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玉臺新詠》是六朝時傳下來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詩歌選集。至遲于宋代已有人說此書為徐陵所編，元明以來，此說遂被人們所公認。本文通過對徐陵《玉臺新詠序》的細致解讀，認為徐陵在《序》中實已指出此書是一個很受皇帝寵愛和很有才氣的美麗妃子所編，并論證了徐陵此說不可能出于假托；再根據梁、陳二代的后妃情況，考證此書為陳后主妃子張麗華所編纂。以此為中心，本文還對《玉臺新詠》的版本及歷史上關于此書的著錄等重要問題作了相應考證，以進一步澄清在此書編者問題上所存在的有關誤解。

　　《玉臺新詠》為南朝徐陵所編，這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已是常識；現存《玉臺新詠》諸本中以崇禎寒山趙氏刊本為最佳，這也已幾乎是研究者的共識。但我現在對這兩點都產生了懷疑。我認為此書實是一位女性所編，而且出于陳后主妃子張麗華之手的可能性很大。此說恐屬于非常可怪之列，故請相關專家和讀者不客氣地加以批評。

一

　　我的上述想法主要以徐陵《玉臺新詠序》為依據。此序不僅見于現存《玉臺新詠》各本卷首和宋初所編《文苑英華》，而且已收錄于唐初所編《藝文類聚》，故絕非后人竄入的偽作。《藝文類聚》所收雖有刪節，但較之其他諸書所載并無原則性的差異。今引《藝文類聚》卷55所收徐陵《序》（注：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汪紹楹校本；該本的底本為南宋刻本。）于后，其為《藝文類聚》刪略者則據《文苑英華》（以下簡稱《文苑》）卷712（注：據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本。按，該本的部分底本為宋本，余均為明刊本；其712卷的底本即系明刊。）所收及嘉靖鄭玄撫刊本（以下簡稱嘉靖本）（注：據上海圖書館藏本。）、影印崇禎寒山趙氏刊本（以下簡稱崇禎本）《玉臺新詠》所載增補（注：據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明崇禎寒山趙氏本。）。凡屬于增補的文字除加劃黑線以示區別外，其在三本中有異文者并加注說明。

　　陵云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押。其中有麗人焉。

　　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間”字據崇禎本；《文苑》及嘉靖本作“澗”）、觀津，本號（《文苑》誤作“大家”）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里（《文苑》作“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文苑》誤作“家”）人，俱言訝其纖手。說《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句，非關曹植。傳鼓瑟于楊家，得吹簫于秦女。至若（《文苑》作“以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遙妒。

　　至（《文苑》作“且”）如東鄰巧笑，來（《文苑》作“唯”）侍寢于更衣；西施微顰，將（《文苑》作“得”）橫陳于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于《結風》；張樂鴛鸞，奏新聲于度曲。妝嗚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蓮，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蛾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

　　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唯芍藥之花；新制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月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

　　既而椒房婉轉，柘觀陰岑，木鶴晨嚴，銅梁晝靖。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賒”，《文苑》、嘉靖本作“余”），誰能理曲？優游少托，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身輕無力，怯南陽之搗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于百嬌（“嬌”，三本同，疑為“驕”之誤字；魏邯鄲淳《投壺賦》有“持矢作驕”語）；爭博齊姬，心賞窮于六著。無怡神于暇景，唯屬意于新詩。可（崇禎本作“庶”）得代彼萱（崇禎本作“皋”）蘇，微蠲（崇禎本作“蠲茲”）愁疾。

　　但往世名篇，當今巧制，分封麟閣，散在鴻都。不藉連章，無由披覽。于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曾無參于《雅》《頌》，亦靡濫于《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也。

　　麗（嘉靖、崇禎本“麗”上有“于是”二字）以金繩（嘉靖、崇禎本作“箱”），裝之寶軸。三臺妙札（嘉靖、崇禎本作“跡”），亦（嘉靖、崇禎本無“亦”字）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皆（嘉靖、崇禎本無“皆”字）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樓紅”，《文苑》誤作“按鉛”）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文苑》、嘉靖本誤作“云”）飛六（崇禎本誤作“太”）甲，高擅（崇禎本誤作“檀”，《文苑》誤作“禪”）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

　　至如青牛帳里，余曲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縚繩，永對玩于書帷，長循環于纖手。豈（《文苑》誤脫）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專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崇禎本誤作“因”）勝西蜀豪家，托情窮于《魯殿》；東儲（《文苑》誤作“臺”）甲觀（《文苑》作“館”），流詠止于《洞簫》。孌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彤管，無或譏焉。

　　由于是用駢文寫的，處處都是典故，要理解其含義頗為困難，所以不得不對之作相應的闡釋。但限于篇幅，當然不能像作注解那樣地詳盡。只能擇其關鍵之處加以串講，并附以必要的注釋。

　　第一段是說，在具有高臺和千門萬戶的皇宮里（注：“陵云概日”指高臺；“千門萬戶”是東漢張衡《西京賦》中對漢武帝的皇宮的描寫。），在地位最高的妃子所住、也是皇帝為其心愛的妻子所建造的、陳設極其豪華的房屋中（注：“璧臺”是周穆王的地位最高的妃子所居住；“金屋”是漢武帝所說的將給妻子所造之屋。），有一位麗人。

