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在今天的中國人心目中已經成為一個既陌生又熟悉且意義含混的詞語，有人對它恨之入骨，有人對它愛之深切，也有人對它愛恨交加。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作為文明古國和禮儀之邦的塑造者，作為中國人幾千年來拳拳服膺的生活價值觀的提供者，儒教在今天的中國面臨如此命運，處于這種境地，于旁人看來，可謂絕無僅有的奇觀；于中國人而言，可謂刻骨銘心的痛事。

　　今天的中國雖然已無亡國、亡種之憂，但亡教的危險依然存在。這不僅因為歷經“五四”“洗禮”乃至“文革”“洗腦”的大多數中國人對儒教的認識仍然簡單和片面，仍然停留在全盤否定甚至妖魔化的階段，而且，在聲勢日隆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文化借助其背后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繼續對風雨飄搖中的中國文化進行肆無忌憚地侵略和同化。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有學者驚呼中國已經淪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疾呼中國必須進行“再中國化”。

　　前賢有言，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作為一個民族意志力創造力的表現和證明，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而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宗教，則是文化的靈魂。如果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花果飄零，其所信仰的傳統宗教也被棄之若履，則意味著民族精神的失魂落魄和文化自主性的喪失，必將導致民族自我文化認同的危機。今天，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國家和民族層面上的文化自身認同問題，在全球化和現代性的沖擊下得到了進一步強化。中國人今天在文化上已經迷失方向，要么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要么偏執復古傳統，要么什么都不相信。雖然眾聲喧嘩，但整個族群在精神上卻處于撕裂狀態，無所適從。這種文化的心理混亂導致了文化的認同危機，從而引發內部和外部的文化或文明的沖突。當然，文化之間是無所謂沖突的，曾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打著“文明”的幌子所發生的沖突，實際上都是以文明為托詞和借口的利益上的沖突。中華民族要重新崛起，要在當今民族國家林立的世界背景下復興，必須提升國家“軟力量”，增強民族凝聚力，鼓舞民族精神。這一切的實現，則需依賴于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幾千年來，中國人深受儒教，儒家文化所提供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已經深深內化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安身立命，日用而不知。故此，欲解決當今中國人的身心安頓和文化認同問題，除了寄希望于中國歷史文化的主干——儒教——之外，別無選擇。

　　當然，在今天重建儒教，不僅僅是出于文化認同的需要，還因為儒教在當代社會完全可以有效承擔社會自組織系統的維護，被發展改造為應時適宜的現代公民宗教。

　　對社會自組織系統的文化支持和積極參與，本來是儒教的固有傳統和特有優勢。但是，科舉制的廢止鏟除了鄉土中國的社會組織者儒家士紳產生的土壤，而越來越激進的反傳統的文化運動更使得儒學面臨合法性危機，再加之持續不斷的革命風暴，這一切，使得儒教原有的安頓身心、規范行為、維系社會的功能漸趨喪失。費孝通對此痛惜描述道：“中國的鄉土社會中本來包含著賴以維持其健全性的習慣、制度、道德、人才，但在過去百年中不斷受到沖洗，結果只剩下貧窮、疾病、壓迫和痛苦。”當一切地方性的次生制度、家族文化以及沉淀于鄉土社會的儒學資源都被視為負面因素被清除后，支撐與維系社會運作的資源幾近枯竭，社會自組織系統遭到徹底破壞。而在今天“市場化”時代，經濟關系和利益原則彌漫于社會的所有角落，并蠻橫而無情地重新梳理和建立當代中國的社會網絡，曾經為社會自治提供資源的儒教又再一次面臨考驗。

　　挑戰也是機遇。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一個社會要和諧安康，必須依賴社會自治暨自組織系統的建立。在今天我們要重建社會自組織系統，無疑需要得到與民眾息息相關、親和樂見、習慣自然的符合其固有生活方式的傳統文化的支持。儒教于此大有可為，并因歷史原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蔣慶在《關于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文章中特別列舉“儒教的社會形態”，即禮樂教化（制禮作樂）、鄉村自治（禮俗鄉約）、社區文化（寓教于樂）全民健生（《書經·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協助治安、預防青少年犯罪、反對黃賭毒、社區鄉里民事調解、各種冠婚喪葬祭等從生至死的禮制安排（中國人之生老病死，終其一生，全在儒教禮制安頓之中，故儒教禮制可化解中國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慮）、制定并主持各種國家祭祀禮儀與民間祭祀禮儀、開展全民性的“中國道德振興運動”等。所以，在今天重建儒教，就是要將其自身所具有的優勢和功能充分發揮和發展，以解決社會的行為規范問題和生命信仰問題，與時偕行，將之建設成富有時代內容的現代“公民宗教”。

　　我們在今天重建儒教，絕非是發思古之幽情，也絕非為了重建而重建，而是為了民族生命的康健暢達和民族文化的延續不斷。“民族的復興雖不以傳統文化的復興為主要內容，卻是以其為最高的標志。”（陳明語）順而言之，儒學復興則理應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最高標志。而儒教重建，則是中國文化復興的應有之義，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