爾古納河以東至海，外興安嶺以南，整個黑龍江流域、烏蘇里江流域（包括庫頁島）土地，歸中國所有。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同外國簽訂的平等條約，表明康熙帝獨立自主外交的勝利。

　　在正北，多倫會盟，善治蒙古。努爾哈赤和皇太極解決了漠南蒙古問題，康熙帝則進一步解決漠北蒙古、初步解決漠西蒙古的問題。從秦漢匈奴到明朝蒙古兩千年古代歷史上的北疆難題，到康熙帝時才算真正得解。康熙帝說：“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筑長城。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康熙之后，蒙古是中華各個民族防御沙俄南進的長城。

　　在西北，三次親征，敗噶爾丹。康熙帝先后三次親征，遏制噶爾丹勢力東犯，不僅穩定漠北喀爾喀蒙古局面，也穩定漠南內蒙古的社會，更有利于中原地區的社會安定。

　　在西南，進兵高原，安定西藏。清初，順治帝冊封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西藏已經完全歸屬于清朝。康熙帝又派兵平定西部蒙古勢力對西藏的擾犯，維護西藏的社會安定。

　　第二，民族關系穩定。在東北，打敗俄國的侵略，解決并鞏固了自遼河到黑龍江流域各民族的問題，東北的廣大地域，前代所謂的“邊徼”之野，清朝則成為“龍興之地”。在北方，中國自秦、漢以來，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邊患。明代的蒙古問題，始終未獲徹底解決。己巳與庚戌，蒙古軍隊兩次攻打京師，明英宗甚至成為蒙古瓦剌的俘虜。清朝興起后對蒙古采取了既完全不同于中原漢族皇帝的做法，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先后綏服了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清朝對蒙古的綏服，“撫馭賓貢，敻越漢唐”。在西北，對南北疆統一。在西南，進兵安藏，加強了對西藏的統治。后乾隆《欽定西藏章程》設駐藏大臣、在西藏駐軍、冊封達賴和班禪、設立金奔巴瓶制度，西南云貴川的苗、瑤、彝等，改土歸流，加強了對這個地區民族的管理，清朝實現了中國皇朝史上多民族國家新的和諧。

　　第三，中華文化承續。清朝帝王為了鉗制知識分子的思想、鎮壓異端、打擊政敵，實行文字獄。這是應當批評的。在文化方面，康熙帝主要有幾件事情：其一，興文重教，編纂典籍。他重視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律歷淵源》、《全唐詩》、《清文鑒》、《皇輿全覽圖》等，總計六十余種，兩萬余卷。其二，移天縮地，興建園林。康熙帝先后興建暢春園、避暑山莊、木蘭圍場等，雍正、乾隆又大興“三山五園”——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圓、萬壽山清漪園（后改名頤和園）和圓明園等，將中國古典園林藝術推向高峰。其三，引進西學，學習科技等。

　　中華文明在清朝不僅得到傳承，而且延續活力。

　　第四，經濟恢復發展。清軍入關后，最大的弊政，莫過于圈占土地。跑馬占田，任意圈奪。康熙帝頒令，停止圈地，招徠墾荒，重視耕織，恢復生產。治理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并興修水利，培育新的稻種，取得很大成績。康熙朝強調藏富于民，普免天下錢糧共達545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國錢糧三次，計銀一億五千萬兩。

　　第五，社會秩序安定。我說康熙朝社會安定，主要是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統一臺灣之后，雖然社會矛盾也有，民族糾紛也有，但沒有大的、嚴重的社會動蕩。康熙帝很有幸，他生命的后40年，中國社會處于由亂到治、由動到靜的歷史時期。原有的社會沖突已經釋放，新的社會沖突還沒有積聚起來。康熙朝的社會安定，我舉三個例子：

　　從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中原地區41年間，沒有大的廝殺爭戰，沒有大的社會動蕩，也沒有大的社會危機。在中國兩千年皇朝史上，統一王朝皇帝在位40年以上的，有漢武帝（天漢民變）、唐玄宗（安史之亂）、明世宗（庚戌之變）、明神宗（薩爾滸大戰）、清圣祖和清高宗（王倫起義）六位，而中原地區連續40多年無戰爭的只有康熙朝。

　　秋決死刑數字比較少。秋決死刑的案件，康熙十二年（1673年），“死犯共有八十余名”，（《康熙起居注冊》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后來“決一年之罪犯，減至二三十人”。（《康熙起居注冊》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康熙十六年（1677年），終歲決斷死刑，“不過十數人焉”！對于一個上億人口大國來說，一年死刑十余人，死刑數字，算是很少。這就說明：當時社會，相當安定。

　　康熙帝多次四方出巡。他三次東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三次北征，還48次去木蘭秋狝、53次到避暑山莊。試想：如果社會動蕩，康熙四方出巡，這是不可能的。

