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海峽兩岸交往的開展，我國大陸和臺灣的佛教學術界也開始接觸并進行學術交流。這對于海峽兩岸佛教學術研究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不過，由于接觸時間尚短，交流層面有限，雙方雖然由長期隔膜到逐漸熟悉，但是熟悉的程度如何，還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問題。就大陸的佛教學者而言，對臺灣佛教發展的歷史和現狀，恐怕只能說是有一個大概的了解，知其詳情者，可謂寥寥。這與海峽兩岸佛教學術交流繼續拓展的大勢，是不相稱的。對于這種情況，大陸的佛教學者并非沒有自覺，實在是苦于有關的系統而翔實的資料難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江燦騰先生《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3月初版）一書的出版，是一件特別值得慶賀的事。

　　江燦騰先生是臺灣新一代的佛教學者，尤其專長于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江氏是從研究明清以至近代的中國佛教史入手，來研究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這就使得他的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研究突破了區域性斷代史研究中常會遇到的彼時彼地的限制，而能夠在一個遠為廣闊的大背景下來考察近現代臺灣佛教發展的源流，把握近現代臺灣佛教發展的路向及其獨特性格。正如臺灣大學歷史所兼任教授曹永和先生在為《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一書所寫的《序》中評論的那樣：“若非他先有前期的扎實奠基，否則他將不可能有現在這樣出色的表現。或者說，治臺灣佛教史的成功途徑，就是要先從明清階段的中國佛教史入手，否則大環境和源流既不清楚，許多潛在史料里的意義和相關性便不易發覺出來。”在正式推出其臺灣佛教史研究成果之前，江氏首先出版了《人間凈土的追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和《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兩部專著，頗獲國際佛教學術界的好評。不過，這只是江氏研究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序幕或鋪墊。相比之下，《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才真正堪稱江氏對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研究的代表作。

　　《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一書，約40余萬字，分“導論”、“日據時期”、“戰后迄今”三大部分。在“導論”中，作者對近百年來臺灣佛教史的研究情況作了全面回顧和系統總結，既肯定了有關學者在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研究上的歷史貢獻，同時又敏銳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這種研究史的回顧，不僅使讀者可以迅速而有效地了解近百年來臺灣佛教史的研究狀況，而且也令讀者易于明了作者是在什么樣的基礎上、針對何種問題來進行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研究的。在接下來的兩個部分里，作者依據大量的史料，從多個層面分別對日據時代（1895—1945）和戰后迄今（1945—1995）各五十年的臺灣佛教發展作了詳盡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為讀者清晰地描繪出一幅臺灣佛教百年史的全景。從總體上來看，作者試圖重建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嘗試是相當成功的。

　　如果對江先生的這部專著作進一步的詳細考察的話，我們認為，該書在資料挖掘、研究廣度、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個人風格等方面，都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

　　就資料而言，該書資料之豐富、翔實、新穎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謂是該書最顯著的特點。在多年的研究過程中，江氏一直致力于有關近現代臺灣佛教史資料的搜集、挖掘、鑒別和整理工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種不懈的努力在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自1896年出版的宗教調查雜志《教報》第一號，到1995年最新的臺灣佛教史研究報告，百年間有關臺灣佛教史的數以百計的重要資料（包括正式出版的和尚未出版的），作者大致搜羅殆盡，并在書中分門別類地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討。可以說，江氏的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研究完全是奠立在豐富翔實的史料基礎之上的。讀者只要翻閱一下書前所附的近百幅珍貴的歷史圖片和書后所附的近二百種有關的專書、論文及調查報告的目錄，對此當會有深刻的體會。尤其值得稱贊的是，江先生在新史料的挖掘方面，作出了頗具首創性的重要貢獻。例如，刊行于1896年的日據初期關于臺灣宗教調查的重要史料《教報》第一號，就是由江氏根據臺灣留日學者提供的線索挖掘出來，才得以重見天日的。這一新史料的發現，對于日據初期臺灣佛教發展狀況的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再如，李添春1929年對臺灣佛教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本島佛教事情一班（斑）》，也是鮮為人知的重要史料，江氏在書中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和詳細分析，指出了該報告對研究戰前臺灣佛教尤其是臺灣齋教（在家佛教）的發展狀況所具有的重要價值。總之，在資料的齊全和新穎方面，這部專著在目前所見的相關出版品中無疑是出類拔萃的。研究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其他學者，不論其是否同意本書的觀點，恐怕都很難忽視或避開本書所提出的新史料證據。單就這一點而論，江氏的這部專著就足以在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研究中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