　　第二段說，這位被選入后宮（“掖庭”）的“麗人”出身于“五陵豪族”的平民家庭（注：“五陵豪族”及“四姓良家”詳見下文。）。宮中雖然也有來自潁川等地的善于“巧笑”的美女（“嬌娥”），她們無不推許她為楚王宮里的“細腰”（注：楚王宮中的美女以細腰著稱。），都說衛國佳人也要驚訝于其手的纖細（注：《詩經·衛風·碩人》有“手如柔荑”語，可見衛國佳人是見識過“纖手”的。）。她嫻于《詩經》、《禮經》，哪里像宋玉東鄰的美人那樣會自己去追求異性（見《登徒子好色賦》）？她的婉約風流出自天性，并不是像西施那樣由別人教出來的（見《越絕書》）。她像漢代協律都尉李延年的妹妹、漢武帝妃子李夫人那樣，從小學習歌唱；又像生長于河陽主家的趙飛燕那樣本來就能跳舞。她彈奏的琵琶新曲、歌唱的《箜篌引》樂歌都出自自己的創造，并非石崇、曹植的創作（注：石崇有《王明君詞》，可用琵琶彈奏；曹植有樂府詩《箜篌引》。）。她的鼓瑟技藝是從漢代楊惲妻子傳下來的，她的吹簫之藝則源于春秋時秦穆公的女兒弄玉。她的為皇帝寵愛，假如被昔日長樂宮中的人們所聽聞，漢武帝的陳皇后知道了定然不平；她那天仙般的容貌如果畫成圖畫并被漢初匈奴單于的妻子所見到，一定深為妒忌（注：閼氏為匈奴單于妻子的稱號。《漢書·匈奴傳》載：漢高祖被匈奴包圍，就派人帶了一幅美女圖去見閼氏，說是若不解除包圍，漢廷就要把這位美女獻給單于以求和，閼氏怕美女奪她的寵，就勸單于撤除了包圍。）。

　　第三段是在理解上難度最高的一段。自“至如”至“兩靨”，說漢武帝宮中的各種美女；自“亦有”至“之珮”說仙界神女的談情說愛；自“雖非”至“無別”說這位“麗人”較之漢宮美人、仙界神女均毫不遜色；故最終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作結。具體言之，則“侍寢于更衣”是漢武帝于“更衣”時要衛子夫“侍寢”的事，衛子夫后來成為他的皇后（見《漢書·外戚傳》），此外并對衛子夫的美貌加以夸張，說她美得像宋玉東鄰之女（所謂“東鄰巧笑”）；“甲帳”也為漢武帝興建和居住（見《漢書·西域傳贊》），徐陵由此想像其中必有西施般的美女“橫陳”（說“西施微顰”，是因西施在“微顰”時更加美麗）；馺娑、鴛鸞皆為漢宮殿名，《結風》為舞曲名，這里說諸美女在馺娑、鴛鸞為武帝歌舞；以下諸句則言這些美女的鬢、鬟、首飾、眉毛及兩靨之美。接著引魏文帝《游仙詩》中所寫他服山上仙童的丸藥而得以“輕舉”（見《藝文類聚》卷76《仙道》）和黃帝“造歷得仙”（注：軒轅即黃帝。黃帝“造歷得仙”見《漢書·律歷志》顏師古注引應劭注。又，根據古人的觀念，要“造歷”先須明律，《漢書·律歷志》說：黃帝之能造歷，實因其以竹“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而得“律本”之故，故云“腰中寶鳳，授歷軒轅”。“腰中寶鳳”即指其聲協鳳鳴的“十二筒”，因其能攜帶于腰間，故有此語。）的事，以喻示其下文所寫為仙界的情狀：婺女、姮娥，皆指美麗的仙女（注：婺女本為星名，但徐陵的時代已認為婺女星為美麗的仙女所居，庾信《周趙國夫人紇豆陵氏墓志銘》的“馨馥于蘭，年華于蕣，風雨消散，神靈離絕，婺女還星，姮娥歸月”諸語可證。）；“驚鸞”句指仙女體態輕妙，美麗的長袖中飄出她擬贈送給所愛者的異香（注：韓掾，指西晉時司空掾（司空的屬官）韓壽。韓壽“美姿貌，善容止”（《晉書·賈充傳》），司空賈充之女賈午對他十分愛慕，二人遂有了私情，賈午并把晉武帝賜給賈充、賈充又給了她的西域所出奇香送給韓壽。賈充聞到了韓壽衣服上的這種香氣，產生懷疑，查明了二人的私情，并讓二人結婚。這里的“韓掾之香”象征女方送給男方的愛情的信物。其時香尚在神女袖中，意味著尚未送出。）；“飛燕”句則指神女的長裾宜于系結曹植所送給她的玉佩（注：曹植封為陳王。所著《洛神賦》中，寫其曾遇洛水神女，他“解玉佩而要之”；賦中又說，神女“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體迅飛鳧，飄忽若神”、“曳霧綃之輕裾”，此處“飛燕長裾”即據此而言。因古代婦女的華美上衣以燕尾為飾（參見司馬相如《子虛賦》“蜚襳垂髾”及傅毅《舞賦》中“華袿飛髾向雜襳羅”等句及《文選》李善注中相關注釋；“髾”即袿上所飾的燕尾，袿為上衣），在如“飛鳧”、“驚鴻”般迅疾行動時，上衣與燕尾一起飛動，有如“飛燕”；“裾”既云“曳”，其長可知。）。最終說這位“麗人”雖非圖畫，但與圖畫中的漢宮美女不分軒輊（注：當時圖畫常以漢代事為題材，如梁元帝《謝東官赍陸探微畫啟》即有“史遷暫睹，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等語。）；她所說的話語雖與神仙不同，但其多情絕不遜于美麗的神女（注：《高唐賦》寫楚懷王游高唐時曾夢見巫山神女，自言“愿薦枕席”，在臨別時對懷王說：“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此處的“戲陽臺而無別”，即言其多情與神女無別。）。

　　第四段說，這位“麗人”天資敏妙，工于詩賦、文章，不僅善于寫情，而且也有像左棻《萬年公主誄》那樣的“累德”之作。按，左棻為左思之妹、晉武帝的妃子，是著名的才女；所作《萬年公主誄》是受武帝之命，為帝女萬年公主所作的哀誄（注：《文選》卷56曹植《王仲宣誄》“何用誄德”句李善注：“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此處“累德之詞”即指誄而言；“累德”為積累（生時）德行之意。）。此處說這位“麗人”也作有《萬年公主誄》那樣的文章，再一次點明了她的妃子身份，而且是才華可與左棻比美的妃子。

