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考古學家馮時先生引用古人“學不可以無師承，但不可以有門戶”之語告誡自己的學生，繼承中國學術的優良傳統，推進中國學術的繁榮與發展。以前，對這一古訓的第一句話，筆者頗有深刻的領悟，但對于后一句，則似并未有直接的感觸。最近讀梁啟超先生《清代學術概論》，注意到粱氏總結清代樸學大師的學風，其中言及“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粱氏以上所論清代學風，民國以來為中國學術界所繼承，并不斷發揚光大。在新的學術背景下，粱氏所論，仍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

　　眾所周知，著名歷史學家徐中舒先生是一代學術大師王國維先生清華研究院的第一屆研究生。在長期的學術實踐中，徐先生自覺采用的古史三重證法是對王國維先生二重證據法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其對中國古史的諸多論點也往往與王氏有重大的區別。茲僅舉數例，略加申論。

　　1917年9月，王國維先生撰成論述殷周相關制度變革的經典論著《殷周制度論》。這篇曾被新舊史學家奉為圭臬的學術大作自發表以來，長期備受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隨著新的考古學資料的日漸豐富與商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一個多世紀以來，該篇經典論著在學術界的肯定、質疑和批判聲中，不斷經歷著新的檢討，從而使其學術經典的地位和價值進一步得到彰顯。

　　1927年6月，徐先生發表《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一號）。徐中舒先生針對王氏依據傳統文獻言及“虞、夏皆顓頊后，殷、周皆帝嚳后”的論斷提出不同意見：“殷周之際，我國民族之分布，實經一度極劇之變遷，其關系后世，至為重要。歷史非但不載其事，又從而湮晦其跡，使我國古代史上因果之關系全失真相”，“王靜安先生謂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其界劃至為明白。此東西兩土之民族，是否為同一民族？此問題在人類學地質學未有新發見之前，吾人實不能加以證明。惟就其分布之跡論之，則似宜分為兩種民族”。1944年，胡厚宣先生列舉甲骨卜辭，證明殷高宗武丁之世，已有封國之事實。此外，殷帝乙、帝辛、祖庚、祖甲、武乙、文丁都實行過封藩建衛。胡氏由此得出結論：“周初之文化制度，不特非周公一人所獨創，且亦非周代所特有。舉凡周初之一切，茍非后世有意之傅會，則皆可于殷代得其前身”，“殷代自武丁以降，確已有封建之制”（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胡氏關于殷代已實行封建制度的嶄新論點，很快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高亨先生評價胡先生的論點“所思者深，所見者正，所征者詳，所論者確。而非偶拾孤證，妄加射覆，臆想其事，強牽其辭，曲會其說，武斷其案，自詡創獲者也”（《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高序》）繆鉞先生稱《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二文“說明封建宗法之制，殷時已有之，非周人所創。能補正王靜安《殷周制度論》之疏誤，持論尤為精湛”（《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繆鉞先生題詞》）。以后，在王、胡二氏的基礎上，徐中舒先生專門就殷代社會的氏族組織作進一步的探討。徐中舒認為王氏《殷周制度論》及胡氏《殷代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對于舊史料已闡發無余蘊，然究不免以宗法社會之尺度比量氏族社會之跡，亦未見其密合”，在“古史三重證”的基礎上提出“殷代武丁以前王位之繼承，由于貴族選舉”（ 徐中舒：《殷代兄終弟及為貴族選舉制說》，《文史雜志》第五卷第五、六期合刊，1945年6月）的新觀點。徐先生繼續對《殷周制度論》提出質疑：“從前我們歷史上寫的‘殷、周革命’，也不過是像后來的改朝換代罷了，這個革命在本質上似乎沒有什么不同的。三十年前王靜安先生作了一篇《殷周制度論》，才從殷、周兩代的上層建筑中，找出它的差別來；而關于它的基層組織，則仍付闕如”（徐中舒：《論殷代社會的氏族組織》，成都《工商導報??學林?副刊》，1951年1月7日）。綜上所述，徐先生對王氏《殷周制度論》中若干論點的辯詰頗為符合粱氏所舉清代樸學大師“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本師，亦所不避”的優良傳統。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徐先生對胡氏“新論”的辯詰，并非專門為王氏論點開脫的狹隘門戶之見。

