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此四語可道破今古之人情交往的共通實質。別以為只是近三十年來的人們才喜歡追名逐利，古時打扮得高巾峨冠的，也大多是名利場中出入的人物。

　　在這里，就不得不提到清初的蒲松齡先生。蒲松齡，生平自不待詳，但一輩子窮困潦倒。晚年他存有詩作，“與君共灑窮途淚，世上何人解憐才”，“自分窮愁惟我甚，何期憔悴與君同”……說來說去，離不了一個“窮”字。

　　古時的這一“窮”字，在今日也用，但存在古今的異義。古時之“窮”，在于事業的困頓，自己的志向施展不開，請纓無路，報國無門，郁郁不得志，這便是“窮”。

　　今日之“窮”，大抵是古時之“貧”義。《莊子?山木》一篇中，南華真人面對倨傲的梁惠王笑他貧困落魄的場景，高聲疾呼，“貧也，非憊也”。我不過是沒有錢罷了，我唯一缺少的也不過是這骯臟的錢財。

　　再回歸到蒲松齡先生，三番五次自嘲自己窮困潦倒，卻并非是像袁枚那樣，希望借助字畫文墨乞食于達官貴人。蒲松齡的夫子自道，完全出自對于困窘事實的心靈排解。

　　自打蒲松齡六十三歲那年鄉試敗北后，它所剩的零星希望皆翻作了泡影。“三年復三年，所望盡虛懸”，“回想三年前，含涕猶在目”……這些詩句真是由血淚和成。《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時已是五十，較之文學作品中的范進，連鄉試都未中的蒲松齡，真可謂是名副其實的“老大徒傷悲”了。關于為何未考上，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似有講解，說是由于第一次考試旗開得勝時主考官另類眼光的誤導，在此僅存一說。

　　但很為奇怪的是，蒲松齡的眾多好友，一直堅持認為是由于他寫作了《聊齋志異》，所以才導致他屢考屢敗北的。他的摯友張篤慶在贈詩中寫道，“此后還期俱努力，聊齋且莫競談空……咫尺聊齋人不見，蹉跎老大負平生”，之所以用“負平生”三字，也代表了友人對蒲松齡才學的肯定，以及對于他奪取功名的期許。可正是在這首詩中，我們分明見到友人對他寫作《聊齋》的曲折批評，“聊齋且莫競談空”似乎已是出于義憤了。

　　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個世紀之后，作為《四庫全書》總編纂的紀昀，對蒲松齡給出了這樣不公的評價，“《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這里牽涉到的問題是小說在傳統中國的文化地位問題。

　　在古代中國，小說向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盡管文人墨客私下里都雅好雪夜燈下讀禁書，但如果出現的是正式場合，大家便很有默契地絕口不提。

　　據說一位大臣因為在奏折中明顯用了《三國演義》的話語，被皇帝發現，立即進行了懲罰。這從反面也見出地位低下的小說，同樣也是皇帝枕邊的私貨。談《紅樓夢》，大家都去茶館，便衣便帽，才能夠敞開心扉無拘無束，倘若身處朝堂，利用《紅樓夢》搞影射政治，那就可能會血雨腥風，不見得好玩了。

　　小說的地位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如同愛妾或者妓女的地位，雖然可親可愛，但不能夠封誥命，否則便有傷風化。正如俞樾在貶斥《聊齋志異》時所言，“大旨要歸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是非不謬于圣人”，以治經學的指導思想來看待小說家言，自然有著南轅北轍的話語預期。既然如此，《聊齋志異》在蒲松齡生前，從未被世人真正重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倘若蒲松齡順利考上了舉人，那么世人對其《聊齋志異》的評價又該如何呢？有功名在身，自然愛屋及烏，《聊齋志異》的閱讀，在蒲松齡生前或許就會火爆起來。可轉頭又思量，倘若蒲松齡真正中了舉做了官，他還有心思去寫作《聊齋志異》嗎？他應該去翰林院當編修了。

　　唯有在那“青林黑塞”之間，蒲松齡為了排遣內中的郁結，才會混淆人鬼世界，想象那種“倏然而來，飄然而去”的浪漫艷遇。也唯有在現實世界中看到人性的虛偽與丑陋，在自己懷才不遇之時窺探到世人的真面目，才能夠在虛擬的藝術世界之中，馳騁開思維的自由野馬，放飛出想象的炫麗云霞，才能夠刻畫出一個又一個可親可愛可悲可嘆的狐妖鬼狐，一如嬰寧那天真浪漫的笑，劃過蒼茫歷史的天際，永久地留存于世人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