　　第五段說，皇宮森嚴而清靜，當她不與皇帝在一起時，自不免感到寂寞。她既無力搗衣，鄙視織錦，又不愿作投壺、六博那樣的游戲，只是以閱讀“新詩”——富于新意的詩——來消遣。按，其中“三星”二句暗用《詩經·召南·小星》的典故，該詩有“抱衾與裯”之句，“懷衾”即“抱衾”。據《毛詩序》說，《小星》所寫是國君的姬妾“進御于君”之事（注：“五四”以后的《詩經》研究者多不信此說，但徐陵的時代還是相信《毛詩序》的。）；所以，此處仍然點出了“麗人”的妃子身份。

　　第六段說，但古今好詩分置他處，不在后宮，所以必須編集（“連章”），并予抄錄。她不分晝夜地工作，終于編成了這十卷書；雖然均為“艷歌”，但也并不逾越《詩經·國風》的范圍。第七段說，這十卷書裝幀極為精美，字也工妙，而且由她自己作過校正（“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

　　最后一段說，在皇帝朝會未散（注：青牛，指萬年神木，《玄中記》：“萬歲之樹，精為青牛。”（《藝文類聚》卷88引）青牛帳，以萬年神木為原料的木帳。木帳即幄，《太平御覽》卷700：“《說文》曰：‘幄，木帳也’。”（案，今本《說文》“幄”作“楃”）《釋名》：“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周禮·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幄，王所居之帳也。”皇帝臨朝時，殿上用幄。“余曲未終”，指皇帝朝會時所奏音樂未畢，也即朝會未散。）、妃子們晨妝（“新妝”）已畢之時，就好打開此書，相對賞玩，把它在纖手中互相傳遞。這種雅事，并非東漢鄧后的學習《春秋》（注：“鄧學《春秋》”的鄧，指東漢和帝鄧皇后，她“十二（歲）通《詩》、《論語》”，“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后漢書·皇后記》）；但并無其特別重視《春秋》的記載。“好讀《春秋》”的其實是明帝馬皇后（同上）。此處的“鄧學《春秋》”倘非徐陵一時誤記，則“鄧”當為“馬”字之誤。）與西漢文帝竇皇后的專習黃、老可比，較之生活豪侈的蜀漢劉琰讓其數十侍婢誦讀《魯靈光殿賦》、漢元帝為太子時令后宮誦讀其所喜愛的《洞簫賦》，都遠為優越，那些學《春秋》、黃、老和誦《洞簫賦》、《魯靈光殿賦》的婦女（注：“姬”字可解釋為對婦人的美稱，此處“孌彼諸姬”的“姬”即用此義。），都只是浪費時間，而像編成《玉臺新詠》的麗人那樣地使用彤管——紅色筆管的筆（注：“彤管”出自《詩經·邶風·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才是一無可譏的。

　　通過這八段文字，徐陵此序實已明確地宣告了《玉臺新詠》是一位美麗非凡、風流婉約、多才多藝、工詩善文并最受皇帝寵愛的妃子為排解寂寞而編的“艷歌”集。

二

　　正因徐陵在《玉臺新詠序》中已對此書的編者作了這樣的說明，他就不可能再為此書加上“徐陵撰”一類的題署。否則就成為他公然自稱為最受皇帝寵愛的妃子；而他又是男性，所以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宣稱自己為最受皇帝寵愛的孌童。這不但使自己為社會所不齒，從此陷入萬劫不復之境，而且因為事關皇帝，縱或真有此事也應秘而不宣，如此大肆張揚，必然被視為對皇帝的惡毒誹謗而受極刑。他無論如何愚蒙乖張，都不會有此舉動，更不會在這樣做了以后仍然平安無事。所以，今天在此書上所見的“徐陵撰”的題署必然是后人所加（關于此點，下文還將進一步論述）。

　　同時，《玉臺新詠》不但選入了梁武帝的詩，而且還選入了武帝兒子蕭綱、蕭繹的作品。就算其所收入的蕭繹的這些詩作于其虛齡十五六歲時，此集的編選也至早在公元522-523年，即梁武帝普通三至四年。所以，徐陵《序》中所說的那個編《玉臺新詠》的妃子只能是梁朝或陳朝的妃子。

　　那么，徐陵說此書是一位妃子所編的話，是否為事實呢？這當然只有兩種可能：是，或者不是。現在先按照通常的看法，以《玉臺新詠》為徐陵所輯，從而不得不把《序》中出于妃子之手云云視為假托之詞，然后再進一步考察這種可能性是否存在。

　　正如通常判案時必須考察嫌疑人是否有作案動機一樣，在這問題上也須先推究一下徐陵這么做的動機何在，然后再看其是否合理。大抵說來，他的造作此等言語不外三個原因：第一，藉此以擴大此書影響——因為此書是妃子所編，也就容易引起別人的重視；第二，藉此炫耀自己——連妃子都拿自己所編的書請他寫序；第三，文人狡獪。但無論出于哪種動機，他都要將此書加以傳播；即使是出于第三種動機，與世人開開玩笑，也必須別人看了此書與《序》，對他的假托之言信以為真，他才能達到目的。但是，既要將此書與《序》加以傳播，就必須考慮到這種假借妃子名義的行為的后果問題；這是任何一個神智正常的人都不會不考慮的。因為被假托的只可能是梁朝或陳朝的妃子，他的假托只能有兩種方式：第一，假托為當朝妃子：書編于梁朝，就假托為梁朝的，編于陳朝，就假托為陳朝妃子；第二，假托為前朝妃子，但那只有書編于陳朝才行——書中既收入了蕭綱、蕭繹的詩，就不可能假托為宋、齊的妃子所編。