二

　　重視學術上的師承關系，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優良傳統，也是中國傳統學術流派和學術思想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它對于我們今天的學術流派和學術思想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義。但正如馮時先生所言，“學不可以無師承，但不可以有門戶”。在當代學術研究中，真正要做到這一點，則似乎并非一件容易的事。2008年6月，筆者在《社會科學評論》第2期發表一篇題為《走出夏史研究的誤區——評沈長云的夏史研究》的長文。文章刊出后，在史學界和考古學界一度引起不小的反響。但時隔兩載，未曾料到，正是這一篇學術批評的文章，給自己招致了不小的麻煩。前不久，筆者收到國家社科規劃辦寄來的五份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結項鑒定意見，其中有四位專家總體肯定了《中國早期四土經營與民族整合》“選題新穎，視野獨特，學術價值大”，“結構合理，材料翔實”，“論證較為全面深刻，邏輯嚴密，引證規范，結論具有說服力”。“多學科結合與多重證據，時間、空間與相關考古學文化分布的對證，區域研究與整體研究相結合，研究成果的系統性綜合性等，是該成果的突出特色。”“該成果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文明起源，早期國家的起源與發展，先秦時期的民族關系，中國邊疆史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該成果對于科學地闡述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弘揚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位專家稱《中國早期四土經營與民族整合》是一本以虞夏到戰國歷代開拓和治理邊疆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已經完成的這本專著，在這個難度極大的研究領域提供了有價值的成果。這本專著的出現本身就是創新。其次在史料搜集和考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該專著全面搜集了有關文獻資料、甲骨文資料、金文資料以及考古實物資料，注意到近年最新考古發現。在考辨方面，特別是歷史地理考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處提出作者自己的見解。在著述方式有新的嘗試。該專著的結語對全書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的簡明概括中，第七條指出‘文化至上的國家和民族觀’、‘天下主義觀念和大一統理論’、‘以德治邊的邊政思想’的積極歷史影響，具有重要理論價值”。有位專家評述書稿的優點：“1、充分吸收史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涉及某一問題時，能詳引各家說法并作出分析。作者對本課題的研究歷史、現狀和動態十分熟悉，運用先秦史料準確自如。2、書稿注重文獻與考古資料相結合，研究方法科學規范。書中大量引用新出考古發現等相關材料，分析深入細致，沒有鑿空之論。3、在許多具體問題上能提出獨到見解”。認為“總體來看，這部書稿是目前所見綜述和研究先秦各王朝與邊疆關系問題的上乘之作，具有較高的學術質量和參考價值”。該專家充分肯定課題作者系統地考察了自虞夏之際到秦統一以前的中國與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從而使原本模糊的發展脈絡第一次比較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作者不僅注意到了政治、軍事功能的作用，注意到了國家觀、民族觀等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意到了多學科結合的研究方法。專家認為作者的研究成果對闡發中國歷史的演進，弘揚愛國主義，增強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是十分有益的。然而，惟有一位專家則對《中國早期四土經營與民族整合》研究幾乎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他對該課題的總體意見分別為“創新之處不多，研究深度不夠，結構失調，引用文獻錯誤，論證過程存在許多問題”，“此成果學術價值與理論價值較低”等。由于該專家愿意公開自己的姓名和鑒定意見，筆者很容易看到，對《中國早期四土經營與民族整合》研究幾乎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的這位專家正是師承沈長云先生的魏建震研究員。于是，一切便恍然大悟，這一現象若非學術門戶之見，實在難以得到更為合理的解釋。

?三

?　　學術研究中的門戶之見，并非是學術研究中的新現象。中國學術史上曠日持久的經今古文之爭，宋學與漢學之爭，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走向產生過極為深刻的影響。更為典型的莫過于宋代學者對《周禮》的論爭和清代學者對《左傳》杜注的批判。

　　王安石變法，在北宋統治階級內部引起軒然大波。由于王安石訓釋《周禮》，《周禮》和《周禮義》遂成為眾矢之的。反對王學的人，或維護《周禮》藉以攻擊《周禮義》；或因攻擊《周禮義》藉以攻擊《周禮》，這種攻擊，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南宋末年。諸如在我們今天看來，蘇轍說王安石是“亂天下”的“迂儒”，實乃政治偏見；胡宏罵王安石為“奸人”，亦乃偏激之辭；楊時、胡宏、魏了翁罵王安石的經義啟人主之侈心，造成政宣之誤，乃至亡國，更是不實之辭。姚瀛艇先生指出，“二程以下以《周禮》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實無助于《周禮》之研究”（姚瀛艇：《宋儒關于〈周禮〉的爭議》，《史學月刊》1982年第3期）。無獨有偶，清代學者對《左傳》杜注的臧否，作品數量之多、涉及方面只廣與考語分量之重，都超過了前代。但值得注意的，清儒對杜注的批評有相當一部分今天已經被證偽。劉家和先生批評焦循對杜注“往往都是從杜氏是否有何政治目的著眼”，洪亮吉批評杜注“望文生義、不臻古訓”，“師心自用”，而杜注中之可去者，又被指斥為承襲舊注，“反映了清儒在訓詁上鄙視杜注的一種極端心態”（劉家和：《從清儒的臧否中看〈左傳〉杜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

　　固然，由于學者的學術視野、思維方式、知識結構等因素的囿限，對同一研究成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并非什么不正常現象。但恪守學術良知、傾注人文關懷的學者則往往更加篤信粱氏“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的訓戒。學術史上的門戶之見，似乎并非出于“學術視野、思維方式、知識結構等因素的囿限”，給人感受更多的則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學術道德的缺失。持極端心態的門戶之見，喪失學術的理性，助長學術的腐敗，在學術浮躁、學風日下的今天，不能不引起進一步的重視和警惕。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 江蘇蘇州? 2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