　　由于掌握了豐富齊整的史料，尤其是對新史料的用心挖掘，該書大大拓展了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研究廣度，豐富了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研究內容。在書中，江先生從宗教政策、教團歷史、教勢發展、經營策略、佛藝創新、佛教期刊以及思想變革和學術爭辯等方面，對日據時期和戰后迄今的臺灣佛教作了多層次的詳實研究。其中，有些方面的研究是帶有開創性的，另有一些方面雖然其他的臺灣佛教學者也曾作過專題研究，但是象這樣在一部專著里全面而分門別類地加以研究者卻甚為罕見，這充分反映出作者對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多種領域有著全面的了解和系統的把握。作者的這一研究經驗提醒后來的治臺灣佛教史者，單有某一方面的專門訓練和專門研究是遠遠不夠的，若沒有開闊的眼界、廣博的知識及對相關領域的普遍關注，要寫出一部內容充實的、有份量的臺灣佛教史來是不可能的。當然，該書中提出的許多新課題、新領域還有待學者的進一步深入研究，研究的廣度也可以繼續拓寬，但是就目前而論，作者對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研究可謂是最全面、最系統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部專著為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后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研究方法上，江氏除了采用一般佛教史著作所常用的佛學的、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之外，還深受宗教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在該書中采取了一般描述和個案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既有輕描淡寫，又有濃墨重彩，使全書的詳略濃淡相得益彰。尤其是個案分析方法的運用，使得該書資料豐富詳盡、研究領域廣闊的優勢充分地展現出來，敘述既細致入微又不顯得繁瑣雜亂，研究領域廣闊又不顯得輕淡分散。透過一個個具體形象的個案分析來再現近現代臺灣佛教史多層面的異彩，使該書擺脫了一般佛教史著作常見的呆板僵硬的風格，使佛教史生動活潑起來，大大增強了可讀性。該書雖然篇幅巨大，卻并不使讀者感覺到閱讀的沉重。這方面的經驗，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恰當地運用個案分析的方法，不僅在資料處理和敘述方式上有很大的便利，而且也頗有助于加深研究的深度。在該書中，江氏對典型個案的選擇，反映出他對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發展脈絡和精神實質有著深刻的把握。

　　例如，在對“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新佛教的發展”進行專題研究時，作者選擇了“善慧法師與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崛起”和“本圓法師與臺北觀音山凌云禪寺的崛起”為典型個案。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臺灣北部的新佛教道場除上述兩個之外，還有以覺力法師為核心的苗栗大湖法云寺以及日本移植臺灣的各宗道場。作者為什么要選擇這兩個新佛教道場的崛起為典型個案呢？這是因為，創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善慧法師與主持臺北觀音山凌云禪寺的本圓法師都是由臺灣齋教徒出身，而后到大陸受戒成為正統的僧侶，再返回臺灣創建新佛教道場的。對這樣的個案進行分析，就可以更好地把握日據前期臺灣佛教從齋教向正統佛教轉變的脈絡和性格，并能直觀而深入地透視當時臺灣佛教轉型的各種問題，尤其是其中涉及的中國大陸、臺灣和日本佛教的三角關系問題。相形之下，由大陸來臺的正統佛教僧侶覺力法師主持的苗栗大湖法云寺及日本移植臺灣的各宗道場，就不具有這樣的典型意義。又如，在研究“戰后臺灣地區重建大陸佛教的經驗及其發展模式”時，作者以“慧峰法師建立天臺宗道場湛然寺”為典型個案，不僅詳細回溯了慧峰法師在大陸的出家情況、師承源流、所受教育及其所具有的正統佛教學院派的文化性格，而且還結合著兩岸政局的變動，著重對慧峰法師來臺的因緣及來臺后如何從最初的艱難處境到后來創建道場、閉關弘法、參與傳戒活動、弘揚青年佛教思想等整個過程，作了極為全面、完整、詳盡、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揭示了臺灣佛教在二戰之后特別是1949年之后的大陸化、正統化轉變的事實真相和歷史軌跡，剖析了臺灣佛教這一重大歷史轉型的復雜原因、經驗教訓及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透過這一個案，不僅使讀者如同身受般地了解到慧峰法師本人的整個創業過程，而且還能夠使讀者對臺灣佛教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大背景下、利用何種契機、通過何種方式來重建大陸佛教的問題有一個具體而明晰的認識。從該書對個案的選擇和分析來看，作者不僅注意到了所選個案在近現代臺灣佛教史各個專門領域中的典型性，而且也充分注意到了這些個案對揭示近現代臺灣佛教的總體發展趨勢和精神性格所具有的代表性。因此，這樣的個案分析，就不單是有助于深化近現代臺灣佛教史各個領域的專題研究，而且也對深刻地把握整個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發展脈絡和總體性格頗有裨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江先生的這部著作還具有鮮明的個人風格。在這里，所謂個人風格，主要不是指該書在研究方式或寫作方式上的獨特性（盡管在這些方面該書也頗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指在該書的內在精神中處處體現著作者對臺灣佛教的個人情懷。這種個人風格的形成，用作者本人在《自序》中的話來說，“實在是基于知識分子對生活于斯的本土宗教文化和歷史，有一種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在鞭策著研究工作所致！”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部著作“是由個人的歷史見解和關懷所形成的”。作者曾言：“別的人或其他的研究者，不一定需要完全贊同我在書中的看法。事實上要從事其他研究途徑或重新提出完全不同的觀點，都是可能的。”不過，實事求是地說，由于該書是在相當完備翔實的資料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的方法而得出的研究成果，從總體上來看，這種個人風格盡管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但還并不致于對該書研究的客觀性、科學性造成大的損害。退而言之，即使其他的研究者完全不同意作者的觀點和結論，也并不意味著在近現代臺灣佛教史的研究中就可以把這部書完全拋開；至少，該書中所提供的完備資料，后來的研究者在短時期內恐怕是無法完全避開或跳越過去的，除非有更詳盡、更確實的新史料發現。正是基于這樣的理由，我們愿意向關心近現代臺灣佛教發展史的人們推薦這部專著。我們相信，江先生的這部著作，對于大陸佛教界和學者了解、熟悉臺灣佛教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對于促進海峽兩岸的佛教學術交流，是大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