　　先看此種行為在梁代會出現什么后果。

　　據《陳書·徐陵傳》，他在簡文帝即位前就出使北朝，到梁元帝死后才回南朝；而此書當然不可能編于北朝。所以，如此書之編輯和假借妃子名義在于梁朝，就只能在梁武帝時。

　　梁武帝是個關心文事的皇帝，統治集團的內部關系又頗復雜。《梁書·徐摛傳》載：

　　王（即簡文帝，當時為晉安王。——引者）入為皇太子，（摛）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即梁武帝。——引者）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嘆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異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

　　梁武帝對“春坊”——太子屬官的文體也加以關心，倘有自己妃子所編的“艷歌”在外傳播，豈有不加注意之理？加以朱異是梁武帝的寵臣，徐陵是徐摛的兒子：朱異既要打擊徐摛，對其兒子徐陵這種假托妃子名義傳播“艷歌”的事豈會不加以舉報？何況梁武帝又崇信佛教，倡導節儉，“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斷房室”，其后宮“袆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灑，不聽音聲”（《梁書·武帝本紀》）。徐陵既假托其妃子的名義，傳播“艷歌”（盡管其中也有梁武帝的作品，但很多作品都較武帝詩遠為綺艷），又大肆宣揚其生活的豪奢、靡麗，什么“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押”，什么“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所有這些，全都成了對武帝的誣蔑、誹謗；這跟其父親的僅僅文體新異，是完全不同的事，武帝豈能容忍？如果徐陵神智正常，他在梁朝絕不敢以妃子名義撰錄“艷歌”，并寫這樣一篇序；倘使他這樣做了，必然引起嚴重后果。而從目前資料來看，也未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所以，此書決非徐陵在梁代假借妃子的名義所編。

　　那么，在陳代又如何呢？這就必須結合徐陵在陳代的整個處境來看。

　　如上所述，徐陵于太清二年（548）出使北朝，敬帝紹泰元年（555）始還。其時梁尚未亡，大權分操于其大臣王僧辯、陳霸先之手，徐陵甚為王僧辯所信用。既而陳霸先襲殺王僧辯，任約等率軍反對陳霸先，徐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陳書·徐陵傳》），也即參與了任約的軍隊，與陳霸先為敵。結果是任約等失敗，霸先取代梁朝，成了陳朝的開國皇帝。只是霸先很有策略，任約等失敗以后，“其與任約……同謀，一無所問”（《梁書·敬帝記》）。徐陵遂由陳霸先的反對派轉而依附陳霸先。雖然霸先父子對徐陵都還看重，但他既有此一番經歷，自然不得不小心謹慎（注：徐陵的小心謹慎，可從陳霸先死后，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兇之制”一事上看出來。當時共有兩種主張，博士沈文阿認為應服吉服，中書舍人劉師知主張服兇服，于是要徐陵發表意見，徐陵主張服吉服，其后又有另一些級別較高的官員主張服兇服，徐陵當即表示同意，說是“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于晉代，王商取陷于漢朝，謹自參緘，敬同高命”（《陳書·劉師知傳》）。），而又表現得對陳霸先父子——陳武帝、陳文帝——特別忠心耿耿，以免被認為消極怠工或心存不滿。但不料因此又得罪了陳文帝弟弟安成王陳頊。那是在陳文帝天嘉六年（565），徐陵任御史中丞，“時安成王諱（即陳頊。——引者）為司空，以帝弟（文帝之弟。——引者）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陳書·徐陵傳》）當時陳頊任司空、侍中、中書監，徐陵把他的侍中、中書監都搞掉了。照理說，以徐陵的身份、地位及其對死去的皇帝的靈座俠御人應穿吉服抑兇服的問題都不敢堅持己見的情況來看，他是不可能貿然去與“勢傾朝野”的皇帝弟弟為敵的，而這位御弟按理也不會懼怕徐陵；但在當時，陳頊竟“仰視世祖，流汗失色”，而徐陵竟“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是否文帝見陳頊權柄太重，怕其日后對皇太子不利，示意徐陵出來彈劾，這實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但無論徐陵彈劾陳頊有無背景，這使他又一次站錯了隊。次年文帝去世，太子奉業即位，陳頊與劉師知、到仲舉共受遺命輔政，陳頊“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注：陳頊的成為輔政大臣恐怕并非文帝生前的主意，而是文帝死后其妻子沈皇后的主意，見《陳書·毛喜傳》。）。陳頊玩弄手段，除掉了劉師知、到仲舉和其他忠于皇帝奉業的大臣，同時，把徐陵調到了他直接管理的尚書省，任吏部尚書。徐陵對此自然心中有數，他自己說：“吾伏事天朝（指陳朝。——引者），本非舊隸。殿下（即陳頊）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徐孝穆集箋注》卷二《與顧記室書》）他任尚書后不久，有一次尚書官屬大會，經常酗酒的陳暄（梁朝名將陳慶之之子）進來搗亂，徐陵“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南史·陳慶之傳》附《陳暄傳》）；然后陳暄就寫匿名信攻擊徐陵。其結果見于徐陵自述：“圣朝明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為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為信言，致成墮免（“訓”，指來自高層的指示，但不包括皇帝的命令，寒山趙氏《玉臺新詠》卷八劉遵《王訓奉和，率爾有詠》詩可證；所以，徐陵受到這一打擊，其背后似有一個地位很高的人在主持）。此事冤枉，天下所無。”（《與顧記室書》）此事似不見于史籍，而從“致成墮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之語看來，徐陵似受到了免去吏部尚書的處分。所以，他在信中向顧記室分訴了冤枉后，又請這位與他關系頗為密切的記室向“殿下”表達其愿意依附的意圖：“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有托。久愿通啟披訴圣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祈冒。弟（指顧記室。——引者）與吾游眷，亟回星紀，故人有此，寧不矜嘆邪？侍言有便，云何且為啟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歿幽壤，無恨灰壞。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曲賜湔濯。……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這既是向陳頊求饒，又是表示忠心。上引文字的末二句尤為明白：司馬相如曾為漢景帝的武騎常侍，不得意，遂去依附梁孝王，孝王為景帝之弟。這里以景帝與梁孝王的關系喻陳文帝與陳頊的關系，意為只要你肯接納我，我從此就不再為文帝盡力（也即不維護其兒子的皇位），而永遠盡忠于你了。陳頊接受了他的降表，他也就參與了陳頊篡位的密謀，這也就是《陳書·徐陵傳》所說的“廢帝即位，高宗（陳頊）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也正因此，他不僅免去了處分，陳頊即位后他還升為尚書右仆射。但到太建三年（571），在陳頊（即陳宣帝）要命他為尚書左仆射時，他就一再辭讓，要宣帝任命其舊部下和“帝鄉賢戚”。由于宣帝硬要他做，他才勉強接受了下來，但不久又被免去了（注：《陳書·徐陵傳》說陵于太建三年遷尚書左仆射。“七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仆射。”則任尚書左仆射四年。但同書《王玚傳》，說玚以太建元年除侍中，領左驍衛將軍，尋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尋除尚書右仆射，未拜，遷左仆射。太建六年卒。是王玚在太建六年死于尚書左仆射任上，徐陵不可能任尚書左仆射到太建七年。）。

