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是應加以區別的。以其知識影響社會的是知識分子；以其技術建造機械，使用機械的是技術人員。當然，有許多知識分子而兼技術人員，也有許多技術人員而兼知識分子，以致二者的分別并不明顯。但只要想到技術的效用是無顏色的，所以技術人員，可以為各種形態的極權專制者所容，甚至為他們所需要，而知識接觸到實際問題時，經常是以批判之力，發生推進的作用；所以知識分子必然被各種形態的極權專制者所排斥，他們經常運用閹割大腦的手術，以一批被閹割大腦的人來冒充知識分子。由此便應當了解把知識分子與技術人員加以區分，實有其重要意義。更由此可以了解，凡不是生長在民主制度下的知識分子，必然是帶著悲劇性的命運。而此悲劇性的命運，也成為真知識分子與假知識分子中間的檢證器。

　　由上面的陳述，應當可以導出一種結論，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乃在求得各種正確知識，冒悲劇性的危險，不逃避，不詭隨，把自己所認為正確而為現實所需要的知識，影響到社會上去，在與社會的干涉中來考驗自己，考驗自己所求的知識的性能，以進一步發展、建立為我們國家、人類所需要的知識。

　　僅僅這樣說，對問題還沒有交代清楚。

　　許多人說，凡是知識，都是科學的；凡是科學，都是無顏色的；并且在追求知識時，應當保持沒有顏色的態度。假使這種說法不隨意推廣，我也同樣地加以承認。但我們要知道，只要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便必然有顏色的，亦即是必然有某種人生態度的。無顏色的知識的追求，必定潛伏著一種有顏色的力量，在后面或底層，加以推動。此一推動力量，不僅決定一個人追求知識的方向、成果，并且也決定一個人對知識的是否真誠。簡言之，嚴肅的知識追求，不管追求者的自身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必然有一種人格作他的支持的力量；否則會如今日許多人一樣，經常玩弄著以詐術代替知識的把戲。而人格必然是有顏色的。

　　說到以知識影響社會，首先必須知識和自己的人格融合在一起，知識形成人格中的一部分，才會感到有此要求。所以進入到此一階段，以人生態度為內容的人格高下，更有決定性的作用。就現狀說，較好的知識分子，常常知識是知識，行為是行為，應付是應付。較壞的知識分子，便常常歪曲知識，以作趨炎附勢、奪利爭權的工具。要憑著自己所把握的知識去影響社會，在知識后面，更要有人格的支持力量。

　　但我國有二千年的專制歷史，有千多年的科舉歷史。這兩種歷史因素，一起直接壓在中國過去的“讀書人”身上，于是在士農工商的四民中，以“士”的人格最為破產；在歷史中，由知識分子所發出的壞的作用，絕對大于好的作用。專制科舉的遺毒，應當由民主、科學來加以掃除。但不幸的是，在軍閥的混亂中，一部分性急的人，卻與極權主義接上了種，于是歷史的遺毒，不僅借尸還魂，并且現代極權主義的各種技巧，更為遺毒來“如虎添翼”；他們連民主、科學也一并吞下，拉出不能作肥料的毒性廢物。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現時的“置境”。

　　在上述“置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要盡到以知識影響社會的責任，我認為首先要盡到使自己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責任。

　　如何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難用概念來下定義，而只有從消極積極兩方面略加描述。

　　消極方面：一、不投機取巧，不趨炎附勢。二、不假冒知識，不歪曲知識，更不以權勢代替知識。三、不以個人現實中的名利出賣自己的學術良心，淹沒自己的學術良心。

　　積極方面：一、將自己解消于自己所追求的知識之中，敬重自己所追求的知識，也敬重他人所追求的知識；經常感到知識高于一切權勢，貴于一切權勢。二、自己的精神，與自己的國家民族，有自然而然的“同體之感”，有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本分內獻出一分力量給自己的國家民族的要求。

　　有的人可能把我上面所描述的“堂堂正正的人”，和近代的個人主義，對立起來，因為里面缺乏權利義務的觀念。我的看法是：中國圣賢立教，對“士”自身的要求，常常遠嚴格過對一般社會的要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權勢時，應當堅守自己的權利，限定自己的義務。在面對社會時，則應當忘記自己的權利，擴大自己的義務。西方個人主義所以能發生進步性的功效，是因為有不少的知識分子，忘記了自己的個人，以要求成就社會上的每一個人。若知識分子成為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者，必然地一轉眼便會變成奴才主義者。對權勢，自己是奴才；在自己可以支配的范圍以內，把他人當作奴才。因此，我愿意這樣地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知識分子，才是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正種”。

　　堂堂正正的人，只是一念之間，一念提撕警惕之間的精神狀態。此精神狀態應貫注于自處與處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應貫徹于求知與用知之上。這是知識分子為了能盡其他各種責任的發射臺。沒有此一發射臺的營營茍茍的知識分子，除了追求個人的飽食暖衣、蠕蠕而動、偷偷以息之外，還能談什么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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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復觀全集》書目

　　一、《中國人之思維方法·詩的原理》
　　二、《學術與政治之間》
　　三、《中國思想史論集》
　　四、《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五、《中國藝術精神·石濤之一研究》
　　六、《中國文學論集》
　　七、《兩漢思想史》（一）
　　八、《兩漢思想史》（二）
　　九、《兩漢思想史》（三）
　　十、《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十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周官成立之時代及其思想性格》
　　十二、《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
　　十三、《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
　　十四、《論智識分子》
　　十五、《論文化》（一）
　　十六、《論文化》（二）
　　十七、《青年與教育》
　　十八、《論文學》
　　十九、《論藝術》
　　二十、《偶思與隨筆》
　　二十一、《學術與政治之間續篇》（一）
　　二十二、《學術與政治之間續篇》（二）
　　二十三、《學術與政治之間續篇》（三）
　　二十四、《無慚尺布裹頭歸·生平》
　　二十五、《無慚尺布裹頭歸·交往集》
　　二十六、《追懷》

徐復觀簡介

　　徐復觀先生（1903—1982），湖北浠水人，出生于湖北省浠水縣徐家坳鳳形塆。原名秉常，字佛觀。八歲從父執中公啟蒙，續在武昌高等師范及國學館接受中國傳統經典訓練。1926年參加國民革命軍。1928年赴日留學，大量接觸社會主義思潮，先入明治大學，后就學于日本士官軍校。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后，激于民族義憤，提前返國。七七事變后，投身抗戰，親身參與娘子關戰役及武漢保衛戰。1943年，任軍令部聯絡參謀，派駐延安。數月后返回重慶，任蔣介石侍從室機要秘書，擢升少將。1944年謁熊十力先生于重慶北碚勉仁書院，并拜入其門下。熊先生特為更名“復觀”，取義《老子》“萬物并作，吾以觀復”。與共產黨高層多次直接接觸。在熊先生的開導下，重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并從自身的實際經驗中，體會出結合中國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國的理念。1949年5月，遷臺。年近五十而志不遂，1951年轉而致力于教育，擇菁去蕪地闡揚中國文化，并秉持理念評論時事。1955年起，出任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1970年后遷居香港，誨人筆耕不輟。徐教授于1982年4月1日辭世。他是新儒學的大家之一，亦是臺、港最具社會影響力的政論家，是二十世紀中國智識分子的典范。