　　“盛世”的“盛”是指強盛、繁盛、興盛的意思。康熙朝的后40年，在中國皇朝史上，確是一個相對強、繁、興的局面——“強”，當時是世界上強大的帝國；“繁”，當時是比歐洲國家繁榮的帝國；“興”，當時是東亞興隆的帝國。康熙帝國有內在矛盾嗎？有潛存危機嗎？有。

　　五項缺憾

　　康熙帝的缺失，可以列出很多。但歸納來說，主要在五項制度方面有缺失。

　　清朝開國“二祖一宗”就是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和世祖福臨（還有多爾袞），他們在建國時、在入主中原后，于制度的設計，存在嚴重缺失。康熙帝在位時間久、皇權威望高，他應當、也可能對其弊端做出重大改革。然而康熙朝沒有對自己遇到的各種新問題做一個整體的認識，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系，進行總體性的反思和回應。最后清朝滅亡正是下述新問題交織的結果。

　　第一，八旗制度沒有徹底改革。八旗制度在打天下時起過積極作用，但對治天下呢？這就表現出清朝“二祖一宗”（還有多爾袞）在八旗制度的設計上有嚴重的缺失。當時只考慮到旗人政治、經濟、社會利益而埋下隱患。主要表現在：

　　其一，在政治上，旗人貴族特權。如權力決策層核心的“五大”——內大臣（上三旗各二人）、領侍衛內大臣（上三旗各二人）、議政大臣（滿洲貴族）、大學士和軍機大臣（雍正設），主要是滿洲貴族。如大學士，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滿洲大學士中除覺羅勒德洪外，全是滿洲正黃旗。康熙朝大學士48人，其中滿洲22人，漢軍4人，漢人22人，旗人占55％，漢人占45％。康熙朝12位河道總督，旗人占了10位。

　　其二，在經濟上，旗人生計問題。八旗群體生計由國家包下來，旗人缺乏創業與謀生的機制，從而腐蝕了整個八旗群體。

　　其三，在社會上，旗民矛盾難題。旗人與民人、滿洲貴族與漢族平民，分城居住，同罪不同罰，同刑不同法，享有特權，終世不變。

　　康熙帝對八旗制度缺乏原創性的改革和創新（八旗制度是他碰到的極少無法從前人那里學習解決方案的問題之一），只是解決了一些枝節問題。八旗貴族集團在清政權鞏固之后，其保守性大于進取性，頑固性大于創新性，安逸性大于勤奮性，寄生性大于謀生性，因此，這是一個拒絕分割部分利益給平民的集團，拒絕改革的保守集團。

　　旗民矛盾，這是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也是清朝的死結。要進行八旗制度改革，根本一點就是割掉一部分旗人利益，特別是滿洲貴族的利益，分給民人。孫中山先生同盟會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是將旗民矛盾提到了政治高度。

　　這個難題，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并不突出；順治時期，已經突出，但順治帝年輕、在位時間短，沒有解決、也不可能解決。康熙帝不同，他在位時間長、政治上成熟、威望也很高，有條件、也有可能進行修正或加以解決。但他沒有這樣做。從這種意義上說，康熙大帝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改革家。爾后，雍正帝在位時間短，乾隆帝缺乏魄力，也都沒有解決這道難題。再往后，內憂外患，矛盾叢生，失去解決的機會。

　　第二，皇位繼承沒有建立章法。清朝的皇位繼承，沒有采取明朝的“嫡長制”。它在清太祖、太宗朝是“貴族共推制”。順治朝用的是皇帝臨終“皇帝遺命制”。康熙帝則采取“立皇太子制”。他將兩歲的胤礽冊立為皇太子，就是皇位的接班人。事與愿違，康熙帝對太子“兩立兩廢”，鬧得朝廷紛爭，個人健康受損。英國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發生“光榮革命”，走向君主與議會共同統治的歷史。清朝卻在“家天下”的圈子里轉悠。其結果，雍正帝實行“秘密立儲制”，慈禧太后實行“懿旨確定制”，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向亡朝。

　　第三，吸納西學沒有進行推廣。康熙帝是中國歷史上既了解西方科學文化，又精通中華傳統文化的封建君主。他學習西方的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地理學、生物學、音律學、醫藥學、解剖學、測繪學等，還建立蒙養齋，被西方稱為“皇家科學院”。但康熙帝僅僅局限在個人興趣、個別皇子、個別官員的研修，沒有成為政府政策，也沒有形成國家行為。

　　第四，人口發展沒有長遠之見。康熙朝的人口，隨著社會安定、經濟發展開始較快地增長。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規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清圣祖實錄》卷二四九）這個規定的積極意義是，減免新生人丁的“人頭稅”；負面影響是，刺激人口，過快增長，乾隆時達到三億，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全國人口達到4億人。人口猛增，解決的一個方法是獎勵墾荒，而大量墾荒又破壞生態平衡。一項重大政策的制定，要考慮長遠的后果。