　　總之，徐陵在陳朝的地位相當微妙，而他自己也處處小心，“戰戰慄慄”，又哪敢去僭用當朝妃子名義，編什么艷歌呢？再說，攻擊他的陳暄實是個“文才俊逸”的才子，社會關系也很廣，而且跟陳頊的兒子叔寶（即陳后主）有交往，陳頊即位后，叔寶為太子，“引（暄）為學士”（見《南史·陳暄傳》）；假如徐陵在被陳暄攻擊前就曾僭用妃子名義編纂艷歌，陳暄不容不知，自當以此作為徐陵的主要罪行，而不會僅以徐陵“取徐樞為臺郎”來定罪了。而在經過陳暄的攻擊（何況其背后還有一位高層人士在主持）之后，他何敢再做此等事情？

　　至于徐陵在陳朝而僭用梁朝妃子的名義來編書，那也會產生另一個大問題：倘非對本朝心懷不滿，對梁朝念念不忘，何以要用梁代妃子的名義造作此書，廣為傳播？

　　所以，徐陵以梁或陳朝妃子名義來編《玉臺新詠》，實在是不可能的事；而且迄今為止，從無任何歷史文獻說此書為徐陵假托妃子名義所編，而只說是徐陵所編。而《玉臺新詠》為徐陵編的記載既為徐陵自己的《玉臺新詠序》所否定，我們自應承認徐陵自己的關于此書為一位妃子所編的敘述。

三

　　現在進而考察在梁、陳二朝妃子中有誰能與《玉臺新詠序》所述妃子的情況相應。從《梁書》《陳書》的《皇后傳》（均附嬪妃傳）及《南史·后妃列傳》及其他史籍的相關記載來看，梁、陳二代能與此相應的，只有陳后主的張貴妃——張麗華。所以，倘無新的史料發現，則在目前定此書為張麗華所纂輯似較為妥當。

　　為了便于將張麗華的情況與《玉臺新詠序》所述相對照，先引《陳書·皇后傳》中涉及張麗華的于后：

　　后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為事。后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是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后主見而說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為貴妃，甚被寵遇。……后宮等咸德之，競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后宮。……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并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并以沉檀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后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并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后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諸貴人”中當包括張貴妃）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后庭花》、《臨春樂》等，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而張貴妃發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常于閣上，靚妝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

　　以此來與《玉臺新詠序》所寫的麗人相對照，那么，第一，《序》中“麗人”的美麗才慧、工詩賦，均與此相合。第二，張貴妃在妃子中最受寵愛，與《序》中“璧臺之上”語合，璧臺是周穆王的“上姬之長”盛姬所居，見《穆天子傳》。又，張貴妃備受寵愛，也與“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之語相合。第三，張貴妃于十歲入宮，與《序》中“生小深宮”語相應。第四，后主宮中美女甚多，而“后宮等”“均言貴妃之善”，與《序》中所述“亦有潁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而均推崇“麗人”的記載，也可互相發明。同時，正因有不少具有文學才能的美人，故《玉臺新詠》編成后可“對玩于書帷，長循環于纖手”。第四，《序》中“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的后一句是說麗人像“四姓良家”似地“馳名永巷”。“良家”是指平民，這在《辭海》中就可查到；至于“馳名永巷”的“四姓良家”，當指西漢時的四個出身于平民的皇后：文帝竇皇后、景帝王皇后、武帝衛皇后、宣帝許皇后（趙飛燕也是出身平民而成為皇后的，但結局不好，故不計；衛皇后雖也被賜死，但宣帝是其所生太子的孫子，宣帝即位就給她平反，恢復了她的封號并受到尊祟）。《序》中以這“四姓”相擬，一面固然有頌美其可為皇后之意，同時也意味著她是平民出身。至于“五陵豪族”，是說西漢時被安排在五陵居住的人們。他們皆是大官、富人、豪杰之流，見《文選·西部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等句及李善注。張貴妃家雖是平民，又非富人，但既是“兵家子”，當可勉強列入“豪杰”一類，故贊其出于“五陵豪族”也無不可。

