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論語》中對詩的功能進行了高度概括：“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在孔子時代，所謂“詩”通常指的是“詩三百”，即漢代以后所說的《詩經》，而“詩”的涵義要遠遠大于我們今天的文體概念，與社會及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息息相關。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指出，“我們要懂中國古代人對于世界、國家、社會、家庭種種方面的態度，最好的資料無過于此《詩經》三百首。”因此，《詩經》稱得上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百科全書”。

　　從總體上看，“興”“觀”“群”“怨”說充分體現了孔子詩學強調個體心理欲求與社會道德倫理相統一的特色。其中的“興”和“怨”偏重創作者主體情感意志的抒發。“興”是指眼前景物或者人事對主觀情感的觸動生發，“怨”則是不滿情緒的宣泄。“觀”與“群”取自不同的視角，主要關注詩的作用和意義。“觀”是俯視或置身局外的觀察，如“觀風俗之盛衰”“考見得失”；“群”則關涉人與人之間的共處、互動與交流等諸多方面，是社會、心理、倫理及情感等各種關系的多維聚合。

　　今天，我們尤其需要重視“群”的問題。因為它對于我們如何認識和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欲望與道德等關系，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可以說，“詩可以群”的問題，不僅僅是詩學問題，更是倫理問題、心理問題、社會問題，歸根到底是人在社會中的生存問題。

　　“群”字在先秦時期主要有如下含義：一是指群獸聚合。譬如《國語·周》中有“獸三為群，人三為眾”之說。二是指人群、朋輩。《禮記·檀弓上》中有“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之語。三是指種類、類別。如《易·系詞上》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四是指合群、會合。例如，《荀子·非十二子》：“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杰”。在先秦時期“群”字不管是指人還是指獸，不管是名詞還是動詞，都指向一個聚合的概念。

　　怎樣理解孔子所說的“群”呢？漢代孔安國將其解釋為“群居相切磋”。孔安國注意到了人的社會屬性，人若在社會叢林里生存，就一定存在著人與人間相互溝通磨合、切磋制約的關系。宋代朱熹則將“群”注為“和而不流”。朱熹關注到了“群”的另一面，即在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過程中又不苛求自己與別人完全一致，從而保持自己獨立的個性，與孔子所說的“和而不同”意義相近。孔安國和朱熹的闡釋道出了“群”的內在辯證關系，那就是既要與他人和諧相處，又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人總是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各種復雜的關系。孔子一生都在宣揚并實踐“克己復禮”。他認為，詩是必須服從于“禮”的，也就是說，人要以“禮”來約束個人的性情，所謂發乎情，止乎禮。學《詩》可以教人如何處理和對待各種社會關系，從而達到人與我的協調。這便是“興于詩，立于禮”。

　　“禮”是以象征意義的儀式或程序去規范社會各個階層的關系。從深層次上看，“群”與“禮”二者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交集，二者在協調個人意志與社會秩序、個人欲望與道德規范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禮”更偏重人與人之間的砥礪與相處，是一種生存的外在需要，因為無視別人的存在就無法立足于社會之中；也是個體生命精神上的內在需要，即個人在群體中的存在感。

　　同時，我們不要忽視“群”“和而不流”的一面，即個體生命自主性、獨立性的一面。人就是在自我意志與外在現實間復雜關系的交錯扭結中存在的，除了以“禮”為象征的規定性和穩定性之外，還有生生不息、潺潺流動的個體生命意志。正是這種生命意志和創造性賦予哲學、文學、藝術等以個性與創新，使得人類的精神史絢麗多姿、異彩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