　　第五，文化差異沒有根本協調。康熙帝為了解決滿漢之間的文化沖突，采取許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弱化議政王大臣的權力，就是削弱滿洲貴族權力的一個措施。康熙朝有過兩起文字獄，皆因民族問題而起。清朝最后還是在民族問題，特別是八旗群體特殊化、八旗貴族掌控朝綱的問題，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清朝的近三百年間，在競賽中黯然落后，而歐美則因技術創新和工業革命而卓然崛起，最終改變了全球格局。總起來說，康熙帝有功有過，有對有錯，有成就也有缺憾。

　　盛世寶鑒

　　康熙盛世出現，主要原因有五：一是，國際環境有利，恰好處于西方大國兩次崛起高潮之間；二是，周邊國家協和，如果周邊環境不好，清朝也難以獨善其身；三是，國內有利因素，處在兩次社會大動蕩之間相對平靜的時期；四是，滿洲民族新興，滿洲民族共同體是一個上升的、有朝氣的族群；五是，康熙個人素養。

　　康熙盛世出現的諸因素中，我著重探討康熙帝的個人因素，特別是探討康熙帝的個人素養。康熙帝個人素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一以貫之”。

　　康熙帝修身“一以貫之”，其表現，舉四例——知敬、知仁、知止、知學。

　　知敬：一以貫之。康熙帝認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知敬，就是要敬天、敬地、敬人、敬事、敬己，要有敬畏之心。皇帝地位至高，權力至上，怎樣約束自己？作為皇帝的“敬”，就是對自己的約束。敬，不要時斷時續，而要“一以貫之”。總之，康熙帝認為“敬”就是“正”，他說：“念念敬，斯念念正；時時敬，斯時時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無在而不敬，故無在而不正。”（《康熙庭訓格言》）

　　知仁：一以貫之。知仁，就是重視仁愛。他說：“己逸而必念人之勞，己安而必思人之苦。”康熙帝主張君子五戒：“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縱，節樂不敢極，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康熙庭訓格言》）人有一顆仁愛之心，對人就會比較寬容。他對臣下寬和、善待：“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康熙庭訓格言》）知止：一以貫之。人既要知進知變，又要知足知止。康熙帝說：“世人衣不過被體，而衣千金之裘，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袍缊者固自若也；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猶以為不足，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也！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雖貴為天子，而衣服不過適體；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賞賜外，所用肴饌從不兼味，此非朕勉強為之，實由天性自然，汝等見朕如此儉德，其共勉之。”（《康熙庭訓格言》）康熙帝知足知止。他拒絕大臣請求為他立碑記功。大臣們曾經八次奏請上尊號，均被康熙辭絕。康熙帝之文治武功，之出眾才華，在中國歷代帝王中確實是罕見的。康熙一貫堅拒別人的贊譽、恭維，更是難能可貴的。

　　知學：一以貫之。“知學”就是重視讀書學習。康熙帝立志高遠。他說：“圣人一生，只在志學一言。”凡人、俗人與賢人、圣人的區別在哪里？在于讀書學習。堅持之心，持之以恒。康熙帝讀“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都能念誦120遍、背誦120遍，直至老年，還能背誦。他自己還有《御制文集》、《御制詩集》和《幾暇格物編》。康熙帝是一位學習型的皇帝，也是一位學者型的皇帝。

　　總之，康熙帝的這些素養，不是一曝十寒，也不是淺嘗輒止，而是“一以貫之”。用康熙帝的話來說，就是“公四海之利為利，一天下之心為心”。但是，康熙帝突出“一”字，又產生了“僵”字。這個“僵”字的連帶影響，則是“五項缺憾”。

　　千年一帝

　　康熙帝的一生，歷史怎樣評價？自我評價　康熙帝晚年說：“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饑，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余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清圣祖實錄》卷二七五）又說：“朕之生也，并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祚，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清圣祖實錄》卷二七五）

　　那么，《清史稿·圣祖本紀》如何評價康熙帝的呢？

　　歷史評價　《清史稿·圣祖本紀》論曰：“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

　　康熙朝版圖，東瀕大海，南極曾母暗沙，西接蔥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北達外興安嶺，東北至庫頁島，總面積約1300萬平方公里，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人口最為眾多、軍事最為強盛、實力最為雄厚的大帝國。康熙大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文化營養。這為他展現雄才大略、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陶冶了性格，開闊了視野，蓄聚了智慧，奠定了基礎。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興盛的根基，開創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

　　他確是應該占有歷史偉人地位的，難怪當時在清朝宮廷里的西洋傳教士們，也有贊譽他是“人世間無與倫比的帝王”。李約瑟博士稱其為“科學的皇帝”。

　　無論就中國歷史作縱向比較，或就世界歷史作橫向比較，都可以說康熙大帝是中國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當時俄國彼得大帝、法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偉大的君主。但他也有另一面，如他對成年兒子幾乎都革過爵，或圈禁過；對有的大臣“以鐵釘釘其五體于壁而死”，這就是他專制君主的猙獰一面。

清朝康熙帝乘坐的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