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華容縣一個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戰爭前家境已經衰落。六歲入小學，大部分時間念私塾。1929年—1931年，湘鄂西蘇區開辟至華容，他積極參加了土地革命運動，曾任少年先鋒隊秘書、總隊長。蘇區撤退后，一度被迫逃亡，后回鄉繼續求學，1936年肄業于長沙湖南國學專修學校。1938年經徐特立、王凌波指點，8月到達陜北，進了陜北抗日軍政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畢業，被分配到冀西和冀南抗日根據地工作。1939年起，先后任冀西專區行政干部學校教導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冀南行署宣傳科長、教育科長，冀南抗戰學院、政治學校教員，北方大學教務處副處長，華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室副主任。

　　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擔任研究員，兼中國科學院編譯局副局長，并為科學院黨組成員。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那時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年事已高，經領導機關同意，專心于中國通史的寫作，由劉大年主持所務。1964年起，連續當選為第三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至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是六、七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走資派批判，下放勞動。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80年中國史學會重建，他當選為第二、第三屆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執行主席。他還是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北京理工大學校友會名譽會長。1982年以后，他離開近代史研究所的實際領導崗位。

　　劉大年1947年棄戎從學，開始著手研究中美關系史。1949年8月，他的第一部歷史著作《美國侵華簡史》由華北大學出版，同時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不久經過修改、補充，于1951、1954年，以《美國侵華史》為書名，由人民出版社出。蘇聯、朝鮮、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相繼出版譯本，在20世紀50年代初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這部書是他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標志，也奠定了他于新中國建立之初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地位。

　　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設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中宣部提名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吳玉章、胡繩、杜國庠、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劉大年、尹達等11人組成。劉大年與我國老一輩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有密切聯系。他與我國史學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有很多工作關系。

　　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劉大年先后出版了《臺灣歷史概述》（與丁銘楠、余繩武合著）、《中國史稿》第四冊（主持編寫）、《中國近代史諸問題》等三本書。

　　《臺灣歷史概述》是美國出兵臺灣引起全體中國人民抗議的國際國內形勢在學術界的反映，可以說是《美國侵華史》的續篇。全書簡要通俗，后來被授予中國科學院學術獎金。

　　《中國史稿》第四冊是近代史部分，劉大年主持了從提出提綱到最后定稿的全部編寫工作，為中國近代史搭起了一個新的架子，是20世紀60年代最有影響的近代史著作。后來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冊，主持編寫）便是在此書的框架基礎上，充實史料而成。

　　《中國近代史問題》是一本論文集，收錄了劉大年寫于20世紀50、60年代的若干篇史學論文。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時改名為《中國近代史問題》。其中《回答日本歷史學者的問題》、《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和《論康熙》三篇論文，引起過國內外的評論和爭論。《論康熙》一文，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客觀分析和評價了康熙皇帝和清朝初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通過典型剖析，以嚴整的邏輯體系和鞭辟入里的分析論證，回答了如何評價剝削階級杰出歷史人物的問題。文章在當時曾引起國內外學者的一些爭論甚至非議，但它經受了時間的檢驗，至今為治清史的人們所注意。而文章所體現出的作者高瞻遠矚，從大處著眼的行文風格，也至今為人們所稱道。1965年5月，他應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屆歷史學會，提供的論文《亞洲歷史評價問題》，受到與會者歡迎。1965年7月《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報》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刊載。

　　“文化大革命”以后，劉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二是研究歷史學理論問題。出版了《赤門談史錄》、《中國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冊，主持編寫）、《劉大年史學論文集》、《抗日戰爭時代》以及《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主編）等幾部著作。

　　《赤門談史錄》卓有見地地從經濟基礎、領導革命的社會力量、同盟會綱領以及革命主力軍等四個方面，翔實論證了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準備擴充。近代史部分仍由劉大年主持編寫。他那時從設在河南回到了北京，還沒有“解放”。郭沫若把近代部分獨立出來，定名為《中國近代史稿》。劉大年約集丁銘楠、錢宏、樊百川、張振鵾、龍盛運、劉仁達、金宗英等參加編寫。1978年出版第一冊，1984年出版第二、三冊。

　　《劉大年史學論文選集》出版于1987年，主要收錄了他史學理論方面的文章，重點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哲學指導思想問題、歷史研究的對象問題、歷史前進的動力問題和歷史發展的規律問題等，既是其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闡述，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理論的思考。

　　劉大年最后二十年所孜孜以求的是抗日戰爭的研究，主要反映在《抗日戰爭時代》、《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主編）以及《我親歷的抗日戰爭與研究》等幾部著作中。

　　1982年，日本文部省規定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公然否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1987年，劉大年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發表《抗日戰爭與中國歷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劉大年作為全國人大常委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就日本當局在侵華戰爭性質問題上的倒退做了義正詞嚴的發言，曾吸引國內外視聽。日本報紙迅速轉載這個發言，蘇聯、法國、美國報紙、通訊社紛紛發表評論，譴責日本當局的行徑。此后幾年里，劉大年撰寫了好多篇有關抗日戰爭史的論文。1996年，他將這些論文結集出版，題名《抗日戰爭時代》。

　　同時，他還用相當多的精力，組織并主持編寫了《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這本學術著作。該書在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時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訂再版。

　　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全面深刻地論述了抗日戰爭的地位、性質、特征以及演變規律等。對于抗日戰爭的歷史，他全面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各階級、各族人民團結起來進行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國民黨正面戰場和共產黨敵后戰場，兩個戰場的并存決定了抗日戰爭面貌和結局的關鍵；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并存；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根本轉變。與此同時，他積極推動了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建立，并促成了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的創建和《抗日戰爭研究》的創刊，大大推進了抗日戰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劉大年生前的最后一部書稿是《評近代經學》，該書結合中國近代社會的激烈變動，理清了近代經學的基本狀況、發展脈絡，并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嶄新視野，論述了近代經學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劉大年的歷史學研究，非常強調史學的經世功能，希望歷史研究能夠有益于現實。他將1840～1919年近代中國80年的歷史劃分為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起義失敗、1864年至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及1901年至五四運動爆發的3個不同時期。認為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的重要意義在于認識歷史如何規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

　　他指出：中國近代史上的基本問題是兩個，第一，民族獨立問題，第二社會工業化、近代化問題。沒有民族獨立，不能實現近代化；沒有近代化，政治、經濟、文化永遠落后，不能實現真正的民族獨立。中國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獨立，最終目的仍在追求國家的近代化。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近代史上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矛盾現象：在民族遭受壓迫和民族工業出現上存在著雖不相等卻是明顯的兩個走向、兩條路線。一條是急劇的下降線，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不斷加深，中國最后被推到了接近亡國的險境。一條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線，并且伴隨著民族工業的產生，中國也出現了新的社會力量。了解了這些新生的社會力量與民族工業直接間接的關聯，了解了中國近代史上民族壓迫與近代工業同時存在的下降與上升兩條線、兩個走向的矛盾運動，也就可以對中國近代歷史有更完整、更豐富、更深刻的認識了。

　　劉大年秉承了不文過，不遮丑，不隱惡的傳統史學精神，在《劉大年著作目錄》里，他曾收錄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寫的兩篇“惡文”——《駁一個荒謬的建議——批判榮孟源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觀點》和《吳晗的反革命面目》。他認為：“作者認為觀點是錯誤的，但篇目仍應保留，以符合實事求是。”人一輩子做的許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壞事。敢于正視自己的過往，體現出一個歷史學家忠于歷史的優良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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