　　由于《玉臺新詠序》中的“麗人”與張麗華存在這么多的共通點，而在梁、陳兩代的妃子中并無別人可與這位“麗人”相比附，所以，張麗華很可能就是《玉臺新詠》的編者。

　　關于此點，在這里還可舉一旁證：《玉臺新詠》收入徐陵的詩，于作者均稱“徐孝穆”（徐陵字孝穆），不稱徐陵；按照古人習慣，這是對徐陵的尊重。而作為徐陵先輩、而且是著名文人的沈約、江淹，地位遠在徐陵之上的武陵王蕭紀、邵陵王蕭綸，則全都稱名。為什么要對徐陵如此尊重呢？明末趙均的解釋是“經其子姓書”（崇禎寒山趙氏刊本《玉臺新詠》趙均《跋》），也即傳世的《玉臺新詠》是經過徐陵的后人的抄錄而傳之于世的，因為當時兒子輩不應直書徐陵之名，所以寫作孝穆。此說也為紀容舒撰《玉臺新詠考異》等所信從。但這其實是說不通的：《玉臺新詠》卷首的序明明寫作“徐陵撰”，《玉臺新詠》卷十還收有何曼才《為徐陵傷妾》詩；既然《玉臺新詠》是經過徐陵子姓的抄寫而傳之于世的，他們在抄寫徐陵序和何曼才詩時為什么又不避諱而直接寫作“徐陵”了呢？所以，此書中徐陵諸詩的作者署“徐孝穆”，實在并不是由于“經其子姓書”，而是此書編者對徐陵的尊重。但編者并非徐陵子姓，并無避諱“陵”字的必要，自己固然稱之為“孝穆”，卻沒有義務把別人作品中的“徐陵”也改作“徐孝穆”；至于徐陵的《序》是徐陵自己寫了給編者的，在寫作時當然自署“徐陵撰”，對此類序跋，在原本（與傳寫或刊刻之本相對而言）中例皆保留其手跡以取信，后人據原本抄寫時自然也照樣寫作徐陵，而不會去把它改作“徐孝穆”。但倘若是別的妃子所編，就不會對徐陵如此尊重；張麗華則因徐陵是陳后主在做太子時的太子少傅（見《陳書·徐陵傳》），對其特加尊重，自為理所宜然。所以，書中徐陵諸詩之署徐孝穆，一則進一步證明了此書絕非徐陵所編（世上斷無如此妄人，在編書時對地位、輩分、名望遠高于自己的作者皆稱名，卻對自己稱字），再則也是此書系張麗華所編的有力旁證。

四

　　不過，近代以來，研究者對《玉臺新詠》的版本幾乎已達成共識。這種在版本上的流傳甚廣的看法與對于《玉臺新詠》編者的上述推測是正好對立的。所以不得不就版本問題再作些說明。

　　如本文開頭所述，一般認為《玉臺新詠》的版本以崇禎寒山趙氏刊本為最好。該本載有永嘉陳玉父嘉定乙亥十月旦日《后敘》，云：

　　右《玉臺新詠集》十卷，幼時至外家李氏，於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失一葉，間復多錯謬，版亦時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徙，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復求觀之，以補亡校脫，于是其書復全，可繕寫矣。……是歲十月旦日書其后。永嘉陳玉父。

　　世遂以為寒山趙氏刊本即自南宋陳玉父本出。至其異于他本者，則趙均于其所刊本《跋》（崇禎六年）中云：

　　今案劉肅《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為太子時，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晚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凡為十卷，得詩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幾二百。惟庾子山《七夕》一詩，本集俱闕，獨存此宋刻耳。虞山馮已蒼未見舊本時，常病此書原始梁朝，何緣子山廁入北之詩，孝穆濫擘箋之詠？此本則筒文尚稱皇太子，元帝亦稱湘東王，可以明證。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陳銜，并獨不稱名，此一經其子姓書，一為后人更定無疑也。得此始盡釋群疑耳。……故今又合同志中詳加對證，……東宮之令旨還傳，學士之崇尊斯在。竊恐宋人好偽，葉公懼真，敢協同人，傳諸解士，矯釋莫資，逸駕終馳焉耳。

　　趙均所述，學者多信之，故以為其所刊《玉臺新詠》優于一切“俗本”。

　　但在這里有三個問題：第一，《大唐新語》此說是否可信。根據現有資料，在劉肅以前無人說過《玉臺新詠》是梁簡文帝命徐陵所編。劉肅是唐元和間人，距陳亡已二百年，書中又未就此說所自作出任何說明，其說本不可輕信。何況趙均所引、流行于明末的這部《大唐新語》實是在明代后期才出現的、來路不明的《唐世說新語》，屬于小說家，而非著錄于《新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的劉肅《大唐新語》。（注：祁承業《澹生堂藏書目》與董其昌《玄賞齋書目》均于史部雜史類著錄劉肅《大唐新語》，子部小說家類著錄劉肅《唐世說新語》，祁《目》并于后者注“即《大唐新語》，《裨海大觀》本。”而趙均所引語見于《唐世說新語》。關于這一問題，復旦大學研究生吳冠文已寫了《關于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載《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一文予以辨證。）《唐世說新語》雖也署劉肅撰，但在明代以前從未見于著錄，其書不出于劉肅可知。出自此類書籍的并無任何論證、又不提出任何確鑿資料依據的片言只語，實不宜作為學術研究的定論。第二，寒山趙氏刊本與陳玉父本的關系究竟如何。在趙均以前的文獻中似并無關于陳玉父本《玉臺新詠》的記載，趙氏刊刻之后似也無人對陳玉父本的情況作過較具體的介紹，更不知其流落何所（注：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屢言其所見“宋刻”，似其曾得寒山趙氏刊本的底本，但細繹文意，他所謂“宋刻”實即趙氏刊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玉臺新詠》提要云：“此本（指《四庫》本《玉臺新詠》的底本）為趙宦光家所傳宋刻”，亦指寒山趙氏刊本。）。而在崇禎六年，明人偽造古本的風氣已經形成，如五卷本與十二卷本《東坡志林》、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傳》皆真偽雜糅之本（注：《水滸》120回本的問題已為學界共識；《東坡志林》問題參見我和徐艷合撰《關于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載《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所以，即使真有嘉定陳玉父本，此本與寒山趙氏刊本是否一致（尤其是是否稱梁簡文帝為“皇太子”、梁元帝為“湘東王”），也還是問題。第三，假定寒山趙氏刊本與所謂陳玉父本完全一致，對陳本應如何評價也必須認真考慮。前引趙均跋，于引《大唐新語》“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語后接以“凡為十卷，得詩七百六十九篇。世所通行，妄增又幾二百”。因當時無新式標點，讀者在讀此文時往往誤以為“得詩七百六十九篇”云云亦為《大唐新語》所原有，并進而以為通行本《玉臺新詠》較寒山趙氏本《玉臺新詠》所多出的“幾近二百”篇詩皆出于“妄增”，那自然會認為寒山趙氏本最好了。但在實際上，趙均所引《大唐新語》之語出于該書卷三，原文只至“以大其體”止，以下皆為趙均之語。那么，趙均說《玉臺新詠》“得詩七百六十九篇”究何依據？說通行本多出的“幾近二百”皆是“妄增”，又拿什么來證明？所有這一切，全是沒有根據的臆說。換言之，寒山趙氏本的底本（假定其確有底本）比通行本《玉臺新詠》少詩“幾近二百”，到底是該本已經缺失甚多，少掉了應該有的將近二百首詩，抑或通行本多出的“幾近二百”之詩系后人“妄增”，實是一個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

