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一個一千八百年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有著顯赫的地位。后世史書評他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而《三國演義》更讓他成為民間家喻戶曉的大人物。2009年歲末一則關于曹操墓被發現的考古消息震驚中外，掀起了學術界、媒體和社會的關注和爭論。“按照考古界的慣例，若完整的考古報告還沒有發表，我今天是不應該講曹操高陵這個題目的，可是這座陵墓發掘以來眾說紛紜，網上的傳聞真真假假，各大傳媒爭相炒作，我很想在這場文化講座說明發掘高陵的實際情況。”白云翔說。

　　白云翔在1978年7月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2001至2004年在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攻讀考古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獲歷史學博士學位。他先后主持山東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鑄鏡作坊址調查，同他人共同主持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發掘等田野考古專案；主持中日合作“中國早期銅器的考古學研究”、“洛陽漢晉銅鏡的考古學研究”等研究課題。白云翔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及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導師，2009年更當選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近年的主要成果有《二十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先秦兩漢鐵器的考古學研究》、《山東省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鏡范的考古學研究》等。

從時間和空間搜證

　　考古學是以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來研究古代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門以時間和空間為基軸的科學。就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村曹操高陵來說，考古隊首先是在時間上進行年代的分析和在空間上進行所在地點的分析，然后再根據出土的實物資料，結合文獻的記載，才可對墓主的身份進行判定。

　　先從時間考證，西高穴墓是一座帶斜坡墓道，由前后室和四個側室構成的大型磚室墓，具有東漢晚期的特征。就出土遺物來看，該墓殘存文物多達二百五十余件，雖然尚未經全面的整理，但其中還是有不少遺物可資斷代。如出土的三枚五銖錢均為東漢五銖，其中的一枚“剪輪五銖”錢則明顯是東漢末期；鐵鏡雖已嚴重銹蝕，鏡背的花紋也不清楚，但其扁平大圓鈕等特點，則表現出東漢晚期的時代特征；四系黃釉和綠釉陶罐，更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此，白云翔指出：“從墓葬的形制結構及出土的遺物來說，將其斷代為東漢晚期是毫無疑問的。”

　　從空間上來分析，西高穴大墓位于今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西南，東距西門豹祠遺址約七公里，地當漢末三國時期曹魏鄴城之西郊。《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此記載說明曹操之壽陵建在鄴城西郊的原上，并且地勢略高。而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當地村民在西高穴村西北零點五公里處取土時挖出一方后趙建武十一年大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志，志文稱：“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而西高穴大墓正是墓志所稱魏武帝陵的位置。白云翔認為，無論從地理方位還是從地勢上說，今西高穴村一帶都與文獻記載曹操之壽陵的地望吻合。

出土遺物揭示墓主人身份

　　墓葬規格，屬于王一級無疑，并且規格最高：長近四十米，寬近十米的墓道，兩個主室及四個側室的墓葬形制，中軸線左右大致對稱。“前朝后寢”的墓室布局，三百分十平方米的墓室面積，磚砌墓壁厚達一米以上，大型條磚長四十余厘米，寬二十余厘米。前室、后室和左前側室為四角攢尖頂，墓底全部用長九十五厘米，寬九十厘米的大石板鋪地，均在迄今發現的東漢晚期同類墓葬中所不見。

　　再者，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刻銘石牌，與曹操建安十八年被封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進爵為魏王，兩者相符。又慰項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九個字，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死者生前有頭疾，而曹操正是患有頭疾。還有主室發現的男性人骨，初步鑒定其年齡為六十歲左右，與曹操卒年六十六歲大致吻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歲……氍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白云翔就其考證總結：“盡管西高穴大墓多次被盜，遺留的信息又殘缺不全，加上墓中沒有具體的紀年資料，也沒有發現標示其墓主人的確鑿證據，然而，綜合上述關于西高穴大墓之年代、地望、墓葬中關于墓主人的有關信息，再結合有關的文獻記載，將西高穴大墓推斷為曹操高陵是最佳的結論。”

連串的質疑

　　外界對于西高穴大墓的發掘有一連串的質疑，白云翔對此作出了深入的闡釋。先言關于沒有發現墓志的質疑。就當前考古發現來看，迄今發現的數以萬計的東漢墓葬中均未見墓志，說明墓中埋葬墓志的喪葬習俗在東漢末年尚未形成，而中國古代真正的墓志出現于西晉時期。因此，西高穴大墓沒有出現墓志是正常的，不能成為質疑曹操墓的理由。

　　此外，又有關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圭形石牌的質疑，最初是懷疑石牌為當代人偽作，白云翔的見解是：“一，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是此前所未見的現象；二，即使現代人作偽，也必須有所依據；三，古文獻中有‘常所用’一詞，指‘日常所用之……’。如《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陰太后舊時器服中，有‘常所御衣合五十篋’；《三國志吳書周泰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有‘敕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之語；《宋書肖思話傳》亦有‘常所用銅斗’。”后來的質疑是，魏武王在自己的墓葬中陪葬自己生前所用的物品，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特意注明是自己生前日常所用之物，正因為出土這種石牌，反而證明不是曹操墓；所葬之物為曹操所賜，葬入墓中是一種榮耀。白云翔對此亦表示不認同，他說：“墓中出土的‘常所用’石牌標明的物至少有格虎大戟、格虎短矛、格虎大刀等，假如是曹操所賜，曹操不可能將成套或如此多的兵器武備賜予一人；又這些石牌和兵器均出土于前室，不僅具有陪葬性質，更具有祭祀性質；我們在文獻中找到類似的記載，《南齊書武帝》：詔曰‘我識滅之后，……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

結語

　　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考古學推定，是當前最有根據的認識和最佳的解讀，但部分疑團仍未解開，爭論將存在下去，大家熱切期待著考古學家在此項目的新發現。

《香港文匯報》2011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