　　在這三個問題中，最根本的乃是《大唐新語》關于《玉臺新詠》的記載是否可信。我認為，此說并不可靠。第一，如前所說，出于此書的片言只語，不足以為定讞；第二，《大唐新語》說《玉臺新詠》的編纂是因梁簡文早年好作艷詩，“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就與唐代李康成《玉臺后集》所言“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東朝，特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宮體，故采兩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轉引自宋刊袁本《郡齋讀書志·前志》卷四《總集·玉臺新詠》條）相違戾，更與徐陵《玉臺新詠序》中此書乃一妃子“撰錄”之說直接沖突，在這種情況下，自應以徐陵之說為正；第三，此書若為梁朝人所編，就不該選入梁武帝之詩。因為，在選以前必須要品評，以確定哪些應選入，哪些不必或不應選。但臣子怎可品第皇帝的作品，怎可向人暗示皇帝的哪些詩寫得不怎么樣，沒有入選資格。何況其中還收入了徐陵的詩，那不意味著徐陵的詩足以與梁武帝被收入書中的詩并駕齊驅，并比未被收入書中的武帝之作優越嗎？倘若此書真是徐陵在梁代——并且是武帝在世時——所編，他不要身家性命了么？這樣的事，不要說徐陵，就是梁武帝的太子——昭明太子蕭統也不敢做。梁昭明太子所輯《文選》，雖在《序》中說是“遠自周室，迄于圣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但對于“圣代”——梁朝，僅選了江淹、沈約等的作品，卻沒有一篇梁武帝的詩文。而無論在當時或后世，從沒有人認為昭明太子看不起他父親的詩文，這就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朝皇帝的詩文是不能選的。直到清朝，雖然康熙、乾隆的《御制文集》都一大堆，但清朝人的詩文選集可有選入他們的作品？《玉臺新詠》既收入了梁武帝的詩（何況還有簡文帝和元帝的），其不出于梁代可知。

　　《玉臺新詠》既不出于梁代，又怎會稱簡文帝為“皇太子”、元帝為“湘東王”？寒山趙氏刊本（或者再加上其底本陳玉父本，假如趙本確是陳本的忠實翻刻本的話）的此種題署，顯系后人偽造。

　　趙本（或再加上其底本）既偽造了這類題署，又較通行本《玉臺新詠》少掉了將近二百首詩，那么，它較通行本的優劣究竟如何，還不值得重新研究么？這里順便為此種研究舉一個小小的例證：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論雜體，則有……《盤中》（原注：《玉臺集》有此詩，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嚴羽所見《玉臺新詠》自是宋本；但寒山趙氏本卻將《盤中詩》作為晉傅玄的詩，倒是屬于通行本的嘉靖鄭玄撫刊本將《盤中詩》作為漢代蘇伯玉妻之詩。然則何者近真，實在值得深長思之。

　　最后，說一說《玉臺新詠》編者署名的問題。現在我們看到的《玉臺新詠》的明、清刊本均署徐陵撰，國內現存的《隋書·經籍志》以下諸目錄也均如此。但據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著錄，《玉臺新詠》卻是徐瑗撰。藤原佐世此書編于日本寬平（889-898）年間，大致相當于我國唐昭宗（888-904在位）時，其所著錄的書籍，都是此前由中國傳入日本的。然則我國唐昭宗以前傳入日本的《玉臺新詠》，實有一種是題作“徐瑗撰”的。當然，《隋書·經籍志》的編纂早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按照一般看法，其所著錄似應較后者可信，從而后者的“徐瑗”很可能是“徐陵”之誤。但如前所述，《玉臺新詠序》既已明言此書為一妃子所“撰錄”，徐陵于此書自不可能再署“徐陵撰”；自梁、陳以至隋唐的士人又還不至于看不懂駢文，也不至有人代為添上“徐陵撰”的字樣；是以見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徐瑗撰”實較《隋書·經籍志》等的“徐陵撰”為合理。何況《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不僅編纂甚早，現尚存留于世的此書日本大和室生寺舊藏抄本（現藏于日本宮內廳）乃是平安末期的古抄本（現在所見此書的各種版本皆從此本出），其版本的來源也甚古。所以，倘無確切的證據，實不應以“徐瑗撰”與顯為后人所竄改的“徐陵撰”的著錄相矛盾而加以否定。

　　關于《玉臺新詠》著錄中的“徐陵撰”實為后人篡改這一點，還有三條旁證：一、唐末李康成撰《玉臺后集》，卻稱自己之編此書為“以續陵序編”（注：宋袁州刊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前志》卷四《總集·玉臺后集》說：“右唐李康成采梁蕭子范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序編。”按，同書同卷《玉臺新詠》說：“《玉臺新詠》十卷，右徐陵纂。”晁氏既以《玉臺新詠》為徐陵纂，自當稱《玉臺后集》為“續陵編”而不當稱為“續陵序編”。此所云云，當是據李康成原文為說，故與晁氏自已的說法相左。今所見晁書衢州本已改此句為“以續陵編”。然今所見衢本為輾轉傳刻之本，自當以宋刊袁本為正。又，晁氏在該書《玉臺新詠》條中曾引李康成語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仕東朝，特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宮體，故采兩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但這并不意味著李康成認為此書是徐陵所纂。因這段文字只是說當時“雅尚宮體，故采……樂府艷詩，以備諷覽”，并未說“采……樂府艷詩”者就是徐陵。而且現在已不知李氏“以備諷覽”句下的原文是什么，倘為“陵為之序”一類文字，那么，徐陵就只不過為之寫序而已。），由“陵序編”（意即徐陵撰寫序言的書，“編”在這里作名詞用）之語，可知他當時還只知道（或只相信）徐陵是為《玉臺新詠》寫序的人，而不知（或不信）他是《玉臺新詠》的編者，否則自應說“以續陵編”。二、嚴羽《滄浪詩話》的《詩體》介紹“玉臺體”說：“《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此一介紹顯為未見《玉臺新詠》者而設；其介紹“選體”就無此類詞語。但既是向未曾見過此書的人介紹，自應告訴他們此書是誰所編，那么，他何不說“乃徐陵所撰”，卻要說“乃徐陵所序”？三、劉克莊《后村詩話》前集在涉及《玉臺新詠》時也說：“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余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壯士，見之廢卷……”（《四部叢刊》影印舊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173卷）劉克莊如知道（或相信）此書是徐陵所編，書既被他編成了這個樣子，自應首先歸咎于他的纂輯，然則劉克莊何以不說“徐陵所編《玉臺新詠》”如何不好，卻要說“徐陵所序”呢？

　　由此看來，不但唐代的李康成，而且連南宋末的嚴羽和劉克莊也都不知道（或不相信）《玉臺新詠》為徐陵所編。換言之，人們普遍認同《玉臺新詠》為徐陵編乃是相當晚的事，這也意味著“《玉臺新詠》為徐陵撰”之說乃系后出。否則，為什么從李康成到嚴羽、劉克莊都不知道或不相信此書為徐陵所編呢？至于李康成之不說“以續瑗編”，嚴羽、劉克莊之不說其為“徐瑗撰”，當是因“徐瑗”之名不僅為一般讀者所不了解，他們自己也并不了然，甚或已懷疑其并非真名，是以都只突出其為徐陵所序這一點。

　　不過，“《玉臺新詠》為徐陵撰”之說的開始出現，也不會遲于宋代。因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已將其歸于徐陵名下，其書且有宋刊本傳世。他在作這樣的著錄時有何依據，是否存在對前人記載的誤解，今均已不得而知。但就嚴羽、劉克莊都只說此書“為徐陵所序”這一點看來，這在當時恐還是一種影響不大的新說。——今本《新唐書》也有宋本。但百衲本《新唐書》雖說是據宋嘉祐本影印，而《藝文志》中著錄《玉臺新詠》的一頁卻非嘉祐本（注：據張元濟為“商務”影印本《新唐書》所作《跋》，該書絕大部分出于宋嘉祐本；嘉祐本每半頁十四行，行二十五字，但《藝文志》載有《玉臺新詠》的一頁，卻為每半頁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六字不等，多數為二十六字。又，《新唐書》宋刊之存世者，尚有紹興刻本，但其《藝文志》也已亡佚。）。所以，今所見本《新唐書·藝文志》的以《玉臺新詠》為徐陵撰，是修志者的原文抑或后人的篡改，現也已不得而知了。

　　總前所述，由于《玉臺新詠序》對此書乃妃子“撰錄”已作了明白的交代，六朝人又看慣駢文，不會對《序》文有所誤解，其書在開始時絕不會有“徐陵撰”的題署，并且很可能曾明示其與張麗華的關系；只是在張麗華被殺后不能再用她的姓名了，便改署“徐瑗撰”。至于這“徐瑗”是確有其人抑或子虛烏有，恐已無法弄清楚了。

　　這里再就張麗華說幾句題外的話：張麗華實是我國古代極富才情的一位女性，但在男權思想的支配下，她長期被看作導致陳朝滅亡的罪魁禍首。直到吳偉業作《臨春閣》才對她作了截然相異于傳統的評價，不但熱情贊揚了她的才華和美麗，而且認為如沒有她陳朝會亡得更快（這絕不能諉之于吳偉業對明末政局的悲憤）。吳偉業的前半輩子是在晚明度過的，他自己雖活到清代，但其思想處處閃耀著晚明精神的光芒，對張麗華的評價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近一段時期，受國外的影響，對女性文學的研究日益重視起來了，這當然是好現象，但關于可供研究的女性文學的資料——特別是關于中國古代女性文學的——實亟須挖掘，否則只是很少的幾個女性作家翻來覆去地被研究，未免寂寞。假如《玉臺新詠》真是張麗華所編，對于女性文學的研究似是很有意義的事，而且這恐怕也會導致對六朝文學的重新思考和描述。

原刊《文學評論》2004年02期　第5～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